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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9-14 ·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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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电子版
生成时间:2026-10-06 22:39
第01版:头版4 篇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当地时间9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 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 燕雁摄

当地时间9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 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新华社记者 王晔摄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

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

“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联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五是科技育才倡议

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

新华社新德里9月13日电(记者李忠发、韩墨)当地时间9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 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

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

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联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

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

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

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

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

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全文见2版)

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立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

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

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习近平回到北京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9月13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回到北京。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新华社新德里9月13日电(记者张钟凯)当地时间9月13日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返回北京。

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圆满成功。

为全球南方聚力 启金砖合作新程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取得圆满成功

2026年9月12日至1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王毅说,9月,元首外交进入新一轮繁忙季。习近平主席刚刚结束中亚、中东之旅,又开启了南亚之行。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在国际局势动荡、地区冲突频发背景下,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

王毅表示,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取得圆满成功,实现了三个战略性目标。

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20年前,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四国在联大期间首次举行外长会晤,拉开金砖国家合作序幕。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将彼此差异转化为互利合作的动力,将各自成功视为共同发展的基石,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

习近平主席以“自立自强、风雨同舟、成果丰硕”3个关键词概括金砖发展历程。20年来,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宝贵启示和有益借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维护和拓展了全球南方的正当权益。金砖国家各领域合作蓬勃展开,通过历史性扩员,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在金砖精神鼓舞下,金砖机制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组织。这是金砖合作风雨兼程20年最重要的经验,也将为金砖合作行稳致远走向未来提供最坚实的依托。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聚焦破解全球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掷地有声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与会各国领导人积极评价金砖合作为世界经济增长、应对全球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认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肩负着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的重要责任。各方同意继续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

20年风雨偕行,中国始终是金砖合作的塑造者和笃行者。中国曾3次担任金砖主席国,习近平主席亲力亲为推动金砖合作发展,从“三轮驱动”合作架构到“五大金砖”战略布局,从首倡“金砖+”合作模式到提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重要理念,一项项中国倡议成为金砖主张、金砖行动,在金砖合作进程中留下独特中国印记,注入强劲中国动力。

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习近平主席郑重宣布,中方愿以此为契机,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金砖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十九次领导人会晤,热切期待下一个“中国年”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展现新作为、开创新局面。

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风起南方,潮涌五洲。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与此同时,现行国际治理体系还不适应时代之变,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严重不足,正当诉求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这种失衡局面,既拖累了发展中国家振兴的步伐,也削弱了国际社会携手应对共同挑战的能力。世界期待金砖国家更好代表和维护全球南方的共同利益,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发挥更大作用。

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

支持全球南方团结自强,中国不仅有高瞻远瞩的理念,更有实实在在的举措。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人工智能开源普惠、数字产业合作、智能制造合作等倡议,宣布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等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到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始终秉持开源开放、包容普惠的理念,致力于帮助全球南方国家提升能力、平等受益,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

王毅说,一花不是春,独木不成林。习近平主席指出,“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始终心系全球南方,扎根全球南方,赋能全球南方,坚持共享机遇、共谋发展,以中国式现代化助力全球南方共同迈向现代化,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继喀山和天津会晤后,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合作清单不断拉长,贸易额续创新高,人文交流趋于活跃。中印关系的改善发展不仅受到双方28亿多人民欢迎,也是加强全球南方合作的应有之义。

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双方要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以合作共赢的理念相互成就,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共同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莫迪总理积极回应,表示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

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增进中印民众相互了解,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

王毅表示,中印各自发展是彼此的机遇,中印合作的影响远超双边范畴,对全球南方乃至整个世界都非常重要。中印关系改善向好来之不易、值得珍惜。期待印方同中方相向而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做伙伴而不是对手,推动两国关系向前走,不停滞、不倒退,把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的适当位置,让对话合作成为主流,加快实现各自发展振兴,共同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繁荣作出应有贡献。

王毅最后说,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风聚千帆劲,奋楫启新航。我们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坚持自信自立、开放包容、公道正义、合作共赢,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大美中国】沃野秋景

【大美中国】

近日,在广西梧州市龙圩区大坡镇河步村,动车组列车在田野上飞驰而过。

新华社发

第02版:要闻3 篇

筑牢金砖合作根基 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的讲话 (2026年9月13日,新德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尊敬的莫迪总理,

各位同事:

感谢莫迪总理和印度政府主办这次会议。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

没有规则的世界就像没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混乱、失序不可避免。公平正义是人心所向,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强权即公理”的逻辑行不通、早就应该摒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

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全球南方国家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为各国平等参与国际事务提供保障。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维护最惠国待遇等原则,积极探索制定面向未来的新规则。支持新开发银行运营发展,促进全球南方合作。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

济大事者,必以人为本。全球南方国家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方提出全球发展倡议5年来,已经同各方共同开展2000多个合作项目,培训各类人才超过20万名,惠及120多个国家的人民。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将继续扩大自主开放、单边开放,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

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应当标本兼治、综合施策。全球南方国家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推动《巴黎协定》全面有效实施。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

各位同事!

“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我们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联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要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为此,我提出5项倡议。

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

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欢迎各方积极参与。

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

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通过实施倡议,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

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

各位同事!

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让我们勠力同心,携手推进“大金砖合作”,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

谢谢大家!

(新华社新德里9月13日电)

习近平主席倡导金砖国家共担时代责任

“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地时间9月12日下午,习近平主席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为金砖国家在新形势下携手前行指明方向。

此次会晤正值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成长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

“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主席用“自立自强”“风雨同舟”“成果丰硕”三个关键词,总结金砖20年发展成就。

回顾过往,把握历史潮流;顺时应势,引领前进航向。

今天,人口占世界近一半的金砖国家,以约占世界30%的经济总量,实现对世界经济增长超50%的贡献,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金砖国家更应挺膺担当,共担时代责任,勇做先锋力量。

面向未来,习近平主席强调,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

“四个先锋”,彰显金砖国家在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应当发挥的第一方阵作用,也为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描绘清晰路径。

时代先锋,要在创新浪潮中挺立潮头。

2018年,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上,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未来10年,将是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10年”。如今,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深度重塑全球生产力形态与经济社会活动。此次,习近平主席强调金砖国家要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并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向新而行、向高攀登,金砖合作将不断积蓄新动能。

时代先锋,要在动荡世界中守护和平。

2014年,金砖国家领导人福塔莱萨会晤,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既做世界经济稳定之锚,又做国际和平之盾”。作为塑造国际格局的重要力量,金砖国家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此次,习近平主席强调“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作出金砖独特贡献”,并重申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彰显金砖国家可以在促进国际公平正义中有更大作为。

时代先锋,要在文明互鉴中凝聚共识。

多样文明是世界的本色。汇聚了深厚历史、璀璨文化的金砖国家,应当成为美美与共的典范。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指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不管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作为时代先锋的金砖国家,都要始终尊重文明多样性,以开放包容胸怀深化互学互鉴,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

时代先锋,要在治理变革中彰显担当。

金砖合作机制的诞生和发展,顺应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的时代大势,体现了提升发展中国家话语权、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共同愿望。在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积极倡导金砖国家“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金砖国家以更加积极姿态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注入强劲动能。

时代的风浪越大,越要勇立潮头、敢为人先。以2027年金砖“中国年”为新的起点,同舟共济、携手并肩,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金砖国家这艘大船一定能够乘风破浪、行稳致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9月12日电 记者严赋憬、伍岳)

勇做时代先锋 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为推动金砖合作行稳致远凝聚力量

当地时间9月12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 勇做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

多国人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深刻总结金砖合作机制20年发展成就,就金砖国家勇做时代先锋阐明中国主张,为推动金砖合作行稳致远、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凝聚力量,彰显中方对金砖事业发展的引领作用和负责任大国担当。

“金砖合作是南南合作的标杆”

“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用自立自强、风雨同舟、成果丰硕三个词总结金砖合作20年的发展成就。

“我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论述。金砖国家正在世界舞台上崛起,金砖合作是南南合作的标杆。”埃及《阿拉伯金字塔》杂志副总编辑苏齐·杰奈迪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会议现场对记者说,“世界的未来很大程度上由金砖国家参与塑造。我们必须联合自强,让整个世界都听到金砖的声音。”

“金砖合作机制的影响力,既来自金砖国家的整体实力和发展潜力,也来自其为发展中国家拓展发展选择、参与国际议程提供机会。”曾担任哈萨克斯坦投资与发展部副部长的拉希姆·奥沙克巴耶夫说,“金砖合作机制已经成为全球南方最具代表性的合作平台之一。”

“过去20年,金砖已经从一个以经济合作为重点的机制,逐步发展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印度尼西亚大学国际关系专家约恩·马哈茂迪说,“这一发展历程体现了金砖国家坚持独立自主、维护国家主权、增强发展能力的共同愿望,也反映出各方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期待。”

“金砖国家走过20年风雨历程,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合作项目规模日益扩大,体现了多极世界的发展方向。”俄罗斯战略规划与预测研究所所长亚历山大·古谢夫对习近平主席关于“风雨同舟”的论述颇有感触,“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在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暖、推动和平解决各类冲突、支持重要国际组织改革进程等重大问题上协调立场并开展合作,维护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利益。”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指出,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不断深化贸易、投资、金融、科技等合作,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金砖合作成果丰硕,这表明尽管金砖国家发展模式不同,但拥有共同利益并开展有效合作。”印度阿米蒂大学副教授苏沃罗·帕鲁伊说,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反映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持续上升。

“习近平主席指出,金砖国家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高质量的重点在于推动更深层次的制度建设和各类务实合作,涵盖人工智能、供应链协作、绿色发展融资和教育基础设施等领域。”帕鲁伊说。

“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共同发展提供重要指引”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指出,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古巴哈瓦那大学国际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路易斯·雷内·费尔南德斯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这为金砖国家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指明方向,体现了中国在金砖事业发展中的引领作用。

“当前国际形势动荡加剧,地缘冲突、贸易保护主义等问题相互交织,各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通过合作共促和平与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发挥‘四个先锋’作用,这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共同发展提供重要指引。”泰国开泰银行高级专家蔡伟才说。

蔡伟才举例说,在金砖合作框架下,泰中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中国对泰投资近年来规模扩大,“含金量”明显提高,投资领域正从传统产业进一步向电子元器件、智能家电、新能源汽车、数据中心等高技术和新兴产业延伸。“这些投资与泰国推动产业升级的发展方向高度契合,为泰国提升产业链水平提供助力。”

“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这应当体现为增进互信,为政治解决争端创造条件,维护有利于各国发展的和平环境。”奥沙克巴耶夫说,“金砖国家应在尊重各国主权和合理安全关切的基础上,加强沟通协调,推动通过对话协商处理分歧。”

“习近平主席强调,金砖国家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这意味着要尊重文明多样性,为不同文明增进理解、加强沟通搭建更多平台。”印度尼西亚阿拉扎大学孔子学院外方院长费里·安索里说,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他希望通过开展更多教育、语言和文化交流项目,把文明互鉴落到实处,为金砖合作打下更加坚实的社会和民意基础。

越南先锋青年解决方案旅行社销售总监林顺最关注的是,习近平主席在阐述“金砖国家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时专门指出,要深化文化、旅游等合作。“当今世界日益多元化,习近平主席的这一论述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差异越大,我们越需要接触、对话和相互理解。旅游业具有独特力量:它能把文明交流等宏大概念,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体验——一次聚餐、一段火车旅程、一次与当地人的交谈,或一次文化遗产地探访。”

“习近平主席关于‘金砖国家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的主张正当其时。”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查尔斯·奥努纳伊朱说,“金砖国家作为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应当在这一过程中发挥带头作用,承担更多责任、贡献更多经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不断完善,使各方都从中受益。”

“为充分释放金砖国家巨大经济潜力注入强劲动能”

“在此,我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

“习近平主席的倡议紧扣金砖国家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急迫需求,明确了人工智能合作的重点方向。”马来西亚前驻华外交官翁忠义说,“这一倡议将推动金砖合作从产品采购走向共同开发解决方案,为金砖国家产业升级、提升产供链韧性注入持久动力。”

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习近平主席强调,中方愿以此为契机,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的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俄罗斯代表安德烈·古里耶夫说:“中国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始终同合作伙伴共享发展机遇。我坚信,中国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将为充分释放金砖国家巨大经济潜力注入强劲动能。”

“我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旨在呼吁缓局降温、止战促和。”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指出,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

沙特阿拉伯利雅得政治和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阿卜杜勒·阿齐兹·沙巴尼表示,当前中东安全形势依然复杂,近期的冲突和紧张局势再次表明,地区安全不能依靠对抗及零和思维来实现。习近平主席提出要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强调通过对话、发展和地区国家之间的合作来促进中东地区共同安全,这对推动中东地区局势降温、实现长期稳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

(新华社北京9月12日电 新华社记者)

第03版:要闻5 篇

进一步加强行业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

本报北京9月13日电(记者彭景晖)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以下简称“5个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党中央高度重视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教育、科技、卫生健康等行业事业单位改革发展和干部队伍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部署要求,2015年中央办公厅印发《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暂行规定》,2017年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起草印发“5个办法”,形成以暂行规定为统领、重点行业办法相配套的“1+5”制度体系,成为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工作的基本制度遵循,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22年中央办公厅修订印发《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规定》,“5个办法”作为配套文件需要修订以与之衔接。同时,近年来党中央对相关行业作出的新部署新要求需要贯彻体现,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中遇到的新问题也需要研究解决。为此,中央组织部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对“5个办法”进行了修订。

这次修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有机衔接近年来修订或制定出台的有关新政策新制度,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探索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遵循不同行业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工作特点和规律,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新修订的“5个办法”,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强调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等;突出领导人员政治要求,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作为领导人员任职的首要要求,强调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加强政治监督等;强化领导人员专业素养要求,根据不同行业实际和岗位需求,对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或专业工作经历等提出明确要求;体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导向,在任期目标中强调打基础、利长远、求实效,完善考核评价内容,聚焦突出问题提出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求等;着眼激发事业单位活力,强调加大正向激励力度、加强人文关怀等;落实从严管理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监督重点,结合行业实际细化推进能上能下的具体情形等。

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中央组织部等5部委负责人就修订行业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5个办法”答记者问

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了《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以下简称“5个办法”)。5部委负责人就此接受采访,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问:请介绍一下修订“5个办法”的有关背景及必要性?

答:党中央高度重视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教育、科技、卫生健康等行业事业单位改革发展和干部队伍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部署要求,2015年,中央办公厅印发《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2017年,考虑到宣传思想文化系统、高校、中小学校、科研单位、公立医院是事业单位主体,且行业特点鲜明,贯彻干部分类管理原则,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原国家卫生计生委起草印发“5个办法”,形成以《暂行规定》为统领、重点行业办法相配套的“1+5”制度体系。这些年来,这一制度体系在加强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工作的基本制度遵循。2022年,中央办公厅修订印发《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规定》(以下简称《管理规定》),“5个办法”作为配套文件需要修订以与之衔接。同时,近年来党中央对相关行业作出的新部署新要求需要贯彻体现,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提出的新精神需要衔接落实,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中遇到的新问题也需要研究解决。为此,中央组织部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对“5个办法”进行了修订。

问:请介绍一下“5个办法”修订的指导思想和总体考虑?

答:这次修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遵循不同行业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工作特点和规律,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修订工作中重点把握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关于行业事业单位改革发展和干部队伍建设的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与《管理规定》相衔接,与近年来出台的干部工作政策、行业重要政策相协调。二是坚持问题导向,围绕相关行业领导人员管理中存在的共性问题,以及巡视巡察中发现的问题,有针对性提出解决措施。三是突出行业特点,适应事业单位公益性、服务性、专业性、技术性特点,既体现共性要求,又考虑不同行业差异性,提炼具有行业特色、好操作、能执行的政策措施。四是落实改进文风有关要求,适当精简篇幅。

问:对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有哪些要求?

答:这次修订,围绕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进一步明确相关要求。在总则部分鲜明提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和干部工作方针政策”,强调“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等;在资格条件上强调“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要求党组织书记应当“政治强、懂党建、懂业务”“具有驾驭全局能力”等;在选拔任用上强调“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等。同时,围绕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在相关行业办法中对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行政领导人负责制等提出要求,强调“健全议事决策机制,明确决策事项清单”等。

问:在领导人员政治要求方面有哪些规定?

答:这次修订,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进一步强化对选拔领导人员的政治把关。在总则部分,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等;在任职条件和资格部分,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作为首要要求,并结合行业实际进一步突出对领导人员政治素质的要求;在选拔任用部分,强调“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区分行业特点进一步明确考察重点;在职业发展和激励保障部分,将“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作为教育培训重点;在监督约束部分,进一步突出政治监督要求,强调加强对践行“两个维护”情况的监督等。

问:在领导人员专业素养方面有哪些要求?

答:这次修订,立足行业特点和岗位需求,对领导人员专业素养提出更高要求。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办法强调“具有胜任岗位职责的理论水平、专业知识和职业素养,自觉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高校办法要求“从事过教学、科研工作的领导人员一般应当占班子成员一半左右”;中小学校办法强调“党组织书记一般应当具有5年以上教育系统党务或者教育管理工作经历,校长一般应当具有5年以上教育教学工作经历”;科研单位办法强调“行政正职、分管业务工作的副职一般应当具有科研管理或者本行业领域科研工作的经历”;医院办法强调“具有5年以上医疗卫生工作经历或者其他相关领域管理工作经历”等。

问:在完善考核评价制度方面有哪些规定?

答:这次修订,着眼完善体现行业特点的事业单位领导班子和领导人员的考核评价制度,突出强调要“注意差异化、增强针对性,切实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在考核内容上,针对不同行业特点进一步突出重点,比如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办法强调“强化意识形态阵地管理责任”,高校办法、中小学校办法强调“强化师德师风建设要求”,科研单位办法强调“突出科技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医院办法强调“注意与公立医院绩效监测工作相衔接,防止逐利倾向”等。在考核方式上,强调“注重听取服务对象的意见和评价”“优化程序”等。在考核结果评定上,参照有关规定,结合行业事业单位实际,对领导班子和领导人员年度考核优秀等次比例作出具体规定,为实践操作提供政策依据。

问:在完善领导人员交流、回避制度方面有哪些规定?

答:2022年修订印发的《管理规定》,针对事业单位领导人员交流较少、回避不够规范等问题,专门增加“交流、回避”一章,明确相关要求。这次修订“5个办法”,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和实际,进一步作出针对性规定。在交流方面,着眼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和区域教育资源配置、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等,分别对高校、中小学校、公立医院领导人员交流提出要求。同时,强调对专业性强的领导人员交流应当注意发挥其专业特长,防止资源错配、人才浪费。在回避方面,考虑到《管理规定》和《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回避规定》等已有具体规定,这次修订“5个办法”明确提出“回避范围和情形按照有关规定执行”。同时,针对高校、科研单位、公立医院等事业单位存在的“学术近亲”等现象,明确领导人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涉及直接指导的研究生、本人所在学术团队及成员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可能影响公正履职情况的应当回避;对农村地区、艰苦边远地区等规模较小或者情况特殊的中小学校,明确领导人员任职回避方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掌握。

问:在领导人员职业发展和激励保障方面有哪些政策?

答:这次修订,着眼激励领导人员担当作为、干事创业,充分调动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结合行业实际进一步完善有关措施。一是强化培养教育要求,分行业明确培训重点内容,要求“原则上每5年对领导人员培训全覆盖”。二是强调健全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常态化工作机制,对中小学校和公立医院要求“加强党建和业务双强的复合型领导人员培养储备”。三是强调落实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对高校、科研单位领导人员明确“可以按照有关规定获取科技成果转化奖励”。四是强调完善单位政事权限清单,依规保障单位自主权。五是强调加大正向激励力度,加强人文关怀、关心身心健康等。

问:在落实从严管理方面有哪些要求?

答:这次修订,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从严管理干部要求,根据行业特点和实际,提出了规范管理、从严要求的系列措施。主要有:将“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作为领导人员任职基本条件;在选拔任用中强调“严把政治关、品行关、能力关、作风关、廉洁关”;结合行业实际进一步完善任期制和任期目标责任制有关内容,并对做好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变动交接工作提出要求;强化考核结果运用,明确将其作为领导班子建设和领导人员选拔任用、培养教育、管理监督、激励约束、追责问责等的重要依据;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区分不同行业进一步明确监督重点;落实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要求,分行业完善不适宜担任现职应当予以调整的具体情形等。

(本报北京9月13日电 本报记者 彭景晖)

红土地上薪火传

【赓续长征精神 奋进复兴征程】

大巴车穿行在福建长汀县的群山之间,青峰叠翠,汀江如练。“看!那头就是中复村。”在司机师傅的一声指引下,车内众人望向前方,只见错落的客家民居依山而建,“红军长征第一村”纪念碑静静矗立,村道整洁、游人熙攘……难以想象,近百年前这片秀美的土地曾见证血火鏖战,无数革命先烈在这里以青春热血铺就了万里长征的伟大开端。

时光回溯至1934年9月23日,松毛岭战斗打响。红九军团、红二十四师以及闽西苏区地方武装,在松毛岭与数倍于我军的国民党军展开血战。惨烈的战斗持续七天七夜,将士们用血肉之躯为主力红军战略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9月30日,红九军团接到战略转移命令,官兵们撤下松毛岭,在中复村召开告别苏区群众大会,随后向于都集结,踏上万里征途。

刚步入中复村,一座建于明代的廊桥映入眼帘,当地村民称之为“红军桥”。古朴的木构桥身历经数百年风雨依旧挺立,若仔细观察,会发现桥柱之上、距离地面约1.5米处刻有一道深深的印记,这并非造桥工匠凿刻,而是当年留下的征兵标尺。据村民介绍,当时征兵规定“人比枪高当红军”,红军普遍配备的汉阳造步枪,装上枪刺后长约1.5米,战士行军作战需背负长枪奔袭,因此参军青年的身高必须达到这一标准。时光流转,木柱上的刻痕成为那段峥嵘岁月的鲜活印证。

“一直以来,年轻人对长征的认识多源于课本,而我的责任就是把那段真实的历史讲给他们。”中复村红九军团长征出发地陈列馆内,红军烈士后代钟鸣正为观众导览。展柜里,史料文献与微缩场景相互映照,将战场烽火、出征誓师的过往一一铺展,让到访者在沉浸式体验中触摸红色根脉、感悟长征精神。

如果说中复村是万里长征启幕的醒目坐标,那么散落在长汀县的各大红色遗址,则如点点星火串联起这片红土地上壮阔的革命画卷。作为原中央苏区的文化、经济中心和红军重要的兵源地、给养地,长汀素有“红色小上海”之称,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革命记忆。人们走进苏维埃政府旧址,在青砖黛瓦间感受苏区建设的峥嵘岁月;福音医院里,老旧的医疗器械诉说着烽火年代救死扶伤的动人往事;辛耕别墅内,古朴厅堂静谧庄重,漫步其间,仿佛还能看见革命先辈围坐议事、擘画中国革命蓝图的身影;在瞿秋白烈士纪念馆,文字与影像共同诠释着先烈“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的赤诚决心;在杨成武将军纪念馆,勋章、军刀、战略地图等展品,生动展现了闽西将帅浴血奋战的家国情怀。

“这些红色遗址不是冰冷的建筑,是我们的根与魂,更是代代相传的精神和底气。”在汀州镇水东街值守的讲解员梁秋华道出这番感悟,话语朴实,却掷地有声。这条昔日承载苏区商贸繁华的老街,经过修旧如旧的保护性改造,不仅妥善保护了周恩来旧居、刘少奇旧居等红色遗址,还激发出新潮业态的蓬勃生长。特色美食、非遗市集、红色主题展览……曾经的老街如今已然成为年轻人寻访红色记忆、感受客家烟火的打卡地。

焕然一新的又何止一条水东街。从苏区时期手工缝制的粗布军装,到高端智能生产线上的科技面料,昔日支撑革命后勤的传统产业,现已借着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东风蝶变新生。目前,长汀县纺织服装企业超过300家,初步形成了“纺纱—织布—针织服装加工—成品市场”的完整产业链条,成为全省5个纺织服装产业集群之一。

从昔日山光岭秃的“火焰山”,到如今四季飘香的“花果山”,一代代长汀人秉持“滴水穿石,人一我十”的奋斗精神,久久为功治理水土流失,书写了荒山焕绿的生态文明建设奇迹。当下,长汀充分利用水土流失治理成果,发展崩岗经济、大田经济、坡地经济,壮大特色现代农业、生态旅游、乡村旅游等富民产业,走出了一条以水土流失治理推动绿色发展的生态之路。

踏遍闽西,长征精神穿越时空、历久弥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这片浸润热血的红色土地,正以实干担当传承革命薪火,用振兴发展续写时代新篇。

(本报记者 荣池 张诗瑶)

梯田入画来

金秋九月,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紫鹊界梯田稻谷渐次成熟。层层田垄依山铺展、蜿蜒起伏,旖旎梯田与山间村落、苍翠青山相映相融,绘就一幅灵动秀美的山野农耕画卷。拥有两千余年开垦历史的紫鹊界梯田,凭借天然自流灌溉系统生生不息。近年来,当地持续守护这一农耕文化遗产,依托梯田生态资源发展乡村文旅,让古老梯田焕发时代生机,以生态美景赋能乡村振兴。

新华社记者 陈振海摄

“采山专列”变流动服务站

“于车长,又见面喽!”上午10点多,由加格达奇开往古莲的6245次列车准点停靠在新林站,车门一开,山货筐的磕碰声和说笑声便涌满车厢。来自贵州的苗族兄弟张者南背着半人高的麻袋大步跨上车,熟络地朝车长于占武打招呼。

初秋的大兴安岭层林尽染,野生蓝莓、北国红豆、松塔挂满枝头,林下资源进入黄金收获期。这趟开行50年的“兴安北极号”公益性慢火车,串联翠岗、塔河、阿木尔、图强等25个站点,最低票价4元,每天穿行林海,是采山客往返深山与外界的重要通道,被沿线百姓称为“采山专列”。

8年前,听说大兴安岭采山能赚钱,张者南便来到了这里。“刚来的时候,连进山的道都摸不清,多亏了于车长,不仅帮忙联系住处,还告诉我哪片林子红豆多、哪座山头松塔厚。”张者南笑着说。如今,每个采山季,他都要乘坐这趟列车穿行在山林之间,一个月下来能赚一万多元。

“过去,山里的果子都是当地人自采自销,如今,林下经济愈加红火,这趟慢火车也渐渐热闹起来。”据于占武介绍,今年8月份以来,这趟列车已经发送旅客5000余人次,同比增长超12%。

列车穿行在林区深处,有的地方连商店、医院都没有,于占武和同事们便组建了微信群,帮采山客们捎药、买菜、带生活用品。时间久了,于占武成了许多采山客的熟人。

“采山客往往是采完了这一片,就买上几块钱的车票到下一站接着采。”为了方便采山客,于占武在车厢连接处设置了农林物资存放点,便民箱里常备充电宝、编织袋、手持弹簧秤等物件。乘务员轮休时还会去市场打听用工信息,贴在车厢墙上。一趟车,就像一个流动的服务站。

“裤脚扎进袜筒里,蜱虫咬了别硬扛;林深莫往独处钻,天气盯紧别逞强……”车厢另一端,乘警郝晓波一边巡视,一边用洪亮的嗓音念着自编的安全顺口溜。看到新面孔,还特别俯下身叮嘱几句:“头一次进山,要找有经验的人结伴而行,千万别走散了……”

“盘古站到了!”在于占武的提醒下,张者南和同乡们背着工具下了车,转身朝于占武挥了挥手,朝车厢里的老熟人们喊了声“回见”,便下了车。

盘古镇副镇长杨新伟介绍,2025年,大兴安岭全区林下经济产值达56.99亿元,如今,林下资源采摘、收购、冷链、加工产业链愈发成熟,寒地特色产品的品牌附加值和市场知名度显著提高。

夕阳洒在林海,采山客背着沉甸甸的山货满载而归,于占武又忙着帮几位新上车的采山客安置行李。车厢里,有人数着今天的收入,有人商量着明天去哪片林子,汽笛声穿过林海,慢火车载着满车收获和笑声,继续向着下一站稳稳驶去。

(本报记者 张士英 本报通讯员 王曼 徐率)

第04版:综合新闻6 篇

山东:制造提质 服务扩容

【活力中国调研行】

日前,“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走进山东。行走齐鲁大地,处处可感实体经济的蓬勃脉动。山东推动创新深度嵌入实体经济各环节,以制造业提质、服务业扩容双向发力,一手做强先进制造业夯实产业底盘,以优质供给撬动内外消费;一手壮大服务业拓展增长空间,释放消费市场潜力。

特色产业向新而行

“这台跑步机还能当私教?”在德州市宁津县的山东迈宝赫健身器材有限公司的展示厂区,一台长出“智慧大脑”的跑步机吸引了记者。

“这台机器可以根据每个人的体质、身高、年龄进行分析,生成一个30天的个性化训练方案,还能实时纠正动作偏差,让运动者能够更加科学精准地进行锻炼。”迈宝赫健身器材公司技术工程师房长文介绍,从初学到进阶,它都可以让科学健身触手可及。

过去当地产业多以加工代工为主,如今一场数字化、智能化变革正在县域工厂全面铺开。在迈宝赫健身器材38万平方米的智能生产基地内,激光切管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械臂灵活作业,定制化产品从接单到出货仅需半个月时间。

“我们既面向海外商业健身消费市场,同时对接国内全民健身消费升级浪潮。2025年生产了超过20万台套健身器材,同比增长了40%,完成销售额约7.5亿元。”公司总经理刘新利说。

宁津县是全国最大商用健身器材生产基地,全国每10台商用健身器材,有7台出自这里。目前,宁津县集聚健身器材及配套企业3000余家,产品覆盖商用、家用、户外、康养、冰雪、普拉提等领域,共有400余个系列、1000多个品种。

“我们坚持‘以产引赛、以赛促产’,依托健身器材产业基础,常态化举办群众性体育赛事和专业赛事,构建‘以赛促消、以消助赛’的良性循环。同时,在赛事现场设置健身器材体验区、产品展销区,让观赛群众能够近距离体验,直接带动健身器材及相关体育消费增长,同时拉动周边餐饮、住宿等业态同步升温。”宁津县教育和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主任张强说。

服务赋能抱团出海

在济宁高新区济宁全球工程机械跨境电商集散中心的设备主展区,挖掘机、割草机、多功能滑移装载机、农业机械等上百种机械产品整齐陈列,主播站在手机前,向海外客商直播推介产品。

展厅外的试验场,工作人员操控挖掘机,进退自如、动作有力。客商看到的展品都可以在这里的专业人员指导下,现场进行操控体验。

“这里整合济宁全市120余家优质工程机械企业资源,没有传统展会的时间限制,2.5万平方米展厅常年开放,直播基地灯火不息,让企业足不出户就能对接全球采购商,同时也让海外客户在线观看设备实操演示。”济宁高新区经济运行局副局长吕灿营介绍。

济宁是全国六大工程机械基地之一,拥有山推股份等整机龙头企业及泰丰液压等百余家核心零部件企业,产业规模超800亿元。为解决中小型企业的出海难题,济宁构建起“线下实体展览+线上云端推介+全球精准获客”的全链条体系,同时还推出“一站式采购”模式,海外客户可以同步搭配多款机械产品,凑整箱发货,大幅降低了单件物流成本。

“以前我们企业单打独斗闯海外,获客慢、成本高。入驻集散中心之后,一个多月微挖海外销售收入突破60万美元。”小象重工副总经理王彬说。

如今在济宁,生产性服务业不再是制造业的配角,服务赋能抱团出海,诠释了服务业联通生产与消费、激活内外市场的强大力量。今年,山东把服务业作为稳增长、促消费的关键支撑,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打造“山东服务”品牌,今年上半年山东服务业增加值增长6.4%,对全省经济增长贡献率达61.5%。

绿能促进城市转型

在枣庄的山东欣旺达新能源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通过四重过滤系统配合万级高斯磁棒拦截微小异物,从源头打造电芯标杆品质。

“这里是动力电池行业目前品质管控最严格的工厂。产线极限直通率高达99.8%,平均直通率在98%以上,远超95%的行业平均水平。”山东欣旺达新能源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李文明介绍。

作为枣庄锂电产业链主企业,欣旺达的带动效应正在显现。得益于枣庄“链长+链主”协同服务机制,半径1公里范围内,集聚了近10个锂电新能源项目。科达利、好力威、速博达等8家上下游配套企业因欣旺达而来,物流成本大幅压缩,产业协同效率持续提升。

如今,枣庄集聚新能源上下游企业280家,2026年1月至5月全市新能源企业营收同比增长35%,锂电产业营收增幅高达53%。

随着动力电池进入规模化退役期,枣庄把链条进一步延伸到电池回收环节。落户滕州的欣旺达废旧锂电池回收利用项目,废旧锂电池经拆解、热解、破碎变成电池黑粉等,综合回收率达98.5%。

