光明日报

【欢度国庆 祝福祖国】畅游古城，领略风土人情

【欢度国庆 祝福祖国】

新疆喀什古城，街巷里每家每户门口都插着五星红旗，孩子们追逐嬉闹，老人坐在门口晒太阳。这是吴怡萱眼中古城最动人的模样：“鸽子汤、缸子肉、人们脸上快乐的笑……一派暖暖人间烟火气。”

吴怡萱是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2026届本科毕业生，今年8月来到新疆阿克苏地区温宿县第四中学，教七年级两个班的英语。国庆前夕，她和几位新教师约定：留下来，借着长假多走走看看，增加对这片土地的了解。他们把目的地设置在喀什古城和温宿周边的乡村。除了游览，也和老乡们聊聊家乡变化，询问对教育的建议与期待。

来之前，她对西部的了解大多来自书本和网络；真正走进温宿才发现，这里远不是想象中遥远闭塞的模样。孩子们的英语基础相对薄弱，但格外热忱大方，下课总爱围到讲台边找她聊天。一个孩子问她，北京是什么样子、考大学难不难，说长大了也想考去北京。“那一刻我特别受触动——他们对世界的向往，和少年时的我没什么两样。”

假期后的课堂上，她打算设计一场小讨论：“如何向外地朋友介绍你的家乡。”“我会把这几天实拍的古城、乡村照片带进教室，结合走访见闻，用英文讲讲南疆风土人情，再请同学们用英语介绍家乡。我要让孩子们意识到，学英语不只是为了考试，而是帮助他们把家乡的故事、祖国的故事讲给世界听。”

关于教学，她还有很多“小目标”：站稳讲台，帮孩子们攻克语音关、养成良好学习习惯；开展线上小课堂、直播助农等实践活动……“总之，要借课堂打开一扇窗，带孩子们看见更广阔的世界。”

（本报记者 王轩尧）

【欢度国庆 祝福祖国】实地培训，触摸产业链条

【欢度国庆 祝福祖国】

“你听，这声儿就稳了。”师傅蹲在泵体前校正压力表，目光专注，像在听一个老朋友低语。站在师傅身后的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毕业生苏发鹏仔细观察着，把技术要领记在心里。这个国庆假期，刚就职于新疆天池能源有限公司的他还在参加新员工培训，跟着师傅跑现场，亲手摸清煤电的“脾气”。

从新疆昌吉准东的煤田到贵州盘州的电厂，他的国庆行程紧凑而充实：从上游的采煤到下游的发电，培训见习贯穿一条长长的产业链。

此前，苏发鹏对着教材，背熟了煤炭筛分、洗选、储运的全过程，自认把这条生产线摸透了。可当真正站在晒得发烫的栈桥上，踩着细碎的煤渣，感受着顺着桥面传上来的沉实的震颤，他才明白：那些纸面上行云流水的流程，正是这样一天天“守”出来的。

晚饭后，苏发鹏和师傅靠在站台的栏杆上，眺望着一列列缓缓进站的运煤车，以及远处山坳里村子飘起的炊烟、亮起的灯火。苏发鹏心里一阵激动：“从前的我，站在矿区栈桥上，以为守住的只是一道工序；现如今，站在电厂的天桥上才看清，那是一条横贯东西、牵系万家的能源脉络。戈壁辽阔，群山无言。西部不在课本里，而是在沾着黑油的指尖上，在穿山越岭的运煤车里，在每个平平常常却稳稳当当的日夜里。”

此刻，对着教材画过无数次的流程图，在苏发鹏心中“活”了起来：戈壁上洗好的煤，装上火车，穿山越岭，卸进料仓，送进炉膛，变成电流，点亮万家灯火……

（本报记者 刘博超）

【欢度国庆 祝福祖国】黄河岸边，共赴天鹅之约

【欢度国庆 祝福祖国】

清晨，河南三门峡天鹅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湖面笼起薄雾，湿地保护中心保卫科科长康国峰调看夜间监测记录后，随即拿上望远镜和长焦相机出门巡湖。

“国庆假期游客多，巡护可半点松懈不得。要知道，天鹅的先头部队随时可能到。”康国峰边走边对记者说，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3月，都有一万余只天鹅从蒙古国、西伯利亚飞来三门峡越冬，这里也被称为“天鹅之城”。

三门峡即将进入白天鹅越冬保护期，600多个全天候监控点将启用，约800名专职巡护员、环卫工、执勤人员已做好准备，只待远方“来客”。

随着退耕还湿、湿地修复推进，三门峡越冬大天鹅从10年前的2000余只增至1.6万余只，占全国三分之二以上。随行的疫源疫病监测站站长崔源介绍：“我们利用监测系统，通过鸣叫声判断鸟类种类和数量。天鹅来了多少、哪些先到，心里就有数了。”

“天鹅可以看作是‘生态晴雨表’，它们年年回来，数量增加，说明黄河生态一年比一年好。”康国峰自豪地说。

（本报记者 王胜昔 本报通讯员 葛洋）

【欢度国庆 祝福祖国】寓教于乐，感受陶瓷文化

【欢度国庆 祝福祖国】

10月2日，江西省博物馆“万年窑火 千年瓷都——江西古代陶瓷文化展”展厅里人头攒动。

“爷爷你看，上面还有人！”一个男孩趴在围栏边，指着元青花釉里红楼阁式人物谷仓。爷爷俯下身讲解——上边是戏台，下面是谷仓，共雕塑了18个人物，舞俑水袖翩跹，乐俑抚琴弄箫，“这可是元代的宝贝，集合了4种高温釉彩，是咱江西景德镇烧出来的。”孩子往前探了又探，仔细端详。

在宋代吉州窑黑釉木叶纹盏前，儿童志愿者讲解员熊胤杰说得有板有眼：“我们江西吉安的工匠把真树叶放进盏中烧制，叶子并没有灰飞烟灭，反而把最美的形态留在了瓷器上。”

“小朋友可以到互动区参加陶瓷纹样编织体验，把刚看过的陶瓷纹样编进手作里。”小讲解员一句话顿时让孩子们来了劲，他们争先恐后地跑过去，老师正讲解瓷艺与编织结合的非遗特色。

国庆假期，江西省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举办一系列非遗体验、古风展演、手工制作等活动。

（本报记者 胡晓军 王洋）

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

红旗猎猎飘扬，神州山河雄壮，人民沐浴荣光。

“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礼赞新中国77载取得的巨大成就，满怀豪情展望未来，凝聚起接续奋斗的磅礴力量。

一席话，饱含领袖对国家的深沉热爱，也激荡起我们胸中那股“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

这情感，植根于民族精神的深厚土壤——

“任何一个有作为的民族，都以自己的独特精神著称于世。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核心。”从黄土地、红土地一路走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被这种精神所感召、所激励。

陕北高原，沉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在正定，深情写下“一个热爱中华大地的人，他一定会爱她的每一条溪流，每一寸土地，每一页光辉的历史”；福建工作期间，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自勉；在浙江，给大学生作报告叮嘱了解“我们伟大的祖国和伟大的民族”；在上海，对一路走过的地方都是“当年鸦片战争中爱国志士英雄事迹的所在地”深为感慨……

“爱国主义自古以来就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之中，去不掉，打不破，灭不了”。这种激昂的主旋律，绵延于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长河，也澎湃在每个中华儿女心里。

这情感，升华为报国为民的赤诚志向——

“以一生的真情投入、一辈子的顽强奋斗来体现爱国主义情怀”，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奉献祖国、奉献人民，是人生奋进的方向，也是爱国最朴素的方式。

一次出访期间，面对外国政要的提问，习近平总书记以丹心作答：“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我愿意做到一个‘无我’的状态，为中国的发展奉献自己。”

这份丹心报国的期许，也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社会各界的交流中：鼓励企业家“主动为国担当、为国分忧”；嘱托广大院士“为党、为祖国、为人民鞠躬尽瘁、不懈奋斗”；回信勉励牧民群众“继续传承爱国守边的精神”；号召留学人员“不论树的影子有多长，根永远扎在土里”……

以国家富强为念，以人民幸福为盼，爱国从来不是空泛言说。当矢志报国的奋斗激情化作自强不息的强大斗志，便会成为强劲引擎，驱动中华民族这艘航船乘风破浪、奋勇前行。

这情感，激荡起强国复兴的昂扬力量——

大鹏一日同风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鲜明主题”。

这些年，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同“未来的栋梁”倾心交流。在雄安新区，勉励学生“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在山西阳泉，对孩子们说“一定要把我们国家建得更加强盛”；在上海“模速空间”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鼓励青年创新人才“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跑好历史的接力棒”……

一堂堂生动的爱国“公开课”催人奋进：只有把个人理想融入祖国发展的宏阔舞台，才能在时代坐标中找准立身成才的方向。

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

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谈起南开大学老校长张伯苓的“爱国三问”，一席话催人奋进：“我看，这三个问题是历史之问，更是时代之问、未来之问，我们要一代一代问下去、答下去！”

岁月赓续，旗帜如炬，照亮前路。

把满腔情怀化为昂扬力量，让涓滴之力汇入时代洪流，亿万中华儿女同心致远，必将以赤子丹心书写报国答卷，托举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征途。

（新华社北京10月3日电 记者胡梦雪）

【欢腾的节日】花馍的时代转型

【欢腾的节日】

我对面馍的认知，一直还停留在农村花馒头的思维里。曾经有山东闺密于春节前，寄来她家乡的特色花馒头，大个头儿，足有两斤重，上面镶嵌着红豆、绿豆、花生、红枣等各种饰物，像花开一样灿烂。其他同事看了我的盛赞，纷纷表示不服，各自展示出她们家乡的花馍照片。最吸引人的是山西十二生肖小花馍，其中白兔最可爱，瞪着红豆装饰的小眼睛，翘着葡萄干做的小鼻子，嘟着胡萝卜点的小嘴巴，一副楚楚动人的娇怜相。可惜最终还是得把它们吃进肚子里，因为面食的生命只有短短一瞬。

前不久走入山西，看到今天的面塑艺术，彻底改变了我对花馍的老旧印象。

岚县位于晋中部西沿，人口少，山地多，底子薄。不料想近年来，面馍给它挣来远近闻名的声誉，还成为带动妇女们创收的经济增长点，为此县政府专门打造了面塑艺术一条街。于是女人们的巧手，更是受到加持的鼓励，不断翻出新花样。随着小麦品质提升，面团韧性变强，可塑性越来越强，面馍变成面塑作品，一步步向着雕塑艺术靠拢。

我徜徉在面塑艺术一条街上，穿行于一间又一间面塑商店兼工作室，心下感叹：称之为“面塑艺术博物馆”更恰当。成百件作品，完全颠覆了我的想象。这边，一件摆盘大小的本色馍吸引住我的目光，成百只雀鸟从基座升腾而出，翅膀舒展，昂首欲飞，密密匝匝固定在竹签之上，素白面团保留了麦粉原本的温润，发出玉石般的光芒。那边，一件施彩面塑竟然大如车轮，双龙盘旋环抱，中心镌着鲜红的“中国”二字，下面的大群人作奋进状，表达出时代的精进风貌。也有传统题材的双龙戏凤、牡丹盛放、麒麟踏云、瑞鼠捧宝……也都翻出了时代新意，比如引我笑起来的是一只彩凤凌云振翅，托举着“高考必胜”四字，原来面馍也讲究“合为事而作”，紧紧契合家长和学子心底的寄托。巧女们一个比着一个，把时代故事、人间期许一并揉进面团，深情表达着人间的真善美。

旧时的面馍，红红绿绿，乡土味浓。眼前的这些面花，其题材、造型、线条、纹理、褶皱，还有点线面的处理，已然跳出传统“农民画”的窠臼，抵达近乎文人水墨画、西洋油画的艺术境界，完全是雕塑艺术品。也确实，岚县面塑早在2014年，就被确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了。

案板上，醒好的白面莹润似凝脂，但见非遗传承人袁建花沉稳站立，上身微微前倾，揉、搓、压、捻，再用小篦子细细剔出翎羽、花瓣等各种纹路。木签做骨架，支撑起层层叠叠的造型，再以天然果蔬汁调色，红曲作朱，姜黄染金，菠菜浸青，点染之间，一件艺术品便从面团中生长出来。

古希腊大理石雕像为世界艺术巅峰，我国石窟造像亦在全球石刻艺术顶端，其他玉雕、金银雕刻等无数品类，也都是技艺越磨越精深的瑰宝。金石木玉耐久，唯有面塑最是脆弱，高温蒸定成型之后，怕风干、怕霉变，藏着粮食与生俱来的短暂。现今有幸亲眼看见，这一代的面馍巧手们，努力学习钻研，利用当代科技的新发展，把转瞬即逝的面馍，做成了恒久的艺术品，使得过去藏在民间的乡土花馍，摆上城市家庭的多宝阁，也登上国家展览馆的大雅之堂。

不仅如此，花馍的另一头还连着经济发展的红线。一捧麦子，自收割、研磨、加水发酵成团，最终在女子们的掌心获得了新生命。花馍早已不只是节庆吃食，柴门里的操作也已经挣脱了荷锄饲畜的局限。她们的视野越过层层山梁，将国家大事收纳心底，琢磨新构图，运用新手段，把社会的前进发展，不断揉进面塑创新之中。她们不再是只为果腹劳作的农妇，而是追求把面团里装进山河风物，同时体现出自身价值的新一代中国农村女性。黄土深处的民间才情，被山外世人看见了。

不要再说面馍的生命短暂，不要再说麦粉香气会慢慢消散。要说的是这朵代代相传的古老面花，在我们新时代的山河大地上，绽放盛开，永不凋谢。

（作者：韩小蕙）

【我这样过节日】感受大湾区的科创节奏

【我这样过节日】

10月4日一早，记者来到广东深圳河套学院。刚进大厅，遇到事先约好的采访对象、博士生肖阳。他背着双肩包迎面走来，边走边说：“假期楼里人少，但科研没停。”

楼外，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楼内，按键声、仪器提示音此起彼伏。平时以快节奏、高效率著称的深圳，这个假期难得“慢”了下来；河套学院的科创节奏，却没有慢。

“我们尝试用人工智能模型生成自然界不存在的蛋白质，模拟其与病毒结合的界面。这样不必依赖传统小鼠实验，就有望筛出疗效更高的抗体。”来到工位，肖阳继续介绍。他的研究方向是人工智能与生物科技交叉，眼下正根据阶段成果撰写论文。

深圳河套学院是一所国家级人工智能学院，于2025年9月成立并招收首批博士生。得知记者第一次来学院，肖阳主动当起向导。科学与智能中心、交互式多媒体实验室、具身智能实验室……作为学院首届学生，他对这里如数家珍，话语里满是自豪。

前来做实验的年轻人远不止肖阳。有人步履匆匆，有人专注地盯着电脑屏幕，有人忙着操作实验设备。在三楼实验室一角，几台崭新的显微镜吸引了记者注意。

“这是倒置荧光显微镜。”博士生汤新哲起身介绍。他将一个托盘放到镜头下，电脑屏幕上随即出现几颗纽扣电池般的物体——微米机器人，直径只有毫米的千分之一，肉眼难以辨别，主要用于生物力学测量。

“在这里，我们既能修读香港高校的课程，又能与深圳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全球顶尖的科研资源、深港跨境创新要素、国际领先的产业生态，都汇聚在这里。”汤新哲说，大家既感幸运，更觉肩上担子沉甸甸的。“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粤港澳大湾区每一位科创工作者都责无旁贷。”

记者了解到，河套学院所在的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已汇聚20个国际化科技创新平台、500余家科技企业、1.5万余名科研人才。香港基础研究、河套转化孵化、大湾区产业落地，一个完整的创新闭环正加速形成。

（本报记者 严圣禾）

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在日本名古屋闭幕

本报名古屋10月4日电（记者王东）4日晚，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在日本名古屋瑞穗公园田径场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连续十二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金牌数创境外参赛新高。

本届亚运会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及亚奥理事会难民代表队参加。其中，28个代表团获得金牌、40个代表团获得奖牌。20岁的泰国短跑运动员汶颂和13岁的中国游泳运动员于子迪分别当选本届亚运会男子、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

中国体育代表团派出815名运动员，分别在29个大项、38个分项上获得金牌，在36个大项、47个分项上获得奖牌，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其中，19岁的张展硕收获7枚游泳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

闭幕式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延续开幕式的心形视觉效果，通过日本传统音乐、舞蹈和视频影像等形式，展现过去半个多月赛场内外的亚运风采。尽管赛事组织混乱，意外状况频出，但运动员们还是共同呈现了一场精彩、卓越的亚洲体育盛会。

闭幕式运动员入场后，现场播放视频集锦，浓缩赛事精彩瞬间。游泳池边，中国选手张雨霏与日本选手池江璃花子，因知晓彼此坚守不易而再度执手落泪；田径赛场上，中国队葛曼棋受伤倒地，中国澳门选手吕艳兰立即上前照看……运动员在竞技中建立的友谊、理解和尊重，展现出体育超越胜负的价值。

“无论是否站上领奖台，最重要的是比赛的乐趣、友谊的纽带和对卓越的追求。”亚奥理事会主席焦安亲王宣布本届亚运会闭幕，并邀请亚洲青年再次相聚。

伴随着亚奥理事会会歌奏响，会旗缓缓降下。随后举行的交接仪式上，1951年首届亚运会的火炬和会旗，以及现行亚奥理事会会旗被转交给下届赛事举办地卡塔尔多哈的代表。

不过下届亚运会的举办时间尚未敲定。此前亚奥理事会宣布计划从下届亚运会起，将赛事调整至夏季奥运会前一年举办。按照这一方案，原定于2030年举办的多哈亚运会，将顺延至2031年举办。而多哈亚运会组委会在此间表示，具体举办时间仍存在变数，但“无论最终定档2030年还是2031年，卡塔尔都将做好办赛准备”。

