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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
2026-08-10 ·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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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15 个版面 · 56 篇文章 · 22 张配图 · 约 107,567 字
内容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电子版
生成时间:2026-10-06 22:38
第01版:头版5 篇

【“筑基”高质量·系列评论之六】努力!让国泰民安成为永世盛景

【“筑基”高质量·系列评论之六】

“快递放门口不会丢”“书包扔咖啡馆没人碰”“晚上11点也能在街上无所畏惧地独自行走”……来中国旅游观光的网友这样描述;

“中国长期保持政局稳定、社会安定”“持续营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到中国投资兴业的企业家这样分享;

“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之一。”曾到过191个国家和地区的埃及环球旅行家艾哈迈德·哈佳哥维奇这样感慨。

从游客的安心、资本的信心,到百姓的舒心,无不证明了这样一个朴素而又深刻的道理:

和谐稳定,是一个国家最宝贵的财富!

海晏河清,是生民百姓最热切的期盼!

高水平安全,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保证!

从滴滴原油、粒粒稻香,到市井闾巷的人间烟火、寻常日子的岁月静好;从实验室里的关键核心数据,到网络世界坚不可摧的安全防线,哪一项离得开国泰民安的环境?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对于国泰民安的重要性,《周易》曾留下这样的治世名言。

察势者智,驭势者赢。

如何在风云变幻的时代,破解大国治理的永恒命题?关键在于运用好发展与安全互进共融的辩证法!

“国泰则民安,民安则业兴”。从五千多年历史深处走来的中华民族,深知动荡不安必然百业凋敝,稳定有序方能万象更新。

安全托举发展,安全又离不开发展。从百余年奋斗中走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深知这样一个道理:国家之安、社稷之稳,最终要靠坚实的物质基础、强大的发展实力。

以发展固安全,固的是“国力强盛”的底气。

相信这件事情国人都不会忘记:1993年,我国“银河号”货轮遭美方无端指控并强行封锁航线,在茫茫大海上被迫漂泊长达22天。当时处理此事的外交官连用17个“窝囊”来表达愤慨。

“窝囊”的背后,是国力的差距——事件发生时,中国经济总量不足美国的十分之一。

事实证明:唯有国力强盛,方能谈得上安全。

奋斗,不懈奋斗!我们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粮食产量连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我们建成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任凭外部极限施压,仍能于惊涛骇浪中稳如泰山;我们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发电体系,在传统资源受限、地缘政治对抗加剧的环境中,始终供足价稳从容不迫。

强盛的国力,让我们在风云激荡中闲庭信步;强盛的国力,让我们于重重风险下底气充盈!

以发展固安全,固的是“自立自强”的傲骨。

没有自主可控的核心科技,发展便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芯片上的“方寸之争”,提醒我们要时时保持清醒。

实践证明:唯有自立自强,方能掌控命运。

拼搏,不断拼搏!量子计算“双线领先”、聚变能源“亿度千秒”,基础研究的无人区里,我们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巡天探宇叩问苍穹、深潜碧海勇闯深蓝,大国重器的试验场上,我们奋力打赢核心技术攻坚战,挺起铮铮大国脊梁;绿电集群拔地而起、智能产业迭代升级,产研融合的转化赛道上,我们加快推进产业跃迁,写下实体经济的中国答卷。

打破封锁、摆脱依赖,我们始终掌控着国家发展和安全的主动权!

以发展固安全,固的是“民生殷实”的幸福。

从中国古代汉唐盛世因百姓丰衣足食而大治,到当今西亚北非国家因民生困顿而动荡,古往今来,没有一个国度能在百姓饥寒交迫中长治久安,也没有一个政权能在民生凋敝间永续其祚。

历史证明:唯有物阜民丰,方能社稷平安。

笃行,始终笃行!我们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让近亿农村贫困人口告别绝对贫困;我们构筑起世界最大的社会保障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6亿人,向“全民覆盖、人人享有”的目标持续推进;我们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九年义务教育在校生1.57亿人,巩固率达到96.1%,确保“应学尽学、一个都不能少”……

真金白银的投入,为人民群众兜牢了底线,让每一个平凡生命在岁月静好中尽绽笑容!

伟大成就昭示我们: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也是筑牢国家安全的总根基。

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什么?不只山河辽阔、壮美奇绝,更是街巷安宁、邻里和睦。

善治,便是守护这份人间真善美的民心工程,是回应百姓平乐敦睦期待的时代答卷。

善治之要,在基层。

风起青萍之末,治在细微之间。60多年前,浙江枫桥创造了“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枫桥经验”。而今,这一基层治理的范本不断丰富发展:河南新郑借数字春风搭建解纷平台,让民意有通道、诉求有回应;宁夏金凤警社联动,温情融化坚冰,柔性化解纷争;贵州毕节一站式治理,聚社会合力,止纠纷于萌芽……

的确,基层稳,则全局稳;末梢通,则血脉畅。把治理的重心沉下去,安全的根基才能立起来!

善治之循,在法度。

“新安江的水,像被天空吻过的翡翠。”有人这样描述这条发源于安徽黄山、流经浙江千岛湖的河流。谁能想象,因上游工业污染,新安江皖浙交界断面水质曾“臭不可闻”。

河流重生,皆因生态补偿之功!“谁受益谁补偿、谁保护谁受偿”,法律制度以其明确的指向,让一江清水不再因行政区划壁垒而“你污我怨”。

纵观历史,凡天下大治,无不始于法纪严明。新时代,在国家安全法统领下,粮食安全保障法、网络安全法、生物安全法……40多部专门法律、60多部行政法规,构建起国家安全法律体系的“四梁八柱”,使明理守序成常态,让遵法向善成风尚。

的确,法度如堤,束住的是任性的洪水,护住的是安宁的田园!

善治之能,在科技。

依靠科技摆脱传统的“人海战术”,赢得智慧治理的精准从容:四川彭州以智慧平台筑牢安全防线;内蒙古达拉特旗以数字网格慧察隐患风险;浙江临安将人工智能嵌入政务调解;山东兖州以智能预警替代人工跑腿……越来越多的城市和乡村让政务服务一键可达、民生诉求一网通办、基层力量一体协同。

的确,科技向善,善治方能致远。科技,为社会治理插上了智慧的翅膀!

善治之本,在民心。

社会治理,离不开亿万颗心同向同行:群团组织扶危济困,呵护民生“微细胞”;志愿机构服务邻里,营造大爱氛围;普通百姓守望相助,守护美好家园……点点微光聚星河,寸寸温暖慰人心。新时代的治理画卷,正是由大家携手绘就。

的确,民心齐,泰山移;民心顺,天下安!

新时代的伟大实践告诉我们:善治,是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的“稳定锚”。

大国崛起、民族复兴,注定是一场穿越惊涛骇浪的壮阔远航。面对重重阻挠,唯有斗争,方能踏平坎坷、赢得未来。

从“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从“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到“杀出一条血路来”;从“中国人民不信邪也不怕邪,不惹事也不怕事”到“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被迟滞甚至中断”……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指引我们一次次穿越战火硝烟、一次次突破险隘雄关、一次次实现峰回路转。

党和人民的伟大斗争实践证明:以斗争求安全则安全存,以妥协求安全则安全亡。

敢于斗争,方能守护安全。

针对一些西方大国“小院高墙”的伎俩,我们亮明“谈,大门敞开;打,奉陪到底”的态度,用一系列反制“组合拳”坚决捍卫公平发展权益;针对敌对势力的错误思潮冲击、价值观念渗透、思想文化侵蚀,我们主动出击,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针对反中乱港分子勾结外部势力、搅乱社会秩序,我们果断出手实施香港国安法,依法打击分裂破坏活动,实现由乱到治。

党和人民的伟大斗争实践揭示:敢于亮剑,安全才有盾牌;敢于斗争,安宁才有脊梁!

善于斗争,方能赢得主动。

我们依托反外国制裁法,高效化解涉外船舶纠纷,有效应对“长臂管辖”;我们启用《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切断对华企业“次级制裁”恐慌传导,保护正常国际经贸活动;我们用好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对恶意损害我国利益的境外实体,实施精准规制,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平稳有序运行……

底线思维与极限思维相统一的斗争艺术,精准把握时、度、效,让我们在应对各类风险挑战时,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党和人民的伟大斗争实践昭彰:善于斗争,斗的是意志,更是智慧!善于斗争,拼的是实力,更是谋略!

不懈斗争,方能拓开新天。

我们联合广大发展中国家持续发声,最终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核心要义纳入联合国正式文件,为全球南方国家人工智能发展争取公平空间;我们通过世界贸易组织推进争端解决,在全球范围内树立反对“强制技术掠夺”的贸易维权标杆;我们顶住西方的诬陷和围堵,创设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为全球南方国家开辟脱离西方援助陷阱的全新发展路径……

不懈斗争,就是要有“永远在路上”的坚韧;不懈斗争,就是要有“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勇毅!

风雨历程,一次次告诉我们这样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斗争,是劈开封锁壁垒、维护公平正义、确保自身安全的“青锋剑”。

一条道路,如何越走越畅?一扇大门,如何越开越宽?

有一种观点认为,开放与安全是两难——打开国门,难免飞进苍蝇蚊虫;融入世界,势必面临风险挑战。

中国的选择,坚定而清醒:以开放促安全,在拥抱世界中筑牢屏障。

我们的开放,是以不牺牲安全为代价的开放。

越是扩大开放,越要增强忧患意识;越是融入世界,越要提高防范化解风险的能力。

“自从发现美洲大陆至今,这个地区的一切先是被转化为欧洲资本,而后又转化为美国资本,并在遥远的权力中心积累。”在《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一书中,乌拉圭记者、作家加莱亚诺用沉痛的笔触揭露:拉美在“开放”中沦为发达国家的原料产地和利润提款机。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回望数百年来世界工业化进程,那些在开放中丧失了经济主权、在引进中丢掉了核心能力、在接轨中迷失了自我方向的国家,最终无不陷入依附的泥淖、无法自拔。

只有把安全要求始终贯穿开放发展的全过程、各领域,及时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才能在扩大开放中掌握主动。

今天的中国,深知一个朴素道理:开放越向纵深推进,安全底座越要坚实稳固。

我们的开放,是自主开放,是制度型开放。

来到海南,你会被这里的井然秩序震撼:洋浦港区货通四海,一线放开便利跨境贸易,二线管住筑牢风险防线。

税收安排自主谋划、监管机制自主设计,开放尺度、风险边界由我把控,“放得开,也管得住”。

何为自主开放、制度型开放,海南自贸港打了个样!

其实,何止海南自贸港!从加入世贸组织的果敢决断,到共建“一带一路”的战略抉择;从自贸试验区的“大胆闯、大胆试”,到进博会的“年年办、越办越好”——中国用实际行动告诉世界,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我们构建合法、安全、有序的出入境管理秩序,推动资本、人才、技术等依法有序跨境流动;我们不断健全涉外法律法规体系,提高涉外法律服务水平,依法保障海外人员、机构和资产等安全;我们完善跨境风险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为企业“走出去”、资本“引进来”提供更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

事实证明:我们在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的进程中,不断完善开放条件下的风险防控体系,让高水平开放与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彼此成就。

我们的开放,是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新动能的开放。

大道不孤,众行致远。安全,不仅是一国之安全,更是天下之安全。开放,不仅关乎一国发展,更关乎世界共同繁荣。

当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在全球掀起“脱钩断链”的逆流之时,我们以连续举办八届进博会的坚定姿态,为世界经贸合作注入强劲信心——中国用实实在在的订单告诉世界,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当全球供应链因地缘冲突而屡遭冲击之时,我们以中欧班列这条横跨亚欧的“钢铁丝路”,为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筑起一道可靠的陆路通道:波兰边境小城马拉舍维奇因中欧班列一举成为欧盟重要物流集散中心,德国杜伊斯堡实现从传统工业城市向欧洲重要物流枢纽的转变——中国用昼夜不息的“物流大动脉”告诉世界,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当全球能源转型面临资金与技术的双重瓶颈之时,我们以覆盖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绿色能源合作,为世界提供了可落地的中国方案:在阿联酋建成全球投资规模最大、装机容量最大的光热光伏电站,在乌兹别克斯坦建成中亚最大规模风电项目——中国用绿色清洁的能源告诉世界,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中国经济体量占世界17%,但对世界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超过七国集团总和。开放的中国,从来不是世界经济的“风险源”,而是全球发展的“动力源”!

…………

山河无恙,烟火寻常,是世间最动人的风景;

国泰民安,行稳致远,是民族最坚实的底气。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将以更从容的心态、更坚定的步伐、更周全的谋划,以发展固安全、以治理护安全、以斗争保安全、以开放促安全。

这,便是中国国家安全的根本逻辑!

这,便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大国担当!

这,便是我们能够经受住惊涛骇浪的底气实力!

(作者:关铭闻 执笔人:曹建文、户华为、陈恒、周晓菲、冀文亚、张颖天)

以深厚的为民情怀增进人民福祉

——习近平党建思想理论品格系列述评之五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彰显人民领袖深厚的为民情怀。

这份情怀,昭示了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重要使命,构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价值内核,展现了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的理论品格。

把我们党建设好、建设强,根本目的就是确保党始终代表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永葆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深厚为民情怀,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我们党将始终赢得人民衷心拥护,不断书写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新篇章。

深刻回答“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

上海,党的诞生地。寻常巷陌,见证党的初心。

2026年7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当地社区,察看旧居新貌。“老百姓想什么,共产党就干什么”“什么时候都要把老百姓放在心中”,句句肺腑之言,饱含对群众冷暖的浓浓牵挂。

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

“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真正同人民结合起来”“年轻干部无论是立身处世还是从政干事,首先要解决好‘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

秉持深厚的为民情怀,深刻回答这一根本问题,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阐明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逻辑起点和价值旨归。

从信仰原点而来,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底色。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把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

“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这个党建起来就是为了老百姓”……

殷殷叮嘱,映照出人民在共产党人心中的千钧重量、至高地位。

汲取丰厚精神滋养,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

“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2021年3月,武夷山朱熹园,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段论述前驻足凝视良久。

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阐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要求做工作自觉从人民利益出发;以“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强调共产党人对人民群众疾苦更要有这样的情怀……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借鉴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合理内核,赋予其鲜活的当代意义。

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湖南汝城县沙洲村,“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红色往事吸引着各地游客。

“‘半条被子’的故事,代表了我们党的初心,体现了党的为民本色。”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深有感触。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锚定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党建思想将深厚的为民情怀融汇于“十四个坚持”之中——

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要求“使党始终成为风雨来袭时全体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强调“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

坚持锤炼坚强党性,阐明“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

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确保“党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

“十四个坚持”各有侧重,人民立场贯穿始终。

锚定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新时代党的建设始终符合人民根本利益——

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不断夯实党长期执政的政治根基;

以“要登绝顶莫辞劳”的韧劲,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以“厉民之事,毫末必去”的坚毅,坚决惩治“蝇贪蚁腐”,为人民而战、让群众有感。

桩桩件件实事,直抵人心,赢得民心。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上任伊始,以一番诚挚温暖的话,为新时代“答卷”起笔。

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教育普及水平实现历史性跨越……中国共产党人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引领下,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新时代党的建设必将使我们党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

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版2026年5月发行后,海外一位媒体人引用总书记这句话,阐述中国共产党倾听人民声音、回应人民需求的历史使命感。

群众意见是一把最好的尺子。习近平总书记高屋建瓴地指明,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

深厚的为民情怀,决定了让群众满意是我们党做好一切工作的价值取向和根本标准。正因具有这一鲜明的理论品格,习近平党建思想将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始终虚心向人民学习,倾听人民呼声,汲取人民智慧,使我们党始终拥有不竭的力量源泉。

确保人民满意,把丰碑立在群众心中。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于2026年春节假期后在全党启动,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习近平总书记的话重若千钧。

福建东山县,“先祭谷公,后拜祖宗”在民间相沿成习。总书记反复提起谷文昌这位县委书记的好榜样:“衡量干部业绩好不好,关键要看老百姓口碑好不好。”

“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群众说好才是真的好。”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

集中人民智慧,不断汇聚磅礴伟力。

“在人民面前,我们永远是小学生”,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诲,道出共产党人虚心向人民学习的赤诚。

今年3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查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规划纲要的编制过程,也是让“群众金点子”转化为“发展金钥匙”的过程。

三明医改由“点”到“面”推广,“小院议事厅”“屋场恳谈会”等基层民主实践不断涌现,党的二十大相关工作网络征求意见活动共收集各类意见建议留言超过854.2万条……新时代每一项重大决策落地、每一次改革攻坚突破,都是党和人民一道奋斗出来的。

接受人民检验,始终校准前行航向。

望向历史深处——“每个时代都要做出每个时代的事情来。做得好、做得坏,贡献大、贡献小,青史可鉴啊!”2020年10月,正在广东潮州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登上广济楼,远眺凝思。

放眼时代潮头——“‘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各级领导班子热情高、干劲足,这是好的,关键是政绩观一定要对头。”今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时郑重告诫。

“中国共产党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把为老百姓办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遵循指引,习近平党建思想必将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厚植起坚实持久的民心根基。

充分体现了“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精神境界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里,这行大字分外醒目。

2019年出访期间,面对外国政要的提问,习近平总书记语气坚定地说出这8个字,尽显大党大国领袖至深至厚的为民情怀,也生动诠释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精神境界的渊源。

这种精神境界,在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中持续升华——

在陕西梁家河黄土地上,立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

在河北正定谈及到基层工作的缘由:“只想着过舒适的生活,是平庸的追求。我是准备入‘苦海’的。”

在福建宁德,沿着柴刀砍出的荆棘山路,三进山村听民声。

在浙江,写下短评《心无百姓莫为“官”》。

在上海,强调“不要做那些图虚名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真正的政绩在老百姓的口碑里”。

党的十八大后,50多次调研扶贫工作,走遍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坚持看真贫,坚持了解真扶贫、扶真贫、脱真贫的实际情况。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崇高品格为全党树立光辉典范,崇高境界为全党指引前行方向。

这种精神境界,在新时代治国理政中不断彰显——

“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以“无我”之勇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全党锻造成“一块坚硬的钢铁”。

“乡亲们一天不脱贫,我就一天放不下心来”,以“无我”之情打赢脱贫攻坚战,带领近1亿人口摆脱贫困。

“为了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我们什么都可以豁得出来”,以“无我”之姿抗击疫情,把人民安危举过头顶。

“我们党的各级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勤务员”“共产党的干部要坚持当‘老百姓的官’,把自己也当成老百姓,不要做官当老爷”……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精神境界,也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广大党员干部的殷切期许。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

理论强,才能方向明、人心齐、底气足。以深厚的为民情怀增进人民福祉,习近平党建思想必将为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新征程提供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指引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新华社北京8月9日电 记者董瑞丰、胡梦雪、彭韵佳)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中国元首外交的世界情怀与大国气派

“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对待不同文明,我们需要比天空更宽阔的胸怀”。

2014年3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习近平主席引用法国文学家雨果的名言,主张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

中华民族是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绵延五千年的文明底蕴,积淀了“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的智慧,涵养了“比天空更宽阔”的胸襟。

习近平主席一以贯之倡导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平等交流,展现着大党大国领导人的自信包容、虚怀若谷。

2013年6月6日,仲夏时节的墨西哥尤卡坦半岛骄阳如火,奇琴伊察玛雅文明遗址庄严矗立。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在时任墨西哥总统夫妇陪同下,参观这片始建于公元5世纪的玛雅古迹。

羽蛇神金字塔、球戏场遗址、武士神庙……从遗址基座浮雕图案的意义,到玛雅文化元素中与龙等中国文化元素的相似之处,习近平主席夫妇仔细观看,不时询问。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在这场跨越千年的“文明漫步”中,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不同文明和文化只有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以开明开放的态度相互包容、和平相处,才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我仍然记得当年习近平主席一行来到奇琴伊察,我有幸为习主席作讲解。”忆及十余年前的场景,墨西哥资深玛雅文明考古学家何塞·乌奇姆说,“玛雅语中也有类似‘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表达。”

乌奇姆告诉记者,一位大国领导人面对不同文明表现出的尊重与包容,不仅是中国在全球化时代取得巨大发展的重要原因,更为推动各国间相互尊重、实现包容性发展注入了力量。

多样文明是世界的本色。

历史长河中,各国人民创造了具有自身特点和标识的文明。正是不同文明互相遇见、彼此成就,构筑了色彩斑斓的文明图谱,书写了美美与共的时代华章。

在法国巴黎,习近平主席讲述了一段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故事:中国的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四大发明带动了世界变革,推动了欧洲文艺复兴。中国哲学、文学、医药、丝绸、瓷器、茶叶等传入西方,渗入西方民众日常生活之中。

简明的话语蕴含深刻的哲理——交流与互鉴,是驱动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

谈及访问世界各地的思考,习近平主席一席话意味深长:“我深深感到,要了解各种文明的真谛,必须秉持平等、谦虚的态度。如果居高临下对待一种文明,不仅不能参透这种文明的奥妙,而且会与之格格不入。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傲慢和偏见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最大障碍。”

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同鼓手们一起敲击钢鼓;身着斐济传统服饰“布拉衫”,倾听原住民的祝福歌谣;走进乌兹别克斯坦“丝绸之路活化石”布哈拉古城,深入感受丝路文化……中国元首外交的“文明足迹”遍布全球,推动不同文明在相互了解中相知相惜,在交流互鉴中激荡共鸣。

“我还记得习主席非常认真地观看陈列的各式手工艺品,从中能感受到他发自内心地尊重并希望了解我们的文化。”布哈拉古城手工艺匠人安瓦尔·库尔班诺夫讲起2016年习近平主席到访时的场景。“那次访问后,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走进布哈拉。”

库尔班诺夫说,习近平主席真诚、谦和,尊重不同文明、包容多元文化,在交往中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也向世界充分展现,不同文明之间完全可以互相理解、互相借鉴。

近年来,中国与俄罗斯、埃及等国举办文化年、旅游年,合作开展考古研究、经典作品互译;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文明交流互鉴对话会,为文明搭建对话平台;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为当今世界不同文明更好交流互鉴贡献中国智慧。

“一副药方不可能包治百病,一种模式也不可能解决所有国家的问题”“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茶和酒并不是不可兼容的,既可以酒逢知己千杯少,也可以品茶品味品人生”,在多个国际场合,习近平主席从不同角度阐述和而不同、包容互鉴的道理,强调各国都有权选择符合本国国情和人民需要的道路。

不拒众流,方为江海。

“我一直强调中国要做学习大国,不要骄傲自满,不要妄自尊大,而是要谦虚谨慎、勤奋学习,不断增益其所不能。”2014年9月,在印度新德里,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中华民族之所以历经数千年而生生不息,正是得益于这种见贤思齐、海纳百川的学习精神。

上德若谷。习近平主席引领新时代中国以开放包容、亲和从容的大国胸怀和非凡气度,和世界各国一道书写我们这颗蓝色星球更加美好的未来。

(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 记者董雪、吴梦桐)

闯关夺隘 奋楫新程

——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人才代表北戴河休假侧记

一片海,见证时代潮涌;一份约定,延续20余载。

自1998年起,党中央、国务院将邀请优秀专家人才到北戴河暑期休假,作为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北戴河的涛声,见证了一代代人才投身国家事业勇攀高峰的奋斗历程。

8月1日至7日,来自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优秀专家人才代表,相聚在这个美丽的海滨城市,暂别繁重工作,享受一周休息。

奋进“十五五”,是这次相聚的主题。海风吹拂间,专家们回溯来路、分享收获、眺望前路。有人从一项重大工程的跨越中感受中国创新力量,有人在浩瀚宇宙和生命演化中探索未知,也有人思考人工智能时代人才培养的新方向。

北戴河的一周,是对时代发展的深情回望,也是一次面向“十五五”的弄潮击楫。

海阔天空处 今昔话巨变

平沙软岸处,专家们悄然留下与时代同行的足迹。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钱七虎说:“这些年间,我们的进步非常快!”

钱七虎感慨科技创新带来的深刻变化:“20年前我国用于隧道施工的机械装备都是进口的,技术规范也主要参考国外。现在中国自主研制的盾构装备成了‘国家名片’,这是当年想都不敢想的事。”

从关键技术受制于人到重大工程自主可控,诸多喜人的变化,许多长期从事科研工作的专家都深有同感。

“今天的中国,有一批国际顶尖的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恩哥说。

回望自身科研经历,王恩哥提到,自己曾花费25年时间探索一个并非当时热门的研究方向,最终推动相关领域成为国际前沿。在他看来,基础研究离不开长期积累,离不开良好的科研环境支撑。

如今,中国科研条件不断改善,越来越多科研人员能够围绕真正重要的问题开展探索。“只要我们慢慢做,耐心做,就一定能成功。”王恩哥说。

在四川稻城海拔4410米的海子山上,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拉索”(LHAASO)持续捕捉着来自宇宙深处的粒子信息。来到北戴河,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曹臻告诉同行的专家,这一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整体性能,已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曹臻说,大科学装置不仅是科研突破的平台,更是青年人才成长的熔炉——经历过这样重大项目的历练,团队里一批年轻科研人员快速成长,逐渐具备提出重大科学问题、开展前沿探索的能力。

更让他触动的是全社会对科学的关注和支持。“我们一项重大成果发布时,通过媒体直播,有2.7亿人观看。”他欣慰地感慨,“公众对科学发展非常敬重,有极高的热情。”

从跨江越海的大国工程,到探秘宇宙的科学装置;从日臻完善的科研条件,到全社会日益浓厚的创新氛围……专家们眼中的这些变化,交织成我国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经纬。

群贤汇智时 跨界启新知

北戴河的夏日,海风与阳光交融,智慧与涛声共鸣。

休假活动中,不同领域的专家彼此启发,同谋创新、共话人才。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中国科学家最幸运的时代,也是最需要科学家为国家作贡献的时代。”昌平实验室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谢晓亮在交流分享中,表达了自己的深刻感受。

着眼未来,谢晓亮这样看:科技竞争已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关键变量,而科技实力的根本差异在于原始创新能力,创新能力的关键又在于人才,特别是青年人才。

“在昌平实验室,我们鼓励年轻科学家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甘坐冷板凳、敢啃硬骨头。”他提出应当向有原始创新能力的年轻人倾斜资源,在整个社会营造鼓励原创、宽容探索的人才生态。“只有真正具有原创性的科学发现,才能催生新质生产力。”

人工智能浪潮下,人才培养的范式正发生深刻变革,这是中国人民大学高瓴人工智能学院执行院长文继荣最深的感受。

在人工智能领域深耕多年,他观察到,随着人工智能能力不断提升,未来创新可能呈现新的组织形态。“一个人的公司”(OPC)正在受到关注,未来或许还会出现“一个人的实验室”(OPL)。这一趋势将极大释放年轻人的创新潜力。

在文继荣看来,人才培养体制机制需紧跟技术变革的步伐,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已刻不容缓。

“我们必须培养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善于发现问题和创造新知识的人才。”交流中,他的观点引起了在座专家的共鸣。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边疆研究所一级研究员邢广程从事的是社会科学研究。在与不同学科专家的交流中,他愈发感受到跨学科碰撞的价值。“许多专家从事的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研究,如今也是区域国别学研究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因为重大科技变革和科技革命是影响国际关系变化和世界发展趋势的重要变量。我们做国际问题研究,恰恰要以这些学科的成果为支撑,也应以自身研究,为各学科的创新探索提供理论层面的启示。”

海滨之上,不同学科的对话并非简单的信息交换,而是在碰撞中彼此照亮。

在邢广程看来,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构建中国自主的区域国别学知识体系,需要更多领域共同参与。“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都要扎根中国实践,相互滋养,共同回答时代提出的新问题。”他说。

矢志担使命 奋楫新征程

对专家们而言,这一周既是难得的休整,也是一次再出发前的沉淀。

8月3日,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他指出,“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

嘱托深切,责任在肩。专家们谈得最多的,是如何把个人所长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各自领域勇攀高峰、建功立业。

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作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这5年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吉训明谈到,医卫领域的专家们肩负着更高层次的医学科研使命,不能仅停留在常见病诊疗的层面,要主动攻坚各类疑难杂症,产出原创性医学突破。

为此他带来建议:持续拓展全球医学领域深度国际合作,大力推进跨学科交叉融合,系统培育兼具临床能力与科研素养的复合型医学战略人才,为健康中国建设筑牢人才底座。

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李风华将目光投向科技竞争的“无人区”。“过去,一些领域更多是学习借鉴国际经验;如今,越来越多方向进入‘无人区’,需要科研人员探索新的道路。”他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跨越发展的关键窗口期,声学作为关乎众多科技领域的基础学科,要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如果能实现跨越,我们就能在世界科技竞争中占据主动。”李风华说。

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院长助理、副教授袁洋正致力于“结构智能”研究,探索人工智能如何从生成内容走向构造复杂系统。“今天的大模型擅长解决某个具体任务,但不太擅长构造大规模复杂系统。”他通过教学实验发现,人工智能的生成能力不等于系统构造能力,真正拉开差距的是构建任务结构、组织目标的能力。

这一思路目前已在自动软件生成、定理自动证明、人工智能辅助中医诊疗等领域有所应用。而袁洋想得更远:未来人工智能不仅要能完成任务,还能够参与创造,极大便利人民生活……

从基础研究到临床实践,从实验室探索到百姓生活,专家有同样的目标:让创新成果更好地服务国家发展、服务人民需要。

海风依旧,潮声不息。

一周休假,承载的是党和国家对人才的关心关爱;一次相聚,凝聚的是面向未来的信心力量。

挥别北戴河,专家们将整装出发,奋楫于更广阔的碧海蓝天。

(本报北京8月9日电 本报记者 李丹阳)

导读

本期“秦刻石学术钩探”专版,陈硕撰文《风格比较的有效性与有限性——关于新见秦刻石讨论的艺术史反思》,首先剖析学界对秦刻石书刻风格认识不一致的原因,接着从风格的参照系、风格的来源、风格作为历史问题三个层面,系统探讨如何进行石刻铭文风格研究。陈文波撰文《新见秦刻石书刻风格再探讨》,从书刻风格角度切入,驳斥了两种观点:一是认为新见秦刻石与唐宋玉箸篆相似,二是认为秦刻石中包含“魏晋新体”因素。文章同时指出,对于载体与书风之间的关系不宜作机械理解,相同载体上的书迹面貌相似度未必都高,不同载体上的书迹面貌也未必差别悬殊。

文章详见16版。

欢迎大家关注、参与。

来稿邮箱:gmklzm@163.com

第02版:评论5 篇

【光明论坛】科技投入,“舍得投”也要“投得好”

【光明论坛】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

“十四五”时期,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从2.36%稳步提升至2.80%,首次超过了经合组织(OECD)国家平均水平,10%的年均增长率更是大幅高于经济和财政收入增速。这条昂扬向上的曲线,见证了我国科技事业实现历史性跨越,充分彰显了党和国家发展科技事业的坚定决心。

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总量已稳居世界第二位,但投入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基础研究经费占比(7.08%)仍低于OECD国家平均水平(15%以上),企业基础研究经费占全社会基础研究经费的比重(6.5%)落后于传统科技强国。科技投入效能的提升,不能只盯着总盘子,更要审视投入结构和资金流向。当前,随着科技投入规模扩张红利的递减,优化投入结构势在必行,尤其是要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形成多元化投入格局,从而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

对于科技创新而言,财政资金是“压舱石”,基础研究等周期长、风险高的项目,需要财政兜底;金融是“加速器”,成果转化、产业化阶段需要风险投资、资本市场接力。当前财政资金承担了大量本该由市场完成的功能,从基础研究到应用开发再到成果转化,几乎无所不包,既不堪重负也难以精准发力。而金融资本对科技创新支持不足,风险投资对早期、小型、硬科技项目望而却步,银行信贷体系和资本市场对科技型企业的包容性仍有待提升。因此,既要发挥财政资金的风向标作用,也要大力发展科技金融,带动更多金融资源和社会资本流向科技创新。

科技投入分配,既要“扶优扶强”,通过竞争性经费和绩效评估实现优胜劣汰;也要“雪中送炭”,通过稳定支持和普惠性资助保障青年人才成长、弱势团队发展、冷门学科发展、落后地区赶超。更值得警惕的是,不能让一些青年人才和冷门学科陷入“无经费、无成果、无出路”的恶性循环。

科技投入具有长期性和不确定性,而财政预算、绩效考核则有明确的周期。技术难题突破、工程项目执行、产业迭代升级、战略任务攻关,都不可避免地需要在一定周期内出成果。如果脱离科研规律,僵化执行经费管理规则,则无异于“用秒表测量马拉松”,可能导致科研人员不得不追逐“短平快”“新瓶装旧酒”式创新,不敢碰真题解难题,而大量经费则可能被投入低水平重复研究中,造成资源浪费。建立长周期考核与阶段性评估相结合的机制,既回应当下之急,也厚植未来之根,这是提升投入效能的现实选择。