从德州健身器材抢抓全民健身消费风口,到济宁依托服务业打通外贸消费通道,再到枣庄锂电产业厚植绿色消费供给根基,一幅生产与消费双向促进的高质量发展画卷正在齐鲁大地铺展开来。

(本报记者 冯帆 宋喜群 朱楠)

智慧支撑 涵养生态

——平陆运河打造绿色工程

一堆土石方重新利用,成了建设资源;一棵古树被细心呵护,随村民一起搬迁;一滴水、一条鱼,同样得到精心对待……

在平陆运河134.2公里的工地上,生态账精细到一棵树、一条鱼、一块石头。

给野生动物迁徙留通道

在平陆运河分水岭段,一座外观并不起眼的桥梁横跨运河两岸,桥面不铺沥青,只覆盖厚厚一层泥土,上面种植小叶榕、青冈栎等本土绿植与食源果树,桥两侧的围栏被设计成天然“绿墙”——这是平陆运河专门为野生动物迁徙而修建的通道桥。

“在环评阶段就特别关注运河对野生动物的影响。”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公司工程管理部工程师张寿龙说,“这桥是给穿山甲、野猪、豹猫等动物留的。”运河横穿丘陵和农田,沿线记录有数十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为了避免“工程通了,生态断了”,平陆运河项目建设了全国首座跨运河的陆生野生动物专属通道桥。

此外,平陆运河沿线还结合涵洞、桥梁设置了多处小型通道,让两栖类、爬行类和小型哺乳动物畅通无阻。

“土石方”“船闸水”都不浪费

3.15亿立方米土石方,相当于近3个三峡船闸的开挖量。在道11标QNGT-03号堆存场,一望无际的蔗田长势喜人。

“这一片堆存场由200多万方堆填完成,后续甘蔗产生的经济效益归当地村民所有。”项目工作人员介绍,施工中,技术人员像做外科手术一样,将表层30厘米的熟土单独剥离存储,待填筑完成后再覆盖回去。这种表土剥离利用技术,最大程度地保护了本地土壤中的种子库和微生物群落,让植被得以快速自然演替。

统计显示,平陆运河马道、企石、青年三大枢纽周边的生态涵养区已完成绿化面积数千亩。

与土石方一样被精打细算的,还有水。平陆运河船闸用水量大,而广西存在季节性缺水问题。如何在通航中省水?记者在马道枢纽看到,船闸旁建有一排巨大的蓄水池。技术员解释,这是三级省水船闸的“节水心脏”。船闸泄水时,部分水被存入蓄水池,下一次过船再抽回重复利用。与普通船闸相比,可节水约六成。沿线还布设蓄水工程,雨季收集雨水、旱季补充生态流量和农业灌溉。

“运河没把水‘抢走’,反而帮我们多存了一瓢水。”蔗农覃大爷说。水资源在运河里“循环上岗”,既保了通航,也保了田间地头和河流生态。

为草木鱼虾重新安家

在灵山段,一棵百年古榕正好位于开挖线上,施工人员为它量身定制了“搬家”方案:先断根缩坨、再包土球,用平板车整体平移200多米。“沿线古树、大树都建有档案,能避则避,需移则移,一树一策。”工作人员介绍。

在青年枢纽下游临近入海口处,为了不破坏珍贵的红树林生态系统,建设者们专门优化了施工方案,设置防污屏阻隔悬浮泥沙。无人机搭载多光谱相机定期巡航,通过分析影像的光谱特征,对红树林的健康状况进行体检。一旦某片区域颜色异常,管护人员便会立即前往核查。今年7月的一次遥感解译结果显示,青年枢纽周边红树林面积与施工前相比保持稳定,部分滩涂区域还出现了自然更新苗。

站在青年枢纽旁专为鱼类修建的“生态廊道”旁,工作人员介绍:“这条通道不是简单的水泥槽,而是一条总长480米垂直竖缝式鱼道和鳗鱼道相结合的鱼道工程。”循着潺潺水声望去,只见鱼道内设置了错落有致的隔板和石块,水流或急或缓,大小不一的休息池串联其中,模仿着天然溪流的生境。水下还有隐藏式高清摄像头和传感器矩阵正在不知疲倦地工作。

据最新调试数据,鱼道试运行期间已经监测到鲮鱼、赤眼鳟等多种鱼类成功通过。当鱼儿借助水流奋力向上洄游时,监控屏上会立即弹出方框,自动标注出种类和数量。这些数据会实时汇入生态监测数据库。这套“鱼脸识别”系统经训练后,识别准确率不断提升,为鱼道的精细化管理提供了可靠支撑。

这条通江达海的新通道用一个个细节证明:发展与保护在这里同向而行,工程与生态实现了“双向奔赴”。

(本报记者 周仕兴 王瑾雯)

采收作业忙

9月12日,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板桥镇西湾村万亩制种玉米基地,10多台大型收割机正在进行制种玉米采收作业,田间一片丰收忙碌景象。

杨永伟摄/光明图片

保护古村古建 留住乡风乡韵

秋日午后,重庆忠县花桥镇东岩村73岁的村民黎永涛提着水壶,穿过一条刚铺好的青石板路来到东岩古寨修缮现场,踮起脚尖仔细打量已经修复大半的寨门:“寨墙上那些老石头,还在原处吧?”

正在脚手架上忙活的石匠老陈停下来,一边用毛巾擦汗一边回答:“在原处呢。你就放心吧,都没有动位置。”

忠县是全国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县。2024年以来,当地创新探索“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的共建共治共享模式,将传统村落保护纳入村规民约,按照“一村一方案、一房一图纸”对传统村落和老建筑进行保护性修缮,推动全县7个中国传统村落从“保下来”向“活起来”转变。

让黎永涛放心不下的东岩古寨有500多年历史,东岩村构建传统建筑日常维护和预警机制,将保护责任细化到人。黎永涛主动认领的责任,就是保证古寨修缮过程中“每一块老砖、每一根旧梁都要精准编号归位”。

距离东岩古寨约50公里的永丰镇东方村龚家院子,是一座始建于清嘉庆七年(1802年)、由19栋房屋组成的滨水老宅院。围合的院子以前排水不畅,一到下雨天就“水漫金山”。修缮后的龚家院子不仅完善了排水管网、污水管网和消防管网,还新增了全新的滨水休闲空间。“管网通了、院坝平了,亲戚来串门都说我在这里越过越洋气了。”65岁的龚大爷说。

传统村落的集中连片保护遵循“宜文则文,宜居则居”原则,对宜居建筑开展提升型改造,对具有文化价值的闲置民居则将其打造成精品博物馆,让每栋老建筑都有适合自己的独特用处。

东岩村的一栋百年老宅,修缮后成了汉文化展览馆,另一栋闲置民居则被改造成了非遗传习所和村史馆,让东岩村濒临失传的道钱舞、彩船舞和龙灯舞又有了固定的展演舞台。“还以为这辈子再也看不到这几样老节目了,没想到现在家门口就有舞台了。”80岁的村民黎永淑说。

夜幕降临,忠州街道独珠村李家院子的灯火次第亮起。这个三面临江的古老院落,现在是长江三峡的最美“江村”之一。远处的江面传来悠悠汽笛,正在院子里品茶聊天的几位游客循声俯瞰江景:“住在这样的老房子里,时间慢下来了,乡愁涌上来了。”

(本报记者 张国圣 李宏 本报通讯员 伯华)

管华诗院士逝世

本报青岛9月13日电 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海洋药物学家、中国海洋大学原校长管华诗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9月4日在山东青岛逝世,享年87岁。

管华诗,男,汉族,山东夏津人,1939年8月出生。1959年9月考入山东海洋学院,1964年8月毕业留校任教。196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青岛海洋大学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校长,中国海洋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农业学部第一届主任,政协第八届山东省委员会副主席等。199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管华诗是我国现代海洋药物学科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他带领团队研制出我国第一个现代海洋药物藻酸双酯钠,建立我国第一个海洋特征糖库,主持编纂我国首部大型海洋药物典籍《中华海洋本草》,系统构建全链条海洋药物创新体系,为我国现代海洋药物学科建设和产业发展作出里程碑式贡献。曾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等奖项或荣誉。

课程跟着产业走 教材围着岗位转

在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的课堂上,学生扫码领取“工单任务书”,依据教材模块完成小微企业银行流水诊断、税务风险预警等真实业务操作。课堂任务与企业最新业务同源,教材内容随产业政策动态更新——这是学校13年课程教材联动改革的一个缩影。

数字财经学院依托国家“双高”专业群建设和《高职财经类课程“高效课堂”创新研究与实践》等16项省级教改课题,联合多家链主企业等单位组建实体化数字财经课程教材开发协作体,探索形成“链主引领、小微适配、迭代共演”的改革路径,让课程跟着产业走、教材围着岗位转。

构筑课程教材开发联动协作体系

搭建链主引领的多元开发架构。学院以金蝶软件等链主企业为核心,联合产业链小微企业、行业协会、出版社等30余家单位,组建数字财经课程教材开发协作体,搭建决策层、审核层、执行层三级联动架构与常态化运行机制。

打造岗课对接的能力标准体系。学院立足小微企业财经岗位需求,制定云财务应用、小微金融服务、金融科技营销等岗位能力标准,开发12项岗位能力认证并全面融入课程体系。80%以上的教师取得链主企业技术与业务认证,全程参与课程教材开发与教学实施。

推进课程教材与产业精准匹配对接。学院联合多名产业专家绘制“岗位能力—课程体系—教材内容”三级联动图谱120个,实现课程模块与教材单元精准匹配。一体化开发在线课程32门、教材48种,推动课程教材建设从“院校主导”转向“产业定制”。

打通课程教材实施联动运行路径

实现课、材、教深度协同。学校以教材工单化实现课材教一体融合,依据课程标准拆解小微客户银行流水诊断、税务风险预警等868个岗位能力点,对应教材模块设计“工单任务书”,按照工单顺序设计课堂教学实施环节,向32门课程全面推行。

推动教学与小微岗位精准对接。选取小微企业“一人多岗、业财融合、普惠下沉、数据风控”等真实场景与案例186个,依托1100个微课等资源融入在线课程和教材,学生课堂扫码或登录链接即可接收工单任务,实现教学内容与场景直连产业、直通岗位、直达能力。

构建学、练、评高效联动机制。由链主专家、小微骨干与校内教师组建复合型授课团队,开发32门“预学诊断—实操验证—数据反馈”三联动课堂:依托工单和数字资源重构授课逻辑,课前依托数字资源布置预习,课中依托真实场景和案例开展项目实训,课后依托智慧经院等平台对标教材测评。

实施课程教材质量保障联动迭代机制

搭建产业同步的数字支撑平台。学院以数智赋能筑牢资源底座,整合小微金融操作指南、财税单据、实战案例等超1TB颗粒化资源,建成链主生态数字资源包,实现资源与政策、技术、产品同步更新。

推动教学内容与产业同频共振。16支校企混编课程组推行“边开发、边教学、边迭代”模式,针对小微企业税费优惠、数电发票等更新要求,2周内完成教材与在线课程教学内容与教学资源升级,1周内完成问题修订替换,实现教学内容与产业发展零时差联动。

健全质量保障体系。学院以协作体闭环优化提升建设质量,建立院校、链主、小微三方共治机制,围绕核心指标构建评价体系,多方定期联合复盘,形成“用中评、评中改、改中优”的长效改进机制。

13年深耕结硕果 建设模式向全国示范推广

2013年以来,数字财经学院聚焦小微金融与财税特色,建成国家级课程6门及省级课程18门,注册应用覆盖600多所学校;获国家规划教材27种、省级重点教材14种。获评国家课程思政教学团队、国家教师教学创新团队;涌现国家课程思政教学名师7人,入选全国“双师型”教师典型案例。

学生获国赛一等奖2项,毕业生就业率超98%、用人单位满意度超97%。23门课程、26本教材被小微企业用作培训手册,助力300余家小微企业开展AI智能体应用、RPA财务机器人开发等项目。

学校牵头发起全国金融科技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举办骨干师资专题宣讲100余场,吸引全国超千名教师到校交流,70余所省内外院校落地应用学校教改成果。

(王茜 单松 余茜茜)

第05版:红船初心专刊(总第1939期)3 篇

文化种子落进年轻心田

——福建坚持以文化人促教育提质增效

第四届侯官论坛在福州大学城各高校学生代表合唱的悠扬旋律中拉开序幕。资料图片

小山丛竹书院举办“大学前乡土文化研习班”。资料图片

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强调,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坚持不懈做好以文化人工作,积极推进移风易俗。

“我的家里福满堂,我的家人走天涯,古风古韵传祖脉,一家人咏唱我中华……”

清晨,闽江上雾气未散,福州大学城文化艺术中心里,一曲《侯官是我家》唱响了。台下是14所高校师生,窗外是旗山闽江。一千多年前,这里名为侯官,一个走出了林则徐、沈葆桢、严复的县邑,“晚清风流数侯官”的美谈至今仍在坊间流传。

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强调,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坚持不懈做好以文化人工作,积极推进移风易俗。如今,福建正把深厚的文化底蕴转化为立德树人的鲜活教材,探索出一条具有福建特色的教育提质增效之路。

从“知识本位”到“文化铸魂”

教育之变,首在理念之变。

曾经,教育容易陷入“重知识传授、轻文化浸润”的窠臼:思政课被讲成了知识点,文化课被讲成了考点,育人被窄化为“提分”。

彼时,文化育人常常陷入三重尴尬。地位上是“点缀”,讲起来重要、忙起来不要,搞个讲座、办场仪式就算交差,风过之后了无痕迹;推进上是“一阵风”,热热闹闹启动,冷冷清清收场,缺少课程、课时、师资的刚性支撑;格局上是“独角戏”,学校单打独斗,家庭、社会协同不上,文化资源与学科教学“两张皮”,博物馆、古厝书院这些“家门口的教材”长期睡在名录里。

问题摆在面前,福建的回答是:文化不是教育的点缀,而是教育的灵魂。改变,首先从顶层设计的“破冰”开始。

破“一阵风”,靠的是制度安排。福建跳出文化育人“运动式”推进的误区,以制度化保障取代突击式推动。

闽清是一个典型样本。2025年4月,闽清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推广中心揭牌,整合礼乐文化、家风家训等地域资源,孔子第75世孙孔海钦受聘担任顾问。全县建立“县委统筹、县政府主抓、教育局牵头、多部门协同、各校落实”的协调推进机制,所有学校设立校长牵头的校级工作专班,构建“县—中心—学校”三级贯通体系。全县113所中小学、幼儿园实现全覆盖,累计开展传统文化主题活动560余场,覆盖师生7万余人次。

在福州,全市设立市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研究中心等5大中心,遴选培育6个团组、30所试点校、22所基地校。厦门集美区将文化育人纳入政府年度考核指标,建立“课程研发—师资培训—效果评估”全链条机制。从省到市再到县,文化育人正从“软任务”变成“硬约束”。

破“点缀论”,靠的是课程贯通。文化要真正进脑入心,必须长在课堂里。

在漳州云霄县,传统文化被“织”进课程体系。美术课开设书法、国画,音乐课赏析民族经典,体育课练起八段锦,依托闽南文化、红色文化资源开发“方言俗语”“红色传承”等系列主题课程。

漳州长泰区林墩中心小学构建“认知—技艺—创造”三级课程体系:低年级诵读咏竹诗词,中年级在非遗传承人指导下学习竹编核心技法,高年级独立设计制作传统器物。“竹编课承载的不仅是传统技艺,更是将理论学习与动手实践紧密结合。”校长林建山说。课程之变,让文化从“课外活动”变成了“课堂常态”。

破“独角戏”,靠的是协同与师资。文化育人不能靠学校单打独斗。

厦门市海沧区自2022年起以“教联体”为突破口,确立“政府统筹、学校主导、家庭协同、社会参与”的立体化育人体系。天心岛小学“周末博物馆”带学生走进40余家场馆,与全市40多家单位深度联动。2024年首批11对试点建立后,又有10所学校和9个社区加入第二批“教联体”。而在闽北延平,闽北职业技术学院成立郑成功文化研究中心,3000多名新生沿“成功路”开展十公里拉练,将军训变成“行走的思政课”。

理念一变,格局全变。文化育人,在福建正从“点缀”走向“灵魂”,从“一阵风”走向“日日功”,从“独角戏”走向“大合唱”。

从“一间教室”到“一片大地”

思政课不仅应该在课堂上讲,也应该在社会生活中讲。

2023年4月8日,“行见八闽”大思政课研学实践圈试点在厦门大学启动。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龙岩学院分别牵头南部、北部、西部三大片区,以红色文化、朱子文化、侯官文化、海丝文化、嘉庚精神为内容支撑,厚植学生文化自信根基。

盛夏,海滨城市厦门热浪翻涌。在厦门大学翔安校区,400多名来自宁夏和福建的中学生站成方阵。授旗、宣誓、出发,“行见八闽”闽宁协作山海情大思政课主题夏令营,在暑假的第一天拉开大幕。

宁夏固原,厦门大学“徒步百里祭英烈”的队伍走在山路上。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祝松一边走,一边感慨:“这种沉浸式体验让我们体会到闽宁协作的成就,更让我们感受到了行走的思政课的魅力。”从2024年签署闽宁协作“大思政课山海情”协议,到2025年夏令营开营,厦门大学把思政课堂从东南沿海搬到了西北高原。

福建师范大学的实践队走进江西于都红军小镇。“青马工程”学员重走长征小道,参观革命旧址,对话老党员。

“当我踏入红军小镇,历史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一名学员在实践日记里写道。

在福州,“3820”战略工程实施30周年成就展馆里,一群大学生凝视着一张蓝图,聆听20多年前的战略构想如何一步步变成现实。福山郊野公园,闽江大学“循绿溯源”实践队沿20公里智慧福道徒步踏勘,把山林实景变成行走的思政课堂。

而华侨大学的课堂,走得更远。在泉州永春余光中文学馆,20名营员对着泛黄手稿听“乡愁”主题讲座。

来自中国台湾的陈同学站在海边极目眺望:“实地感受这种跨越海峡的文化共鸣,不仅让我对《乡愁》的理解不再局限于文字,更感受到两岸血脉相连的深厚情谊。”

福建的思政课,正在走出教室,走进现场。如今,“行见八闽”大思政课研学实践圈已囊括200余个实践教学基地、2000余个大中小学研学营地基地,涵盖420条研学实践精品路线,每年覆盖超6000所大中小学、600万名学生。从“行见八闽”到“读懂中国”,福建正以行走的课堂,让理论可感可及。

从“书本里的故乡”到“行囊里的故乡”

文化育人,既要仰望星空,更要扎根大地。

文化不是静态的遗产,而是可感可触的成长力量。福建师范大学排演原创独幕剧《数侯官人物》,让先贤故事从书本走上舞台。福建医科大学侯官文化AI艺术创作大赛吸引全省高校学子参与,征集作品2500余件。

在福建农林大学,侯官文化的农耕智慧正在实验室与田间地头“活”起来。该校深耕甘薯育种研究五十余载,选育的“金山”“金薯”系列30多个品种,破解了相关产业难题。

而在闽南,文化的根扎得更实、更深。盛夏泉州,小山丛竹,竹影扫阶。今年7月底至8月初,小山丛竹书院“大学前乡土文化研习班”第三、四期接连开班,百名准大学生分两期,各用三天时间深读家乡这本“大书”。

三天的课程,从讲座到读书会再到实地踏访,学员们收获颇丰。丁毓玲讲“我们的家乡曾经是东方第一大港”,陈进国讲“半城烟火半城仙”,古城金牌讲解员杨成龙带着学子走进九日山摩崖祈风石刻、王宫侨批馆、李贽故居……

学员代表李宓说:“今天我们在此研习乡土,是为了明天带着更深厚的文化自信走向四方。”

在漳州,一份特殊的礼物被塞进远行的行囊。8月11日,在漳州市优秀高中毕业生欢送会上,160余名学生收到《打开福建·漳州卷》的专属定制版,新增扉页寄语《把家乡装进行囊——致即将远行的你》。

这本书以“山海经、清漳赋、古城风、田园诗、风物志、人物记、丹霞红、向海行”八大板块,突破传统地方志的厚重感,用温润雅致的散文笔触写下漳州的筋骨与魂魄。结合实施“万才聚漳”行动计划,漳州把该书纳入人才政策“暖心包”,赠予近万名赴省外就读大学生,并从今年起每年采购8000册。

“每当我翻开这本书的时候,都会想到流淌在内心的故乡血脉。毕业后,我将回来建设滨海漳州。”即将跨越1000多公里到山东大学读书的漳州正兴学校毕业生洪嘉豪说。

从课堂到社会,从校园到乡间,福建以文化为春风、以育人为根本,回答的是“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教育的根本问题。

八闽大地,文脉绵长。当文化的种子落进年轻的心田,当家乡的山水成为最生动的教材,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青年,既能“开眼看世界”,也能俯身耕故土,必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成长为担当重任的时代新人。

(本报记者 冯家照 张诗瑶 高建进)

善用“大思政课”,创新激活文化育人新动能

文以载道,道以育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也是涵养时代新人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深厚土壤。

充分激活文化的育人功能,需要一种大格局、大视野、大贯通的教育创新作为支撑。“大思政课”正是这样一种战略性、系统性、实践性的教育创举,它以协同育人的格局汇聚力量,以连接古今的视野赓续文脉,以知行合一的贯通承载厚重,使文化育人工作更加系统、更加深刻、更加富有成效。

如何以“大思政课”的集成创新激活文化育人新动能,是时代交给我们的一道必答题。

文化育人的本质在于以文化人,根基在文化,关键在转化,让文化从外在于人的知识转化为内在于人的价值准则。“大思政课”植根于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立足于铸魂育人的教育本源,其深层追求正是让优秀文化进入青年人的精神世界,内化为他们日用而不觉的行为准则。实现这一追求,必须紧紧锚定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协调学校、家庭、社会等多元主体实现文化浸润,融合思政课堂与社会课堂促成知行合一。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是“大思政课”建设的根本方向,而其中文化育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必须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文化育人的全过程。文化养心志、育情操,养的是理想信念、使命担当和奋进意志,育的是思想境界、综合素养和精神品格。在“大思政课”建设中,必须把牢文化育人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引导青年学生在丰富多彩的文化滋养中自觉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之中。文化育人立得住、扎得深、行得远,才能真正培养出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大思政课”的文化根脉,要深入挖掘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精华的时代价值,以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既反对全盘复古,又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弘扬革命文化,着力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可感可触的育人素材,树立大历史观,让青年在回望峥嵘岁月中感受信念的坚定、信仰的厚重,在把握历史大势中增强前行的自觉与底气,传承红色血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大思政课”的时代旗帜,要阐发其勇于探索、改革创新、开放包容、担当作为的时代品格,注重运用脱贫攻坚、科技攻关、大国外交等新时代伟大变革的成功案例,在守正创新中为“大思政课”增添鲜明的时代意蕴。

文化育人是以文化浸润为手段的系统工程,需要“大思政课”构建的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格局凝聚多方力量。学校要当好文化育人的“主阵地”,以思政课堂建设为重要抓手,在师资上以“六要”标准淬炼教师队伍,筑牢信仰之魂,提升专业能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在课程上优化内容供给,深融文化实践,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家庭要摒弃功利化教育思维,以好家教涵养好品德,以好家风塑造好人格,积极融入学校育人体系,形成家校同频共振的育人合力。社会要做好文化育人的“大课堂”,从沉淀历史厚度的博物馆、蕴藏信仰力量的红色遗址,到承载时代精神的田野乡间、展现时代脉动的企业车间,这些鲜活场景正是社会独有的育人空间。为此,应做好实践资源的开发、整合与创新工作,使青年在课堂和家庭教育的基础上拥有足够广阔的实践场域。

实现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有机融合,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构建“认知—体验—反思—践行”的完整学习链条。思政课前应精心设计问题,让学生带着课堂上的文化熏陶和知识框架走进现实社会场景,明确要看什么、想什么。实践现场要组织引导,让每一处场馆、每一个场景都成为有目的的育人环节,避免走马观花式“到此一游”。思政课后应积极反思,把社会实践中的感受和触动带回课堂,在交流讨论中提炼价值判断,进而转化为日常行为准则。这样从课堂到社会再到课堂的循环往复,使学生在实践和反思中逐渐稳固精神品格,获得的不再是抽象的文化知识,而是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文化自觉。福建“行见八闽”大思政课研学实践圈试点建设、“追寻领袖足迹”系列主题社会实践活动,为“大思政课”与文化育人的深度融合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实践样本。

以“大思政课”集成创新激活文化育人新动能,是一项需要长期探索、持续深化的时代课题。因此,必须锚定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凝聚校家社协同育人的强大合力,打通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的实践壁垒,多措并举、久久为功,让文化从历史深处走进青年的心灵深处,将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美好愿景变为生动现实,为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注入不竭动力。

(作者:叶阁泽,系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让红色历史成为可触可感的鲜活记忆

近日,在内蒙古民族解放纪念馆的主题雕塑红色铁骑前,兴安盟乌兰浩特市第六中学九年级学生王逸涵正在用中英文双语为游客讲解:“在广袤的内蒙古大地上,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这里生根发芽、枝繁叶茂……”

内蒙古民族解放纪念馆里,不少参观者放慢脚步,静静聆听。从五年级起,王逸涵就在这里担任义务讲解员,至今已参与400多场讲解。“革命先烈永远值得我们尊敬,我想让更多人记住他们的故事。”王逸涵说。

在兴安盟,像她这样的“小小红色宣讲员”已成为红色场馆里一道独特风景。

如何让厚重的红色历史走进年轻一代的内心?兴安盟给出的答案是让思政课“活起来”。

今年4月,内蒙古科技大学与内蒙古民族解放纪念馆联合开设一堂“云上思政课”。课堂上,思政课教师孟曦围绕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与内蒙古民族解放主线,引导学生在边疆民族地区革命实践中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必然。

与此同时,纪念馆讲解员同步直播展厅实景,主题雕塑“红色铁骑”、珍贵文物、历史复原场景一一呈现。千里之外的学子足不出校园,便“走进”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课程还设置云端互动环节,纪念馆特聘历史专家任翔在线答疑,师生实时交流研讨。

“这堂思政课让红色历史从书本走进现实,很特别,很吸引人。”有学生感慨。教室与展厅互联互通,一个沉浸式、互动式的思政课堂由此构建。

如果说云上课堂拓宽了思政教育的边界,那么“小小红色宣讲员”队伍则让红色基因薪火相传。

兴安盟关工委联合团盟委、“一馆三址”(内蒙古民族解放纪念馆、“五一大会”旧址、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办公旧址、乌兰夫办公旧址)等部门,共同打造“小小红色宣讲员”工作品牌。

内蒙古民族解放纪念馆系统开设历史授课、展厅实训、礼仪训练、红歌传唱、研学实践等课程,持续发掘培育青少年志愿讲解员,目前已累计培养1200余名。

乌兰浩特市合展小学学生李炫苇今年11岁,已有四年讲解经验:“我学习了很多北疆革命故事,像‘一车毛柴’的故事让我印象很深。革命先辈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有廉洁自律的高尚品格。我希望能用我的声音、我的表演,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游客听,让更多人了解兴安的红色历史,在心里种下一颗红色种子。”

今年6月,“红色兴安 立德树人”——“剧场里的思政课”主题发布会在内蒙古大学举行。小小红色宣讲员郑博阳登台推介主题展,用清澈的声音讲述内蒙古百年发展变迁。他在日记中写道:“红色故事中有很多烈士英勇牺牲,我们要记住他们的英名,讲述他们的事迹,传承他们的精神。”

从云上课堂、少年宣讲员,到剧场舞台、研学实践,兴安盟正推动思政教育走出教室、走进现场、迈向云端。

今年5月,兴安盟发布大中小学一体化大思政课研学实践圈,首批36个精品研学核心点位、10条精品线路同步亮相。

兴安盟文化旅游体育局局长王天凤介绍:“我们前不久推出红色研学线路,让红色遗址成为党史‘教室’,组织青少年担任‘小小讲解员’、演绎红色情景剧,让红色历史成为可触摸、可感知的鲜活记忆。”

(本报记者 王潇 本报通讯员 方巍)

第06版: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刊2 篇

着力建设绿色低碳的美丽城市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美丽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城市是我国人口最密集、社会经济活动最集中的区域,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载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着力建设绿色低碳的美丽城市”。随着美丽中国建设和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向纵深推进,正确把握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探索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城市建设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因此,要深挖城市比较优势,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提升城市环境健康安全保障能力,实现城市发展“高质量”与生态“高颜值”的有机统一。

1. 尊重城市发展规律,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

城市是由经济、文化、生态等多元素融合而成的有机生命体,城市发展要把握好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内在联系。推进美丽城市建设,必须顺应和遵循城市发展规律,系统研判城市建设过程中面临的各种约束条件和环境压力,统筹规划城市的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不断优化、调整城市的布局和功能,形成良性循环和乘数效应,提升美丽城市建设整体效能。

立足资源禀赋,建立健全绿色产业体系。生产空间集约高效是美丽城市建设的重要保障。一方面,以城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基础,根据自身资源禀赋优势、市场需求、功能定位等实际情况优化绿色产业规模和生产空间布局。建立“指标+空间+清单”的绿色产业准入与退出机制,促进城市生产空间布局、绿色产业结构调整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另一方面,推动以绿色低碳为导向的新产业、新业态发展,运用城市更新、文旅融合等方式提升城市生产空间质量。依托绿水青山、田园风光和民俗风貌等独特资源优势,嵌入研学旅游、郊野露营、非遗展演等绿色产业特色业态,推动城市生产空间开发向“复合型”“融合型”转变。同时,做好同区域城市之间绿色产业的横向区分,避免出现同质化现象,绘就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美丽城市图景。

坚持以人为本,建设绿色宜居城市生活空间。生活空间宜居适度是美丽城市建设的关键目标。2025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7.89%,城市成为人民群众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因此,要坚持以人为本,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打造高品质城市绿色生活空间。提升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持续推进节能节水、垃圾处理、环境监测等设施建设,超前布局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加氢站等绿色配套基础设施。持续推进城市绿环绿廊绿楔绿道建设,利用街头、社区小微空间等见缝插绿,因地制宜建设社区公园、口袋公园、滨水空间、生物多样性体验地等,形成系统完整、内外联通的城市综合性绿色生态网络,让人民群众“推窗见绿,行路有荫,出门进园”。

以自然为美,全面提升城市生态环境品质。生态空间山清水秀是美丽城市建设的重要前提,城市建设要以自然为美,把好山好水好风光融入城市。一方面,强化城市生态系统全覆盖、链条式保护,根据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要求,整体推进城市森林、草地、河湖、湿地等自然资源保护开发。大力推动园林城市、海绵城市、森林城市建设,加快实施城市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开展绿道碧道建设、湿地生态修复等,持续提升城市生态空间容量。另一方面,以维护和提升城市生物多样性为导向,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要求纳入城市生态空间规划建设,开展城市生态功能及生物多样性调查、监测和评估,建设生物多样性保育小区、生态保育小区等,为野生动植物迁移和栖息创造良好环境,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市生态空间格局。

2. 提升城市生态环境治理水平,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和谐优美生态环境,把城市建设成为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高环境治理效能”。当前,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污染防治任务依然艰巨,光污染、电磁辐射污染等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推进美丽城市建设要以城市发展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为突破口,把保护城市生态环境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健全城市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全方位提升城市环境治理效能。

聚焦数字赋能,推动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精细化智慧化。近年来,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和迭代升级,深刻改变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相关应用也在城市生态环境治理领域加速落地与推广。一方面,要拓展数字技术在城市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应用场景,集成利用数字孪生、未来网络、卫星遥感、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系统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数字技术深度融合发展。加快构建城市智能绿色交通系统,大力发展能耗监测、智慧环保等,实现资源节约与治理效率提升的协同增效。另一方面,建立以城市生态环境“一张图”为基础的大数据中心,打造城市一体化生态环境监测网络体系,健全覆盖全域的生态环境治理机制,打造集约高效、安全可控、多源融合的城市生态环境数据共享平台,实现从“环境污染后监管”向“实时预测与前端优化”的转变。

坚持共建共享,健全生态环境治理全民行动体系。城市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性工程。要充分调动各类主体参与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同频共振、同向发力。健全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等主体共同参与的城市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推动城市生态环境治理从“单点发力”向“全域治理”转变。探索建立“碳普惠”“城市合伙人”等机制,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构建个人碳账户、碳足迹等数据空间应用,引导公众积极践行绿色消费、低碳出行、节约能源等绿色生活方式,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良好局面。

强化制度供给,建立城市生态环境治理多元保障机制。制度是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的根本保障。一方面,应加强财税、金融、价格等政策与环境政策统筹,形成推动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的政策合力。在城市垃圾分类处理、扬尘管控、生活污水管网建设和运行维护等领域建立常态化投入机制,推动城市生态环境从“一时清洁”向“长效洁净”跨越。另一方面,强化多部门协调联动,构建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的跨部门协同工作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依托“互联网+”建立智能化互动交流平台,促进部门之间城市生态环境基础信息畅通,实现跨部门、跨系统的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推动城市生态环境治理效能不断增强。