（更多报道见4版）

【光明时评】“三大球”不翻身，不行！

【光明时评】

在第20届亚运会上，中国运动员夺得169枚金牌，创海外赛会夺金新纪录。

当世人投来惊羡的目光时，我们为健儿们骄傲，也为伟大的祖国骄傲！

每一枚金牌都是运动员、教练员经年累月孜矻拼搏的结果，每一枚金牌都是汗水凝就，每一枚金牌都回响着我们从体育大国大步迈向体育强国的铿锵足音！

不过，我们在庆贺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迈向更高质量的体育强国，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球类集体项目是竞技体育中最受人关注的，也是最能体现一个国家体育综合实力的标志性项目。可是，这届亚运会上，“三大球”难见止跌信号，令广大球迷惋叹。

以足球为例，长期以来，我们想了很多办法，做了多种尝试，可是效果呢？从选材到训练，从理念到技术，从运作到管理，从俱乐部到国家队，都还没有找到规律，更没有形成有自身特色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路径。

振兴“三大球”是几代中国体育人的梦想，也是广大体育迷的期待。特别是在强调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补短板、强弱项，已是中国体育的必答题。

经济社会发展层面，我们已经让世界认识了中国技术、中国力量、中国速度，“三大球”该怎么办？我们期待着下届亚运会能有一份满意的答卷。

“三大球”不翻身，不行！

（作者：蔡闯）

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全面铺开

工业母机、粮食、铁路建设、新能源汽车4个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近日在北京成立。共同体面向全产业链，跨区域统筹人才培养、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吸纳304家企业、普通高校和职业院校参与建设。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说：“加上先期成立的轨道交通装备、有色金属、城市更新3个共同体，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正从试点探索走向全面铺开。”

工业母机：

实施“1512”人才培养工程

工业母机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由通用技术集团、大连理工大学、大连职业技术学院牵头。按照建设方案，这一共同体将支撑不少于5类关键技术自主可控与工程化验证，开发30套以上工艺规范与技能标准，实施“1512”人才培养战略工程，认证高技能人才10000名，培养现场工程师500名、卓越工程师100名，完成企业在岗员工培训20000人次。

“机床强则制造强。但光有好的机床不够，还得有懂机床的高技能人才。”在机床行业干了38年的通用技术沈阳机床“大国工匠”徐宝军坦言，车间里那些高精度的活儿，没有几年的一线磨炼根本拿不下来。过去学校教学校的、企业干企业的，学生到了车间还得从头学起。现在机床生产一线的技术直达大连职业技术学院等学校的教学一线，学生所学即所用，大大缩短了适应岗位的时间。

中国工程院院士、大连理工大学校长高翔表示，工业母机的关键核心技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必须构建产学研协同的平台体系集中攻关。大连理工大学已与共同体成员单位凝练35项工业母机关键技术清单，依托辽宁黄海实验室，围绕精度保持性等关键技术开展协同攻关。下一步将通过共同体平台，把最新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

深化“中储粮直通车”招聘输送通道

粮食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由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中国农业大学、山东商务职业学院牵头。共同体将深化“中储粮直通车”招聘输送通道，建设14个高水平实习实训基地、3个行业思政教育实践基地，把大国粮仓一线变成实践课堂。

“守好中国人的饭碗，要保障数量充足、质量良好的大国粮仓，更要筑牢人才根基，培育一大批懂技术、会管理、能创新的粮食行业人才。”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党组书记邓亦武表示，“共同体实行实体化运行，秘书处设在集团人力资源部，依托清单统筹、任务协同、联动共享、动态评估四大机制，全面开放产业场景与岗位平台，面向成员院校择优招录专业对口毕业生，推动粮食行业校企合作从零散对接转向体系协同。”

山东商务职业学院党委书记孙云茂把共同体编制的岗位能力图谱比作育人的“施工图”。他说，过去的专业、课程等更多关注教学逻辑，对企业真实岗位能力把握不准；现在与中储粮、中国农业大学等合作，把岗位所需的知识、技能、素养界定清楚，山东商务职业学院对着图谱重构课程、更新模块，把智能巡检、绿色储粮等新技术新规范送进课堂，再通过订单班打通学习、实训、就业全链条。

铁路建设：

围绕重大工程发布“揭榜挂帅”课题

铁路建设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由中国铁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大学、哈尔滨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牵头。按照建设方案，该共同体将围绕高原高寒、长大隧道、深水桥梁等重大工程发布“揭榜挂帅”课题，开放30个重点实验室和技术中心，“十五五”期间接收学生实习实训15000人次以上，招聘本科及以上毕业生、高职毕业生各5000人以上。

“大国工匠”白芝勇参与了国家铁路建设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重大任务、人才需求、技术需求清单的制定。“过去，学校不知道铁路建设工地缺啥，学校教的工地也用不上。现在，工程一线和教学一线‘零距离’，‘三张清单’一对接，关键岗位能力画成图谱，智能掘进、无人机航测等工程实践需求与教学内容精准对接。这条产教融合的链条，总算‘焊’上了。”

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大学校长李术才看重的是共同体搭建的“企业出题、高校揭榜”平台。“铁路工程智能建造、极端环境隧道灾害防控、超大跨度桥梁抗风抗震，这些重大难题单凭一所高校的力量很难攻克。”依托隧道工程灾变防控与智能建养全国重点实验室，山东大学以深部地质探查、智能探测感知、灾害预警防控等学科优势对接中国中铁等企业的工程难题，让更多的论文写在铁路建设工地上。

新能源汽车：

把真实生产场景前置到人才培养环节

新能源汽车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由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理工大学、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牵头。这一共同体将动态更新“三张清单”和14个关键岗位能力图谱，把电池、电机、电控等真实生产场景前置到人才培养环节，开放20个重点实验室，打造新能源汽车技术协同创新中心，依托企业海外布局建设海外工程技术学院等。

中国工程院院士、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廉玉波用“上下半场”打了个比方：“电动化的上半场，我们基本收官；智能化的下半场，已全面开局。”

在他看来，下半场比拼的不只是技术，更是人才。今天的智能电动汽车是“移动的计算终端”，缺的不是只会单一操作的工人，而是懂原理、会调试、能解决现场问题的复合型人才。行业“招工难”与院校“就业难”并存，症结在于供需错位，共同体要做的，就是把技术、标准、经验向院校开放，让培养端真正对准产业刚需。

“新能源汽车岗位迭代太快，企业一线的技术标准、能力诉求，靠学校自己很难跟上。”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许建领说，共同体的价值，在于把全产业链的岗位需求、技术规范等精准“解码”，转化为可落地、可教学、可考核的育人体系。依托校企深度协作，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把企业真实生产线、场景、难题“搬”进校园，让学生在校就能接触前沿技术、解决真实问题。

（本报记者 晋浩天）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有组织、成建制、成规模推进探索创新

【新闻背后】

此次建设的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是有组织、成建制、成规模的产教融合的探索和创新，是将规模优势转化为机制优势、能力优势，进而形成创新优势、竞争优势的系统实践。

在布局上，先期已成立3个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这次同时布局工业母机、粮食、铁路建设、新能源汽车4个共同体，覆盖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服务业扩能提质等全产业链路，标志着共同体建设从试点探索转向全面铺开。

在机制上，共同体引导企业和高校各往前走一步，构建重大任务清单、人才需求清单、技术需求清单和关键岗位能力图谱，将行业需求转化为校企共同任务，形成有任务、有责任、有投入的运行机制。

在举措上，共同体引导成员单位通过真招实招推进共同体建设，通用技术集团2026年、2027年每年投入5亿元开展联合技术攻关，中储粮首次面向职业院校学生开通“直通车”专项招聘，中国中铁每年投入1亿元开展协同攻关和高技能人才培养，比亚迪捐赠100台新能源汽车用于教学实训。校企共同在产业链关键环节中推动人才培养、在产业真实场景中开展技术攻关，形成产业发展、人才培养、科技创新互促共进的良性循环。

（本报记者 晋浩天采访整理）

杭州师范大学图书馆：沉浸式感受校园悠长文脉

杭州师范大学图书馆外景。杭州师范大学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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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馆弦歌】

杭州师范大学仓前校区，造型宛若层层书本堆叠的图书馆格外引人注目，交错舒展、向上延伸的走势营造出一种知识在增长的感觉。走进图书馆，承载着历史、人文、文化的书海即刻铺展在面前，沈钧儒、李叔同、鲁迅、丰子恺等名师大家的名字赫然入目。

站在“师大先贤书库”门前，杭师大图书馆馆长朱晓江娓娓道来：“2022年起，我们开始确立图书馆特藏建设方向，主要选取了学校早期校长、名师以及学生，收集、展示这些先贤的著述及其研究成果。”

杭师大按照校史人物归类400余万册馆藏，根据人物经历和特征，筛选出特定藏书，建设早期师生（名贤）书房、鲁迅书房、湖畔书房。“文献收集不仅限于出版图书，各研究机构编著的资料集、内刊、手稿及其复印件、老旧报刊也应收尽收。”朱晓江介绍，他们在展陈展示的基础上设置“主题书房+公共空间”，并策划开展了多种类型的系列主题展览。

从1908年创办的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到后来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再到今天，杭师大在百余年的历史积淀中，沉淀师者风范。校史也因此成为该校的特色资源。“‘二馆一书库’的一体化校史育人矩阵能够让学生知来时路，沉浸式感受校园悠长文脉。”杭师大副校长唐睿康说。

“大学图书馆不能仅止于藏书存典，更要加快向育人导向的未来学习中心转型。”唐睿康表示，杭师大建设先贤馆、迭代优化图书馆功能布局，核心就是服务学生自主学习和主题式探究，“做学问始终要有家国情怀，从师范学校走出去的学生，最终要把这份教养与担当带进社会。学生置身于馆藏原著、珍贵史料的实体空间中所获得的精神感召，是数字化线上阅读无法直接体验更无法替代的。”

这并不是守旧，而是为了让学生更好地在传承中感知未来、创造未来。“作为课堂教学之外最关键的多元学习阵地，图书馆也在重塑空间定位，打造开放多元、沉浸式的未来学习中心，让学生能够自主探究、交叉学习。”结合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变革，唐睿康认为，有思想认知、家国情怀、思辨判断力的学生才能更有创新创造力。

现在，杭师大把这份独特的校园文化财富和精神财富转化成为数字化的特藏资源库，服务于更广泛群体的随时查询、查阅需求。“目前，‘师大先贤书库’已经实现100%数字化，并且在本校图书馆网站建设了线上书房，师生能够通过著作、研究、资料三个维度，实现全库检索、跨数据库检索和全文阅读。”朱晓江说，他们还计划通过知识图谱、可视化技术、数字人文以及大模型建设让特藏资源发挥更大作用。

“在治学中品味感悟先贤精神是我们培育未来教师必不可少的内容。”唐睿康说，他们把“人格为先、五育并举”的教育理念和红色校史资源嵌入学校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学校先后制作了《觉新民》《回答》等校史专题纪录片，并创排了多部校史话剧，同学们还可以参与到各种专题艺术展的设计规划，能够在行动中践行先贤精神和师者风范。”

（本报记者 刘习 陆健 光明网记者 刘希尧）

我国北极研究取得新突破

本报北京10月4日电 记者张胜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2”号极地考察破冰船日前顺利完成北极加克洋中脊东段的地球物理调查任务，利用新型国产海底探测装备在全球典型的北极超慢速扩张洋中脊增生机制研究方面取得新突破。

8月24日至30日，“雪龙2”号首次在北冰洋加克洋中脊东段开展海底地球物理综合调查，综合运用主动源地震与海底大地电磁观测，同步开展船载重力和三分量地磁测量，并在部分区段实施多波束海底地形测量和浅地层剖面探测。本航次还首次沿加克洋中脊东段区域开展了温盐深仪全剖面断面观测。

本次调查首次获取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发现岩石圈底部界面在约60千米深处呈近水平延伸，挑战了传统板块冷却模型“板块随年龄逐步增厚”的预测。同时，本次调查在加克洋中脊东段海底深处发现了新的巨大热液羽流区。在新研发冰区海底高效探测技术装备的示范应用方面，本次调查首次在北冰洋使用强耦合海底地震仪，显著提升地震信号的信噪比；首次在长周期海底电磁仪中使用磁通门传感器，有效压制低频磁场观测噪声。调查的成功实施，标志着我国在北极高纬度密集冰区开展海底地震与电磁联合探测的技术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

具身智能入驻商圈 人机互动焕新消费

国庆假期期间，在安徽多地商圈街区与文化场馆之内，各类具身智能机器人成为撬动客流、聚集人气的“流量密码”，丰富街区业态，提升游客体验。图为10月3日，在合肥市公共安全与应急科技创新基地安全文化科技馆，小朋友和机器人踢足球互动。新华社记者 周牧摄

与城市同频 与产业共振

新学期伊始，江苏无锡，江南大学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正在做实验；几十公里外的无锡高新区，厂房车间运转不停，中试平台、孵化园区里一片忙碌。一所特色高校与一座江南名城的故事，正在这样的日常里悄然生长。

“立足无锡这座现代产业名城，江南大学走出教育育才、人才兴产、产业促研、创新哺教的校地融合之路，构建起良性循环的市校发展共同体。”江南大学校长李剑介绍。

江南大学跳出传统办学思维，坚持产业出题、高校育才、校地协同，将校区布局、院系设置、专业建设与无锡“465”现代产业集群、“5+X”未来产业需求紧密对接，重构全方位适配区域发展的现代育人体系。

空间布局上，学校建成蠡湖校区、宜兴校区、江阴霞客湾校区“一体两翼”格局，三大校区错位互补，把育人阵地延伸至产业一线，办学资源与地方板块、主导产业精准匹配。院系专业紧跟产业迭代，围绕生物医药、集成电路、低空经济、美丽健康等方向，新建7个产业学院，增设14个紧缺专业，实现“一学院对接一条产业链、一学科支撑一个产业集群”。

这种对接不仅体现在学科设置上，更反映在人才培养模式的深刻变革中。依托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建设，学校在无锡“两市六区”实现卓越工程师中心全覆盖，推行“课堂进企业、课题入车间”实践育人模式，源源不断为地方输送高层次人才。

人才是第一资源，是市校共建的核心纽带。无锡同江南大学打通引才、育才、留才、用才全链条，推动人才在高校与城市双向流动。

市校联合实施高层次人才“双百”计划，集聚院士、国家级人才团队扎根无锡，院士团队深度对接地方龙头企业，助力生物制造、大健康产业创新发展。

学校还联合无锡市搭建多层级科创平台，破解科研成果转化堵点难点问题。2025年9月，江南大学与无锡高新区携手入选江苏省“双高协同”首批试点单位，双方商定了未来三年“双高协同”的路线图和施工图。前不久，无锡高新区9家专业园区与江南大学9个学院正式启动“一院一园”合作，建立实体化运行机制。

“公司刚启动运营，就收到了一张70万元的订单！”张洪涛是江南大学生物工程学院副教授，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禾糖生物工程（无锡）有限公司总经理。得益于无锡高新区与江南大学“双高协同”试点深入推进，张洪涛的“母乳寡糖绿色生物制造”项目，不仅与无锡特殊食品与营养健康研究院达成中试签约，还与无锡高新区生命科技园签订了孵化协议。

“江南大学将始终与城市同频、与产业共振、与地方共生，努力打造市校双向奔赴、良性循环、共赢致远的使命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和伙伴共同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江南大学党委书记吴正国表示。

（本报记者 苏雁 邹晓菁 本报通讯员 于乐）

从尼罗河到红海，纷争因何而起

【国际观察】

10月1日，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特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同日，埃塞外交部宣布一名埃及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并要求其在48小时内离境。厄特外交部随后也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所有外交关系。埃及方面也作出回应，宣布一名埃塞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限其48小时内离境。

自9月“复兴大坝”正式建成并投入运营以来，地区矛盾爆发已有迹象。埃及一直将埃塞视为尼罗河水资源争端中的主要对手，并日益将其视为红海安全的战略竞争者。与之相对，埃及与厄特在红海安全议题上利益高度重合，近年来双边关系不断拉近。

“复兴大坝”争端再起

9月9日，非洲最大水电站“复兴大坝”在埃塞西北部本尚古勒-古马兹州竣工。“复兴大坝”位于尼罗河两大源流之一的青尼罗河上，靠近埃塞俄比亚与苏丹边界。2011年4月，埃塞俄比亚启动大坝建设，预算高达48亿美元。大坝宽1.8公里，高145米，库容达740亿立方米。

在埃塞举国欢庆工程完成的背后，则是尼罗河下游国家埃及和苏丹的不满和抗议。9月中旬，埃及水资源与灌溉部长哈尼·塞维拉姆称，埃塞“复兴大坝”竣工并不意味着埃及接受既成事实，埃及绝不允许任何人控制该国人民的“生命之钥”尼罗河。此番表态再度将“复兴大坝”争端推向国际舆论焦点。实际上，从更广阔视野来看，围绕“复兴大坝”与尼罗河水资源的争端不只关乎水本身，更在地缘政治层面折射出各国围绕该地区主导权的博弈。

埃及和苏丹依据1929年和1959年英国殖民时期主导签署的相关协议，主张对尼罗河的“历史水权”，特别是保障埃及对尼罗河水资源的“历史性使用权”（规定埃及可获得尼罗河水90%的年用水量）并禁止上游国家开发影响下游流量的水利项目。而作为上游国家的埃塞俄比亚则否认“历史水权”的合法性，要求重新分配水资源份额。