在实际中,科研经费管理往往陷入“两难”困境:一种是“防盗式”监管,报销烦琐、预算僵化,严重挫伤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另一种是“放羊式”放任,监督管理流于形式,出现经费滥用、利益寻租等问题。秩序不是活力的对立面,而是活力的护航者;监督不是创新的绊脚石,而是创新生态的净化器。破解“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循环,关键在于完善信用体系和问责机制,建立基于信任的分类管理制度,对诚信者充分授权,对违规者严厉追责,以“零容忍”态度对待违规违纪违法行为。

发展与安全,是当前科技发展必须面对的时代命题。在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冲击全球创新体系的大背景下,部分领域的投入必须服从安全逻辑,甚至不惜牺牲产出效率和经济效益,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需要超常规投入机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需要超越纯经济理性的决策。但也必须警惕以“安全”之名行“封闭”之实,借“自主可控”之名搞重复建设,脱离国际合作闭门造车,反而拉大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在开放中提升效能,在自主中保持合作,发展与安全的平衡,考验的是战略眼光和制度智慧。

我们的科技投入中,设备购置费和材料费占据了相当比例,而科研人员薪酬、劳务报酬等人力成本占比存在差距。一方面导致大型仪器设备重复购置、利用率低下;另一方面导致优秀人才因为待遇问题流失,或者不得不将大量精力用于“挣工分”而非做学问。最好的实验室设备,也抵不过解放了思想的头脑。下大力气投资于人,肯定智力劳动对于创新的价值,赋予人才更大经费使用自主权,持续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这是最具“复利效应”的投入。

从科技投入“规模增加”到“效能提升”,本质上是从“粗放管理”到“精耕细作”的转型。衡量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不在于花了多少钱,而在于创造了多少新知识、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从“舍得投”到“投得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

(作者:张一妍、董阳,分别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培训和人才服务中心助理研究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研究员)

【光明论坛】发挥青年力量、释放高校国际传播潜力

【光明论坛】

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格局、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工程。习近平主席2023年11月提出的“5年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已提前两年半实现预期目标。这不仅是中外人文交流的重大成果,更为国际传播工作带来重要启示:青年是文明对话最活跃的群体,要高度重视青年群体在国际传播工作中的作用。

高校作为人才培养高地、科技创新源头和思想文化交流枢纽,在国际传播格局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高校,拥有规模庞大、结构多元的“青年方阵”,是开展国际传播的宝贵资源。要系统性激活高校国际传播潜能,须紧紧抓住青年这一关键变量,充分发挥相关群体的独特优势。

青年学生是伴随互联网成长的“数字原住民”,思维活跃、话语鲜活,对新媒体技术敏感度高、适应快。无论是参与国际青年对话活动,还是依托海外社交平台分享见闻,青年学生善于以个体视角、生活场景叙事,在跨文化交流中以“同辈话语”破冰升温,与海外同龄人建立情感共鸣。高校应进一步释放青年学生的表达活力,划清底线、正向引导,将国际传播与思政教育双向融合,支持学生在国际赛事、志愿服务、传播实践等场景中传递中国立场与文化温度,提升“讲好中国故事”的素养与能力。

青年教师群体具有较强的国际视野,在国际传播中,学术话语的构建和传播至关重要。要引导广大青年教师立足学科前沿,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在国际学术会议、跨国科研合作、外文成果发表等学术活动中,用国际化的学术语言阐释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以理服人、言之有理,为国际传播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高校在教师考核评价体系中,可进一步强化国际传播工作的激励政策和配套保障,更好激发青年教师群体主动参与国际传播的热情与动力。

随着“留学中国”品牌建设持续走深走实,来华留学生规模稳步增长,越来越多的国际青年来华求学生活。作为联结中外的“文化使者”,他们亲眼见证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貌,由他们讲述的中国故事更易获得本国受众信任、消弭跨文化传播隔阂,让更多来自不同国家的民众触摸到“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高校在来华留学教育中可以建立常态化激励引导机制,挖掘培育具有海外影响力的网络博主,进一步激活这一群体的传播潜力。

对高校而言,国际传播是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等核心职能深度嵌套的战略支点。面对新形势新战略新变局,充分发挥好青年群体优势,高校国际传播工作也亟须在思想理念、运行机制、培育赋能三个层面求新求变。首先,在理念上,要“机遇共创”。高校应搭建更多元更包容的实践平台,当好青年探索国际化表达的“规划师”,打造安全有序的对外表达试验场。其次,要以服务国家战略的站位高度,优化体制机制、打破部门壁垒,统筹整合课堂教学案例、前沿科研成果、青年实践活动、海外校友网络、国际合作平台等各类传播资源,统一规划、一体转化,凝聚对外传播整体合力。再次,应该面向不同青年群体量身制作专属的传播方案,如支持青年教师在高端国际学术平台发声亮相、设置议题、贡献方案,掌握关键领域话语权阐释权;鼓励青年学生深度参与国际青年对话协作,以青春语态打破话语壁垒,绘就“可爱中国”的青春底色;发挥来华留学生在区域国别传播的特殊作用,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通过在地化传播增进国际社会对华的客观认知和友好情感,展现“可敬中国”的丰富形象。

在这一系统性工程中,人工智能翻译与内容生成技术,正大幅降低多语种、多形态内容的生产门槛,为推动国际传播提供了不小的助力。高校应主动顺应传播技术变革趋势,抢抓数字化传播机遇,以技术赋能提升国际传播的综合效能。与此同时,建立健全更加长效、多元、兼顾长期价值的综合评价体系,以更科学合理地评判国际传播成效。

盘活青年力量、释放高校国际传播潜力,需要久久为功。为青年群体搭建更广阔的舞台、提供更有力的支持,让千万青年的声音交会成一曲多元丰富、主题鲜明的时代交响,让世界看到一个更加真实、立体、充满生机与未来的中国。

(作者:陶好飞、乔雪竹,均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

【光明论坛】“三新”经济正成为转型升级的新引擎

【光明论坛】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2.2个百分点;占GDP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

“三新”经济是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经济活动的集合。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并提出要用好用足政策,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而“三新”经济以更快的扩张速度稳增长、以技术渗透和模式重构调结构、以新赛道抢先机育先机,正成为驱动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引擎。

“三新”经济何以成为新引擎?首先是顺应了市场潜在需求,成长有纵深。超大规模市场是中国经济最大的底气,14亿多人口的消费需求正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智能化、绿色化、健康化的新需求集中释放。持续升级的超大规模需求,为新技术产业化、新模式落地提供了可持续挖掘的纵深市场,“三新”经济正是顺应这个需求方向长出来的。其次是科研投入的累积效应形成技术支撑,爆发有底座。技术创新是“三新”经济的源头活水,是长期稳定增长的研发投入带来的必然结果。2025年,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超过3.92万亿元,投入强度达2.8%、首次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平均水平,创新指数首次跻身全球前十。可以说,今天“三新”经济的快速增长,正是长期研发投入积淀收获的红利。再次是自身具备高成长性,领跑有速度。“三新”经济不是传统产业的简单延伸,而是以数字技术、智能技术为核心驱动力的新经济形态,天然具有高成长、快迭代的特征。今年上半年,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等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四成。这种高成长性决定了“三新”经济不仅是当前稳增长的重要支撑,更是未来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变量。

“三新”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也面临一些制约。如规模能级有待提升,占GDP比重不足两成;硬核支撑有待增强,关键技术“缺芯少魂”,“内卷式”竞争加剧;融合深度有待拓展,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存在“不会转、不敢转、转不起”困境,向县域和中小企业下沉不足;制度供给有待完善,数据确权流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等仍有空白。

做大做强“三新”经济,必须坚持系统观念、靶向施策,在强支撑、促融合、拓场景、优生态上协同发力,让新产业更好、新业态更活、新模式更实、新动能更强。

新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来自技术创新。国产大飞机C919商业运营3年多来运送旅客超680万人次,“天工”人形机器人两度征战半程马拉松,都是技术突破催生新产业的例证。要围绕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等新兴支柱产业和量子科技、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完善“揭榜挂帅”等机制,大力培育科技领军企业,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加快破解“缺芯少魂”问题。同时,抢抓“六张网”建设机遇,用好万亿级投资空间,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

以融合激活存量资源,把新业态做得更活。“三新”经济不会喜新厌旧,量大面广的传统产业是新旧动能转换的主战场。要以设备更新和数字化转型为抓手,推动传统产业“智改数转网联”,提供“小快轻准”的低成本方案,发挥头部企业带动作用开展链式改造,推动新技术向中小企业、广大农村地区渗透。把绿色化与数字化结合起来,以“双碳”目标为引领,培育绿色制造、循环经济等新业态。

以场景牵引模式迭代,把新模式做得更实。新商业模式是在应用中成熟的,场景开放的程度决定着模式创新的速度。如浙江德清开放全域道路作为智能网联测试场,集聚430余家“地信+”企业,多项时空智能场景在此验证后推广全国。要加快推进场景培育和开放,支持国企民企协同发力,推动城市治理、医疗养老、工业生产等应用场景开放,培育首发经济、银发经济等新模式,让超大规模市场成为新技术新模式迭代的最佳试验场。

以改革厚植发展沃土,把新动能育得更强。“三新”经济从市场土壤中成长,政府要扮演好园丁角色。一方面要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企业从拼价格转向拼技术、拼质量、拼服务。另一方面要坚持“先立后破”,对新业态实行包容审慎监管,把外卖骑手社保等有益探索固化为制度,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完善“三新”经济统计核算和监测体系,让新动能引得进、留得住、长得大。

(作者:殷志军、李昊,分别系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副院长、正高级经济师,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副研究员)

【文化评析】公众传播更要用字规范

【文化评析】

当您漫步在商场和超市,不难发现许多使用英文字母作为品牌名称的产品。在男装、女装楼层行走,外文品牌满眼皆是;路边咖啡店,也常用英文做招牌。事实上,不少爱用英文单词或字母组合的品牌,其实都是土生土长的国货。

语言文字承载着民族文脉,是国家文化形象的重要体现。2026年1月1日起实施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恰逢其时地回应了这一现象,对公共场所、商品标识的用字进行了细化规范。根据该法的规定,在境内销售的商品的名称、包装、说明,以及招牌、广告用字,都应当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基本的用语用字。商业招牌、商品名称面向社会公众传播,既是品牌形象的展示载体,也是公共视觉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具有商业属性与公共文化属性。

品牌以什么文字作为名称,折射出文化认知的深度。汉字历经数千年沉淀,形义一体,意蕴深厚,是中华文明最具辨识度的符号系统。本土品牌根植于这片土地,天然拥有这一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用规范汉字做品牌名,不是保守,而是文化自信最直观的体现。对于本土品牌而言,探索汉字文脉、用好汉字资源,是夯实品牌底蕴、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路径。

商业空间过度使用外文,也在无形中为消费者带来不便。本土品牌使用的所谓外文名称,多为简单字母、词语组合。有些字母拼接甚至只是中文名称的拼音缩写,并没有特别释义与文化内涵,辨识度和记忆度较低。对于中老年消费群体而言,纯外文品牌难以识别、不易记忆。公共场所和商品名称用字规范化,本质上是优化视觉风貌、便利群众日常生活,为中国品牌营造更加规范、舒适、有温度的商业环境。

有意思的是,一些海外品牌进入中国市场,反而会“精心挑选”汉字作为品牌名称,中文译名兼顾汉字音韵与寓意,通俗好记。外来品牌尚能主动融入汉字文化、顺应中国消费者习惯,一些本土品牌却选择疏离,不免令人惋惜。能够长久立足市场的品牌,靠的是品质与底蕴,而非包装上的那几个字母。汉字本身蕴含丰富的情感联结和认知便利,在境内销售产品使用规范汉字,更易被国内消费者识别、记忆和认同,这是任何外文符号都无法替代的优势。

当然,提倡汉字主导,绝非拒绝国际化。全球化背景下,本土品牌要走出去,合理使用外文辅助无可非议。但走出去的前提是站稳自己的文化根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并未全面禁止外文使用,而是要求厘清主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当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外文可作为配套辅助。品牌出海时可将汉字置于第一行,外文名放在第二行,既保留了中华文化底色,又满足国际市场需求。在海外注册商标时,还减少了“撞车”的可能性。带有规范汉字的品牌标识,展现了中国品牌的文化根脉,也彰显了开放包容的国际视野,真正做到了守正创新。

一方招牌、一行品牌名称,关乎法律规范,关乎文化底蕴,更关乎公共空间的温度与秩序。期待更多本土品牌回归汉字这片深厚的文化沃土,让方正雅致的汉字成为国货最亮眼的名片,让中国品牌在守根铸魂中走向世界。

(作者:孙小春,系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南京大学外院规范应用与研究中心副主任)

【文化评析】以文化符号涵养精神家园

【文化评析】

近年来,文博热、非遗热、国潮热持续升温。从潮汕英歌舞出彩出圈,到泉州簪花围带动古城旅游;从景德镇手工制瓷走进研学课堂,到苗绣、剪纸、年画转化为文创产品,中华文化符号正以更加鲜活的方式进入大众视野。文化符号并非孤立的图案、器物和景观,而是历史记忆、价值观念、生活经验的凝结。如何使其不止于“被看见”,更能够被理解、被认同,进而转化为滋养精神生活、凝聚共同情感的文化力量,是当下文化传承发展需要深入回答的重要现实命题,也是一项持久的基础性工作。

中华文化符号首先承载历史记忆。以龙形象为例,考古发现中的龙并非单一形态:距今约7600年的辽宁阜新查海遗址有石堆塑龙,距今约6000年的河南濮阳西水坡有蚌塑龙。赵宝沟、红山、龙山文化等不同文化遗存中,也可见形态各异的龙形象。从石塑、蚌塑到玉器、陶器、青铜与甲骨文字形,龙的形象在不同地域、不同媒介中持续生成、相互关联。这恰恰说明文化符号不是孤立图案,而是文明连续性、创造性和融合性的可见印记。把符号放回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中,才能让人们看见不同地域、不同群体的文化创造如何交汇融通,真正理解文明连续性的来处、交融性的脉络和中华文化的精神根基所在。

文化符号还具有价值表达功能。春节之所以成为最具感召力的中国节日,不只因为贴春联、守岁、拜年等年俗热闹可亲,更因为其中凝结着辞旧迎新、阖家团圆、敬祖睦亲的伦理情感;端午龙舟之所以历久弥新,也不只在竞渡场面的壮观,而在纪念先贤、奋楫争先、同舟共济的精神寓意。符号的力量不在于形式完全一致,而在于其中蕴含的价值能够被共同理解。使符号成为价值认同的生动教材,成为人们判断是非、凝聚共识、面向未来的精神坐标,进而涵养共同的价值追求、情感基础与行动方向。

文化符号能否真正发挥作用,关键还在于情感归属。许多非遗并不是从典籍和展柜中被人们认识,而是在一次次节庆、手作和相聚中进入心灵。孩子在校园里学剪纸、唱戏曲,游客在古城街巷体验簪花围、看英歌舞,居民在社区活动中包粽子、写春联、扎花灯,老人给晚辈讲年画里的故事、教他们认纹样背后的寓意。其中获得的都不是抽象知识,而是具体而温暖的文化经验。当文化符号嵌入成长经历、家庭记忆和地方风物,观看便会转化为参与,知识便会转化为情感,传统也会在熟悉的生活场景里重新获得亲近感。也正是在这样的日常浸润中,人们对中华文化的归属感更加深厚。

以文化符号涵养精神家园,要在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中,提炼出具有历史穿透力、价值代表性和公众亲近感的符号。“阐释”是核心,决定符号能否从知识点变为认同点。同一件文物,如果只标注年代、材质、尺寸,观众看到的是展品;如果讲清它与迁徙、互市、礼俗、信仰、制度的关联,观众看到的就是共同历史。比如敦煌壁画中的供养人、乐舞、服饰和经变,连接着中原、西域及更广阔的文明交流;茶马古道上的茶叶、马匹、盐和布匹,连接着生产方式与生活需求。讲得越清晰,符号越能抵达人心深处,越能把知识转化为理解,把观看转化为共情,使观众在具体故事中理解共同价值与共同命运。

“体验”是深化。公共建筑、城市地名、景区展陈、学校课程、文创产品、短视频传播,都可以成为中华文化符号的转化空间。西安以城墙和唐文化塑造城市记忆,杭州以大运河和良渚遗址讲述文明源流,云南、贵州等地把民族节庆、村寨营造和非遗工坊融入旅游与社区生活,都说明符号不是陈列柜中的静物。只有用得活、可参与、能分享,符号才能在学习、消费、交往中持续生成共鸣,成为群众愿意亲近、愿意讲述、愿意传承的鲜活生活资源。

“认同”是归宿,当符号选得精准、讲得透彻、用得充分,认同则自然生长。近年来,国潮文创的兴起便是生动案例。从《只此青绿》的舞蹈演艺到融入传统元素的现代服饰,文化符号不再是冰冷器物,而是年轻人热捧的生活方式。通过这种沉浸式体验,传统符号与现代审美完成了奇妙碰撞。大众在日常使用中,潜移默化地实现了对中华文化符号的深度认同。这种由内而外的认同感,正是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最深厚、最持久的现实力量。

把符号背后的历史讲清,把进入生活的路径做实,把群众参与和情感认同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文化符号才能从标识成为纽带,从展示走向共鸣,为共有精神家园提供更坚实、更持久的文化支撑。

(作者:张宝誉,系中央民族大学中华民族文化传播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第03版:要闻2 篇

浙江:向新求质,制造大省的“硬核”跃迁

【活力中国调研行】

当东海之滨的晨光洒落在浙江宁波的永新光学生产厂区,一众工程师正在显微镜产线上,完成精密光学镜头最后的调校校准;在台州温岭的浙江省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一块块坚硬的钢铁正在AI算法的指挥下,被精密加工;百公里外,温州中国眼谷的小镇客厅里,一款眼科AI诊断系统正基于海量数据飞速运算……

2026年盛夏,“活力中国调研行”采访组行走在之江大地,一股强烈的信号扑面而来:创新不再是实验室里的单点闪光,而是一场从源头到产线、从海底到太空的“硬核”跃迁。

耐心培育科技实力

“陶瓷?不是一摔就碎吗?”在甬江实验室展厅,一块陶瓷样品从高处坠地,发出清脆的金属声后竟毫发无损;在电镜原位实验中,微米尺度样件在室温下弯曲近90度仍未断裂,它颠覆了大家对陶瓷的固有认知。

“我们通过结构设计,首次实现了陶瓷在室温下的可拉伸塑性变形。”甬江实验室主任崔平语气平静。这块“塑性陶瓷”在1250摄氏度高温下,抗弯强度仍高达500兆帕,未来有望应用于高端装备制造领域。

这里最不寻常的是一种“慢”氛围——为甘坐冷板凳的科学家提供长周期稳定支持。“我们建的不是论文工厂,是一条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孵化的完整链条。”崔平说,“关键是要出产品,解决真问题。”

耐心浇灌,种子破土。

在甬江实验室孵化的宁波积硅电子,产线上正流出超高纯的纳米氧化硅磨料。创始人苏宏久拿起一瓶样品:“就是这个东西,过去国外占了九成以上市场份额。现在我们不光做出来了,还实现了国内首次量产。”目前,该产品已通过国内产业链下游龙头企业验证。

永新光学研究院院长崔志英,更愿意把成果归功于一种“前移的合作”。

“不能等人家论文发了、样机出来了再去接,技术路线早固化了。”他身后那台四色激光共聚焦显微镜,国产化率达96%,打破了国外巨头几十年的垄断。他们与浙江大学共建团队,在课题刚立项时就一起研判方向。企业不仅当过中国空间站“太空显微实验仪”的承制方,更牵头制定国际显微镜标准。

“我们要做原始创新的共建者,不当技术的‘接盘侠’。”崔志英说。

成果转化量质齐升

在浙江省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一台九轴五联动工具磨床正接受极限测试。“实验室里好好的,一做成产品就废,这种亏我们吃过太多。”中心副主任武建伟指着5亿元打造的中试平台说,“我们就是把‘样品’变成‘产品’,提供设计、样机、工艺全链条服务。经过我们中试的成果,产业化成功率能从三成提高到八成以上。”

这话在企业端得到印证。北平机床,一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依托中心资源研制出精密立式磨床,精度直接对标国际顶尖水平。

几十公里外的台州湾新区,一场技术跃迁更让记者惊叹。

走进星空智联的卫星超级工厂,像进了汽车总装车间。机械臂舞动,一颗颗卫星在流水线上依次组装。

“年产500颗,日产1到2颗,从进厂到出厂,28天。”星空智联副总经理张华语带自豪。2025年,“吉利星座”一期64颗卫星完成组网,实现全球实时通信覆盖。更令人称奇的是,台州强大的供应链,可以直接为无人机提供八成零部件。

民营经济活力迸发

如果说硬科技是种子,那浙江的数字化实力和民营经济活力,就是让种子茁壮成长的土壤。

在温州瓯海区的中国数安港,没有机器轰鸣,只有数据在安全合规地流动。“过去因为价值不明,大家不愿共享数据。我们首创了‘四证同办’,把数据要素价值化的全流程打通了。”园区负责人介绍,目前,这里已集聚超1200家数据生态企业,拿下国家数据基础设施6项试点。

在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金风科技下线了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机组,关键部件100%国产化,可扛17级超强台风。“引进一家工厂不是目的。”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周海波说,“我们看重的,是跟着来的供应链和创新资源。”围绕这个“链主”,中天海缆、永安重工等上下游企业迅速集聚,风电产业链自主可控率超95%。

而在温州龙湾区的中国眼谷,产品展示馆里人来人往,各类达到世界顶尖水平的国产化仪器被围得水泄不通。开园6年,这里入驻企业已超770家。

“我们要让温州变成世界的‘眼健康产业之城’。”中国眼谷理事长、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终身名誉院长瞿佳说。

(本报记者 陆健 尚文超 崔兴毅)

“北大仓”迎来小麦收获季

近日,“北大仓”黑龙江省迎来小麦收获季,各小麦种植区抢抓晴好天气,陆续开展抢收作业。图为8月7日,在北大荒集团黑龙江荣军农场有限公司第三管理区小麦地块,农机工人驾驶收割机进行收获作业。新华社发

第04版:文化新闻6 篇

殷墟:三千年文明正青春

8月7日,游客在殷墟博物馆“车辚辚 马萧萧”——殷墟车马遗迹展厅参观。本报通讯员 黄亚明摄/光明图片

殷墟博物馆展出的嵌绿松石刻辞骨柶 本报通讯员 黄亚明摄/光明图片

2006年7月13日,在第30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安阳殷墟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整个过程只用时6分钟,却定格下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高光时刻。

2026年7月9日,殷墟博物馆迎来自新馆开馆以来的第500万名游客。500万次奔赴,成为大众对中华文明深厚认同的生动注脚。

两个时刻,串起殷墟的二十年。安阳守着厚重的历史,让古老文明不断焕发新活力。

博物馆火热出圈

眼下,暑期游正热,殷墟再度火出圈。在河南安阳,从研学团队到亲子家庭,在殷墟片区、各大博物馆,随处可见年轻的面孔。

殷墟博物馆第500万名游客周皓是一名来自北京的大学生。暑期游第一站,他选择了殷墟博物馆,没想到成了幸运儿。自幼对殷墟甲骨文着迷的他收到殷墟片区终身免费参观的“豪礼”时十分惊喜。他表示,今后可以常来这里,上一上“行走的历史课”。

一个月前,来自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意大利等国家的20余名留学生、网络达人也深度探访了殷墟,领略汉字之美,感受中华文明魅力。来自意大利的网络达人夕琳花第一次来安阳,这座城市的文化魅力让她心生感慨,她希望通过社交平台把自己所见的古都风采分享给更多人。

一眼三千年,一遇识殷商。这些年,安阳殷墟片区和各大博物馆依托多元展陈和数字化体验,为游客打造了可看、可听、可触、可感的沉浸式课堂。发挥专家资源优势,深度阐释商文明,“跟着馆长看展览”持续火爆;陶猪首、铜手形器、嵌绿松石骨虎等一批“明星”文物出圈,收获大批年轻粉丝;考古、非遗体验、文物修复等研学课程深受青少年喜爱……

“持续高涨的参观热情背后蕴藏着公众对中华文明的深度认同与自觉追寻。”殷墟博物馆党总支书记、常务副馆长赵清荣说。

数据显示,2025年安阳市接待游客突破1亿人次,平均每分钟就有190人走进安阳,奔赴一场与商文明的千年之约。

让古老文字走进寻常生活

除了文博场馆的科普解读,殷墟文化如今正以更鲜活的姿态走近大众。

自7月18日开园以来,全国首座殷商文化主题高科技文旅景区——安阳方特殷商神画热度持续攀升,开业首周累计接待游客近10万人次。园区内,甲骨文元素点缀于建筑立面、景观墙体及公共空间,甲骨文邮局、殷商好礼文创店也成为热门打卡点位,甲骨文书签、甲骨文生肖手链等文创产品备受年轻游客青睐。

从线下实景文旅体验到多元场景活化传播,安阳不断解锁殷商文化的全新打开方式。今年“全民阅读活动周”期间,国内首套面向青少年的殷墟考古启蒙绘本——《跟着考古队长探秘殷墟》系列在安阳首发。带领青少年开启“纸上考古”启蒙课的就是深耕殷墟考古一线20多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安阳工作站站长何毓灵。

采访中,他说,今年不仅是殷墟申遗成功20周年,也是殷墟考古迈向百年的关键之年,除了继续带领团队依托多学科联合攻关,更加清晰地认识商代晚期都城样貌外,还希望推动考古成果转化普及甲骨文与殷商文明,让考古走向大众。

殷墟申遗成功20年来,安阳深耕甲骨文活化利用,尘封千年的古老文字走出展馆、融入市井,真正实现活起来、用起来、潮起来。

鸮鸮立体干发帽、“可以喝的墨水”、三千年前的“请假条”……一批有卖点、有创意、有故事的文创产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游客把殷商文明“带回家”。

向世界讲述鲜活生动的殷商故事

近些年,安阳积极推动流散海外的甲骨碎片回归故土。安阳师范学院甲骨文信息处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刘永革介绍,甲骨文迄今出土约16万片,收藏于全球多地。自2024年5月启动“全球甲骨文数字焕活计划”以来,已完成海内外1526片甲骨数字“归乡”,其中从美、韩、法、德等国带回甲骨高精度数字档案951片。

这些“归乡”甲骨经过高精度数字档案整理,在构建甲骨全信息模型后,将上传至该实验室打造的“殷契文渊”平台,供全球研究者与爱好者共享。目前,该平台已收录甲骨著录154种、甲骨图像23.9万余幅、甲骨论著3.7万余种、甲骨文字形(异形体)6669个。同时,由实验室研发的智能缀合系统已成功缀合160组甲骨碎片。

多年来,安阳带着独特的殷商文化名片远赴海外,先后在韩国首尔、德国科隆、意大利罗马和米兰等城市开展文旅推介,向海外友人讲述鲜活生动的殷商故事;城市宣传片《安阳》面向全球播出;首个海外甲骨文书屋落地马来西亚;《字里行间——汉字中的文明密码》专题巡展先后走进法国、泰国、埃及、加拿大等国,让殷商文脉闪耀世界。

与此同时,走过十年历程的国际汉字大会早已从单一的文化活动成长为集学术研究、创意设计、人文交流、大众互动于一体的国际化平台,为中外文化搭起互通互鉴的桥梁。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文化交流,让沉淀三千年的殷墟文明成为全人类共同品读的精神财富。

殷墟不老,甲骨焕新,三千年文明正青春。

(本报记者 王胜昔 本报通讯员 黄亚明)

三千年,并不遥远

【短评】

三千年有多远?

远到商王的占卜、贞人的刻写、青铜器的铸造,都成了考古学家的课题。

但三千年又很近。

近到一个北京的大学生“自幼对甲骨文着迷”,暑假第一站就直奔殷墟;近到外国网络达人拍下甲骨文短视频,分享给万里之外的粉丝们;近到“三千年的请假条”被做成了文创,让人会心一笑,原来商代人就有请假一说了;近到“可以喝的墨水”“鸮鸮干发帽”成了年轻人的社交新宠,三千年前的器物变成了今天的表情包。

为什么三千年不遥远?