3. 坚持以文润城,厚植美丽城市建设的生态文化底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生态文明理念,培育生态文化”,“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润城、以文兴业,展现城市文化特色和精神气质”。厚植生态文化底蕴对于建设美丽城市具有重要作用。我国地域广阔、气候多样,不同城市由于自然风貌、资源禀赋的差异性,在发展中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生态文化内涵,这已成为城市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城市建设中系统保护、传承和发展好生态文化,使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在当代城市建设中焕发活力,是增强美丽城市发展动力的必然要求。

加强生态文化保护传承。生态文化是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化样态和价值理念,是彰显美丽城市内涵、品质和特色的重要文化标识。一方面,要精准掌握城市生态文化资源底数,开展全域城市生态文化资源普查,利用数字化手段对建筑古迹、工艺美术、古树名木等生态文化资源进行精准测绘和信息采集,打造城市“生态文化基因”数据库和数字档案,实行“一房一档”“一巷一册”的精细化管理。另一方面,构建城市生态文化资源保护传承体系,加强生态文化资源分级分类保护,明确保护范围与开发管控红线,将生态文化资源保护管理纳入城市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建立“先调查、后建设”“先考古、后出让”的保护前置机制,严格落实生态文化资源影响评估机制,探索历史街区、古民居等生态文化遗产所有权、使用权与经营权的分置改革,让生态文化资源发挥独特作用,为美丽城市建设提供文化支撑。

挖掘生态文化多重功能。丰富的生态文化资源是美丽城市建设的重要资源和宝贵财富,挖掘和利用生态文化多重功能是美丽城市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应开展城市生态环保史、典型区域生态文化、民族生态文化等专题研究,传承和弘扬生态价值观念。围绕绿色低碳的传统生产技艺等重要载体,组织开展征集、调查、研学等活动,全方位、持续性挖掘其历史故事、文化价值、精神内涵等,推动生态文化资源价值认知扩展到历史、经济、社会等多元维度,使其有效转化为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推动美丽城市建设的优质资源。

丰富生态文化现代表达。一方面,要深入发掘和阐释城市生态文化的当代价值。以城市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独特的生态文化为基础,因地制宜发挥文化资源优势,支持历史建筑、人文街区引入非遗体验中心等公共文化设施,植入文创设计、创客空间等新业态,将城市街巷转化为“诗意栖居地”,打造有影响力、有竞争力的城市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和生态文化品牌。另一方面,持续推动优质生态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沉浸式体验、互动式参与等方式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生态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以人民智慧的“源头活水”滋养生态文化创新创造,为美丽城市建设注入强大动能。

(作者:罗贤宇,系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福建农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为完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学思践悟】

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治理关乎全人类命运,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提出人工智能发展“四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这不仅是对技术演进逻辑的哲学审视,更是对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赤字的精准把脉。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万物智联、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技术叠加释放巨大能量。与此同时,治理赤字亟待破解,安全风险外溢、规则碎片化、数智鸿沟扩大等痛点交织。面对智能时代的机遇与挑战,中国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为破解发展、安全、文明、治理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确立以人为本的人机相处之道

随着大模型与智能体技术的爆发式增长,人工智能正从被动执行指令的工具,演变为具备自主决策能力的思考者。这种转变引发了社会对主体性丧失、权责模糊及情感异化等问题的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应当成为人类的可信工具”,“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这些重要论述,坚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的价值导向,明确了人工智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在呈现,是人类肢体的延伸、智识的放大,而非主体的替代。因此,要主张以人为本的人机关系观:机器可以思考,但思考的方向必须由人确立;算法可以参与判断,但价值的终审权必须留在人类手中。人工智能的本质是服务于人的工具,而非支配人的主体。无论技术如何迭代,人类的主体地位不可动摇,技术的价值导向必须始终锚定在增进人类福祉上。

确立以人为本的人机相处之道意义重大。它契合了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否定了把人异化为数据节点的技术拜物教,宣告智能时代的人类主体性不是被消解,而是被重新确认——让人工智能成为人类的可信工具,而非反过来让人类成为算法的附庸。在这一理念指引下,中国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在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深度应用,让技术成为提升生活质量的助手,真正实现了科技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构建统筹兼顾的风险防控体系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算法的应用场景从消费互联网拓展至国家治理、基础设施与国防安全等关键领域。人工智能在释放巨大生产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内生与衍生风险。以事后补救为主的治理模式,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技术快速迭代的新形势。

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有两种错误倾向值得警惕:一种是把安全绝对化,将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之上,用技术脱钩替代技术治理;另一种是把创新绝对化,主张先放任迭代、再事后补救,实则是把公共风险转化为社会成本。事实上,安全与发展是辩证统一的,要充分认识并推动实现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安全不是创新的阻碍,而是创新的保障;监管不是限制发展,而是为技术注入社会信任。必须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

近年来,中国加快构建涵盖法律法规、技术标准、伦理规范的多层次治理框架。出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等,将安全要求嵌入模型研发、部署和应用全过程,出台《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修订网络安全法,强化风险监测评估与合规监管,构筑起人工智能安全可控发展的制度基石。中国把安全可控落实为制度供给,这种动态平衡的治理策略,既避免了因过度监管而扼杀创新,又防止了因放任自流而出现失控,为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贡献了中国方案。

倡导包容互鉴的伦理治理范式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面临诸多挑战,如技术革新速度超过规则更新节奏导致动态治理难,治理碎片化导致规则难以统一,等等。技术迭代速度不断加快,但法律法规的制定完善与国际条约磋商的进程相对缓慢,若治理完善的进程一直滞后于技术迭代的速度,伦理就只能成为软约束,难以发挥有效作用;西方主导的人工智能治理理念往往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试图将自身价值观强加于人,导致治理规则碎片化、阵营化。

人工智能发展和应用不应该侵蚀和损害世界文明多样性和各国文化独特性。人工智能治理不是由一种文明或一个国家给出标准答案,而是要在多元文明对话中形成共识。要尊重各国国情、发展阶段和治理选择,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以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

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强调发展人工智能应符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通过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搭建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不同文化背景的专家、学者及政策制定者就算法公平、数据隐私、数字人权等议题展开深入对话,以常态化合作机制凝聚治理共识,为推动形成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伦理规范注入了正能量。

走好和衷共济的全球合作之路

世界银行《2025年数字化进程与趋势》报告显示,中低收入国家在系统数量和算力规模上同高收入国家相比差距明显;非洲数据中心报告显示,全球数据中心容量绝大多数集中于发达经济体,非洲占比不足1%。算力、算法、数据等核心资源高度集中于少数发达国家,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若缺乏协同干预,数智鸿沟可能进一步演变为南北发展鸿沟,加剧全球发展的不均衡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智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中国坚持开放共享、智能平权,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技术能力建设,提供技术、人才、平台和应用方案,坚定推进大模型开源共享、鼓励跨国协作,降低人工智能的全球使用门槛。当前,中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有力推动了人工智能在全球范围的普及应用。

中国推动成立了全球首个人工智能政府间国际组织——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旨在加强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促进应用赋能和务实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此外,中国推动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将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纳入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重要议程,充分关注和回应世界各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如何共享发展机遇的问题,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意愿和利益。这种普惠包容的治理理念与实践,致力于打破技术垄断与壁垒,为弥合全球数智鸿沟、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作者:王高阳,系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国家安全研究院研究员)

第07版:光明视野2 篇

跨越山海的“双向奔赴”

工人在贵州望谟县蔗香镇青柠檬现代产业园生产车间内分拣柠檬。新华社发

采摘工在宁夏贺兰县立岗镇冷凉蔬菜种植基地采摘菜心。新华社发

西藏拉萨,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学中心医生和援藏医疗队员一起,为患者进行手术。新华社发

在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水融香粤桂协作现代农业产业园,人们在茶山上品茶、制茶。新华社发

【一线讲述】

【编者按】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而东西部协作已走过30年历程。从“输血”到“造血”,从单向帮扶到双向赋能,三十载山海携手,结出累累硕果。如今,这份跨越山海的深情,正由无数扎根一线的奋斗者继续书写。

本期邀请5名来自一线的挂职干部、支医队员、产业带头人等,讲述他们亲眼见证、亲身参与的东西部协作故事。

产业互补 让内陆盐碱荒滩养出海鲜

讲述人:宁夏贺兰县渔业和葡萄酒产业发展服务中心技术干部 王相宜

又到了水产养殖的关键季。走进贺兰县的养殖基地,一个个标准化养殖池整齐排布,水清得能见底,大黄鱼、斑节对虾蹿得欢实。谁能想到,曾经的盐碱荒滩,如今竟成了生机勃勃的内陆“海洋牧场”。这背后,离不开闽宁协作的山海纽带。

在贺兰县,老天爷给的大片盐碱水,碱度高、矿化度高,种庄稼歉收,养常规鱼总翻塘。我们常年扎根一线,反复检测、不断试验,慢慢摸清了门道:这盐碱水看着“刁”,但养出来的鱼虾肉质紧实、口感鲜美,这是普通淡水养殖比不了的。

怎么把短板变长板?能否把海鱼引进来,在盐碱水里驯化、量产,闯一条“海鱼陆养”的新路?借着闽宁协作平台,我们和福建水产养殖领域的科研院所搭上了线。宁夏出土地、养殖设施、产业政策,福建出前沿技术、优质种苗、科研力量,两边一拍即合。

从2024年起,我们和福建多所高校深度绑定,把实验室搬到了鱼塘边,搞起“三鱼一虾一蟹”联合攻关,全力破解内陆盐碱水养海鱼的各类难题。

比如,跟宁德师范学院搭档,专攻大黄鱼盐碱地引种和内陆淡化养殖,一步一步把核心技术啃下来,开创了国内大黄鱼内陆盐碱水淡化养殖的先例。同时,联合集美大学开展斑节对虾设施集约化养殖,让南方种苗适应我们的水土。两地高效联动,从宁德、福鼎调运了200万尾优质海鱼苗,搭起“沿海供种、内陆养殖、技术共研、成果共享”的协作链条。

经过两地团队日复一日试验攻关,大黄鱼、斑节对虾等核心品种的养殖技术完全成熟,实现了稳定量产。我们趁势又引进花鲈、黄尾鲻鱼,养殖品类越来越多。更让人提气的是,本地的苗种企业也学会了淡化培育技术,不光自给自足,还能给周边养殖户供应大规格淡化苗。县里的鱼菜共生基地也主动入局,全力推动海鱼陆养产业提质增效,生态渔业越走越宽。

一山一水牵两地,同心协作兴产业。闽宁携手发展海鱼陆养,是福建和宁夏各取所长的双向奔赴。宁夏独有的盐碱水土资源和成熟的设施养殖基础,搭配福建的前沿科技和优质种苗,互相驱动产业向前奔跑。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深化产学研合作,不断打磨盐碱水养海鱼的技术,做大特色水产产业规模,让山海协作的红利实实在在落到群众的口袋里。

人员互动 “东才西用”“西才东育”

讲述人:江苏无锡市对口帮扶青海化隆县工作组干部 谢弘历

2025年7月,无锡锡山区6名医疗骨干跨越千里,奔赴青海化隆县开展医疗帮扶。作为驻县帮扶干部,我全程跟进,亲眼见证这支医疗队扎根高原、用专业与坚守为当地群众撑起健康屏障。

初到化隆,我真切体会到县域医疗的诸多短板:新生儿专项筛查一片空白,眩晕、心脑血管急症缺少标准化处置手段,不少偏远乡镇群众看病路途遥远,小病拖延成重症。医疗队确定“院内强技术、下乡送义诊”双线工作模式,深入沙连堡、塔加等7个乡镇,半年间开展巡回义诊11场,让牧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诊疗服务。

儿科王军伟、徐杰两位主任建立新生儿常态化查房制度,开展先天性心脏病筛查,及时发现两名存在心脏问题的新生儿。两位医生手把手传授气道廓清、血气分析运用等技术,补齐高原儿童疾病诊疗短板。神经内科韩杨主任带来腰椎穿刺、耳石症手法复位新技术,从前眩晕患者只能简单服药,如今本地医师可以独立完成复位治疗。急诊科吴传超主任完善急症救治流程,参与抢救危重患者30余例,心肺复苏成功率大幅提升。这一批支医团队驻化隆时间虽仅有半年,却累计完成临床诊疗5122人次,落地多项新技术、新项目,为当地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

不仅是东部人才“走进来”传经送宝,西部人才也在不断“走出去”取经成长。化隆县每年组织养殖大户、老师、医护人员及乡村干部赴锡山进行跟班学习。2026年5月,化隆县组织40名村党组织书记赴锡山区,开展了为期20天的“头雁领航”跟岗研学培训。学员们纷纷表示,通过“听、看、跟、做”相结合的研学方式,深度学习了东部发达地区在基层党建、集体经济发展、社区治理等方面的先进经验。这场跨越山海的“双向奔赴”,让高原不再高、远方不再远。

我们看到,“东才西用”“西才东育”的双向交流机制,让东西部人才、发展理念等双向互通,也为两地协同发展注入生机与活力。

技术互学 临潭“药谷”成津门“药仓”

讲述人:天津东丽区援派甘肃临潭县工作组组长 张伟伟

临潭是典型的高原寒旱地区,海拔高、光照时间长,是中药材种植的“天选之地”。这里产出的党参、当归、大黄、黄芪品质极佳,堪称土地里长出的“金疙瘩”。但是,“金疙瘩”并没有变成农民的“金饭碗”。我结对帮扶的一户人家,家里种了几亩中药材,一年下来年景好时也就收入2万元,市场价格低的话,还有可能亏损。这户家庭的情况不是个例,很多药农忙活一年只能赚个辛苦钱。问题出在哪儿呢?

症结还是技术匮乏。具体来说,一是缺标准化种植和加工技术。全县中药材没有获得GAP认证,也没有精深加工产品,上好的药材只能作为初级农产品出售,卖不出价钱,农民收入上不去。二是缺乏综合检测技术和现代化仓储、交易平台。临潭的药材没法直接对接市场,只能低价供给周边县的药材市场。人家标准化处理后高价售出,利润并没有进入种植户的口袋。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通过东西部协作投入技术、资金,帮助临潭中药材产业提质增效。

我们从源头抓起,请来天津农科院等机构的专家团队,指导当地开展绿色标准化种植,建设中药材GAP基地,建立质量追溯体系。同时,引入天津药企的中药材精深加工技术,援建临潭县中药材标准化加工基地和现代化生产线。

我们还投入3000多万元帮扶资金,建成临潭县中药材产地交易市场,集趁鲜加工、GAP质量检测、仓储交易等功能于一体。依托这个平台,临潭药材在家门口就能完成加工、检测、交易。

我深深感到,东西部协作不是单向帮扶,而是双向的技术互动。临潭的高原寒旱环境,为天津农学院等科研机构提供了宝贵的研究样本,助力中药材培育技术突破;这里的高原有机道地药材,也成为天津大型药厂的优质原料。临潭“药谷”,正成为津门“药仓”。

观念互通 边疆医疗有了“天坛标准”

讲述人:内蒙古自治区脑科医院挂职副院长 赵岩

2025年3月,我从北京天坛医院来到内蒙古自治区脑科医院挂职。来之前,我想的是把天坛的技术带过来。来了之后才发现,最难的不是技术,是观念。

我始终记得第一次验收的情景。我们带着天坛医院的医疗、护理、院感、医工团队走进手术室验收,走到一半就停了下来——这个动线不对,那个布局要改。当地同事不太理解:“我们已经按最高标准建了,怎么还不行?”其实不是他们不努力,而是从没做过神经外科手术,根本不知道该提什么样的需求。

那天,我们几个人站在手术室里,拿着图纸一处一处过,从器械车怎么推,到麻醉机放哪儿,事无巨细地定下来。天坛医院过去几十年攒下来的经验,就在那间屋子里一天一天地“翻译”成了草原上的新标准。

我刚来的时候,大家觉得“能开展手术就行”。我说不行,要按天坛医院的标准来,术前讨论、术中监测、术后随访,一个环节都不能少。有人不理解:“咱们刚起步,有必要这么严吗?”我说:“患者不会因为你是新医院就降低对安全的要求。”

慢慢地,变化开始发生。有一次查房,我们讨论一位脑膜瘤患者的麻醉方案。当地医生按照常规提了一套方案,我追问:“如果患者术中血压波动,预案是什么?术后镇痛有没有备选方案?”他被我问住了,愣了一下说:“以前没人教过我想这么远。”后来他主动查阅文献,重新做了一套完整的围术期管理方案。那一刻我知道,观念开始“通”了。

更让我欣慰的是,本地团队开始主动思考了。一次手术复盘,年轻医生问我:“这个患者术后疼痛管理,能不能参照天坛医院的镇痛方案再优化一下?”他们不再是“照着做”,而是开始“想着做”。观念通了,技术就快了。一年时间,我们平移了47项核心管理制度,本土团队已能独立开展常规神经外科手术。

京蒙协作带给内蒙古的,不只是一批专家、几台手术,更是一整套可复制、可持续的发展理念。当地团队真正能用“天坛标准”来要求自己、用规范流程来管理患者的时候,这条路才算走通了。边疆医疗的高质量发展,也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作风互鉴 东西携手实干为民

讲述人:上海青浦区香花桥街道党工委委员 沈策

2025年11月,受组织选派,我从云南红河来到上海青浦区香花桥街道挂职。到岗时,恰逢街道“城中村”改造项目居住房屋签约工作攻坚期,我便一头扎进了这场硬仗。从西南边陲到东海之滨,这场跨越两千多公里的干部交流,让我对“为人民服务”五个字有了更深的体会。

一个月时间,我随上海同事们一户户攻坚、一家家突破,啃下99.26%的签约率。项目启动第1天,覆盖“征收实施、综合整治、信访维稳、法治保障”等九大职能的“一办九组”工作矩阵便搭建成形;第2天,法律顾问、评估机构全部驻点到位;第3天,“城中村改造”座谈会直接开到了居民楼下。这种“今天布置、马上落实”的执行力,绝非单纯与时间赛跑,而是“办就要办好”的系统思维——提前摸清每户家底,建立“一户一档”,再针对不同群体量身定制沟通策略。

“快”字当头,更需“沉”字托底。我在西部基层工作多年,深知做群众工作光有速度还不够,还得有温度。一次上门走访中,我们发现有几户云南来沪人员对政策心存疑虑,抱团观望情绪较重。上海同事用普通话反复解释,我索性搬个凳子坐下来,用云南方言拉起了家常。一来二去,家门难进变成了主动敞开,冷脸换成了笑脸,桌子上也多了杯暖心的热茶。

还有一次,面对一户家庭的遗产纠纷时,上海同事依法依规,用“法言法语”厘清产权归属;我则反复与各方沟通,用“千言万语”弥合亲情的裂痕。法理情相互交融,最终实现了“拆旧房不拆亲情”。回过头看,一个月,99.26%的签约率,并探索形成了“五言六色”工作法。这背后,是东部“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高效率与西部“扎根基层、艰苦奋斗”的韧劲碰撞融合。

“十四五”时期,沪滇两地先后组织千余名干部双向挂职、上万名专业技术人才互派交流。两地人员在思想碰撞、工作交流、经验互鉴中形成了互促共进的协作新格局,提升了干事劲头。我愈发相信,为民的初心相通,奋斗的底色相同,而跨越千里的携手,正让“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真真切切落到实处。

项目团队:本报记者 方莉、张文攀、闫磊、苏雁、邹晓菁、尚杰、王冰雅、高平、徐鑫雨

推进东西部协作不断走深走实

【专家点评】

东西部协作是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充分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自1996年启动以来,东西部协作已走过30年,在脱贫攻坚和区域协调发展中成效卓著,协作双方共建产业园推动产业集群化特色化发展,劳务协作从“短期输出”向“长期稳岗”转变,消费帮扶从行政推动转向市场化运作,财政帮扶资金持续稳定投入,培育出滩羊、枸杞、葡萄酒等一批特色产业。这些实打实的成效,充分彰显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东西部协作走深走实,需要处理好以下三组关系。

推动东西部协作,应处理好守正与创新的关系。东西部协作之所以能够走过30年而历久弥新,根本在于其内在机理契合中国国情。我国幅员辽阔,区域禀赋差异显著,东部地区经过改革开放率先发展,积累了资金、技术、管理和市场优势;西部地区资源富集、空间广阔、潜力巨大。这种差异是发展不平衡的表现,也是互补协作的基础。应通过制度设计将东部的先发优势与西部的后发潜力对接起来,形成区域间要素流动的通道,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整体提升。这项制度的政治逻辑在于彰显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互帮互助,经济逻辑在于促进要素跨区域优化配置,社会逻辑在于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常态化帮扶,标志着协作关系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首要任务是坚持和完善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确保联席会议、干部交流、结对帮扶等机制持续运转。同时,也要看到形势在变、任务在变,协作需要与时俱进。科技协作可成为新增长点,东部地区可以输出数字技术能力,帮助西部建设算力中心、发展智慧农业、培育电商生态;金融协作需要破题,通过设立产业基金、创新信贷产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西部产业开发;开放协作值得探索,借助东部港口和自贸区的通道优势,让西部产品更便捷地走向国际市场。常态化帮扶,重在守正,贵在创新,需在坚守中开新局。

推动东西部协作,应处理好帮扶与协作的关系。东西部在产业方面的协作,核心在于打破行政壁垒,推动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让西部资源优势与东部资本技术优势相结合,催生出新的产业形态和经济增长点。这要求跳出“项目援助”的思维定式,转向“产业链共建”的协作模式:东部企业生产基地设在西部可降低要素成本;西部企业可借助东部渠道打开国内外市场。双方在产业链上的深度嵌入,实现了从“一方受益”到“双方共赢”的转变。更深一层看,产业协作的实质是发展能力的转移。东部输出的不仅是资金和项目,更是市场经济理念、现代企业管理经验和产业组织方式。这种能力的传递和习得,才是协作最宝贵的成果。产业协作的深化,关键在于让企业在西部留得住、发展好,让产业集群在西部扎得下、长得大。当西部不再止步于“原材料供应地”,而是产业链上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协作才算真正走深走实。

推动东西部协作,还应处理好外力与内力的关系。协作的最终指向是让群众过上更好日子,让区域发展差距逐步缩小。实现这一目标,劳务协作是见效最直接的方式。通过精准对接用工需求、开展订单式技能培训、打造特色劳务品牌,可以让更多西部劳动力在东部实现收入增长与能力提升的双重收获。消费帮扶是连接城乡的纽带,健全产销对接机制,让西部优质农产品顺畅进入东部市场,既能丰富东部消费者的餐桌,也能让西部农户的钱包鼓起来。人才交流则关乎长远,东部教育、医疗人才“组团式”帮扶西部,不仅直接服务当地群众,更通过传帮带培养本土骨干,为西部留下一支“带不走”的人才队伍。当东部企业家把工厂开到西部山村,当西部学子在东部高校学成归来建设家乡,协作就有了温度,发展就有了共鸣。

深化东西部协作,写好常态化帮扶这篇大文章,需要统筹当前与长远、政府与市场、输血与造血,在坚守中创新、在协作中共赢。30年间,这项制度让中国的东西两端紧密相连。从塞上江南到彩云之南,从秦巴山区到内蒙古草原,协作的故事在广袤大地上不断续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上,东西部协作将以更加成熟的制度、更加丰富的内涵、更加坚实的步伐,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

(作者:王怡坤 樊继达,分别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和法律教研部讲师、经济学部副主任)

项目团队:本报记者 方莉、张文攀、闫磊、苏雁、邹晓菁、尚杰、王冰雅、高平、徐鑫雨

第08版:教科新闻5 篇

浸岁月书香 启时代新知

清华大学图书馆老馆第三阅览室 清华大学供图

清华大学图书馆老馆玻璃书库 清华大学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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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馆弦歌】

在清华园,无处不可读书。而图书馆,更是一代代清华人的精神家园。

杨绛深情地说:“我在许多学校上过学,最爱的是清华大学;清华大学里,最爱清华图书馆。”季羡林真切地讲:“我一想到清华图书馆,就有一种温馨的回忆,我永远不会忘记清华图书馆。”彭桓武则把清华大学图书馆比作阔海:“任凭青年之我在其中做各式的鱼跃,如鱼得水,是幸福,是享受,也是养育。”

初秋时节,记者跟随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金兼斌的脚步,自老馆拾级而上,寻访这座百年图书馆的文脉书香。

推开厚重铜门,穿过门厅,百年光阴仿佛凝滞。金兼斌侧身,指向一处不甚起眼的入口。只见半透明的玻璃地板向纵深铺展,映着两侧钢制书架,人行其上,仿佛踏入一片凝固的云。

“走在云彩上”——这是几代清华人共有的记忆。1929年,钱锺书入校后立下“横扫清华图书馆”的宏愿,所指正是这处“玻璃书库”。百年间,历经沧桑变故,玻璃地板与贯穿三层的钢制书架竟得以幸存,上下运书的滑轮书斗仍可运转如常。架上陈列着旧藏西文古籍,仍沿用当年的杜威分类法编目。百年前的图书馆风貌,完好留存至今。

“这里是清华图书馆的文脉源头。老馆的阅读空间一直向学生开放,桌椅仍存旧时风貌,先辈学者寻书静读的身影,仿佛就在眼前。”金兼斌说。

自玻璃书库出来左转,便是老馆二层的清华文库阅览室。拱形窗户、大理石墙面、嵌入式书橱,一百多年前的样子原封未动。1933年暑假,23岁的曹禺便是每日坐在这里,撰写了中国现代话剧的开山之作《雷雨》。书橱里,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朱自清、冯友兰、费孝通、梁思成、林徽因……一代代清华学人的著作层层排列,近3万册藏书垒成一部立体的清华学术史。

“今年,这间百年老阅览室已升级为集文献阅览、学术沙龙、主题展览于一体的多功能文化共享空间。”金兼斌说。循着目光望去,青年学子们正坐在大师们曾端坐的位置上,埋首苦读。窗外树影婆娑,阳光斜落在桌角,恍若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何止是知识学习的宝库,更是精神滋养的家园。

阅览室旁,两间“大师书屋”各守一隅,向师生与公众敞开门扉。步入钱杨书屋,仿佛主人刚刚起身离座。书桌上,杨绛习字的笔墨纸砚一如旧置,书柜陈列着她与钱锺书捐给母校的藏书,屋内家具,均取自二人三里河故居的客厅与书房。自2009年起,杨绛陆续将家藏珍品捐赠母校。

隔壁的杨振宁书屋,则原样复原了他在高等研究院的办公室,静静留存着杨振宁求索真知的科研岁月。展柜内,陈列着他与邓稼先的往来书信。一旁,一份学生评教表格外动人。2004年,82岁的杨振宁坚持站上讲台,为清华本科生讲授大学物理。评教纸上,学生写下心声:“听杨先生的课受益匪浅”“从他身上不仅学到了物理,还看到了一个真正物理大师的人格”……岁月无声,风骨留痕,方寸书屋让大师风范可触可感、代代相传。

循径深入馆区,更为多元、开放、现代的文化空间次第铺展。百年图书馆从未囿于典籍典藏与学人遗存,而是不断打破边界、丰富业态,让书香延伸出多元立体的文化生命力。

持续迭代智慧服务体系,AI导航助手引路入馆,AI阅读助手为图书“画像”,开放学术资源平台OpenSign则整合超过1000万篇全球开放获取论文……静态馆藏变为随时可及的云端资源。

跳出传统静态阅览模式,70余场“真人图书馆”常常一座难求,院士教授、校友名家化身“一本本打开的书”,与学子交流做人做事做学问的方式与方法。

“图书馆不仅是藏书阅书的物理空间,更是承载大学精神、滋养青年成长的文化坐标。”金兼斌说,这座跨越百年的精神家园,将始终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守护文脉、哺育学人,让读书之风生生不息,让求知之路薪火相传。

(本报记者 邓晖 李娜)

传道授业 匠心成林

——记2026年全国“最美教师”文韬

新学期开学,在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的课堂上,正在上“飞机铆装与机体结构修理技术”课程的学生手头,多了一块平板电脑。

“以前每一位维修工匠手中少不了一张工卡。现在你们手头的平板电脑就是你们的‘数字工卡’。”台上,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航空机电设备维修学院教授文韬语重心长。话音刚落,学生们的目光不约而同落到手上的平板电脑上,眼神中多了几分敬意。

“工卡曾是我们工匠工作成长过程中的重要资料,我研发这套‘数字工卡’系统,不仅是为了更好地服务教学,更是让学生们明白大国工匠肩上的责任。”文韬的眼神里,透着对年轻时6年企业修理工匠生涯的回望。

23年前,文韬从企业的飞机修理车间走向教师讲台。23年来,他把车间里的手艺带到学生手上,培养大批航空维修技能人才,培养的学生遍布机务保障一线与全国主要航空维修企业。今年教师节,他入选2026年全国“最美教师”。

与许多从小立志从教的“大先生”不一样,文韬与“教师”的缘分来自一个偶然的契机。大学刚毕业,文韬被分派到现在的中航工业长沙五七一二飞机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当时最年轻的技术骨干之一,他很快便成为全厂公认的“最好的铆工”。

“现在学校正需要你这样会实践的专家,你去带学生。”2002年,文韬受公司委托,带着一身油污和满手茧子,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兼职教师生涯。当他来到学校,才第一次意识到既懂理论又懂实践的教师是多么缺乏。

“当时,从事航空类专业教学的教师,整个系还不到20人,很多老师没有企业一线经验,大家只能在‘图纸上修飞机’‘黑板上修飞机’。”这一刻,文韬深知,学校更需要他,“一个人技术再精,能修的飞机终究有限;但若能为国家培养出一批又一批航空修理高技能人才,那就是打下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基础。”

第二年,他满怀信心成为了学校的正式老师。没想到,第一课就“讲砸了”。

“本来是自己最拿手的课,结果一讲专业术语,学生都蒙了。”他很快意识到,教书育人和自己上阵维修是两码事,于是他翻出自己多年记录的“工作笔记”,对着知识点一个个翻阅案例,不断将知识点融入案例,将曲折的故障排查过程搬进了课堂。学生们听得聚精会神,感慨说,“讲的是冰冷的机械零件,上的却是最有温度的课”。

“工作是一手油一手泥,天天打铆钉,和流水线普工有什么区别?”当时,飞机1405班学生罗凯刚刚入学,深陷对专业的怀疑中。从一线走出来的文韬非常理解学生的感受,他没有讲大道理,而是递给罗凯一把铆枪:“试试?”