在青尼罗河修建大型水电站是埃塞长期以来的梦想。2011年，“阿拉伯之春”让埃及国内政局陷入动荡。埃塞俄比亚则宣布启动“复兴大坝”建设，于2020年、2021年和2022年完成了三个阶段的大坝蓄水，并最终在2025年9月正式建成并投入运营。

自“复兴大坝”启动建设以来，埃及和埃塞之间围绕大坝及尼罗河水资源分配的争端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埃及、苏丹和埃塞三国围绕大坝问题也进行了多轮谈判，先后经历了三国直接谈判、美国和世界银行主持的谈判，以及非盟主持阶段。谈判中，埃及通过军事威慑、推动大坝问题国际化、与苏丹联合军演等方式施压，但未能迫使埃塞签署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

当前埃及和埃塞俄比亚争端的核心在于：埃及要求签署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建立常态化争端解决机制，确保在干旱年份流向埃及的水量，埃塞要与埃及、苏丹共享水文信息并协调运营。而埃塞倾向于签署具有指导性的总体协议，将具体问题通过经常性、动态性的谈判解决，并坚持单方面管理大坝，拒绝与下游国家协调运营。关于“复兴大坝”的谈判已于2023年12月停止。今年以来，美国特朗普政府还多次表示愿意参与调解，但至今谈判仍未重启。

地缘政治博弈加剧

“复兴大坝”建成不到半个月，埃塞俄比亚政府军便与“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9月20日，7个反对派和武装团体宣布组建新的反政府联盟，其中包括2022年11月与埃塞政府签署和平协议的“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连日来，“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与联邦政府军在提格雷、阿姆哈拉和阿法尔三个地区交界地带交火，战事不断扩大。而埃及方面此时重提“埃及绝不允许任何人控制尼罗河”，自然含有借机向埃塞阿比政府施压之意。

“复兴大坝”及尼罗河水资源的影响并不仅仅限于水资源本身，更折射出各国对发展权、规则制定权及地区主导权的争夺与博弈。

埃及是尼罗河流域的主要大国，被称为“埃及母亲河”的尼罗河水关乎埃及存亡（埃及全国90%以上用水来自尼罗河）。埃及把尼罗河水资源划定为国家安全红线，甚至多次警告水安全危机可能演变为地区冲突。埃塞则认为，所谓埃及拥有的“历史水权”和英国殖民时期主导签署的相关协议并没有邀请埃塞参与谈判，是一种建立在殖民框架之上的水资源安排。这一“历史水权”安排忽视了上游国家的发展权利，与现代国际法所强调的跨境水资源“公平合理利用”原则不符。

而在发展权与规则制定权对弈的背后，是埃及与埃塞两个地区大国在东北非地区地缘政治博弈的反映，而且这一博弈已经从尼罗河流域扩展到了红海海域。随着复兴大坝的建成并运行，埃塞正在崛起为东北非地区的能源枢纽。而一旦周边国家开始依赖埃塞提供的廉价电力，这种能源枢纽地位就将转化为政治资产和地区影响力，并对埃及在该地区的长期主导地位构成挑战。

为推进埃塞成为地区强国地位的进程，埃塞还积极寻求红海出海口，这也加剧了埃及和埃塞两国间本就紧张的关系。2023年10月，埃塞总理阿比·艾哈迈德在议会演讲中表示，埃塞必须获得红海出海口，甚至暗示不排除以战争方式获取。此后在多个场合，阿比都发表过类似言论，强调海洋通道对埃塞而言是“生存问题”。

埃塞寻求出海口

阿比政府还很快就将表态付诸行动。2024年1月，埃塞与索马里分离地区索马里兰签署谅解备忘录，租用索马里兰红海沿岸20公里土地，并获得柏培拉港50年使用权。此举引发索马里政府强烈反对，认为协议侵犯了索马里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召回驻埃塞大使。虽然埃塞最终于2024年12月在土耳其斡旋下签署《安卡拉宣言》，宣布尊重索马里主权与领土完整，但两国关系已很难恢复如初。

此后，埃塞将目光又转向厄立特里亚的阿萨布港。该港距离埃塞仅40公里，是距离埃塞最近的港口。因担心被埃塞武力占领，厄特在靠近阿萨布港的阿法尔地区部署重兵，两国在边境集结大量军队。出海口问题、两国长期领土争端，以及埃塞未邀请厄特参加结束提格雷冲突的《比勒陀利亚协议》的签署等问题，使得两国矛盾达到顶点。

埃塞阿比政府上述表态及行动引发埃及和周边国家的警惕与不满。红海和非洲之角是埃及重要的战略延伸与安全屏障，红海北侧苏伊士运河通行费是埃及重要的财政收入。埃及担心埃塞同时掌控尼罗河水和红海航道，因此利用埃塞寻求出海口与地区国家关系恶化的契机，加强与索马里、厄特、苏丹等国在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合作，对埃塞进行“战略包围”，以迫使埃塞在“复兴大坝”争端中让步。

2024年8月，埃及与索马里签署军事合作议定书，两国开通直航，并在当年8月、9月和11月三次向索马里运送武器，同时决定向索马里派遣士兵，作为非盟索马里支持与稳定任务的一部分。2024年10月，埃及、厄特和索马里三国领导人在阿斯马拉举行会晤，强调维护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外界普遍认为，这次会晤标志三国组建了“反埃塞联盟”。埃及还与苏丹武装部队长期保持密切关系，是苏丹武装部队的重要支持方。苏丹作为尼罗河中游国家，其立场在“复兴大坝”问题中同样有着重要影响。此外，据外媒报道，埃及还长期通过苏丹支持埃塞反政府的“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

“复兴大坝”争端还引来了域外大国的入局。如美国就多次介入调解，2020年曾联合世界银行主导谈判，方案对埃及相对有利；后续特朗普政府也持续利用大坝议题拉拢埃及，甚至曾扬言要助力埃及轰炸大坝。这种非建设性的大国介入无疑使得“复兴大坝”争端和地区国家间的博弈更加尖锐，并使得水资源矛盾和原有安全风险相互传导，放大东北非地区的整体不稳定性。

总之，“复兴大坝”争端并不是单一的水资源问题。它所在的非洲之角地区长期动荡，地区国家间关系时常反复，相互支持对方国家反对派，外部国家干预严重。当下，埃及、埃塞两国政府均面临巨大国内压力。对阿比来说，签署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将被国民认为是放弃国家尊严。“复兴大坝”承载着埃塞民族复兴的梦想，是全民发行债券和募捐建成的，阿比很难在这个问题上作出让步；对埃及总统塞西而言，尼罗河水关乎埃及存亡，任何让步都会被看作是投降。随着地区动荡加剧，这一争端恐将长期持续。

对埃塞、厄特和埃及等各方来说，还须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加剧紧张局势或损害地区和平稳定的行动和言论。非盟也已敦促三国通过现有外交渠道与和平对话方式解决分歧，并表示“非盟已准备好与相关国家协商，支持推动局势降温、对话以及和平解决分歧的努力”。

（作者：贺文萍、杨玉鑫，分别系中国非洲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浙江师范大学非洲阿拉伯国家研究中心主任）

欧洲移民政策持续收紧

9月30日，意大利内政部宣布，将针对来自西班牙的航空和海运入境人员临时恢复申根边境检查的措施再次延长15天。这已经是意大利自8月1日因休达大规模移民越境事件恢复边境检查以来第三次延期。

两个月前，约7.2万人在短时间内从摩洛哥进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当下大规模越境已经停止，大部分越境者也已离开，但这场危机引起的震荡并未消失。从意大利继续实施边境检查、西班牙加快安置和遣返，到欧盟重新讨论暂停受理庇护申请和在境外建设“遣返中心”，休达危机正在成为欧洲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的重要推动因素。

意大利持续收紧移民管控

意大利是休达危机后反应最强烈的欧盟国家之一。8月1日，梅洛尼政府以大规模非法移民可能继续向其他欧洲国家流动并带来安全风险为由，恢复对来自西班牙的航空和海运旅客进行边境检查。该措施原定于9月1日结束，但意大利分别在8月31日、9月15日和9月30日三次延长。

9月26日，意大利内政部长皮安特多西在德国慕尼黑参加18个欧洲国家内政部长举行的移民问题会议时提出，应进一步扩大快速边境审查程序，加快遣返没有合法居留资格的移民，同时防止庇护制度被作为非法进入欧洲的工具。意大利还继续推动在欧盟以外建立“遣返中心”，并将与阿尔巴尼亚合作设立移民中心的模式作为参考，同时要求进一步规范地中海非政府组织的海上救援活动。

梅洛尼政府近期还将更严格的移民管理要求延伸至教育领域。9月24日，意大利部长会议批准新的紧急法令，规定从2027—2028学年开始，小学一年级中，非意大利籍且未在意大利出生或没有至少两年意大利学前教育经历的学生人数原则上不得超过全班30%；初高中一年级中，没有至少三年意大利学校就读经历的非意籍学生同样适用该限制。该紧急法令已于9月30日经总统马塔雷拉签署并正式公布，从10月1日起生效。

此外，法令还规定，对于因家长长期存在语言障碍而影响孩子教育和融入的移民家庭，地方社会服务部门有权要求家长参加免费的意大利语课程并达到规定语言水平，无正当理由拒绝参加者可能被处以200~1000欧元罚款。梅洛尼称，这些措施旨在避免出现所谓“隔离式班级”，促进移民儿童融入。反对党和部分教育界人士则质疑其实际效果及可能带来的区别对待问题。

西班牙加快遣返安置

相比意大利进一步强化移民管理，西班牙当前的主要任务仍然是消化休达危机滞留的大量人员。随着临时安置设施不断增加，桑切斯政府逐步将工作重点转向身份甄别和遣返。截至9月29日，休达已完成3220名成年人身份的初步甄别，政府增派96名移民和边境事务官员，使每日处理能力提高到100人以上。自8月10日以来，已有8243人返回摩洛哥，其中7794人为自愿返回，449人被强制遣返。桑切斯政府表示，接受甄别的成年人中约25%~30%没有提出庇护申请，多数仍滞留当地的成年人预计不会获得长期停留西班牙的资格。

压力仍然没有完全解除。9月底，桑切斯政府继续建设和扩充约1200个临时安置床位，并将门迪萨瓦尔监狱附近土地列为新的备用安置区域。除在休达当地部署1600名警察和国民警卫队人员之外，政府还增派75名防暴警察，医疗系统的压力已较8月明显下降，目前休达212张医院床位中只有14张由移民使用。

真正棘手的仍是未成年人问题。截至9月29日，休达未成年人保护系统共收容2493名移民儿童，比此前一周又增加172人，目前只有213人被转移到西班牙本土。未成年人的身份确认、家庭关系核实以及能否返回摩洛哥都必须逐案处理，使这一群体成为休达恢复常态面临的最大障碍之一。

桑切斯政府因此不断要求欧盟分担压力。欧盟委员会9月已批准西班牙申请的1.147亿欧元紧急资金，其中8270万欧元来自庇护、移民和融合基金，3200万欧元来自边境管理和签证系统，用于边境监控设备、人员增援、移民甄别设施、遣返以及未成年人接待。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和欧盟庇护署也已参与支援。西班牙还希望欧盟进一步扩大在休达和梅利利亚的常态化存在，包括增加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长期部署、给予两座城市在欧盟地区委员会中的固定席位，并研究将其纳入欧盟关税区以及未来欧盟长期预算中的特殊边境支持机制。

欧洲移民政策讨论升温

9月29日，欧盟委员会直接以休达事件为背景提出强化欧盟外部边境安全的5点方案，包括增强预警能力、加强社交媒体监测、提高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快速部署能力、扩大遣返支持、进一步同移民来源国和过境国合作。欧盟委员会负责移民事务的委员布伦纳表示，休达事件证明大规模人员可能在极短时间内聚集到欧盟外部边境，因此现有工具仍需针对紧急状态继续完善。

10月1日在卢森堡举行的欧盟内政部长会议上，希腊进一步提出建立“欧洲紧急机制”。按照希腊移民部长普莱夫里斯介绍的方案，当非法越境人数短期内急剧增长、当地接待体系严重超负荷，并存在第三国或有组织力量推动人员流动等因素时，成员国可以进入特殊状态，临时停止接收新的庇护申请，同时启动快速遣返程序并立即获得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支援。希腊方面认为，现行《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主要针对一般性移民压力，对突然出现的极端规模边境事件仍缺乏足够应对手段。这一建议获得包括荷兰在内部分成员国积极回应，但欧盟委员会同时强调，任何紧急措施都必须符合欧盟法、国际法和基本权利保护义务。

另一条路线则已经进入执行准备阶段。10月1日，欧盟理事会正式批准新的遣返条例，为成员国在欧盟境外建立“遣返中心”提供法律依据。被认定没有合法居留资格并收到遣返决定的人员，今后可以在符合国际法和“不遣返原则”的前提下，被转送至与成员国签订协议的第三国“遣返中心”，单独行动的未成年人则被排除在这一安排之外。

德国、奥地利、丹麦、荷兰和希腊组成的5国小组正在率先推进这一模式。5国已经商定具体路线图，希望在2026年底前与第三国达成首批协议，并于2027年开始转移人员；欧盟内政部长会议期间，该5国再次举行协调会议，据欧洲媒体报道，卢旺达和乌干达是正在讨论的潜在合作对象。

休达危机正在把欧洲移民政策讨论进一步推向边境控制、快速遣返和危机状态下的特别规则，这场突发危机已经不仅是西班牙需要处理的遗留问题，也成为欧盟重新检验现行移民与庇护制度承压能力的一次现实案例。

（本报记者 王天扬）

2026年中德青少年交流音乐会在德国埃森举行

2026年中德青少年交流音乐会10月3日在德国埃森市举行。来自德国伯乐中文合唱团、云南大学附属中学的师生携手登台，用音乐传递友谊、促进多元文化交流，共同表达对未来的美好期待。图为中德青少年交流音乐会现场。新华社发

在中亚国家感受“中文热”

城市轻轨站内，自助售票机屏幕亮起，中文与哈萨克文、俄文、英文四种文字并列呈现，指尖轻触，购票轻松完成；走出站台，网约车司机主动用略显生涩的中文问候“您好”；落座用餐，不少餐厅服务员会递上中文菜单……

连日来，记者穿行中亚多国，目之所及，中文应用场景不断延展，一股“中文热”扑面而来。中文，正以肉眼可见的方式，融入中亚社会，走进当地人的日常生活。

夜幕降临，哈萨克斯坦最大城市阿拉木图喧嚣未歇。阿里·法拉比哈萨克国立大学孔子学院的教室里，琅琅跟读声与轻快问答声交织回荡。结束一天工作，26岁的阿依木·诺鲁孜巴耶娃与百余名来自各行各业的当地中文爱好者一同走进课堂。

诺鲁孜巴耶娃供职于当地一家物流企业，长期对接中方客商的经历，让她看到中文蕴藏的机遇。今年9月，她报名学中文。“希望明年能去中国留学，学成归来继续在哈中合作领域工作。”她说。

这所孔子学院由兰州大学与阿里·法拉比哈萨克国立大学合作共建。学院中方院长邓红说：“近年来当地中文学习氛围持续升温，学员年龄从7岁到70岁不等。”学院是汉语水平考试全球考点之一，年均服务考生2000余人次，报考人数逐年上升。

相似的情景出现在塔吉克斯坦。塔吉克斯坦民族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孙静说：“学院每年招生两期，每期招收1000余人，但每期报名者都超过1500人。有的家长不惜长途跋涉送孩子来学习中文。”

中亚民众学习中文的渠道日趋多元。记者走访发现，除孔子学院外，民间中文培训、中文家教市场正蓬勃兴起。在阿斯塔纳，记者在当地生活服务平台检索“中文课程”，找到136家中文培训机构；其他一些人口较多的城市也有数十至上百家同类机构。

傍晚时分，当记者踏进阿拉木图“老师”教育中心时，这家民间中文培训机构教室里人坐得满满当当。儿童、在校学生、在职人员同堂学习，课堂气氛非常热烈。中心负责人塔季扬娜·考克诺娃说：“哈中经贸、物流、科技合作持续深化，主动学习中文的当地人逐年增多。”她表示，目前机构实行分级教学，她与同事们还结合哈萨克斯坦风土人情，为学生编写了特色教材，帮助他们更好学习和运用中文。

家教是学习中文的新潮流。27岁的萝扎在阿里·法拉比哈萨克国立大学孔子学院完成学业后成了一名中文家教老师，目前正带着15名青少年学习中文。“中国文化很迷人，中文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观察中国的窗户。”萝扎说。

中亚兴起“中文热”并非偶然，而是经贸联通、文明互鉴、政策便利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中文正由课堂语言，变为中亚青年逐梦未来的“机遇密码”。

就读于贾拉拉巴德国立大学的吉尔吉斯斯坦青年拜卡扎克·苏丹别科夫学习中文两年有余。自今年8月20日起，吉尔吉斯斯坦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得知这个消息我特别开心，去海南看海的愿望越来越近了”。

“家人都全力支持我学中文。”17岁的穆斯利玛正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国立东方大学孔子学院学习，2025年在西安研学时，她被古城风物深深打动，从此对中国文化产生浓厚兴趣。“我很想去中国多看看。”她说。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古丽娜尔·沙伊梅尔格诺娃表示，中国在科创、数字经济等高新产业领域的领先优势，使得人工智能、金融科技等领域的双语人才越发抢手，持续带动地区中文学习需求不断增长。

在中亚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语言承载着文明相遇的温度，让中国与中亚的合作故事在每一次诵读、交谈间，变得鲜活可感、温润动人。