因为那些龟甲上刻写的,不是陌生的语言,而是中国人至今仍在使用的文字,每一个笔画中都藏着我们今天的书写;因为那些青铜器上铸刻的,不是异域的神祇,而是我们至今仍在讲述的祖先与英雄;因为那些窖穴中出土的,不是与我们无关的遗存,而是我们共同来处存在的证据。

三千年不遥远,殷墟早已不是安阳的殷墟。流散海外的甲骨以数字形式归乡,“殷契文渊”平台向全球免费开放,汉字巡展走进法国、埃及、加拿大。一种文明越是向世界敞开,它就越是属于此刻。

(作者:张焱)

来宁夏,体验沉浸式“晒书”

本报银川8月9日电(记者张文攀)8日,“山川毓秀 故纸含情”宁夏2026年中华传统晒书系列活动在宁夏图书馆启幕。

“馆员晒书”是本次晒书活动的创新形式,跳出传统晒书单纯展陈的思路,聚焦古籍内涵挖掘,采用馆员现场讲故事的方式面向公众分享典籍。资深馆员遴选了三部与宁夏渊源深厚的馆藏代表性古籍,手持原典实物开展现场讲解,引导读者近距离观览原书,探寻典籍背后那些鲜为人知的地方历史,使沉睡书库的典籍走出深阁,真正“晒出来,活起来”。

一本《西夏纪事本末》吸引不少人驻足。因元朝修史时未为其单独修撰一部正史,导致“二十四史”中独缺西夏史。现今存世的西夏历史记载主要是后世学者综合零散史料重新辑录而成的著作,此书是清代早期整理西夏史的重要成果之一。“作为纪事本末体史书,它不像传统史书那样按时间顺序编年,或者按人物编撰,而是以36个重大历史事件为核心主题,分别叙述其来龙去脉,让读者更清晰地把握历史的关键节点。”宁夏图书馆典藏部主任白彩媛说。

同时,(乾隆)《宁夏府志》精彩亮相。它是清代宁夏地区最重要、编纂水平最高的一部地方志。在它之前,宁夏已超过160年没有编纂过府一级的方志。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时任宁夏知府张金城主持修志工作,历时一年脱稿,又经八个月刊刻,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正式成书。全书共22卷,卷首1卷,详细记载了当时宁夏府的政治、地理、经济、文化、军事、人物等方面内容。

“晒书”不仅是传统典籍保护的重要方式,更是文化传承的生动实践。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是“山川毓秀 故纸含情——诗词里的宁夏”主题展。有元代马祖常的“贺兰山下河西地,女郎十八梳高髻”,宋代岳飞的“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展览依托宁夏图书馆馆藏古籍资源策划打造,遴选21首历代吟咏宁夏的经典诗词,按照历史时序排布,将诗词原文、精要解读、典籍出处及馆藏介绍融为一体,辅以高清古籍原本书影,实现文字内容与实物影像互为印证,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大众介绍古籍。

本次活动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指导,宁夏图书馆(宁夏古籍保护中心)主办,活动跳出单一古籍陈列模式,以诗词、文学、市集、非遗等板块构建沉浸式文化场景,打造一场可看、可玩、可购的全民书香盛会。部分展览、市集、体验活动持续至11月,后续还将赴基层开展延伸活动,让各族群众共享古籍保护与全民阅读发展成果。

在游船上听红色故事

——天津以红色文化涵养城市精气神

“各位游客请看,我们眼前这座金汤桥藏着天津解放那段激动人心的红色记忆!”游船行至河面开阔处,讲解员吴雅萱手持话筒站定船舱中央,清亮的讲述声萦绕在满船听众耳畔。窗外河水波光荡漾,解放桥、金汤桥钢铁轮廓依次掠过,一堂流动的实景思政课像涓涓细流滋润着市民游客的心灵。

恰逢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平津战役纪念馆“游船上的思政课”第二期正式启航,以游船为讲台、河水为幕布、古桥为史证,把平津战役烽火往事搬进泛舟旅途,让市民游客在观景听史间触摸红色根脉、汲取英雄力量。

穿行海河之上,一座座桥梁串联起天津解放的壮阔史诗。解放桥、金汤桥、狮子林桥……这些横跨河面的交通要道镌刻着平津战役硝烟的历史坐标。游船行进至金汤桥水域时,四段直击人心的红色故事轮番上演,在碧水蓝天间缓缓流淌,让在场听众沉浸式回望烽火年代里的热血与赤诚。

讲解员吴雅萱以《那夜,我们与历史在金汤桥相遇》开篇,循着开国少将丁盛之女丁力重访金汤桥的足迹,铺展开一场跨越两代人的红色对话;尹桐带来宣讲《我是旗手》,将听众拉回到解放天津的激战时刻,16岁少年旗手不惧枪林弹雨,四次倒地、四次竖旗,最终将红旗稳稳插上城头,少年英雄无畏冲锋的模样令船舱内不少听众动容;徐静转换叙事视角,讲述《一位不平凡的子弟兵母亲》,跳出战场硝烟,聚焦后方默默奉献的革命母亲,娓娓道来军民同心、守望相依的鱼水深情;最后,叶浩林以第一人称演绎《董存瑞自白》,还原十九岁英雄舍身炸碉堡前的内心独白,厚重的英雄气概在船舱久久回荡。

没有封闭教室,没有静态展板,山水实景与革命故事交融碰撞,让红色历史不再局限于纪念馆展厅,变得可看、可听、可感、可共情。不少市民全程凝神聆听,在流动的实景课堂里重温革命征程,感悟英雄精神,厚植家国情怀。

红色资源活起来,红色故事才能传得远。平津战役纪念馆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馆方将持续深耕“游船上的思政课”特色品牌,深度挖掘平津战役与天津本土红色资源,不断丰富宣讲内容、创新表达形式、拓宽红色文化传播渠道。持续推出更多接地气、有温度、有力量的红色文化活动,持续讲好平津战役红色故事,不断以红色文化涵养城市精气神。

(本报记者 朱斌 吕慎 王艺钊)

草原体育盛会邂逅那达慕

本报兴安盟8月9日电(记者高平、王潇)8月8日,内蒙古草原休闲体育大会暨2026兴安盟那达慕在科右前旗乌兰毛都苏木传统体育综合训练基地启幕,全国各地游客齐聚乌兰毛都草原,共赴这场融合民俗、竞技与文旅的全民盛会。

本届那达慕以“相约兴安盟全民那达慕”为主题,紧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创新推行群众化、温情化、市场化办会模式:面向全社会海选开幕式演员、方队队员、赛事选手及志愿者,实现“群众即演员、演员即群众”;主办方将贵宾席优先留给老年群众,主会场最近的停车场专门划定给外地游客,同时开放3000余个嘉宾席对外售卖,全方位提升游玩体验;探索市场化运营路径,统筹整合场地、展演、展销等资源,以盛会带动住宿、餐饮、特色农畜产品等业态消费,助力文旅产业持续升温。

在活动设置上,本届那达慕在保留搏克、射箭、赛马等传统竞技项目基础上,创新推出草原啤酒、星空音乐、杭盖露营等十大“天天那达慕”特色业态。与此同时,兴安盟各旗县市同步开展“处处那达慕”主题活动,打造全方位、沉浸式的游玩场景。

据了解,内蒙古草原休闲体育大会自2015年落地兴安盟,历经数年深耕,已从单一体育赛事升级为体育赋能、文旅联动、全民参与、全域共享的自治区级特色文体旅品牌。本届大会以吉祥物“蒙盟马”为核心品牌,采用“一主会场、五辅赛区、六旗县市联动”的全域模式,落地国家体育总局“棋牌项目西部行”、全国魔方公开赛、中国飞盘联赛等多项国家级、自治区级赛事活动,同步开展25项特色赛事,构建白天竞技比拼、夜间演艺狂欢的全天候活动体系,多点布设美食市集与非遗文创街区,持续释放夏日文旅消费潜力。

天水师范大学:扎根陇原铸魂育人 多维协同思政润心

天水师范大学自2013年开展硕士培养以来,始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以“红色铸魂强能”与“多维实践协同”为主线,历经13年持续探索,系统构建了具有地方师范院校特色的研究生思政课育人新模式。

立足办学定位 以顶层设计引领改革方向

学校将研究生思政教育改革纳入发展全局统筹推进。学校党委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思政课建设工作,将红色文化教育融入研究生培养方案,从制度层面确立“红色铸魂强能、多维实践协同”的改革框架。出台《硕士研究生质量提升工程项目管理办法》等系列制度,构建“目标共识、资源共享、机制共建、过程共管”的保障体系,为育人模式创新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

13年来,学校持续深化育人模式改革。依托马克思主义理论省级重点学科,成立陇东南红色文化研究院,设立红色文化专项研究课题,系统开展南梁精神、长征精神甘肃段等专题研究,累计获批国家级课题5项、省部级课题15项,发表相关论文200余篇,出版《甘肃红色文化十讲》等专著教材,连续举办3届红色文化传承与发展理论研讨会,为思政课改革创新厚植学理根基。

深挖红色资源 以沉浸场域激活精神共鸣

学校投入专项经费,建成集实境感悟与虚拟体验于一体的“红色文化教育体验馆”,收藏红色经典书籍3000余册,配备VR虚拟互动、360度环幕沉浸式设备,将长征过境甘肃、两当兵变等重大历史事件进行全景式数字化还原。研究生借助虚拟现实技术“穿越到”革命年代,在身临其境中感悟信仰力量,实现从“听我说”到“亲身历”的教学变革。

截至目前,该馆累计开展实践教学438场,覆盖学生超1.6万人次;接待校外人员参观423场、超8000人次;组织中小学红色研学189场,惠及26690人。同时,学校与天水工业博物馆、武山县红军长征强渡渭河纪念馆、天水大革命历史纪念馆等建立合作关系,构建“课堂—场馆—实地”三位一体育人网络。常态化开展“重走红军路”“清明祭英烈”等品牌实践活动,让研究生在“行走的思政课堂”中涵养精神品格。

多维协同联动 以贯通培养服务西部教育

作为师范院校,学校研究生教育肩负为西部基础教育输送高层次师资的使命。学校将思政铸魂与师能培养紧密结合,构建从研究生培养到中小学师资输送的全链条育人体系。与天水市多所重点中学建立稳固实践基地,组织教育专业研究生开展为期一学期的集中实习,在真实教学场景中锤炼技艺、体悟师德,实现思政素养向职业能力的有效转化。

学校构建“课堂—校园—实践—研究—平台—党建”六维协同育人体系,形成从理论输入到实践输出的完整闭环。作为陇东南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牵头单位,学校编写《红色文化在甘肃》系列读本,定期举办一体化论坛,研究生在活动参与中实现从“被教育者”向“教育参与者”的身份转变。评价机制上,学校建立过程性、多元化考核体系,将VR互动表现、研讨发言、微宣讲纳入课程考核范围,将红色课题参与、实习师德表现作为综合评价重要内容,实现从单一知识考核向综合素养考核的转变。同时,与中国电信合作打造“云上思政课”平台,推出12期专题活动,参与人数超50万人次,有效拓展了育人的时空边界。

13年深耕结硕果 红色育人品牌持续彰显

13载弦歌不辍,育人成效显著。学校研究生理想信念坚定,综合素质全面提升,获国家级奖项300余项,其中国家级一等奖6项;发表基础教育研究论文700余篇,30余人考取博士研究生。累计培养硕士研究生近3000人,为甘肃省基层输送骨干人才超1000名,成为陇东南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实现“红色种子”扎根基层、服务西部的育人目标。

学校的红色育人经验被国内多家主流媒体多次报道,入选首批甘肃省红色基因传承示范校,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示范中心获批省级建设立项,形成鲜明的办学特色。站在新起点,天水师范大学将持续锚定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研究生思政教育改革,着力培养更多扎根西部、服务基层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为陇原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作者:金锋)

第05版:红船初心专刊(总第1914期)3 篇

文明之风暖了万家灯火

——江苏省连云港市扎实推进精神文明建设

连云港市灌云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辅警侍东亮护送学生过斑马线。连云港市委宣传部供图

国网江苏电力开山岛共产党员服务队守护岛上“光明”。连云港市委宣传部供图

开山岛。连云港市委宣传部供图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聚磅礴力量·“十五五”新图景新征程】

开山岛上,海风依旧,国旗猎猎。全国“时代楷模”、江苏连云港灌云县开山岛民兵哨所原所长王继才当年种下的苦楝树已亭亭如盖。近日,记者跟随王继才的妻子王仕花登上开山岛,重走了一趟巡岛路。走至崖边,王仕花用手掌贴着苦楝树粗粝的树皮,说道:“‘苦楝’就是‘苦恋’,老王恋了这座岛整整32年。”

国家电网江苏电力开山岛共产党员服务队,一直践行着“永葆开山岛光明”的服务承诺。服务队在岛上建成智能微电网和海水淡化系统,彻底结束了开山岛靠煤油灯照明、靠雨水度日的历史。记者在岛上采访时,正赶上万剑秋守岛换防,这个1999年出生的小伙子话不多,被海风吹得黝黑。他质朴地说,“王继才苦恋这座岛,我们苦恋着他的精神。”

王继才这种如苦楝般扎根坚守的精神,早已化作无声的召唤,在时光中抽枝散叶、蔚然成林。近年来,一批批“中国好人”、省级以上模范典型从连云港走出,连云港蝉联全国文明城市。在看得见的模范和荣誉背后,一条更深的制度轨迹在这座文明之城延展,让崇德向善理念深入人心,让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成为全民共建、可感可及的生活日常。

尊崇好人,更传承精神

去年灌云县实验小学开学第一天,灌云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辅警侍东亮的手机被运营商停了机,因为他半小时内拨出43通电话、接听20多个,被误判为“诈骗号码”。恢复业务时,真相浮出水面——那是孩子们找不到家长时,用他的手机拨出的“亲情热线”。

13年来,侍东亮一直站在校门口那道不足50米的斑马线上。“张开手、退着走、四周看、随时跑”——这套自创的护学动作,实现了校门口零事故。“孩子们叫我‘侍爸爸’,我还收到了家长送的15面锦旗。”但他告诉记者,最开心的还是每年12个班的毕业照里,那份稳坐C位的荣耀。如今,“侍东亮示范护学岗”在灌云全县推广。

一个“侍爸爸”温暖一所学校,而要让千万个“侍东亮”被看见、被铭记,靠的是扎根群众的选树土壤。连云港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李松红介绍,连云港把好人评议交到群众手中——全市建立村、镇、县、市四级典型“蓄水池”,群众代表参与评议、层层把关。

落实到各区县,各有各的“土办法”:海州区开展“新时代海州好人”线索有奖征集,16年走出238位好人、18个好人团队;赣榆区在村头巷尾设“善行义举榜”,让乡里乡亲为身边好人“盖章”;东海县建立全链条工作机制,村级常态化走访摸排发现线索,镇级对候选人进行事迹挖掘和培育,县级成立评审会……

不仅要把好人“评”出来,还要让精神“传”下去。在新浦汽车总站,“雷锋车”组已走过63年。高铁时代,传统客运客流萎缩,这个老品牌没有守着旧摊子,而是开辟“便民快巴”定制客运,惠民票价、全链条陪护,让独自出行的老人和孩子有了“旅途管家”。“宁愿自己千般苦,不让旅客一时难”——这句老话,正在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从海州区走出来的“中国好人”徐建红,其父亲是抗美援朝老兵,病危时因记不全长津湖牺牲战友的姓名抱憾而终。她立誓替父亲讲下去,2800余场宣讲从不取分文,还创办“星火儿童团”,培养近500名红色小讲解员。如今,这些孩子走进校园、社区、纪念馆,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接过接力棒,让英雄事迹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讲述中永不褪色。

精神的传承,从来不是单向付出,而是双向奔赴。最近,连云港正在起草《先进典型关爱礼遇实施办法》草案,从政治礼遇、生活优待、发展支持三个维度构建关爱体系。而礼遇好人的行动早已走在制度前面——仅今年春节期间,当地就走访慰问典型78人次,发放慰问金21.5万元,还为650名典型订阅报刊。当好人被城市温柔以待,他们便更有底气将善意与信念传递给更多人,这正是“挖掘”与“传承”得以生生不息的深层密码。

润物无声,让善意流动

善待好人,只是起点。而让善意流动起来、让文明融入市民日常、融入社区治理,才是城市文明生生不息的关键。

海州区新东街道海连东路的“连新”驿站紧贴外卖配送站点,饮水机、微波炉、冰箱、充电装置一应俱全,还设有政策咨询角、健康诊疗等十大功能分区。记者了解到,骑手陈二明是这里的常客。去年他遭遇交通事故导致骨折,独自抚养两个孩子的他一度陷入困境。驿站站长韩剑帮他整理材料,争取到3.4万元补偿。如今陈二明主动申请成了驿站对口社区的兼职网格员。他话说得实在:“我被这座城市的温暖打动了,我也想把温暖传下去。”

“打造驿站之初,我们就明确了‘服务即治理’的理念。”连云港市委社会工作部“两新”工委办公室副主任杨铮坦言,“如果只有关心关爱,没有参与渠道,那是‘单向输血’;只有让其感受到被尊重、被需要,才能实现‘双向奔赴’。”为此,全市444个基层服务站点构建“15分钟暖新服务圈”,646名新就业群体被选聘为兼职网格员、信息采集员,累计上报问题线索1300余条,5人已被择优招录为社区工作者。

市民参与治理的渠道也在拓宽。大庆西路华隆公寓的居民,曾被飞线充电困扰——插线板悬在半空,一到下雨天就冒火花。去年冬天,有居民试着拍了张照片,传到“城市啄木鸟”平台。第二天城管就来了,接着街道办、供电公司、社区居委会的人陆续到场。三天后,新电表装好,路面也平整了。据统计,“城市啄木鸟”平台上线以来累计受理问题2万多件,办结率98.92%。这个小小的平台,不仅解决了居民的急难愁盼问题,更让文明创建从“政府主导”变为“全民共建”的日常实践。

“当越来越多普通人从‘被服务者’变成‘服务者’,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一座城市的文明便不再依赖几个闪光的名字,而是长成了每个人都能为之添砖加瓦的日常。”连云港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刘沙认为,从“创建文明城市”到“建设城市文明”的转变,关键在于推动创建工作与民生实事深度融合。而这一转变,正在变为现实——它藏在骑手穿梭街巷的身影里,停在居民指尖轻点的屏幕中,融在社区解决问题的效率间,最终长成这座城市最朴素、最坚韧的文明底色。

造福群众,让温暖生根

精神文明建设的落脚点,在于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在灌南县阳光残疾人之家,10克重的圆珠笔承载着不寻常的分量。30岁患有肢体残疾的丁威坐在工作台前组装圆珠笔,手指翻飞。“第一次拿到工资那天,我请全家人下了顿馆子。”他笑着分享,如今他每月能挣2000元,平常还会做直播、夜市摆摊。

如何精准赋能,让特殊群体在精神文明建设中重拾尊严与希望?阳光残疾人之家负责人丁海林摸索出一套办法:将圆珠笔组装的15道工序按残疾类型精准分工,推行“以残助教”模式。带第一批学员时的艰难她至今记得:有人手指蜷曲拿不住笔芯,有人学一周分不清弹簧正反。“但看到有学员因第一次独立装好笔露出笑容,有学员拿到第一笔工资时哭着说‘我也能挣钱了’,我就知道这条路走对了。”丁海林说,如今,320余名残障群众在这里实现就业,年组装600万余支笔,出口11个国家。

对民生痛点的创新回应与解决,拓展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广度。在海州区路南街道葵花社区,“老幼共托”中心成为破解“养老育幼”难题的生动样本。78岁的王老先生在“老幼共托”中心教孩子们剪纸,老伴在隔壁练声乐,孙子在二楼搭积木——一家人在同一栋楼里各得其乐。居民裴桂珍说:“以前送完重孙子,只能在家孤零零待着。现在把他送到二楼,我到三楼学书法,中午一起在食堂吃饭,两荤两素十几块钱。儿女再也不用两头牵挂。”这个“土生土长”的创新,入选全省养老服务工作十佳案例。

在更广阔的乡村,文明同样生根繁茂。连云区凰窝村从贫困小渔村转变为全国文明村,彰显了精神文明建设对乡村发展的整体赋能与价值引领。在这里,精神文明建设始终与产业发展、民生改善同频共振。村里打造“好人广场”、开展“最美村民”点赞活动、常态化举行“渔村夜话”,让崇德向善理念深入人心、成为全体村民的自觉。

精神文明建设从来不是孤立的“创建工程”,而是与民生改善、城乡发展、制度创新深度融合的“幸福工程”。当精神文明建设的落脚点始终锚定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当每一份温暖都能在城乡大地生根发芽,连云港的文明之花,便真正开在了百姓的心坎上。

(本报记者 杜倩 苏雁)

吉林大安:肥了土地,富了农民

八月,吉林省白城市大安市嫩江湾沿岸,万亩水田迎来水稻抽穗关键期。白城苏打盐碱地治理研究院土壤改良研究室副主任王长志踩着湿润松软的田埂,仔细查看水稻长势,脸上挂着丰收在望的喜悦。

“谁能想到,眼前这片生机盎然的沃土,几十年前还是有‘地球之癣’之称的重度苏打盐碱地。”王长志介绍,大安地处世界三大苏打盐碱土集中分布区,土壤板结坚硬、透气性极差,透水能力不足正常黑土的四分之一,有机质含量更是微乎其微。

“大安人和这片盐碱地,扎扎实实斗智斗勇了40年。”王长志说,早在1986年,大安就出台扶持政策,鼓励农户自发开垦水田、改造盐碱荒地。

“那时候都是农户单打独斗,乡亲们盼着多打粮食,就靠着‘沙压碱,赛金板’的土办法,一车车拉沙土铺垫改土,费时费力不说,收效也微乎其微。”王长志回忆。

转折发生在2006年,吉林省启动大安灌区重点项目,建成三道岗子提水泵站,将充沛的嫩江水引入大安盐碱荒原。此后,大安接续推进一系列重大水利工程,逐步建立“引、提、蓄、灌、排”相结合的水利保障工程体系。“以水定地、集中连片、生态改良、良种自育、现代化生产经营”五位一体的盐碱地水田治理“大安模式”逐步形成。

“这套模式跳出了单一改土的思维,走系统治理、生态治理、产业治理的全新路子。”王长志说。

同时,大安扎根本土土壤特性,自主选育耐盐碱优质稻种,破解盐碱地产量低、米质差、收成不稳的问题,并搭配数字化监测、智能化管护的现代农业模式,构建起土地修复、良种适配、科学种植、规模经营的全链条治理体系。

随着大安盐碱地综合治理体系日趋成熟,越来越多农户放下顾虑,种粮的底气越来越足。种粮大户董要东便是亲历者与受益者。

看准政策利好与土地蜕变机遇,董要东参与组建起一家农业科技企业,在大安龙海灌片,采用生态治理、生物改良等技术,参与治理10万余亩盐碱地,扭转了过去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

董要东感慨:“有好政策一直给农民托底,水系全面贯通,技术一年比一年精准,耕地地力一年比一年厚实,那水稻长势能不一年更比一年好嘛!乡亲们也不用再背井离乡外出打工。”

王长志介绍,在龙海灌片改良片区二区,曾经无法耕种的重度盐碱地,经过一年改良、三年持续培肥的科学管护,土壤酸碱度稳步降至适宜水稻生长区间,地力持续回升。如今片区内种植的优质水稻亩产突破636公斤。

2016年以来,大安累计实施盐碱地治理项目27个,改造盐碱地49.64万亩,新增粮食产能3.66亿斤,生产的稻米远销全国各地。不仅如此,近年来,大安还持续深耕生态立体农业,四棵树乡等曾经闲置废弃的盐碱洼地经系统改造后,变身标准化生态养殖基地。“稻虾共生”绿色循环模式得到推广,养殖的小龙虾畅销全国各大市场;月亮泡水库重点培育特色银鱼产业,年均捕捞量约200吨,年产值近900万元;牛心套保湿地大力发展苇蟹共生产业,培育的绿色河蟹成为远近闻名的特色农产品……

昔日荒凉的盐碱地,如今稻浪翻滚、物产丰饶,生态底色与产业成色双向赋能、相得益彰。

(本报记者 任爽 李玉兰 本报通讯员 芦猛)

擦亮崇德向善底色 提升城市治理效能

【专家视点】

精神文明建设是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提高城市文明程度、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重要内容。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在全社会树立鲜明价值导向,培育向上向善道德风尚,创造人民群众见贤思齐提升道德水准、全社会崇德向善提高文明程度的生动局面。要以弘扬共筑美好生活梦想的时代新风为根本任务,让文明成果惠及更多群众,让文明春风更好润泽城市治理,打造安全、整洁、有序的生活环境,让人民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不断擦亮城市文明的底色。

用健全有序的制度闭环让“好人现象”持续涌现。先进典型是一面旗帜,引领着时代前进的方向,给人以鼓舞和力量。古今中外,道德教化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就是发挥典型人物示范引领作用。精神文明建设需要“好人”典型的示范引领,但更关键的在于能不断形成“好人现象”。个体善行或许偶然,好人群体的持续涌现,必然离不开制度的坚实托举。事实证明,江苏连云港之所以能涌现这么多“中国好人”、省级以上模范典型,恰恰反映了从偶然到必然的制度密码。全域联动的发现机制让善举不被埋没,规范严谨的选树流程确保典型过硬,更关键之处在于用精神与物质并重的礼遇政策温暖“好人”心。“好人”也是普通人。在大力学习宣传先进典型的同时,要加强对道德典型的关爱和礼遇,避免在先进典型身上出现道德高地与待遇洼地并存的现象。尤其需要彰显“有德者有得”的价值导向,让凡人善举被看见、受尊崇、能延续,使“好人有好报”成为社会共识,为善行善举注入持久动力。只有这样才能用制度引领“好人”的涌现,从而形成多层次、广覆盖的先进典型群体。

用全民共建合力涵养崇德向善之风。崇德向善的文明城市不仅为市民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更营造了一种滋养心灵、激发潜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文化生态。城市崇德向善的氛围,取决于大多数市民的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因此,精神文明建设追求的不是作为摆设的“花瓶”,而是要让文明的春风“约”出满城文明新景,形成与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要求相适应的社会文明新风尚。文明素质的培养和提高是一个长期过程,要从小事抓起,持之以恒,久久为功;要树立更多可亲、可敬、可学的身边榜样,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引导人们知善、行善、扬善、乐善,在全社会大兴崇德向善之风;要扎实推进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让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协同共进,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为文明城市建设提供深厚的精神支撑和文化土壤。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是培育时代新风、涵养社会正气、提升全民素养的关键举措,要通过常态化、大众化、生活化的文明建设,引导大家从自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不断提升个人修养,在落细、落小、落实中内化为市民日用不觉的文明习惯,外化为城市可观可感的文明图景,不断夯实社会文明根基。在全民共建中,要让广大群众主动成为文明风尚的参与者、传播者和守护者,让文明理念真正深入人心、落地生根。

用文明软实力提升城市治理效能。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是提升城市软实力、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是检验城市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尺。增强普通群众对精神文明建设的获得感,关键就是要把精神文明建设深度融入基层治理各环节,推动城市文明“软实力”转化为基层治理“硬支撑”。基层治理,既要塑形,更要铸魂。要打破部门壁垒、整合多方资源,构建起多方参与、全民共建的文明实践体系,让小阵地释放大能量,成为凝聚人心、化解矛盾、服务群众的“主心骨”。要聚焦民生实事,以精细化改造改善人居环境,让城市文明成果可感可及,擦亮城市宜居底色。深化以创促治,运用好“城市+AI”应用场景,惠及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城市运行,不断催生现代文明新场景、新常态,精细化提升治理效能。精神文明建设非一日之功,基层治理贵在久久为功。要坚持常态化、规范化、精细化治理,完善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畅通民意反馈渠道,倾听群众心声,让群众成为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参与者、监督者和受益者。以提升群众满意度为工作突破口,把利民惠民导向体现到文明创建工作中,把文明成色转化为民生暖色,不断擦亮“人民城市”的幸福底色。

(作者:李立峰,系江苏省委党校〔江苏行政学院〕教育长、教授,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第06版: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刊2 篇

坚定不移探索通用人工智能发展的中国道路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加速从技术探索走向产业落地与场景重塑,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2023年4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明确指出“要重视通用人工智能发展,营造创新生态,重视防范风险”。“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探索通用人工智能发展路径”。通用人工智能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技术初心和前沿,是引领智能革命、重塑国家竞争力的战略制高点。新征程上,我们应勇担使命,积极探寻实现通用人工智能的中国道路。

1.通用人工智能开创人类社会“智能文明时代”

自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首次提出“人工智能”概念以来,人类社会便踏上了一场持续深化的智能革命之旅。从最初的专家系统、统计机器学习,到如今深度神经网络与大语言模型掀起的浪潮,人工智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渗透到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成为驱动全球生产力变革和影响人类文明形态创造的关键变量。这些成就在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等特定领域展现出超越人类的卓越能力,但在本质上仍依赖数据驱动的概率统计与模式关联,缺乏跨领域的通用性和真正的自适应能力。

通用人工智能则是要超越这一局限,旨在构建一种以人类全部智慧的总和为基础的,在认知深度、学习广度和行为自主性上可与人类比肩乃至超越人类的机器智能。它应具备自主推理、长程规划、持续学习和创造能力,能够进行抽象思考,理解复杂情感和社会互动,解决复杂问题,最终实现“让机器像人一样思考”的愿景。从人工智能迈向通用人工智能,标志着智能形态从辅助性工具向自主性实体的演进。其意义将超越以往任何一次技术革命,预示着人类文明与机器智能深度融合、共同演化的“智能文明时代”的来临,人类经济社会形态将因此发生重要改变。

其一,经济结构深度优化。通用人工智能具有自我迭代和低边际成本复制特性,能够突破土地、资本、劳动力、数据等传统生产要素的效能边界,催生并释放强大的新质生产力,这将深刻改变价值创造与分配逻辑,推动全球产业链与价值链向以知识创造和智能服务为核心的新经济形态跃升。其二,社会治理更趋智能。通用人工智能具备处理海量、高维、复杂数据的能力,能够对社会运行进行全局感知、系统建模和精准调控。这将帮助人类以更加科学、更加高效的方式应对气候变化、资源分配、公共卫生危机、金融系统性风险等宏观复杂性难题,推动社会治理从经验决策向海量数据驱动的智慧治理范式迈进。其三,文明形态加速演进。通用人工智能不再仅仅是被动响应人类指令的工具,而将成为人类探索未知、进行科学发现和艺术创造的认知伙伴,是人类智慧的广阔延伸。通过与通用人工智能的深度协同,人类有望突破自身生理和认知局限,加速解决基础科学领域的重大难题,在更丰富的维度上理解宇宙、生命和意识,开启人机融合、碳硅共生的文明新篇章。然而,通用人工智能的到来也伴随着深刻的哲学、伦理和社会挑战。机器的意识、权利、责任以及人类在超级智能面前的地位和价值,都是需要审慎思考的重大命题。探寻通用人工智能的实现道路,不仅是技术攻坚,更是一场关乎人类文明走向的价值思辨。只有以高度的责任感引导其向上向善发展,方能确保智能社会走向更加繁荣、公平且可持续的未来。

2.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历史成就与宝贵经验

近年来,我国紧抓时代变革机遇,系统部署、奋发作为,人工智能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积累了宝贵经验,为探索通用人工智能的中国道路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技术能力方面,基础理论和关键核心技术取得体系化突破,创新策源能力显著增强。我国已经成为全球人工智能专利最大拥有国,国产通用基础模型持续快速迭代,代码编写等核心能力跻身全球前列,模型综合性能不断逼近国际顶尖水平;国产芯片加速追赶,与自主模型训推协同不断深化。在产业应用方面,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千行百业,词元经济蓬勃兴起。大模型、智能体在产业转型升级、提升社会生产效率中发挥着愈益关键的作用,词元要素价值不断凸显,成为智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在生态构建方面,人工智能产业链和创新生态日益完备,集群效应与协同优势更加显现,我国人工智能正在从底层技术跟跑向全产业链生态自主跨越,“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加速打通。在人才队伍方面,覆盖基础研究、技术开发与产业应用的人才生态系统加速壮大,着力造就兼具技术深度与行业视野的复合型战略人才,我国培养的顶尖人工智能研究人员约占全球的50%,居世界第一。

回首过往,我国集智攻坚打破外部封锁,实现了人工智能的大发展,牢牢把握住数智时代的国家发展主动权。同时,也积累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宝贵经验,对迈向通用人工智能新的发展阶段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是坚持战略引领,一张蓝图绘到底。我国人工智能发展指导思想一以贯之,国家规划与地方规划紧密衔接、层层相嵌,充分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统一市场、海量规模数据等方面优势,以场景驱动、以数据赋能、以应用加速,推动技术向世界领先水平迈进。

二是坚持自主创新,把握技术主动。将建立新一代人工智能基础理论体系和关键共性技术体系摆在重要位置,尊重市场规律和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形成百舸争流的良性发展格局。坚持长期主义,坚守技术理想,从底层技术做起,打造真正为用户创造价值的产品和服务。

三是坚持系统推进,加强各方协同。完善跨部门协调和决策咨询机制,强化政策设计的系统性、协同性、整体性,打通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算力链与数据链。通过先导区、试验区、揭榜挂帅等机制,引导资源流向创新效率更高的地区和实体。

四是坚持敏捷治理,统筹发展与安全。在鼓励技术探索与防范系统性风险之间保持平衡,将安全、伦理及标准规范等前瞻嵌入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与产业化的全生命周期,确保技术演进始终服务于社会福祉,不偏离安全底线。

五是坚持开源开放,共建共享国际公共产品。我国开源大模型全球开源社区生态影响力持续扩大,下载量与应用调用量爆发式增长,广大开发者积极参与,吸引全球创新要素共同加速技术创新和产业化进程。我国大模型企业积极携手产业链上下游和标杆社会组织“走出去”,与友好国家共同探索以主权大模型合作促进自主安全繁荣的新路径,以坚定行动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走出一条发展通用人工智能的中国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通用人工智能是未来产业的制高点。应清醒看到,我国在高端算力芯片、底层算法架构、原生生态等关键方向上与国际领先水平仍存在差距,在引领下一轮变革的理论架构和认知范式上还需要更多“从0到1”的颠覆性创新。为此,应坚持系统观念,协同推进,形成“宏观政策—研发企业—应用行业”联动格局,汇聚推动通用人工智能发展的强大合力。

首先,在国家宏观层面,进一步强化从顶层设计到生态构建的政策导引。一是确立我国通用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目标体系。锚定关键时间节点,对我国具备自主科学发现能力、多模态深度推理能力、复杂任务自我规划与迭代能力的通用人工智能原型系统的研发和应用部署进行系统规划。在目标指引下,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强国家层面战略统筹,形成跨部门的调度力、执行力和协同力。二是构建与通用人工智能相适应的国家超级基础设施。建设一批高质量多模态数据集与高精度仿真验证基础设施,整合来自物理世界、人类社会和网络空间的异构数据,并通过超大规模预训练与高质量对齐数据实现统一表征;在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中加快“人工智能+数据治理”双向驱动迭代,加强动态数据采集、整理与合成数据生成,增强数据可交互性,推动行业数据反哺模型研发;等等。三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通用人工智能治理框架。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文明治理智慧,建立通用人工智能安全与治理的中国范式。立法确立安全红线,确保通用人工智能深层对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立分级响应与熔断机制,实时监控通用人工智能自主行为能力,防范偏离预设目标或产生不可预测情形。高度重视对齐与可解释性基础研究。围绕通用人工智能伦理加强国际影响力建设和规则体系建设,扩大全球共识,提升治理话语权。

其次,在技术实现层面,大力支持技术“摸高”、“无人区”探索与生态前瞻布局,推动触及智能本质的自我变革。一是加快通用基础模型关键能力攻坚。以最终攻克通用人工智能高地为目标,以长程任务、自主智能体、模型自优化与迭代、安全伦理等能力为重点,加速推高通用基础模型智能上限,为以智能原生为指向的各类应用重构、操作系统重写和千行百业重塑奠定基础。二是加快世界模型与多模态统一智能探索。构建能理解物理规律、社会规律以及人与环境之间因果关系的完整世界模型,以提升在未知环境中的预测和决策能力;建立统一的多模态表示,使模型能够自然理解多模态数据,实现跨模态高效推理与知识迁移。三是前瞻布局通用人工智能生态。针对以自然语言与多模态交互的未来应用开发模式,研发全新的通用人工智能操作系统,提供标准化接口和工具。超越短期商业利益,打造通用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开发平台,成为发达智能时代的基础设施供应商和生态赋能者。

最后,在应用赋能层面,促进重点行业、关键场景、科学研究等与通用人工智能深度融合。一是推动通用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深度融合,结合具身智能等技术打造更多黑灯工厂和柔性制造生态系统。在汽车、电子、高端装备等代表性产业开展通用人工智能超级工厂试点,加快形成以客户需求为中心、高度柔性的智能制造新范式,助力我国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二是前瞻布局通用人工智能在城市治理、能源管理等复杂巨系统领域应用。鼓励有条件的城市携手模型企业开展通用人工智能“城市大脑”建设,建成一批城市级智能基础设施。整合子系统数据,形成实时全要素模型,实现更高水平的精细化治理。三是以通用人工智能引领科学发现范式变革,将科学研究转变为人机协同的高效系统工程。依托国家实验室体系和条件成熟的企业、科研单位,打造若干通用人工智能驱动的前沿科学研究平台,聚焦战略性学科领域布局一批有组织重大科研任务,大幅压缩科研创新周期,寻求根本性突破。