从此,实训车间里多了一对师徒,从铆钉选型到钻孔定位,文韬手把手地教。千万次重复下来,罗凯指尖感受到的不再是冰冷的金属,而是一种必须精确到极致的分量。

“工匠精神,不仅仅是对产品精度的极致苛求,更是对人的一种坚定信任。”文韬相信,哪怕学生暂时落后、迷茫,都有被看见、被唤醒、被成就的可能。正是靠着这种信念,他近5年培养的学生,成绩合格率持续保持在95%以上,指导的学生获国家级技能竞赛一等奖2人次、省级一等奖8人次。

“职教老师不能只是‘工兵型’,还要成为‘工匠型’人才,要会上课,还要会建课程、编教材、开发项目,更要会带教师。”多年来,文韬开发了1280余个微课、3D动画、虚拟仿真等课程资源,主持的国家级在线精品课程“飞机铆装与机体结构修理技术”,学习人次突破10万次,被全国多所院校及企业采用。文韬先后带培多名青年骨干教师,在他“一对一”地帮带下,青年教师易娟斩获全国教学能力比赛一等奖,让“匠心”之火播撒至更广阔的职教天地。

从教23年,文韬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最初握着的那把铆枪。如今,铆枪化作了教书育人的笔,油污磨成了传道授业的墨,写进了一届届学生的成长故事。“备课多熬一晚,教案多改一遍,实训车间里多陪学生一程。”

车间里,铆枪声又响了起来……

(本报记者 赵嘉伟)

专家学者共议超级稻和种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沈阳9月13日电(记者李建斌)13日,以“锚定国家粮食安全,聚智种业创新发展”为主题的中国超级稻三十年暨种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辽宁沈阳举行。

据悉,大会由崖州湾国家实验室指导,沈阳农业大学、中国水稻研究所、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等单位联合承办。大会会聚了25位两院院士及300余名国内专家学者。

超级稻是指产量高,同时兼顾品质和抗性,并经农业农村部认定的水稻品种。目前,我国超级稻全面实现种源100%自主可控,完成水稻育种从跟跑、并跑到全面领跑的历史性跨越,形成完全自主、世界独创的科学育种体系。超级稻不断刷新水稻高产世界纪录,实现良田、良种、良机、良法、良制五位一体系统性变革,成为我国“藏粮于技”战略的标志性工程。

对于超级稻研究的未来,专家们认为,北方超级稻要从过去单一追求“高产”,走向“高产优质、多抗广适、绿色高效”多元协同的发展方向,把生物育种、智能设计、生物炭改与黑土地保护统筹起来,持续提升粮食综合产能、优化粮食品质,为筑牢全国粮食安全屏障、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多作贡献。

会上,辽宁省首个农业主题的省级实验室——辽宁种业实验室正式落地沈阳农业大学。

已灭绝古生物奥氏马再现完整容貌

奥氏马完整形态复原图 吉林大学供图

【瞧!我们的前沿科技】

本报长春9月13日电(记者李玉兰、任爽)近日,记者从吉林大学获悉,该校生物考古实验室在全球首次完成已灭绝古生物奥氏马的完整形态复原。

奥氏马是一种已灭绝的远古马类,其化石最早发现于俄罗斯西伯利亚西南部距今约4万年前的晚更新世岩洞,最初仅发现破碎的下颌骨和牙齿,没有完整头骨。此后,奥氏马化石在北美、非洲、西伯利亚及我国东北等地均有出土。但因出土化石为零散碎骨,百余年来其真实样貌始终是古生物学界的未解谜题。

2022年,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蔡大伟团队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姜雨团队成功获得了已灭绝马属动物奥氏马的高质量全基因组数据,发现它不仅幸存至中国青铜时代、灭绝时间向后推了近8500年,并且在该时期没有经历任何人工驯化。

2026年,吉林大学与美国一家公司开展跨国联合攻关,采用比较解剖学方法,将奥氏马化石数据与现存亚洲野驴、家马等马属动物进行系统比对,依次完成骨骼结构还原、肌肉形态搭建、整体外观复原,最终在世界上首次再现了奥氏马的完整容貌。

本次复原成果,一方面为马属动物演化、古脊椎动物形态学、动物考古鉴定等后续研究提供可视化科学参照,另一方面也为欧亚大陆更新世至全新世马科动物的跨区域对比研究筑牢新的学术支撑。该成果同时是古DNA科研成果科普可视化的典型范例。

此外,这一研究成果也进一步明确了奥氏马在马属家族中的系统发育地位:奥氏马与家马的亲缘关系较远,是独立于马、斑马和驴之外的第4个亚属。这一发现不仅完善了马属动物的分类体系,更为中国家马的起源与驯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

深耕军工文化育人 打造数字思政矩阵

作为一所具有深厚军工办学底蕴的职业本科院校,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传承弘扬军工精神,并将其融入办学、治校、育人全过程。近年来,学校抢抓教育数字化发展机遇,建设“军工文化融入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案例资源库’”,构建“四位一体”数字思政矩阵,为培养德技并修的高端技能人才提供有力支撑。

案例培育 筑牢数字思政矩阵建设根基

如何将长期积淀的文化资源转化为教学素材?如何破解资源零散、载体传统等问题?学校以案例培育为抓手,梳理校史文脉、行业文化与红色历史,推动资源系统化整合、课程化落地、场景化应用。

以赛集智,凝练鲜活素材。学校连续2年举办军工文化融入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案例征集大赛。面向思政课程,深挖军工历史、英模人物、国防建设成就,夯实思想引领根基;面向各专业公共课、实训课,结合实际找准思政切入点,推动知识传授与价值塑造同频共振。各教学单位广泛动员、择优报送,形成覆盖全校各类课程的案例储备。

多维评审,筑牢质量关口。学校组建由思政专家、教学名师、企业导师组成的评审专班,建立“初审筛选—复审润色—终审定稿”的三级打磨机制,严格把控主题契合度、教学设计适配度与内容规范性,逐步提升案例质量。择优遴选典型案例入库,实现资源建设从“数量积累”向“质量提升”的转变。

资源开发 构建四位一体数字思政矩阵

以入库案例为核心,学校统筹开展配套教学资源的体系化开发,形成涵盖“案例文稿、标准课件、精品微课、特色素材”的数字思政矩阵,激发教学活力,推进文化育人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发展。

四位一体,要素联动贯通。学校以“案例文稿”为核心,注重典型性和示范性,真实呈现教学过程;以“标准课件”为支撑,聚焦关键教学环节,强化思政融入的契合度;以“精品微课”为延伸,统一拍摄打磨微课,适配课前预习、课堂拓展、线上混合式教学等多类场景;以“特色素材”为支撑,为教师教学创新提供丰富内容。四类资源有机耦合,协同赋能教学实践。

共建共享,健全长效机制。学校对教学资源进行系统化梳理,线下打造“军工文化融入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案例汇编”,线上搭建军工文化育人典型案例资源库,实现智能检索、在线预览、一键下载、动态更新等功能,面向全校教师开放,同时推动资源的动态更新、长效运维。

建用结合 多维释放军工文化育人效能

案例资源库重在建设,贵在应用。学校将案例资源全面融入教育教学场景,推动军工文化育人实践从“教师的自发探索”走向“全课程的常态化使用”。

课堂润心,厚植家国情怀。学校建设案例资源库,实现了教师备课有素材、授课有案例、育人有范式,课程思政融入更加精准,在课堂上帮助学生深刻感悟军工报国的使命担当,涵养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师资淬炼,提升育德能力。学校教师深度参与案例培育、资源开发与教学应用,在“建设—应用—迭代”中深化对军工文化时代价值的理解,课程思政能力与数字化教学素养得到同步提升,形成“课课有思政、处处育新人”的教育生态。

品牌提质,扩大示范效应。近年来,学校军工文化育人实践入选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精品项目,获评全国职业院校校园文化建设“一校一品”学校,形成了深厚的军工文化育人积淀。“案例资源库”的建设,已成为学校深化内涵建设、推动教育综合改革的新成果,持续擦亮学校特色办学名片。

站在职业本科教育新起点,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将锚定建设军工特色鲜明、国内一流的高水平职业技术大学目标,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完善案例资源库的更新迭代机制,不断扩容优质资源、拓展育人场景、建强特色品牌,以数字技术赋能军工文化育人,着力培养更多德技并修的高端技能人才,为服务国防科技工业和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职教智慧与力量。

第09版:文化新闻6 篇

从数据库到“活态展”

——语言资源走向大众的观察与思考

观众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参观。新华社发

观众在展示馆内聆听湖南各地方言。新华社发

走进位于湖南省博物馆陈列大楼一层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一场特殊的听觉之旅就此开启。戴上耳机,便能听见大江南北各具韵味的乡音、群山村寨少数民族的古老歌谣……

语言是鲜活的文明载体,是增进理解的桥梁。过去,语言资源保护更多属于专家学者的田野工作,大量珍贵的方言、少数民族语言语料封存在数据库,社会大众少有机会接触。

近日,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正式在湖南长沙开馆,标志着我国语言资源保护实现了从数据库到“活态展”的跨越。

“近些年来,我国部分汉语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正快速消亡,这也是我们亟须开展语言文化调查的时代背景。”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首席专家、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曹志耘指出,一方面,不少方言、口头民俗正在快速消亡,抢救性采集完成后,保护工作不能止步于归档保存;另一方面,大众对乡音、本土文化的精神需求日益高涨。

“建设成果展示馆,就是打破学术研究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壁垒,把专业成果转化为公共文化产品,让语言的多样性被看见、被听见,把语言资源的学术价值转化为全社会共享的文化财富,回应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的时代命题。”曹志耘说。

展厅中,江永女书扇页、杂字读本等30余件文物静静陈列,而真正的“主角”是海量田野录音、口述歌谣、民间故事等多模态语料。观众站在“语滴”感应装置下,定向音响流淌出全国各地的乡音;对着麦克风开口,“听音辨源”系统便能识别方言所属地域;录制一段自己的家乡话,AI即刻生成专属声纹图像,把看不见的声音变成看得见的画面。

与传统博物馆中青铜瓷器、书画典籍等实体文物不同,语言主题展品的最大特点是以声音为核心,实物文物只是辅助叙事。

“这些丰富的语料来之不易,源自十余年语保工程千余个田野调查点。”曹志耘介绍,语言文化调查讲究沉浸式、实景性,大量专家学者深入乡野,完成录音录像、逐字汉字转写、国际音标注音整套工作。同时也凝聚了社会力量,如湖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汪涵发起的湖南方言调查“響應”计划,十年走遍湖南各地,将57个方言点的调查资料无偿捐赠给展馆。

从田野保护到展厅陈列,人工智能与数字技术贯穿全过程。为何当下要大力推进这一轮技术探索与应用?

“从中国语言国情调查来看,少了文字的内容是一个遗憾或者说是不完整的。”中国文字博物馆馆长、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黄德宽表示,完整的语言国情调查,语言和文字二者不可偏废。数字化手段为方言字、民族文字的整理保护开辟了新路。“首先,语言资源大多是以声音、影像形式呈现,传统展柜无法直接展示。数字技术解决了无形语言资源的展陈难题,实现了‘文物+数字化’双重叙事。其次,数字技术拓展了语言资源的应用边界。语言资源不再只用于语言学研究,而是向文博、医疗、应急救援、教育、跨境物流等各行各业输出价值。”黄德宽说。

“活态是最好的传承,应用是最好的保护。然而,在数智时代多数低资源语言正遭遇数字鸿沟。青少年在现实生活中脱离本土语言环境,在数字生活中又与低资源语言脱离,导致汉语方言和民族语言传承态势断崖式下滑,为语言资源活态保护带来严峻挑战。”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王锋表示,数字化采集与存储,既为濒危语言留存数字火种,也为未来大模型训练积累宝贵语料。

成果展示馆的建成只是序章,语言资源活化利用的未来还有更广阔的延伸空间。

湖南省博物馆党委副书记、研究馆员陈叙良介绍,中国语言资源博物馆单体馆已规划选址湖南长沙的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将打造“产学研用创”五位一体的全交互生长式智慧博物馆,规划资源保存、学术研究、文化展示、公众教育、科技融合、国际交流六大功能,实现实体展馆与数字孪生元宇宙展馆并行发展,致力于打造“能呼吸、会生长、与人共进的语言生命共同体”。

乡音从烟火人间中来,终究要回到大众生活中去。语言资源保护,不是把方言和民族语言封存在库房,而是让古老的声音在数字时代生生不息。当数据库的一条条语料变成展厅里可听、可感、可参与的文化体验,中华语言文化的深厚力量,便真正浸润人心,走向更辽阔的未来。

(本报记者 禹爱华 龙军)

乡音载文脉 科技赋新声

【短评】

近日,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在湖南长沙开馆,实现了语言资源从静态数据到动态传播的关键跨越,也标志着我国语言资源保护事业迈向系统开发和服务赋能的新阶段。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多文字的国家,有着丰富的语言资源。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自2015年启动以来,已建成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多模态语料库,涵盖1800多个调查点、近130种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语言数据。然而,大量田野调查形成的语料、文献、口述资料归档保存,主要服务于学术研究,难以走进大众视野。而且,传统的保护方式很难展现语言背后的民俗风情与人文温度,丰厚的语言文化资源难以转化为全民共享的文化财富,语言保护面临“重留存、轻传播、弱活用”的瓶颈。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发展的深度赋能,打破了语言资源的学术壁垒与时空局限,让语言文化可听、可看、可感。在展示馆中,AI听音辨源、声纹可视化、多模态语料解析等技术,将故事歌谣、民间俗语、曲艺小戏等口传文化,转化为沉浸式体验。数字技术破解了无形语言难以展陈的难题,让语言资源转化为鲜活的文化场景。

活态传承,贵在活用。数字赋能的价值不止于展陈创新,更在于跨界赋能。如今,语言资源正在深度融入医疗、应急救援、教育、跨境物流等多个领域,实现了学术价值、文化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从学界深耕的小众研究,变成全民参与的文化体验,语言资源正在实际应用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本报记者 柴如瑾)

让“家门口的好戏”常演常新

——辽宁省以艺术节为纽带推动文艺精品提质增效

8月29日晚的沈阳辽宁大剧院——当《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旋律响起,全场观众不约而同地打起节拍。以此为序曲,辽宁省第十三届艺术节拉开帷幕,并将持续至10月上旬。这是辽宁艺术节历史上时间跨度最长的一届,申报剧目34个、节目47个,数量为历届之最。

艺术节是检阅台,更是磨刀石。怎样以艺术节为纽带,推动文艺精品既“提质”又“增效”?辽宁给出的答案写在一连串细节里。

作为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资助项目、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创排剧目,开幕大戏《大院·大院》首次将辽宁援建者群体推上话剧舞台,把镜头对准上世纪60年代的“大三线”建设:近十万辽宁产业工人告别故土,奔赴西南深山,“献了青春献终身”。从沈阳的工人大院,到西南深山里那座因东北口音而得名的“东北大院”,一代人用半生把异乡走成了故乡。

“我们进入排练场以后,台词本已经在不断磨合中变动好几套了。”一位演员说,每个演员还要为自己的角色写人物小传,把角色的经历像写小说一样细致写完。舞台监督为了最好的效果,专门查资料复制当年的商标,做旧后再贴在道具上。

“提质”不能只靠创作者自觉,评奖指挥棒同样要校准。本届艺术节同步开展第七届辽宁文华奖评选,把“常演常新”写进评审原则,避免作品评完即封箱;首次增设文华评论奖、文华贡献奖,并向基层院团和高校敞开参评渠道。

好戏要一代代演下去,关键在人。大连艺术学院创排的话剧《向天而行》以“两弹结合”试验成功为背景,由师生共同创作排演;沈阳音乐学院的原创民族舞剧《红山》、辽宁芭蕾舞团青少年芭蕾舞团的舞蹈组诗《榜样》也把年轻人推到舞台中央。舞台之外,育人的链条也在延伸。“戏曲小梅花”展演推动名家手把手传艺,大学生戏剧节组织专家进校园辅导。年轻人不只坐在台下看,更被推到台上练。

检验“增效”的最终标尺是艺术能否真正走进百姓日常。本届艺术节一大亮点是艺旅融合、场景焕新。惠民票价低至20元,一张票根可在多地景区享受减免,参与红色剧目研学游、工业题材剧目探访游、民族剧目文化体验游等主题线路,实现“赛事票根+演艺优惠”双向联动。线上另有一个不打烊的“剧场”:2025年以来,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组织三家省级院团常态化团播160余场,累计曝光量超8000万,直播间粉丝陆续出现在剧场售票窗口——线上的点赞正在变成现场的掌声。前不久出台的《关于促进辽宁省小剧场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又把这份“日常”推得离百姓更近:“十五五”期间将建设标杆小剧场5个、推出具有辽宁标识的精品剧目10部,让“家门口的好戏”常演常新。

小切口里藏着大逻辑。从磨出一台好戏、育出一代新人,到让艺术走进寻常百姓家,辽宁的文艺生产正在从“奖项驱动”转向“生态驱动”。此前,杂技剧《先声》历时39天、跨越8座城市,完成17场巡演,南京演出方在《先声》斩获第十八届文华奖后,主动联系加演;芭蕾舞剧《吉赛尔》全国巡演20余场,部分场次演出票提前一个多月售罄。辽宁省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说:“以前是我们想送出去,现在是人家争着请过来。”

精品在打磨中淬炼,人才在舞台上成长。当百姓的掌声成为作品最真实的注脚,文艺精品便有了“立得住”的底气和“走下去”的力量。

(本报记者 李建斌 本报通讯员 邸悦)

第三届全国小剧场戏剧优秀剧目展演启幕

本报苏州9月13日电(记者苏雁 光明网记者姬尊雨)9月10日晚,在江苏苏州高新区狮山文化广场上,《姑苏繁华图》中狮山脚下古戏台、姑苏茶楼、各色商铺等场景被还原,一场户外行进式演出就此展开,与正在苏州博物馆西馆展出的《姑苏繁华图》原作相呼应。第三届全国小剧场戏剧优秀剧目展演暨“江南小剧场”秋季演出季正式启幕,系列活动将持续至9月21日。

本届展演汇聚了中国戏剧家协会面向全国遴选的23部优秀剧目,包括楚剧《药》、粤剧《骷髅叹》、京剧《四重境》、豫剧《复活》、越剧《假如我不是嵇康》、昆曲《蝴蝶梦》等戏曲,也有音乐剧《广陵绝响》、话剧《重返三岔口》、儿童剧《妈妈的味道》等。

展演期间还将开展青年戏剧孵化、戏剧美育推广和培训,以及剧目演后谈、公益讲座等活动,6部参演剧目将以快闪、主创见面会、戏剧工作坊、教学等形式走出剧场。展演还设置了院团之间交叉观摩、互评互议的主创交流环节,并将举办戏剧研讨会,邀请主创、专家学者与观众代表围绕小剧场戏剧的当代性展开深入讨论。

本次展演推出“半价看好戏”惠民政策,演出票价统一为80元、180元、280元,观众实际购买金额为单张40元至140元。展演还开放针对在校学生的学生票和针对60周岁以上人群的银龄票,统一售价为30元。

本次展演旨在激发青年戏剧创作活力,搭建小剧场戏剧人才培育、展示、交流平台,推动小剧场戏剧高质量发展,同时与苏州市“江南小剧场”秋季演出季活动结合,推动江苏省演艺市场多元繁荣,赋能社会经济发展。本次展演由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江苏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主办,中国文联戏剧艺术中心、中共苏州市委宣传部、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承办。

冯骥才系列新书发布

本报天津9月13日电(记者王艺钊、吕慎、朱斌)9月12日,在冯骥才文学与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冯骥才小说文库》《冯骥才散文文库》以及续写新篇的《俗世奇人》等一系列冯骥才重磅新书集中亮相,同时以冯骥才为主人公的传记纪录片《奔流》正式开机。

《冯骥才小说文库》(八卷)、《冯骥才散文文库》(十八卷)两套文库总字数超过800万字,历时数年精心打磨、系统整编,首次完整呈现冯骥才小说、散文创作的艺术脉络、思想演进与文学格局,是对其文学成就的系统性留存。

《俗世奇人(伍)》则是冯骥才在2026年续写的新篇,包含22个故事。从2000年出版首版《俗世奇人》至今,“俗世奇人”系列的作家出版社版本销量已达1200万册。《俗世奇人》长销长红,获得过鲁迅文学奖,被翻译成全球多种语言,《刷子李》《泥人张》等经典篇目入选语文课本,2022年改编的话剧已上演70余场。

由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指导,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出品、教育频道纪录片部制作的大型人文纪录片《奔流》是国内首部以冯骥才为主人公的传记纪录片,拟拍摄制作3集,每集40分钟,以纯纪录的方式全景式呈现他的人生历程与精神世界。

在天津大学党委书记梅兵看来,冯骥才用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奋斗诠释了一位知识分子对民族文化根脉的深情守护。

锦州医科大学:立德树人践教育初心 以生为本育时代新人

锦州医科大学作为一所应用型医科大学,在全面建设教育强国的时代征程中,自觉肩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战略重任,以“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为核心引领,多措并举、协同发力,书写出一份有战略高度、人文深度与教育温度的时代答卷。

打造思政大课堂 筑牢学生成长闭环

毕业季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成人才培养闭环的收官环节。学校深刻把握这一育人“窗口期”,紧扣“两季三节一访”全链条思政教育主线,构建“仪式浸润—价值铸魂—榜样领航—服务暖心—家校联动”五位一体毕业育人体系,将毕业教育打造成一场浸润心灵、启航未来的思政大课。

德育铸魂,筑牢信仰之基。学校开展“家国情怀”主题活动,定期召开主题党(团)课、党(团)日活动;举办“幸福感恩”主题活动,通过慰问老师、线上家长会,引导毕业生感恩母校、感恩父母、致敬恩师。组织“情系锦医·成长思源”毕业生代表座谈会,校领导与毕业生围桌共叙,为学校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依托线上平台开设“毕业辅导员寄语”“学哥学姐有话说”板块,以榜样力量激活内生动力。

智育赋能,助力学生发展。学校开展“情系锦医·青春榜样”先进典型展示活动,营造见贤思齐、积极进取的良好氛围;举办临床实践技能大赛,让毕业生在实操中检验所学,在“准工作环境”中实现角色转换。

美育浸润,营造温馨氛围。学校打造毕业主题园,营造兼具专业特色与青年特点的毕业氛围;举办“情系锦医·逐梦未来”毕业生晚会,让毕业生、在校生同台献艺,抒发离别深情。

劳动淬炼,践行感恩奉献。学校开展“告白锦医·爱的传递”系列主题活动,倡导躬身实践,文明安全离校。组织毕业生开展“最后一次大扫除”,以实际行动践行劳动精神。

家校社协同育人 构建全域联动格局

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是深化“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支撑。学校构建“1256+N”家校社协同育人工作机制,搭建起家校同心、社校联动的育人“连心桥”。

坚守人本导向,构建家访工作体系。学校通过建立专属育人档案,开办家长课堂,定制帮扶措施,对接社会实践岗位,迭代完善工作机制,夯实家访工作标准化建设根基。统筹线上线下两类载体,构建慰问、帮扶、关怀、激励、指导五大家访工作模式,全面覆盖家庭困难、学业承压、心理困扰、就业受阻等六类重点对象,构建精细化育人网络。

健全保障机制,推动家校共育落地。学校出台家访工作实施方案,划拨专项经费,组建由校领导牵头,学院班子成员、辅导员、班主任、专业教师共同组成的多级家访队伍。建立“一生一档”闭环管理台账,坚持普通学生“普访全覆盖”、特殊群体“必访精准化”,让思政教育直抵学生心灵。

资助无声润桃李 营造温情育人生态

学生资助是护航学生成长成才的基础性工程,也是落实“以生为本”理念的关键抓手。学校构建“隐性识别、静默帮扶、无痕育人、赋能成长”的资助育人体系,让资助工作在无声中滋养心灵,在温情中守护梦想。

智慧赋能,筑牢公平底线。学校依托智慧校园与智慧学工数字化平台,推动学生资助工作由“学生被动申请”向“政策主动找人”转变。创新“335N”温情资助模式,健全“从进校资助到毕业帮扶”的闭环资助工作体系。以精细化、温情化、智慧化资助工作筑牢教育公平底线,守护每一名锦医学子的求学梦想。

无声资助,守护成长之路。学校推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隐性资助办法,设置“暖心饭卡”“圆梦助学”“爱心乐途”“向阳新生”“爱心家访”5大资助项目,通过大数据筛选、辅导员核实的方式,最大限度维护学生自尊。常态化开启临时困难补助通道,为遭遇意外事件的家庭“兜底”;推动“扶贫”“扶志”“扶智”深度结合,设立勤工助学岗位,引导学生树立自立自强的价值观,打好“经济助困+能力提升+心理赋能”的组合拳。

从毕业季的深情告别,到家校间的温暖联动,再到资助路上的静默守护,锦州医科大学始终将“人”放在首位,用“爱”呵护成长。未来,学校将始终在立德树人的壮阔征程上笃行不怠,助力每一个学子在新时代的广阔天地中向阳而生、逐梦远行,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贡献“锦医力量”。

(高袅 孟令弟 黎莹)

第10版:综合新闻6 篇

2026年服贸会闭幕

9月13日,小朋友在服贸会展馆内与机器狗互动。新华社发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举办的重要国家级、国际性、综合型大型展会。9月13日,2026年服贸会落下帷幕。

13日下午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的服贸会闭幕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新闻发言人卢慧玲表示,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余家企业线上参展,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的平台功能持续提升,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

“中国服务”成为亮丽名片

本届服贸会首设中国服务案例展,超碳一号、朱雀三号等140项案例充分展示中国服务品牌风采,吸引境内外行业组织、企业代表等26个团组参观,“中国服务”成为亮丽名片。

“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成效超过预期。”卢慧玲介绍,在40场推介路演活动中,文化案例专场、东南亚专场等应观众要求延时半小时以上,供需企业现场进行对接,多家企业已预约下一届再次参加路演活动。

本届服贸会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智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又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

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本届服贸会继续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它的成功举办向世界传递出鲜明信号,中国将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

创新成果密集发布

本届服贸会上,国际组织共举办22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比上届增加4场。国际组织负责人、境内外副部长级嘉宾,以及院士、跨国公司高管等近200位嘉宾,围绕构建互利共赢新格局、服务领域跨界合作、数实融合、服务消费、绿色低碳转型等话题深入交流,前沿观点深度碰撞,为服务贸易发展提供智慧支持和实践路径。

权威信息集中官宣——全球服务贸易联盟、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发布服务贸易数智化发展指数评价体系、旅游城市ISO评分细则等方面标准体系。北京市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北京海外综合服务平台、“游在中国·北京”英文智慧文旅服务平台发布,从决策参考到具体落地,全链路支撑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

展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权威发布类成果35项,重要项目类成果22项,优秀案例类成果43项,专业榜单类成果14项。全球独家首发的《2026全球服务贸易品牌价值100强报告》,以全球服务贸易品牌价值100强名单为主榜,细分八个专题进行深度解读,境内外引用信息5940条。

配套活动带动投资消费

今年服贸会更加突出服务贸易与服务消费联动,组织81项配套活动,数量比上届增加80%。充分利用首钢园区特色场地,组织“遇见广西”文化旅游展演集市、未来已来:浙江XR极限挑战、创造者乐园等37项活动;联动“两园一河”滨水空间以及北京重点商圈,举办永定河集艺术季、“海淀之夜”、“魅力朝阳之夜”等44项活动,全域开展专业经贸交流与大众文化体验活动。

展会期间,多场配套活动以“地方特色+业态联动”形式激活服务消费。主宾省广西等10个省区市分别举办文旅展演、美食品鉴等活动,将地方特色产业融于消费体验场景,以“吃购玩赏”方式,展示非遗技艺、当地文化民俗;工业喜剧周、数智体育公开赛等特色活动则以高品质、多样化体验激发服务消费活力。

服贸会期间,首钢园“会展小镇”再现超高人气。截至9月13日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

朱光耀表示,本届服贸会既是成果展示的窗口,更是思想碰撞、资源链接、务实合作的平台,为促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作出了积极贡献。

(本报记者 董蓓)

十年,从黑色煤海到绿色高地

——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观察

9月3日至6日,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举行。汾河之畔,数百名国内外嘉宾共论能源转型。

今年是这一论坛的第十个年头。十年间,山西这一内陆煤炭大省的面貌发生了深刻改变。2016年论坛首次举办时,世界看山西,看的还是煤炭产量;十年后再聚太原,世界看到的,是一份沉甸甸的转型答卷。

从“一煤独大”到多能互补

变化的刻度写在一组数据里。2025年,山西全省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装机达9048.4万千瓦,占电力总装机比重55.1%,历史性超过煤电。

2016年首届太原论坛举办时,山西风光新能源发电装机才刚刚突破1000万千瓦。十年间,这一数字增长了七八倍,清洁电力装机反超煤电,曾经“一煤独大”的山西,能源结构彻底改写。

晋北采煤沉陷区,光伏板连绵铺展;吕梁山间,风机迎风转动;沁水盆地,煤层气管网纵横延伸。绿色已成为三晋能源最鲜明的主色调。

如今,山西绿电交易量达100亿千瓦时、绿证成交4084万张,均居全国前列;全省智能化煤矿建成413座,占全国三成以上,煤炭先进产能占比84%;非常规天然气五年累计产量750亿立方米,山西实现从天然气输入省到输出省的转变。

转型路上,山西始终没有丢掉能源保供的底色。“十四五”期间,全省累计生产原煤约65亿吨,占全国总产量近三成,以长协价为24个省份保供电煤20亿吨。一手端稳能源饭碗,一手加快绿色发展,山西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与推动能源结构转型之间找到了动态平衡。

“这是从黑色煤海到绿色高地的转型答卷。”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宋宏坤的评价,道出了与会嘉宾的共同感受。

从一省之变到世界答案

能源转型,从来不是一城一域之事。

十年来,太原论坛累计迎来联合国及70多个国家的1300余名重要外宾参会,25位外国政要登台演讲,以色列、冰岛、古巴、英国等先后担任主宾国。这个立足太原、联通世界的平台,已成为观察中国能源转型的重要窗口。

本届论坛上,英国作为已完成煤电全面退出的主要工业经济体,携煤电有序退出、矿区包容性转型经验而来。

论坛现场,山西省商务厅与中国德国商会、中国瑞士商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公开发布《山西外商投资指南》;山西省属重点企业与相关央企、科研机构签约10个重点项目,达成合作意向约70亿元;太原理工大学联合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共建“雪花”国际北极站能源系统项目。能博会上,特斯拉、霍尼韦尔、施耐德电气等40余家国际企业参展,印尼展团12家企业首次组团亮相。

合作已从论坛走进厂房。2023年,冰岛担任主宾国期间,中冰合资企业取得山西综改示范区唐槐园区及临汾曲沃、运城绛县等地的供热特许经营协议,供暖能力超1000万平方米。来自北极圈的地热技术,正化为三晋大地千家万户的暖流。

引进来的是技术、资本与理念,走出去的是产品、方案与经验。晋华炉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实现中国自主煤气化技术首次海外商业应用;潞安化机核心设备持续发往海外市场,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发展促进会提出构建“马来西亚资源+中国技术+山西制造+亚洲市场”模式,打造跨国绿色生物航空煤油产业;亚洲开发银行将山西转型经验打造为可复制可推广的公共实践样本。从山西到全国,从中国到世界,一条能源合作的双向通道越走越宽。

用创新定义能源未来

能博会现场,银色飞轮悬浮在空中高速转动,这是超导磁悬浮飞轮储能技术,凭借无摩擦、低能耗的被动式悬浮,能为电网调频提供更高效、更安全的新型储能路径;三臂协同配网自主作业机器人灵活拆装绝缘瓷瓶,这是业内首款由具身智能技术赋能的10千伏配网带电作业装备。

创新,正让煤炭的价值坐标系被重新标定。太原理工大学研发的低浓度瓦斯吸附提浓技术,变废气为燃料,实现资源利用与碳减排双赢;怀柔实验室山西研究院的煤温和催化直接液化技术作为新一代煤制油系统解决方案,搭建起覆盖“煤炭液化—油品分离—尾气资源化”全链条的创新平台;山西绿源碳索科技有限公司建成二氧化碳微藻固碳示范基地,为煤电化工等行业碳减排提供可复制生物路径。

面向未来,山西把目光投向了算力与绿电的深度融合。论坛首次举办电碳算协同发展论坛,能博会首设算电协同展区,“让算力用上绿电、让绿电找到负荷”从理念走向实践。

在论坛首次设置的数智能源发展论坛上,山西云时代技术有限公司发布“数智赋能,安赢未来”AI+能源矿山安全与发展成果,以人工智能为煤矿安全筑起数字防线。算电协同展区内,能源大数据平台以可视化交互方式,实时呈现全省能源生产、消费、调度全流程数据,让沉睡的数据变为可感知、可调度的治理资源。

从“煤海”到“数海”,算力与绿电双向奔赴,在山西落地为一个个看得见的产业场景。

从“试点”到“样板”

作为全国唯一的全省域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十年探索,山西为资源型地区转型蹚出了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路子。

在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山西出台《关于加快能源科技创新支撑能源转型发展的实施意见》,以44条政策举措覆盖创新全链条,以“揭榜挂帅”“赛马制”“科技副总”等新机制激活创新活力,以“源网荷储”一体化、采煤沉陷区再利用等路径破解转型难题。

与此同时,山西的探索回答了转型与民生、生态的协同之问。2个国家级零碳园区、13个省级绿电园区加快建设;太原出租车实现100%电动化,成为全球首个全电动出租汽车城市;全省清洁能源公交车占比达99%;碳普惠平台“三晋绿色生活”将骑行、公交、光盘行动都计入个人碳账本。

低碳,不只是论坛讨论的话题,更是论坛自身的实践。本届论坛全周期基准排放253.901吨二氧化碳当量,通过绿电替代、新能源公务用车等源头减排,并经山西省绿色交易中心采购核证自愿减排量予以全额抵消,实现全周期碳中和。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刘振民在论坛开幕式上说,传统能源大省不是历史转型的旁观者,更不会成为落伍者,而应成为能源革命的排头兵。这正是山西的自我定位,也是山西的担当所在。

“十五五”时期,山西将突出安全韧性、绿色低碳、链式集群、系统集成四大方向,预计每年新增新能源并网2000万千瓦左右,加速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

十年间,一条越来越宽的绿色之路铺展在眼前。这条路,山西走出了第一步,也正为更多资源型地区照亮前行的方向。

(本报记者 张楠 杨珏)

崇太长江隧道预计2026年底全线贯通

本报上海9月13日电(记者颜维琦)经过41天整机深度维修保养,近日,成功穿越长江水域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领航号”,在崇太长江隧道2号竖井顺利完成二次始发,以全新状态开启陆域段掘进任务。

崇太长江隧道是沪渝蓉沿江高铁沪宁段的关键控制性咽喉工程,连接上海市崇明区和江苏省太仓市。隧道全长14.25千米,其中盾构段长13.2千米,采取单洞双线设计,设计时速350公里,为世界行车速度最高的水下隧道;隧道深入长江水下89米,是长江最深的江底隧道。该工程由上海国铁建管公司建设,中铁隧道局施工。