（新华社阿斯塔纳10月4日电 记者贺占军、黄思路、江宥林）

超越自我 再创佳绩

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新纪录。新华社发

10月4日，中国代表团在闭幕式上。新华社发

【第二十届亚运会特别报道】

当地时间10月4日晚，激战16天的第二十届亚运会落下帷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第12次蝉联亚运会金牌榜榜首，金牌总数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新高。

参加本次亚运会的中国军团虽然参赛项目数量、参赛运动员人数较上届亚运会有所减少，但依然巩固了亚洲竞技体育领先地位，代表团成绩含金量高。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田径女子标枪、女子链球达到巴黎奥运会金牌成绩，游泳男子200米自由泳、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创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同时，代表团在多个项目实现突破，奖牌版图持续拓宽，并斩获5个小项的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代表团中有超三分之二运动员首次征战亚运，大批年轻选手经受大赛淬炼。

本届亚运会，中国军团超越自我，从开赛第一天起就在奖牌榜上“一骑绝尘”，随后的10多天时间里，每天获得金牌和奖牌的速度和数量将亚洲所有对手远远甩在身后。日本83金、韩国39金、印度21金、乌兹别克斯坦21金，金牌榜第二到第五的队伍金牌总数为164枚，仍不及中国队的169枚，足见中国队在亚洲体坛的领先地位。

中国游泳队是本届亚运表现最突出的队伍之一，总共斩获30金，不仅创造了亚运参赛最好成绩，还改写了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女子200米仰泳、男子200米自由泳以及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男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共五项亚洲纪录。中国游泳在本届亚运既赢得了当下，也收获了未来。

中国田径队17金的成绩不仅继续占据亚运田径金牌榜首位，还打破了女子100米、女子标枪、女子链球、男子三级跳等亚运纪录，进一步提升了成绩单的“含金量”。

本届亚运，中国军团还在多个项目上实现金牌或奖牌零的突破。中国高尔夫球队在一日之内包揽女团和男团金牌，自1986年亚运设立高尔夫项目以来，中国高尔夫终于站上最高领奖台；中国马术首次赢得亚运马术盛装舞步团体冠军；中国攀岩队的张悦彤、储守宏登顶女子攀石和男子速度攀岩最高领奖台，这是中国攀岩在亚运个人项目上首次摘金；中国男子橄榄球队虽然在决赛中输给中国香港队，但银牌也创造了亚运历史最佳战绩。

“三大球”及其他集体球类项目同样有亮点：女排蝉联亚运会冠军，年轻队伍在亚运会上实现新的成长进步；女子水球以全胜战绩夺冠；男子足球时隔28年再次站上亚运会领奖台，展现出良好竞技状态和精神面貌；女子橄榄球、女子垒球夺得亚运会银牌，男子水球获得铜牌。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长、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在总结本届亚运会时指出，全体运动员、教练员顽强拼搏、为国争光，赛场上涌现出诸多逆境奋进、无私奉献的先进典型。代表团严格落实各项纪律规定，反兴奋剂工作扎实推进，做到拿“道德的金牌、风格的金牌、干净的金牌”，实现“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的参赛目标，充分展现了中华体育精神、北京冬奥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

对中国体育健儿而言，亚运会不仅是竞技体育的成绩检阅，也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周期的“中考”。相较于奖牌数量，本届亚运让健儿们在距离“大考”还有两年时，经历了一次实战淬炼，实现了人才梯队的迭代更新以及竞技心态的磨砺沉淀。参加此次亚运会的全部800余名中国运动员中，05后占了近三成，很多人是首次参加综合性国际大赛，他们的抗压能力和竞技水平超过预期，充分显示了中国体育小将们已成为奥运周期的核心储备力量。

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超越自我，成绩斐然。当然，在成绩面前，人们也看到了差距和不足。赛场中的“得与失”将为健儿们未来两年的努力、突破提供方向指引与科学支撑，帮助团队优化方案，完善梯队配置，推动奥运备战从“经验备战”向“科学备战”转型。

（本报记者 王东 侯珂珂）

勇攀新高 奋楫新途

【第二十届亚运会特别报道】

10月4日，第二十届亚运会主火炬缓缓熄灭，一段跨越16天的赛场征程落下帷幕。中国体育健儿交上了一份沉甸甸、高质量的“中考答卷”。

成绩的底色来自稳若磐石的竞技底座。跳水、射击、赛艇、武术等传统强项继续展现出亚洲领先的实力。射击队多次打破世界纪录，用科技赋能和精细管理诠释“厚积薄发”；中国女排顶住亚锦赛失利的压力，连克强敌，成功卫冕，“女排精神”在新一代女排姑娘身上发扬传承；游泳队获得30金，19岁的张展硕独揽7金，13岁的于子迪斩获3金并当选本届亚运会最有价值运动员……这些项目在传承中迭代发展，在高标准要求下守住阵地，来自中国的“青春风暴”惊艳赛场。

更令人振奋的，是“潜优项目”不断开花结果。曾经的冷门、弱势项目，正在实现历史性突破：马术盛装舞步第一次站上亚运最高领奖台；现代五项、铁人三项打破日韩多年垄断；场地自行车、公路自行车频传捷报；攀岩、滑板、高尔夫等项目摘金夺银；男足时隔28年再度站上亚运领奖台，用顽强拼搏赢得尊重。这样的崛起不是偶然，而是长期布局、科学训练、体教融合的结果，中国竞技体育的版图变得更加丰富、更加均衡。

本届亚运会最亮丽的底色无疑是青春。中国代表团815名参赛运动员当中，有548人是第一次踏上亚运赛场。17岁的陈妤颉成为亚洲最年轻的百米“女飞人”；18岁的严子怡在女子标枪赛场“一掷定乾坤”；一批小将在体操、射箭等赛场敢打敢拼，争创佳绩，他们既具备向世界高水平选手发起冲击的实力，也展现出个性鲜明、视野开阔、包容有爱、从容自信的精神风貌。他们的成长、他们的姿态、他们的气魄，正是中国体育最宝贵的财富。

中国体育的昂扬之姿，印证了一个规律：全民健身普及越深，竞技人才梯队越厚、体育事业后劲越足。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在常态化全民健身、校园体育、社会赛事中培养运动习惯，锤炼竞技能力，让专业选材拥有庞大的群众基数支撑。国际赛场上的中华体育精神，又带动更多群众参与健身、热爱运动，让体育真正融入美好生活，实现竞技出彩、全民受益、精神丰盈的多重价值。

中国军团连续十二次领跑亚运，并不等于已经站在世界体坛之巅。体育强国建设，还需要有更完备的人才梯队、更科学的训练体系、更丰饶的全民健身土壤，以及“胜不骄败不馁”的国民心态。竞技体育向上的征程，没有一帆风顺的坦途，唯有久久为功的耕耘。

（作者：侯珂珂）

曲艺呈现蓬勃生命力

第十四届中国曲艺牡丹奖颁奖仪式近日在安徽合肥举办。中国曲艺牡丹奖是由中国文联、中国曲协共同主办的全国性曲艺专业奖项，每两年评选一届。此次评奖在评奖方式、承办机制与颁奖形式上突破创新，赛事呈现出诸多新气象。

现场竞演让评奖更具公信力

本届牡丹奖前期收到434个参评节目，经初评、4个分赛区比赛、终评，共评出节目奖5个、表演奖6个、文学奖4个、新人奖5个。与以往评奖看录像打分不同，本届终评首次采取现场比赛制，82个节目经8场竞演展示。“新赛制让一些身经百战的曲艺名家都感到‘压力山大’。”《曲艺》杂志社副主编邓科说。

“曲艺是舞台的艺术，现场竞演把演员的临场状态、舞台感染力完整呈现给评委和观众。现场评审也让牡丹奖更具公信力，全流程公平透明，所有节目都要接受监督。”担任评委的国家一级演员、河南省曲艺团演员陈梅生说。

各地选手同台切磋、相互学习，评奖过程亦是交流互鉴的过程。“舞台高手如云，每人只有一次机会，生怕留遗憾。”凭上海说唱《一路繁花》获表演奖的陈靓表示，“能同全国优秀演员探讨艺术，是千载难逢的学习机会。”

承办机制亦有新调整：分赛区下沉至四川岳池、浙江上城、吉林梨树等县区，从基层发掘佳作带动县域文化发展；新增“前期演出四十场以上”申报要求，提升竞赛质量；评委由曲艺从业者扩至文艺评论家，标准更具学术性。中国曲协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项云称之为“深化评奖改革、推动评奖与城市文化融合的创新探索”。

以完整长作品将荣誉表彰与红色主题创作相结合

“红军花不是传说，她是天下最美丽的花朵。从映山红走向山丹丹，你走出一个新中国。”颁奖仪式后，原创曲艺剧《红军花》在合肥大剧院上演，成为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我们打破获奖节目逐一展演的旧模式，以完整长作品把荣誉表彰与红色主题创作相结合，实现‘以奖促创’。”《红军花》总编剧、总导演黄宏说。

红二十五军长征途经桐柏山区，战士露宿屋檐下，草鞋草籽落土，次年春开出形似红五星的小花，乡亲唤作“红军花”。该剧以此为核心意象，讲述长征途中7位宣传员的故事，《喇叭声咽》《雄关漫道》《大渡桥横》《万水千山》《红旗漫卷》五章串联起波澜壮阔的长征史诗，以鲜活的生活细节展现长征路上文艺宣传的战斗本色，再现《破草鞋》等红色活报剧历史片段。

演出的八十分钟里，现场气氛热烈。“我一会儿感动，一会儿被逗笑，飞夺泸定桥那段最难忘——炮火里宣传员放声呐喊，‘竹板声声震敌胆’，这就是文艺的力量。”观众韩新雅说。

长征路上的“红军宣传队”与新时代“曲艺轻骑兵”互文，《红军花》彰显了说唱艺术的大众性与时代性。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笑非表示，该剧融合江西鄱阳大鼓、评书、广西文场、对口快板、贵州琴书、四川谐剧、群口快板、四川竹琴等曲种，皆为长征沿途省份特色样式，“用曲艺讲长征里的文艺，形式内容都动人”。

现实题材占比明显提升，创作视野更加开阔

近年来，随着全国曲种普查暨中华曲种库建设、“曲艺正青春”青年英才创作营等计划启动，传承保护与青年培养力度加大。本届终评题材多样、曲种丰富，一批中青年人才脱颖而出。

赛事汇聚48种南北曲艺，既有相声、评书、快板等大众形式，也有苏州评弹、二人转、河南坠子等地域曲种，以及蒙古族好来宝、壮族唱天等民族曲艺。广丰小曲《地图里的深情》、福州伬艺《金厝边银乡里》、拉场戏《双喜临门》、四川清音《稻田喜事》等作品以地方唱腔传递温情。“百花齐放，我看到了越来越有生命力的曲艺。”中国曲协评书评话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一级演员姜庆玲说。

参赛作品现实题材占比明显提升，创作视野更加开阔。广大曲艺工作者坚持以小切口映照大时代，既聚焦民生百态、基层治理、科技突破、文旅发展，也紧扣乡村振兴、生态保护、区域协调发展等国家战略，以鲜活人物故事描绘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相声《掌中三宝》获文学奖，节目中青年演员郭威以老年、中年、青年三代手机的不同状态为素材，讲出有趣故事，令终评现场笑声不断。

（本报记者 朱蒂尼 本报通讯员 高文卓）

《汉字源流字典》让识字从“为什么”开始

日前，由古文字研究者谷衍奎编著的《汉字源流字典》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收字头约3600个，对每个字分字音、字形、构造、图示、演变、组字等项逐一解说，梳理字义从古至今的演变线索。与一般字典不同的是，它着力回答的是一个课堂上常常无暇深究的问题：这个字为什么这么写。

谷衍奎出生于1937年，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长期从事语文教学工作，业余数十年钻研古文字与中国文化，此前已编著《汉字源流大字典》《简明汉字源流字典》等辞书。这部新字典是其研究成果面向中小学生的浓缩本。

谈及编纂初衷，谷衍奎说，自己之所以花数十年为一个个汉字追根，源于教学中师生都会遇到的一个困惑：对一个汉字往往只知道是什么，但说不清为什么。他以“嚣”字为例：如果只让学生记字形，即便念上十遍，也未必明白；而告诉学生“页”是人头，周围有四张口，自然就是“喧嚣”，字义也就豁然开朗。在他看来，现在的学生大多不是不会写字，而是不清楚为什么要这么写。汉字教学在讲清“是什么”之外，还可以再多讲一层“为什么”——利用汉字表意性的特点，把构造规律教给学生，识字时往往能收获事半功倍之效。

“汉字恰恰是最不该被当作无规律符号的文字。”谷衍奎认为，汉字自身就饱含丰富的民族文化信息，学生掌握了这些字，也就接受了中华文化的内容。至于汉字的美，他说，美就美在形体表意性——望其形体，便知其含义，而不在于某一个字之美；一个字的身后，隐藏的是中华民族的文明结晶。

围绕这一需求，《汉字源流字典》作了相应设计。书中单设“图示”一项，形象呈现造字意图，便于学生理解汉字的构造本义；单设“组字”一项，列出由一个字派生的一组字，帮助学生理解同族字之间形、音、义的关系，这也是考试中常见的内容。

“这部字典最想实现的是帮孩子真正认识每个汉字的来历。”谷衍奎特别提醒家长和教师，想让孩子真正读懂汉字，最好自己先弄明白一个字为什么要这么写，才好指导孩子学习。从甲骨文到楷书，一笔一画皆有来处；识字若从“为什么”开始，孩子记住的或许就不只是字形，还有文字所承载的看待世界的方式。

（本报记者 谭华 李苑）

河南焦作：怀梆老戏有新声

近日，在第六届豫剧艺术节河南省濒危剧种展演现场，焦作沁阳市怀梆艺术传承保护中心带着传统剧目《老少换》亮相。鼓点一响、板胡声一起，演员们一亮嗓，地道的怀庆府（焦作古称）乡音便抓住了“观众的耳朵”，台下近千名观众对国家级非遗项目、濒危剧种——怀梆有了“初印象”。

在怀梆高亢奔放的唱腔里，《老少换》里“马葫芦”的憨厚劲儿、“冯林宝”年轻利落的模样、“县官”滑稽的眼神被演绎得淋漓尽致。

观众越鼓掌，演员越激动。返场演出结束后，戏中冯林宝的扮演者张凡说：“团里第一次演出《老少换》还是在70年前。2023年，我们新排的大型现代红色怀梆戏《杨介人》登上国家级舞台演出，获得了第十六届河南戏剧大赛文化大奖。今天，我们在省里的大舞台上再演传统戏《老少换》，感觉一代又一代怀梆演员们的坚守有了意义。”

怀梆俗称怀庆梆子、老怀梆、小梆戏、小班戏，为河南省传统稀有剧种，至今已有400余年历史。沁阳市怀梆艺术保护传承中心的前身是成立于1955年的沁阳市怀梆剧团。为抢救这一稀有剧种，解决近些年来怀梆戏在传承中出现的人才荒、无戏可唱等问题。2024年，沁阳市启动怀梆“育苗计划”，积极探索“政府选苗、高校育苗、剧团壮苗”的协同育人机制。同时，沁阳市积极开展剧目整理、复排和创作工作，排演现代戏剧目、新编古装剧目、传统剧目30余部。其中，新编现代戏《王东明》《曹谨还乡》先后在全省戏剧大赛中荣获多项大奖，《王东明》《好媳妇》获河南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本报记者 王胜昔 本报通讯员 王玮萱）

江西吉安：随歌声共赴红色之约

今年的井冈山红色文化音乐周，红歌如约而至。10月2日晚，江西省吉安市融媒体中心演播大厅座无虚席，当《十送红军》的旋律响起，前排几位银发老人挺直了腰板，跟着节奏打起节拍。

这是由中国音乐学院与中央歌剧院联袂呈现的“山河颂 华夏情”专场，演出融红色旋律与时代新声于一体。“能在吉安这片红土地上用歌声为祖国献礼，我倍感荣幸。”第二次参加音乐周的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演唱者朱歌格说。

而百公里外的新干县赣酒文化园露天剧场同样灯火通明，中央歌剧院专场音乐会沿着“烽火岁月、薪火相传、盛世礼赞、奋楫新程”的脉络徐徐展开。当压轴曲目《领航》响起时，2000余名观众自发起立，露天剧场灯光全开，一眼望去宛如星海。

当地音乐教师贺珊拿着手机不停地记录：“现场观感太震撼了，内心满满的都是自豪。我会把这场音乐会的感受融入教学之中。”

而这只是当地红色文化活动的一个缩影。吉安聚力“4+N”文化惠民活动，在吉安中心城区、新干、安福、峡江四地打造专场演出。“全域N项”活动也同步升温，“红色歌曲大家唱”走进机关校园社区，红色电影公益放映周在城乡广场次第开场。

歌声带来了欢乐，也聚拢了人气。“很多客人专门奔着音乐周来，听完歌，逛市集、吃土菜，周边不少餐馆的包厢提前几天就被订满了。”新干县文化广电旅游局负责人介绍。

吉安市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地正深入谋划以“红色”为纽带的鲜活体验，把分散在各地的红色文化、红色旅游资源串珠成链，让红色旋律从展板上走出来，变得可听可看可参与。

（本报记者 王洋 胡晓军 本报通讯员 徐瑞春）

古代文学研究的“家本位”

钱穆先生有言：“家族是中国文化一个最主要的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这一论断，将“家”在中国文化中的根基性地位揭示无遗。审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现状，我们不难发现：尽管家族文学研究取得丰硕成果，但“家”作为文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尚未得到充分阐发。“家”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单元，古代文学研究也应具备一定的“家本位”意识。