(作者:唐杰,系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长聘教授、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基础模型研究中心主任)

加快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学思践悟】

当前,全球科技创新进入密集活跃期,科研范式、科研组织模式正在发生重大变革;同时,大国博弈焦点越来越集中地体现为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较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提高科技攻关组织化程度,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当前,分散化、碎片化的创新模式已无法适应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新要求,必须加快构建支持全面创新的体制机制,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确保2035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提供澎湃动能。

锚定统筹之要,在健全新型举国体制中凝聚创新合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其核心逻辑是通过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打破资源分散的“孤岛”,实现创新要素的系统集成。一方面,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建制化、体系化协同,统筹规划、政策、资金与重大攻关任务,集中力量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要完善制度供给,破除创新要素流动的隐性壁垒,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与“内卷式”竞争;立足本地资源禀赋与特色产业场景,精准对接国家攻关任务,以市场需求校准科研落地方向。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市场在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产权规则、高水平竞争、合理利润回报,引导技术、人才、资金、数据等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强化公平竞争与知识产权法治保障,依靠产权制度激励企业加大自主研发投入,以“揭榜挂帅”“赛马制”等市场化竞争机制筛选优质创新项目。通过打通技术、数据、算力与研发基础设施的跨区域互通共享,以统一大市场降低协同创新成本,真正将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转化为国家创新体系的系统集成优势。

夯实融合之基,在强化企业主体地位中催生新质生产力。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的转化通道,关键在于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此,应打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中试转化、规模应用、迭代升级全链条,让创新围绕产业需求布局,产业依托技术创新升级。一方面,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企业具有连接科技、市场、产业的天然属性,应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发挥龙头作用与平台功能,牵头组建体系化、任务型的创新联合体,完善创新型企业梯度培育机制,鼓励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大力发展专精特新“小巨人”和独角兽企业,形成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的良好生态。另一方面,发挥我国完备产业体系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让创新成果在真实场景中迭代、在规模应用中成熟。以人工智能为例,利用海量数据和丰富场景,既以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又从产业端海量反馈反向驱动上游人工智能核心技术迭代突破,形成需求牵引研发、研发支撑产业的良性循环。同时,做好科技金融这篇大文章,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建立与科技创新规律相匹配的内部长周期绩效考核体系,以耐心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畅通“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打通科技成果走向产业化的资金堵点。

畅通循环之脉,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中筑牢强国根基。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基础在于形成以教育夯实人才根基、以人才驱动科技突破、以科技反哺教育升级的良性循环。一方面,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十五五”产业发展布局,将教育体系深度嵌入国家创新体系。以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为重心,面向前沿科技和未来产业,统筹推进高校学科专业优化调整,超前布局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交叉学科和基础学科,推动人才供给结构与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高度契合。深化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支持高校联合科研院所、科技领军企业共建实训基地与概念验证中心,在承担国家重大科研任务的实战中全面提升人才创新思维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深化人才评价与流动机制改革。坚决破除“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等评价顽疾,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新型人才评价标准与评价程序。完善科技奖励、收入分配、职务科技成果赋权等激励制度,让真正作出突出贡献的科研人员“名利双收”。突出加强青年科技人才培养,与战略科学家、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及大国工匠共同构成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雁行矩阵”。打破体制内外的身份壁垒,完善柔性引才机制,促进人才在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之间顺畅流动,构建更加开放包容、富有活力的人才发展环境。

强化治理之效,在统筹发展与安全中激发创新活力。整体效能的持续释放,有赖于统筹发展与安全、自主与开放,以高水平科技治理护航创新。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前沿技术加速融入千行百业,与之相伴的技术伦理、数据隐私与国家安全风险日益凸显。面向“十五五”,必须把握好维护安全底线和激发创新活力的动态平衡,将国家治理优势转化为国家创新体系的内生动力,实现创新生态“放得活”与安全底线“筑得牢”的辩证统一。一方面,保持科技创新的开放与活力,建立科学合理的容错纠错机制,在全社会营造勇于探索、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氛围;另一方面,建立分级分类、实时研判、动态调整的敏捷治理机制,依据技术成熟度与应用场景的风险等级精准施策,对迭代迅速、风险多变的新技术开展数据监测与风险预警;对新兴技术探索设立“监管沙盒”,在可控范围内允许试错迭代,避免“以旧尺子量新事物”抑制颠覆性技术突破。同时,健全多方参与的协同共治格局,构建政府监管、机构履责、行业自律、社会监督四位一体的科技伦理治理体系,确保科技创新始终服务于国家总体安全和人民根本利益。

(作者:毛军权,系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政法学院副院长)

第07版:光明视野3 篇

有一群人,守着珠峰星光

——走近珠峰站科研团队

珠峰站观测人员在西藏曲宗村科研样地检查设备。新华社发

科考人员在珠峰北坡利用无人机开展科考工作。新华社发

珠穆朗玛峰 本报记者 朱晓帆摄/光明图片

【记者观察】

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承担着获取第一手定位观测数据、为科学研究和学科发展提供支撑等重要使命。它们大多建于高寒极地、雪域高原、沙漠戈壁、深山老林等条件艰苦的野外,西藏珠穆朗玛特殊大气过程与环境变化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以下简称“珠峰站”)即是其中的代表。

21年前,珠峰站在海拔4276米处以两顶帐篷建站;如今,这里已成为引领全球第三极大气科学研究的重镇。本期,我们来到珠峰站,走近坚守珠峰的科技工作者,透过他们读懂中国科技的攀峰之路。

西藏定日县扎西宗乡绒布河河谷,海拔4276米的土地上,红色的两层小楼静静矗立,房前各类观测仪器在风中运转。远处,珠穆朗玛峰的皑皑白雪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这里是西藏珠穆朗玛特殊大气过程与环境变化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21年前,这里还只有两顶帐篷。自2005年8月底建站至今,这座在世界之巅脚下的科研驿站,不仅是珠峰北坡唯一的长期综合观测研究站,更成为中国科学家深耕第三极、解码全球气候变化的前沿阵地。

一切都是从那两顶帐篷开始的

2005年,第四次珠峰地区综合科学考察如火如荼开展。彼时的珠峰北坡,高寒缺氧、人迹罕至,没有固定观测设施,科考只能短期开展,零散的数据难以支撑对青藏高原及全球气候变化的深入研究。

那时的扎西宗乡,荒滩砾石遍布,狂风呼啸不止,极端环境让人望而却步。珠峰站首任负责人马耀明研究员回忆道,团队最开始来选址时搭了两顶帐篷,有一天晚上,帐篷被风吹飞了,真是“天当被,地当床,只有月光在身旁”。

即便如此,马耀明带领团队踏遍珠峰北坡,最终选定海拔4276米的绒布河河谷作为站址。建站初期的艰苦日子,常人难以想象。含氧量仅为平原地区的50%,初到这里,头痛、胸闷、失眠等高原反应是常态,每走一步都要耗费成倍的体力;没有寸瓦寸砖,帐篷就是一切,抵御着高原的狂风与严寒;没有稳定供电,太阳能板是唯一的能源保障,阴雨天便陷入黑暗;饮用水需从远处拉运,新鲜蔬菜更是稀缺之物……

珠峰站早期最重要的观测设施之一,是一座高达40米的气象观测塔。当时,吊装机械开不进山,人手又匮乏,他们连夜动员当地村民,近百人用手拉、靠肩扛、喊着号子,把塔身一节一节地接上去,一边拉、一边扶、一边固定。塔身遇到大风晃起来,所有人的心也跟着悬起来,最终硬生生将40米高的大型塔架竖立在了珠峰北坡。“这种场景,只是珠峰站建设史的一部分。”时任建站指挥马伟强回忆起那段时光,依旧感慨万分。

2005年8月底,珠峰站正式竣工。观测仪器搭建起来,正式开启对珠峰地区大气、环境、冰川、水文等要素的长期连续观测。从此,珠峰北坡有了第一座长期综合观测研究站,填补了珠峰北坡长期综合观测的空白。

从“帐篷科考”到“国家台站”

珠峰站的观测场,或许算得上是这片荒原上最“热闹”的角落了。没有人声鼎沸,只有仪器在不停运转。

40米高的大气边界层气象塔直刺蓝天,塔身上层层叠叠架着风速风向传感器,风杯在劲风中飞速旋转。风温廓线仪像一只巨大的蜻蜓,仰着头对准天空,天线不停扫描着高空的风温结构,发出人耳听不见的电磁波,捕捉着山谷里气流的每一次脉动。

海拔越高,环境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就越灵敏。每一个数字、每一段波形,都是珠峰大气的心跳。20多年来,珠峰站的观测触角不断向极境延伸,观测内容从单一的大气物理,拓展为涵盖大气环境、冰川、水文、生态、地球物理在内的综合观测体系。

这里积累了珠峰地区连续、完整、珍贵的观测数据,为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提供了关键支撑。作为“中国高寒区地表过程与环境观测研究网络”及“第三极环境”(TPE)国际研究计划的核心野外台站,珠峰站不仅是中国青藏高原研究的重要基地,更成为全球第三极科研合作的标杆平台。

如今,珠峰站不仅实现了从“帐篷科考”到“国家台站”的华丽蝶变,还成长为设施完备、仪器先进、功能齐全的综合观测研究平台。2021年10月,珠峰站获批成为科技部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正式定名为“西藏珠穆朗玛特殊大气过程与环境变化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跻身全国69个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之列。

从海拔4475米的高寒草甸到6500米的冰川垭口,代表珠峰地区不同生态特征的样地相继建成,一张严密的野外观测网逐渐铺开,时刻记录着地球之巅的呼吸与脉动。

引领全球第三极大气科学研究

珠峰地区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与放大器,其大气过程、冰川消融、水文循环等变化,直接影响“亚洲水塔”青藏高原的安全与全球气候的格局。“青藏高原大气科学过程极为复杂,搞清楚其区域与全球天气气候效应非常重要,但是其大气科学研究的观测、理论和应用体系远未形成。”马耀明说。

为此,以马耀明为首的珠峰站科研团队,在珠峰地区装设了40多套综合观测仪器,涵盖水文气象、大气物理、大气环境等全要素的观测。他们坚持“观测为本、科研为核”,以长期、连续的观测数据为基石,深耕珠峰地区地—气相互作用、气候变化响应、冰川变化和生态演变等核心课题,产出一系列重要科研成果——

构建了以地—气相互作用为核心的青藏高原大气科学立体综合观测研究系统和高时空分辨率数据集;

取得了青藏高原气候系统之地—气相互作用领域的重要科学发现;

实现了地面观测助力卫星遥感研究青藏高原地表物质能量交换的重要突破……

“如果有科研需求的话,我们可以实现全球共享。”谈及珠峰站多年来的观测和科研成果,马耀明自信地表示。

从帐篷里的第一组数据,到国家台站的立体观测网络;从填补区域观测空白,到引领全球第三极大气科学研究,珠峰站正在书写中国科考的传奇。

不过,在他们看来,珠峰科考带来的,不仅仅是国内外核心期刊上的百余篇学术论文、被国际气候变化评估报告里的多项成果、全球气候研究与高原生态保护的一项项科学依据,还有一支像珠峰一样挺立的队伍。依托珠峰站,一支扎根高原、勇于攻关的科研队伍逐渐建立,为青藏高原科研事业储备了坚实人才力量。

这里缺氧但不缺信仰

极境科研,最难的是坚守。

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首任站长马耀明和现任站长马伟强长期奔波于青藏高原。有些观测点冬季最低气温零下30多摄氏度,氧气含量只有海平面的40%,苦寒、冽风是绝大多数人难以想象和承受的。提到当时的困境,马伟强十分淡然:“没有最基础的观测,就无法为国家的基础科研做支撑。”

现任观测主管席振华,2013年来到珠峰站,一守就是13年,每年平均在珠峰区域工作7个多月。高寒缺氧、远离故土,对家人的思念是常态,但他始终坚守岗位,负责仪器监测维护、数据下载处理及台站日常运行。“我们常说,这里缺氧,但不缺信仰。”席振华笑着说道。

在珠峰站,这样的坚守故事有很多。冬季大雪封山,队员们冒着零下数十摄氏度的严寒,徒步前往高海拔观测点维护仪器;夏季暴雨频发,道路泥泞难行,他们顶着狂风暴雨,确保观测数据不中断;长期与世隔绝,枯燥与孤独相伴,但他们始终保持严谨细致的科研态度,认真记录每一组数据、校准每一台仪器。

除了科研观测,珠峰站还主动担当科普使命,成为青藏高原地球科学科普教育基地。科研人员定期邀请扎西宗乡小学的学生来到台站,开展“生态知识小课堂”科普活动,为孩子们讲解珠峰地区的气候、冰川、生态知识,播撒科学种子,培养青少年的生态保护意识。同时,珠峰站积极服务地方发展,为当地气象预报、防灾减灾、生态保护提供数据支撑与技术支持,助力西藏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全面振兴。

从马耀明到马伟强,再到观测主管席振华等,珠峰站的接力棒在一代代科研人员手中传递。他们看惯了珠峰的日照金山、云卷云舒,也习惯了与高反和寂寞为伴。正是这种平淡而执着的守望,让世界之巅的脉搏得以被精准捕捉。

风还在吹,仪器还在转。这些钢铁“哨兵”以及科研人员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世界之巅脚下,记录着地球的呼吸。

(本报记者 朱晓帆)

(项目统筹:本报记者 陈海波、崔兴毅)

坚守世界之巅 书写科研华章

【专家点评】

喜马拉雅山脉是青藏高原隆升形成的巨型山地典型代表,也是高原特殊大气与环境过程集中显现的核心区域。珠穆朗玛峰作为喜马拉雅山脉主峰,超高海拔与复杂地形驱动地表与对流层之间剧烈的物质和能量交换,多圈层耦合作用强烈且机理复杂,使其成为北半球大气环境长期监测的理想天然试验场。西藏珠穆朗玛特殊大气过程与环境变化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从最初两顶临时科考帐篷起步,逐步发展为国家级野外科学观测平台。台站搭建起覆盖多海拔梯度、囊括多元下垫面类型的多圈层立体综合观测网络,实现对区域大气过程与环境变化多要素、多尺度、精细化的梯度连续监测。上述成果的取得,离不开几代科技工作者的艰苦付出。他们扎根高寒缺氧的极端环境,长期开展定位观测与持续科研攻关,产出一系列原创性科研成果,深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助力我国抢占全球山地气象研究科技前沿。珠峰站的建设与科研实践,兼具重大科学价值与行业示范意义。

20多年持续运行的综合观测,全方位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一是依托三维立体大气探测系统获取实时大气观测数据,为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巅峰使命2022”珠峰科考等重大科研任务提供坚实气象保障;二是服务西藏生态安全屏障建设,长期持续监测气温、湿度、降水和风速等多种气象要素、冰川变化、河流水位变化及高寒生态演化等,为冰湖溃决、滑坡、泥石流等气象地质灾害风险分区研判提供核心基础数据,支撑区域防灾减灾与地方可持续发展,为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精细化气象预报、极端天气预警提供长效观测支撑,同步开展高原气象科普宣传,持续提升基层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三是对接“双碳”目标、气候变化适应与减缓等国家战略,长期观测高寒生态系统二氧化碳收支、地—气界面碳交换演化规律,为守护亚洲水塔水资源安全、推进区域气候综合治理提供关键科学支撑。

从全球科技竞争格局来看,珠峰站牢牢占据第三极大气过程与环境变化国际科研领域的关键制高点。以往珠峰南坡仅建有国外短期观测点位,受山体阻隔,山脉南北两侧气候与环境特征差异悬殊;我国自主搭建的珠峰北坡长时序海拔梯度观测网络,构筑了全球独一份的南北坡对照试验平台。台站已被纳入“第三极环境(TPE)”国际研究计划,成为全球山地地—气相互作用、多圈层耦合过程研究的标杆平台,为解析全球变暖下极寒高海拔区域的气候响应与反馈机制输出中国实测数据与原创理论方法,大幅提升我国在喜马拉雅山地气象、泛第三极气候与环境变化研究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面向长远发展,珠峰站可从四大维度持续深耕建设:其一,升级完善立体梯度观测体系,依托现有高海拔站点增设冰川、气溶胶、积雪专项观测仪器,在珠峰地区三个水汽通道上增设相关的观测仪器,最终在珠峰地区建成包含浮空艇、无线电探空、微波辐射计、风廓线雷达、云雷达和地面综合观测站点协同联动的三维探测系统,弥合地面站点、卫星遥感与气候模式网格之间的尺度差异;其二,推进野外观测、数值模拟与卫星遥感深度融合,依托20年连续长时序观测数据集迭代优化陆面过程参数化方案,通过搭建模型,有效削减全球气候模式的模拟偏差;其三,建立规范化、标准化的数据共享体系,完善多圈层观测数据全流程质控规范,深化跨国联合观测与交叉比对研究;其四,拓宽产学研融合应用赛道,联动地方气象、生态业务部门迭代极端灾害预警模型,融合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技术,搭建珠峰区域大气环境数字孪生一体化观测模拟平台,同时培育老中青梯度完备的科研人才队伍,常态化开展基层科普宣教与生态气象惠民服务。

多年扎根云巅、坚守观测,一套完备的极端环境综合观测体系全方位支撑了国家重大需求,持续引领全球山地气象科技前沿。珠峰站的实践充分印证,长期野外定位观测是厘清第三极大气与环境演变规律、科学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核心根基。未来唯有持续深耕多圈层一体化综合观测,打通观测、科研、成果转化全链条,稳定产出原创性科研成果,方能为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与全球气候治理持续贡献中国方案与中国力量。

(作者:仲雷,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

(项目统筹:本报记者 陈海波、崔兴毅)

以平凡值守续写科研使命

讲述人:西藏珠穆朗玛特殊大气过程与环境变化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观测主管 席振华

【一线讲述】

自2013年来到珠峰站,我已扎根青藏高原13年。回望来时路,个人的成长轨迹与台站的发展脉络紧紧相融,漫长的坚守也让我读懂了科技工作者最朴素的使命与荣光。

初上珠峰站时,我便迎来高原最严苛的考验。从拉萨到珠峰站600多公里的路程走了两天,当时进山的道路还是传说中的搓板路,坑坑洼洼的。高海拔和缺氧,让整夜头痛失眠成为常态;在偏远闭塞的山里,物资补给、日常出行都举步维艰。

刚到时台站还没有连接国家电网,仅有10千瓦的光伏用电,无法使用大功率电器,在近零下30摄氏度的极寒环境下生存真的是一种考验。老一辈科研人徒手竖起40米观测铁塔、在环境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开荒种菜、顶着暴雪抢修仪器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我。我接过观测主管的重担,扛起仪器运维、数据采集、台站运维的核心工作,也下定决心接过前辈的接力棒,守住这份扎根青藏高原的科研责任。

漫长驻守的日子里,忍受孤独是高原赠予的必修课。远离城市喧嚣、长期与家人聚少离多,是每一位野外科技工作者要面对的考验。我来珠峰站13年,孩子也刚好13岁,错过孩子成长的许多重要瞬间,我十分愧疚。曾经陪伴我无数个孤寂夜晚的土狗“大黄”,是荒滩上最温暖的慰藉,它离世时,我久久无法平复心绪。慢慢地我深刻感受到,选择珠峰观测这份工作,便是选择以小家的别离,换取青藏高原全球气候变化研究的大家底气,那些连续、精准的一手观测数据,就是我们对抗孤独最厚重的答案。

随着台站一步步升级,我的工作内容越来越丰富,从最初的两顶帐篷到简陋板房再到综合办公楼,从几台大气观测设备到覆盖大气、冰川、水文、生态的全方位监测网络。这13年里,我每年有7个多月驻守台站,定期巡查观测场的观测设备,不管环境多恶劣,心里只有一个信念:观测仪器不能停,数据不能断。

13年的坚守,我见证了上百个来珠峰地区科考的科研团队,持续监测绒布冰川径流变化,记录全球变暖下高原冰川的细微变迁,海量原始数据无偿向全世界所有科研团队开放。我自己除了科研工作,还牵头举办了20多次科普活动,邀请定日县扎西宗乡的孩子走进观测场,为他们讲解大气、冰川知识以及守护雪域生态的意义。

未来漫长岁月仍是征程。一代代科技工作者前赴后继扎根高原,用青春与汗水守护高原生态,而我将继续驻守在珠峰脚下,以平凡的值守续写科研使命。

(项目统筹:本报记者 陈海波、崔兴毅)

第08版:教科新闻6 篇

国产智能装备矩阵护航海洋产业发展

“您已进入海上石油作业禁区,请立即驶离!”海面上,一架银白色无人机盘旋在拖网渔船上空,高分贝喊话声响彻海天。这一幕,已成为南海东部油田海上巡检的常态。

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我国加快布局空、海、潜一体化智能装备体系,以海面无人机、无人艇、载人深潜水器、无人潜水器为核心的国产智能装备矩阵逐渐成形,打通了“空中—海面—水下—深渊”立体化感知作业链路,构建起全域覆盖、自主可控的海洋立体安防网络,为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无人机+低空智能网联平台

“过去,面对闯入油田作业区的‘三无’渔船,除了派船出海,没有更好的办法。”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副主任丁忠军告诉记者,单次出动成本2万至3万元,不仅耗时长、覆盖有限,还往往“看见了却管不住”。

如今,无人机搭载高清摄像、红外热成像及高分贝喊话装置,并依托低空智能网联平台,实现了“发现—识别—驱离—取证”全闭环管控。

据介绍,无人机飞手通过比对船舶自动识别系统(AIS)信息与实时画面,精准锁定关闭AIS的“幽灵船”,分配最近的无人机前往处置,完成抵近喊话驱离,全程留存高清影像证据,形成完整数字化档案链,为后续执法提供有力依据。

“空中无人机是海洋观监测的前沿感知载体。”丁忠军介绍,不仅如此,面对海上溢油、人员落水、船舶失控等突发险情,无人机可快速抵达目标海域,实时回传扩散范围、人员坐标,同步投放应急物资,填补传统救援前期观测空白。

随着海洋油气开发、深海资源勘查、海上航运产业持续扩容,海域生态监测、海底管线巡检等高危作业需求激增,传统人工潜水、船舶巡航模式风险高、覆盖窄、效率低的短板愈发凸显。

“以70多公里的海管巡检为例,传统拖轮需4个多小时,而无人机不到1小时就能完成,飞行画面实时回传至低空智能网联平台。”丁忠军说,搭载AI识别算法的无人机,还可自动标注管线异常区域,将数据实时回传,供下一步处置参考。

“水面+水下”双层监测体系

在近海风电、港口航道、气象探测等场景,水面无人艇与水下机器人联动,形成“水面快速扫描、水下精细核查”双层监测体系,全天候守护海上生产运营安全。

2025年以来,高速可潜无人艇“蓝鲸号”问世,可实现水面高速航行与水下潜航双模式智能切换,应用场景扩展至台风眼区气象数据探测;自主研发深水海管铺设智能监控装备“海卫”系统成功海试,在国际上首创“无人船+ARV(自主遥控潜水器)+中继器+光通信”技术方案,实现6项“国内首次”技术突破,大幅提升了深海管道铺设监测的智能化水平。

不仅如此,针对深海的高压、低温等极端恶劣环境作业,国产载人、无人潜水器已成为水下高危核心任务主力装备。

来自自然资源部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蛟龙”号完成西太平洋和南海调查航次,累计下潜40次;“奋斗者”号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累计下潜63次,其中50次下潜深度超过6000米。两艘潜水器在热液、冷泉、海沟与深渊4种深海极端环境获取了大量生物、地质标本以及高清水下影像资料,使用基于人工智能识别与环境DNA检测的深海生物原位检测技术,显著提升深海探测效率与采样精度,为深海资源探采、生态环境评估及保护提供了全新技术范式。

人工智能深度嵌入

放眼蔚蓝海面,无人机负责大范围海面快速筛查,水面无人艇承担定点监测、通信中继,无人潜水器完成水下定位与简易处置,载人潜水器按需开展深度勘查与人员搜救,形成“空中发现、水面支撑、水下攻坚”全链条应急处置闭环。

丁忠军说,当前,跨圈层跨区域潜水器竞相涌现,具身智能、网络自生成、精细目标识别等功能不断迭代更新,打通了“空、天、地、海、底”多装备数据互通壁垒。同时,他们还为深海装备打造数字孪生系统,依托海量实测数据训练故障预判模型,提前预警管线疲劳、设备渗漏等潜在风险,实现由“被动抢修”向“主动预警”转变。

在他看来,人工智能深度嵌入海洋装备,赋能潜水器自主避障、管线缺陷智能识别、水下目标自动分类等功能,可以大幅降低远程操控人力成本,推动海洋产业从“人力驱动”向“智能驱动”转型。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空海潜’一体化装备体系,加快多智能体协同、深海AI感知核心技术攻关,拓展深海采矿、海底电网、深远海搜救等场景应用,以更多尖兵利器守护深蓝安全。”丁忠军表示。

(本报记者 张胜)

中国环流三号跨入工程化新阶段

本报成都8月9日电(记者李晓东)中国环流三号装置升级改造项目低温系统罐区14台大型储罐日前全部安装就位,标志着核聚变研究从零散单点技术攻关正式跨入多系统协同集成的工程化新阶段。近日,这一进展在四川成都举行的聚变科创城产业生态交流活动上被披露。当天,近300名产业链企业及投资机构代表到场,共同探寻核聚变从实验验证迈向工程示范与商业落地过程中的发展路径。

随着低温系统罐区建成,中国环流三号装置升级改造全面提速。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主机工程技术研究室主任陈鑫介绍,该院在深度参与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工程、承接核心部件集成总包任务的过程中积累了深厚的技术底蕴,这一积累正加速向外溢出,“十五五”期间关键材料、设备系统等领域将释放可观的产业机会,为上下游企业打开新的增长空间。ITER中性束咨询委员会中国技术代表雷光玖则聚焦中性束加热系统,阐释了这一关键子系统从部件研制到装置应用的技术价值与产业前景。

聚变产业链关键环节的系统布局在此次活动中得到集中展现。“激光-微波诊断技术”“惯性约束聚变能堆微靶”“聚变高压电源和中性束”等11个项目,覆盖超导磁体、低温装备、氚增值包层材料等上游领域,展现出国内聚变供应链在核心材料、关键设备、精密诊断等方面的协同攻关能力。

产业链跨区域集聚态势也在形成。川内骨干企业与外地行业标杆企业共60余家现场开展对接,跨省市产业资源向四川天府新区加速汇聚。在磁体系统领域,高温超导带材、靶材、带材检测及超低温装备等环节企业悉数到场,一条从核心材料、精密检测到低温配套、磁体集成的完整链条实现就地闭环,上下游可就地协同研发与配套。与此同时,100余家专业投资机构参与本次活动,从早期风险投资到中后期产业基金的企业全生命周期资本矩阵初步形成。

青海冷湖:专家学者共探人工智能与天文融合

“我们如何建设并运行好一个智慧型的天文台站?”在第二届人工智能赋能的天文学开放科学会议上,会议发起人之一、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台长刘继峰提出了核心议题。在他看来,望远镜建起来后,让它们高效、智能、持续地产出高质量数据及成果,才是真正的挑战。而这道题的关键解法,就是人工智能。

8月3日至7日,第二届人工智能赋能的天文学开放科学会议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召开,来自中国、美国、西班牙等国近30家天文研究机构的百余名专家,围绕人工智能与现代天文深度融合这一核心主线展开深入交流。

若是十几年前,提起海西州茫崖市冷湖镇,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废弃的石油小镇。但在今天,它已经成为中国天文界乃至全球天文界的高频词。

冷湖科技创新产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李炜介绍,目前已有国内13家科研单位入驻冷湖基地,落地15个天文项目,总计47台观测设备,墨子巡天望远镜、太阳磁场观测望远镜等设备均已投入常态化观测。

从大气视宁度等关键参数来看,冷湖无疑是全球光学观测条件最好的台址之一。但这场以“人工智能赋能天文学”为讨论核心的国际会议在这里召开,不止是因为这一片好星空。

“我们希望冷湖不仅是一个聚集先进设施的观测基地,更成为以AI驱动全链条运行的智慧天文台。”刘继峰解释,具体来说,就是给望远镜装上皮肤、四肢和脑子,让它们能够感知环境、自我诊断,在复杂条件下实现自主决策,同时让同一台址甚至是不同台址上的多台望远镜能够相互协同、智能调度。更进一步,充分发挥AI的强大能力,让它贯穿天文观测的全流程,从观测计划生成、实时数据质量判断,到警报触发、后随观测,再到多设备协同响应,最终形成一个能感知、会思考、可自适应的望远镜智能集群体。

“人工智能应用于天文学已有多年。长期以来,天文人工智能研究大多围绕具体科学任务独立开展,图像、光谱、时域和星表等不同类型的数据通常分别处理,模型在不同任务和数据之间难以迁移和复用。”之江实验室地球与空间科学计算研究中心副主任施钧辉介绍,之江实验室正在研发面向多模态宇宙理解的天文领域基础模型OneAstronomy,希望通过统一表征和融合不同类型的天文数据,为天体分类、光谱分析、暂现源发现和跨模态关联等多类科学任务提供共性能力。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胡义参照自动驾驶的分级逻辑,将望远镜自主运行划分为五个等级。“我们目前处于L2~L3级别,绝大多数观测流程无须人工干预。”在他的设想里,“最终目标就是彻底摆脱人工整夜值守,打造全球联网、搭载独立推理思考链路的全自动望远镜网络,实现跨地域全自主观测。”

从国际协作的角度来看,人工智能正在打破各国天文学家之间的合作壁垒。“传统天文学模式下,各国重复建造功能相似的望远镜,相互形成竞争,造成科研资源浪费。如今人工智能能够实现跨区域望远镜互联互通、协同观测,联合产出重大科研成果,进一步推动各国科研人员深度合作。”西班牙10.4米加那利大望远镜(GTC)负责人罗马诺·科拉迪表示。

正如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琪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的:“人工智能赋能天文学,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大模型驱动的研究范式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数据隐私、算法偏见、科研诚信、自动化决策责任归属等新的伦理议题。我们要在推动技术创新的同时,前瞻研判潜在风险,率先在AI天文领域建立科学、透明、可操作的治理框架。”

(本报记者 王雯静 万玛加)

招聘会促就业

8月8日,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乌鲁木齐人民广场举办“乐业绘就美好家园 青春奔赴幸福天山”百日千万离校未就业青年专场招聘会,吸引众多求职者到场应聘。活动现场,近百家企业提供商贸服务、行政文职、市场营销、运营管理等行业的岗位3274个。图为求职者在招聘会现场了解岗位需求。孙振嵩摄/光明图片

龙眼荔枝杂交新品种“脆蜜”结硕果

——华南农业大学十六年攻坚果树育种难题

8月9日,华南农业大学在广东广州从化区鳌头镇举行龙眼荔枝杂交新品种“脆蜜”现场观摩会。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广东省现代农业荔枝龙眼产业技术体系龙眼育种团队骨干成员刘成明在会上系统介绍了该品种的育种过程、技术突破及推广应用情况。

2022年刘成明带领团队育成全球首个龙眼荔枝杂交新品种“脆蜜”,它以“石硖”龙眼为母本、“紫娘喜”荔枝为父本,通过远缘杂交选育而成。与“石硖”龙眼相比,“脆蜜”产量翻倍,抗寒性更强,成熟期晚15至20天。

目前,“脆蜜”在广东的广州、潮州、清远连州,以及四川泸州、云南大理等地长势良好,种植面积达3000多亩。特别是在连州市西岸镇的脆蜜基地,总面积100余亩,距离湖南省仅45公里,冬季温度零下3摄氏度到零下7摄氏度,目前团队已经成功攻克了低温霜冻的瓶颈性问题,今年首次批量挂果,预计在今年9月成熟。该品种通过“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提供种苗和技术支持,2026年“脆蜜”已少量上市试卖。

据介绍,荔枝和龙眼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生殖隔离屏障。2007年起,刘成明带领团队开始着手攻克龙眼杂交育种的“硬骨头”,2022年,新品种通过广东省新品种审(评)定现场鉴定,被命名为“脆蜜”,并于2023年取得品种审定证书。

刘成明介绍,龙眼主栽品种单一,“石硖”和“储良”占比超85%,鲜果供应期短;而荔枝品种多、供应期长,利用荔枝基因改良龙眼可优化品种特性。反之,龙眼产量稳定、花期可调,团队也在探索将龙眼基因向荔枝渗透,以实现荔枝花期和产期的人为调控。