“领航号”盾构机刀盘直径15.4米,全长148米,总重约4000吨,是目前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此前,该装备已在长江水下连续高强度掘进逾万米,刀盘刀具、主驱动、泥水循环、液压推进等系统均存在不同程度损耗。项目团队联合盾构厂家对刀盘刀具、主驱动、盾尾密封、液压、流体、电气等十大系统进行全面“体检”,展开体系化、流程化深度维修保养,确保“领航号”实现整机性能全面恢复,以最佳状态再赴征程。

转入陆域段掘进后,项目团队坚持风险前置,提前开展地质复核推演,梳理地层变化、刀具磨损、建构筑物扰动等风险清单,建立分级预警机制;全面推行隧道智能建造,依托智能管制平台多源采集掘进参数、地层变形、建构筑物变化等数据,实现动态调整与闭环管控;践行绿色施工理念,采用全封闭一体化泥水分离循环系统,配套多级水锤泄压防护装置,实现渣土、泥浆不落地。

此次“领航号”二次始发,集设备深度维保、密闭地下始发、超长距离掘进三大技术突破于一身,是我国超大直径盾构装备、隧道施工及智能运维全链条自主创新能力的集中体现。根据建设进展安排,崇太长江隧道预计于2026年底实现全线贯通。

崇太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首次实现高铁过江不减速,结束中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对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江经济带和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风光储微电网破解牧区用电难题

本报呼伦贝尔9月13日电(记者王潇)全国首个配置串并联构网储能装置的风光储微电网示范项目10日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赫尔洪德嘎查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定频构网及有功控制技术首次在边远牧区微电网工程示范应用,为破解末端微电网供电稳定性难题提供了全新方案。

赫尔洪德是位于呼伦贝尔草原深处的边境嘎查,此前长期受困于电网末梢供电不稳的难题。内蒙古东部边远牧区网架结构薄弱,单线单变现象突出,每逢冬季风雪肆虐,线路故障频发,频率波动剧烈,牧民生产生活常因停电陷入困境。

“以前一到刮风下雪就揪心,冰柜不敢多存东西,水泵也时转时停。”牧民刘学彬说。

为将实验室理论转化为现场可用的工程实用技术,国网蒙东电科院依托东北地区首个研究新型电力系统稳定问题的动模试验平台,开展40余项工况试验,攻克了定频构网及有功控制技术在微电网的适配难题,有力保障草原深处末端微电网在复杂环境下的安全稳定运行,彻底解决了牧民生活用电及畜牧业养殖加工的后顾之忧。

如今,边境牧区122户群众用上了“稳稳当当”的清洁电力。“通过我们的技术转化路径,把前沿控制技术和构网储能装备落到草原一线,直面牧区电网扰动多发的现实难题。即便极端情况下脱离大电网,也能够筑牢边境牧区用电防线,用本地清洁风光资源守护牧民日常生产生活,实实在在办好牧区民生用电这件事。”国网蒙东电科院新型电力系统全过程仿真实验室主任王新宇说。

项目以风电、光伏零碳能源为主供电源,依托“就地发电、就近消纳”的闭环运行机制,预计年减排二氧化碳347吨。“这个项目不光解决了牧民生活用电问题,还能就地消纳清洁能源。”国网呼伦贝尔供电公司运检技术部员工寇汉鹏说。

帮村里“宝妈”实现灵活就业

每天早上送小孩去学校上学后,下午去接小孩放学,中午还能抽空回家给老人做饭。这一天下来,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雁石镇岩星村“宝妈”林金的安排可谓井井有条。先把家里的事情顾全了,中间空余时间再去村里的车间上班。

“以前外出务工顾不上家,在家待业又没有收入,现在家门口的岗位时间自由、收入稳定。”林金很开心,能够兼顾家人和工作。

在龙岩还有不少车间推行“送娃后到岗、提前下班接娃”的弹性模式。这是龙岩市妇联调研后为“宝妈”量身定制的灵活就业岗,让工作围着“宝妈”的家事转。

龙岩创新推行“村妇联+企业妇联+妇女”村企联动模式,盘活镇村闲置场地打造“共富车间”,专属设置适配“宝妈”的灵活“妈妈岗”。岗位以缝纫、熨烫、包装等低门槛、可计件工种为主,推行零基础免费包教包会培训模式,实现稳定增收。

从村到镇,专为“宝妈”设置的岗位都创新柔性考勤机制,推行错峰上下班、弹性工时、月度保底工时制度,“宝妈”每月只需完成不少于100小时加工时长,可自主灵活规划工作时段。目前该模式已在新罗区雁石镇、龙门街道、红坊镇、白沙镇等多个镇街落地推广,并持续向全市乡镇辐射延伸。

龙岩市妇联还通过推动就业资源、优质岗位从城区向乡镇下沉,打造一批乡村就业示范点,有效均衡了城乡妇女灵活就业资源,缩小城乡就业增收差距。

针对部分“宝妈”“有就业意愿、无从业技能”的短板,龙岩定制化技能培训补齐能力弱项,让“宝妈”依托碎片化时间习得一技之长,彻底破解“想干不能干”的就业困境。

龙岩市妇联依托分层分类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全市常态化开展家政服务、电商直播、手工技艺等适配“宝妈”群体的就业培训。近年累计开展各类适配灵活就业培训200多场,惠及“宝妈”10000余人次,构建起成熟的“培训—考核—上岗”全链条服务体系。

(本报记者 马跃华)

开展消防宣传 筑牢安全防线

近日,多地开展消防安全主题活动,通过应急演练、科普宣讲、隐患排查等形式,帮助群众增强防火避险意识,全方位筑牢消防安全防线。图为9月12日,在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一家企业厂区,消防员为员工讲解水带使用方法。 新华社发

第11版:光明学人1 篇

以笔为戈 以史铸魂

——何干之与中共党史研究

何干之(1906—1969),原名谭毓均,广东台山人。1926年考入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1929年赴日本留学,先后就读于早稻田大学专修科、明治大学经济科,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回国。1933年任广东国民大学教授兼经济系主任。1937年到延安,在陕北公学任教,先后在华北联合大学、延安大学、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任教。著有《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鲁迅思想研究》等,主编《中国现代革命史》等。

《中国现代革命史》

《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

《鲁迅思想研究》

1965年,何干之(前排右二)等教师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中共党史导师制研究生毕业合影。

何干之原名谭毓均,1936年改名“何干之”。“何干之”就是“做什么”的意思。这一生要做些什么呢?他自己给出的答案是“为马克思主义的党做文化斗争的工作”。为了这个目标,何干之不懈努力,成为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教育家,中共党史学科的主要奠基人。

用笔和口战斗

何干之1906年出生于广东台山。他的青年时代,五四新文化思潮与大革命洪流交相激荡。何干之顺应时代潮流,广读进步书刊,初识马克思主义,开始踏上革命道路。他1926年考入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1929年东渡日本求学,潜心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实现从进步青年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蜕变。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何干之回国,先在广东任教,后在上海加入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和文化救亡活动,成为革命文化战线的一名战士。

1934年,何干之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抱着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愿望,他再次东渡日本。1936年,他以“何干之”为笔名在上海进步刊物亮相时,已然是一位历经思想文化斗争与革命熔炉锤炼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何干之以笔为戈,参加新社会科学运动,回应中国革命走向何处去的时代命题,在左翼文化界崭露头角,迎来理论研究的一个高峰。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思想论战,直接关乎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何干之对这场兼具现实指向与学术思辨价值的思想论争作出了系统总结。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等著作中,他系统梳理论战脉络,鲜明亮出立场观点,深刻揭示近代中国社会性质。从1934年提出“半封建性半殖民地性是中国经济的特点”,到1936年提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概念,再到1937年从过渡性、互为因果性、普遍性与特殊性三重维度,深刻阐释“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辩证关系,阐明这一社会形态的本质特征,何干之构建起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阐释体系,阐明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问题。其论述不仅有力驳斥了各种理论谬误,更推动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的形成与传播。

何干之早年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深感文化启蒙对唤醒民众、开启民智的重要性,成为1936年新启蒙运动的重要发起人。1937年,何干之出版《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开启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近代思想运动的先河。他提出,近代中国的启蒙运动本质上是思想领域“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核心要义在于“打破欺蒙、扫除蒙蔽、廓清蒙昧”。他立足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揭示中国封建经济渐趋没落但残余顽固、资本主义艰难生长又受列强压制的社会特征,进而考察中国启蒙运动由洋务运动、戊戌维新、五四新文化运动、新社会科学运动到新启蒙运动循序演进的历史脉络,揭示其随时代主题变迁而深化的演变规律。他着重指出,与抗日救亡运动相呼应的新启蒙运动,本质上是“爱国主义的、自由主义的理性运动”和“创造现代中国新文化的运动”,在哲学意义上实现对以往启蒙运动的“否定之否定”。这是何干之在民族危亡之际,以史学思辨总结历史、启迪时代,为民族觉醒探寻思想出路与精神动力的重要理论贡献。《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由生活书店首次出版,此后多次再版。时任生活书店总编辑的张仲实将其称作中国首部以历史唯物主义系统论述中国近代思想运动史的专著。

实现现代化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夙愿。20世纪30年代中叶,何干之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阐发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思想创见。他追溯“过去”中国封建社会停滞不前的根源,剖析“现在”中国社会形态的本质与困境,着重展望“未来”中国的根本出路,力求“解答中国社会的来龙去脉”。他将过去、现实、未来视为贯通联结的有机体,把中国现代化划分为自上而下的改良与自下而上的革命两大阶段,揭示“器物—制度—思想—社会改造”的演进逻辑,从而阐明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他有力批判“殖民地脱化论”,直指帝国主义是中国工业化的核心障碍,强调民族独立是现代化的根本前提。他秉持辩证思维审视中国文化转型,反对全盘西化与文化守旧,倡导中西文化的有机综合。何干之的现代化思想既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又有鲜明的革命底色,契合中国发展的潮流与趋势。

在民族危亡之际,何干之凭借新锐的理论眼光,站在文化斗争前沿,迅速成长为颇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何干之、艾思奇等成为党中央指名调赴延安的首批知识分子。抵达延安后,何干之开启了新生活。他牢记毛泽东“用笔和口继续战斗”的嘱托,迅速融入根据地艰苦而昂扬的革命生活,迎来治学生涯的新阶段。他执教陕北公学,讲授中国问题、中国革命运动史、统一战线、三民主义研究等课程,锻造了大批抗战骨干。他坚持历史与现实相贯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治学风格,立足时局变迁和革命需要,潜心钻研中国革命问题。他先后撰著《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三民主义研究》等著作,研究鲁迅思想、中国封建社会史等问题,计划开拓民族文化史研究课题。1939年1月,他致信毛泽东汇报民族文化史的写作计划,得到毛泽东回信鼓励:“这是很好的,盼望你切实地做去。”1939年夏,何干之随华北联合大学奔赴抗战前线,此后长期在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执教,开展中国革命历史与理论研究,投身边区文化建设和解放区土地改革。

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烽火岁月中,何干之“与战火中的大学”同行,经常在马背上写作,在战场上讲学,启迪青年的思想。新中国成立前夕,何干之已是一位卓有建树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和中国革命问题专家。

为中共党史学科筑基

新中国成立后,何干之历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历史系、中共党史系主任,成为高校中共党史学科的主要开拓者与奠基人。

1949年4月随华北大学抵达北平后,何干之应邀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各高校“上大课”,讲授“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为京津等地高校“新民主主义论”课程拟订教学提纲。

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后,何干之率先开设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性质的“中国革命史”课程。他讲课以逻辑严谨、理论深刻著称,但凡听过他讲课的人,无不交口称赞他的课同他的文章一样,深入浅出,旁征博引,观点鲜明,思路清晰,要言不烦,说服力很强。他的课堂很受学生和青年教师欢迎,“记下来就是一篇文章”。他的讲稿与教学方法,通过讲义编印、师资培训等方式广泛传播,成为各高校教师争相学习的范本。1954年,中国人民大学对全校17位教师进行全面教学检查,中宣部、高教部派人参与,何干之被评定为理论水平高、教学经验丰富的第一等教师。1956年,他被高等教育部评定为一级教授。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何干之主持的中国革命史教研室累计编撰近百万字供本校使用的各类革命史讲义,配套编制供全国各高校使用的教学指导文件与教学挂图,并培养出大批教学师资。

何干之受高等教育部委托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初稿)》,奠定了高校中共党史教学研究范式的基础。该书以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现代革命史的起点,确立以中国共产党为中心的中国现代革命史叙事体系,不仅注重突出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脉络,论证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历史必然,而且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历史经验,为新中国各项事业的建设发展提供历史镜鉴。他有意识地在书中展现“敌、我、友”各方面的历史情况,力求反映中国革命历史全貌。该著还自觉联通历史与现实,将中国革命史的书写下限拓展至新中国成立后,并在后续修订时不断向当代拓展,较早地叙述并总结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情况及历史经验,开创研究时限随实践发展而持续延伸的中共党史编撰传统。《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初稿)》1954年首次出版后,及时解决了高校革命史教材匮乏的难题,成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高校最主要的中国革命史教材。自1954年至1985年间,该书历经多次修订和再版,先后译成英、俄、越南等7国文字出版,累计发行量逾200万册,成为影响几代人的中国革命史经典之作。

何干之拓展中共党史的教学研究领域,为中共党史学科发展开辟广阔道路。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开办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本科专业后,何干之又开始思考中共党史学科正规化发展的问题。一方面,他针对中共党史研究存在的“窄空难”问题,主张开阔中共党史研究视野,转向“宽实易”的中国现代史领域,开辟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新方向。他认为,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必须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各种思潮的互动与斗争。他规划了中国现代文化思想运动史、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等研究构想,拟订《中国现代思潮》研究计划。在他的推动下,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教研室成立,新开设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课程,编写出版《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讲义》,这个领域涌现出一批骨干教师。另一方面,何干之主张拓展中共党史研究领域,重视对“敌、我、友”三方面的整体研究。1961年,何干之接受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请,根据时任外交部长陈毅的建议,开展蒋介石与近代资产阶级研究,主持编写《蒋介石传》,后调整为《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写作过程中,他坚持史论结合,既以毛泽东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论述为基本线索,又重视史料实证,强调“史学家不能当漫画家,历史研究切忌把人物脸谱化”。1980年,这部著作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是首部系统研究中国共产党同资产阶级关系的著作。这些具有拓荒性质的学术探索,充分彰显出何干之鲜明的学科自觉与强烈的学术担当,对中共党史学科建设产生深远影响。

何干之秉持开放的国际视野,推动中共党史学科的对外交流。自1952年起,他指导匈牙利的尤山度、波兰的施乐文和董伯乐等一些来华学习中国革命史的外国留学生。1958年,他担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历史组成员,根据外交部工作安排,承担一些可以发挥学术专长的外事任务,为英国费边社主席提供一些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者的生平资料。1963年,依据中国与阿尔巴尼亚文化合作协定,何干之应邀赴阿尔巴尼亚讲学,介绍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纵览何干之的治学生涯,他在中共党史领域筚路蓝缕的深耕探索,堪称浓墨重彩的学术篇章。他奠定课程教材基础、确立学科基本范式、拓展教学研究领域、促进国际交流合作,为高校中共党史学科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何干之的学术遗产至今熠熠生辉,滋养着中共党史学科的发展与创新。

乐为革命育英才

何干之原本有机会从政,但最终还是选择扎根书斋、坚守讲坛,从事党的历史与理论研究。中国革命胜利后,他实现了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当一名红色教授的夙愿。

20世纪30年代,经历了大革命淬炼的何干之在深耕理论研究的同时,亦执教于广东台山及广州的多所学校,尝试将教书育人的课堂开辟为思想与理论宣传的阵地。九一八事变后,他在台山县立中学纪念周会上发表演讲,剖析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三省的“社会根据”,批评国民党政府“无抵抗”的对日纲领,向师生大声疾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民族解放运动胜利万岁”,言辞恳切、振聋发聩。自1932年起,何干之以广州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国民大学等校为阵地,向学生讲授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等课程,组织部分进步青年成立读书会,辅导他们研读马克思主义读物,引导他们关心政治、针砭时弊,并带领他们实地了解民生疾苦。他常以革命真理启迪学生:“对穷人只是可怜同情,这是一种人道主义,但是人道主义不能根本拯救穷人,只有推翻旧制度,穷苦大众才能真正得到解放。”在他的感召与引领下,一批进步青年由此踏上革命道路。

担任陕北公学理论教员后,何干之更加自觉地将教书育人视为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教育救国的理想真正融入革命实践。他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致力于培养契合实践需要的革命骨干。何干之专门撰文勉励陕北公学学生“应该在理论上武装自己”,通过“理论中国化,理论大众化”使理论真正成为实践的指针,不做狭隘的经验论者和“半桶水的理论家”。解放战争时期,何干之担任华北联合大学政治学院院长,率领师生组成土改工作团,领导河北正定第7区的土改工作。他组织师生开展深入的社会调查,逐字逐句指导他们撰写调查报告,并分享治学心得,使其在火热的实践中获取真知。当年跟随何干之参加土改的苏星,日后成为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谈及这段经历,他感慨道:“在何干之身边工作的三四个月时间,我的学习工作收获颇大,比在课堂上学习到了更多的东西。”华北大学时期,何干之还选拔4名学员作为研究生,开创解放区大学招收导师制研究生的先例。他讲述自己笔名的来历,袒露“适应社会需要”的治学初心,希望以此引导学生关注与现实联系更为紧密的社会科学研究。被选作研究生的高放,最初更倾心于文艺写作。何干之从革命时局出发,多次约他谈话,语重心长地说:“我感到文学主要是描绘人生,社会科学则着重解剖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更重要、更复杂、更深刻的。一个人有了生活体验之后,可以关起门来凭想象写文学作品,可是社会科学要做社会调查,要掌握很多数据和论据,要对复杂的社会现象进行理论分析,甚至要形成自己的理论观念和理论体系。”在何干之引导下,高放投身理论研究,成为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他也因此将何干之视作“改变我人生志向的导师”。

新中国成立后,何干之扎根中国人民大学,探索中共党史专业人才自主培养道路,为新中国培育了一大批中共党史教学与研究的有生力量。

针对高校政治理论师资匮乏问题,中国人民大学自1950年起招收政治理论专业研究生,1952年创办师资培养性质的马列主义研究班。何干之主持多届中国革命史研究生和研究班教学工作,为高校培养逾千名中国革命史师资骨干。在培养过程中,他不仅亲自担任主讲教员,还主持规范化口试考核,探索以系统讲授为主体、以课堂讨论为核心的教学方法。何干之严谨治学的风范,使广大学员深受熏陶、获益良多。当时的研究生李鸿文回忆说:“虽然过去我在东北师大历史系本科学习过中国现代史,但听何老讲课还是有顿开茅塞之感。”“通过他的授课,的确使我们打下了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革命史的知识基础。”

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首次招收中国革命史专业本科生,成为中共党史专业人才培养正规化的新起点。在系主任何干之的主持下,这个专业探索出一套以“启发报告—自主研读—集体研讨—系统讲授—专题辅导”为链条的教学经验,并将社会实践和生产劳动作为重要环节。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人民大学因此成为中共党史专业人才培养的“工作母机”。

作为学科带头人,何干之对青年教师赤诚以待、倾囊相授。早在华北联合大学时期,何干之便对初登讲坛的胡华悉心栽培,不仅指导他研究和讲授中国近代史,更慷慨赠予他几十本珍贵的党史书籍与资料,其中几本还有毛泽东的亲笔签名。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后,何干之经常同胡华交流中国革命史课程教学研究的问题。胡华后来回忆道:“这几年灯下夜谈,使我得益甚多,真是良师益友,忘年之交。当年情景,至今仍萦回脑际。”为帮助教研室的青年教师讲好党史课,何干之经常亲临课堂听课,并在课后及时指出问题、提出建议。为提高他们的科研能力,何干之积极争取机会,选派他们参与各类写作与研究任务。1961年被借调至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期间,何干之对身边的年轻助手依然关怀备至。他经常勉励大家“欲速则不达”“要有把冷板凳坐热的精神”,不仅组织他们系统研读经典论著,还指导他们走访历史人物、整理史料长编。在他的言传身教与悉心培育下,彭明、林茂生、李安葆、何沁等青年教师得以迅速成长,日后成为中共党史学领域的知名专家。那些与他相交共事、受其教益的青年学者,亦无不深受启迪、精进日新,成长为各条战线的中坚力量。“宗师一代培桃李”“终生革命教国史”,高放对何干之的赞誉,可谓恰如其分。

1969年,已过花甲之年的何干之依然矢志党史事业,准备参与撰写一部史书,期许“还搞党史,至少再工作10年”。可惜天不假年,不久之后就去世了。

从确立文化斗争之志,到挺立党史教育讲坛,何干之甘为人梯、乐育英才,为书写中国共产党红色家谱、培养党史专业人才贡献力量,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红色教授的崇高风范。

(作者:耿化敏 刘高元,分别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副院长、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版图片由何干之之子何丁萌提供

第12版:国际新闻5 篇

“金砖国家最重要的贡献还在前方”

——访亚洲开发银行前常务副行长拉贾特·纳格

【特别关注】

“金砖国家过去20年最重要的成就,是在国际体系中确立了自身重要且持久的话语权。”亚洲开发银行前常务副行长、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特聘教授拉贾特·纳格日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金砖合作机制可以成为一座联通北方国家与全球南方国家、联通不同发展模式的重要桥梁,在日益碎片化的世界,能够搭建起这类桥梁的机制弥足珍贵。“中国为金砖合作机制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考虑到中国的经济规模、在全球贸易投资中的地位,以及在国际发展领域越发重要的角色,这一点顺理成章。”

纳格认为,金砖四国最初组建之时,各国历史、政治体制、经济结构差异巨大,这套合作框架能否真正发挥作用,外界对此存在疑虑。20年过去,金砖合作机制不仅存续下来,还实现了扩员,拓展了合作议题,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引发广泛关注。这反映出全球格局的深层变化:经济与政治影响力的分布呈现多极化态势。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自然希望,全球治理的机构与规则能够更好体现这一新现实。

纳格分析指出,许多全球南方国家认为,自身的经济分量与发展诉求,仍未在全球决策中得到充分体现。金砖国家的发展有助于改善这种失衡局面,发展中国家从开放的国际经济和多边机构中获益良多,目标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顺应世界格局变化不断演进。代表性、投票权以及领导层设置,都需要逐步反映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日益提升的地位。与此同时,金砖国家还可以把全球南方国家高度关切的议题更有力地纳入国际议程,包括全球公共产品、发展融资、基础设施、气候适应、粮食与能源安全、技术获取,以及持续存在的贫困与不平等难题。

2015年7月,作为金砖合作机制框架下的首个实体机构,新开发银行正式开业。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新开发银行已累计批准约140个投资项目,融资总额达429亿美元。“新开发银行的意义尤为重大,它证明金砖国家能够把政治愿景转化为运转有效的多边机构,是金砖国家最具实质意义的成果之一。”纳格指出,“新开发银行对现有开发银行的工作形成补充,证明了新兴经济体有能力创立、注资并管理属于自己的多边发展机构。”

纳格表示,自成立以来,新开发银行搭建起规模可观的业务组合,覆盖交通、清洁能源、水利、城市基建等发展优先领域;不断吸纳新成员,越发重视可持续发展与本币融资,这些都是重要成就。作为一家相对年轻的机构,新开发银行在第二个十年应当设定更高目标。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融资需求十分庞大,仅靠公共资金无法满足。新开发银行应当依托自身资产负债表撬动规模更大的私人资本。担保、联合融资、风险分担工具,以及同各国、其他多边开发银行的合作,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本币融资也是很有前景的方向。在国际市场借入外币,会让发展中国家承受巨大汇率风险。在财务可行的前提下,扩大本币贷款、培育本土资本市场,将会是新开发银行的重要贡献。新开发银行不必简单复刻其他多边开发融资机构,可以在坚守高标准的同时,做到流程更快、机制更灵活、更贴合借款方需求,这就是它的创新空间所在。

“中国一贯支持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深化合作,支持金砖合作机制扩员,支持新开发银行的建设,致力于推动基础设施、贸易、技术、绿色发展以及人文交流等多领域合作。”纳格认为,中国还为金砖国家带来极具参考价值的发展经验。中国经济转型的规模、减贫成就、基础设施与制造业建设成果,以及近年来在可再生能源、数字技术领域取得的进展,都让众多发展中国家希望从中学习。这些经验无法直接照搬复制,但能够丰富全球发展的思路。

纳格表示,金砖合作机制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是因为它依赖的是主权国家之间的伙伴关系,而非单一成员国主导。中国反复强调协商一致、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以此来推动集体行动。例如,中国支持新开发银行这类机构,拓展贸易投资机遇,分享技术与知识,为体量较小的成员国创造实质性参与的空间。

纳格认为,印度与中国同为文明古国,位列全球主要经济体,人口合计超过全球三分之一。中印两国在发展、应对气候变化、改革全球治理体系、回应全球南方诉求等领域存在利益交汇,双方合作能够极大赋能金砖国家向前发展。

展望金砖合作的未来,纳格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一是“聚焦”。金砖合作机制应当聚焦于成员国拥有更多共同利益、合作能够产生可衡量收益的领域,比如技术合作。人工智能、数字基建、生物技术、能源转型将深刻影响发展进程。金砖国家应当在这些领域开展合作,确保技术变革缩小而非拉大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联合科研、技能建设、数字公共基础设施、负责任的技术治理,都可以纳入金砖国家的合作议程。二是“落地”。金砖合作机制的公信力将越来越取决于实际成果。基础设施投资、贸易便利化、提升跨境支付效率、气候融资、卫生合作、知识共享等,都是推进金砖国家务实合作的抓手。三是“开放”。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增长的影响力,应当用来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的国际经济、推动跨越地缘政治界限的对话。

在纳格看来,世界正走向多极化,但多极化本身并不会自动带来合作,它既可以催生多元包容,也可能加剧分裂对抗。金砖国家有机会证明,未来的国际秩序可以是更崇尚合作的秩序。金砖国家应兼顾雄心与务实,继续包容差异、相互尊重,把政治影响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它最重要的贡献还在前方。

(本报记者 曹元龙)

埃中伙伴关系面向未来

新华社开罗9月11日电(记者徐皓夫、姚兵)埃及最大报纸《金字塔报》近日发表评论文章,题为《埃中两国拥有“面向未来的伙伴关系”》。文章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的国事访问是埃中关系发展历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将成为两国进一步巩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新起点。文章摘要如下:

9月1日至2日,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习近平主席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埃中发表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多年来,埃中关系始终保持上升势头,在增进相互理解、深化务实合作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埃中两国元首会晤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不仅总结了过去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的显著成果,更明确了未来深化双边关系的方向。

联合声明中指出,埃中关系建立在源远流长的历史友谊之上。70年前,埃及成为首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作为两大文明古国,埃中两国历史悠久,传统友谊深厚。两国高度尊重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主张通过对话交流增进理解,反对制造冲突对抗,更反对以威胁恐吓等手段打压其他文明。某些大国抱持傲慢态度和错误的“文明优越论”,这与文明交流互鉴的理念背道而驰。

埃中关系同样建立在不断拓展的现实合作基础之上。自2014年两国元首共同决定将埃中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双方合作领域持续拓宽,尤其在经贸和投资方面取得积极进展。近年来,埃及持续推进经济和金融改革并取得显著成效,具备成为地区工业、物流、清洁和可再生能源及造船中心的潜力。埃及的改革吸引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投资。埃及希望借鉴中国在科技、人工智能、电动汽车和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发展经验。

此外,埃中关系还建立在广泛共识之上。埃中合作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信、不干涉内政、合作共赢的原则。面对当前国际体系动荡与失序,埃中两国相互支持,均同意推进国际体系改革,主张保障发展中国家公平、均衡参与国际政治和经济决策的权利。

正如中国古人所说:“交得其道,千里同好。”这句话准确概括了埃中两国之间的友好、尊重与合作本质。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是埃中关系发展历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将成为两国进一步巩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新起点。

中巴合作点亮巴西青年“职业梦想”

“中国企业的到来为我们当地年轻人带来了全新机遇。”巴西姑娘卢阿·维多利亚告诉记者,她仍记得最初走进巴西巴伊亚州卡马萨里市比亚迪工厂时的感受。

维多利亚说,近距离观察设备运行、生产流程以及不同部门员工协同工作,让她第一次直观感受到制造一辆汽车背后的庞大工程。

作为比亚迪卡马萨里工厂“青年学徒计划”一员,22岁的维多利亚正在电池事业部实习。在她眼中,这不仅是一份工作经历,更是她投身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职业起点。

比亚迪2023年宣布工厂落户卡马萨里之初,维多利亚便开始关注这家中企工厂。当面向本地年轻人的“青年学徒计划”开放申请时,维多利亚毫不犹豫地决定要抓住机会。

青年学徒计划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培训方式,学徒们在巴西全国工业企业培训中心学习理论课程的同时,在比亚迪工厂参与日常生产实践。目前,近两百名巴西青年在工厂各个事业部实习,有望在学习结束后转为正式员工。

维多利亚说,通过生产实践,她更深入地理解了理论知识。工厂导师会解答疑问、指导工艺流程并演示规范操作,这大大提升了学习效率。在维多利亚看来,实习最大收获是学会了如何应对工业生产流程,能够更全面地理解工厂运行逻辑,并在电池生产领域积累更扎实的技术知识。

从对汽车工业充满好奇的年轻人,到能够参与新能源汽车生产实践的学徒,维多利亚说,自己的进步不仅体现在技能的提升。

“这段经历极大增强了我的自信心,因为我有机会向专业人士学习并与他们共事。”她说,此前自己对职场的认知相对有限,而现在看到了更多未来的可能性,“如果有机会的话,期待能在比亚迪获得长远的职业成长”。

在她看来,中国企业来到巴伊亚投资建厂,为当地年轻人带来了新的职业选择。这种由中巴合作带来的职业机会,不只发生在工厂生产一线。

对于中国国家电网巴西控股公司高级企业治理分析师马诺埃拉·雷森德而言,一次在中国为期20天的沉浸式访问,让她对职业发展和行业未来有了新认识。

在近期“中巴电力能源交流”培训项目中,雷森德与来自巴西电力监管局、巴西国家电力调度中心、矿能部、巴西能源研究院以及巴西其他电力企业的代表一道,走访中国能源企业并参加相关培训。令她印象深刻的是,中国将长期规划转化为具体行动的执行能力。

“在参访和讲座中,可以清晰看到他们如何高效地将规划、生产、执行与监管融为一体。”雷森德说。中国将数字化、储能和电动汽车等领域进行系统规划,而不是孤立发展的项目,也给她留下深刻印象。

交流过程中,特高压输电、储能、自动化等技术让雷森德进一步认识到,能源行业的发展并非取决于某一项技术,而是需要多种技术深度融合以及机构层面的协调落实。

这段经历改变了她分析问题和规划工作的方式。她认为,中巴两国在能源领域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可将中国的解决方案结合巴西的具体国情进行本土化调整。

从生产一线到高层级行业交流,中巴务实合作正通过切实的人才培养与技术共享,为巴西年轻一代创造更丰富的职业选择,助力他们在绿色与创新发展的浪潮中实现个人梦想。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9月12日电 记者周永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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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美大熊猫“青宝”9月12日迎来5周岁生日。图为当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青宝”在生日派对上享用蛋糕。新华社发

一年一度的悉尼风筝节9月13日在澳大利亚悉尼的邦迪海滩举行。图为当日拍摄的风筝节现场。新华社发

“超强”厄尔尼诺对全球影响几何?