作为古代文学“根基性隐喻”的家

家是中国社会的组织基础，也是中国文学发生、传承及发挥价值的重要载体。以中国古代文学总结期的清代为例，家族、科举、地域是认识清代文学的“三把钥匙”，其中家族起到基础性的凝聚作用。

从文学发生学角度看，古代文学创作多以家庭为基本空间。诗人词客的吟咏，多起于家中的书斋、庭园；文人雅集，多发生在家族的厅堂、别业。家庭氛围和家族传统潜移默化地塑造着文人的审美趣味与创作风格。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一书中指出，家庭不仅具有抚育功能，更在共同生活中结下“亲密的感情”和“很多合作的习惯”。这些基于家庭生活的情感与习惯，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

从文学传承角度看，家是文学传统延续与学术传承的基本单元。家学渊源、家集编纂、家训传承，构成了古代文学代际传递的独特机制。明清时期大量涌现的“家集”，正是这一机制的集中体现。清代文化家族纷纷编刊家集的行为，如同修家谱一样，具有敬宗收族、传承文脉的仪式意义。据统计，清代家集数量近1300种，分布遍及全国各省。这些家集不仅是家族成员文学作品的汇编，更是家族文化记忆的物质载体与精神象征。

从文学价值角度看，“家国一体”的思维模式，使得古代文学发展出以家喻国、以家喻天下的修辞传统。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到“诗书继世长”的家族愿景，家始终是文学价值观念的核心隐喻。这种“家思维”不仅体现在文学创作的内容层面，更渗透进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层面。许学夷以“人面”比拟文学传承，袁枚以“祖孙父子”之貌论创作变异，都是“家思维”在文学批评中的典型运用。即便曹丕强调作家创作的文气“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立论所针对的仍是强大的家学传统，甚至曹丕最终也与父亲、弟弟一道被文学史并称为“三曹”。

文献集群促进“家本位”的文学研究

中国古代文学的家族意识并非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丰富的家族文学文献基础之上。拓展“家本位”的文学研究，首先需要夯实以家族文献为核心的研究基础。明清时期，家族文献呈现前所未有的“涌现”现象：家集、家谱、地方总集、女性著作、日记等文献类型数量骤增，为文学家族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然而，这些文献长期处于分散、模糊的状态，未能得到系统整合和有效利用。

“文献集群”概念的提出，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所谓文献集群，狭义而言指一组同类型文献，广义来讲则指一组密切关联的文献。从这一视角出发，家族文献集群不仅包括家集本身，还包括家族成员的别集、评点、诗话、日记、书信、笔记，以及家族收藏的书籍字画、图录、家谱等。这些文献之间互相解释、互相赋予意义，形成了以家为单元的具有较强意义阐释功能的“文本系统”。

以家集为例，元代以前家集稀少，明代骤增至195种，清代更是多达近1300种。这一数据表明，家集是明清文学的重要特征。然而，在数量统计之外，还应深入分析家集的文化意蕴。相较前代，明清家集具有诸多特点，如家集编纂具有全国性，家集多以籍贯加姓氏命名，家族之间的家集存在竞赛，家集与家谱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清代家集更强调家族文学传承的代数等。家集在明清时期涌现的这些文化意蕴，单从一部家集很难概括出，但“群读”之后却能显现。这正是文献集群方法的优势所在：通过“类聚”的规模效应，揭示单个文献无法呈现的文学现象与文化规律。

在建立文学家族的文献集群之余，还需要重视文献之间的关联性。这种文献之间的关联，并非简单的文献互证，而是通过搭建“文献网络”挖掘深层意义。例如，分析家族性批点本，可以揭示家学传承中的“读书日程”与心性磨炼；考察家族内部诗文的批改，可以发现家族内部日常技艺的传习方式。这些关联性研究，有助于推动文学家族研究从“平面描述”走向“立体展示”。

推进文学家族联姻数据库建设与“数据深描”

在文献集群的基础上，建立小型的专精数据库，是推动“家本位”研究的重要技术手段。其中，文学家族联姻数据库的建构尤为关键。联姻是家族之间文化资本跨地域、跨阶层流动的通道，是理解文学家族生成、文人群体聚合、地域文学传统形成的重要线索。

笔者目前已初步建成涵盖3543个家族和21568条联姻史实的明清文学家族联姻数据库。这一数据库有望为古代文学研究带来“数量”层面的冲击，让研究者直观感受到有如此多的家族及其成员参与过中国古代的“文学建设”。进一步地，通过数智化解读，这一数据库还能揭示文学家族的潜在关联和结构意义。例如，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可识别出中心性较高的文学家族以及中介性较强但尚未引起重视的“沉默的”文学家族。

以江苏、浙江为例，初步统计苏州有文学家族291个，常州224个，松江138个，嘉兴328个，杭州311个。这些数据直观展示了江南地区文学家族的密集分布。而家族之间的联姻网络，则揭示了这些家族如何通过数代缔结婚姻关系，逐渐结成松散性的联盟，最终形成“文学群落”的过程。桐城张氏、姚氏、方氏等家族组成的“桐城家族群落”，常州庄氏、刘氏等家族组成的“常州家族群落”，都是典型的例证。这种文学群落结构与清代学术、科举等因素综合作用，共同构成了清代文学的地域生态，而文学家族参与文化版图建构的机制至此也得以浮出水面。

明清文学家族联姻数据库的初步建立，为“数据深描”做了必要的铺垫。所谓数据深描，就是在一定规模数据的基础上，通过可视化结构展示、概念指标测量、关联呈现与因果预示，形成新的知识生成路径。例如，通过分析文学家族联姻网络的密度、中心性等指标，可以识别出哪些家族是地域文学传统的“锚点”，哪些家族是文化传播的“枢纽”。这些发现，可为理解明清文学流派的形成机制提供新的视角。

从家出发提炼文学与家族的双重经验

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古代文学家族的外在样态并非“颗粒状”，而是“波状”的，不断生长变化的。家集不断累积发展，家学不断融合生新，是中国古代文学家族的基本样态。这种动态特征，决定了中国古代文学家族的研究思路应从文献出发，但要有发展变化的眼光。从“家”出发，观看辽阔的文学世界，正是古代文学研究“家本位”的意义所在。

“家本位”的古代文学研究的最终落脚点在于揭示家学与文学经验的融合机制，提炼“家族的文学经验”与“文学的家族经验”。所谓“家族的文学经验”，指的是家族在文学活动中积累的独特经验，包括道德经验、治生经验、科考经验、文学创作经验等。这些经验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变化、融合生新的。以曾国藩家族为例，曾氏家书展示了曾氏家族从“俗学”到“书香世家”之学的转变过程。这种转变，是家族文学经验融汇生新的典型例证。“文学的家族经验”，则关注家族文学活动在文学结构中的位置和作用。在明清文学中，“家思维”的运用无处不在。以“祖孙父子”论文学传承，以“家族相似”论诗文风格，都是“家思维”的具体表现。明清文人的这类评骘思维，不仅是一种修辞策略，更是一种观察世界、理解文学的方法论。

提倡古代文学研究的“家本位”，并非简单地回归传统，而是力图在文献、数据、文化三个维度上实现创新性融合。以“家思维”为方法论，以家族文献集群为基础，以文学家族联姻数据库为工具，有望超越较为单一的文学家族个案研究，走向更为整体、更具纵深的类型性研究。这一研究路径，当有助于深化对明清文学的理解，并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自家”经验。

（作者：徐雁平，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家族旧物与明清文学扩容

探讨明清时期的家族文学，在抽象的文学文本之外，还存在一条关于“家族旧物”的线索。所谓家族旧物，是指那些寄寓家族记忆、凝聚家族情感的物质载体，包括文稿、家集、家谱、图卷、文玩、园林，乃至家族的一砖一瓦、一器一物。这些旧物通过家族数代人的手泽经营，在口讲指画与诗文描绘之余，历经岁月沉淀，成为寄托家人情感、承载家族记忆的有情之物。作为明清文学家族创作的重要源头，家族旧物是家族文学得以实体化、标志化的关键载体。它拓展了明清文学书写的疆域，在文化传承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明清文人对家族旧物的普遍经营

明清时期，家族旧物的经营与流转呈现多元化的趋势，编纂家集、绘制图卷、修建园林，成为许多文人乃至平民家庭维系家风、凝聚族人的重要方式。绵延近二十代的江苏如皋冒氏家族，从元末至近代，不断经营家族旧物，制造了一大批传承有序的家族文献。冒氏家族不仅编纂《如皋冒氏诗略》等家族总集，更通过水绘园这一园林空间，将家族记忆凝固为可感可触的物质实体。冒氏家集、水绘园等由此成为如皋冒氏不断言说、持续经营的家族旧物，进而成为明清文人关注的对象。

家族旧物并非僵死的物质遗产，而是不断传承并赋予意义的活态文献。清人李渔在《闲情偶寄·器物部》中说：“粗用之物，制度果精，入于王侯之家，亦可同乎玩好；宝玉之器，磨砻不善，传于子孙之手，货之不值一钱。”可见旧物之所以成为家族标志物，关键在于一代代家族成员持续地有意经营。汇集明初43位名公显宦手书真迹的《明渤海孙氏积善堂题赞手卷》，是河北沧州孙氏家族保存六百余年的家族旧物。这一手卷在近代由孙氏后裔、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孙楷第珍藏，复邀请邓之诚、沈兼士、黄侃题跋。此类持续数十年乃至数百年的旧物，在明清家族中屡屡可见，是明清家族文学生生不息且具有普遍性的标识物。

抚今追昔，不断叙写家族旧物，是明清文人日记、笔记、诗文集的常见题材，也是明清文人唤醒并重塑家族旧物记忆的重要方式。姚永朴《旧闻随笔》卷四列“吾家先宅”“先世楹联”“先世遗书”等条目，持续追忆往昔，无形中建立了一整套关于桐城姚氏家族旧物的情感档案。旧物易生情，这些书写旧物的文章往往也成为明清文学的动人篇章。

家族旧物的文学文献化

家族旧物在明清时期不断扩容，除文集、图卷等先人手泽外，文房器物甚至如意等均生发文学意义，形成有象征意义的文献。作为旧物的手稿、图像、笔墨纸砚等，因之称为“诗料”“文料”，随着家族历代的吟咏，最终层累为小集，或单独刊行，或编入族谱、家集、别集等文献中。家族旧物的文学文献化，也因此成为测度明清文学中家族文学含量的重要指征。

家族旧物对明清文学扩容的意义，在家集中有鲜明体现。家集是家族文学传统的典型，也是家族文脉旧物实体化累积的成果。家藏文献在家集化过程中，既塑造家族文学传统，也成为明清家族文学的一部分。吴中文征明家族编纂的《文氏家藏集》，一族五代七人的文学精华荟萃于一集，因之“简编辉映，世泽不磨”，最终进入吴中文学史。太平天国战争后，江苏虞山地区的家族纷纷编纂家集，不仅是对家藏文献的“抢救性”修复，也弥补了地方文脉的裂痕。至于桐城马氏家族编纂的家集《桐城马氏诗钞》等，既彰显家族文献，更成为“一邑文学之盛”的缩影。凡此可见，家族旧物通过家集的刊布扩大了地域文学的容量。

清代图像类家族旧物数量丰富，仅王重民等人编写的《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收各类图记就达998篇，而其原图均不妨视作家族旧物。这一统计仅指与图像有关的文章，并不包括规模更大的诗词曲赋类题跋，由此可窥家族旧物参与明清文学生产规模之大。事实上，明清家族往往有不止一幅家族性图像，世代保有，广泛征题，形成规模甚大的家族性手卷，最终将家族记忆转化为文学文献。

长沙瞿鸿禨家族世守的《自济图》和《分灯课子图》，由瞿鸿禨祖父瞿岱在道光二十年（1840）所作。这两幅图经过瞿元霖、瞿鸿禨等人的精心运作，获得左宗棠、郭嵩焘、俞樾、王闿运、陈三立等33位名流题诗文近40篇。这些诗文或附于图后，或散落在诸家文集中，终由瞿宣颖汇编到《长沙瞿氏家乘》。至此，作为家族旧物的两幅图，在征集题咏及流传过程中，融入个人情感、家族记忆、文人交往、官方认可等诸多信息，完成文学化转变，成为晚清“公共文化记忆”的一部分。

旧物激活个体记忆和集体书写

明清文学在家族旧物的书写上，呈现一种眼光向下、朝日常物象深度开掘的趋势。归有光的《项脊轩志》便是将文学之眼投向家庭“小物件”的典范之作。项脊轩是归氏家族的一间旧屋，格局狭隘，却因承载三代人的悲欢而成为归有光念念不忘的记忆之所。“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在此，篱墙、树木都被赋予超越物理存在的意义。时间流逝，物是人非，只家族旧物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生者与逝者的情感通道。通过“以物写心”的手法，归有光将个人最私密的情感与家族记忆凝注于具体可感的家族旧物里。由于融汇了家族温情与时光感怀，项脊轩终被塑造成不朽的文学空间。

亭台楼阁、厅壁、学庙等传统公共空间的书写在明清文学中屡见不鲜，但厅堂、书斋等家族空间的书写事实上成为新的文学主潮。日常器物、书斋陈设等家族旧物成为勾连过往、触发文学表达的重要媒介。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追忆故居不二斋，便是通过细致描摹斋中陈设旧物，重构了一方已然消逝的、充满诗意的家庭生活空间。这种围绕家族旧物的文学创作，不同于庙堂文学的庄重宏阔，也有别于隐逸文学的超脱空灵，而是将家族生活的温情与时光流逝的感伤融为一体，呈现细腻而深沉的审美品格。这种赋予不起眼的家族旧物以细腻情感的纤细笔法，是家族旧物之于明清文学的一大贡献。

如果说明代文学提升了对家族旧物私人情感的深度叙写，那么清代则迎来家族旧物文学书写集体化、模式化的新阶段，课读图便是清代文学家族在家族旧物层面追寻集体认同和模式化叙写的典型。以蒋士铨《鸣机夜课图》为代表的清代课读图多达近百种。这些图卷通常是儿子在母亲去世后或自己功成名就时，追忆幼年孤灯下母亲纺织伴读的情景，请画师绘制而成，进而邀集亲朋好友题诗作跋。作为具有特殊情缘的家族旧物，课读图呈现出鲜明的追忆特征与图像程式。据徐雁平《课读图与文学传承中的母教》分析，课读图画面反复出现简朴的房舍、摇曳的孤灯、堆叠的书卷、纺织的机杼、窗外的松树或梧桐、慈乌与月亮等，构成一组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物象系统”。图中的物象复写了家族旧物，有着强烈的文化隐喻，是家族旧物被深度符号化、情感化的写照。在文人对课读图的一次次文学题咏中，专属母子的私密记忆被转化为可供家族乃至全社会共享的集体记忆。课读图因而不仅是家族内部的旧物，更成为士人阶层普遍认同的母教典范与孝思象征。

当明清文人书写自我时，家族旧物以其承载的细腻的私人情感和家族记忆，成为经常道及的题材，进而为明清文学开拓出细微书写家庭情感的抒情空间。当旧物走出家族，进入征集题咏等传播交流阶段时，家族旧物就从家族文学题材跃升为文学史的一部分，最终参与整个明清文学世界的塑造。

总之，家族旧物不仅是明清文学创作的主流题材，更是明清文学的重要载体。家族旧物因承载着家人情感、家族记忆和家族精神，能够被后人不断激活，从而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获得生命力。家族旧物在文学化的过程中，事实上对明清文学起到多层次多维度的扩容作用。扮演家族文化重铸角色的家族旧物在明清文学版图中位置的崛起，为我们认识明清文学有别于前代文学的独特面貌提供了特别的窗口。

（作者：尧育飞，系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

桐城麻溪姚氏文学家族的建构

张剑教授的《宋代以降家族文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及文献问题》一文指出，家族文学研究应该包括两个最基本的范畴：文学的家族和家族的文学。文章虽未为文学家族下定义，但通过列举黄庭坚家族数代有诗文集传世，明确指出这是“典型的文学世家”。以此为标准，中国文学史上的文学家族或曰文学世家，数量可观。在众多的文学家族中，桐城麻溪姚氏家族堪称典型，尤为值得探究。

麻溪姚氏文学家族的源流

近代姚永朴《旧闻随笔》载“吾家诗学”道：“吾家诗学至姜坞（编修公号）、惜抱两公始盛。然前此如别峰公讳士陛……赣州公讳孔锌、虚堂公讳兴泉，皆工诗。”一般论及桐城麻溪姚氏，首先想到的即是姚鼐的古文成就，姚永朴特意强调姚氏的诗学成就，并以姚范与姚鼐为代表。姚鼐的诗学成就在当时和后世多有称赏，姚范的诗学成就也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如钱锺书《谈艺录》即指出“桐城亦有诗派，其端自姚南菁范发之”，肯定姚范对于桐城诗派的开启之功。姚范为姚鼐伯父，不仅有诗文传世，且喜谈艺，《援鹑堂笔记》载其评诗论文之语甚多。姚范于诸子中独爱姚鼐，姚鼐尽得其学且能发扬光大，故称姚范为桐城诗派的开创者，亦不无道理。