果树杂交新品种的认证之路十分漫长。新品种必须经历优株初选、品种比较试验、区域栽培试验、生产试验四大关卡,每一关通常要五六年甚至更长。刘成明表示,从启动杂交到拿到品种审定证书,前后历时16年,这在果树育种领域已算快速。

除了以龙眼为母本、荔枝为父本育成“脆蜜”,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还于2007年开始培育以“紫娘喜”荔枝为母本、“石硖”龙眼为父本的“紫石”荔枝系列,2018年选出“紫石6号”荔枝龙眼属间杂种作为桥梁亲本,继续与“脆蜜”进行下一代“属间复合杂交”育种。

(本报记者 雷爱侠 吴春燕)

哈尔滨科学技术职业学院师范与艺术学院:以舞润心 以美育人

近年来,哈尔滨科学技术职业学院立足高职育人定位,紧扣学前教育专业特色,构建面向学前领域的一体化美育育人体系,积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学校师范与艺术学院学前教育专业舞蹈教学团队以舞蹈教育为载体,推动美育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依托课堂教学、实践育人、协同创新多维路径,探索形成兼具黑龙江冰雪文化特色的以舞育人新模式。

课堂筑基

把思政基因植入舞蹈教学全链条

课堂是美育育人的主阵地。学院打破“舞蹈课等同于技能训练”的传统认知,秉持“技术为基、文化为魂、育人为本”理念,将思政元素、文化内涵、育人目标系统融入课程体系,实现审美浸润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

学院教学团队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价值。讲授民族民间舞时,在传授动作技法的同时,解读不同民族背后的人文底蕴。学生在东北秧歌热烈的韵律中感受黑土地文化底蕴,在傣族舞、蒙古族舞蹈的学习中体悟人文精神、涵养家国情怀。团队立足地域优势,将冰雪舞蹈、东北民间舞蹈等元素融入课堂,引导学生扎根本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与乡土认同感。

学院结合学前教育培养目标,创新打造“幼儿视角”舞蹈教学模式。在幼儿舞蹈创编课程中,引导学生遵循3-6岁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开展教学设计,树立科学理念:幼儿舞蹈重在律动感知、游戏启蒙、滋养人格,而非单纯技巧训练。这套教学模式既锤炼了学生的专业技能,更帮助学生建立起“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理念,为未来从事幼教工作筑牢思想根基。持续的教学实践充分展现美育力量,不少零基础学生实现蝶变,从怯于展示到自信登台,从机械模仿到独立设计幼儿舞蹈活动,彰显出舞蹈美育润物无声的育人成效。

实践赋能

在舞台赛场中淬炼育人成色

学院坚持“以赛促学、以演促教、以践育人”,搭建多层次实践平台,让学生在实战历练中提升综合素养。

近年来,学院教学团队带领学生参与全国啦啦操联赛,师生利用课余时间全力备赛,反复打磨节目,斩获佳绩。赛场拼搏不仅提升学生的专业水平,更磨砺学生的坚韧品格,培育团队协作意识与集体荣誉感,塑造可持续发展的职业素养。

学院教学团队积极依托各类平台拓展美育实践场景。学院职业教育活动周期间,持续开展舞蹈展演,展现职业教育风采;组织师生参与区域文体活动,将高职美育成果推向更大舞台。同时,常态化组织学生外出参与艺术交流,鼓励学生拓宽艺术视野,进一步坚定投身学前美育事业的信念。

协同聚力

构建多元共生的舞蹈美育生态

学院积极探索“教学—科研—实践—服务”四位一体育人路径,深化产教融合,服务地方文化建设,努力打造开放协同的舞蹈美育生态。

学院教学团队坚持教研相长,围绕学前舞蹈美育实施路径开展课题研究,把一线教学经验提炼为理论成果,反哺课堂改革,形成“实践催生课题、课题赋能教学”的良性循环,持续探索契合幼儿园一线需求的美育方案,打造可供区域借鉴的实践样本。

立足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职能,学院教学团队常态化组织学生走进乡村、幼儿园开展舞蹈公益课堂,依托“三下乡”社会实践下沉基层普及美育。同时持续对接省内多家幼儿园、艺术培训机构,健全校企合作机制,紧跟行业需求动态优化教学内容,推动人才培养与岗位需求精准对接,保障毕业生具备扎实的幼教美育工作能力。

实践证明,师范与艺术学院学前教育专业培养的并非专业舞蹈演员,而是美育火种的传递者。在学子心中播撒美的种子,未来将会在万千幼儿心中绽放美育之花,这正是学前舞蹈美育独特的价值所在。

美育是一场润物细无声的浸润,更是一项久久为功的事业。站在新起点,哈尔滨科学技术职业学院师范与艺术学院学前教育舞蹈教学团队将持续坚守立德树人初心,以舞为媒、以美育人,深化舞蹈美育与思政教育融合创新,着力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富有教育情怀的学前教育工作者,为完善全学段一体化美育体系、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贡献高职力量。

(作者:米雪)

第09版:综合新闻9 篇

安置保障工作平稳进行

9日17时30分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以强台风级登陆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沿海,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42米/秒),中心最低气压945百帕。18时40分前后,“白海豚”在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沿海再次登陆。

暴风骤雨叠加,浙江台州路桥区平日负责老年人助餐工作的老年助餐中心变成了防汛“中央厨房”。新桥镇工作人员介绍,台风来袭,老人已安置到位,华章村的“朝夕相伴”综合体老年助餐中央食堂被改造升级成防汛后勤保障基地,统一制作爱心盒饭,定时送至各个镇级避灾安置点。

防范台风“白海豚”进程中,浙江多地组织力量全员下沉、一线驻防,全面铺开“安全网”。台州市黄岩区南城街道山前村、山后村、义新村、墙洋村地势低洼、排水缓慢,是此次防台转移的重中之重。驻村干部和村两委成员兵分多路,冒雨挨家挨户敲门劝导。

“安置点就在南城小学,床铺、热水、吃的喝的都备齐了,人平安比什么都强。”山后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张军剑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和志愿者们再次用力敲响低洼区一排低矮出租屋的铁皮门。

应对台风不确定性,转移是行之有效的防范方式。浙江省要求,对所有登记在册的风险点、异常点位、不放心区域果断扩面转移,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同时严防转移过程中发生意外,风险不解除、人员不回流。

在台州市玉环市,清港镇礁西村的党员干部针对高龄、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一对一”暖心护送。哪家房子旧,哪户有老人,哪条巷子容易涝,党组织台账上记得清清楚楚。清港镇上湫村,党总支书记蔡庆辉带领5名党员骨干组成“突击队”,面对执拗不肯走的独居老人,他蹲下身劝导,把台风的风速换算成“屋顶瓦片能飞多远”的家常话。

在温州龙湾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查商铺户外广告、门头店招、横幅悬挂物、沿街搭建设施等高空坠物隐患,巡查低洼易涝路段、村居道路排水口、雨水管网等点位,及时清理落叶、淤泥、杂物等淤积堵塞物……党员干部带着任务清单下沉一线,严格落实“一场景一预案”工作机制。

(本报记者 刘习 陆健)

“义新欧”中欧班列今年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

刷新历年同期运量纪录

本报杭州8月9日电 记者张翼9日从杭州海关获悉,截至8月7日,今年“义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刷新历年同期运量纪录,持续稳居中欧班列开行规模第一梯队。班列货物品类迭代升级,产业适配性、产品附加值显著提升。

在亮眼增量背后,“义新欧”中欧班列货品结构“向优向新”。相较于往年以日用百货、纺织鞋帽为主的货品结构,今年“义新欧”光伏储能组件、智能成套家电、精密机床、新能源汽车及核心零部件等高端智造产品逐步成为出口主力货品。同时,物流模式创新升级,进一步夯实了班列发展根基。

今年以来,“义新欧”中欧班列持续丰富多式联运体系,出口铁公联运、“中欧班列+海铁联运”等多元化运输模式全面落地,并实现常态化运行,将铁路长距离、大运量、稳定性强的优势,与海运运费低、公路运输灵活通达的特点有效整合,构建起多维度、立体化的跨境物流网络,持续放大班列货源集聚效应和辐射效能。

海关监管服务的迭代升级,为班列高效开行保驾护航。杭州海关持续深入践行“义乌发展经验”,以数字化改革为抓手,依托新一代大通关平台,完善7×24小时全天候自动转关机制,搭建物流数据、报关数据、转关数据实时比对、闭环管控的智慧监管体系,推动海关、铁路、场站三方数据互联互通、共享共用,提升口岸通关效率和综合运营效能。

目前,“义新欧”中欧班列已常态化稳定运行27条国际线路,通达亚欧大陆5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160余座城市,是长三角地区布局最完善、辐射范围最广、运载能力最强的中欧班列集结通道之一。下一步,随着集结中心配套设施持续完善、监管服务不断优化,“义新欧”中欧班列将持续扩容提质,助力浙江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为区域跨境贸易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

广东:推进现代化海洋牧场全产业链建设

本报广州8月9日电(记者陈慧娟、吴春燕)广东近日召开全省现代化海洋牧场全产业链建设视频会,部署推进现代化海洋牧场全产业链建设工作,聚力推动广东省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提质增效。

广东海岸线全国最长,海域面积是陆域面积的2.3倍。2025年,广东省海水养殖产量386.93万吨,其中海水鱼养殖产量103.5万吨,占全国近一半,“蓝色粮仓”不断夯实。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会同省农业农村厅加快推进现代化海洋牧场“一张图”建设,通过构建海域分级评价模型,目前已选划出约2000平方公里适宜重力式网箱投放的适养海域,按每平方公里投放30至40个网箱估算,可满足6万至8万个网箱的用海需求。

海“选”出来了,谁来开发?过去搞深海养殖,最怕三件事:风险大、投入高、周期长。一个重力式网箱造价数十万元,一座桁架式大型养殖平台动辄上千万元。普通渔民想干,缺钱;社会资本想投,怕亏。广东的解法是,国企先上,把最难啃的骨头啃下来。

广东在全国首创“标准海”供应机制。目前,全省已引导沿海各市和省属国企成立18家专业化一级开发主体,先行完成用海前期工作,收储海域、建设码头、打造装备……把“生海”变成“熟海”,项目来了就能“拎包入驻”。记者了解到,广东省国资委正会同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牵头起草《关于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引领作用以更大力度推动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的实施方案》,强调充分发挥省属国企、驻粤央企、沿海地市地方国企的投资带动作用,预计到2030年,全省国资国企参与现代化海洋牧场项目投资总额超1000亿元。

要让企业敢投、渔民敢干,光有国企“打头阵”还不够,还得有金融“兜底账”。广东联合金融监管部门印发《综合金融赋能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若干措施》,将养殖装备、海域使用权、知识产权等纳入银行抵质押范围。今年5月,《广东省现代化海洋牧场设施设备险实施方案》正式实施,保险标的从传统的“保鱼保人”延伸至“保装备”,重力式网箱、桁架式网箱等大型设施有了“防护甲”,各级财政补贴保费75%,养殖主体自担仅25%。

水利部门全力做好台风暴雨洪水防御

本报北京8月9日电 记者陈晨从水利部获悉,水利部逐日滚动会商分析研判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影响态势,安排部署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细化部署重点防御措施。水利部7日18时针对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等6省份启动洪水防御Ⅳ级应急响应,并于8日20时将针对浙江省的应急响应提升至Ⅲ级,督促地方水利部门系统梳理台风暴雨洪水风险,有序开展监测预报预警、水库预泄腾库、风险隐患排查处置等各项应对工作;提前派出3个工作组深入浙江、福建、上海等地防御一线协助指导。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淮河水利委员会、太湖流域管理局分别启动Ⅳ级、Ⅳ级、Ⅲ级应急响应,落实响应联动防御措施。

浙江省水利厅启动水旱灾害防御(防台风)Ⅰ级应急响应,调度大中型水库预泄腾库8.97亿立方米,沿海平原预排水量4.42亿立方米;集结专家队伍150余人次,派出水文测报、防洪调度等10个应急工作组下沉一线,1.7万名水利工程安全度汛责任人全天候到岗值守,6.8万名山洪灾害防御责任人深入风险区巡查排查;全省767个在建水利工程全部停工,转移施工人员16636人;检查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盖板桥涵3071处,指导基层政府提前转移避险15.89万人。

上海市水务局启动防汛防台Ⅱ级应急响应,抓住潮位起落时间窗口加强河道、城区排水管网预排预降,启动应急调蓄设施,利用空地或绿地增设挡板式临时调蓄装置,严防城市内涝致灾。

江苏省水利厅启动防台风Ⅲ级应急响应,调度沿长江、沿太湖、里下河地区水闸泵站联合排水、预降水位,提前转移危险区人员21780人。

安徽省水利厅启动洪水防御Ⅲ级应急响应,视频连线宣城、黄山等6市逐一调度水库安全度汛、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滚动开展洪水模拟预报622站次,对2031座重要小型水库和病险水库逐一落实保坝措施,坚决防止水库垮坝。

福建省水利厅启动水利防台风Ⅲ级应急响应,滚动发布洪水预报作业475站次,派出4支防汛服务指导组、专业技术队伍深入一线,指导福州、南平、宁德1144座水库提前在坝头储备防汛抢险物资。

江西省水利厅启动洪水防御Ⅳ级应急响应,紧盯小型水库、在建涉水工程、小水电站等防御重点,对部分工程巡查责任人履职情况开展抽查,指导各地“一库一策”科学开展水库预泄腾库和调度运用,提前预置3个抢险指导专家组,适时派出指导地方抢险。

国家防总对沪赣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本报北京8月9日电(记者姚亚奇)8月9日,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及相关省份联合会商,研判台风“白海豚”发展趋势,部署防范应对工作。

台风“白海豚”于9日傍晚在浙江沿海两次登陆。会商指出,台风登陆期间风雨猛烈,近岸风险管控、海堤水闸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城镇洪涝、山洪和地质灾害等可能多发重发,其残余环流可能与北方冷涡结合,给华北、山东半岛甚至东北等地带来降雨,防汛防台风工作形势严峻复杂。

会商要求,要梯次做好“三个阶段工作”,加强避风船只和上岸避险人员安全管理,做好风险隐患排查整改和陆上人员转移避险,落实重点领域抢险救援力量,确保第一时间开展抢险抢通,及时开展救灾救助。要盯紧看牢“三大薄弱环节”,针对中小河流堤防和中小水库、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区和隐患点、城乡内涝等薄弱环节强化巡查防守和应急处置。要继续抓实“三项防汛责任”,层层落实防汛救灾主体责任,全面压实部门责任,紧紧压实基层一线责任,切实把确保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国家防总9日上午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两个工作组继续在浙江、福建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福建漳州:医疗救助新模式为困难群众兜底

最近,福建漳州诏安县村民吴谋心里的“石头”落了下来。

自从被诊断出恶性肿瘤后,除了身体病痛带来的不安,更让她焦虑的是无力支付的大额治疗费。因病导致家庭经济困难的吴谋,很快被漳州民政部门认定为农村低保对象,属于第三类医疗救助对象,可以享受医疗救助待遇。有了这个认定,意味着她不用自己掏一分钱参保也能享受医保报销。

原来,漳州根据国家、省关于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的有关政策规定,对“第三类医疗救助对象”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保个人缴费部分按90%比例给予定额资助,个人仍需负担10%的基本医保个人缴费部分。

在以往开展医疗救助过程中,漳州市医保局发现一个现象,因病返贫的家庭中,有部分因为没有缴费基本医保导致无法享受医保报销。因参保意识不强,意外发生时他们没有抵御风险的能力。为了坚决守牢不发生因病返贫致贫底线,漳州市医保局找到漳州市有关慈善组织解决救助对象参保缴费的“最后一公里”问题。

2023年,漳州市医保局联系漳州市芗城慈善总会了解慈善捐赠流程,发挥慈善组织在扶贫济困方面的重要作用,并经过与爱心企业反复沟通协调,确定由爱心企业通过定向捐赠慈善总会,专门用于对漳州市第三类医疗救助对象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保个人缴费部分10%的资助,确保第三类医疗救助对象基本医保应保尽保,参保率达100%。

这个在福建省首创的漳州慈善捐赠资助参保新模式,主要帮扶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农村防止返贫监测对象、脱贫(享受政策)人员等第三类医疗救助对象。

引入社会慈善力量,漳州为特定困难群众全额兜底医保个人缴费部分,实现“0元参保”。据统计,2023年至2025年期间,该机制已惠及60.43万人次,其中慈善捐赠资助达30.91万人次,筹集捐赠资金1176万元,确保全市医疗救助资助参保对象应保尽保,有效防止因病返贫致贫风险。

为了让服务更高效,漳州市医保局依托福建省统一的医疗保障信息平台,拓展医疗救助应用场景,不断完善救助对象信息共享互认、资助参保与待遇给付等经办服务,使基本医保和医疗救助服务相互融合,实现医疗救助医保“一站式”服务、“一窗口”办理。

(本报记者 马跃华)

地铁大食堂

江苏省南通市首家地铁便民食堂——钟秀西地铁大食堂实行早、中、晚常态化供餐,每天供应20多道菜品并规律进行更新,精准对接周边社区居民、通勤乘客、办公人群等群体用餐需求,因其平价美味、明厨亮灶、菜品丰富等特点广受欢迎,成为地铁站里的惠民“烟火驿站”。图为8月8日,人们在钟秀西地铁大食堂排队选餐。

新华社发

江西余干:村里有了大学生文明实践员

夏末秋初,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瑞洪镇前山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里,暑期公益课堂正在进行。

“预备——起!”课堂上,返乡大学生志愿者洪紫藤打着拍子,10多个孩子跟着节奏唱起儿歌。桌角处,前山村大学生文明实践员张晶晶正为下一节美术课做准备。

这是前山村连续第7年开办的暑期课堂的现场。面对农村儿童暑期托管难题,张晶晶整合高校“三下乡”资源,开设科普、美育、安全等课程,用暑期公益课堂丰富乡村孩子假期生活。“这个暑假,孙女在课堂上学唱歌、学画画、写作业,我们不用担心她的学习,可以放心干农活做家务了。”前山村村民涂仙女告诉记者。

近年来,余干县创新实施“一村一名大学生文明实践员”工程,每年组织大学生文明实践员参加县级集中培训,择优选派人员赴市、省级培训,围绕政策宣讲、文明实践、产业发展开展实操教学,打造本土化青年基层服务队伍。如今,全县370个行政村实现文明实践员全覆盖,一批懂理论、善服务、能干事的青年大学生各展所长,成为打通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中坚力量。

“这是村民们手工包的粽子,每一口都是地道的家乡味。”梅港乡蛟龙村文明实践站的一角,大学生文明实践员陆忠华坐在手机镜头前,拿着粽子直播带货。为了让乡村好物走向市场,陆忠华在文明实践站搭建电商直播平台,通过直播带货、线上推广等方式,把村民家的葛粉、手工粽、藕尖等农家特产销往全国,今年已卖出12000多斤农产品,线上成交金额就达11万元。“原来家里的葛粉、土鸡蛋等只能挑去集市卖,天不亮要出摊。现在村里直播卖货,销量比以前多了好几倍。”蛟龙村村民夏季英说。

在科技特派员指导下,鹭鸶港乡方家洲村大学生文明实践员雷学臣成立农村合作社,发展稻虾轮作生态种养,带动32户村民就业,2025年合作社小龙虾产值超40万元,村民年均分红5万余元。“在合作社工作3年多,每个月到手四五千元,还能照顾家庭。”方家洲村村民雷青长很是满足。

(本报记者 王洋 胡晓军 本报通讯员 曹汉衍)

重庆江津:新就业群体成为基层治理好帮手

下午两点半,外卖骑手陈明送完午间高峰的最后一单,拐进设在重庆市江津区几江街道西关社区的“津新驿站”。

推开玻璃门,一股凉意扑面而来。陈明径直走向饮水机,一边接水一边看向旁边的药品盒,里面整齐码放着藿香正气液和创可贴等常备用品,接满水后他便坐在沙发上打开手机里的骑手联络群。

“以前等单的时候只能在路边找个树荫歇脚,现在驿站成了我们的‘根据地’,我们也成了城市的‘治理伙伴’。”正说着,陈明看到其他骑手在群里发布的信息:5号楼后巷井盖松动,已拍照上报。他告诉记者,类似这样的实时动态信息,光是几江街道的骑手联络群每天就要发好几十条。

几江街道位于江津城区的核心区域,老旧小区密集、常住人口多,交通组织疏导、市容市貌整治、安全隐患排查过去一直是基层治理的“老大难”。2022年,重庆着手推进15分钟高品质生活圈和15分钟党群服务圈建设。几江街道又依托15分钟党群服务圈将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等新就业群体纳入基层治理体系,将新就业群体从单纯的“服务对象”变成城市治理的“合作伙伴”。街道各个社区都推出“爱心加油餐”项目,新就业群体社区安全巡察、隐患随手拍等公益行为都可攒积分,用这些积分可以在社区的“幸福食堂”兑换餐券。

今年3月,一名外卖骑手在日常取餐时注意到,有多个线上店铺的出餐地址高度重合,马上通过“随手拍”反馈了这条信息。市场监管所迅速核查,确认是涉事方在外卖平台开设了多家虚拟店铺,涉案金额超过65.4万元。“骑手每天穿梭在商圈街巷,是基层治理的好帮手。这次案件的线索,就得益于他们灵敏的信息触角。”几江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7月底,街道已成立6支志愿服务队,选聘64名骑手担任兼职网格员,累计帮助群众解决困难800余个,其中有一个社区已累计兑换爱心餐券200余份。

江津区也面向新就业群体开展了内容丰富的关爱活动。商圈的“红领津·津新驿站”常态化开展权益普法、职业健康义诊、交通安全宣讲、高温防寒服务,解决了骑手普遍反映的“进门难、停车难”等急难愁盼问题。截至7月底,全区已建成面向新就业群体的“津新驿站”“小哥食堂”“司机之家”等服务场所187处,纳管新就业群体党员440余名。

(本报记者 张国圣 李 宏 黄汉鑫)

第11版:光明学人1 篇

纵马行吟远 天山翰墨新

——卫拉特文史游牧者丹碧

丹碧 作者供图

丹碧(右2)在蒙古国进行学术考察。作者供图

学人小传

丹碧,1946年生于内蒙古库伦。1969年从内蒙古大学中文系毕业,1981年获内蒙古师范学院(今内蒙古师范大学)蒙古文学硕士学位,1982年到新疆师范大学任教。曾兼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中国蒙古文学学会副理事长。撰有《卫拉特蒙古古代文学概要》《乌拉与袒拉——蒙古文学研究论文集》《川上集》等学术著作及长篇叙事诗《驼童》、诗集《蓝色的涟漪》等。

1985年我大学毕业,远赴天山,在新疆师范大学开始了教师生涯。其时,我只从电视上看到过能歌善舞的维吾尔族同胞,并不知道在天山南北的草原上,还有十几万蒙古族同胞在这里生息。他们有的是后来被称为“东归英雄”的土尔扈特等部落的后裔,有的是清代从蒙古高原西迁的察哈尔等部落的后人,也有像丹碧教授这样,在新中国成立后因为各种机缘从内蒙古陆续投入新疆建设中的后来者。

改革开放之初,正值壮年的丹碧来到新疆师范大学蒙古语言文学专业任教,挑起西部蒙古即卫拉特蒙古研究的大梁,培养了一支精锐的本土学术团队。如今,丹碧年届八旬,仍然在这片学术沃土上默默耕耘。

因缘际会,我入职的新疆师范大学中文系,竟然由汉语言文学、维吾尔语言文学、蒙古语言文学三个专业组成,这个格局,与我所熟知的其他省份高校中文系只是在单一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下分布学科大为不同。

我毫无违和感地进入这个多民族的教学群体,在每周三下午的例会中,和各民族的同事逐渐熟悉,更在一次次不同民族的节日祝贺中,和他们结下了亲如一家的友谊。

对丹碧的深刻印象来自我到新疆后的第一个春节前夕。1986年2月5日,中文系组织了一次团拜活动,在一个宽敞的教室里,课桌被组合成了五个大桌,分专业和教研室安排座位,每人自带各色菜品,一尺高的讲坛就是表演的舞台。总支书记额尔德尼庄谐得体的主持,一下子就把教师们的才艺调动起来。那是我享受过的最有水准的多民族歌舞聚会,被点到名的维吾尔族和蒙古族老师,没有丝毫忸怩,一站起来就进入了载歌载舞的表演状态。一个个节目,不用排练,就在你眼前即兴挥洒。汉族老师也有自己的看家本领,京剧、秦腔张口就来,系主任薛天纬的信天游“骑白马挎洋枪”让我们听到了原生态的《东方红》曲调。甚至,高国雄和艾山·托乎提两位老师的猜拳行令也成为一个节目,抑扬的声调能看出他们平时在讲台上的风采。

丹碧看起来确实不是一位能歌善舞的蒙古骑手,但是他气壮山河地朗诵了一首关于鸽子的诗歌。丹碧沉醉在诗歌的意象中,将一首长诗背诵得声情并茂。一直等晚上回到宿舍,我脑海中还萦绕着那首一句也没有听懂的诗歌,那不断出现在旋律中的“tahtaa”真是袅袅不绝地徘徊在耳边。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还专门问了学过蒙古语的学生徐维焱:“蒙古语鸽子的发音是什么?”他秒回:“大概是tahtaa!”于是,40年前丹碧陶醉的姿态又出现在我眼前,那诗歌的余音也跨过千山万水,再次回荡起来。

丹碧朗诵的才能从哪里来?从他对蒙古语言文学的由衷热爱而来,从刻苦背诵中来。最近,他寄来新著《川上集》的文稿给我看,我才知道,1982年他脱下军装,来到新疆师大,讲授当代蒙古文学课程,当时没有专门的教材,他就自编讲义。每次上课,他先如数家珍地背诵当代蒙古族诗人的诗歌,慢慢切入正题,惊艳了听讲的学生。

1988年,丹碧和几位老师带着一批蒙古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到伊犁昭苏实习。实习临近结束,我和系里的行政秘书朱自力一起到天山深处接他们返校。

我们到达昭苏县城的当天,就参加了昭苏二中师生和实习学生之间难舍难分的欢送会。第二天,我们又跟车去接在军马场子弟学校实习的师生,丹碧就在那里。时间紧张,丹碧只能带着青年教师到几位本地老师的家里匆忙告别。这种仓促,在蒙古人家是十分失礼的,不过也无可奈何,只有把告别的奶茶煮得更香更浓。我翻看当时的日记,写下的一笔是:“在那儿,去蒙古人家喝奶茶,太香了!拿上来的啤酒也为之失色。”

在这些来实习的大学生登车和子弟学校学生告别的时候,学生们冲出了校门,哭喊着“帕克西、帕克西(老师、老师)”,跌跌撞撞地追着汽车跑出了一公里多。“帕克西”可能是汉语“博士”的借词,在历史上的某个年代里被蒙古语借用作对教师的尊称,流传至今。

我看到车上那些年轻的蒙古族小伙子都在偷偷地抹眼泪,我的日记本上写的是:“朱自力为之照掉了一整个胶卷。”

有几个子弟学校的实习生,原本是班上的刺儿头,但是在丹碧的带队组织下,他们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告别的场景,足以证明他们在实习中对教学的尽心。我也深刻体会到教学实习的重要性,只有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够让这些大学生体会到教师这个职业的崇高、认识到教学工作的艰辛。他们未必有机会再到昭苏,但在这里的经历一定会伴随着他们一生。

此后我多次到昭苏这片土地来做调研,但都没有1988年那次留下的印象深刻。这次昭苏之行,在丹碧的人生经历中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而在我们之间,也正如丹碧的口述史所说:“说来也巧,就这么一次邂逅,铸就了我们一世之谊。”

昭苏实习的影响并没有随着我们回到乌鲁木齐而结束。

1988年秋季,我担任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班主任,班上很多学生都有文学创作的爱好,但给《新疆师大校报》投稿却很难被采用。经我协调,校报答应出版一期中文系专号作为增刊,约稿的工作落到了我的头上。

我给这个增刊的文学版面起名“西北风”,向三个专业的师生广泛征稿,很快就集齐了稿件,大部分稿件来自学生,此外,我在昭苏之行中熟悉起来的巴孜尔和丹碧两位老师也都提供了汉文稿件。丹碧的稿件让我惊异:他竟用汉文七言绝句的形式书写了一组《东坡诗草》,记录他在昭苏军马场子弟学校期间徜徉东邻高地的联翩浮想。这组诗虽不讲平仄且用新韵,但诗歌特有的节奏和意趣,使其古体诗的韵味十足,让我这个在讲台上教授唐代文学的汉族教师自惭不已。我毫不犹豫地把他的作品选入增刊。

1989年,那一期增刊印出后,在校内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而丹碧蒙汉双语创作诗歌的声名也广为传播。

那个时期的丹碧,并没有太多精力搞创作,他把更多时间用在了蒙古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和科研建设中。

来自科尔沁草原的诗人和学者丹碧,是内蒙古大学的学生,1969年毕业后,响应国家号召,投笔从戎,来到新疆加入特种兵部队,开始了军旅生涯;1978年,他从部队报考研究生,追随内蒙古师范学院(今内蒙古师范大学)巴雅尔教授从事心仪的蒙古文学研究,1981年毕业后,他又毫不犹豫地回到新疆,效力边陲。其时,新疆教育界百废待兴,需才孔亟,他于1982年转业,选择到新疆师范大学创建刚满一年的蒙古语言文学专业从教。在当时的新疆师大,他是为数不多的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研究生,堪称凤毛麟角,因此也自然成为蒙古语言文学专业教学科研的带头人。

其时,成人教育应运而生,丹碧创办了“蒙古文秘函授班”,连续多年招生,满足了广大中小学蒙古语教师进修深造的需求。他在1988年发起召开的“新时期新疆蒙古文学学术讨论会”,被自治区有关领导誉为“新时期新疆各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的开头炮”。他个人对于“卫拉特学”的研究,也从那个时候开始积淀。

据史料记载,13世纪,有一个叫斡亦剌惕(亦称瓦剌、额鲁特)的部落,作为“林中百姓”加入蒙古民族的族群中,他们与驰骋在大漠南北的东部蒙古相呼应,被称为漠西蒙古。经过了四卫拉特、准噶尔汗国和土尔扈特回归后的不同时期,开启了西部蒙古即卫拉特蒙古的区域发展历史。西部蒙古的历史文化研究是世界蒙古学研究的重要单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界对于西部蒙古的研究蓬勃开展,逐渐确立了系统的学科体系。以1986年首届“全国卫拉特蒙古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新疆召开和1988年新疆卫拉特蒙古研究学会成立为标志,立足新疆本地的“卫拉特学”,与世界各地的西部蒙古研究形成了学术呼应。在此进程中,丹碧是重要的参与者。

1992年,当同期的领军人物额尔德尼、巴孜尔两位老师不幸离开工作岗位时,引领新疆师大蒙古语言文学专业的重担落在了丹碧的肩膀上,他也在那个时候被任命为中文系副主任,之后又担任系总支书记,努力带领蒙古语言文学专业走出艰难境地。1998年,蒙古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点的申报成功,将这一专业提升至新的高度。从1992年到2001年,是丹碧全面负责蒙古语言文学专业的时期,新疆蒙古学界称之为“老丹的时代”。在那前后,我正好负笈京师攻读学位,对蒙古语言文学专业惊人的飞跃过程所知不多。不过,1996年暑假,我回到新疆师大,恰逢蒙文专业创建15周年庆祝活动召开在即,奉命用鹅毛管把庆祝活动的名称写了下来。庆祝活动所用文件夹,就是用的这幅字。我至今还保存着一个印着烫金文字的文件夹,无意中成了“老丹的时代”的见证者。

2002年我从北京返回新疆师大工作,此时,中文系已经和中国语言系、历史系等机构合并成了人文学院,丹碧也从中文系的领导岗位上卸任,专心从事蒙古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科研工作。这个时候的蒙古语言文学专业气候已成,他所设定的三个专业方向:史诗“江格尔”与卫拉特蒙古文学、卫拉特方言与托忒文字、卫拉特蒙古民俗研究——构成了他心目中中国西部特色的蒙古学“卫拉特学”的基本框架。

丹碧早期的论文如《东蒙古叙事民歌文学研究》《从巴德巴的小说创作谈“科尔沁风格”》都体现了他在内蒙古从事学术研究的地域特色。他像一个草原的游牧者,为了新疆地区蒙古学的发展,后来的研究方向均调整到了“卫拉特学”这一开创性的事业中。他撰著的《卫拉特蒙古古代文学概要》、主编的《卫拉特蒙古当代文学史》无疑都是这一领域的奠基之作。《卫拉特蒙古古代文学概要》不仅在中国的蒙古学界成为高校教材,还被转写为西里尔字母,在蒙古国出版。他的大部分论著,我其实并没有发言权,不过,从我向他约写的文章中窥豹一斑,能够发现他在卫拉特研究领域的文才史识。

回到新疆师大后,我在老教师们的信任下,承担起人文学院西域文史专业的科研工作。这个时候,薛天纬老师联系了《文史知识》编辑部,决定由学院牵头组织一期“西域文化”专号,具体约稿工作由我负责。丹碧应该写什么呢?我们给他布置了“土尔扈特东归”的命题作文。写一篇知识性的介绍文字,对他来说其实轻而易举。然而,他给我用汉语吟诵起采风所得的民谣,那体现了东归历史的丰富性。他说:我会从东归首领渥巴锡的人物形象来说起。不久,一篇3000多字的文章《写在渥巴锡塑像前》就发到了我的电子信箱。文字依旧那么干净利落,说东归,先从西迁说起,最后以“天阙不辞钦献赆,雪山何碍许熬茶”的诗句说明土尔扈特英雄毅然东归的民族向心力所在,此外还引用西方学者对于东归问题的论述,直接点明了在东归历史中绽放的民族团结精神。我知道,这样一篇普及性文章的背后,是丹碧对大量原始文献的刻苦钻研、对历史现象的深刻认知。

从2002年到2010年,在我重返新疆师大的8年中,和丹碧的接触比往昔更加密切。在我的记忆中,他有时候会走到我家,谦逊求教,还借去王明珂的《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那本书在他那里放了很久,我知道这些前沿著作,一定会成为他新书的营养。

有一次,他从外面的评审会上归来,告诉我:你整理的《西域水道记》开始被评了个三等奖,我帮你免了,告诉那些评委这样垫底的评奖,是辱没了这本书,干脆就不要给。我真为他的知音之举而击节叹赏。在经历多年的研究之后,对历史文献的重视程度,成为他评价学术的重要标准,所以他不容许清人徐松的著作被给予这样的待遇。正是这种文献意识,使他在《川上集》中仍在完善对卫拉特学的认识,特别提到“卫拉特蒙古文献研究”需要与之前设定的方向组成方阵,“四管齐下”,这是进入历史的不二法门。

2011年,我已调到北大,4月回到新疆师大上兼职课程。一次餐叙,丹碧郑重其事地将一块巴林石印章送给我留念。他惦记着多年前我给他刻的那方藏书印,在终于找到一方称心的印石之后,以其相赠,表达对我的感念之情。虽然不求回报,但他迟来的表达,还是让我感动。

(作者:朱玉麒,系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系教授)

学人自述

我投于巴雅尔老师的门下,完全源自一个偶然的机会。

那是1978年2月5日,值完夜班回宿舍,已是清晨。躺在床上准备睡觉,突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里听到研究生招考的消息。我腾身而起,吃了一点东西就从乌鲁木齐水磨沟区东山之北的营地进城,到自治区教育厅了解情况。一看招生目录,内蒙古大学要招蒙古语言方向,内蒙古师范学院(现为内蒙古师范大学)要招蒙古文学方向,我是喜欢文学的,就毫不犹豫地报名蒙古文学方向。我考上了研究生,而且考得不错。

后来我一直想,也没有想明白,如果那天没有值夜班,没有听到广播,没有“腾身而起”,那一年考不考还是另一回事,甚至与考上或考不上也无关联。好一个机缘巧合啊!