世界气象组织近日发布通报,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已形成并将持续增强,预计将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对全球降水和温度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相关极端天气风险将持续至2027年。

通报显示,作为衡量厄尔尼诺强度的核心指标,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域(即尼诺3.4区)海表温度较常年平均水平已偏高1.5至2摄氏度以上,且在7月下旬至8月中旬期间继续攀升,周平均值最高偏离常年水平超过2.5摄氏度,表明厄尔尼诺仍在持续增强。

更值得警惕的是,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表层海温尚未达到峰值的情况下,已经超过了1997年至1998年、2015年至2016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同期水平,发展势头也更为迅猛。

此外,海面以下50至200米的次表层暖水通常被视为强厄尔尼诺爆发的重要能量储备,目前有监测表明次表层暖水持续积聚,较平均水平偏高超过8摄氏度。这种异常的热量积聚,为厄尔尼诺继续增强提供了强大动力。世界气象组织预测,厄尔尼诺持续至2027年2月的概率接近百分之百。

南美多国启动应急机制

毗邻太平洋东部的美洲中部是全球受该气候事件冲击最直接的区域之一。巴拿马、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已先后针对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宣布全国紧急状态,提前启动全国性应急响应机制。

当地时间8月29日,厄瓜多尔宣布将全国警戒状态升级至红色,这是该国灾害预警体系中的最高级别。当日,厄瓜多尔厄尔尼诺现象国家研究委员会完成8月海洋与大气环境综合评估后,确认厄尔尼诺现象正式形成。据该委员会通报,当前各项监测参数已全部达标,满足厄瓜多尔界定厄尔尼诺事件的四项判定标准,赤道太平洋海域海水异常增温是此次气候现象成型的核心指征。最新监测数据显示,关键海域的海面温度异常偏高幅度约达4摄氏度。

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影响范围广、风险等级高。厄瓜多尔官方预判,此次厄尔尼诺现象将使全国超120万民众受到潜在冲击,成为该国近年来遭遇的重大极端气候灾害之一。自今年年初以来,厄瓜多尔全域降水量异常偏多,沿海平原地带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大面积洪涝灾害;安第斯山地则地质灾害频发,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发频发,灾害强度、影响规模均远超2024年同期水平。回顾上一轮厄尔尼诺气候周期,厄瓜多尔雨季时长较常年足足多出3个月,极端天气对国内能源供应、农业生产两大核心领域造成重创。干湿极端分化的反常气候,致使多地农作物生长环境遭到破坏,出现大面积减产、地块绝收的情况,农业经济损失惨重。

厄瓜多尔本次预警响应迅速,很大程度源于1997年至1998年厄尔尼诺事件留下的惨痛教训。当年,太平洋沿岸暴雨连绵数月,约3万人流离失所,286人不幸遇难;洪水过后霍乱、疟疾等传染病扩散蔓延,农业、基础设施领域均遭受重创。对厄瓜多尔而言,当前红色警戒可能并非最严峻阶段。历史经验表明,超级厄尔尼诺的暴雨高峰通常集中于年末至次年年初——1997年事件中,最强降水集中在12月至次年4月。可以说,真正的考验季节尚未开始。

厄瓜多尔主要出口石油、香蕉、对虾和鲜花,主要进口机械设备、工业原料、燃料和消费品等。前三大贸易伙伴是美国、中国和欧盟。对虾是厄瓜多尔第一大出口品类,海水升温、水质下降和病害风险的冲击,直接引发其价格上涨。

由于未来面临极高的极端降雨风险,秘鲁政府9月1日宣布全国22个大区的893个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该紧急状态被列为4级,意味着地方能力已不足以应对,必须由中央政府提供直接的技术和行动支持。

8月初,巴西卫生部推出《2026—2027年厄尔尼诺相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准备和应对计划》,提出加强联邦、州和市三级协调,启动卫生与气候应急机制,储备紧急药品和物资,并部署巴西国家统一医疗系统全国救援力量等,以应对东北部高温干旱、东南部强风暴,以及南部可能出现的洪涝、山泥倾泻和突发公共卫生风险。

溢出效应波及全球

厄尔尼诺并非局限于南美洲的区域性现象,其在全球范围内都造成了一定的气候异常。美国部分地区今夏已遭遇异常炎热天气,本土7月平均气温达24.94摄氏度,是美国有相关记录以来最热的7月,全美平均气温甚至超过1936年7月“黑色风暴”时期。当年,沙尘暴曾造成严重的环境和农业灾难。接下来,厄尔尼诺或将进一步推高气温,美国东南部近期还可能面临破纪录的“热穹顶”。此外,厄尔尼诺对美国天气最明显的影响通常在冬季,强厄尔尼诺将令南加州降雨概率大增,冬季或将出现强降雨,增加洪水、山体滑坡和泥石流风险;西海岸高潮位洪水风险亦上升。

欧洲方面,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8月1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西欧6至7月平均气温达21.62摄氏度,超过2022年创下的历史纪录。今年夏天,继酷热高温过后,森林大火肆虐多国,规模和范围打破纪录,从法国西南部到西班牙马德里周边,从意大利西西里岛到葡萄牙、希腊,再到过去极少遭遇大型山火的英国苏格兰,欧洲多个国家同时陷入严重火灾危机。欧盟森林火灾信息系统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7月22日,欧洲今年已有至少25.4万公顷土地被烧毁,面积接近整个卢森堡国土。这一数字不仅使2026年成为欧盟近20年来森林火灾最严重的年份之一,也显示出欧洲森林火灾正在突破传统高风险区域,向更广阔的北部地区扩展。

对亚洲和澳大利亚而言,高温、干旱、森林火灾与粮食安全风险也十分突出。在东南亚,西南季风期降雨偏少叠加厄尔尼诺抑制降雨,干旱加剧,森林、泥炭地干燥,火灾与跨境雾霾风险上升。受其影响,泰国的稻米与印度尼西亚的棕榈油生产均遭到严重冲击,农户收入锐减,当地农产品供应面临严峻挑战。在印尼棕榈油主产区廖内省,持续高温少雨导致土壤湿度极低,棕榈果产量大幅下滑。

印度则遭遇高温极端事件,多地最高气温突破45摄氏度,部分地区接近50摄氏度。5月13日,印度政府宣布自当日起至9月30日禁止食糖出口。该政策被视为典型的厄尔尼诺风险应对措施——出于对高温干旱影响甘蔗主产区产量的担忧,优先保障国内供应。该禁令一经发布,即对国际糖价产生上行压力。

受厄尔尼诺现象和地缘局势等因素影响,全球粮食市场已显现紧张迹象,国际农产品价格近期大幅飙升,全球食品通胀风险正在快速升温。据悉,彭博农业现货指数(追踪十种主要农产品)8月累计涨幅超13%,创2012年7月以来最大单月涨幅。

高盛7月发布的报告预测,受超强厄尔尼诺冲击,到2028年全球大宗农产品价格或将累计上涨15.8%;摩根大通8月报告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从2026年上半年的2.8%上行至2027年上半年的5%,涨价压力或在2026年底至2027年初逐步显现。

(本报记者 王妤心泓)

第13版:文史哲周刊·文学遗产3 篇

写本学与中国文学研究

北宋中期之前,中国的文字记录主要用抄写的形式,学术界称之为“写本时代”。写本的载体主要分为简牍和纤维纸,因此写本时代又可以划分为简帛写本时代(前13世纪—5世纪)和纸写本时代(5世纪—11世纪)。简帛写本时代,大约从殷商开始,直到5世纪的东晋后期,纸写本完全代替了简本。这中间有300年左右的简纸并用时期。东晋后期到宋代初期约700年,纸写本记录着中国历史文化的主要内容。北宋中期之后,刻本遂成为文字的主要载体,中国文化进入刻本时代。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三千多年,其中写本时代至少两千多年。因此,不研究写本,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是有缺憾的。

现代意义的古典文献学研究,其主要源头是清代汉学,尤其是乾嘉学派。乾嘉学派整理典籍强调在古本、善本基础上校勘,最后形成最接近原始文本的“定本”。但他们所说的“定本”,主要是刻本。20世纪初,梁启超、胡适等倡导“整理国故”,提出用科学方法重新研究古籍,强调实证与系统性整理。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将地下出土材料与传世文献互证,开创文献研究新范式。在此基础上,郑鹤声、郑鹤春的《中国文献学概要》(1930)问世,是第一部以“文献学”命名的通论性著作。20世纪80年代,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成立,创会会长张舜徽的《中国文献学》(1982)出版,构建了以目录、版本、校勘为核心的学科框架,标志着“中国古典文献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确立。但是,现代古典文献学是立足于宋代以来的刻本文献建构其学科理论、学理体系和研究范式的,对20世纪出土的写本文献或者关注不够,或者纳入“刻本”系统进行研究。由于历史的原因,对写本的特殊性认识不足,其研究方法有削足适履之嫌。

19世纪末以来,出土的大量写本时代原生态的“简牍写本”和“纸写本”,呈现了与后世刻本不同的文本形态。出土的简牍写本,主要有战国时期的郭店简、曾侯乙墓竹简、包山楚简、上博简、清华简、安大简等。秦简主要有湖北的睡虎地秦简、江陵王家台秦简、湖南的里耶秦简、甘肃天水秦简、北大秦简等。汉简主要有甘肃居延汉简、武威汉简、居延新简、敦煌汉简、悬泉汉简、水泉子汉简等,以及山东银雀山汉简、河北八角廊汉简、安徽双古堆汉简、江西海昏墓汉简、湖北张家山汉简、荆州胡家草场汉简、成都老官山汉简、北大汉简等。三国及晋代的竹木简,主要有新疆古楼兰遗址魏晋木简、湖南走马楼吴简等。在总数超过三十万枚(件)简牍中,一部分是“牍”“方”,至少有两千多件由多枚简编连而成的“写本”。据我们初步考察,可以算得上“文学写本”的有二百多件,文学作品或具有文学性的文章有一千五百多篇。简册之外,还有大量的甲骨文、金文、帛书、战国盟书、秦汉玉牍、早期石刻、砖志等,真实再现了“写本时代”各类文献的原始面貌,为学术界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原生态文本。

写本时代的纸写本主要指敦煌写本,总量超过7万件,其中有大约800多件文学写本,抄录的文学作品有变文、讲经文、押座文、解座文、话本、词文、诗、曲子词、故事赋、邈真赞、书、启、状、牒、碑、铭等数十种文体,内容雅俗并存,以俗为主。吐鲁番文书中,也有100多件文学写本,其中碎片较多,内容包括唐前经典文学、讲唱类文学(讲经文、变文、歌辞、斋文、故事赋)、文人诗文类、应用文书类、官私文书类等,有俗文学,也有雅文学。日本也保存了奈良平安时代(710—1192)的中国文学写本。据阿部隆一《本邦现存汉籍古写本类所在略目录》统计,奈良、平安、镰仓时代的汉籍古写本700多种(不包括佛教写本和敦煌写本),这一时期的文学写本近60部。

简牍的出现,形成了国际显学“简牍学”。法国汉学家沙畹《纸未发明前之中国书》(1905)和王国维《简牍检署考》(1912)是简牍发现初期的代表著作。从此就形成了“简牍制度”研究和“简牍文献”研究两大类。“简牍文献”是简牍学研究的重点,论著数以千计。敦煌吐鲁番学也是国际显学,从1909年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发表至今一百多年来,初步统计的研究论(译)著超过17000多部(篇)。

随着“简牍学”和“敦煌学”的开展,学者发现,研究写本,并不等于研究“文献”或“文本”,“写本研究”指的是围绕“书写”这一行为所形成的一整套研究,包括写本载体、书写工具、书写方式、抄写内容、写本流传等诸多方面。过去用传统的文献学方法研究简牍写本和敦煌写本,存在明显的不足:第一,采用“挖宝”式方法,从一件完整写本中“挖取”研究者所需要的某类或某种体裁的作品,而对抄在同一写本的其他内容顾及较少。第二,按照传统文献学的“定本”意识,把不同写本上的同一篇文献,通过校勘合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定本,而无视不同写本各自的特点和不同的文化情境。第三,对写本的制作和制作者、同一写本上不同文献之间的关系考虑不够。如果说研究传世文献主要是平面的静态的方式,那么,写本学研究则更强调动态的过程,它呈现的是文本的生成、制作、传播等一系列过程。因此,个体性、流动性和整体性是写本研究的主要特点。

在宋前漫长的“写本时代”,中国文学是以“写本”为基本单位,制作文学、传播文学,文学消费者接受的往往不是一篇作品,而是一件写本;这件写本上可以抄一篇作品,更多的是抄数篇作品。每一次的抄录几乎都存在改编、增删,不同的作品会重新组合,从而形成新的文学写本。每一件写本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都是一个独立的文学世界,都会呈现不同的文学风貌。抄有数件作品的写本,除了组成此写本的数件作品之间有着值得探讨的内在关系外,其中的每篇作品都有其独特的个性,而这些个性往往和其他写本抄录的该篇作品有差异。除了文字的差异外,还有写本的整体性、系统性赋予他们内涵的不同。

比如近五十年来,出土了六种《老子》的早期写本:郭店战国楚简三种、马王堆西汉帛书两种、北京大学藏西汉竹简一种。每一种写本上《老子》的文本都不同,且差异较大,反映了流传过程中人们对《老子》内容的选择。郭店三种《老子》,其中第三种与《太一生水》合为一件写本,学术界或认为这两篇其实是一篇逻辑清晰的文献,《太一生水》是对前抄《老子》的引申和发挥。帛书《老子》两种,甲本《老子》之后接抄有《五行》《九主》《明君》《德圣》《九主图》,作为同一件写本;乙本《老子》抄在四篇古佚书《经法》《十大经》《称》《道原》之后。甲本乙本《老子》的摘抄内容不同,与它前后同抄文献有密切关系。同一种作品在不同的写本中所处的位置不同,与其他作品的组合方式也不同,呈现了写本制作者对其内涵的认识,与当时的文化情境密切相关。

所谓整体性,就是要把一件写本中的数篇作品作为互为关系的整体,探讨它们之间从体制、内容到运用的共同性,也探讨写本制作者把它们抄在一起的用心。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构成文学文本,体现文学主人的知识世界和情感世界。比如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为五十一支简编连成的写本,内容分为十部分。其中第七部分是三十九句韵文,用“三三三七四七”句式讲为吏之道,与《荀子·成相》体式相同,契合《汉志》“诗赋略”中的“成相体”,因而为学术界所关注,近三十年来编撰的多种《秦汉文学史》都讨论过这篇作品。其实,写本中十部分是一个整体,它是墓主人“喜”的杂抄本,“喜”是秦代小官吏,担任御史、令史等文职书记员和司法小吏。《为吏之道》真实地展示了“喜”的知识结构和精神忧虑,呈现了当时基层官吏战战兢兢的心态和精神世界。同时,简册还为我们再现了秦代基层官吏以背诵为主的学习方式。写本以四言韵语为主,说明这是他平时背诵的官箴警句。内容零散,各段之间逻辑关系不明确,说明整件写本的内容是不成系统的,是他分数次凭记忆完成,反映了这段时间“喜”的心理状态不佳,思维琐碎紊乱。第七部分“成相杂辞”,以后世弹词一样的快板曲调吟唱,节奏分明,韵律铿锵,内容连贯流畅。心理学研究证明,长歌当哭,是对零乱思想的最佳平复和对压抑情绪的最好发泄。因此,整件写本就是以“喜”为主人公的文学世界,这里有他的形象,还有他的思想和情感。

文学写本的流动性,可从两方面讨论。第一,一件文学写本反映的是创作或编集的动态过程(写本时代写本的制作者往往兼具作者和编集者双重身份)。比如,敦煌S.6234、P.5007、P.2672三件写本可以缀合,是晚唐浙东流寓到敦煌的诗人张球的手稿,保存了近三十首诗,包括他的创作草稿和整理誊清稿。诗篇记录了作者从凉州出发,一路向西,经张掖、酒泉、敦煌、吐鲁番,一直到今新疆焉耆和库尔勒之间的铁门关。晚唐时期,这一地区人烟稀少,破败荒凉。诗人忧愁、孤单,思念家乡,一路上,他拿出朋友写给他的信札,在这些单页信札的空白处写下了诗的初稿,后来又对诗稿进行修改、誊抄。透过敦煌保留的这几片残纸,似乎看到诗人的身影,看到唐人诗歌创作、记录、保存、传抄、流动的现场和过程。第二,同一篇作品,在不同的写本中文字有差异,同一写本的关联作品也不同。这种文字的不同和关联文本的不同,会使作品的寓意发生变化。比如敦煌有多件写本抄有刘长卿的《酒赋》:P.2488写本与《贰师泉赋》《渔父歌沧浪赋》《秦将赋》抄在一起,可见是俗赋的汇录。这件写本中,《酒赋》名“高兴歌酒赋”,同一写本中的《沧浪赋》题名“渔父歌沧浪赋”,说明这一组赋是用来唱的,“高兴歌”“渔父歌”是它的乐府歌调,“酒赋”“沧浪赋”是篇名。P.2633写本中《酒赋》与《崔氏夫人训女文》《杨满山咏孝经》抄在一起,这三篇作品都是婚礼上的诵词,说明《酒赋》是婚礼的劝酒词。P.2544、P.3812、S.2049三件写本中,《酒赋》与刘希夷《白头吟》、高适《燕歌行》、王翰《饮马长城窟行》、李白《将进酒》等抄在一起,是吟诵的歌行体作品集。在不同写本中,同一篇作品的文本有明显差异,这种差异是其流动性的表现,也是用途的特殊性和制作的个体性的表现,呈现了不同的文化情景。

绵远悠长的写本时代,是中华文明逐步成熟的时代。简牍写本和纸写本作为这一时期中华文明的主要载体,承载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奋斗历程和生生不息的精神追求。中华民族的基本元典、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哲学、艺术等精神生活,社会组织、伦理习惯、政治制度及经济关系等社会生活,饮食起居等物质生活,都是由写本记录并形成比较固定的范式。“写本文学”研究,既是一种研究的视角和理念,也是研究对象的拓展与转换。借助“写本文学”的研究方法进入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现场,可以更全面地认识古代文学的生成和传播,更为真切地了解古人的文学世界和文学生活。用写本文学的方法重新审视传世文学,可以对其中的诸多问题进行新的认识和诠释。

(作者:伏俊琏,系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空间区位与唐宋金山吟咏

金山,位于唐润州(北宋末升为镇江府,今江苏镇江)城西北的长江之中。唐贞元年间始名金山,寺亦因山得名。山与寺相得益彰,共同构成典型的地理景观,逐渐成为令人神往的游赏胜地,即李之仪所谓“梦寝东南游,金山居第一”。唐宋时期的金山吟咏,蔚为风气,不仅作者众多,佳构纷呈,而且意涵丰富,主题多样。

唐宋金山吟咏的主题意涵与金山景观的地理空间密切相关,本文引入地理学的重要术语——区位。作为空间概念的区位,既指某事物在空间内的位置,还包括该事物与其他事物的空间联系。区位可以分为自然区位、交通区位、军事区位等,还会随着组成要素的改变而变化。金山的空间区位及其变化对诗人情思的触发与诗篇主题的形成,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唐宋时期,金山的空间区位先后出现了三次变化,也相应地滋生出金山吟咏的三大主题。

江山胜境与写照传神

中晚唐时期,金山景观甫一进入文学世界,其自然区位特征首先成为诗人的审美对象。金山在长江之中,凭借水势,瑰奇自显。山形水势之外,又有弘丽的建筑。江中有山,山上有寺,山借水势,寺拔山形,金山景观成为兼具天巧人工的江山胜境,引发唐宋诗人竞相为之写照传神。

张祜《题润州金山寺》诗被方回称为“金山绝唱”(《瀛奎律髓》),诗云:“一宿金山寺,超然离世群。僧归夜船月,龙出晓堂云。树色中流见,钟声两岸闻。翻思在朝市,终日醉醺醺。”后世评诗者中,有人特意批注“金山,大江中”五字,暗示诗意与金山的自然区位相关;也有人称赞“五、六更切景”(《瀛奎律髓汇评》),认为这两句准确契合金山屹立中流的特点。清代著名评点家何焯说得更加透辟,称中间四句“镂心而出,山上寺,水中山,层层穿漏”(《唐诗三体家法汇注汇评》),进一步点明此诗正是围绕山、水、寺及其空间关系渐次展开。此外,许棠《题金山寺》诗有“四面波涛匝,中楼日月邻”二句,与张祜之作同一机杼,冯班称之“甚切金山”(《瀛奎律髓汇评》)。

在对金山描摹写真的基础上,诗人进一步因其自然区位引发想象,萌生感悟。一方面,金山屹立于茫茫大江之中,易于激发诗人的奇思妙想。窦庠《金山寺》诗云:“一点青螺碧浪中,全依水府与天通。”认为金山必与大江深处的水府龙宫联通,方能耸立江流,岿然不动。这是对金山独特自然区位的想象与解释。另一方面,金山四面环水,洁净无尘,所谓“地少不生尘”(孙鲂《题金山寺》),自然区位决定了其清净幽寂的特性,从而触发诗人的哲理感悟。张祜“翻思在朝市,终日醉醺醺”二句,正因其地之清净而反思尘世纷扰,进而生出离尘之想。

唐宋诗人对金山胜境的写照传神,基本沿袭上述思路,呈现踵事增华、争奇斗胜的态势。南宋有《金山偈》云:“水里有块石,石上有个寺。千人万人题,只是这个事。”(楼钥《游金焦两山以雨而辍》自注)直截简明地指出唐宋金山吟咏中最重要的主题,即歌咏山、水、寺及其空间关系。

江河津要与抚景抒怀

两宋时期,运河作为人工黄金水道与长江交接,金山正位于交汇点上,成为士人水路往来的必经之地,其交通区位特征日趋凸显。江山胜境叠加江河津要,使得金山登临与吟咏活动极度活跃。当然,诗人经历不同,心境各异,登山临水之际,自然抒发各自心中的羁思宦情。

熙宁四年(1071),苏轼通判杭州,于赴任途中游览金山,作《游金山寺》诗。此诗笔势骞腾,兴象超妙,是金山吟咏的名篇。关于此诗的构思与主旨,陈衍云:“通篇遂全就望乡归山落想。”(《宋诗精华录》)程千帆先生云:“思归之情是受陷害后感到抑郁的反映。”(《古诗今选》)两家之论都揭示出此诗摇曳迷惘的情感底色。苏轼从汴京出发,沿运河南下,带着复杂而克制的情绪,登上金山,眺望大江,思潮腾涌。长江,一方面与其家乡眉州有地理上的联系,自然触发其乡关之思;另一方面又与其出蜀从仕的经历密切相关,其对官场的倦怠引发对出仕的懊悔,并相应地转化为对故乡的思念以及对归隐的渴望:在正向关联与反向应激的双重作用下,苏轼对故乡的深挚眷恋油然而生,乃至见江心炬火而生异想,由实入虚,将无作有,从“江神见怪”到指江为誓,苏轼浓郁的思乡归隐之情轮番升级,以至不可抑制,喷薄而出。可见,金山勾连江河的交通区位,为苏轼倦宦之情与乡关之思的彼此生发、相互转化提供了现实基础,激发了创作灵感,成就了千古杰作,真可谓“得江山之助”。

至南宋,诗人在金山吟咏中表现的羁旅情思更为复杂而深沉。隆兴北伐失利后,国家局势更加复杂,和战之争持续加剧。隆兴元年(1163)八九月间,张栻再次被召临安行在所。诗人自建康沿江而下,至镇江转入江南运河,途经金山,“乱石维舟住,西风倚槛吟”,作《金山》诗。他登上金山,遥望大江东流入海,思绪万千:既有屡被召见、眷顾日隆的感戴之情,又有国步艰阻、人事繁杂的忧国之心,纷至沓来,难以名状,于是赴阙的诗人将“朝宗”的江水引为同道,以我观物,移情于彼,发出“朝宗知不断,凄切此时心”的深沉感喟。

纵观两宋,贺铸、陆游、吴芾、真德秀、文天祥等水路往来,经由金山,皆各有所作,无不蕴含着家国关怀,响应着时代脉搏。正是金山作为江河津要的交通区位,使这些诗人的人生经历与情思感喟在金山吟咏中得以呈现与汇聚。

江防重地与构象托志

南宋时期,长江成为军事布控的江防重地,其天堑性质与屏障作用尤为突出。金山所在之处从奥区变为边地,其战略地位不断提高,军事区位特征逐渐显现。诗人登览金山,感受时代气息,减少了登山临水的闲情逸致,表现出对社会现实的深切关怀,往往以主观理想构造金山形象,联系历史情境,寄托体国感时的壮志忧思。

南宋特殊的立国形势,使得朝野上下尤其重视关塞险阻,因此南宋诗人特别着眼于金山的险要地势与军事功能,如宋孝宗赵眘《题金山》诗云:“屹然山立枕中流,弹压东南二百州”。因金山屹然中立的天然形胜而突出其拱卫东南的战略地位。此外,金山傲然屹立于滚滚大江之中,南宋诗人又着意彰显其稳固特性与强毅品格,如杨万里《雪霁晓登金山》诗云:“金山一何强,上流独立江中央。一尘不随海风舞,一砾不随海潮去。四旁无蒂下无根,浮空跃出江心住”。在长江的磅礴气势与强力冲击之下,金山却能岿然独立,展现出强悍坚峻的气格风骨。上述金山形象,都染上了诗人浓重的主观色彩,正是诗人强烈爱国理想的外化,也是金山特殊军事区位的反映。

南宋诗人不仅以主观理想构造金山形象,托物言志,还联系与金山相关的历史情境,寄托怀抱。金山所在之地为东晋祖逖击楫中流之所(《舆地纪胜》)。祖逖的振复豪情和北伐壮举,拨动着南宋仁人志士的敏感神经,诗人吟咏金山往往借以寄托报国之志。如范成大《次韵袁起岩提刑游金焦二山二首》其一,前四句写登上金焦二山所见之景,后四句云:“钟闻两岸诗无敌,口吸西江话已酬。别有英雄怀古意,他年击楫誓中流”。既称赏袁说友创制佳作的登览收获,又以击楫中流的英雄之志相期许。再如刘宰《送傅守归》其六,称傅伯成谢任镇江知府之际,眺望金山,祭奠祖逖,寄寓其恢复之志。金山与祖逖击楫中流之间的联系,中唐至北宋的诗人从未给予过关注与表现。迄至南宋,金山的军事区位特征日益彰显,持续强化。击楫中流的历史景象与稳固坚峻的金山形象,一并成为诗人寄托报国之志的媒介,化作金山吟咏的重要意象。

回望唐宋时代的金山吟咏,诗人模山范水,感物抒怀,不仅受到时代社会的深刻影响,也得益于自然江山的触动感发,尤其与金山的空间区位变化同频共振。这些诗篇体现了文学艺术与时代社会、空间地理的密切关联和深层互动,具有深厚的情思意蕴、浓郁的时代气息与独特的诗学价值。

(作者:周小山,系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文学院讲师)

数智时代与中国古典诗词注释

【数智时代与古代文学】

古典诗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而字词训诂则是进入其审美世界、把握其思想内涵的关键路径。长期以来,古典诗词的笺注释义,主要依赖学者的学术积累与案头考证。进入数智时代,数字化与人工智能技术正逐步介入古典诗词的整理、检索及阐释环节,为这一传统领域带来技术与方法上的革新。当下数字化及人工智能技术对诗词注释的赋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基于大规模预训练语言模型的直接注释,已成为当前十分常见的应用方式。当前的AI模型,依托海量文本训练,获得了丰富的语言知识和一定的文本解读能力,能够对古典诗词进行字词解释、句意串讲甚至主题概括,生成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文本。以尚未见前人注释的沈约《棋品序》为例,深度求索(DeepSeek)不仅能够逐字逐句释义、溯源典故,还总结文章主旨,称沈约有意将“围棋提升至与道、艺相通的境界”。且相较于传统人工查阅与注释,这类模型在信息产出速度及便捷程度上具有明显优势,能够适用于初步释读、教学辅助与普及传播等场景。

其次,基于语料数据库的语义计算与义项判断,为诗词的训诂提供数据与材料支持。依托大数据语料库,系统可借助词嵌入等分布式语义表示技术,计算古汉语词汇在不同语境中的语义相似度,并在此基础上通过聚类分析和频次统计,呈现其常见义项与特殊用法,从而为训诂判断提供支持。例如,《诗经》中不少字词兼有多重含义,历来存在歧解,而这些分歧又直接关乎对全篇诗旨的理解与判断。对此,我们可尝试利用中国基本古籍库、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CCL语料库等,检索这些字词的先秦用例;并借助AntConc等生成索引行,考察被检索字词的句法位置与共现词语的类型;再通过GuwenBERT等以古代汉语语料构建的预训练语言模型,提取字词在各用例中的语境化向量,以层次聚类考察其义项分布;最后结合训诂材料与具体语境加以核验,以助词义之判定。

此外,借用知识图谱推动跨文本与深度阐释工作。诗词的理解往往需要调用大量知识,包括典故、地理、职官、作者生平、创作背景等。在知识图谱的实际应用中,系统可自动识别诗词中的人名、地名、官职等词,并将这些知识要素结构化、关系化、可计算化,进而建立链接,进而推演出诗句中未被直接言明的历史文化背景,辅助深层阐释。例如,王维“西出阳关无故人”中的“阳关”,作为具有明确地理与文化指向的词语,可在知识图谱中进一步关联唐代边塞地理信息及“阳关”在唐诗中常见的送别语境等。由此,系统不仅能够帮助读者理解表层语义,还可提示这一意象在文学传统中的情感功能与文化积淀。

需要指出的是,人工智能技术辅助古典诗词注释的同时,也存在若干不容忽视的陷阱与短板,需要我们审慎甄别与应用。其一,当前AI模型训练数据良莠不齐,容易出现生僻字识别错误、典故溯源偏差、古今词义混淆等问题,导致内容讹误。且与传统笺注多征引文献的做法不同,直接借助AI模型生成的注释内容多止于疏通词义,常缺乏文献材料支撑,或无法准确溯源,故不易辨析词句间的互文关系。其二,有些古典诗词中的词义、主旨尚无统一定论,但部分AI模型倾向于输出单一、绝对化的标准答案,掩盖学界多元研究视角,遮蔽已有的分歧与讨论。其三,古诗词注释不仅是字词解读,更是意境、情感的传承。当前人工智能主要擅长表层语义匹配,尚未真正进入诗词深层的艺术结构与精神世界。其四,对智能工具的过度依赖可能削弱读者或研究者的文本精读与人文思辨能力,背离了旨在培养人文素养这一研读古典诗词的根本初衷。

因此,立足数智时代,古典诗词注释的未来发展还需坚守“人文为本、技术为用”的核心原则。一方面,深耕垂直领域智能模型,优化数据模型。依托版本可靠的古籍、权威专著及注本建构专业化诗词知识库,优化算法语义解析能力,强化对典故、语境及情感的深度解读功能,从源头提升AI注释的精准度与专业性。另一方面,建立人机协同工作模式,明确技术与人文的分工。让AI承担海量文献检索、版本对比、字词初译、数据整理等基础工作,让学者专注于疑难考据、主旨辨析、艺术阐释等核心人文工作,实现技术效率与人文深度的有机融合。除此之外,还应完善审核机制,坚守文化传承底线,对于AI诗词注释成果,应依托古典文学专家团队核校内容,纠正算法偏差并解读谬误,杜绝传播错误文化。同时,引导大众理性使用智能工具,在精读、体悟与思辨中寻求技术便利与人文涵养的平衡。

总之,数智技术虽为中国古代诗词注释注入了全新活力,但技术终究只是工具,不能取代人的判断、体悟与阐释。唯有以人文内核引领技术应用,以智能技术赋能文化传承,扬长避短、守正创新,方能推动古典诗词在数智时代焕发新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

(作者:刘雯,系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第14版:文史哲周刊·理论·史学2 篇

论唐五代时期敦煌流行的口传文本

【史海钩沉】

所谓口传文本,指耳听者用文字记录讲说者或叙述者凭记忆口传的内容。由于口传文本是“听音”记录,而很多汉字又具有一音多字的特点,所以记录时不免会出现以同音字(鉴于字音、字形不断演变等原因,本文所指“同音字”包含读音相同与相近的情形)替代本字的现象。这既是口传文本的基本特征,也是确定口传文本的主要依据。

口耳相传,本是人类在发明文字前传承生活经验,乃至知识和文化的主要形式。文字发明以后,逐渐发展成为知识和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而今,文本早已成为我们获取知识的主要渠道。再加上现在我们了解古代的主要途径是古人留下的文本,而这些材料反映的主要是精英文化的传承方式。置身于以上两种情景下的研究者,很容易想当然地认为古代知识和文化的传播方式和我们现在是一样的。其实,在文字发明以后漫长的中国古代,普通民众识字率较低,掌握和利用文字的主要是精英阶层。包括本文讨论的唐五代时期,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普通民众获取知识和文化的主要途径仍然是口耳相传。但是,这样一条重要的知识和文明的传播途径,却在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很难得见。所幸敦煌文献中保存了一些口传文本,从中可以窥见古代民众以口传形式传承知识和文化的具体情况。本文拟对这类文本略作分析和说明。

敦煌写本中保存的口传文本种类

第一类是寺院口传说经的文字记录。在唐五代时期的敦煌寺院,既有依据文本照本宣科式的讲经说法,也有口说耳听式的说经。如斯4654中有一段文字:“甚是七等角知?轻安角知,等角知,见觉知,泽觉知。”以上文字,初看不知所云,后经检索,发现所谓“角知”,其实是“觉支”。“七觉支”是佛教的基本概念,最早见于《阿含经》,包括“念觉支”“择法觉支”“精进觉支”“喜觉支”“轻安觉支”“定觉支”和“舍觉支”。所以,以上之“角”的本字应该是“觉”,“知”应该是“支”,“等”应该是“定”,“见”应该是“念”,“泽”应该是“择”。经过校改,这段文字应该为:“甚是七等觉支?轻安觉支,定觉支,念觉支,择觉支。”以上引文一共才19个字,却有11个是用同音字替代本字,虽然敦煌写本中之同音借字常见,但此件同音字出现的频次远远高于一般写本。推测只有在以口耳相传的形式讲说佛经的情景下,才会出现以上现象。因为在这样的场景,无论是讲说者、听者还是记录者,手中都没有文本,听者和记录者听到的只是字音,关注的也只能是字音和字义而非字形。在这样的情况下,“角”和“觉”、“知”和“支”因为音近被混用。所以,以上例证中的替代字其实不是借字,只是同音字。这应该才是此例存在大量同音字替代本字的原因。此外,在以上引文中,记录者并非不认识“觉”字才用“角”字替代,因为后两个“觉”字是正字。记录者在能够分辨正字和别字的情况下,仍然大量使用同音字替代正字,只能说明在口耳相传的情景下,很难对同音字作严格区分。如果记录者熟悉讲说的内容,同音别字就会少一些;反之,以同音字替代本字的数量就会很多。斯4654中还保存了“释三科名相”“释四念住、四神足、四正断、五根五力、八圣道支”等文字记录,也都有与上引“七觉支”类似的文本特征,看来此次说经很可能是向刚出家的徒众传授佛经中的一些基本概念。斯5475《坛经》亦保存了和以上引文一样的文本特征,说明在当时也有高僧在敦煌凭记忆口传《坛经》(参看郝春文:《一份口传说经的文字记录——斯5475〈坛经〉的写本学考察》,《敦煌研究》2017年第1期)。