按照姚永朴记载，虽然姚氏诗学以姚范、姚鼐为盛，但仍可以向上追溯。姚永朴所言并非无据，姚氏家集《麻溪姚氏诗荟约选》八卷，收录66人诗作578首，时间跨度自明初至明末。此家集所收姚氏诸公多有诗文集，如姚旭《菊泉诗文集》、姚昱《野茧园诗集》、姚相《白岳诗文集》等。卷首载沈德潜序，沈氏以为：“麻溪姚氏，桐城巨族也，世传理学，科甲联绵，其间忠臣孝子，高人逸士，不乏名贤，所著如林，笔难枚举。余操选政，既订有《明诗别裁》，后复得《麻溪姚氏诗荟》……余爱莫能置，仅将诸名集中择其脍炙人口者，重加评释。”沈德潜以为集中“古近体诸诗，清疏澹远，义蕴精深”，对其中诗作评价颇高。无独有偶，姚永楷于清季辑《桐城姚氏诗钞》，收录姚孙棐、姚文然、姚范等诗作。除姚孙棐重见于两部家集，《桐城姚氏诗钞》接续《麻溪姚氏诗荟约选》而来，重点选录姚氏入清以后的诗人诗作。

由以上概述可知，麻溪姚氏一族自明以至近代，代有诗人，有诗文传世者不下百家，其中又有姚范、姚鼐、姚景衡、姚莹、姚濬昌、姚永概等颇有影响的诗人。很显然，这是一个延绵二十代以上的文学家族，他们既经历明清易代，亦见证清王朝的溃败、瓦解，可谓源远流长，根深叶茂，名家辈出。

麻溪姚氏文学家族的塑造

考察姚氏家族的代表可知，其不尽为诗人，其中有些堪称循吏、良臣，如姚永朴言“吾家初筮仕，为守令者多。自参政、湘潭、副使、罗田、朝邑诸公外，如开化公（讳文燮）、阶州公（讳文熊）、大定公（讳柬之）并有循良之誉”。姚氏以事功著称者莫过于姚文然，官至刑部尚书，《清史稿》称其修律例，“为一代则，其绩效巨矣”。当然，姚文然亦不废吟咏，有《姚端恪公集》传世。这个本拥有多元发展路径的家族，最终被冠以“文学家族”之名。这既离不开姚鼐的影响，亦出于后世族人的主动抉择。毕竟对比需要层层铨选的仕进之路，从文既可凭借家族得到更多支撑，也更易为当世所知。

姚鼐被奉为一代文宗，这与其对自身的塑造及后人的追认不无关系。姚鼐本有立朝为政的机会，而壮年辞官，辗转教授钟山等书院近四十年，喜与生徒谈论诗文，这在其与陈用光、管同、刘开等弟子的书信中有充分体现。姚鼐教授梅花书院期间，因“少年或从问古文法”“于是以所闻习者，编次论说，为《古文辞类纂》”，分文体为十三类，以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八字论文，建构古文正统谱系。姚鼐去世后，姚门弟子为其师作行状、墓表，肯定姚鼐为维护程朱之学不惜与汉学家反复辩论的护道之功，亦称颂其任职刑部时不阿上官的高洁品行，而最所推重者，仍是其古文成就。“先生于学无所遗，而尤工为文”“自明以来，言古文者，莫详于先生”，这些评价部分地掩盖姚鼐其他方面的成就。将《清史列传》评论姚鼐的有关文字与《清史稿·姚鼐传》对比，从“为学博集汉儒之长，而折衷于宋”到“工为古文”“所为文高简深古，尤近欧阳修、曾巩”，其学术形象逐渐向古文宗师的文学定位倾斜。

家族倘若在某一领域取得突出成就，这方面的成就通常会被认可并不断强化，甚至演变为家族的印记。1912年年底，林纾作《送姚叔节归桐城序》，回忆其与姚永概等人二十多年的交往：从初次见面时姚永概被介绍为“惜抱先生从孙”，到范当世称赞姚永概“遥接心源于惜抱”，再到林氏与马其昶谈论姚永概诗文，并知晓马其昶、范当世皆为姚氏婿，感慨“姚氏不惟擅其文章，兄弟绵绍其家学，乃其亲戚亦皆以文名天下，何其盛也”。林纾这篇赠序颇能代表当时人对于姚氏后裔的看法，即桐城麻溪姚氏善作古诗文，乃是承袭姚鼐所开创的文学传统。林纾于此序中不止一次提到“家学”，这显然即是姚鼐所开创和总结的诗文经验。

麻溪姚氏文学家族的赓续

这样一个延续二十代以上的文学家族，其世代传承的内在动因至少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注重人才的育成。潘光旦在研究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时指出：“婚姻能讲类聚之理，能严选择之法，望族的形成，以至于望族的血缘网的形成，便是极自然的结果。”桐城麻溪姚氏颇为看重与当地文化家族之间的联姻。《清史稿》载：“张、姚二姓占半部缙绅。”这里张指的是以张英为代表的清河张氏，姚则是以姚文然为代表的麻溪姚氏。参考徐雁平《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复以《张氏宗谱》《桐城麻溪姚氏宗谱》所载两姓联姻史料为佐证，可知桐城张氏与姚氏累世通婚。此外，姚氏与方氏、马氏、左氏、吴氏皆有联姻。姚氏与桐城当地文化家族数代缔结婚姻，自然有助于人才的培育。桐城有着浓厚的读书氛围，姚氏家族更是刻苦攻读的典型。姚范耽心经史，日有定课，家人以饼饵进，其误以为墨，磨于砚台，良久乃知；姚鼐与其弟姚鼎等，以一灯环坐而读书，中夜乃罢；姚莹兄弟方幼，其母“竭蹙延师教之”，闻“有所开悟则喜，苟不慧或惰，则俟师去而笞之”，至夜则挑灯自课。从与文化家族缔结婚姻，到尽心培育青年子弟，这是姚氏家族人才蔚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是顺应时代的潮流。姚鼐在《谢蕴山诗集序》中明确提出“与时俱进”，显示出积极顺应时代潮流的思想倾向。乾嘉之际，汉学日盛，姚鼐在批判汉学弊端的同时，也肯定汉学家治学的成就，其与陈用光的书信称：“以考证累其文，则是弊耳；以考证助文之境，正有佳处。”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指出，“姚先生独排众议，以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这既肯定姚鼐对汉学家的矫正，也看出姚鼐顺应时代思潮，对于考证之学的部分采纳。姚鼐与时俱进的思想又为侄孙姚莹所继承。面对嘉道以降日趋深重的内忧外患，姚莹《与吴岳卿书》认为学问有四端：“义理也，经济也，文章也，多闻也。”姚莹将“经济”置于文章、多闻之前，成为经世致用派的代表，开时代风气之先。1935年，姚永朴与弟子吴孟复论及“桐城谬种”的说法，吴孟复援引姚永朴《文学研究法》所阐发的通变思想为之辩说，一番探讨之后，姚永朴认同：桐城派非但不是顽固守旧之流，亦可视作白话文学的先驱。吴孟复的这段记载，重点不在于同胡适争夺兴起白话的功劳，而是肯定姚永朴因时求变的精神。可以说，正是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麻溪姚氏家族的文学活动才葆有活力，流传久远。

（作者：卢坡，系安徽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古希腊罗马钱币的政治功能刍议

【光明学术笔谈】

钱币学是西方古典学的分支学科之一。作为古代世界遗留下来的一类特殊的考古和实物资料，近代以来出土的大量古代钱币，不仅可以与传世的文字史料进行比对和互证，而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文献资料的缺失或不足。值得关注的是，古代钱币不仅发挥着固有的储存和流通等经济功能，而且还承担了政治、宗教、文化、社会等非经济功能。本期刊发的文章聚焦古希腊罗马钱币的政治功能，既有从整体上介绍西方古代钱币政治功能的起源、发展与演变，又有个案研究，具体分析钱币在希腊化时代和罗马政治史研究中的独特价值。

众所周知，古代社会的钱币承担的主要是流通、储存与价值尺度等经济功能。除此之外，它还承担了许多非经济功能，其中值得关注的就是政治功能。本文试图对世界古代钱币重要代表的古希腊罗马钱币的政治功能进行梳理。

古希腊人普遍将钱币视作所在城邦的高度浓缩的象征物，认为钱币可以起到“使节”和“大众媒体”的功能与作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会将与自己城邦关系密切的神话与神灵、英雄传说和典故、植物和特产等图案搬上钱币，既起到了“宗教许可证”的作用，当中蕴含的政治象征意义也初现端倪。比如雅典钱币上的雅典娜—猫头鹰，以弗所的牡鹿，科林斯的天马，库勒涅的忘忧草，麦塔蓬提昂的麦子等。

实际上，最早用钱币来进行政治宣传的是公元前6世纪末的波斯帝国。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即位后开展了一系列改革，其中就包括发行新式钱币——大流克金币与辛格罗银币。新式的金银币正面皆为手持弓与剑的波斯国王全身像，以此来宣传他是英明神武的完美君主。公元前494年，萨摩斯流亡者为躲避波斯统治、扬帆西进，占领了西西里岛的赞克尔城邦。他们改变了当地钱币的样式，发行萨摩斯式的狮皮钱币，并在钱币背面选用战船的船头作为图案，镌刻了攻占赞克尔的纪年铭文。

希波战争被视作希腊古典时代的开端。公元前479年爆发的普拉提亚战役是与萨拉米斯海战比肩，确立希腊联军取得希波战争胜利的决定性战役。希罗多德称，在普拉提亚战役后，希腊人缴获了波斯人的金酒具、混酒钵和其他饮具，并将其中十分之一的财富献给德尔斐。管理德尔斐事务的邻邦同盟为纪念希腊联军在普拉提亚取得的胜利，打造了图案独特的三德拉克马银币，正面为两盏波斯酒具来通杯，表示希腊联军将缴获的酒具献给德尔斐之事，背面为绘有海豚图案的天花板。

钱币图案不仅可以用来纪念和宣传某个重要的政治事件，同时也可以借以表达城邦或同盟的政治诉求。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的公元前412年，爱奥尼亚地区爆发反雅典起义，部分城邦组建同盟并打造同盟钱币，正面借用赫拉克利斯撕扯巨蛇的传说，将巨蛇比作雅典开国君主——人身蛇尾的国王刻克洛普斯，用赫拉克利斯战胜巨蛇的典故表达同盟反抗雅典高压统治的政治宗旨。

不过，总体而言，城邦时代希腊大部分钱币仍保持着传统的式样，图案内容主要围绕宗教、作物和传说展开，只有少数钱币带有明显的政治功能。亚历山大东征不仅结束了城邦时代，开创了希腊化时代，同时也成为希腊钱币发展史上的分水岭。亚历山大与其继业者们开始赋予钱币更多的政治宣传功能，此前钱币上的各路神灵形象被世间的凡人，尤其是拥有赫赫战功的君王所取代。

早在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跨过赫勒斯滂海峡，在格拉尼库斯之战击败波斯总督联军后，凯吉库斯城为纪念亚历山大对小亚细亚的“解放”，打造了图案为自由女神的琥珀金币，在自由女神的石座上镌刻着铭文“自由”。亚历山大自诩的功绩不仅是吞并了波斯帝国，同时也出兵征服了希腊人从未涉足的地区——印度河地区，击败了印度国王波鲁斯的海达斯佩斯战役成为东征的经典叙事。在亚历山大返回巴比伦后的约公元前324年，位于巴比伦的帝国造币厂开始打造波鲁斯系列钱币，其中的十德拉克马银币展现了海达斯佩斯战役中亚历山大的英武，钱币正面的亚历山大持矛策马、追击正在驾驭战象败退的波鲁斯，背面图案为身着戎装、手持雷霆杵的亚历山大扮成宙斯的姿态接受胜利女神的授冠。此外，该系列的四德拉克马钱币图案为印度战车、战象和弓箭手。亚历山大通过波鲁斯系列钱币，不仅展现了其东征印度的伟大战绩，也首次以神的姿态出现在钱币上，向世人宣告他为现世之神。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在巴比伦突然去世，他的继业者们为争夺最高权力爆发了一系列军事冲突，帝国因内战而最终解体。继业者们亟须宣传他们的正统性，这一时期的钱币不仅仅是分发军饷、充盈市场的一般等价物，其政治功能也得到空前强化。在希腊化时代，宣传君主神性的王家钱币成为地中海钱币的主流，恪守传统式样的城邦钱币日渐衰落。托勒密二世曾发行宣扬托勒密一世夫妻与托勒密二世夫妻神性的四人像钱币，塞琉古王国的安条克四世不断将新获得的徽号加刻在钱币上，用以彰显君主的神格与伟业。

如果说希腊化时代极大地提升了钱币的政治功能，那么，真正将钱币的政治功能推向巅峰并形成定例的，是后来崛起于亚平宁半岛中部的罗马共和国。由于大希腊城邦和皮洛士远征的影响，罗马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铸造钱币。起初，罗马钱币图案也多为神祇。随着罗马不断向东扩张，势力范围拓展到爱琴海和东地中海沿岸地区，高度政治化的希腊化王国王家钱币对罗马共和国钱币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共和国晚期，随着元老贵族内部倾轧的日益激烈，以及军事强人的崛起，罗马钱币作为政治宣传载体的功能愈发突出。凯撒是首位生前便登上钱币的罗马政治家，他开创了“在世人像现身于钱币”的罗马传统。此后，罗马统治者的个人形象被打造在钱币上成为一种惯例，与钱币上的其他图案和铭文共同构成了即时的政治宣言口号，如凯撒发行的“大象踩蛇”钱币象征其粉碎了元老院的腐败。随后，在与安东尼的权力争夺中，屋大维也巧妙地将钱币作为政治宣传的重要媒介。亚克兴海战爆发前后，屋大维打造了一系列将本人肖像与和平女神、维纳斯以及胜利女神形象相结合的钱币，传递出战争以和平为目标，受维纳斯庇佑，且终将取得胜利的政治讯息。可以说，这一时期罗马钱币的题材极为丰富，不仅展示了军事胜利和神祇庇佑，更通过钱币对家族成员的宣传，直接映射派系斗争，补足了文献记载的很多缺失，形象地记录了政治生活的诸多细节。

及至帝国时期，罗马钱币根据发行权归属的不同，可以划分为中央打造的帝国钱币和行省打造的行省钱币两大类。就帝国钱币而言，它们的图像多以元首及其家族成员为主，展示皇室的形象及其取得的政治荣誉与军事胜利，以服务于元首崇拜的现实需要。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造币厂就曾打造刻有橡树花环及“拯救了公民”铭文的钱币，以纪念奥古斯都获元老院授予“橡树花环”的至高荣誉。就行省钱币而言，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行省，城市自主打造的钱币上，除了一些地方性元素之外，也都普遍出现了元首及其家族成员的肖像，成为塑造中央统治权威与王朝继承合法性的重要手段。例如，在韦伯芗统治时期，亚细亚行省就曾打造过一款正面为韦伯芗胸像，背面为韦伯芗之子提图斯与图密善对视形象的钱币，其用意显然是为弗拉维家族的王朝统治与继承“造势”。

到了4世纪，随着基督教正式成为罗马国教，钱币上的宗教元素与皇权神化相结合的主题显著增强，钱币背面开始全部采用基督与十字架符号，传统的多神教图像基本消失，钱币逐步沦为宣扬君权神授与基督教信仰的现实工具。

综上，古希腊罗马钱币所承载的政治功能主要来源于钱币本身具有的权威性，换言之，钱币向所有使用者所宣示的正是作为发行者的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和绝对性。希腊罗马钱币的政治功能是古代世界的钱币所普遍具有的，同时也呈现出自身的特色、倾向和演变路径，从中不但可以直观和清晰地勾勒出从城邦到帝国的政治发展与时代变迁的历史轨迹，而且可以看到中央权威和地方势力、恪守传统与现实需要之间的相互博弈。在这个意义上讲，古希腊罗马钱币对于古代政治史研究来说，既是不可或缺的第一手史料，也是难能可贵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作者：王大庆，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古罗马钱币上的家族记忆与政治表达

【光明学术笔谈】

罗马共和国晚期，权力斗争日渐加剧，个人想要赢得公共职位，不仅要依托家族势力，往往也需要通过各种手段扩大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公共流通的钱币，成为政治人物塑造自身形象的工具。负责监督造币的“三人造币官”虽然是罗马共和国的低级官职，但有权设计钱币上的具体图案，因而该官职常常被贵族当作展示家族传统、追述祖先功绩的重要途径。

一枚由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的罗马银币（见右图），正是造币官表达个人诉求的典型例证。这枚狄纳里银币发行于公元前63年，由造币官朗基努斯监造。银币正面为戴着面纱的维斯塔女神头像，背面为一名公民将写有字母“V”的投票板投入票筐，右侧有竖写铭文“LONGIN.III.V”，即造币官朗基努斯名字的缩写。一面是象征公共秩序的女神，一面是公民政治生活中的投票场景，二者为什么会出现在同一枚钱币上？它们各自指向怎样的历史记忆？又与造币官朗基努斯的家族身份有何关系？

维斯塔是守护罗马人的家庭灶火以及国家灶火的女神，象征罗马城邦和公共秩序的稳定。侍奉维斯塔的贞女承担着守护圣火、维护国家神圣秩序的职责。也正因为如此，维斯塔贞女的名节受损，在罗马人看来不仅是私人道德问题，而且是危及国家安全和宗教秩序的重大事件。

公元前114年至前113年前后，罗马发生了一桩著名的维斯塔贞女案件。传世材料对细节的叙述不尽相同，但都显示此案引起社会上的广泛震动。据记载，三名维斯塔贞女埃米利娅、莉基尼娅和玛尔基娅被卷入失贞指控，案件还牵涉若干男性。后世人的叙述甚至将此与灾异、神怒和公共危机联系在一起。按照作家阿斯科尼乌斯的记述，案件最初由祭司团审理，结果判处埃米利娅有罪，莉基尼娅和玛尔基娅无罪。这一结果引发争议，平民保民官赛克斯图斯·佩杜凯乌斯指责祭司团判决失当，随后案件进入“特别审理程序”。造币官朗基努斯的祖先卢基乌斯·卡西乌斯·朗基努斯·拉维拉被任命重新审问这一案件。