这一来,我经历从文人到军人,又从军人到文人的身份转型,漫漫半个世纪,如今被一些朋友称为“蒙古学的游牧者”,也是一个传奇吧。

到内蒙古师院前,我是听说过巴雅尔老师大名的,以为他是个白发老人。在研究生考试复试之前,我才见到他本人,才知道他原来是一位身板偏瘦、面容憔悴的文弱书生。巴雅尔老师酷爱文学,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熏陶,具有深厚的学问功底,也有传统中国文人的气质和品质,他还是我国高校蒙古语中国文学教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研一的第二学期,1979年5月初,我跟随巴老师去了一趟北京。我没弄明白巴老师为什么进京,只是充当了他的随从或者跟班的角色。现在想起来,巴老师大概主要是为了去北京师范大学面见钟敬文老先生,邀请他老人家到内蒙古讲学。

我们在北京活动了两天。第一天到钟老先生家,见其尊容,是一位文气十足、身体硬朗的学者。老先生眼神颇好,不戴眼镜,给我以莫名的神秘感。那一天我是穿着军装去的,不免引起了他的注意。当巴老师介绍我是他的研究生时,老先生“噢”了一声,不无幽默地说道:“我当是巴老师的警卫员呢。”

两位先生交谈甚欢,我以随行人员的身份,在旁聆听了他们的谈话,不时端茶倒水,也充当了一回服务员的角色。

记得两位先生谈论的主要话题有两个,一是民间文艺学的建立,二是中国文学史的扩写。钟老先生是著名民俗学家,当时正致力于将民间文艺从民俗学中独立出来,建成自成一统的民间文艺学学科。为此,钟老先生呕心沥血,亲力亲为,写过好几篇论文,后来结集出版,名之《民间文艺学论集》。

当天我们是在钟老先生家吃中午饭的,大概是他们家的保姆做的。钟老先生家宴接待,可见他与巴雅尔老师交情甚笃,旨趣相通。

第二天我们便逛书店购图书。临行之前,一位同学说过,随巴老师出差,要有两个本事,一个是吃汤面条的决心,一个是逛书店的耐心,这两样正好是我的长处。难怪我与巴老师总是投缘啊!我们逛了几家书店,最后从北京琉璃厂古旧书市购置了一批图书,以史书为主,其中有《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和《清史稿》。当年正是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年代,恰好赶上了中华书局出齐“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标点本。我略带疑惑地问道:“别的买不买了?”巴雅尔老师说道:“你们的经费紧张,先买这六部吧,也够你们啃一年半载的。”

当时,巴雅尔老师对我们的基本要求是,一要提高理论素养,二要扎实学知识。他在言谈之中多次强调,文史不分家,我们研究蒙古文学也是如此。回顾起来,这两天的进京活动正是这两条基本要求的躬身践行。换言之,拜见钟老先生是为了提高理论素养,琉璃厂购书则是针对筑牢史识功底。

当年即1979年,钟老先生正在北京师范大学主持编写全国高校统编教材《民间文学概论》,并且举办了“民间文艺学暑期培训班”。当时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院蒙文系还未开设民间文学课程。我受巴雅尔老师委派,前往北师大参加了这个班,为期一个月。我是唯一来自内蒙古的学员。我这个人粗心大意,当时根本没有思考过参加这个培训班有何意味,只认为是一个学习的机会。现在想来,巴雅尔老师也许考虑过我毕业后的去向,那就是留校,做民间文学课教师。这只是揣摩,毋庸当真,由它去吧。

——摘编自丹碧《川上集》

第12版:国际新闻5 篇

共同的亚太,不变的信任

【鸣镝】

“印太”,这个一度喧嚣的地缘政治名词,终究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前不久,美国五角大楼宣布将“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恢复为旧称“太平洋司令部”。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全球南方项目主任萨朗·希多尔在7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这次更名远非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它是美国亚洲战略转向的又一信号。

萨朗·希多尔认为,这一转向已在美国政府2025年11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明确提出,其后美国将包括美国、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四方安全对话从领导人级降为外长级,同时在美国官方的表述中,“印太”概念迅速消解。

这毫不意外——靠战略焦虑喂养的概念,注定随战略摇摆而浮沉,靠封闭霸道维系的圈子,终将在人心向背中散场。“印太”从来不是这片区域的自然称谓,在人为炒作的概念之下,是以所谓“自由开放”为名,行排他结盟、阵营对抗之实,它许诺的疫苗、基建等公共产品无法兑现,以失败告终,虚张声势的军事威胁也在各个“盟友”的算盘声中成空。

其实,在这片区域,早就有人们共同经营着一个开放包容、共同繁荣的家园。“印太”概念消解了,“亚太”共识一直在。

1989年,多个亚太经济体举行亚太经济合作会议首届部长级会议,标志着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的成立。1991年,中国正式加入。1993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首次非正式会议举行。亚太经合组织从诞生之日就蕴含着开放的区域主义、自主自愿、协商一致的基因,不筑墙、不设垒,不搞强制的约束,发达与发展中经济体同坐一张桌子,谁也不必向谁纳“投名状”。

正是在这样的初心引领下,APEC机制已成长为亚太地区层级最高、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平台,21个成员经济体的GDP总和占全球60%以上,贸易额占全球近一半。亚太不是一个被谁“制造”出来的概念,而是在无数次握手、谈判与货物往来中生长出来的共同家园。开放合作聚人气,封闭霸道失人心——两个概念的一兴一衰,正是亚太大潮最直观的注脚。

理念的生命力,要靠实践来检验。从茂物目标到布特拉加亚愿景,从2014年北京APEC会议通过《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路线图》,到在一次次危机面前对建设开放、活力、强韧、和平亚太的重申,亚太各经济体守望相助、共克时艰,使这一地区始终卓然屹立于世界经济的潮头。

继2001年上海APEC会议和2014年北京APEC会议,今年APEC再次来到中国时间。11月18日至19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主题确定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以“开放、创新、合作”为三大优先领域。深圳APEC将重温亚太合作初心,着眼APEC未来发展,推动今年领导人会议发表一份方向明确、内容丰富的成果文件,更坚定举起建设亚太共同体的旗帜,探讨今后一个时期亚太共同体建设的阶段性目标和实施路线图。

截至目前,APEC“中国年”已经举行了3场高官会,5场专业部长会,180余场各机制、各领域会议活动,取得一系列早期收获,接下来,还将举办2场高官会以及粮食安全、中小企业、能源、交通运输、人力资源、财政等系列部长会。正如外交部发言人所说,中国将秉持亚太合作初心,汇聚“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办好各项活动,不断凝聚共识、汇聚合力,让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成为APEC合作的高光时刻,为亚太共同体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2026APEC“中国年”的会标同样引人关注:21根羽翼,象征着21个各具特色,但又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的经济体,共同擘画着展翅高飞的大鹏,也寓意深圳的别称“鹏城”。一个概念的价值,从来不在于话语的声量,而在于它给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带来了什么。靠焦虑喂养的喧嚣终会散去,靠合作共赢积累的信任才能生根、发芽。

“亚太”不是战略报告中的概念,而是亿万人的生计、机遇和共同未来。再过100天,亚太经济体领导人将聚首南海之滨,那只翼若垂天之云的鲲鹏将迎八方宾朋。世界将再次看到“亚太”的分量——共同的亚太故事没有休止符,落笔正酣。

(作者:李曾骙)

巴西大选临近,美国外交施压为哪般

【国际观察】

此刻,巴西外交部大楼里,工作人员或许正在起草又一份声明。在应对阿根廷总统米莱演讲风波的同时,大选前的巴西又面临与美国的外交纠纷。在万里之外的美国国务院,8月4日这一天,巴西驻美大使玛丽亚·路易莎·维奥蒂的名字,被从“有效签证”名单中抹去。这并非驱逐,维奥蒂可以继续住在华盛顿的官邸,可以继续上班,但只要她离开美国,就必须重新申请签证才能回来。美国国务院的高级官员说得很直白:这是一项“对等行动”,只要巴西批准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丹尼尔·佩雷斯,维奥蒂的签证即可恢复。外交签证就这样变成了谈判桌上的筹码,而此刻距离巴西10月4日第一轮总统大选,恰好还有整整六十天。

一场关于“稀土”的硬碰硬

要读懂这张被注销的签证,我们必须把时钟拨回3个月前。2026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首次在白宫接待巴西总统卢拉。两位领导人不久前还在为关税和外交政策隔空互怼,现在却坐在同一张桌子前闭门会谈近三小时。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媒体上轻描淡写:“会谈进展顺利。”

真正的博弈,错综复杂。双方会谈的一个核心议题是关键矿产。美国希望在关键矿产供应链上获得更稳定,甚至更优先的渠道,试图推动巴西配合其“去中国化”的战略,但卢拉的回答让白宫颇感意外。他在会后巴西驻美大使馆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态,巴西将保留本地精炼矿产业务,欢迎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投资稀土加工,不会排挤中国。紧接着,卢拉抛出一个更具分量的信息:巴西国会在他访美前夕,刚刚通过了一项针对关键矿产的新监管框架,并将该领域视为国家主权事务。卢拉强调,巴西过往数十年来对外出口银、黄金、铁矿石等矿产,没有从中获取工业附加值,巴西不会重蹈覆辙。“在稀土问题上,我们要改变做法。这是大自然赋予巴西的财富,我们希望成为最大受益者。”这句话的分量,远超外交辞令。这传递出一个信号:你可以投资,但必须接受巴西的规则,稀土必须在巴西本土加工,巴西要做最大受益者,且中国将是最大的潜在合作伙伴之一。美国的“排他性安排”幻想被当面击碎。

一条完整的“干预证据链”

白宫会晤的不欢而散,不是终点,而是起点。

从卢拉拒绝在关键矿产上“合作”那一刻起,一条美国针对巴西的“干预证据链”便缓缓铺展——它不是若干孤立事件的机械堆叠,而是一场围绕巴西大选步步紧逼、节节加码的连续施压。

首当其冲,贸易大棒。特朗普重返白宫后,曾公开指责巴西“司法迫害”前总统博索纳罗,并对巴西商品加征高额关税。卢拉5月访美时设立的30天谈判窗口,最终没能化解分歧。7月22日,美国依据301条款对巴西商品加征25%关税;7月24日,美国又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加征12.5%关税,部分巴西对美出口商品的税率高达37.5%。

外交战线,博弈展开。6月,特朗普提名佛罗里达州众议院议长、国务卿鲁比奥的亲密盟友丹尼尔·佩雷斯为驻巴西大使。但美国在未先征询巴西方面同意的情况下,就公布了这一提名——这违反了《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惯例。巴西以该公约并未对接受国审批大使人选的时限作出规定为由,将佩雷斯的提名“搁置”在审议程序中。

7月,美国对巴西的施压升级到了选举本身。美国国务院主管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巴恩斯及帮办萨姆森,向巴西申请签证,计划赴巴西利亚与“参与选举程序的政府机构”会谈。巴西迅速察觉到美方意图,此二人计划会见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弗拉维奥(已宣布参选总统),并准备炮制一份否定巴西电子投票系统合法性的报告。于是,巴西在7月24日拒绝了两人的签证申请。7月25日,卢拉在圣保罗州劳工党代表大会上强硬警告,“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于是在8月4日,美国打出了最新一张牌,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

为什么是签证?为什么是现在?

美国此次撤销签证,号称是对巴西“拒签两名美国官员”和“迟迟未接受佩雷斯提名”的“对等回应”。但显而易见,这并不是孤立的报复,而是美方蓄意升级敌对活动的一环。把这条证据链拉直,我们看到的是一幅精密计算的施压全景图。从白宫稀土谈判破裂到301关税大锤落地,再到提名争议性大使制造程序之争和试图派官员“观察”选举被拒,最后到撤签报复,每一步都精准地踩在巴西10月大选的节拍上,每一个动作都落在卢拉政府最敏感的神经上。

美方选择“撤签”这一招,可谓精心算计。第一,成本极低。撤销维奥蒂签证不等于断交,不等同于驱逐,美方保留了随时回撤的灵活性,前提是只要巴西批准佩雷斯的任命。第二,信号极强。一位巴西驻美大使在没有被驱逐的情况下“有家难回”,这种羞辱性在外交礼仪上颇具杀伤力。第三,筹码明确。美国把恢复签证与任命佩雷斯直接挂钩,等于把外交程序武器化。

巴西的回应,同样冷峻。8月5日,卢拉在官邸接受采访说:“对于一个有着203年外交关系的国家而言,美方采取了这种我认为不负责任、欠考虑的态度。”他还补充了对特朗普的批评,认为其在就职后始终未任命驻巴西大使,更无权要求巴西在对美国方便的时间内完成程序。此外,卢拉还放出重磅信号,在10月大选结束前,巴西不会接受任何新任外国大使的国书。这句话,等于把皮球踢回了白宫,也等于封死了佩雷斯在大选前赴任的可能性。

从外交纠纷深入观察,这场“签证战”是两种世界观的正面相撞。一边是特朗普式的“交易外交”,把大使签证当成谈判筹码,把关税当成施压杠杆,把“选举观察”当成干涉理由,信奉美国优先、强权即真理。佩雷斯作为鲁比奥密友、佛罗里达州众议长的身份,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这个州有大量巴西侨民,是巴西右翼政治资金的重要来源。另一边则是卢拉式的“独立自主”,倡导积极而有尊严的外交,将巴西打造成全球南方的代言人、南美一体化的推动者、多极世界的建设者,坚持不选边、平等伙伴关系,拒绝依附,捍卫主权不受外部干涉。

美国在拉美全面推行“新门罗主义”的霸权行径失道寡助,强权施压的惯用套路屡屡催生反向结果,持续唤醒拉美主权自觉,推动全球南方国家加速挣脱外部霸权桎梏。此次巴美外交撤签风波,正是美式霸权水土不服、逆势翻车的鲜活缩影。美方以签证制裁、外交施压为政治工具,粗暴干涉巴西外交人事安排与国内大选进程,企图凭借霸权惯性胁迫地区大国妥协让步,延续其对拉美地区的排他性掌控。然而,强权压制换不来顺从,只会激起坚决反制。卢拉政府明确表态,大选结束前不接受任何新任外国大使递交国书,果断封堵美方政治操弄的空间,让美国精心布局的外交施压策略彻底落空。这场外交博弈充分证明,现在的拉美早已不再是任由美国肆意摆布的“后院”,以巴西为代表的地区大国,正坚定扛起全球南方捍卫主权、自主自立的旗帜。从更广泛的视角来看,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反对霸权干涉、坚守独立自主、追求平等共治的意识高涨,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

(作者:王飞,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室副主任、巴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法国卢瓦尔河水位下降

8月7日,在法国奥尔良,卢瓦尔河水位下降,部分河床石块裸露。新华社发

8月7日在法国奥尔良拍摄的水位下降的卢瓦尔河。新华社发

由于今年夏天的持续高温和降雨不足,法国卢瓦尔河水位明显下降。

中国代表队首次参加国际核科学奥赛获一金三银

新华社利雅得8月8日电(记者王海洲、罗晨)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日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一金三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支持下举办的、全球首个以核科学为主题的国际青少年奥林匹克赛事,旨在激发青少年对核科学的兴趣,促进国际青少年交流,引导更多青少年投身核科学与核技术领域。该赛事创办于2024年,本届比赛为第三届,共有来自19个国家的代表队参赛。本届赛事为期8天,设置理论考试和实验考试,内容涵盖核物理、辐射防护、核燃料等多个学科方向。

中国代表队由4名学生组成,均获佳绩。来自北京市第八十中学(望京校区)的参赛选手刘思齐获得金牌,北京市十一学校王元芾、北京市第八中学孙荣泽、北京市一零一中学张语轩获得银牌。

本届赛事组委会代表塔拉勒·拉希迪表示,欢迎中国代表队首次参加国际核科学奥赛,中国选手表现出色,充分展现了中国青少年良好精神风貌,相信中国队今后在这一赛事中会有更多精彩表现。

刘思齐说:“通过此次竞赛与世界各国优秀青年同台交流切磋,更加坚定了自己努力学习、勇攀科学高峰的信念。”

中国代表队领队、中核集团中核战略规划研究总院副总经济师、中国原子能出版社社长王朋说:“未来,我们将持续加强核科学知识普及,引导更多优秀青少年了解核、理解核、参与核。”

中式茶饮香飘贝尔格莱德

“我一直热爱中国茶文化,也曾走访中国多地。没想到在塞尔维亚,也能品尝到产自杭州龙井村的绿茶。”来自波兰的游客埃米利娅告诉记者。

埃米利娅一直痴迷于各类茶叶和茶具,她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偶然走进这家“新中式”茶饮店,感到惊喜不已。“茶叶像花朵一样,在精美的茶杯中缓缓舒展、绽放,整个过程十分雅致,我特别喜欢这样的体验。”埃米利娅笑着说。

开业于2024年的茶饮店“茶话”坐落于贝尔格莱德市中心的米哈伊洛大公街附近。从盛放于绘有中式纹样的器皿中的中国风绵绵冰,到印有水墨书法的纸杯,再到点缀着熊猫造型甜品及红枣、枸杞等中国特色食材的创意茶饮,“茶话”的每一处细节都洋溢着浓郁的中国韵味,在社交媒体上频频“走红”。

店主张若琦本科和硕士就读于景德镇陶瓷大学,曾在新加坡从事陶艺教学。经历了从在海外做陶瓷到做茶饮的转变,她对开设一家“新中式”茶饮店有着别样体悟。她表示,欧洲对于中国文化以及茶文化的理解正经历一个“由表及里”的阶段。通过近两年的探索,她希望能将茶文化与中国风元素融合,并引入陶瓷美学,不断推出具有年轻化特征的茶饮,创造一个“可体验、可理解”的中国文化空间。

“塞尔维亚本就有下午茶和咖啡文化,当我们引入中国茶后,越来越多人来到这里品茗,从一杯茶聊到茶叶的香气、口感与器皿之美,再从谈论茶叶延伸到彼此的人生故事,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过程。”张若琦说。

随着茶饮店逐渐积累口碑、拥有稳定客源,店内还陆续推出汉服体验、茶艺展示、电影之夜等特色活动。在袅袅茶香中,当地顾客不仅感受到中国茶文化的魅力,也逐渐增进了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当地顾客阿列克西奇因参加“电影之夜”活动走进这家中国茶饮店。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因电影而来,却为茶而停留”。

“观看完影片《霸王别姬》后,我对中国京剧产生了浓厚兴趣,希望未来有机会亲自到访中国。”他说,在这里既可以欣赏展现中国不同历史时期和文化题材的影片,也能在不同季节品尝各具特色的中式茶饮,这样融合视觉、味觉与文化体验的方式,在塞尔维亚十分独特。

而在贝尔格莱德市中心的另一处热闹街角,还有一家外国人开设的茶馆“茶元素”,正以另一种方式传播茶文化。

店主列昂尼德·尼基京来自俄罗斯,但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自2002年接触中国茶文化以来,他与中国茶的缘分不断加深。2006年,尼基京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此后,他几乎每年都会两次前往中国,走访各地茶园、体验传统制茶工艺,足迹已遍及云南、福建、广东等历史悠久的茶产区。

“通过与中国茶叶从业者交流,深入产茶地区调研传统技艺,我感受到茶文化的真正内涵——茶不仅是一种仪式,也不只存在于一场茶会之中,而是融入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尼基京说。

在他的茶馆里,来自不同国家、不同产区的茶叶记录着他多年寻茶的足迹。除了东南亚、日本、格鲁吉亚等地的特色茶品外,展示架上近一半的空间都留给了来自中国的茶叶与茶具——普洱茶饼、安溪铁观音、福鼎白茶,以及瓷杯、紫砂壶、玻璃茶具等,每一件产品都承载着他与中国茶文化结下的深厚缘分。

“中国茶文化绵延千年,但在塞尔维亚,不少人仍存在‘茶叶等同于药品’的认知误区。”尼基京说,“我希望通过介绍茶的丰富风味、饮食属性以及文化内涵,让更多当地人了解中国茶,感受中国茶文化的魅力。”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式茶馆落户,在塞尔维亚,细品一杯中国茶正悄然成为当地人津津乐道的一种生活方式。

“这种润物无声的文化交流方式,有助于增进不同国家人民之间的理解、友谊与相互欣赏。”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馆文化参赞汤达生说,中式茶饮凭借新的呈现方式、融合风味和创新表达在欧洲“圈粉”,这不仅是中国产品走向海外的成功案例,也是中华文化跨界传播的一次创新实践。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8月9日电 记者张璇)

第13版:文史哲周刊·文学遗产3 篇

中国古代小说的文化定位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推动文学体系建构】

开栏的话

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源远流长,影响绵延至今。自“六经”以来,古诗文经典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了我们的基因。晚近以来,中国学术受西方影响甚巨,而随着民族自信的提升,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成了当下的学术使命与时代任务。为此,我们特辟《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推动文学体系建构》栏目,立足中国文化主体性,探讨古典文学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相关的学术问题。

一般来说,一种文化样态总会在它所属的文化系统中占据一定地位,不然它就难以生存和发展。作为一种文化样态的中国古代小说,能够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生存下来并不断发展,一定有它独特的文化定位。正是这种文化定位,决定了中国古代小说的生存状态、发展规模和社会影响。

中国古代小说有两类,一类是文言小说(也称史志小说),一类是白话小说(也称通俗小说)。这两类小说虽有联系,但文化样态不同,读者对象有异,文化定位也有差别。

文言小说是指用文言写作的小说。它诞生于王纲解纽、百家争鸣的时代。所谓“百家争鸣”,实际上是新兴士人为争夺社会话语权,“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也”。《庄子·天下》将这些“强聒而不舍”的诸子之说称为“小说”,并认为“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虽然后人对“县令”的解说有所不同,但庄子以为夸饰小说不能达到高远目标的判断,却是大家都赞成的。这种判断其实就是一种文化定位,指出在当时的环境下,诸子“小说”并不能主导社会,真正主导社会的是春秋以来所形成的霸权,“势尊道卑”是其文化结构的主轴。孔子、墨子沿袭传统文化而为说,不受各国诸侯欢迎;老子、庄子以“道”为说,同样不入权势者们的法眼。正如《荀子·正名》所言:“知者论道而已矣,小家珍说之所愿皆衰矣。”

如果说庄子、荀子对小说的文化定位是一种直觉,且带有党同伐异的色彩,那么,真正具有理论色彩并对中国古代小说产生深远影响的文化定位则非《汉书·艺文志》莫属。《汉志》著录汉代存世的文献,先列“六艺”,以为它们是社会文化的主轴,也是指导社会运作的经典,处于文化结构的顶层,地位自然最高。后列“诸子”,包括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以为“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在汉代学者眼里,“诸子”只是“六艺”的“支与流裔”,文化上处于从属或辅助地位,而“小说家”为“诸子”末流,且不属于“可观者”之列,其文化定位也就更低了。

《汉志》对小说的文化定位,将其排在社会辅助性文化的末流,且不入“九流”之列,贬低之意十分明显。而所谓“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既着眼于学术,又包含着文体。就学术而言,“小说家”喜欢搜奇记逸、道听途说,并无作为一个学派的核心思想和系统学说,因而不可能在学术思想方面发挥多大影响力;就文体而言,“小说”有记言、记事、考证、辑佚等多种形式,兼备众体,难与诸多类似文体划清界限。更为重要的是,小说家创作作品所采用的文体是文言,而其来源又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这便为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的联通开辟了道路。

白话小说是用当时口语写作的小说,与民间有着天然联系。虽然白话小说的成熟是在赵宋以后,但其发生和发展贯穿先秦两汉,与文言小说并驾齐驱。《汉志》所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近年出土的秦汉简书证明“稗官”乃指县令长及长吏以下之属官,传世文献也证明“稗官”为小官之通称。上古“稗”音“排”,秦汉以“偶语为稗”,西周传留有“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的言谏制度和“士传言,庶人谤”的社会言论管理制度,要求师、瞍、瞽、矇、百工等为君主提供“排语”或“偶语”服务,而俳优同样可以实行“优谏”,他们都是当时的“稗官”。稗官或俳优主要使用白话口语,因而留下白话小说,称为“稗官小说”或“俳优小说”。北京大学收藏的抄写于汉武帝时的竹书《妄稽》、尹湾汉墓出土的《神乌傅(赋)》就是白话小说的早期文本。敦煌西北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现的《韩朋赋》残简,证明敦煌佚书《韩朋赋》《燕子赋》《晏子赋》等俗赋来源甚古,并非始于唐代。而汉王褒、扬雄、傅玄、束皙、蔡邕等人仿俗赋之作甚多,说明以俗赋为代表的白话小说对汉代文化影响深远。

然而,白话小说的文化定位在秦汉却是模糊的,至多只能说《汉志》中隐约有它的身影。南北朝至唐,虽有“俗讲”“变文”“人间小说”等在发展,且很受民众欢迎,但未见有人对它们进行文化定位。真正对白话小说进行文化定位的是南宋罗烨,他在《醉翁谈录·小说引子》中重新划分诸子九流,分别为儒家、道家、阴阳、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农家和小说。他对“小说者流”的定位是:“小说者流,出于机戒之官,遂分百官记录之司。由是有说者纵横四海,驰骋百家。以上古隐奥之文章,为今日分明之议论。或名演史,或谓合生,或称舌耕,或作挑闪,皆有所据,不敢谬言。言其上世之贤者可为师,排其近世之愚者可为戒。言非无根,听之有益。”罗氏所谈小说是白话小说,他借用了《汉志》区分诸子十家的框架,去掉其中的杂家,将小说者流升入九流之中,显然是为了提升小说的文化地位。这与白话小说在宋代文化结构中的地位是相称的。

白话小说的文化定位在明清时期有进一步提升,这种提升以经史为参照。明人蒋大器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作序,说它“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说通俗演义可以相当于史,无疑提升了小说的文化定位。余邵鱼《〈隋炀帝艳史〉凡例》云:“《列国》《三国》《东西晋》《水浒》《西游》诸书,与二十一史并传不朽,可谓备矣。”这是明确将通俗小说与正史相提并论。徐渭《点校〈隋唐演义〉序》说:“自中古而下,事不尽在正史,而多在稗官小说家,故輶轩之记载,青箱之采掇,所谓求野多获者矣。”认为稗官野史的价值超过了正史,可见其文化定位仍在提升。冯梦龙《〈古今小说〉序》认为,“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虽日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指出通俗小说的影响超过经书。金圣叹《水浒传序》甚至说:“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书,意惛如也”,而读《水浒传》“无晨无夜不在怀抱”。他们眼中的通俗白话小说的地位,已经超过了“四书五经”。

从以上简要梳理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小说有清晰的文化定位。文言小说的文化定位相对稳定,一直在四库子部的末位;而白话小说的文化定位不断提升,以致后来几乎可以抗衡经史。

需要说明的是,文言小说是进入主流文化结构的文化样式,正史《艺文志》或《经籍志》都在子部小说家类著录有文言小说作品,即是其进入主流文化结构的有力证明。由于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相对稳定,故文言小说文化定位也相对稳定。不过,这种稳定绝非一成不变,前后期差别其实非常明显。如果以欧阳修《新唐书·艺文志》为界,之前的文言小说更倾向于“述事言理”“刍荛之议”,可谓“似子而浅薄”;之后的文言小说更倾向于“叙述杂事”“记录异闻”,可谓“近史而悠谬”。尽管文言小说的落脚点一直在传统文化“四部之学”的子部,人们一直在子、史之间寻找着文言小说的位置,但小说的文化地位始终不高。宋人钱惟演“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欧阳修《归田录》卷下),形象说明了小说在士人心目中的定位。文言小说虽然是士人阅读的对象,但与经史相比,只能等而下之。

白话小说比文言小说的文化地位更低。它始终没有能够进入传统主流文化结构之中,正史《艺文志》或《经籍志》并不著录它们,今人所喜爱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四大名著”在明清正史中没有任何地位,甚至连痕迹也没有。朝廷正式公文和臣下章表奏疏是不准引用通俗小说的,除非是要求禁毁它们。作者创作它们,不是为了求名,故常常不署真实姓名,以致“四大名著”的作者是谁至今没有研究明白。明人胡应麟说《水浒传》“真有超出语言之外者”,对其评价甚高,却“每惜斯人以如是心用于至下之技”(《少室山房笔丛·庄岳委谭下》)。清人吴敬梓创作了《儒林外史》,他死后其友程晋芳作《怀人诗》悼念说:“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以为创作通俗小说而著名是令人悲伤的。因为这些书都是“闲书”,“正经”读书人不会去读,更不会去写。由此可见,上文所述白话小说的文化定位其实是民间的、个体化的,也是不稳定的,不能作为整个白话小说的文化定位,更不能作为中国古代小说的文化定位。

这样看来,中国古代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并没有统一的文化定位,尽管它们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但区别也十分明显。因此,当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文化定位时,一定要说清楚所指称的对象,不能含混,更不能张冠李戴,否则就会郢书燕说。同时,还应该看到,文言小说的文化定位是官方的、主导性的,代表着一定时期的社会主流意识,对白话小说有制约和影响;而白话小说的文化定位是民间的、辅助性的,主要反映民间的情绪和声音,对文言小说没有制约,也较少影响。当然,也需要注意,当民间的情绪和声音足够强大,特别是传统士人社会被新兴公民社会所取代,代表士人文化的文言小说的主导地位也会被代表民间文化的白话小说所取代,白话小说的文化定位就可以代表中国小说的文化定位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的白话小说热潮证明了这一点。