第二类是寺院举行佛事活动时以口传形式说唱的偈赞。在寺院举行佛事活动过程中,常有唱诵偈赞的环节。唱诵的形式有齐诵;也有一人领诵,遇到每段句尾重复的句子众人齐诵。唱诵偈赞的时候,有的时候依据文本唱诵,也有凭记忆口传者。如斯4654中之“大乘净土赞”,原文是:“之佛在心头,而次不能求。甚物令希遇,急手造勒修”。以上赞文的正确文字是:“诸佛在心头,汝自不能求。慎勿令虚过,急手早勤修”。原文的“之”是“诸”的同音字,“而次”是“汝自”的同音字,“甚物希”是“慎勿虚”的同音字,“遇”为“过”的形误字,“造”是“早”的同音字,“勒”为“勤”的形误字。如果用校改模式,以上赞文应为:“之(诸)佛在心头,而(汝)次(自)不能求。甚(慎)物(勿)令希(虚)遇(过),急手造(早)勒(勤)修”。我们看到,一篇20个字的赞文,同音字替代本字多达七个,形误字两个,错别字几乎占了一半。这样的错误概率很难用抄写者水平低来解释,因而也很可能是抄写者据口耳相传所作的文字记录。又如斯668背“散莲花落抄”中有“也中为成出弓为”一句,依据文字很难明白其含义。其实这是在讲说悉达多太子半夜逾城出家的故事,正确的文字应该是“夜中逾城出宫闱”,七个字有五个是用同音字替代本字。显然,此件也应该是口传文本。由于当时敦煌的很多佛教赞文都是通过口耳相传的形式流行的,所以这类赞文中的不少文本都留有和上举文本类似的口传痕迹。

第三类是作为口传文学流传的诗歌和曲子词等。唐五代时期,虽然以文本形式流传的诗歌和曲子词已经大行其道,但对绝大多数不识字的普通民众而言,只能是继续以口头吟诵的方式传承诗歌和曲子词。如斯329背+斯361背有一首诗,其内容为:“长新(信)穷(宫)中草,年年愁处生,惟亲(侵)珠治(履)七(迹),段(没)事(使)玉皆(阶)行”。徐俊检出此诗为唐代崔国辅所撰之《长信草》(参见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849页)。本文主要关注它的文字。以上引文括号外是原文,括号内是正确的文字。这首诗一共只有20个字,除了“段”字是错字外,其他七个都是同音字替代本字,其比例也远高于一般敦煌写本,和上文所举例证相当,所以也应是口头流传诗歌的记录。又如Дх.2147“曲子喜秋天”:“每年七月七,刺(此)史(时)受富(夫)日。在处补(敷)尽(陈)乞巧盘,献供数千般。今晨连天露,壹心代(待)樴(织)女。忽然今夜谏(降)凡间,听取一交言。”这首曲子词和唐代林杰的《乞巧》一样,是描述七夕节乞巧的情景,但其中亦有多处同音字替代本字,所以也应是口传的记录。

第四类是以口传形式流行的童蒙读物。当时的敦煌,如果能够进入州、县学校,寺院学校或私人学校,可以依据文本学习童蒙读物。但能进入学校的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儿童只能靠口传学习。如斯1163《太公家教》载:“太公未达,钩(钓)鱼于水;相儿(如)未愚(遇),买(卖)卜于市。巢父于(居)山,路(鲁)莲(连)覆(赴)海。孔名(明)盘恒(桓),候时而去(起)”。这段文字是用以励志的历史名人典故,其中之“太公”为“姜太公”,“相如”为“蔺相如”,“鲁连”为“鲁仲连”,“孔明”为“诸葛孔明”。这段文字中亦有8个同音字替代本字,3个错字。按照假借字的惯例,人名是不能用借字的,但这个文本“鲁连”和“孔明”的姓名都使用了同音字代替本字,这样的情况只有在口耳相传的情景下才会出现。再如斯4106背“童蒙书抄”中有:“上士油(由)山水,中人坐竹林。禾生白(自)有性,平字本留心。立行方回夜(也),文财(才)比重人。去年出北地,今入(日)日(入)南音。”以上引文实际上是蒙童初学时的识字课文,课文的设计者在使文字笔画相对比较简单的同时,也考虑到了寓教于识字之中。如其中“立行方回夜(也)”,“回”,指“颜回”,含义是德行当以颜回为楷模。这段引文亦有五处以同音字替代本字,特别是用“夜”替代“也”,据之可以确认其为口传文本。因为如果是依据课本,“也”字比“夜”笔画简单,在古代也更加常用;即使是刚学字的儿童,一般都是先学“也”,不大可能已经会写“夜”了,还不会写“也”,因而只有在听音时才可能“也”“夜”不分。

第五类是口头流传的故事。当时在敦煌民间口头流传的,还有一些具有教育意义的历史名人故事。斯4654“舜子至孝变文”,主要讲述舜子(舜帝)在家遭受继母与父亲瞽叟迫害,依然坚守孝道最终感化家人的故事。这个故事见于《史记》等传世史籍,但敦煌本不仅情节不同,而且存在颇多以同音字替代本字的现象。如其中之“儿逆阿耶长(肠)段(断),步琴悉(膝)上安智(置)”,两句中就有四个同音字替代本字。而且,其父“瞽叟”,均作“苦嗽”。说明这个文本不仅内容与传世本不同,其流传方式也是口耳相传。又如斯395“孔子项托相问书”中有“孙累玄头如此故”一句,含义不明。依据其他文本,我们可推断此句的正确文字是“孙敬悬头而刺股”,讲的是“悬梁刺股”的典故。但在敦煌的口传文本中,七个字竟有四个是用同音字替代本字,还有一个错字,造成理解困难。但如果是听其字音,反而大致可以明白其含义,说明此件也是具有口传性质的文本。

以上所列各类均有很多例证,为避免堆砌材料,每类仅举一至两例。

口传文本的来源及其特点

世界各族先民在发明文字之前都是以口传形式传承诗歌和历史的,那时口传的内容均来源于口传人的创作。在本文讨论的唐五代时期,虽然采用口传形式学习知识和文化的群体在数量上仍然占据绝对优势,但由于文字传承具有不易流失和跨代、跨地域优势,掌握在精英阶层手中的文字传承已在知识和文化的传承中居于主导地位。所以,此时口传的知识和文化大部分来源于当时流行的文本。如上文所引斯4106背“童蒙书抄”,在伯3145也有相同内容,该件就没有把“也”写作“夜”字,也基本上没有用同音字替代本字,说明该件应是以文本形式传授的。又如上文所引斯1163《太公家教》和斯395《孔子项托相问书》,这两件在敦煌文献中都保存了十几个文本,其中既包括带有明显口传痕迹者,也有内容相对准确者,应是口传和文字传承两种形式都存在。这些例证说明童蒙知识和历史故事的传播在当时的敦煌分为两条渠道,一条是在各类学校中利用文本传授,这是极少数学童利用的渠道;一条是口传,这是绝大多数出生于普通家庭的儿童获取蒙学知识的途径。本文所列大部分口传文本,在敦煌文献中同时保留了依据文字流传的文本。一般说来,在两种文本同时流行的情况下,口传文本的内容应该来源于文字传授的文本。当然,世代流传的口传作品和口传人独立创作的作品也存在,如《坛经》就是由惠能大师创作的。为便于讨论,以下将口传文本的来源文本称为祖本。

由于口传是凭记忆传播的,虽说凭记忆口传知识和文化的人都是记忆力较强的人,但和祖本相比,口传本遗漏属于常见。如上文所引斯4654关于“七觉支”口传记录,仅记录了四个“觉支”,漏掉了三个。又如斯329背+斯361背“日落影西山诗”:“日落影西山,姑(孤)男留与君。煎(剪)刀卑(并)楼(柳)赤(尺),煎(贱)妾且遂(随)身。合(盒)礼(里)〔残〕庄(妆)粪(粉),留〔些〕以(与)后人。黄泉无用处,度(徒)兰(劳)作微陈(尘)。”依据上文对口传文本文字特征的分析,此诗亦当为口传。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之“残”和“些”两个字原件没有,但都留下了一个字的空白,应是记录者没听清或不会写这两个字。而且,斯5381背亦保存了这首诗歌,但比斯329背+斯361背多出了“有情怜男女,无情亦任君”。考虑到此诗讲述的是妻子去世前对夫君的嘱托,期望夫君善待“孤男”的诗句符合情理。所以,斯329背+斯361背所无的两句,也应是在口传时被遗漏了。

口传文本的形成是随机和偶然的,一旦口传的时候遇到识字的听众,就有可能被记录成为口传文本。所以,有些广为流行的诗歌和故事在口传过程中会形成多个口传文本。如《太公家教》和《孔子项托相问书》在敦煌文献中就都有多个文本。这些由同一祖本衍生出的不同口传文本,虽然故事的主角和主要内容是相同的,但由于每个记录者都会根据自己的理解确定采用哪个同音字,而且会根据自己的认知对确定的同音字作符合逻辑的调整,所以不同的衍生文本在文字上会有很多差异。但这种差异在各衍生文本自身语境中往往是可以说得通的。如上引“日落影西山诗”,在斯5381背的内容是:“日落西山昏,孤男流(留)一群。剪刀并柳尺,贱接(妾)〔且〕随身。合(盒)令(里)残妆粉,流(留)且(些)与后人。有情怜男女,无情亦任君。黄钱(泉)无用时(处),徒劳作微尘。”以上引文和斯329背+斯361背相比,排除同音字替代本字的差异,内容基本相同,可以确认是来自同一祖本。但由于是不同的口传记录,所以文字也有不同。其中之“日落影西山,孤男留与君”,第二首是“日落西山昏,孤男留一群”。从押韵角度看,“日落西山昏”应优于“日落影西山”。而从文义来看,“孤男留与君”,似乎胜于“孤男留一群”。以上文字差异虽有优劣之别,但自身也都说得通。有的衍生文本甚至句子的含义都会发生变化。如《孔子项托相问书》,在敦煌文献中保存了多个衍生口传文本。其中一句,斯5529作“相随掷石,不如归舂”,而伯3833此句则作“〔相〕〔随〕借食,不而(如)归舂”。“掷石”和“借食”音近,所以以上差异应是不同的口传记录者对相近字音指向的文字判断不同。但以上差异就不只是文字差异了,两个词组的含义和行为均不同。斯5529的含义是与其和众人一起玩耍“掷石”游戏,不如回家做“舂米”之类的有益事情。但伯3833也可以理解为,与其向众人“借食”,不如回家自己“舂米”做饭。后者虽然不如前者贴切,但也勉强可以说通。类似变化在口传过程中都属常见。

以上例证表明,口传文本的文字和内容在流传中会随时发生变化。我们经过对敦煌写本的长期研究获得一个重要认知:和印本相比,写本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口传文本则有更大的不确定性。

有趣的是,一些口传文本的内容也见于传世文献。《全唐诗》收录了唐代孔氏创作的《赠夫诗三首》:其一,“不忿成故人,掩涕每盈巾。死生今有隔,相见永无因”。其二,“匣里残妆粉,留将与后人。黄泉无用处,恨作冢中尘”。其三,“有意怀男女,无情亦任君。欲知肠断处,明月照孤坟”。其中第二首与前引斯329背+斯361背后四句高度重合,而第三首的前两句则与斯5381背的第四句类似。尽管有重合和相似的诗句,但《赠夫诗三首》和敦煌本的差异还是很大的,所以我们无法判断二者的源头。由于这类诗歌很容易引起情感共鸣,所以类似内容应该是在民间广泛流传的。既不能排除孔氏的《赠夫诗三首》吸收了民间流行的诗歌,也不能排除孔氏的赠夫诗口传到敦煌以后逐渐演变。又如上文所引斯4106背“童蒙书抄”,刘长东、张涌泉相继检出“上士由山水,中人坐竹林”见于宋元明传世文献。“立行方回夜(也),文财(才)比重人”亦见于宋《嘉泰普灯录》,不过在该书中“重人”作“仲壬”(《论中国古代的习字蒙书——以敦煌写本〈上大夫〉等蒙书为中心》,《社会科学研究》2017年第2期;《敦煌经部文献合集》第八册)。刘长东认为“仲壬”为东汉时以“才学富赡”著称的王充的字。这样,“立行”和“文才”相对,“方”和“比”相对,“颜回”和“王充”相对,两句完全对仗,含义也豁然贯通了。但是,将“立行方回也,文才比重人”校改作“立行方回也,文才比仲壬”,也具有很大风险。因为敦煌的口传文本时代在前,《嘉泰普灯录》在后,所以不一定是敦煌的“童蒙书抄”“失落”了其本来意义,也有可能是宋人依据自己的认知改动了唐代口传文本。考虑到口传文本不太讲究对仗,而追求对仗和文句完美正是文本传承的取向,后一种可能性更大。总之,依据现有材料,只能说口传和文本流传之间存在关联和互动,至于谁影响了谁,还有待发现更多的材料。但从理论上说,二者互相吸收、相互影响是可以成立的。因为现存的传世经典《诗经》,其来源之一就是民间口传的歌谣,而本文列举的口传作品很多亦源自文本,而这类文本也就是后来的传世文献。

本文所列之口传文本,除了寺院的口传说经和在法事活动中诵唱偈赞乃是源于宗教因素外,其他都是大众喜闻乐见的,也是在当时普及程度高的作品。传世文献对唐代普及性较高的作品有所记录,如白居易的诗就被记载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这终究是精英阶层的视角,而本文列举的口传作品则是真正流行于民间的实证资料。这些作品之所以能以口传的形式在不识字的民众中流行,除了语言生动、通俗易懂以外,可以说每件都有其独特魅力,都能引起民众强烈共鸣。本文所举颇多细节,或许稍显琐细,但却关乎历史上普通民众如何传承知识与文化,这些资料可谓弥足珍贵。

(作者:郝春文,系首都师范大学燕京人文讲席教授)

中华民族观念史研究的重要突破

——《从自在到自觉: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研究》读后

【图书评介】

近年来,中华民族观念及相关问题研究成为学界热点,特别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研究受到人文社科界的普遍重视。对于史学研究而言,从历史发展角度系统梳理中华民族观念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演化过程,乃题中应有之义,相关成果确也颇为丰富,促进了这一领域的研究。不过总体而言,零散而未成系统者居多,从中国历史演进的大脉络出发,将中华民族观念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放在近代中国的时代变局中做全面系统梳理者尚不多见,新近出版的两部著作可谓有效弥补了这一环节,这两部书即郑大华著《从自在到自觉: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6年1月出版,以下简称《研究》)和郑师渠主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觉醒》(广东人民出版社2025年12月出版)。

关于“中华民族”,费孝通有过精彩论述:“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7页)。《研究》一书即是在这个层面上展开论题,认为中华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主要标志,就是由“中华民族”这一名词所体现之中国各民族为统一的民族共同体观念的形成;中华民族观念从提出、发展到形成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实现从“自在”到“自觉”的转变过程。全书在之前学术界研究的基础上,对此过程进行了系统考察,展现出清末至抗战时期中华民族观念演进的纷繁复杂面貌。初览全书,内容上不仅全面深入,而且新见迭出,最明显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对于中华民族观念的提出、发展与形成过程进行了阶段性的梳理。关于中华民族观念的提出、演进乃至被普遍认同的历史过程,学界有过不少讨论,但专题式的论断较多,放在近代历史大脉络中系统梳理者相对较少。该书以充分的史实和翔实的论证,认为中华民族观念大致经历了清末时期的提出、民国初年的初步发展、五四运动后的进一步发展、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战争时期的广泛传播和最终形成四个阶段,相对五四运动,更为强调抗日战争作为民族危机达于顶点和全民族抗敌御侮的最高阶段,对于中华民族观念最终形成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和意义所在。这样的论断,不啻为中华民族观念史的研究奠定了一个断代基础。

注重从时人接受和使用“中华民族”观念的具体语境入手,展开深入细致的分析。自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一词表达观念以来,接受和使用“中华民族”者与日俱增,“中华民族”渐渐成为日常用语。对于这一过程,学界有过不少讨论,尤注重从文本角度加以探讨。实际上,在近代的各个历史时期,由于政治立场、学术背景、运用民族理论等方面的差异,时人所理解的“中华民族”及其含义未必都是相同的,故应侧重研究不同时期的人在使用“中华民族”时对其观念内涵的各自理解。这就需要强化语境分析,将“中华民族”作为话语实践的对象,结合使用者的时代背景、政治立场、学术取向以及所依托的民族理论等,展开具体分析。此种语境式的研究,恰为该书所长。对于清末以来每个历史阶段人们使用“中华民族”的具体情形,该书一方面进行细致的文本讨论,另一方面结合使用者的时代背景、政治立场、学术取向以及所依托的不同民族理论,借用语义学、阐释学等工具展开语境分析。就思想史研究的两条路径而言,文本研究与语境研究各有所擅,将之有机结合,不失为上策,在这个意义上,该书可谓树立了方法论的典范。

以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与实践为侧重,考察中华民族走向自觉进程的关键环节。全书系统梳理和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华民族观的由来与演变,指出中国共产党最早运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是在1922年7月于上海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进行系统的学理性研究,则是在抗战时期。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越来越成为主要矛盾,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既然是中华民族先锋队,代表的是全体中华民族的利益,那么,什么是中华民族,如何处理中华民族与各民族的关系等重大问题,需要中国共产党人研究和回答。与此同时,经过长征,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了进一步的深入认识,加上国共第二次合作以及陕甘宁边区的建立,使中共中央有了相对安全稳定的环境来从事学理性研究。于是研究中华民族提上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议事日程。《研究》强调,我们现今所使用的“中华民族”及其含义,原则上是毛泽东1939年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提出来的。在论述这一关键问题时,作者进行了充分的学术探讨,如以同时期的理论家的中华民族观作比较,指出毛泽东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场上,指出中华民族早在古代既已形成,是一个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这样的比较认识,为我们进一步拓展中国共产党人中华民族观的研究视野,深入探讨中华民族历史和现实的重大问题,提供了重要借鉴。

当然,大著中有瑕疵亦在所难免,如对中华民族观念与中华民族认同的关系关注不够;对清末之前处于“自在”状态的中华民族的历史有待进一步强化等。但总体而言,该书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系统展示出中华民族由自在走向自觉的观念历程,体现出历史学求真求实的特点,可谓学术价值颇高、学术意义颇大的佳作。

(作者:李帆,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第15版:文史哲周刊·理论·哲学2 篇

儒家“生生”思想要义及其民本意蕴

从生命哲学的视域出发,儒家“生生”思想蕴含着六个要义,即创造生命、养育生命、保护生命、成就生命、尊重生命和圆融生命。这六个要义将生命的纵向、横向内容全部囊括其中,是对生命全面的、深切的关怀,因而充盈着儒家民本思想意蕴。

创造生命

“创造生命”是儒家“生生”思想的第一要义。儒家认为,万物化生于阴阳交合互动。《易传》云:“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礼记》云:“天地合,而后万物兴焉。”而“性”是万物化生的根据。荀子说:“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朱熹也说:“人有是性,则即有是形,有是形,则即有是心。”朱熹甚至揭示了万物化生的复杂过程与路径:“无极之理便是性。性为之主,而二气、五行经纬错综于其间也。”由“性”到万物的形成,是生命内部矛盾长期互动与进化的结果。因此,所谓“创造生命”,就是指具有了生命所以然(根据)的物,基于其内在矛盾或对立元素的长期互动、演化、酝酿而形成生命。

儒家“创造生命”的要义可概述为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创造生命形式是自生。由于万物之生源于成其为自己的根据——“性”,所以是自生。《易传》云:“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天地”即阴阳二气,乃生命本身,阴阳二气交合互动而生万物,所以是“自生”。随着人们认知水平的提升,万物自生观念越发清晰。邵雍说:“动物自首生,植物自根生。自首生,命在首。自根生,命在根。”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不同物种的诞生取决于其自身的内在规定性,皆是自生。其二,创造生命行为是一种美德。儒家认为,创造生命不仅创造气象万千的自然景观,也创造多姿多彩的人文景观,所以是善,是美德。《易传》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董仲舒也视创生为“无极之仁”:“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事功无已,终而复始,凡举归之以奉人,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二程也提出,以创造生命为追求,就是“善”。其三,创造生命实践是一种权利。生命创造源于生命自身,因而“创生”是一种自然权利。《易传》云:“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万物化生过程中,每个生命都拥有自我创生的权利,创生与否、怎样创生、创造怎样的生命等都由自己做主。朱熹说:“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人物基于自身特性而为,便可找到正确的创生之路,即人物之所以成为自己,乃是源于自然权利。可见,儒家“创造生命”的要义内含了创生即自然权利之观念。既然创造生命的形式是自生,即意味着创造生命是自主的、自觉的,因而肯定了所有创生者的自由和权利。

养育生命

生命创造之后,便需养育。养育生命的观念遍布儒家经籍。《吕氏春秋》云:“始生之者,天也;养成之者,人也。”万物出生之后,便是养育。王夫之继承了这一思想,“既生之后,所以尽其生之事而持其生之气者,人道也”,视“养生”为人道。

儒家“养育生命”的要义约有如下基本内容:其一,养育生命无贵贱老幼之别,其逻辑前提是生命价值的普遍平等。就不同生命言,儒家养生,不分贵贱,不分亲疏,不分老幼,不分性别,但凡生命都在养育范围。孔子说,“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程颐认为:“天道生万物,各正其性命而不妄;王者体天之道,养育人民,以至昆虫、草木,使各得其宜,乃对时育物之道也。”王阳明继承了程颐的观念,认为养育生命必须是全面的、开放的,强调“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以至于山川鬼神鸟兽草木也,莫不实有以亲之,以达吾一体之仁”。其二,对生命的所有内容进行养育。《尚书》云:“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施政的根本目的在于养育民众。就生命内容言,儒家养生涉及肉体生命、精神生命、肤颜生命等。养育肉体生命,就应顺应天时,调节其饮食,《礼记》有云:“是月也,养衰老,授几杖,行麋粥饮食。”养育精神生命,就应认真兴办学校,反复教导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的道理,如“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养育肤颜生命,则应对耳、目、鼻、口等感官进行保养和约束,从而维持精神抖擞、容光焕发之气象。正如《吕氏春秋》云:“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耳虽欲声,目虽欲色,鼻虽欲芬香,口虽欲滋味,害于生则止。”其三,遵循生命特性和自然环境而养育。孟子说:“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荀子认为,养生必须根据生命的具体性情进行,才能达到养育性情之积极效果。《礼记》则强调根据自然环境进行养育:“是月也,日短至,阴阳争,诸生荡。君子齐戒,处必掩身,身欲宁,去声色,禁耆欲,安形性,事欲静,以待阴阳之所定。”冬至来临,阴阳相争,各种生物纷纷萌动,人应该做到:整洁身心,遮掩身体,思虑宁静,摒除声色,禁绝嗜欲,处事平和,观察阴阳消长的情况再决定。程颐说:“天地造化,养育万物,各得其宜者,亦正而已矣。”因此,遵循自身特性与自然环境养育生命,才是正道。

保护生命

生命存活于世,难免遇到地震、洪水、火山爆发等自然灾害,或是战争、抢劫等人为灾难,儒家因此提出了保护生命的理念与措施。荀子曾主张设立司寇,用五种刑罚来惩治罪犯,使强暴凶悍者转为良善,使淫乱邪恶事不再发生。《吕氏春秋》认为设立官制就是为了保全性命:“立官者,以全生也。”所谓“保护生命”,即通过各种有效措施和方法对生命进行全面的保护,避免遭受伤害。

儒家“保护生命”的要义基本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所有生命都在保护范围之内。这里的“所有生命”,一方面指不同性质的生命,如植物、动物和人类;另一方面指生命的不同形式,包括肉体生命、精神生命、人格生命、财产生命、事业生命等。如子产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子产主张为人们发表想法提供场所,这是对精神生命的保护。如孟子说,“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这是对财产生命的保护。其二,注重建立制度设施以保护生命。《尚书》云,“帝德罔愆,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可见,《尚书》所制定的奖惩制度,宽简审慎,仁恕为本,内含了深厚的保护生命意蕴。其三,反对一切伤害生命的行为。对于非正义、反人性、伤害生命的行为,儒家都是反对的。比如人祭,孔子批评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儒家反对战争,认为战争只会残害生命,有百害而无一利。孔子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孔子之所以许管仲为有仁德之人,就在于管仲阻止了战争从而保护了千万人的生命。荀子也指出,“楛耕伤稼,耘耨失岁,政险失民”,草率地耕种,粗放地锄草,政治险恶等都会对百姓生命造成伤害,所以必须坚决反对。

成就生命

生命的成长过程,亦是不断成就自我的过程。成就生命是儒家的基本诉求之一。荀子说:“天地生之,圣人成之。”“成就生命”,即通过各种有效途径或方式,满足和实现生命不同阶段的内在需求和价值。

儒家“成就生命”的要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成就生命是每个生命的责任。在儒家看来,成就生命是所有人的责任。孔子认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成就他人是仁者的责任和品质。荀子说的更为具体,“故仁人在上,则农以力尽田,贾以察尽财,百工以巧尽械器,士大夫以上至于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尽官职”,强调仁者的责任在于成就各个行业的人,实现各尽其职。朱熹认为教育的使命就是成就人,国家兴教育、建学校,就是为了培养人才,成就他们的人生理想。第二,成就生命是一种自然权利。儒家认为,生命过程即是自我成就的过程。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即希望人的一生都有所成就,在生命的不同阶段都能发挥才智、释放性情、实现价值,施展自己的抱负。第三,遵循生命特性和自然环境成就生命。儒家认识到,成就生命必须遵循生命的特性而成就之,具体体现在孔子非常注重因材施教,如“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儒家也注重遵循自然环境成就人,《吕氏春秋》云:“是月也,易关市,来商旅,入货贿,以便民事。四方来杂,远乡皆至,则财物不匮,上无乏用,百事乃遂。凡举事无逆天数,必顺其时,乃因其类。”秋季气温逐渐下降、降水减少、空气干燥,因而各地要减少关卡,减轻税收,以招徕商旅往来,收纳财物,以便利民生。让各行各业的人聚集在一起交易,财物就不会匮乏,国家也就不会缺乏费用,从而既成就各个行业,又成就国家经济。可见,儒家“成就生命”之要义,以成己成人为责任、以自然权利为根基、以因性顺势为法则,三者贯通,其旨归则在成就天下之生命。

尊重生命

尊重生命是儒家“生生”思想要义的最高层次,儒家文献中频频出现讴歌、敬畏、尊重生命的叙述或观念。《孝经》云,“天地之性,人为贵”。王夫之说:“圣人者人之徒,人者生之徒。既已是人矣,则不得不珍其生。”人优异于其他物种,必须得到珍爱和尊敬。所谓“尊重生命”,就是对生命的肉体、精神、人格等方面都给予尊重,这种尊重包括对生命的珍惜、崇敬和膜拜。

儒家“尊重生命”的要义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把握:其一,对所有生命给予尊重。儒家认为,一要尊重所有生命,二要尊重生命的每个方面,而且没有高低之别、轻重之别,但凡生命都必须尊重。孔子非常重视人的自由与权利,主张尊重人的意愿,反对强人所难,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礼记》云:“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哪怕是走街串巷的小商贩也有他的尊严,更何况富贵之人?对儒家而言,人之生存权利需要尊重和保护,荀子说:“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衣食住行是人的基本生存权利,无论贵贱贫富,都必须被尊重和保护。其二,精神生命高于肉体生命。在儒家看来,精神生命优先于肉体生命,特别是人格生命,被视为至高无上。孔子认为,在仁义与肉体之间,仁义更应得到崇尚,“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也主张道义优先于肉体,“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王夫之继承了这种观念,“生以载义,生可贵;义以立生,生可舍”,认为在“生”与“义”之间,“义”更可贵,人格生命高于肉体生命。其三,必须平等地尊重生命。儒家提倡宽容与平等意识,而不是毫无原则地尊重生命。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即便是观点存在差异,也要给予尊重,从而和平共处。孟子强调君臣之间的平等意识,认为君臣应该彼此尊重,“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为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他还反对草菅人命、滥杀无辜的行为,“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程颐则认为民众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顺也,不可强也;民可使也,不可欺也”。儒家对百姓生命的尊重,贯穿于尊重自由、不分等级、尊重生存权利等基本原则之中。精神生命与人格生命既被置于肉体生命之上,则百姓的尊严与人格自当同等地受到尊重。而尊重生命又以平等为基石,故对百姓的尊重绝非上对下的恩赐,而是基于相互平等的人伦共契。

圆融生命

儒家“生生”思想不仅关切活的生命,对于逝去的生命也给予了敬畏和关怀,所谓“慎终追远”。“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圆融生命”,就是通过各种适宜而有效的方式(如祭礼)对逝去的生命给予敬畏和关怀,以表达对逝者的怀念、崇敬、追思之情。

儒家“圆融生命”的要义涵盖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其一,视死如生而隆重以礼祭之。儒家对“生命之死”十分敬畏。孟子有言,“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荀子认为,对生命的关怀,只有做到善始善终,才算真正完成人道。“生”是生命之始,“死”是生命之终,因而待“死”如“生”而以礼敬之,才算尽人道。程颐认为生死如昼夜,昼夜是一,故生死是一,“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昼夜,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则知死之道;尽事人之道,则尽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死生是一,关怀“死”应与关怀“生”同观。其二,儒家“圆融生命”是对所有逝去生命的关怀,它不是狭隘的,不局限于某个特殊阶层。《礼记》云:“王下祭殇五:适子,适孙,适曾孙,适玄孙,适来孙。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适士及庶人祭子而止。”这是说,死亡的未成年人、普通百姓死亡的孩子,也都允许被祭祀。此外,《礼记》还规定了儒家祭祀的基本原则与对象:“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细绎此五者,其标准并非基于血缘亲疏或地位尊卑,而是以“是否造益于民”为唯一尺度。儒家“圆融生命”之理念,于祭祀仪典中获得了制度性的落实,体现了对百姓生命之深切关怀。其三,圆融生命既是权利亦是责任。儒家认为,如果逝去的生命是关怀的客体,那么活着的生命则是关怀的主体,即对逝去的生命而言是权利,而对活着的生命而言是责任。《孝经》指出,“生事爱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尽矣,死生之义备矣,孝子之事亲终矣”,父母亲在世时以爱和敬来侍奉他们,父母亲去世后,则怀着悲哀之情料理丧事,如此便尽到了人生在世应尽的本分和义务。养生送死的大义都做到了,才算是完成了作为孝子侍奉亲人的义务。《礼记》云:“君子生则敬养,死则敬享,思终生弗辱也。君子有终身之丧,忌日之谓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尽其私也。”这一言论强调了祭享父母不仅是一种责任,而且是一种美德。

儒家“生生”理念的民本之义

以上生命观,也体现出儒家民本思想的四个特点:其一是广泛性,即指关怀范围上的特点。儒家民本思想的关怀对象,不仅涉及地位或身份不同的生命,而且涉及生命的不同内容或方面;不仅涉及健康的生命,而且涉及伤残的生命;不仅涉及活着的生命,而且涉及逝去的生命。足见儒家民本思想所关怀的范围十分广泛,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阶层、利益、情感、价值等方面的限制。其二是实事性,即指关怀目标上的特点。儒家民本思想以具体落实、民受其益为目标:“养育生命”中的民本思想,必须满足民众对物质财富的需求;“保护生命”中的民本思想,必须保护民众的私有财产;“成就生命”中的民本思想,必须帮助民众成就才华和价值;“尊重生命”中的民本思想,必须尊重民众的人格;“圆融生命”中的民本思想,强调死亡者应获得“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的待遇。足见儒家民本思想在关怀目标上的具体性、实事性,从而拒绝了抽象性、空洞性。其三是真诚性,即指关怀方式上的特点。儒家不仅要求将民本思想诉诸实践,而且为践行民本思想提出了诸多有益的措施、方式和条件。在养育生命上,《礼记》提醒人们,冬至来临时,由于阴阳相争、各种生物纷纷萌动,就应该做到整洁身心。在保护生命上,荀子强调,为了保护百姓生命不被伤害,必须设立相关制度和措施。在成就生命上,司马光认为,必须根据每个人的才性特点成就之。足见儒家民本思想在关怀方式、路径、技巧上的用心和体贴,凸显了儒家民本思想的真诚性,从而否定了“儒家关怀皆虚情假意”的片面之词。其四是平等性,即指以平等为关怀基础。儒家民本思想非常重视平等性,这是值得关注的现象。就儒家主张的“以民为本”思想观念,如对民众生命的养育、对民众生命的保护、对民众生命的成就、对民众生命的尊重、对民众生命的关怀,都是基于平等前提下实行的,而不是同情、怜悯或恩赐。这就将儒家民本思想的品质大大提升,即对民众的关怀是基于对生命的真正尊重。