重审案件时，拉维拉表现出极为严厉的司法风格。他不仅判处莉基尼娅和玛尔基娅有罪，还连带惩处了更多的相关人员。古代作者提到他时，常强调其冷峻、苛刻和不徇情面的性格，描述了其敢于追问责任、纠正祭司团判决的过程，而且认为这正是其受到民众欢迎的原因。在罗马共和国的政治记忆中，拉维拉被赋予了维护国家神圣秩序、拥有高度司法威望的形象。

钱币正面的维斯塔，不仅暗示的是那桩引起震动的宗教司法案件，更是拉维拉留给家族后人的一份政治资本。造币官朗基努斯把维斯塔女神刻画在钱币上，正是在展现家族记忆：自己的祖先曾在关乎国家神圣秩序的重大案件中扮演关键角色。

钱币背面的投票场景，反映的则是罗马共和国的公民政治生活。画面中，一名罗马公民正将写有字母“V”的投票板投入票筐。“V”为拉丁语“uti rogas”的缩写，意思是“照你所提议的办”，也就是对某项提案投下赞成票。

罗马共和国的公民大会拥有选举和立法的权力，在特定案件中也可以行使司法裁断权。这类由公民大会作出判决的刑事审判，通常被称为“人民审判”，主要用以审理具有政治性质的严重案件。依据程序，裁判者均是来自百人队大会或部落大会的罗马公民，因此，人民审判也体现出罗马公民对刑事司法事务的裁断权力。然而，这种裁断并不意味着绝对公正。罗马公民大会的裁断权受到多重限制：百人队大会本身偏向财产较高的等级；居住在罗马城或近郊的公民更容易到场；部落、恩庇关系和地方势力也会影响投票行为。

公元前137年，卢基乌斯·卡西乌斯·朗基努斯·拉维拉提议将秘密投票引入人民审判程序中，并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下来，是为《卡西乌斯投票法》。依据此法，公民可以通过投票板表达自己的立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贵族、恩主和地方关系对审判结果的直接影响。与此同时，这项法律本身作为一项提案，也需要经过公民大会表决通过。钱币背面投票板上的“V”，即立法表决中的赞成票，可被理解为对《卡西乌斯投票法》获得通过的象征性呈现——公民投下赞成票，使卡西乌斯家族推动的秘密投票改革成为共和国制度的一部分。

秘密投票法的实行，在罗马引发截然不同的评价。民众通常把它视为“自由”的保障，因为它减少了投票的外部压力，使个人判断获得相对隐蔽的空间；而贵族保守派则把它看作是对传统秩序的破坏，担心秘密投票将削弱他们对选民和审判结果的控制。这恰恰说明，秘密投票法的通过并非单纯的程序改革，而是牵涉民众自由、贵族控制和共和国秩序的一项制度性革命。

由此，写有“V”的投票板，唤起的是卡西乌斯家族与秘密投票法之间的联系。造币官朗基努斯将这一图像打制在钱币上，实际上是在提醒公众：自己的祖先曾经推动过一项与人民审判投票密切相关的重要改革。

维斯塔女神指向拉维拉在维斯塔贞女案件中的严厉形象，投票板则指向他推动人民审判中秘密投票改革的政治功绩。朗基努斯利用钱币两面所呈现的卡西乌斯家族政治资本，意图向公众展示自己出身于一个既曾推动秘密投票法通过，也曾在重大宗教危机中维护国家秩序的家族，在共和晚期的政治竞争中拥有可靠的家庭背景。

共和国晚期，钱币上的图像和铭文越来越多地与具体家族、个人声望和政治立场相联系。当公共记忆与家族记忆交织在一起，钱币成为塑造政治形象、争夺历史解释权的重要媒介。这种变化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随着政治斗争的加剧，贵族青年进入仕途，需要运用更多的途径让公众看见自己“继承了什么”。造币官有机会参与币面图像的设计，能够将祖先功业、家族传统和对共和国的贡献打制在钱币之上。钱币在市场、军营和街巷中流通，也让造币官的姓名和家族故事不断进入公众视野。

卡西乌斯的秘密投票改革之后，钱币的政治功能也更加凸显。当公民在人民审判中的选择逐渐从公开表态转向投票板上的秘密决定，贵族对选票的直接影响遭到削弱，政治人物若想赢得威望，便需要通过更加广泛的方式塑造自己的形象。不同于集会和演说等活动，钱币不受时间与地点的限制，能伴随日常交易不断移动，从而使某个名字、某段家族记忆或某种政治形象在社会中得到持续的流通。

朗基努斯打制的这枚狄纳里银币，恰好可放在这一时代背景中加以理解。由此可见，罗马共和国的钱币不仅是研究罗马经济生活的典型史料，也是理解政治文化的实物证据。一枚小小的银币，既可以流通财富，也可以流通记忆；既可以完成交易，也可以塑造声望。它所呈现的，正是罗马共和晚期所特有的家族记忆与政治表达。

（作者：李嘉宁，系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员）

希腊化时代王家钱币中的共治政治

古风与古典时代的希腊钱币图案多与宗教神祇和英雄传说有关，凡人没有资格出现在钱币上。亚历山大大帝彻底改变了这一规则，他吸纳了古埃及、古波斯等东方文明的传统，开启了君主神化，并成为首位生前就“登上”钱币的希腊国王。自此，希腊化诸国钱币的正面图案也随之以国王与王室成员的头像为主，铭文多为王名、徽号等与王权相关的内容，它们被学界称作希腊化王家钱币。这些钱币具有强烈的政治属性，承载了直观且丰富的历史信息。

共治作为希腊化时代重要的王权形态，也以图像和铭文等形式出现在王家钱币上。所谓共治，即国王通过册立王后、王子等王室成员为共治者，借此神化家族统治。这既巩固了王朝的权威性与合法性，也可以规避最高权力交接时伴随的权力真空风险。反映共治政治的希腊化王家钱币，学界统称为共治钱币。共治钱币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它既可以印证古代文献的相关记载，与碑铭等其他证据相互参证，亦能补充文献记载的不足，提供失载的历史细节。在现存文献史料相对有限的希腊化王国历史研究中，共治钱币承担了第一手资料的角色，为重建部分希腊化王国的共治政治和王位嬗递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根据巴比伦泥板文书，塞琉古王国的开国君主塞琉古一世（ 约公元前358年至前281年）曾令储君即未来的安条克一世（约公元前324/323年至前261年）治理东部各省，并至早于公元前297/296年册立后者为共治君主，上述史实皆未见于传世文献。约公元前290年巴克特里亚省的阿伊·哈努姆造币厂开辟独立生产线，发行了币制特殊且镌刻有国王塞琉古与安条克名讳的金、银共治钱币，其铭文刻写的范式与巴比伦泥板文书相同，可分为“塞琉古国王与安条克[王储]的[钱币]”和“塞琉古与安条克国王们的[钱币]”。共治钱币在国王铭文上完整展现了安条克从王储到册立为共治君主的过程，可与巴比伦泥板文书的记载相互参证，填补传统文献记载的缺失。

安条克四世（公元前175年至前164年在位）去世后，塞琉古王国因王室连年内讧与外部势力介入而衰落。公元前2世纪末至前1世纪初，王朝的内战围绕安条克八世系诸王与安条克九世系诸王所展开，史学家称之为兄弟战争，传世文献对内战期间的王位传承、势力范围变化的记载纷乱龃龉。安条克八世之子塞琉古六世被杀后，有关塞琉古六世继任者的记载出现了矛盾，凯撒利亚的优西比乌斯隐晦地提及继任的腓力一世（公元前94年至前83年或前74年在位）与安条克十一世（公元前94年至前93年在位）被称作“双子”，而约瑟夫斯的《犹太古史》记载安条克十一世死后，腓力一世才登基称王。

此时出现的共治钱币为相互龃龉的记载提供了可靠的答案。约公元前94年西里西亚省打造了腓力一世与安条克十一世的共治钱币，其双王头像与铭文“ΑΝΤΙΟΧΟΥ ΚΑΙ ΒΑΣΙΛΕΩΣ ΦΙΛΙΠΠΟΥ（国王安条克与国王腓力的[钱币]）”明确指出二人为共治君主（见右图）。共治钱币佐证了优西比乌斯的记载，纠正了《犹太古史》的误记，是兄弟共治的重要证据。公元前84年，以大马士革为大本营的安条克十二世死于与阿拉伯纳巴泰王国爆发的卡纳之战。《犹太古史》提到驻守大马士革的人向纳巴泰人开城投降后，有关该城此后十余年间政权更迭的记载为空白。其间，大马士革打造了王后克利奥帕特拉·塞列尼与安条克十三世的铜质共治钱币。它显示了他们曾为共治君主并统治着大马士革城，此为史书不载。共治钱币成为唯一见证这段历史的文物证据。

位于中亚腹地的巴克特里亚王国是公元前3世纪中叶从塞琉古王国分离出来的希腊化王国。钱币学为认识该国历史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其中共治钱币尤为重要。欧克拉提德斯一世（约公元前175年至前145年在位）是巴克特里亚王国的重要君主，关于其统治历史，主要依据查士丁摘录庞贝·特罗古《腓力史》而成的《〈腓力史〉概要》。据记载，他被自己册立的“分享王国的王子”杀害。查士丁未记下王子的姓名，相关问题一度成为历史之谜。

欧克拉提德斯一世在位时期出现的共治钱币可为查士丁埋下的历史谜团提供重要的历史信息。这组共治钱币正面为并列男女双头像，铭文为属格形式“HΛIOKΛEOYΣ KAI ΛAOΔIKHΣ（赫里奥克里斯与拉奥迪克的[钱币]）”，显示二人为赫里奥克里斯与拉奥迪克。拉奥迪克头像的钱币分为有代表王权的带状王冠与无王冠两版，而赫里奥克里斯却始终未戴带状王冠。钱币的背面铭文为主格形式“BAΣIΛEYΣ MEΓAΣ EYKRATIΔHΣ（国王大帝欧克拉提德斯）”，并附有欧克拉提德斯一世头戴带状王冠与比奥提亚头盔的半身像。钱币的图像与属格铭文显示了在欧克拉提德斯一世在位期间，赫里奥克里斯与拉奥迪克同为共治者；带状王冠的佩戴情况表明拉奥迪克为共治王后，赫里奥克里斯为共治王子。钱币上的王子赫里奥克里斯对应了杀害欧克拉提德斯一世的共治王子，这为简略的文献记载填补了关键的历史拼图。

此外，由于缺乏直接历史证据，学界对赫里奥克里斯一世与欧克拉提德斯二世的继承关系曾有多种推测，认为赫里奥克里斯一世是巴克特里亚的末代国王，并一度怀疑欧克拉提德斯二世的存在，近年来新发现的共治钱币彻底颠覆了传统观点。新发现的钱币正面为暮年赫里奥克利斯一世半身像，铭文为“ΒΑΣΙΛΕΩΣ ΔΙΚΑΙΟΥ ΗΛΙΟΚΛΕΟΥΣ（国王公正者赫里奥克里斯）”；背面为年轻的欧克拉提德斯二世半身像，铭文为“ΒΑΣΙΛΕΩΣ ΣΩΤΗΡΟΣ ΕΥΚΡΑΤΙΔΟΥ（国王救世主欧克拉提德斯）”。这枚钱币同时镌刻了两名国王的头像、铭文和徽号，表明他们曾为巴克特里亚共治君主。其中，赫里奥克利斯一世头像为双颊松弛、沟壑纵横的垂暮之相，欧克拉提德斯二世则是面容俊朗的青年形态，显示了赫里奥克利斯一世在位时间较长，晚年才册封欧克拉提德斯二世为共治君主。共治钱币确定了二人之间的继承关系，同时也表明赫里奥克里斯一世并非末代君主。

弥兰陀一世（约公元前165至前130年在位）是古代文献中最后一位有明确记载的印度-希腊国王，但史书对他的身后事完全没有记载。巴克特里亚的希腊文—佉卢文双语钱币，为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信息。现代学者考证，弥兰陀一世去世后，继任者为史书不载、仅见于钱币之上的斯特拉托一世与女王阿加托克里娅，他们曾发行过两版不同的共治钱币。发行较早的银质共治钱币，正面为女王阿加托克里娅独像，铭文为“女王神养育的阿加托克里娅的[钱币]”，背面是以佉卢文拼写的古印度土语“国王救世主斯特拉托”。铜质共治钱币上依然是女王阿加托克里娅的独像，铭文只出现斯特拉托一世的名字。发行较晚的共治钱币，正面已变为阿加托克里娅与斯特拉托双王像，铭文同时刻有二人的王名与徽号。早期共治钱币仅有女王的独像，而晚期共治钱币上的斯特拉托头像为年幼的男童，这可能是因为斯特拉托在襁褓中与其母共同继位，故而早期的共治钱币无法雕刻其头像。这些钱币显示了在弥兰陀一世去世后，王国正处于主幼母壮、母子共治的政治状态。

在钱币学视域下，希腊化王室通过打造、发行共治钱币，将共治政治具象化、可视化地展现给公众。这种政治宣传手法也为后世的罗马、拜占庭、萨珊波斯等所继承。共治钱币不仅出现得更为频繁，其表达内容与方式也更为丰富，部分与宗教元素融合，以视觉化的表达方式宣传君权神授下的共治政治，部分则展现了不同官阶之间的共治，意在表达对不同族群实行分而治之的治理模式。值得注意的是，希腊化时代共治钱币大多出现在王权较为稳固、政权相对安定的历史时期。在罗马帝国时代，部分共治钱币旨在宣示结束对抗，消弭内战隐患，展现和平愿景。因此，作为政权相对稳定时期的标志物，共治钱币成为古代西方表达王权叙事、反映政治状况的独特注脚。

（作者：曾晨宇，系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世界经济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续《六经》与河汾道统：文中子王通的新经学

在中国经学史上，儒者阐发经义大抵不外两途：汉唐经师依经立注，宋儒撰作语录、论说。至于摆落旧《六经》而续撰新经，则唯有隋末的文中子王通。自西汉以来，儒者虽有拟经之举，例如扬雄撰《太玄》以拟《周易》、撰《法言》以拟《论语》，然而全面续撰《六经》以建立完整的经学体系，王通无疑是第一人，此后也再无来者。可以说，文中子续撰《六经》开创“河汾道统”，乃是中国经学史上的一桩大事，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王通（584年—617年），字仲淹，河东龙门人。据《中说》及所附《文中子世家》，其十八代祖王殷即“以《春秋》《周易》训乡里，为子孙资”，祖父王一著有《皇极谠义》，一门家学深厚。仁寿三年（603年），王通西游长安，向隋文帝奏太平十二策，不见用，遂退居家乡白牛溪讲学，《新唐书》说他“聚徒河、汾间”，其学因此称为河汾之学。王通卒后，门人私谥文中子，其讲学语录由门人编为《中说》。由他开创的河汾道统，一度与孔子的“洙泗渊源”（孔子讲学于洙、泗之间）并称。

然而文中子在后世的命运却跌宕起伏。晚唐皮日休撰《文中子碑》，称“夐出千世，而可继孟氏者，复何人哉？文中子王氏”，这是现存文献中首次将他列入儒家道统谱系的文字；宋初孙复更以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为“天俾夹辅于夫子”的五贤。然而北宋中期以后，学者中开始出现质疑的声音。司马光说：“先王之六经，不可胜学也，而又奚续焉？续之庸能出于其外乎？出则非经矣。苟无出而续之，则赘也。”至南宋，朱熹更诘责王通“发明得个甚么道理”。笔者认为，撇开传统的僭圣之责，文中子及其门人后学续撰的《六经》确有思想创新的意义。

续《六经》：仿孔子而重开道统

王通续经之举是有意识的。从《中说》看，他对汉代以来的章句注疏之学持批判态度：“盖九师兴而《易》道微，《三传》作而《春秋》散。”这是说传注愈多而经义反晦。他所不满的只是汉代的传注之学，对经典本身还是尊重的，而且有整体的理解。他分判周公之道与孔子之道的一段话最可注意：“吾视千载已上，圣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则一而经制大备，后之为政，有所持循。吾视千载而下，未有若仲尼焉，其道则一而述作大明，后之修文者，有所折中矣。”这是认为周公的贡献主要是奠定政制，孔子则是修文传承先王之道。唐以前通称周孔之道，周公为作者，孔子为述者，却从未有人从经制与修文的角度将周、孔之道予以区分。可见，王通的这一主张是极有见地的。

王通的志向不同于此前任何一位经学家：他不满足于只是传经注经，而是要重新开启道统，续作《六经》。他自言：“王道之驳久矣，礼乐可以不正乎？大义之芜甚矣，《诗》《书》可以不续乎？”据阮逸注，所谓正礼乐，即指王通所撰《礼论》《乐论》。《续六经》的主体虽由王通本人完成，自发端至成书却凝结了门人与子孙的共同心血：门人薛收仿《春秋》三传之例为《元经》作传，未竟而卒；其孙王勃为王氏《诗》《书》制序，并接续薛收未竟的《元经传》；《中说》则由其弟王凝、其子王福畤编辑整理而成。这一模式仿效了孔子删述《六经》、孔门后学为之作传并结集语录的先例。从这一点看，把王氏一门的这一做法称为接续孔子而重开道统，一点也不过分；此举无疑大大突破了中国经学史上固有的章句注疏传统。