(作者:王齐洲,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编纂本土化的中国古代小说史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推动文学体系建构】

百余年来所编纂的中国古代小说史,大多以西方小说观与小说史观为指导,以西方小说类型学和叙事学为叙述逻辑,并以西方小说标准评价中国古代小说,往往存在“以西律中”“以西释中”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从中国古代文明出发,破除西方中心的研究模式,重构中国古代小说史的知识体系和文脉价值,已迫在眉睫。编纂本土化的古代小说史,既要还原古代小说的观念内核和知识形态,又需理顺古代小说史的文脉精神,还应重新认识古代小说史的当下意义。

古代小说史的本土观念与知识体系

厘清古代小说的本土含义与历代知识群体对小说的主流认知,是编纂古代小说史的重要基础。此举有助于确立从中国历史语境探讨古代小说知识体系的新视角。

先秦时期,小说是一种与“经说”“大道”相对的解经概念。《庄子·杂篇·外物》所言“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是以未尝闻任氏之风俗,其不可与经于世亦远矣”,指明了小说与诸子“说体文”之间的关系。《荀子·正名》所谓“故知者论道而已矣,小家珍说之所愿皆衰矣”,形成了基于学术而言的评价视角。在此基础上,《汉书·艺文志》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确立了以学术定位小说的认知态势。“街谈巷语”成为后世学者关于小说知识结构的主流看法,他们从政教视域不断丰富小说的内涵,由此影响到小说的文体形态与意义体系。《四库全书总目》将“小说家类”分为“叙述杂事”“记录异闻”“缀辑琐语”三派,以“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确立小说的知识功用,以“近雅驯”限制小说的接受导向,即是明证。这样一种以政教思想确立小说知识意义及由此规范小说知识形态、文体形式的认知惯习,促使古代小说的衍变,不仅与史书、诗文、词曲等其他文类同生共长,亦深受评点、序跋、雅集等接受状况和刊刻、传抄等流通情况的影响。

据此来说,当前重撰古代小说史,除了沿用以叙事视角、情节结构、人物分析为主导的“文本中心主义”写作架构之外,还需深度整合传统资源:一是还原古人原生态的小说概念谱系,二是重构小说史研究的知识体系。具体而言,学界应首先梳理史传、杂记、志怪、传奇、话本、章回、弹词等固有概念的衍变情况,厘清此类概念背后的认知惯习对古代小说创作和传播的影响;其次,立足于稗官、说部、演义、传奇、平话等本土的原生态术语,深挖古代小说丰富多元的知识谱系与文体形态;最后,将小说刊刻与收藏、文本阅读与批评、大众消费与再创作等方面的史料,纳入小说史编纂体系中,理顺古代小说生产与传播的完整生态。这种思路力求还原本土化的古代小说观念,进而在梳理传统小说知识体系的同时,建构兼具动态生成过程与多重阐释维度的古代小说史。

古代小说史的编纂策略与阐释原则

古代小说的衍变主线有两条:一是被历代史志目录所载的子部小说,二是唐宋以来逐渐在中下层社会流行的通俗小说。这两条线索的衍变过程不同,却多有交叉,反映了历代社会对这两类小说的文体特征、知识分类及学术价值的不同认识。尤其是同一小说在历代书目分类体系中的不同归置,不仅体现不同时期的主流文化对小说知识形态的差异认识,而且是其对小说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的重新探索。可见,从历代社会思想及其知识结构来探讨古代小说的存在生态,是编纂古代小说史的基本策略。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明清目录学家对通俗小说的部类设置与作品归并。这种情况在晚明尤为突出,如《百川书志》“野史”类著录了《三国演义》,《续文献通考·经籍考》“传记类”著录了《水浒传》,《红雨楼书目》子部“释类”著录了《西游记》。目录学家在史部和子部之间探求通俗小说的知识形态,是当时主流文化评价小说的常见做法。然而,不同的归类会有不同的评价导向。《百川书志》称《三国演义》:“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非俗非虚,易观易入,非史氏苍古之文,去瞽传诙谐之气,陈叙百年,该括万事。”其强调《三国演义》的史学价值,与从子部展开评价的认识就颇为不同。以目录学体系评价通俗小说的做法,得到明中叶士人群体的积极响应。他们时常以“稗说”“稗官小说”等关键词来彰显其社会价值,《刻〈忠义水浒传〉缘起》所谓“正史不能摄下流,而稗说可以醒通国”即是代表。

据此,古代小说史的编纂既要注意对小说文体、叙事、艺术等“内部规律”的清理与总结,又要研究其存在生态、社会价值等“外部因素”。唯有将二者深入融合,才能在“挖掘历史”的过程中,揭示古代小说各类知识形态的存在缘由和文化价值。这要求当下的古代小说史编纂,应以中国社会、文化、思想及文类的内生规律为指导,从古代小说生产、传播及接受的完整生态出发,重新定位其在中国社会文化史上的位置;同时,围绕古代小说的思想倾向、表达方式、言说技巧等内容,全面梳理其历史脉络。此举在总结古代小说标识性概念的基础上,以古代小说独有的文化特质和理论命题为抓手,力求在传统文化及其知识体系的整体性视域中,多维构建古代小说的衍变主线。

古代小说史的编纂启示与现实意义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从“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和“神话与传说”的双重视角剖析小说概念与实际形态,此种研究路径被现代小说史所承袭,催生了既深挖小说文本的艺术特质,又依托现代社会思潮阐释小说价值的意义评价模式。然而,《中国小说史略》以“为人生”“国民性批判”等思想为指导,使其对古代小说的现代价值多有偏见。例如,其将《池上草堂笔记》《里乘》等仿拟《阅微草堂笔记》的作品斥为“貌如志怪者流,而盛陈祸福,专主劝惩,已不足以称小说”。此类意义赋予并不完全符合相关小说的存在实情,“劝惩”实为古代小说的一种存在生态。这启示我们,当下对古代小说史的编纂,一方面仍需兼顾思想阐释与历史叙事两种意义赋予方式;另一方面要“把握当代”,才能全面把握古代小说的历史实际与文脉价值。此举既摒弃以西方小说观念和审美尺度评析古代小说的导向,又纠正以往编纂小说史时,重通俗小说而轻文言小说、重意义定性而轻史实还原的偏颇。

总之,研究者需结合古代社会文化语境,剖析小说发展过程中所衍生的种种问题,进而反思其演变过程中各类现象的当代价值。在“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理念的指引下,编纂本土化的古代小说史,有助于将基于本土经验所构建的小说史知识体系升华为具有世界性视野的知识体系,为当代社会的文化发展提供一定的经验参照和实践支撑。

(作者:温庆新,系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构建古代小说文化学研究方法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推动文学体系建构】

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的文化学研究方法,就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中,基于古代小说与古代思想、制度、艺术、科技、民俗与生活等文化各门类、各层面之间的密切关系,考察不同类型、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文化对古代小说题材内容、叙事艺术、创作倾向、审美趣味等方面产生的深刻影响,考察古代小说作品所蕴含的不同时代的士人心理与文化心态。

晚清以来,随着西方文化大量输入,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方法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对于古代小说研究而言,外来文化虽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不少推动作用,但不难发现,照搬西方小说观念、套用西方研究方法是行不通的,其根本在于古代小说是在中国特定的制度、思想、文化的土壤里产生并发展的,离开了中国传统文化,古代小说就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按照西方小说观念,中国古代只有到了大量运用虚构、想象、夸张等文学笔法的唐传奇出现,才意味着小说这一文体的产生。实际上,早在汉代,班固《汉书·艺文志》就将小说家列于诸子十家之中。唐以前出现大量古体小说,其中有《搜神记》《世说新语》等名篇佳作,如果这些数量庞大的文言小说都被置于小说文体之外,显然是不合适的,不符合中国古代小说产生与发展的实际。研究古代小说,离不开中国本土文化,离不开中国古代的具体实际。提倡古代小说研究领域的文化学方法,就是希望在古代文化的大背景下,站在古人的视角,从特定的历史、文学真实语境出发,古今结合,努力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小说研究方法,致力于构建古代小说研究领域的自主知识体系。

早在20世纪上半叶,陈寅恪先生以诗文证史,注重发现其背后的文化因素。比如,他在《元白诗笺证稿》所附《读莺莺传》中,分析唐代元稹所撰小说《莺莺传》中张生与崔莺莺之间爱情悲剧的原因时,联系当时社会上的婚恋习俗和门第文化,认为崔莺莺出身寒门,“若莺莺果出高门甲族,则微之无事更婚韦氏。惟其非名家之女,(张生)舍之而别娶,乃可见谅于时人。盖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不齿”。这些分析都是引用文化因素,采用文化背景分析与文史互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20世纪80年代,就大陆而言,首开文学文化学研究风气的是程千帆先生《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和傅璇琮先生《唐代科举与文学》。他们都是从科举文化与文学关系研究入手,在广阔文化背景下研究唐代文学。这样的学术思路、研究方法很快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和推广。

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文化学方法的运用前景相当广阔。下面试举两例加以阐述。

第一,文化学研究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深入了解古代小说作家以及同时代士人群体的心理状态。以中晚唐时期小说创作为例,体现鲜明的怀旧心态和空幻心态。描写唐玄宗、杨玉环爱情故事以及将开元、天宝作为创作背景的小说作品很多,单篇小说如《长恨歌传》《东城老父传》,小说集如《明皇杂录》《次柳氏旧闻》《开元天宝遗事》《开天传信记》《高力士外传》《安禄山事迹》等,这些作品盛赞开元盛世气象,充分体现出作家的怀旧心态。

为什么中晚唐小说创作中会出现这种现象?这是因为中唐以后,朝廷实力受到严重削弱,藩镇势力割地自据,对于生活在这种内忧外患时期的小说作家而言,开元盛世令人神往,因此,他们在小说中不遗余力地描写开元时期的传闻逸事。

与此同时,中晚唐小说作家普遍存在空幻心态,他们热衷于刻画非现实世界的生活场景,热衷于构筑理想的蓝图,描绘国泰民安的盛世景象。中晚唐小说作家的空幻心态有两种具体体现:第一,写梦的小说大量出现。据统计,《太平广记》卷二七六至卷二八二“梦”类共有七卷,写梦的小说总计168篇,其中大部分是唐五代作品,还有卷八十二所收《吕翁》,即《枕中记》。诸如《枕中记》和《南柯太守传》等中晚唐小说中出现大量梦境描写,体现这一时期作家普遍存在的空幻心态。他们无力改变现实社会,于是借助梦境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中晚唐小说作家的空幻心态在桃花源式的情节描写上也有体现。在小说作品中,我们不时可以看到类似于东晋诗人陶渊明《桃花源诗》这种世外桃源式的描写。如《太平广记》卷二五所引《原化记·采药民》以及《博异志·阴隐客》《玄怪录·古元之》等小说,以较多篇幅描述桃花源式的仙境世界。《玄怪录·古元之》中,作者牛僧孺所描写的和神国景色优美,风调雨顺,老百姓过着富足、安乐的生活,吏治清明,人人平等,是令无数文士神往的理想社会。《南柯太守传》也提及文士理想中的社会形态。中晚唐小说作家出于对现实社会的失望,因而在小说作品中构筑桃花源式的生活场景。这些仙境或梦境中的桃花源式的世界是作家的幻想,可以视作中晚唐小说作家空幻心态的具体体现。

第二,考察科举文化与古代小说的关系。从古代小说创作来看,科举考试中金榜、题名录与古代小说“榜”式结构关系密切。在科举中,“榜”是揭晓中式名单的主要工具。什么是“榜”式结构呢?就是小说中通过张榜或揭榜的形式,把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按一个标准或范围进行归类。溯其源头,“榜”式结构最早是从《水浒传》开始的,虽未明确使用“榜”字,但作者通过石碣天书将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且用“黄纸誊写”,与科举考试金榜题名非常相近。

最早明确使用“榜”的名称并以此结构小说的是明代小说《封神演义》,正文中多次提到“封神榜”。小说最后以姜子牙公布“封神榜”作为结束。明清小说的“榜”式结构较为普遍,根据孙逊、宋莉华撰《“榜”与中国古代小说结构》一文和拙著《命名文化视域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研究可知,《水浒后传》模仿《水浒传》为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女开科传》《镜花缘》为才女排榜,《女仙外史》《说岳全传》等列“忠臣榜”“烈女榜”或“奸臣榜”,《儒林外史》模仿科举发榜的形式列“幽榜”。晚清《品花宝鉴》《花月痕》均出现排座次的现象。明清小说作品中金榜、题名录的运用,在小说情节结构中起到重要作用。以《儒林外史》为例,齐省堂增订本例言指出,原书末回设立“幽榜”情节,用以“收结全部人物,颇为稗官别开生面”。章回小说人物众多,情节复杂,借鉴科举考试中金榜、题名录的形式设置“榜”式结构,可以串联人物和情节,起到提纲挈领、总结全文的作用。

总的看来,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的文化学方法是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以中国历代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文化生态、社会现实等大背景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立足点,由此探寻不同于西方观念与文化、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方法,致力于构建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运用文化学研究方法,将文学与政治、历史、哲学、艺术、经济等相互贯通、融合,在文献资料的搜集、辨析基础上,将古代小说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开展综合研究和宏观考察,以突破不同学科之间的壁垒,拓展古代小说的视野和方法。

(作者:程国赋,系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第14版:文史哲周刊·理论·史学2 篇

邯郸故城赵王城由“城”变“陵”若干问题思考

二号陵全景图 资料图片

邯郸城核心城区平面图 资料图片

2024年河北省考古发现揭示了邯郸赵王城遗址西城2号夯土基址的建筑性质与功能属性为墓葬设施。2026年5月,段宏振在《中国文物报》发表《邯郸归秦与赵王城墓域的兴起》(以下简称《兴起》)一文,刷新了以往学界对邯郸故城赵王城纯粹为都邑的认知(此前学界普遍认为邯郸故城属于多城制,战国时期由三个相连的赵王城和大北城共同组成,赵王城性质是宫城,大北城是郭城)。基于以上研究,本文拟围绕赵王城西城的性质和功能、赵王城三个小城和邯郸大北城的关系等问题略作探讨。

《兴起》一文中对赵王城西城(也包括东城和北城)的属性作出判断:“战国末期前后,赵王城作为都邑功能被废止,大北城回归成为邯郸城的核心;秦汉时期,赵王城全部被改造成为大型墓域,大北城西部被墓域挤占。”由于相关考古勘探的资料没有公布,几个夯土基址的年代和墓葬的年代是否分属两个大的时期,也无法确定。如果是汉墓,从方位上看,好像也只能是汉代陆续所封的赵王诸王陵。那么,赵王城变陵区,相邻的大北城就是一个两汉时期继续沿用和改建的城址。乔登云提出“在西汉吴楚七国之乱后,因赵都邯郸城曾遭到严重破坏,又兴建了范围较小的新城,且以‘大汉城’和‘小汉城’为名以示区别,并认为大、小两汉城最初很可能同时使用,直到东汉以后大汉城才逐步被小汉城取代而废弃”(《赵都邯郸故城考古新发现与探索》,《邯郸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从“陵随城移”的角度上看,这一结论似可成立。

如是,存在的突出问题有,先不说墓葬本体的直接年代如何,赵王城如果是汉代的赵王陵园,陵园墙沿用了战国时期的城垣和城门,有无修缮增筑材料发现(汉代板瓦、筒瓦等)?构成陵园的其他核心要素是否符合西汉时期的葬制?这些需要进一步说明。事实上,目前公布的西汉帝陵的封土都是覆斗状,除了因山为陵的,考古发现的诸侯王以及高级别竖穴土葬陵墓的封土或方或圆(个别如“山”状、馒头状),没有见到像赵王城内利用旧有宫殿基址改建、附带多层级建筑遗迹的封土形制。

对赵王城墓域的具体年代,《兴起》从理论上进一步分析,大致应包括以下三个时间段:“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亦即赵王城建城之前的墓葬”“战国中、晚期,即与赵王城同时的墓葬”“秦汉时期,即赵王城废止之后的墓葬。”毫无疑问,如果不是汉代赵王陵,第一个时间段不用考虑,因为该时期没有造如此规模陵墓的理由,则只能是公元前386年赵敬侯迁都邯郸到前228年秦灭赵国之间158年八代七王的赵王陵墓(文献记载最后的赵王迁被秦始皇流放湖北房陵)。

考古发现已经公布的战国赵王陵区位于邯郸西北十余公里的紫山东麓丘陵地区,已经公布的5座陵均坐西朝东,由陵台、神道、主墓、陪葬坑、陪葬墓、陵园墙等几部分组成。陵台呈覆斗形方台体,神道呈斜坡状,均位于陵台东部,主墓居台顶中部,二、四号陵各两座,其余陵各一座,封土长方形或方形覆斗状,墓葬结构有竖穴木椁式和崖洞式。每一个陵台下都有数量不等的陪葬墓。被盗的二号陵园随葬品中,发现过玉衣片、铜马等。这些墓主人分别是谁,未有定论。《河北邯郸赵王陵》(《考古》1982年6期)指出五座陵台可能是敬侯、成侯、惠文王、孝成王、悼襄王等五人的陵墓。陵台中有两堆封土可能是夫妇合葬。这样一来,赵王城所存在的陵主归属和这五座陵园的判定就有了新的争论。毫无疑问,如果这几座陵园的年代和性质推断无误的话,它们的特征和构成要素都成为赵王城内陵墓可比对研究的最重要、最直接参照标准。

赵王城陵园的墓主可能是谁?自赵敬侯迁都邯郸传八代,《史记》东晋徐广注释说肃侯寿陵“在常州”;武灵王陵,唐张守节《正义》说“在蔚州灵邱县”,都无足凭据。《史记·赵世家》记载赵肃侯即位十五年(前335年)为自己修建“寿陵”(一般认为生前修陵为寿,这也是文献记载最早的修寿陵),一直修建到即位二十四年(前326年)去世。肃侯死丧,“秦、楚、燕、齐、魏出锐师各万人来会葬”,反映出赵肃侯建造的寿陵规模和当时的历史价值。会葬的各国军队未必真正到了邯郸城,但推测其核心的五国会葬成员应该到了殡葬的现场或陵墓所在地。《庄子》有一则典故:“且子独不闻夫寿陵余子之学行于邯郸与,未得国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归耳。”庄子大约和赵肃侯同时代,其记载的“寿陵”可能就是肃侯寿陵。现在来看,考古勘探证明赵王城西城几座大的夯土台都是多层台榭式的“殿堂”模样,和已经发掘确认是中山王厝墓的封土相似。该墓封土平面近方形,东西长度92米,南北长度110米,高15米,自下而上形成三级台阶状。第一级内侧有宽约1米的砾石散水,第二级有壁柱和柱础遗迹,第三级顶部有建筑物倒塌后的瓦片堆积,复原为一座周绕回廊、上覆瓦顶的三层台榭式建筑。据研究,公元前328年左右中山王厝即位,前308年去世。从两者存续的时间看,作为邻近的与赵国关系密切的小国,中山王厝的墓园可能参照了赵肃侯起寿陵于都城附近的做法,直接在灵寿城内划出陵区,特制“兆域图”铜板,标明了王堂、王后堂、哀后堂、夫人堂的营建尺寸,一份入府库,一份埋于陵墓。同时也印证出当时的人把大屋顶殿堂式样的封土就叫“堂”,不同于“坊”(如上述的覆斗状)。这一点也和春秋晚期孔子所见的“封之若堂者矣,见若坊者矣,见若覆夏屋者矣,见若斧者矣”之“堂”形墓葬标识相衔接,属于高级别墓葬、有模仿生前居住殿堂模样的封土。

《兴起》一文指出:“2014年,乐庆森认为赵王城是赵肃侯的寿陵城,亦即将赵王城的宫城性质改为单纯的陵园所在”,这个观点在2005年就有类似表达(参见《赵国的寿陵》,《邯郸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如是,赵王城的陵园内年代最早、规模较大的一座陵台,可能就是赵肃侯的寿陵。赵武灵王的陵墓也应当在此。

如果赵王城的三个城都推断为战国陵园,它和大北城的关系就是陵墓区和都邑功能区的切割。如果不全是陵园,就存在大小城相倚的形势,但是否是宫城性质,需要考古发现进一步说明。无论如何,大北城的性质应该是东周至两汉时期不间断一直延续使用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对它的都邑组成要素和功能分布也需要在厘定考古发现资料的基础上重新进行讨论。

赵王城三个小城台基的性质。赵王城的三个小城内共存在九个台基,其中西城内5个,东城内3个,北城内1个(北城西墙外还有一个)。其中1号夯土台东西宽264米,南北长296米。另外,长宽超过100米的夯土台有三个,两个在东城(6、7号),一个在北城(10号)。台基如果成为墓葬设施,院墙也就成了陵园标识。

鉴于目前的考古工作仅仅把西城2号台基界定为墓葬设施,对东城和北城的性质是否为陵园不易下绝对结论。关于这三个城建构的年代关系,众论不一。有的学者认为东城晚于西城;有的学者认为东城、小北城都晚于西城;也有学者认为大北城建设早于赵王城(三个城),而赵王城的东城修筑在先,西城修筑在后。现在来看,因为可能是陵墓区,就要考虑其选址的地理环境因素,考虑到北城有渚河穿城地势最低,其东墙体已经距现在地表5米以下。相反,西城、东城西部处于海拔最高处,且有丘陵岗地分布,是墓穴建构的理想位置,所以从优先选择的建置程序看,笔者赞同西城为早。

大北城架构的历时性变化。《赵都邯郸城研究》(段宏振著,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特别指出:“大北城在建都之前完全代表着邯郸城,建都之后以王城所不可替代的重要方面继续代表着邯郸城,废都之后大北城又继续全面代表邯郸城。”据研究,商代即有“甘”(邯郸),到了春秋晚期邯郸已经颇具规模。持续到战国中期赵敬侯迁都邯郸,邯郸千年有余的历史本体舞台应该和大北城有关。如果赵王城是战国中晚期兴起的陵墓区,大北城就不仅仅是“以王城所不可替代的重要方面继续代表着邯郸城”,而应该是赵国都邑的核心区。

据考古研究,汉代赵都邯郸旧城确以战国赵都邯郸故城大北城为基础,使用年代可能主要在西汉时期(大汉城),过去认为插箭岭一带曾探明一座“日”字形小城,一般认为属战国赵王离宫或官署区,现在来看,有可能是战国宫城区。结合文献资料记载,不得不重新考虑原来“赵王城当属赵王室的宫城,大北城则属以居民生活和工商业为主的郭城或外城”的结论。

此外,根据目前的考古发掘情况,大北城以南、赵王城南郊和西南郊亦有较多两汉时期墓葬发现。汉墓主要建于丘陵边缘地带,多平地构筑,无明显高台。需要注意的是,大北城插箭岭墓群四号墓为砖拱结构,随葬有较多穿孔玉衣片,有学者推断为西汉赵敬肃王之孙象氏思侯刘安意墓。另外,1975年发掘的车骑关一号墓,封土高大,北与二号墓南北并列,坐西朝东,单墓道,平面呈“甲”字形,墓室为石砌拱券式,椁室为“黄肠题凑”结构,年代约当西汉末年,墓主当属赵国某王之一。这些高级别的墓地是战国大北城变化“大汉城”和“小汉城”的直接印证。

按照城市核心区域、城市近郊、城市远郊、城市的邻近地区四个层次聚落考古的框架逻辑,《赵都邯郸城研究》对邯郸故城的前世今生以及纵横发展规律乃至城市功能进行了详尽分析。现在的问题是,赵王城的部分一旦变成陵墓区,就不得不从整体格局以及遗迹的年代性质等方面进一步给予详细分析。正如《兴起》所说:“由于赵邯郸城遗址延续时间长,文化内涵十分复杂,尤其是东周与汉代遗存经常处于交叠状态,因此,层叠遗迹之间年代与性质的厘清及辨识、原建筑基址与后期墓葬之间复杂关系的甄别及复原等等,无疑需要十分细致而艰苦的考古工作。”对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设计好邯郸故城赵王城的近期与长期考古工作规划。通过田野考古工作,解决赵王城内外十个台基的年代和性质问题,也就是说首先回答是不是墓葬,再进一步确认是汉墓还是战国墓。依据遗迹年代的基础,逐步建立起赵王城墙垣、城门、城壕、墓葬本体、建筑遗迹、陪葬设施等的年代关系和功能分区演进状态,最终形成赵王城考古一张图。

按照文献记载与考古实证阐释相结合的方法,在相关研究基础上建立大北城分属于战国中晚期到秦统一、西汉时期与东汉时期三个核心时段的遗迹年代和性质脉络框架。梳理出战国大北城的核心组成要素,确定“大汉城”与“小汉城”各自的构成范围和功能区划分,特别关注历史上三次大的毁城和重新建城的对应关系。

按照四个层次城市考古的研究视野,逐步找出邯郸周围埋葬赵国国王和两汉赵王的陵域。首先,加强战国赵王陵的综合研究,对邯郸西北发现的赵王陵的年代性质进行详细考古梳理。其次,加强邯郸故城区域的两汉时期遗迹和墓葬分区、分期研究。最后,加强邯郸故城的深化研究,如开展与同时期诸侯王城形制的比较研究等,持续深挖故城的历史意义。

(作者:韩国河,系郑州大学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中国考古学会陵墓专业委员会主任)

乌程汉简的历史意义与学术价值

乌程汉简103号简载“一人属珠官” 资料图片

乌程汉简120号简载“布十,绸廿匹” 资料图片

【读史札记】

乌程汉简是两汉时期乌程县署遗留的简牍,2009年出土于浙江省湖州市,经抢救征集现存300余枚。2022年,上海书画出版社整理出版《乌程汉简》,收录高清图像、红外扫描图及释文等内容。但迄今为止,学界对其真实性与研究价值的质疑仍未完全消解,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该批材料的有效利用与研究。有鉴于此,本文在系统梳理简文内容的基础上,拟就其历史意义与学术价值提出若干观点,以期推动相关讨论。

乌程汉简120号简所载“布十,绸廿匹”,明确提及“布”与“绸”两类织物,具有重要研究价值。长期以来,汉代江南纺织业的直接史料极为匮乏。这一材料缺失的问题在区域专史中也十分明显,《浙江丝绸史》《江苏丝绸史》对汉代纺织业仅有零星提及;《浙江科学技术史》中关于汉代纺织的内容几近空白;《浙江丝绸文化史》中甚至认为“汉代的浙江丝绸业仍然乏善可陈。秦汉时期,浙江真正出名的是葛、麻等植物纤维类织物而不是丝绸”。在此背景下,乌程汉简120号简明确记载了东汉“江南”地区已存在“绸”,不仅为江南纺织业研究提供了全新的史料,也拓展了汉代纺织业区域研究的视野。

乌程汉简为汉代赋税史研究提供了新材料。据研究,022号与117号简中出现的“大口税”,与吴简所见“大口钱”一脉相承,反映出江南地区赋税体系在较长时期内的稳定性与延续性。119号简所载“羽百六十六枚”,是兼具军赋与贡赋性质的国家赋税。结合里耶秦简与尹湾汉墓简牍中有关“羽”的记载,可知乌程汉简中的“羽”属于地方须完成的赋税项目,进一步印证了“羽”作为一种特殊赋税在秦汉时期的延续性。此外,112号简记载“鲐五六月税钱六十”,“鲐”为一种海鱼,表明当时官府已对鲐鱼销售征税。这一记录不仅为研究汉代渔业经济,特别是江浙沿海捕鱼业提供了珍贵的一手材料,也使我们对汉代地方针对特产所设税项的具体实施情况有了细致了解。

乌程汉简中有关度量衡的记载,填补了相关研究领域的多项空白。110号简记录了王莽时期“足四铢得一两”的内容。据《汉书・律历志》,当时铢与两的标准比值为24:1,而简文所载比值为4:1,二者差异显著。在新莽五权研究中,“铢权和两权尚无可靠的实物资料”,乌程汉简则首次揭示了两者间的具体换算关系。146号简中出现量词“端”,简文载“两端六百、五端千七百五十”。“端”作为量词的最早记载见于《小尔雅・度》,而此前出土文献中未见实际用例。乌程汉简的发现不仅补充了早期量词辞例,也印证了《小尔雅》的记载。

乌程汉简中关于地方诸侯国纪年的记载准确翔实,为研究汉初政治制度提供了重要线索。001号简采用吴王刘濞纪年“八年”,002号与003号简分别为楚王刘戊“十六年”和“十七年”,而009号简则属于汉文帝“十七年”。这些纪年简清楚表明,在吴、楚等诸侯国范围内,既使用中央的皇帝纪年(如汉文帝纪年),也并行使用诸侯王纪年(如吴王刘濞、楚王刘戊纪年),反映出诸侯国存在同时奉行中央与地方两套纪年体系的现象。这一情况亦可与走马楼西汉简相印证,共同凸显了汉初“郡国并行”制度下复杂多样的政治实态。

乌程汉简为汉代官制与行政建置研究提供了新材料。103号简所载“一人属珠官”,将“珠官”一职的文献记载从《三国志》提前至两汉时期,成为目前所见该官职的最早记录。结合乌程濒临太湖、宜于淡水采珠的地理条件,可推测“珠官”是负责珍珠采集、定等、加工、转运及贸易的专职官员。011号简中出现的“左席长”为文献首见。据通假关系,“席”通“庶”,“左席长”即二十等爵中第十级的“左庶长”,属“卿”级爵位,地位较高。035号简中出现“别治乌程”的记载,虽“别治”一词在敦煌汉简、尹湾汉简等多批材料中零散出现,但学界长期缺乏系统关注,直至2021年走马楼西汉简公布后方始深入研究。乌程汉简此条内容不仅自证其真,也进一步证实“别治”制度在江南地区的具体实施,为理解汉代地方行政制度的多样性提供了实证。

乡里聚落作为汉代政治统治的基础单位,深刻影响地方行政的运行方式。090号简所载“烝亭所部虚户口名”及“前乌虚户”“中乌虚户”“后乌虚户”,其中“部虚”一词系首次出现,具有较为重要的史料价值。“虚”本义为“大丘”,而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中已有“部丘”记载,表明“部虚”与“部丘”实为同一聚落称谓。因此,“烝亭所部虚户口名”可理解为“进献辖区内各聚落的户口名籍”。090号简中“前乌虚”与“中乌虚”均为“户十口”,规模虽小,但户数整齐,暗示这些聚落可能经过一定程度的行政规划。关于“乌程”地名来源,《辞海》释为因乌、程二姓居此得名。然而,“前乌虚、中乌虚、后乌虚”的命名方式,显示“乌”与“程”可能为分置结构,为探究地名来源提供了有别于传统说法的新线索。同时,“前、中、后”的划分也反映出居民点在地理空间上的分散性,推测其布局或受当地地形条件影响。

邮书传递作为汉代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基层治理效能。024、025、026、029号简所载“以格行”与“以亭格行”,在传世与出土文献中均属首见,不仅具有鲜明地域特色,也拓展了对汉代文书传递体系的认识。“格”作为一种聚落形态,以往学界所知有限。北京大葆台汉简“樵中格吴子孟”的记载经考证被认定为“汉代聚落的通称”,并将其出现时间推至西汉晚期,分布范围扩展至华北中北部。乌程汉简中“格”的使用,进一步表明该类聚落亦存在于江南地区,反映出其跨地域的广泛分布。参照“以亭行”“以亭次行”的含义,“以格行”应指按“格”的顺序依次传递文书,“以亭格行”则为按亭与格的顺序传递,是一种适用于较近区域的文书传递方式。

乌程汉简亦为江南地区社会思想研究提供了珍贵材料。其中,181号简所载“长生道”内容尤为关键,为探讨早期道教形态提供了直接依据。尽管两汉社会普遍追求“长生”,但“长生道”一词在传世文献中出现较晚,目前最早见于北魏《老子化胡经玄歌》。因此,乌程汉简中这一记载成为目前所见最早的“长生道”文献记录。尽管简文部分残缺,但其中“药”字的出现,表明其所述“长生”与服食药物密切相关。这一认识可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王充《论衡》虽对“道家或以服食药物,轻身益气,延年度世”之风持批判态度,却如实反映了当时道家通过服药追求长生的实践;葛洪《抱朴子》更明确将服药视为“长生之本”。由此可见,乌程汉简181号简所载“长生道”应属早期道教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该简出土于乌程地区,表明至迟在汉代,此地已是道家思想传播的区域。结合三国时期吴地介象传播“长生道”的史实,可见该思想在江南一带不仅源流久远,影响也颇为深远。乌程汉简的这一发现,为汉代道教史研究提供了重要证据。