总之,如果说儒家民本思想是“用”,那么儒家“生生”思想要义就是“体”,因而民本思想是儒家“生生”理念本有之义。儒家创造生命、养育生命、保护生命、成就生命、尊重生命、圆融生命中的民本意蕴,概由儒家“生生”思想要义逻辑地导出,从而具有了自身的特点。这些民本意蕴既具理论意义,更具现实价值。

(作者:李承贵,系南京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作为秩序与法则的“度”

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度”是一个以公共性为价值内核的重要范畴。作动词时,度意指度量、权衡与省思,关乎社会运行的尺度,指向秩序建构;作名词时,度既指度量单位与器物之标准,更引申为法度、制度等抽象规范,指向法则生成。由此可见,作为秩序与法则的“度”,内在地蕴含着公共性意蕴。从哲学角度审视“度”的公共性维度,有助于深化对中华文明内在逻辑的理解,不断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

度量与创构

“度”的秩序意味,体现在其社会建构层面的实指性度量作用。“度”字从又,其本义为以手度量,有技艺之属性。度量重在通过测量给出尺寸,以确定事物的长短、宽窄或大小。然而,古人对度量的理解并未止于技术层面,《淮南子》有言“度形而施宜”,意谓度量的最终指向是“施宜”,即依据客观尺度作出合宜的抉择,而“施宜”的关键则在于行事适中、合乎秩序。由此,度量不仅是物理层面的规制,更关乎事物合理结构的建构,进而与社会秩序的形成内在相通。在此语境下,度量被赋予建构社会秩序的重任。

中国古人相信天地皆可丈量。其中,度天厘定方位和季节,创构时空秩序。据《周礼》所载,古人曾以圭表测影之法辨方知时:于平地立表,以表为心画圆,记录日出与日落时表影与圆周的交点,连接两点即得东西方向,再取两点中点与表心相连,便是南北方向,由此确立四方之序。在长期观测中,古人又发现夏至正午日影最短,天气暑热;冬至正午日影最长,天气寒凉,由此形成夏至、冬至及寒暑交替的观念,进而建构起岁时秩序。度天所创构的时空秩序,不仅为农耕生产提供了节律依据,更为古人安顿于天地之间提供了本源性支撑。度地则侧重于政治空间的构建,并为人伦秩序提供地理依托。其功能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建立都城,中国古代王朝选定都城是为毗邻天室、承接天命,以安定天下;二是划定疆域,以土圭度地,能够做到寸土分明,实现对国家辖域的硬性规定,使政治体制的地理边界趋于清晰明确;三是安民兴邦,度地意在择地,核心是取天地资源利养万民、驯育牲畜,使民众有地可耕、有地可居,使社会臻于和谐、国家走向兴盛富强,这是王者之制的重要内容。

可见,无论是度天,还是度地,都遵循创构秩序的逻辑,都致力于对事物的精确把握和有序安排,以营造一个允许大多数人进行复杂社会交往的公共空间。

忖度与制义

“度”的秩序之义,还体现在其虚指性忖度动作,通向对形势和时宜的判断。“度”可引申为忖度,意指以心思忖,由实践层面的度量上升为心灵层面的思虑谋划。《尔雅》将“度”解为“谋也”,《管子》将“度”与实、诚、厚、施、恕合称为“心术”,皆是将“度”引向心灵技艺层面。《韩非子》亦云:“圣人之治民,度于本,不从其欲,期于利民而已。”圣人忖度治国之本,不以私欲为转移,唯求有利于民。《鶡冠子》则从另一角度论忖度之要:“善度变者观本,本足则尽,不足则德必薄,兵必老。”善于忖度时势变化者,必先把握事物根本,根本充足则事功可成,不足则德行与国力皆将受损。可见,忖度之“度”是一种心灵智慧,是人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建构秩序的集中体现。

忖度当以“义”为本。古人说:“心能制义曰度。”义指合宜,制义即能够精准剖析现状、准确预判未来,采取符合时宜和时机的行动,这是社会秩序得以形成的主体性前提。诉诸“义”的心灵活动方可称为“度”,这也对忖度提出了较高的价值要求。即是说,忖度并非简单的心理活动,而是能够洞察时变、抓住事物发展规律以及坚守真理的思考方式。

真正做到忖度,思想的主体必须有力有德。“同力度德,同德度义。”同力才能同德,同德方可度义。这需要具备两种修养:一是反求诸己。孟子曾以权衡轻重、度量长短为喻,主张为政者应善于以度物之法度心,时刻审视自身的心思与修为,使之合乎义的要求。二是由表及里。董仲舒引用《诗经》“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指出物有相类的规律,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透过外在的现象,可以发现其背后隐藏的实质性内容。只有反求诸己和由表及里相结合,思想的主体才拥有强大的精神力量,方可在力与德的涵养中通向义,做出有利于社会和国家秩序稳定的公共行为。

尺度与制度

“度”的法则面向,发端于其作为标准尺度的事物形态。尺度,既指长度单位,亦指测量工具。中国古代的长度单位主要有分、寸、尺、丈、引等,其中“尺”兼具实物形态,是最基本的长度测量工具之一,并衍生出丰富的文化意涵。规与矩虽为制圆画方之要具,然其操作之精微,须以尺为凭方能标定尺寸、统一度规,使方圆得以具备精确的长度规约。由此引申,拿捏分寸、把握尺度,是运用规矩以成方圆的内在要求。尺度遂超越单纯的物理度量功能,成为衡量事物发展变化是否恰当的重要准则,并彰显出鲜明的公共性。

当尺度被广泛认可,就上升为法度。评价一个人行事有分寸,实质是肯定其遵守法度,符合公共性的要求。法度决定事物是否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甚至决定着一个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法度的设置,能统一全社会的思想和行动,使社会在法则的轨道上有序运转,形成一个能包容所有民众及其合理行为的公共空间。守正创新,守的是标准和法则之正,创的是符合尺度和法度之新,二者皆以信度、有度为旨归,反对不度、失度与过度对公共性的破坏和践踏。

尺度和法度均讲究中庸,这被提炼为“中度”。所谓中度,一方面是符合大小长短之度,即合乎尺度;另一方面是符合标准和规范,即合乎法度。中度既是事物的内在要求,更是事物进入公共领域的必备条件。《礼记》明确提及器物、兵戈和车辆“不中度”,就不准进入市场流通;动物的肥瘦、毛色、类别、大小和长短五者“皆中度”,才能作为祭品用于宗庙祭祀。合乎尺度本质上是合乎法度,合乎法度必先要求合乎尺度。尺度恰到好处,法度恰如其分,二者应相互统一、有机贯通。

尺度和法度的结构化形态是制度,具有突出的规范性。这一特性来源于《周易》中“节以制度”的主张,意为制度取法于“节”卦。“节”,卦理为刚柔相区分且刚处于中位,有中正之意;卦象为泽上有水不可溢出,有节制之意。合而言之,“节”指中正节制,这构成中国古代制度概念的思想内核。此一内核与中度理念相融通,贯穿居中而治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国古代将制度与天文、地理及四时结构相提并论,凸显其统摄性、根本性和约束性,赋予其匡扶世道、匡正人心的公共使命。实现这一使命,关键在于将“节”的中正节制之理运用于制度的创设、遵守和施行等过程,将公正性、合理性内置于制度之中,讲究制度的适时运用和稳健运行,体现公共法则对于社会正义的塑造作用,使社会群体在公共法则的规范下,得财之利、得货之养,达到需求不同却均能得到合理满足的良好状态,推动制度的公共性落到实处。

总之,中国古代关于“度”的哲学思考,包含秩序之维和法则之维,前者凸显“度”在行为层面的公共性,后者凸显“度”在事物层面的公共性,二者共同勾勒出中国哲学对“度”与公共性话题的理论建构图景。诉诸公共性的“度”,可归结为人们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规律,并将之历史化、规则化的实践过程,其核心目的在于构建一个公道正义、和谐良善的社会秩序。“度”之公共性精神,是对中国传统治理智慧的深刻凝练,既为我们在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有益启示,也为推动打造更可持续、更具有韧性的国际治理体系贡献了中国智慧。

(作者:周建增,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副教授)

第16版:文化记忆2 篇

格尔木昆仑地名的由来

——传统舆地学向地理科学的转型

昆仑山是贯穿中国古代舆地学、风水学和边疆地理体系的核心文化符号,其地望变迁、山体归属与官方定名,历经数千年的文献叠加和时代推演、加之实地勘证与地图迭代,显得十分繁复混杂,不利于昆仑文化研究的展开。

在传统学术体系中,先秦至清代语境下的“昆仑”长期兼具神话神山、文化祖山与龙脉主干等多重人文属性,未形成现代地理学依托实测、地理构造,以及分水岭而界定的山脉概念。位于今青海省海西州格尔木市南部的布尔汗布达山山体,是当代地质学界、地理学界公认的东昆仑主干,也是青藏公路、青藏铁路的关键地标——昆仑山口所在地。该山体最终被官方定名为“昆仑山”,并非直接承袭古代文献与传统舆图的固有标注,而是清代边疆传统舆地考据、19世纪西方地理学观念传播、民国现代测绘体系革新三重学术脉络叠加、逐层推进的历史结果。

昆仑是中国古代疆域地理与人文地理体系中,最具代表性的符号之一。自《尚书·禹贡》《山海经》《尔雅》等文献问世以来,昆仑便被赋予“万山之祖、百川之源”的崇高地位,成为历代王朝梳理天下山川格局、界定边疆疆域范围、构建山水正统叙事的关键依据。但纵观先秦至清代的昆仑认知,始终存在“名实疏离、地望漂移、概念模糊”等结构性问题。

先秦昆仑完全依附于神话体系,无具体现实山体可对应。西汉张骞通西域后,汉武帝根据张骞团队采集来的和田玉标本,钦定于阗南山为昆仑,实现昆仑从神话符号向现实大山的首次落地。隋唐和宋代,中原王朝对青海河源区的认知逐步深化,黄河源周边的雪山被纳入昆仑范畴,昆仑地望由西向东偏移——从新疆移至青海。昆仑山东移的关键事件,是元朝忽必烈派遣河源考察队得出的星宿海河源观,两幅元代河源图均把昆仑标注在河水上游流经扎陵湖、鄂陵湖后的九渡河河段,即阿尼玛卿山。清代完成西北全域实测与边疆勘察后,将河源追溯到星宿海以西的阿尔坦河及其发源的巴颜喀拉山(靳辅《治河方略·黄河图》),但仍因袭元代判断,将黄河上游流经的阿尼玛卿山标为昆仑。同时,还在其北标注于阗和蒲昌海的地名,用以对照修正汉武帝所定于阗南山为昆仑的误判。由此可知,元代至明清昆仑地望东移青海的现象,是官方针对黄河源实地考察得出的新认知。

今格尔木南部的布尔汗布达山山体,地处青藏高原北缘与柴达木盆地南缘的过渡带,是当代自然地理学划定的东昆仑主干,也是连接内地与西藏的交通要道。相较于河西、新疆等传统昆仑研究区域,青海西部长期没有规模性定居人群。明清时期,这里为蒙藏游牧区域,远离中原政治核心区,人迹罕至、文献阙如、交通闭塞,传统官方舆图亦无精细化的山川标注与地名匹配。因此,该山体从无名雪山、蒙古语音译山体,到被纳入现代昆仑山系、完成汉文官方定点定名的完整过程,成为观察中国传统舆地学向近代科学地理学转型的典型样本。

目前学界关于昆仑地望的研究,较少关注民国时期地图上标注青海昆仑山的因缘始末。现代自然地理学对“山脉”具备标准化、可实证、可量化的科学定义:山脉是地壳构造运动形成的带状连续地貌单元,依托固定走向、连续山体、统一分水岭、同源地质构造形成独立山系,其主干、支脉、余脉的划分完全依据地形实测、构造分析与水系界定,具备客观的自然地理属性与明确的空间边界。反观清代山川归类的核心逻辑,根植于传承千年的龙脉、山干、气脉流转等传统舆地学与堪舆学理论,而非依托实地勘测与地质分析。

乾隆四十年(1775年)定稿的《乾隆内府舆图》,俗称《乾隆十三排图》,是清代官方对青海柴达木盆地、格尔木及周边区域测绘的舆图。这是清代疆域测绘技术的代表成果之一,也是近代西方科学地图传入之前,体系完整、精度较高的实测舆图。《乾隆十三排图》原版图中,格尔木南侧连绵的雪山山体,仅标注蒙古语音译地名“库尔坤(Khurkun)”,无汉文“昆仑”字样或批注。原因之一,就是康熙年间由治河功臣靳辅绘制的《黄河图》,将阿尼玛卿山明确批注为昆仑。

19世纪后期,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体系日趋成熟。随着中西交流频繁,外籍地理学专家进入中国开展科考,开启了中国山川地理研究科学化、实证化的阶段,促进了对昆仑认知从神话到科学实证的跨越。其中,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的七次中国考察及其著作《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以完整系统的现代学术体系界定昆仑山脉的整体格局,重构了对昆仑山脉的传统认知,奠定了现代昆仑地理研究的科学基础。

李希霍芬虽没有到青海新疆,却首次提出西昆仑、中昆仑、东昆仑的三段式划分,搭建起昆仑山脉完整的空间延展与分段层级体系。1877年,《中国》第一卷正文在柏林正式出版,1885年配套《中国地图集(ATLAS VON CHINA)》刊行。这套著作与图集是学术史上首部对昆仑山脉进行科学化、体系化界定的成果。

在李希霍芬《中国》文本体系与配套地图图谱中,对青海西部昆仑山体有着精准、明确、可溯源的空间界定:他将柴达木盆地南缘、今格尔木市正南方向的布尔汗布达山山体,划定为中昆仑主干、东昆仑核心区段,在图集内统一以拉丁字母转写标注为“Kwen-lun”,完成了对格尔木地区雪山的定名与山系归属划分。他还明确喀喇昆仑山为独立构造山系,与昆仑山脉无构造从属关系;阿尔金山、祁连山为昆仑北支派生余脉,巴颜喀拉山为昆仑南支主干;东昆仑山体向东持续延展,最终与秦岭山系衔接,构建起横贯中国中部的巨型纬向山系格局。在李希霍芬考察中国的同一时期,俄罗斯军官普尔热瓦尔斯基先后四次到青藏高原考察。他首次对西起帕米尔、沿塔里木南缘向东,经阿尔金山、柴达木南缘山带,一路延伸至青海中部巴颜喀拉山的山体进行实地测绘。整条山体构造连续、属于同一巨型山系,他把整条山脉统称为“Kunlun(昆仑)”。

1885年—1933年间,中西对昆仑地望的学术认知存在差异。西方地理学、地图学遵循李希霍芬的昆仑山脉三段划分法,并日益普及,成为国际学术界界定昆仑山脉的通用标准。国内却依然延续清代舆地图传统。晚清至民国初年的传统史地著作、民间通行地图、官方旧式舆图等,依旧固守魏源《海国图志》确立的“葱岭三干”传统龙脉体系,未接纳现代地理学的山脉理论。清康熙、乾隆勘察河源,认为巴颜喀拉山为黄河源主峰,蒙古语“枯尔坤(库尔坤)”是民间方言俗称,官方地图不写汉文“昆仑”总名。学界固守汉武帝旧说,认为昆仑山指的是新疆于阗南山,昆仑远在南疆,青海山体只是零散支山,不能统称昆仑。以1919年交通部绘制的《中华邮政舆图》为例,该图已在46页《西藏》地图的青海中部用西文(拉丁字母转写)标注KWEN LUN,并在其上方用中文标注:崑崙山。此时距李希霍芬和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命名标注已过去三十多年。

1934年,由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三位近代中国地理学奠基人联合编纂的《中华民国新地图》正式出版发行。该地图是中国近代地图科学化、现代化转型的里程碑式成果,引入了西方地理科学体系。该地图也是中文地图史上较早采纳西昆仑、中昆仑、东昆仑三段划分方案的官方总图,实现了昆仑认知的科学化、体系化转型。但该图受比例尺精度与图面空间限制,图中未标注格尔木(噶尔穆)小型游牧聚落点位,亦未将汉文“昆仑山”专名定点匹配至格尔木南侧局部山体。

1954年,新中国对青藏公路进行测绘时,测绘团依据实际需求,编制了内部使用的工程实测地形图。该图首次在官方实测地图中标注“格尔木城区聚落、昆仑山主干山体、昆仑山口通行隘口”三位一体的现代地理地名体系,实现了山体、山口、城镇的完整配套定名。测绘与施工团队依托既有昆仑山体定名,正式确定“昆仑山口”专属官方地名,与山体“昆仑山”形成配套地理名称体系。1956年,国家测绘总局整合青藏公路勘测成果,出版新版青藏区域标准地形图,正式对外公开“格尔木—昆仑山—昆仑山口”的全国通用地理定名范式,该地名体系自此全面公开,标准化、常态化沿用至今。

格尔木南部山体昆仑地名近两百年的迭代定型过程,是中国传统舆地学向现代科学地理学转型的微观缩影,展现了中国近代地理学科的转型规律与内在逻辑。清代传统舆地体系以王朝人文正统、文献考据推演、龙脉风水玄学等为核心,山川定名与归类的核心目的是服务于疆域正统叙事与传统山水文化建构,忽视了自然地理实体的客观属性。近代西方科考体系以实地勘测实证、地貌构造分析、量化边界界定为内核,打破人文附会传统,重构中国边疆山川的科学定义与空间格局。民国时期,依托现代地质地理知识,将国际山系划分理论本土化落地,完成了昆仑从“文化象征神山”到“自然科学山脉”的根本性身份转变。新中国成立后的工程测绘工作,则进一步完成了地理地名的实用化、标准化、体系化定型,构建起当代中国通用的地理命名体系。

将格尔木南侧布尔汗布达山山体定名为昆仑,有效厘清了长期存在的多重认知误区。李希霍芬对该山体的科学界定,首次以自然科学理论完成山系归属划分;1919年和1933年《中华邮政舆图》,连续实现了国际昆仑理论的本土化落地,搭建起宏观科学的认知框架。1954年开启的青藏公路测绘,最终完善山体与昆仑山口配套的地名。

相比之下,格尔木这个地名的出现,要更晚一些。1929年青海建省,格尔木全境隶属于都兰县,无镇级以上的独立行政机构。1952年8月,格尔木地区解放,对游牧族群完成安置,由都兰县派员代管。1954年,慕生忠将军以格尔木为起点,修筑青藏公路,设立西藏运输总队格尔木转运站,推动上级设立专属县级管理机构,这是格尔木跳出都兰县单独建政的动因。1956年3月1日,成立噶尔穆(后规范为格尔木)工作委员会(1959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为县级领导机构,标志着首个县级独立机构诞生。格尔木彻底脱离都兰县管辖,开启独立行政区划历史。

本文通过地图谱系迭代的梳理和回顾现代行政史,厘清格尔木得名于1950年代和格尔木昆仑得名于1930年代的事实,细化了近代地理科学的发展之微观脉络,弥补以往研究的空白。

(作者:叶舒宪,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资深教授、神话学研究院首席专家)

昆仑文化的源流与传承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双鸟纹象牙蝶形器 鄂崇荣摄/光明图片

青海宗日遗址出土的鸟(鹰)纹彩陶壶 青海省博物馆供图

《光明日报》刊发的尕日塘秦刻石系列文章及相关研究成果,特别是仝涛、刘钊等学者运用排除法考释出的“采药昆陯”四字,为探究昆仑文化演变及“河出昆仑”观念的历史流变提供了关键推论性实证。秦人所追寻的“昆仑”,既非汉武帝后来钦定的于阗南山,亦非后世文献所载的抽象“天形”,而是基于河源地理的真实认知。

刻石部分内容,提示了使臣翳一行抵达扎陵湖北岸刻石处与所认定的昆仑山之间的大致距离。针对残泐处“百”字前数字的学界释读分歧,即“一”与“二”之争,笔者依据里耶秦简所反映的秦代书写体例,即“百”字单用常指“一百”,而“二百”“三百”则必书其数,认为释为“二”在逻辑上更为合理。“古六尺为步,三百步为里”,秦代1里约合今415.8米,若以“二百五十里”计,约为104公里。这一距离向西北可直达星宿海(约60公里)及黄河正源卡日曲或约古宗列曲的发源地,或是秦人已探明黄河源头的证据;向西南可深入巴颜喀拉山脉的北麓,可与先秦文献中“昆仑之丘”对应。这表明,秦使的探索并未止步于扎陵湖,而是深入了黄河源头的最核心区域。

这段里程不仅印证了秦人深入河源的地理实践,更与琅琊刻石“西涉流沙,南尽北户”等宏大叙事构成互证,展现了秦人向西北跨越沙漠、向西南攀登高原的宏远经略视野与开拓性战略眼光。

何谓昆仑

历史上遗留的刻石,折射出当时的思想观念与文化态度。“昆仑”在中华文化象征体系中,常被描绘为天地之轴、神人交界之所、不死药产地,具有强烈的神圣性与秩序感。它是多层次、多维度、高度凝练的精神符号,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宇宙观、政治理念、伦理价值与生命理想,其流变传承考察需置于千百年来宏大的观念流动脉络中。

当前昆仑文化研究存在一个关键方法论困境。许多学者用后世成熟、抽象的哲学和天文学概念,反推上古先民原初、具象的思维,存在“时代错置”的风险。西汉扬雄的《太玄经》和宋代的《集韵》,分别是中华文明“数理推演”和“分类归纳”的理性化产物,用其注解“昆仑”的源头,就如同用高等数学去解释一位幼儿对“多”的最初感知,忽略了思维演进的漫长过程。我们应从更符合思维发展的角度,对“昆仑”观念的起源进行“由具象到抽象”的演进式解读。

“昆仑”并非一开始就指代“天”或“天道”的抽象概念,先民的思维最初是具象的。最能吸引他们注意力、与生存息息相关的具象事物是太阳。太阳作为万物生长的源泉,在远古先民心中的地位至高无上。最初的“昆仑”观念,很可能源于先民对太阳长期、持续的观察。太阳东升西落的自然现象,可能引发中华先民“死而复生”的神话想象,进而产生追求“永恒”“不死”的观念。

金文“昆”有“飞鸟负日”义,本义为“比日同行”。《说文》释“仑”为:“仑,思也。从亼从册。”本义指条理、次序。“昆仑”连在一起,可能指太阳每天轮转运行的规律和秩序。远古先民对日月星辰、山脉河流有自然崇拜,认为有神鸟背负太阳而行,才导致东方日出和西方日落。这是一种朴素的宇宙观或天象观测。在先民的具象思维中,太阳每日东升西落,其运动方式与飞鸟最为相似,将太阳想象为神鸟(如“金乌”),是极其自然的联想。

如果太阳是飞鸟,那么它每天从哪里起飞,在哪里歇息?这个日出日落、循环往复的“站点”,在先民想象中,必然是神圣的、巨大的、能够承载神鸟的实体。这个实体最初可能并非具体的山,而是神话地理概念“昆仑”——它既是太阳的“驿站”,也是太阳的“家园”。

因此,“昆仑”的观念或许源于先民对太阳(飞鸟)运行轨迹的观察和神话想象,其核心是“太阳的循环”。在许多史前遗址中,也有相关线索,如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距今约7000年的“双鸟朝阳”象牙蝶形器,以同心圆太阳纹为核心,两侧双鸟昂首振翅、拱卫朝阳,堪称“日鸟合一”观念的早期定调之作。青海宗日遗址出土的距今约5000年的鸟(鹰)纹彩陶壶,壶口饰三角太阳纹,肩部环绕变形鸟纹,蕴含飞鸟绕日的意象。此外,陕西泉护村遗址出土的距今约5500年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鸟纹彩陶盆“金乌负日图”,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距今约3000年的“太阳神鸟”金饰,以及汉画像石上的金乌负日纹,共同印证了“飞鸟赴日”“日鸟合一”等信仰数千年的演进脉络。

随着先民活动范围扩大和地理认知深入,神话中的“太阳之站”需要现实地理载体。高山因其高耸入云、最接近太阳(飞鸟)的视觉特征,成为最佳选择。加之,在先民眼中,天需要柱子撑着,地上最高的山,就能沟通天地,成为天柱。于是,“昆仑”这个神话概念被“投射”或“锚定”到现实世界中的某座或某系列高山上。一些位置特殊、形体庞大的山川,开始被赋予人文含义,依不同标准被分类组合,构成象征意义。而日落西山、水天相接、长河落日等景象,或许正是古人猜想“河出昆仑”的最初源头。

“昆仑”是一个层累的文化概念:既是先民眼中那个每日东升西落的太阳,也是他们心中那个浑圆的天穹,更是远处那座巍峨神圣的高山。其内涵经历了从“太阳的循环规律”(具象观察)到“天的浑圆形态”(抽象模拟),再到“通天的神圣功能”(仪式物化)的完整演进过程。

作为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昆仑

中华先民既重视实证(一定要找到那座山),又重视意象(山必须是圆的、高的、通天的)。这种“虚实相生”的思维方式,是中华文明独有的鲜明标识。中华民族在探求未知领域和自然规律的同时,始终保持着浪漫的神话想象。一方面传承和丰富着后羿射日、夸父追日、嫦娥奔月等古老的神话故事,另一方面注重敬授民时、观象授时,利用自然规律指导现实生活。对“昆仑”的探求同样如此,人们一方面在现实中积极追溯河源昆仑地理位置所在,一方面用文学和想象构建浪漫的昆仑文化。

昆仑文化作为一种文明的标识,承载着人们共同的起源叙事、共享的价值理想与共通的情感结构,完美地融合了中华先民向外探索的科学理性与向内安顿的神话想象。昆仑作为中华先民认知宇宙、沟通神明、安顿生命的精神依托,其影响始终贯穿于神话想象与哲学思考之中。《尔雅·释丘》所言“三成为昆仑丘”,与《淮南子·地形训》中对昆仑三层结构的描绘,绝非对神山物理形态的简单记述。这里的“三”,超越了计数的范畴,升华为承载着宇宙观的哲学符号。天、地、人“三才”构成宇宙万物的完整结构,而“昆仑”恰恰是沟通三者的桥梁。

当“三”所代表的宇宙生成与循环理念进一步演化,便衍生出更为精微的“九”。在传统数理哲学中,“三三为九”,“九”既是“三”的极致展开,亦为阳数之极,象征着量的极限与秩序的圆满。《楚辞·天问》发问“圜则九重”,《淮南子》则具体描绘:“掘昆仑虚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并以“里间九纯”“旁有九井”“面有九门”等意象,层层渲染昆仑内部的空间构成。昆仑作为通天之柱,其内部空间必以“九”为度,方能匹配其贯通天地的神圣地位。

古人把“三”所代表的天地人秩序,变成了可以登临、感知的仪式空间,让抽象的宇宙观有了物质依托。从五千多年前的红山文化祭天圜丘,到《礼记·祭义》“祭日于坛”的记载、汉武帝时期的长安明堂,再到武则天时期的万象神宫、明清时期的北京天坛,其形制皆为三层,折射出“三成为昆仑丘”等思想的物质性传承。“昆仑”由此成为一个从具象到抽象,再由抽象回归具象的活态文化符号,其概念意象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宇宙观、家国观念、精神品格与价值追求,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昆仑为“万山之祖、百川之源”,河源昆仑的探索,不仅是中华先民踏勘未知空间的地理考察过程,更书写了界定疆域、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壮丽史诗。先秦时期,《山海经》《禹贡》等典籍虽记载“河出昆仑”,但此时的昆仑多为虚无缥缈的神山,地望模糊。而尕日塘秦刻石的发现,以实物证据首次将“昆仑”与黄河源头紧密关联,证明早在两千多年前,河源地区已纳入中原文明的探知视野。

此后,历代王朝从未停止探寻“河源昆仑”的脚步。汉代张骞凿空西域,汉武帝钦定于阗南山为昆仑,赋予其明确山脉依托。隋朝设河源郡,将河源纳入王朝版图;唐代,侯君集等率军到河源地区,“观河源之所出”,文成公主入藏也途经河源;刘元鼎出使吐蕃,认定紫山(今巴颜喀拉山)即昆仑。元代都实首次确认河源在星宿海。明初邓愈、沐英西渡黄河,耀兵昆仑;明代高僧宗泐奉命出使西域取经,也对黄河源区进行了考察,并诗颂昆仑。清代拉锡、舒兰、楚尔沁藏布、胜住、齐召南、阿弥达等进行多次考察,最终确立卡日曲为黄河源头。昆仑从神话“天柱”落地为现实山脉与河源,成为连接文化想象与地理实体的纽带。

中华民族神往昆仑,探察昆仑,诠释昆仑,守望昆仑。时至今日,“昆仑”依然承载着中华儿女同根同源的历史记忆。

(作者:鄂崇荣,系青海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第17版:公告(中缝)1 篇

公告(14-15版中缝)

公告专栏

2026年9月14日

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公告

钱叶华:

本院受理原告肥西县三河镇富民农药种子经营部与被告钱叶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3日上午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同舟:

本院受理原告合肥市瑶海区新访数码产品店与被告张同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3日上午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公告

周宏飞:

本院受理原告深圳比亚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与被告周宏飞、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中心支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3日上午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公告

安徽昆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张林、合肥江河建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周先涛与被告安徽昆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张林、合肥江河建筑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3日上午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公告

卞海洋:

本院受理原告黄小英与被告卞海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3日上午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公告

(2026)皖0422民初6349号

寿县鑫金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宋玉磊与被告寿县鑫金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6)皖0422民初6349号民事判决书。案件受理费被告寿县鑫金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负担379元。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届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公告

赵全亮、贵州棕榈仟坤置业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2026)黔0181民初10773号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镇支行诉被告赵全亮、贵州棕榈仟坤置业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本院进行公告。原告诉请:一、判令被告赵全亮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208627.64元以及截至2025年5月20日的利息82323.99元(2025年5月21日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的利息仍然按照合同约定的利率标准计算)(以上暂计人民币:1290951.63元);二、判令被告贵州棕榈仟坤置业有限公司对第一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判决原告就被告赵全亮提供的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四、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律师费及原告为实现债权所发生的其他费用均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6)黔0181民初10773号案件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书等诉讼资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下午14时00分在清镇市人民法院法庭(十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睢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2026)苏0324民初8384号

王培勤:

本院受理原告江苏睢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沙集支行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睢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2026)苏0324民初8386号

本院受理原告江苏睢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沙集支行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盱眙县人民法院公告

段井龙:

本院受理原告杨敏与你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证据材料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盱眙县人民法院管仲第三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盱眙县人民法院公告

段井龙:

本院受理原告盱眙县管镇镇邦助农资经营部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证据材料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0时(遇节假日顺延)在盱眙县人民法院管仲第四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盱眙县人民法院公告

上海隽娟纺织服装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淮安恒美服饰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证据材料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盱眙县人民法院管仲第四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盱眙县人民法院公告

曹金秀、江苏苏璞建设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宿迁世薄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证据材料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1时(遇节假日顺延)在盱眙县人民法院管仲第四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6)苏0412民初10133号

新北区孟河常乐购百货超市:

本院受理原告武进区湖塘德味食品商行诉被告新北区孟河常乐购百货超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6)苏0412民初1013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速裁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6)苏0412民初10388号

杨生华:

本院受理原告欧玉侠诉被告杨生华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6)苏0412民初1038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速裁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6)苏0412民初14563号

武进区湖塘兴绫服装加工厂:

本院受理原告田俊妹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6)苏0412民初14563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2026年11月26日9:00在本院第三速裁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6)苏0412民初13667号

周思双:

本院受理原告吴霞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6)苏0412民初13667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2026年11月25日9:20在本院第三速裁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6)苏0412民初13360号

本院受理原告唐满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6)苏0412民初13360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2026年11月25日9:00在本院第三速裁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6)苏0412民初14193号

穆敏佳:

本院受理原告戴茂红诉你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6)苏0412民初14193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2026年11月25日14:20在本院第三速裁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6)苏0412民初14184号

李翔、冉静:

本院受理原告常州百喆钢化玻璃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6)苏0412民初14184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2026年11月25日14:00在本院第三速裁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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