“帝制”与《元经》：直面六代之制

那么，王氏《续六经》所续究竟为何？是否真像司马光、朱熹所说，完全是多余之举？门人程元问所续《六经》之宗旨，王通答曰：“吾续《书》以存汉、晋之实，续《诗》以辩六代之俗，修《元经》以断南北之疑，赞《易》道以申先师之旨，正《礼》《乐》以旌后王之失，如斯而已矣。”所谓六代，据北宋注家阮逸的解释，即晋、刘宋、后魏（北魏）、北齐、后周、隋。这就是说，王氏《续六经》的关注点从上古三代转向了以两汉以降的中古为中心。王氏《续六经》是一个经学家以经学的价值与标准，对自西汉至隋八百多年政教兴衰的整体总结。

王通认为秦汉以来的“帝制”与三代王道相对，“帝者之制，恢恢乎其无所不容。其有大制，制天下而不割乎？……千变万化，吾常守中焉”。在他看来，两汉的帝制虽比不上三代王道，却自有可观之处，首先便是“制天下而不割”，维系天下一统。他推崇两汉的“七制之主”（高、文、武、宣与光武、明、章七帝）：“二帝三王，吾不得而见也，舍两汉将安之乎？大哉，七制之主！其以仁义公恕统天下乎？……终之以礼乐，则三王之举也。”王通在此似乎将二帝三王（尧、舜与夏、商、周三代之王）之治虚悬一格，而将重心放在两汉。薛收曾问“帝制其出王道乎”，王通答以“不能出也”，并谓“政则苟简，岂若唐、虞、三代之纯懿乎？是以富人则可，典礼则未”。这是说帝制能富民而未能制礼。在王通眼中，王道以礼制治国，帝制以法制治理社会，两者高下有别。这是颇为高明的处理，既保持理想政治，又立足现实历史。

明乎此，我们才能回应朱熹的批评。朱熹指出，“王通之时，有甚么典谟训诰？有甚么礼乐法度？乃欲取汉魏以下者为之书”。朱熹批评王通的理由全然出于道德理想主义的历史观：三代以后千五百年“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既无真历史，自无真经典。相比之下，叶适的见解要更加高明：“言仁义礼乐必归于唐虞三代，儒者之功也；言仁义礼乐至唐虞三代而止，儒者之过也。”仁义礼乐既“未尝亡也”，儒者述道自不当“至秦汉以下则阙焉”。叶适因而断言：“此王通氏之所以独得于孔子之意也。”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高度结合，正是王通制作《续六经》的思想原则。

《续六经》今存者唯《元经》。此书模拟《春秋》而作，最能体现王通的经学观，起自晋惠帝即位的太熙元年（290年），讫于隋开皇九年（589年）平陈之岁。王通认为帝制至西晋惠帝而衰，故曰“天下无赏罚三百载矣，《元经》可得不兴乎？”王道衰而《春秋》作，帝制衰而《元经》作，故王通又说“《元经》褒贬，所以代赏罚者也”。不过《元经》并非简单模仿《春秋》，王通自己分疏说：“《春秋》，一国之书也……约诸侯以尊王政，以明天命之未改，此《春秋》之事也。《元经》，天下之书也……征天命以正帝位，以明神器之有归，此《元经》之事也。”《春秋》尊王，是要维系周室大一统的政治秩序；《元经》则要在南北对峙、互不统属的诸王朝中“征天命以正帝位”。后人讥《元经》纪年之失，如欧阳修所谓“绝宋不得其终，进魏不得其始”，多是把它当作一部编年史来读，而不知它本是一部续《春秋》的经书。

《元经》“断南北之疑”，所取既非隋唐盛行的北朝正统论，也非南朝正统论：它自两晋至刘宋用晋、宋年号纪年，刘宋亡后改用北魏年号，用谁的年号，便是认谁为正统。王通自述这一安排的用意是“感帝制而首太熙，尊中国而正皇始”。这套正统论以“天命”“居中”“王道”等政治观念为根基，而不取当时阐释政权合法性的基本框架，即阴阳家邹衍所创的五德终始说（当代学者刘浦江对此已有详论），体现了其经学思想的纯正性。门人董常问《元经》为何以北魏为帝，王通答：“乱离斯瘼，吾谁适归？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这是说乱世之中，能奉天地、庇生民者便是吾君。

王通也不取狭隘的夷夏种族论。苻秦即氐人所建的前秦，有人指为“苻秦逆”，王通则说：“晋制命者之罪也，苻秦何逆？”评断的标准只在能否“应天顺命、安国济民”。据此可见，王通所谓天命其实只是民意、民命，是苍生的福祉。这正合于《春秋》公羊学“从变而移”、不以族属为断的夷夏观，其后韩愈《原道》所说“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与此一脉相承。客观地说，《元经》的这一正统谱系以政治、文化、道德正统为核心，而淡化民族、血缘正统。从中国在唐以后的演进历史来看，它在当时具有无可比拟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有助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有助于推动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形成。

王道本之于大中之道

王通《续六经》所宣扬的王道，又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的？笔者认为，其基础就是大中之道，而这一观念由汉至唐的传承，王通在其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

大中之道出自《尚书·洪范》。《洪范》列治国大法为九畴，“次五曰建用皇极”，《孔传》释为“皇，大；极，中也。凡立事，当用大中之道”。在部分唐代古文家眼中，大中之道就是先王道统的标识。阮逸为《中说》作序，对王通所谓“中”作了解释：“大哉，中之为义！在《易》为二五，在《春秋》为权衡，在《书》为皇极，在《礼》为中庸……上不荡于虚无，下不局于器用，惟变所适，惟义所在；此中之大略也。《中说》者，如是而已。”这是以“中”统贯群经，又以中道为不落虚无、不滞器用而随时变化的原则。所谓“二五”，指《易》每卦第二、第五爻所居的中位。阮逸这一阐释可谓入木三分。的确，尚中之义遍见群经：《尚书·盘庚》言“各设中于乃心”，《大禹谟》言“民协于中”，《周易》以“时中”为基本原则，《大有》彖辞更有“大中，而上下应之”之语，《论语·尧曰》述尧之语“允执厥中”，皆与《洪范》相呼应。

孔子的《春秋》与王通自己的《元经》，褒贬所取的准则也是中道。王通对王凝说：“《春秋》《元经》于王道，是轻重之权衡、曲直之绳墨也，失则无所取衷也。”阮逸注：“衷，中也。”王通的中道并非拘泥于固定不变的常规，而是在常与变、道与权之间各得其宜，“《元经》有常也，所正以道，于是乎见义；《元经》有变也，所行有适，于是乎见权。权义举而皇极立矣”。这体现了王通中道观中常变相济、不执一端的特质。《尚书·大禹谟》有十六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王通曾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道之难进也”，将十六字上升为述道之论。

王通的中道还有一层空间意义。《中说》反复使用“中国”一词，正承《尚书》寻找“土中”（天下之中）、追求“中乂”（居中而治）之义而来。《元经》以据有中原的北魏为正统，一条重要理由正在于此：谁占据中原，谁就独占了正统地位。

文中子王通的经学，正是由汉唐注疏之学转入唐宋新经学的关键环节。他为学迥出于章句注疏之外，续撰《六经》，以经学的范式整理汉隋之间八百多年的政教兴衰。晚唐以来皮日休、孙复所述的道统谱系，也把他置于孟子与韩愈之间。唐人以皇极大中之道标示先王道统，与王通以中道为王道根本的思想形成呼应。重新认识王通续《六经》的经学史意义，重点在于看到王通独得于孔子的那一层意思：仁义礼乐既“未尝亡也”，经学便不当止于三代，而须如叶适所言，“以圣人之心处乎后世之变”。这一层意思并未过时。可以说，中华文明之所以能绵延不绝、经久不衰，靠的正是历代学人不把经典封存于往古，而以经典的价值直面当世之变；在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对话日益深入的今天，王通续经所示范的这种态度，仍然值得取法。

（作者：张广保，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中国哲学中的“变”与“化”

“变化”是中国传统哲学中一对关联道器、贯通体用、和合天人的重要范畴。《说文解字》中从字源上解释，“变，更也”，“化，教行也”。在中国哲学语境中，“变”多指向显著、剧烈、可见的形态更易，“化”则意味着潜隐、渐进、内在的本质跃迁。“变”与“化”相互渗透、彼此促成，是一种变革日新、守正创新的思维方式与实践哲学，昭示着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与创新性。

变中有化、化中有变的辩证思维

中国传统哲学蕴含着深厚的“变易”智慧。《尚书》中“作新民”、《诗经》里“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古老训示，早已展现出中华文明自我更新的哲学自觉。被视为“群经之首”的《周易》，其核心精神正是“变易”。《周易》有言：“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又云：“《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这深刻揭示了宇宙万物处于生生不息、永恒流变之中，没有任何僵化教条可以拘守。《周易》中的系辞排列遵循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哲学逻辑，将“变通”视为生命延续与发展的内在法则。

天地自然的演变是一个大化流行的生生过程，万物皆在“变”中更新，在“化”中积淀。《周易》有言：“化而裁之谓之变。”唐代经学家孔颖达疏解道：“阴阳变化，而相裁节之，谓之变也。”这意味着，“化”是自然而然的、连续性的生化过程，而“变”则是在此基础上，因时裁节、显现为显著转折或新形态的关键节点。《荀子》在论及君子之道时提出“变化代兴，谓之天德”，将变化相继视为宇宙的根本德性。张载也指出，“变，言其著；化，言其渐”，明确区分了二者显隐、顿渐的不同态势。王夫之则进一步发挥，将变化与日新合为一个范畴，指出：“变者化之迹，化者变之成”，“阴阳一太极之实体，唯其富有充满于虚空，故变化日新”，认为“变”生于“化”，是“化”之积达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表现。

中国哲学中具有本体意义的“道”，是统摄“变”与“化”的动态法则。儒家立足人文世界，主张与时偕行，穷变通久。《中庸》强调“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通过人文之“化”参赞天地之“变”。儒家之“道”，正是在人伦日用中通过礼乐教化实现社会秩序的和谐演进。道家则以“自然”为核心，崇尚万物之自化，警惕违背自然本性的妄为之“变”。老子谓“反者道之动”，指出“道”在循环往复中展现其变化；庄子言“万物皆化”，强调安时处顺、与时俱化，包含了一种高超的应“变”智慧。道家之“道”，体现为天地万物在无为而无不为中的自然流行。儒道两家进路虽有不同，但都将宇宙人生视为动态过程，主张在把握规律的基础上，通过心智觉悟与实践调适来应对变化、参与大化。

概而言之，这种“变中有化、化中有变”的思维方式，既关注现象之骤变，更洞察本质之渐化。在此思维框架下，中国哲学的主流趋向注重自然与人文的协调，追求天地万物的和谐，从而在变动不居的世界中寻绎生生不息之常道。

因时而变、应物而化的主动精神

中国哲学的“变化”观，不仅是对宇宙天人的整体性、动态性与连贯性的抽象体认，而且孕育出“因时而变”“应物而化”的主动精神和顺导智慧。

“因时而变”体现了主动把握历史进程的担当精神。“时”在中国哲学中不仅是物理时间，而且蕴含趋势、契机的“时机”之义。儒家将“变通”与“时”紧密相连，追求在变动中确立人文秩序。《周易》讲“变通者，趣时者也”，就强调一切变革必须顺应时代趋势。《中庸》倡导“君子而时中”，所谓“时中”，即依据具体情境动态地把握恰到好处的分寸，这本身就是“因时而变”在伦理与实践中的体现。宋明理学家进一步将此思辨化，主张变化必须遵循普遍的“天理”。朱熹通过“格物穷理”的学说，探究事物变化背后的“所以然”，以期统“理”御“变”，在纷繁现象中达到“泛应曲当”的境地。其核心主张在于主体应时刻审度时势变迁，在顺应时势中坚守根本价值。

如果说“因时而变”侧重于对时间维度上机遇的把握，那么“应物而化”则凸显了顺应规律、循理而动的实践理性。“化”不同于强制性、对抗性的“变”，更倾向于循序渐进的转化与生成。比如，庄子讲的“物化”，主张主体与外界随物而变、顺应事物本性而实现转化；荀子讲的“化性起伪”，强调通过教化引导人性向善的方向转化。再比如，中华文明对外来文明（如佛教）的吸收融合，不是生硬取代或对抗，而是经过漫长的中国化过程，使之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亦是“化”的典范。“应物而化”体现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不同文明之间关系的丰富实践中，它要求实践主体在深刻洞察事物的本质、矛盾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因势利导，以最小阻力、最高效能推动事物向预期方向转化。这是一种避免主观盲动，强调主客观的统一，追求动必缘义、行必顺理的境界。

近代以来，中国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传统“变化”观经历了重大转化。在西方力量的冲击下，冯桂芬、王韬都主张“器变道不变”，郑观应也讲“中学为本，西学为末”，张之洞乐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几乎成了一种普遍意识。这些探索虽有其特定历史局限，但亦可视为在文明剧变中“因时而变”与“应物而化”相结合的一种艰难探索，反映了在守护文化主体性（“道”“体”“本”）与接纳技术制度之“变”（“器”“用”“末”）之间寻求平衡的深层思维结构。这种“变”中有“常”、“化”不离“本”的运思，正是中国哲学应对时代挑战时的价值坚守。

以化御变、通变以化的行动智慧

中国哲学的“变化”观，在主动的担当精神和历史实践中，演化出“以化御变、通变以化”的行动智慧，蕴含着深具辩证品格的实践理路。变化不可避免，因此应以渐进涵化之功驾驭之，使革新不失秩序，转化不失根本。

就个体修养言，《大学》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示人自新之道，孟子谓“大而化之之谓圣”，将人格成长视为日积月累的转化过程。个体在世事纷纭中，以学问省察自化其偏、感化万物，方能守定方向、从容应变。此种修养非求一朝顿悟，而重渐次涵养，正合“化”之精义。

社会治理尤重“因革损益”之序。历代制度更迭多取渐变之策：汉承秦制而改苛法，唐循隋规而调官阶，皆在“变”中保留“化”的连续性。张居正变法虽力主改革，仍依托“通变”话语，以试点调适为主，避免社会的急骤动荡。历史上的乡约、族规、礼俗之演化，更是“化”的典范——伦理规范经教化浸润，“以化辅变”，缓慢而稳固地塑造社会，较法令强制更具韧性。

在国家应对层面，“变化”观为决策提供审时度势的框架。汉唐处理边患与外交往来，无不察“变”之机，又审“化”之效，以和亲、互市、设郡、交融等渐进方式消化冲突。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改姓通婚，自上而下地推动制度改革，逐步融入中华文明，亦为“以化御变”之例。此种思维，使国家在重大转折中既能主动求新，又能维系文化主体性，避免断裂式震荡。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科技革命与大国博弈相互交织，多重变局叠加。中国哲学的“变化”观，其当代意义至少可从三点见之。其一，变中有化、化中有变的辩证思维，教人在剧变中洞察渐化、在渐化中把握质变，超越非此即彼的对抗逻辑；其二，因时而变、应物而化的主动精神，启示我们审时度势、循理而动，在把握历史契机中保持战略主动；其三，以化御变、通变以化的行动智慧，则提示我们尊重事物节律，以渐进涵化驾驭剧烈变革，使革新不失秩序、转化不失根本。三者相济，既为个人安身立命提供修养之道，为社会治理提供改良之方，亦为文明交流互鉴提供共生共进之思。此种智慧，非但属于历史，亦为当下可资汲取的常新之道。

（作者：邵佳德，系南京大学哲学学院副院长）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明叙事

【论点摘编】

张明在《哲学研究》2026年第7期撰文指出，从“文明蒙尘”“文明拂尘”到“文明复兴”的逻辑嬗变，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明叙事的理论表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明叙事的核心主题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互动关系，这一关系经历了系列变化：从“外在形式融合”向“自主性融合”的转变、基于社会主义框架的“新文明”重构、对现代西方文明的学习与超越、立足“两个结合”的顶层设计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明叙事具有鲜明的现实导向：一方面，通过中国式现代化革新人类文明的传统叙事逻辑，进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另一方面，超越西方政党基于资本逻辑形成的关于“文明终结”的历史假想，开辟人类文明共融共生的新格局，进而展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国际形象。

马克思与费尔巴哈思想史关系再审视

【论点摘编】

何中华在《世界哲学》2026年第3期撰文指出，重新评估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思想史关系，有助于深化对马克思哲学本身的领会和把握。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费尔巴哈的“感性”原则，把感性直观改造成为感性活动；费尔巴哈哲学从“天国”回到“尘世”的取向，使马克思的哲学建构立足于世俗基础；费尔巴哈的“人本学”立场，启示马克思哲学确立人的在场性；马克思批判地借鉴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逻辑，以揭示异化劳动及其历史内涵，找到了宗教消亡的真实社会根源。这些方面显示，不能低估费尔巴哈哲学在马克思思想形成期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马克思既继承又超越了费尔巴哈哲学，这是以实践为原初基础的实践唯物主义得以建立的必要条件。

墨家因果归纳的理论、应用与起源研究

【论点摘编】

杨武金在《中州学刊》2026年第7期撰文指出，通过比较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发现的借助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的因果归纳思想，墨家虽然在因果归纳的理论上总结不足，但他们对因果推理方法的应用却是非常精到的，这正是他们能够作出重要科学发现的原因。墨家之所以善于应用因果推理方法开展科学探究和科学论证，主要是由于他们都是直接的生产者和科学经验的总结者。这些理论总结和实践应用，同时也是对中华文明话语体系所隐含的科学论证方式和说理方式的弘扬与发展。深入研究和全面把握墨家因果归纳思想的特质，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