乌程汉简为汉代社会语言研究提供了补充。175、176号简中出现的“孙公妈”“周公妈”“张妈”等“姓氏+妈”类称谓,具有语料价值。以往学界多认为“妈”为后起字,最早见于三国魏《广雅》。检索先秦秦汉文献,“妈”字未见明确记载,乌程汉简因此成为目前可明确断代的最早用例。177号简载:“室事不德,大儿在室,当努力时难,禺彖失踢跌。”其中“在室”指女子已订婚而未嫁,“儿”亦可指女子,故“大儿”即家中长女。“时难”指时世厄难,结合上下文可知家庭正因瘟疫陷入困境。因而“大儿在室,当努力时难”意为:长女虽已订婚,仍需在家努力承担应对瘟疫之责。此句作为书信中的期望之语,体现了灾害背景下家族共同体的责任意识,也拓展了对汉代家庭内部规训与性别角色的认识。此外,简末“遇彖失踢跌”中“彖”多指《周易》卦辞,反映出《易》学已深入吴地民间,甚至渗透至家信等私人书写,展现出经学在日常语境中的实际影响,为江南地域社会微观研究提供了珍贵个案。

乌程汉简为汉代医疗社会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与视角。269号简作为一枚医药简,记录了大黄、桔梗、乌喙等26味药物。有研究对这26味药进行了分类,并特别指出“乌程医方中的大黄后有‘蒸之’的制法,这是晋唐以前方书中大黄较常见的炮制方法之一,在出土医学文献中尚属首见”。270号简记载了庄诵、庄谭兄弟先后罹患温病的情况,其中蕴含的细节与传世医书的温病记载当可互参。此外,乌程汉简所载医方与《千金要方》《千金翼方》《金匮要略》等传世医籍中的方剂具有明显源流关系,这对厘清古代方剂的传承与发展脉络具有启发意义。

基于对乌程汉简学术价值及其所反映的汉代社会新貌的系统论述,可以进一步确认这批材料的真实性。尽管乌程汉简为征集所得,但其内容涵盖广泛、信息扎实,书体亦呈现出多样化的时代特征。尤为关键的是,在与传世文献及其他出土材料对读过程中,乌程汉简不仅未见知识性矛盾,反而提供了诸多前所未有的新认知,进一步印证了其作为可靠史料的重要地位。

(作者:姚磊,系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副教授)

第15版:文史哲周刊·理论·哲学2 篇

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世界性品格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十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战略任务。在此号召之下,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日益成为学界的行动自觉,并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具体形上学”“仁学本体论”“生生哲学”“汉语(言)哲学”“文明论的历史哲学”等富有中国特色的哲学学说蓬勃发展。在此过程中,我们也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当代中国哲学的世界性维度。具有自主性的中国哲学知识体系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中国性自不待言,而其世界性则需要引起我们更多的关注。

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世界性首先表现为,中国哲学从世界哲学出发获得自我觉解。天地之大德曰生,而世界之潮流,浩浩汤汤。遥想两千五百多年前,诞生了孔子、苏格拉底、佛陀等先哲,推动人类文明进入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人类文明发展演变至今,进入世界历史的新时刻,而中国哲学及其他文明传统的哲学发展也进入世界哲学的新时刻。所谓世界哲学,简而言之,乃是具有世界性品格的哲学形态,它以世界为起点,以世界为资源,又以世界为活动场域。

孟子曰:“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如何从东山之境进至泰山之境?显然,孔子将天下纳入立场,以天下之儒自居而非以鲁国之儒自居。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有抱负、有成就的哲学家无不以继华夏斯文为己任,但同时又总是超越一国一文明的界限而心系天下,自觉追求会通中西、平章华梵的哲思境界。在中国哲学作为现代学科建制之初,冯友兰“照着”西方哲学的范式以确立中国哲学的学科形态,此一进路在客观上似使中国哲学的自主性面临某种限度。然而,在实际的中国哲学史书写中,冯友兰已经超出西方哲学的框框,将工夫论、境界论等不见于西方哲学近现代主流范式的内容纳入中国哲学,并在创建其“新理学”哲学理论的同时,自觉会通宋明理学和西方新实在论,在重视逻辑分析方法的同时表彰直觉顿悟的“负的方法”。经过冯友兰的创造性工作,“中国哲学”已非“西方哲学”所能涵盖,由此引发我们深思,在东西文明深度交汇的时代,哲学必然呈现为贯通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及其他)之中、并且在中西(及其他)哲学对话之中发生着的世界哲学。

世界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如上关系,不妨设喻明之。宋明儒学为了说明“理一分殊”,曾借用禅宗“月印万川”的喻象。月印万川,故有万川之月。我们可以用“万川之月”说明世界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关系。世界哲学如万川之月,中国哲学则如某大川之月。万川之月,或小或大,或动或静,或清或浊,或明或暗,形态各殊;与之相类,世界哲学如万月之万殊,是多,是复数。万川之月,虽有小大动静清浊明暗之别,然无不为月;与之相类,世界哲学如万月之为月,是多中之一,是复数之根。万川之月,非孤悬于夜空、超越于万川之上的明月;与之相类,世界哲学并非独立超越的哲学形态,而是具体表现为具有世界性品格的种种地方性哲学(如中国哲学、德国哲学、印度哲学等)。因此,从逻辑上说,世界哲学可以表现为中国哲学或其他地方性哲学。然而,从世界历史的发展来看,相较于西方哲学等其他地方性哲学,中国哲学将有可能自觉获得世界性品格。何以如此?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杨国荣所讲的中西哲学交流的如下非对称性:19世纪后期以来,中国思想家热忱地了解西方思想,并将其作为普遍的思想资源加以运用,而西方主流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却没有把中国哲学作为真正的哲学来加以理解,更遑论以之为构建自身知识体系的思想资源。中国哲学愿意学习西方,也吸收借鉴其他优秀文明成果,故而,世界性成为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一个鲜明特征。

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世界性还意味着,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自主性乃是超越了自我中心主义的自主性。或许有人会质疑:强调自主性必然走向自我中心,中国自主的哲学知识体系以世界哲学自许,这不过是一种伪装的自我中心,即把中国哲学伪装成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哲学。

美德伦理学也碰到过类似的质疑,相关思考有助于我们澄清自主与自我中心之间的微妙差别。如果我们想做一个有美德的人或有德之士,那么我们就需要关心他人福祉。但是,人们会质疑:关心他人福祉,是为了让自己成为有德之士,成为一个因为自己有美德而感到幸福的人,归根结底还是自私自利、以自我为中心。如何回应这样的质疑?在理智层面,我们固然可以对二者分别加以分析,但在事质的层面,我们并不能对它们进行分解。将有德之士视为自我中心论者,乃是基于以下错误思维:将本不可分解的二者分解开来,并对它们进行前后排序,让“为了他人福祉”居前,让“为了让自己成为有德之士”居后,进而把居后者视为目的,将居前者视为实现后者的手段。但实际情况是,为了他人福祉和为了让自己成为有德之士乃是同时发生的,不存在前因与后果、手段与目的的二分。有德之士就是在实现他人福祉的过程中让自己成为有德之士,而让自己成为有德之士就是让自己成为关心他人福祉的人。易言之,对于有德之士来说,他人福祉已经成为自我的内在构成要素。这样的自我,显然有别于自我中心论的自我,后者乃是与他人隔绝或对立的自我。为了标识以上两种自我之别,我们不妨将自我中心论的自我称为“我”,而将有德之士的自我称为“吾”。有德之士乃是“吾丧我”。有德之士丧我,故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有德之士有吾,故而有自主性。有德之士的自主性尤其表现为:有德之士对他人福祉的关切乃是真诚地发乎内心。由上可知,有德之士能够在挺立自主性的同时超越自我中心。

哲学人类学需要思考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也需要面对人类中心论难题。关于这一难题的思考同样有助于我们澄清自主和自我中心之别。一些人容易持有以下形态的人类中心论:人类有力量征服自然,而天地万物理应服务于人类利益。我们已经意识到,“人为万物之主”的人类中心论必将导致人类对于自然的过度开发,进而引发人类自身的生存危机。因此,我们需要破除这种人类中心论,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儒家人道原则主张“人为万物之灵”,这一原则在肯定人的自主性、高扬刚健进取精神的同时,把人理解为居于天地之中的存在者,而尽物之性、参赞天地之化育就是实现人之为人的过程。天地万物的福祉已经成为人的内在构成要素,保护自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人的内在价值诉求,合乎人性的存在方式就是生活在天地万物与人共通共生的天人共同体之中。由此,儒家人道原则超越了人类中心论。这里的要义在于:人并非与自然隔绝或对立之我,其关心自然、保护天地万物,并非完全基于工具意义;人之所以关心生态环境,并非只因为好的生态可以给人提供一个好的存在处境;对人来说,无论在本体论意义上还是在审美意义上,自然就是目的本身。人类认识世界需要从人自身出发——以我观之,但“以我观之”并非“唯我是见”;人类需要成就自我,但“成就自我”并非“唯我独尊”。由此,我们看到,秉持儒家人道原则,人类能够在挺立自主性的同时超越自我中心:“以我观之”“成就自我”是挺立自主性,否定“唯我是见”“唯我独尊”则是超越自我中心。

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如何在挺立自主性的同时超越自我中心主义?仍然借用“吾”“我”之分,我们可以说,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既自觉其为世界哲学,又未将中国隔绝或对立于其他文明,故而能够做到有吾而无我。有吾,因其有自主性之挺立;无我,因其无自我中心之弊病。吾将无我,故能成为大我。中国哲学超越自我中心,故能成为世界哲学的重要环节。

自我觉解总是关联着行动。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世界性进一步表现为,在自觉参与世界性的哲学探讨过程中发展具有世界哲学品格的当代中国哲学。以上用“万川之月”的喻象说明世界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关系。然则,凡喻皆有其所蔽,此喻亦然。依此喻,各哲学传统仿佛各居其所,并排而列,互不相干。然而,中国哲学一旦觉解自身为世界哲学,便会与西方哲学等其他地方性哲学交融互动,最终共通共生。陈来论及世界哲学时写道,“‘哲学’是一共相,是一个‘家族相似’的概念……是一个世界哲学的概念”。哲学是共相——哲学是家族相似——哲学是世界哲学,这里的三个判断,也许可以理解为递进关系(而非并列关系),依次代表三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即一元主义、多元普遍主义和共通生成主义。一元主义,只将普遍性赋予某种特定地方性哲学(如西方哲学),从而只肯认它有价值;多元普遍主义,试图通过将普遍性赋予各种地方性哲学(如中西印哲学),从而肯认它们都有价值;共通生成主义,扬弃普遍性,转向诸地方性哲学(如中西印哲学)经由思想层面的交流和生活世界层面的交往,生成共通的世界哲学。诚如冯契先生所言:“从世界范围来看,今天我们正处于一个东西文化互相影响、趋于合流的时代……应该说,我们正面临着世界性的百家争鸣。”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世界性的品格,便表现为自觉参与“世界性的百家争鸣”:在个体层面,运思者努力会通东西不同文明(将世界纳入视野,以世界为资源),为人类文明的未来而运思(将世界纳入立场,以世界为起点);在共同体层面,运思者四海为学,走向世界,在积极回应世界学术共同体批评意见的过程中检验、修正和发展哲学义理(以世界为活动场域)。在世界性百家争鸣中发展起来的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自然具有世界性品格,成为世界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世界性的百家争鸣,乃是在世界范围内践行《易传》所讲的“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而“世界哲学”的实质内涵也在这样的过程中不断生成发展。我们或许可以将“世界哲学”界定为“穷理尽性至命之学”:以“穷理”涵摄西方近现代主流所强调的概念分析与逻辑论证范式,以“尽性至命”彰显中国源远流长的哲学精神,即在性与天道的交互作用中开物成务、学以成人。更进一步,倘若以这样的“世界哲学”反观西方哲学,便会惊喜地发现,在西方哲学近现代主流范式之外,其实也存在着与中国传统哲学类似的工夫论、境界论或“负的方法”。倘若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以“世界哲学”反观中西之外的哲学传统,则会惊喜地发现,学以成人的哲学精神也见于印度哲学、阿拉伯哲学等传统中。“尽性至命”非中国哲学传统所独有,这一点并不会让我们因为“中国哲学特殊性的失落”而感到沮丧。相反,面对印度传统、阿拉伯传统等中的“尽性至命”向度,我们心有戚戚焉,而“吾道不孤”的惊喜感受无疑将推动我们探索诸种文明传统如何围绕“尽性至命”展开深层对话,而“世界哲学”的内涵也将在此对话中不断生成,日益丰厚。

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将在开拓世界性维度的过程中成就自由德性。冯契先生提出的“智慧说”主张,获得智慧的人“真正具有自由德性,便意识到我与天道为一,足乎己无待于外。但自我具足不是自我封闭,而正是自我超越,与时代精神为一,与生生不已的实在洪流为一。自由德性具有肯定自己又超越自己的品格”。获得自主性的中国哲学知识体系,亦彰显出既肯定自身又超越自身的开放取向:它与时代精神为一,与生生不已的实在洪流为一,吸纳东西不同文明,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智慧。

(作者:刘梁剑,系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兼职教授)

崇实黜虚:明清之际的实学转向与经世精神

在中国经学史与儒学流变的长河中,明清之际堪称关键的思想转折阶段。梁启超将这一时期的学术主潮概括为:“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抛弃明心见性的空谈,专讲经世致用的实务”。这一趋势的兴起,有着深刻的历史动因。明清鼎革,神州陆沉,民生凋敝,士人普遍将此归咎于空洞虚妄的治学风气。顾炎武在《日知录》中直指:“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在末流积弊、朝代更迭之势下,诸儒接续而起,“大倡‘舍经学无理学’之说”,主张以习行实事回归儒学本根。这一思潮是儒学内部的自我反思与义理重构,也是宋明理学向清代学术转型的关键环节。黜虚崇实、以经典重释破除理学藩篱,彰显出明清实学思潮独特的思想史地位与深远的文化价值。

返本归经:对经典本位的回归与纠偏

明清实学思潮的经世转向,首先体现为对经典文本地位的重新确立与治学路向的革新。针对宋明理学末流游离经文本旨、以主观心性凌驾经文、空谈义理而疏于实证的偏颇,实学思想家力倡“以经为本”,在回归原典、摒弃空疏中,重新确立务实求是、经世致用的治学立场。

宋初儒者为纠汉唐注疏之支离,转而直探圣人之道。周敦颐、张载、二程等人始倡“理”“气”“心”“性”之说,将经典诠释重心从章句训诂转向义理阐发。至南宋朱熹集大成,编定《四书章句集注》,构建起完备的理学体系,推动经学完成深刻的理学化转型。元代延祐科举以程朱经学为宗,明代沿其经义取士之制,明成祖又敕修《四书五经大全》颁行天下,作为取士定本。与此同时,王阳明倡“致良知”,将儒学进一步内化为心性工夫。至此,理学取代汉唐注疏之学,成为官方与民间主导的经学形态。

晚明以来,讲会之风、语录之学、禅学化表达相互影响,士人多以心性体认为高明,而把经史考辨、制度沿革、民生实务视为末节,“舍经而自作文”。儒家经学本有“经”与“传注”的主次分野,圣人所定之“经”为学术本源,后世笺、注、疏、解皆为辅助文本。一些理学家将自家阐发的“天理”“心性”置于经文之上,甚至舍经言理、以理代经,致使经之本义日湮,出现“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的流弊。一方面,士人沉溺于理气心性之空谈,“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或以语录为学问,以禅机附会儒理,经文本义被心性话语所遮蔽;另一方面,官方《大全》等定本抄撮旧说、不求精详,学者墨守朱注而不敢逾越半步。

面对此般积弊,一众学者力主剥离后世附会的虚空义理。如黄宗羲言“学问必以六经为根柢,游腹空谈,终无捞摸”,主张回归经典文本、反对悬空虚论,接续依经解经、据实解经的治学传统;顾炎武标举“经学即理学”,提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摒弃附会空谈,主张以训诂考据寓道于经;王夫之倡言“六经责我开生面”,立足经典推陈出新,并以“知行相资以为用”确立知行互济的实践维度;颜元则从实践层面斥言“纸上之性天愈透,而学陆者进支离之讥”,愈阐愈谬,不如躬行实践之可证。凡此种种,无论是重经学考据、知行相资,还是重实用践行,都是明清之际实学思想家在“如何求道”层面上纠偏正本之使命的具体呈现。

可见,这一实学取向不仅克服了明末重理轻经、空谈废务的学术偏向,更确立了以经为宗、以实释经的治学准则,重彰了经学重实证、务实际的精神。

由虚入实:从理学化向实学化的自觉转向

宋儒以形上义理统摄经典解读、以心性体悟为穷理路径,将传统经学推向哲学化与思辨化的高峰,实现了儒学义理的深度阐发。但其内在局限在于“理”与“事”渐趋割裂,明中后期更形成重义理轻实务、重思辨轻践行的学风偏向。针对这一局限,明清实学并未停留在回归经典文本的表层纠偏,而是立足“理”不离“事”、“道”不离“器”的核心立场,主张“由器求道”“即事明理”,力求突破宋代以来以理统经、悬空穷理的治学路径。

与宋儒不同,明清实学家主张“理”并不在事物之外,而存于实事、实物、实政与民生日用之中。因此,经学的任务不再是向内推演心性天理,而是在经典与现实的结合中求证并践行义理,将落脚点从“思辨明理”转向“实践证理”。不过,在“崇实”立场下,不同学者对“实”的理解与路径选择并不完全一致。顾炎武以考据实证为“实”,强调由文字训诂通经,但易与现实相疏离;王夫之以器道合一为“实”,以“天下惟器”“无其器则无其道”确立本体,主张道在器中、理依于事,却哲学性强而实务转化不足;黄宗羲以经世治术为“实”,坚守“经术所以经世”,着力于制度批判与民本重构,但依赖君权改良而缺乏行动抓手;颜元、李塨以习行践履为“实”,指斥纸上空谈,却又走向轻视经典的另一个极端。其实,无论是顾炎武“经学即理学”开辟的清代考据路径,还是王夫之“即器显道”的义理重构路径,还是黄宗羲“经世治术”的致用路径,抑或颜李学派针砭空疏的“践履”实学路径,虽旨趣各异,却共同推动了经学从形上思辨转向实践求证,从而回归儒学“明理以致用”的本真逻辑。这种多元路径的并存,也为清代学术的深化与拓展,以及近代经世变革思潮的展开提供了思想资源。

在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的“鹅湖之会”上,朱熹与陆九渊围绕“道问学”与“尊德性”孰先孰后的核心分歧展开论辩,由此开启了一场贯穿宋、元、明、清近千年的学术论争。此后,明代罗钦顺、王廷相等人继承朱熹“道问学”的立场,批评心学流于空疏。余英时从学术思想史的“内在理路”阐明,“宋明理学家和清代考证学家都是研究儒家经典的,他们无疑属于同一研究传统之内……这是儒学传统内部的问题,自有其本身发展与转变的内在要求……经典考证早在16世纪便已崛兴,而且确然是由理学的争论所激发出来的。‘内在理路’可以解释儒学从‘尊德性’向‘道问学’的转变”。这一判断虽主要解释从理学到乾嘉考据的演变,但其揭示的“由内向外、由心向物”的趋向,在明清实学思潮中已初露端倪。这意味着,实学的兴起并非源于外在的反理学思潮,而是理学“格物穷理”内在逻辑在明清社会危机境遇下的重新展开。当心性体悟无法回应政治失序、民生困敝等时代危机时,宋儒“格物”传统中面向具体事物、考察物理的经验性维度便被重新激活,并沿着“由器见道”的方向推演。将“格物”对象从心性伦理扩展为兵农、水利、钱谷、河漕等现实事务,将“穷理”目的由体悟天理转为解决现实问题。由此,明清实学一方面继承宋明理学格物穷理的求知方法,另一方面又改变了格物穷理的对象、路径与价值归宿,形成了“连续性中的断裂”。它接续圣贤之学的价值根基,但已不再满足于抽象追问‘何以圣贤’,转而强调“圣贤之学何以救世”,使内圣必须落实为经世济民的外王实践。正是在这种“连续性中的断裂”意义上,实学既是理学的批判者,亦是理学内部固有思想张力的继承者。其核心突破,是将以“由体达用”为主的思维次序调整为“即用求体”“由用见体”,使经学由偏重心性思辨转向稽经、考事、穷理与践实的统一。这一转向推动了经学的实学化,为清代考据学以及经世学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思想基础。

经世致用:儒学的实践旨归与经世精神

如果说宋儒以心性义理建构儒学内在价值体系,那么明清实学则以经世致用为标尺,将学术重心从向内的义理体悟,推向社会治理、民生实务与时代危机的现实维度。这既是对儒学入世本旨的复归,也是对传统经世理念的实质性推进。

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孟子倡“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先秦儒学本就包含“修己”与“治人”的双重维度,特别是确立“修齐治平”脉络后,经世始终是其核心精神。但是,在后世发展中却渐生价值偏向。汉唐经学秉持“通经致用”,多将经典服务于制度教化与王权正统,疏于社会民生与制度反思;宋儒援佛入儒,构建起“内圣外王”的价值体系,将“内圣”置于“外王”之前,虽讲“格物穷理”,但最终落点却是心性体悟,弱化了儒学直面现实、解决困局的经世使命。至明清之际,部分儒者“袖手谈心性”,无视家国动荡与民生疾苦之风盛行,儒学经世之用日渐式微。如何重塑儒学入世救世的价值内核,成为明清实学的核心命题。

基于此,明清实学家坚守儒学本位,重新界定学术价值,将治学与时代使命、民生需求深度绑定。与汉唐“通经致用”的政治工具化、宋儒“内圣外王”的修身本位不同,明清实学摒弃“为穷理而穷理”的学术偏向,主张治学的根本价值在于直面时代问题、解决现实困境、安顿民生疾苦,以“实用、实功、实效”为评判标准,使经典义理转化为济世安民的实践力量,实现从“内在德性完善”向“外在济世建功”的转向。

这一转向并非简单回归传统经世理念,而是立足时代变局的价值升华。顾炎武曾言“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主张将治学与“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结合,以学术救世;黄宗羲著《明夷待访录》,直指君主专制之弊,以民本思想重构经世取向,将学术落脚点置于制度革新与民生福祉之上;王夫之主张“理势合一”,强调义理应顺应时势、服务民生,反对脱离现实的道德空谈;颜元更是直斥“知心中醒,口中说,纸上作,不从身上习过,皆无用也”,主张学问必须体现在兵农、钱谷、水利、学校等具体事务中,否则即无用之学。他们不再将经世视为修身的延伸,而是将其作为治学的目的,使儒学价值真正落地于现实。

明清实学的经世转向,意在扭转明末以来理学末流的空疏学风,提倡返求六经、探求经典原义,反对脱离现实的空谈。相较于汉唐通经致用传统,它发展出更为鲜明的民本立场与现实批判精神;相较于宋儒内圣外王理论,它强化了学术的实践指向与时代担当,有力推动了学术与现实、义理与民生相结合。当然,其亦有时代局限。部分学者矫枉过正,或沉溺于名物考据而忘却终极关切,或以具体践履取代形上追问,致使其经世理想终究难以突破传统体制框架。不过,这并不能遮蔽其重要的思想史地位与现实价值。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同样需要倡导直面现实、解决问题的经世学风。明清实学的“崇实黜虚”,正是这种矫枉与开新之间的宝贵遗产。这既是对“经世致用”传统的继承,也是其在当代语境下的升华。

(作者:张伟,系河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第16版:文化记忆2 篇

风格比较的有效性与有限性

——关于新见秦刻石讨论的艺术史反思

故宫博物院藏明拓《石鼓文》(局部)

图片为作者供图

自青海省玛多县扎陵湖北岸发现秦刻石以来,学界展开了密集且深入的讨论。随着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论证并公布了科学检测结果,学界关于石刻真伪的争议渐趋平息,但如何对其形成准确、客观的认识,并有效地纳入相关领域的知识系统之中,则仍有持续讨论的必要。

对像尕日塘秦刻石这样既重要又盲点颇多,甚至在既有知识范围之外的早期书迹,展开包括真伪鉴定在内的各方面研究,自始便需要多学科、跨领域的协作。反过来说,积极面对、有效回应尕日塘秦刻石带来的疑问与挑战,亦可成为相关领域观照自身、增进交流的珍贵契机。正如相关讨论所呈现的:公布石刻的图片之后,首先要准确释读文字并厘清文本,以古文字学最擅胜场,继而以秦汉历史地理与石刻考古的研究最为核心。此外,以论证文字书刻风格为主的艺术研究,亦有成果问世。值得关注的是,参与讨论文字书刻风格的学者观点之参差、结论之对立,既不逊于其他领域,亦远较此前关于东汉《张迁碑》、东汉《肥致碑》、传李白《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传苏轼《怪木竹石图》、传黄庭坚《砥柱铭》等的真伪讨论为甚。因而,深入且严肃地剖析围绕着尕日塘秦刻石文字风格的讨论,不独会推动讨论的深化,更能从方法论的层面助益书法风格研究的更新。

学者们之所以会对尕日塘秦刻石的书刻风格形成如此参差的认识,除却由于最初公布的原石图片不够清晰之外,至少有以下四个原因:

其一,如赵超《中国古代石刻概论》所言,从中国公共性纪念石刻发展的历程考察,先秦时的秦国与后来的秦代虽然先于东方诸国受到西来的树石传统的影响,但此时公共性纪念石刻及其镌刻本身,皆未能形成成熟的规制,因此与东汉以降的“树碑立石”传统有别。

其二,目前引入对比的秦文字见于石刻、简牍、诏版、玺印、封泥、权、量、兵器、虎符、币、陶、玉之上,数量、品类虽看似不少,但这些不同类型的文字究竟在什么层面上才能比较,需要进行复杂的界定。秦文字的精微面貌、发展轨迹、地域差异等,亦囿于材料的多寡不均,难以述说周详、取得一致性意见。而与尕日塘秦刻石性质、规模相似的铭石文字尤为稀缺。

其三,许多学者在展开风格比较时,无法亲赴原址考察,只得依赖收集图片、截图字例,这无可厚非。但倘无字形的具体差异,而是进入视觉审美的界域,则需要严肃追问,割裂上下文、抹平物质性的截图,如何在比较风格时发挥作用、准确传达出图片背后的信息。

其四,部分晚起的术语如“玉箸”“科斗”“倒薤”与“行气”“笔势”等,亦被引入讨论。但关涉字体或书体名称者,几无例外是滞后性明显的“追赠”,其中有多少是实指、多少是修辞,它们原本对应什么书迹,这些书迹又与尕日塘秦刻石有多少可比性,恐难确知。而关涉书法本体者,从文献层面或可以找到较早的出处,但其具体所指与应用方式,又必然倚赖引用者的文本理解、审美趣味甚至书写经验,故而这些术语的实际作用,亦应再做评估。

由此,我们可以从尕日塘秦刻石及其争论出发,讨论关于石刻铭文风格研究的三方面问题。

一是风格的参照系。参照系的问题,本质上即是否可比、如何比的问题。如前所述,在不涉及字形具体差别的前提下比较风格,首先要在不同类型的书迹中构建起可比性高低的序列,且其核心参照对象必须是真品,或蕴含可证明的真实成分者。以尕日塘秦刻石为例,最堪比勘的乃是秦始皇东巡所立“秦七刻石”;其次是《石鼓文》、秦公大墓石磬、阎良刻石等;然后是诏版、权、量、兵器、虎符、货币、玺印、封泥、陶、玉等;再次是各式简牍墨书。但纵使是秦始皇东巡所立诸石,亦难简单依凭:其一,《之罘》《东观》《碣石》三石早佚,无从讨论。其二,《峄山碑》“原石”早毁,且文本未为《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今见者乃五代徐铉摹、宋郑文宝刻。其文本特别是字形、书刻风格即使并非后来虚造,能在其中窥探到多少“秦时明月”,亦颇堪疑问。至于今见《会稽》,乃清钱泳据元申屠駉家藏本重刊,本质是衍生品之衍生品,去古逾远矣。其三,据宋松等研究可知,久负盛名且频被引证的传明人安国旧藏《泰山刻石》53字本、165字本,皆系民国初年秦文锦所伪。基于此,除今传《泰山》《琅琊台》残石之外,恐只有存字不多的少数二石旧拓可资比勘。加之近年马成名指证享名百余年的传明人安国石鼓斋旧藏《石鼓文》“先锋”“中权”“后劲”三本亦为秦氏赝造,而非北宋旧拓,则围绕此三本构建出的《石鼓文》乃至先秦铭石文字风格的认识,亦亟待廓清。

所以,传世秦文字中最堪与尕日塘秦刻石进行风格比较者,仅有极小一部分。而这一小部分与尕日塘秦刻石的性质等仍有距离,故此处称“最堪”,仅是比下有余而已。其余众多书迹虽为秦时真品,但要审慎追问的是:它们与尕日塘秦刻石文字的风格真的可比吗?如可比,是在什么层面上比较,又怎样才能准确且适度地比较呢?时下习见的依靠微信或QQ截图进而制表并置之法,真的准确且合适吗?

二是风格的来源。欲进行有效的风格比较,需对哪些因素能够影响文字的书刻风格有通盘的认识。对此,我们可以在启功《古代字体论稿》等的基础上,进一步划分为三个层次。其一,物的层次,包括书写与刊刻工具、载体(包括原作与衍生复制品的材质)、用途或功能、文本形态与性质等。其二,个人的层次,包括家庭背景、教育经历、文化修养、社会阶层、书写与刊刻技术、脾气秉性、具体情境中的心态与考量、用字习惯、艺术表达的意愿或自主性、写刻工作的要求与性质、受大师及流派的影响等。其三,宏观的层次,包括字体演进情况、时代风气、地理条件、经济水平、制度与政策条件等。概言之,对于任一特定的书写或刊刻者而言,上述宏观层次中的某些因素或是常量,其他因素俱属变量,且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因之,任何一件书迹,如尕日塘秦刻石的风格,乃是受到了诸多因素的复杂影响。我们甚至可以说,风格的近似或差异,乃是由其中常量、变量的作用关系所决定的——近似者常量多、变量少,差异者则相反。但出于常理可知,即使身处同一时代、地域、阶层甚至流派、交际网、家庭之中,近似亦非无限度、想当然的,“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或许是更为常见的现象。换言之,恒常是相对的,变易是绝对的。正由于此,纵使两件书迹在一些因素上共性较大,若在另一些因素上颇有出入,其呈现出的风格仍有很大可能是不同的。对于那些时间较早、语境残阙、存世稀少的铭刻而言,可能尤为如此。

三是风格作为历史问题。上述常量的存在与作用,使得风格比较有了必要的基础,亦为各领域学者的整体把握乃至“观风望气”提供了条件,所以这一以简驭繁的方式广为人用。惟细究起来,其施用于“求同”上固极妥帖,遂能在梳理脉络、区分类型上大显神威。然如何有效“存异”?则犹有可深究处。

盖由诸多变量出发,欲客观、切当、充分地阐述这些差异、特色与非典型,需将看似虚玄的风格异同问题,转化为具体而复杂的历史问题。尤其是要以系统性的专门论证,而非是否符合“主观感受”“既有印象”的简单裁断,去处理如尕日塘秦刻石这样非典型甚至与既有认知有出入的书迹。此前如李零《秦汉礼仪中的宗教》谓《石鼓文》乃应祭祀活动而为,或与雍五畤有关。倘此说属实,便为其书刻实践搭建出一个颇为严肃的礼仪语境,这自然要较学界因株守《石鼓文》为田猎题材诗歌而无所落脚的风格描述更有意义。又如美国学者柯马丁《秦始皇石刻:早期中国的文本与仪式》谓秦始皇东巡所立诸石“是一种表演,既是对宇宙场所的定义、征用,又留下了征服的印记”“彻底消除了各个地方统治者的多视角记录,并代之以一个最高统治者的单一的中心视角”,亦为我们更深刻地把握《泰山》《琅琊台》残字(不仅是文本)中的秩序感、装饰性提供了参考。与之相较,关于尕日塘秦刻石的深入研究虽刚刚起步,但如“到此一游”“领土型崇拜”“告神文”等石刻性质假说的出现,显然突破了“像不像秦文字”“是不是古刻石”这类问题的层次,为我们评估尕日塘秦刻石既较《石鼓文》《泰山》《琅琊台》要简率,又比其他铭刻与墨书更端谨的文字风格以启发。

回顾这一仍在持续的讨论,包括书刻风格研究在内的各领域、各学科学者,虽焦点有别,但或许在应对着同一个问题——如何处理新发现材料与既有知识体系之间的摩擦。在关于尕日塘秦刻石的讨论中,有人以为其不符合已知,故推论不可靠;有人以为其符合已知,故推论可靠。只不过,欲推动讨论深化,特别是不涉字形、文本具体差异的书刻风格问题时,需超越符合或不符合的简单对比,一方面让研究对象由“图”走向“物”,使之具体化、复杂化、历史化;另一方面充分评估其间所涉诸因素及依托的历史语境,使之情境化、系统化、结构化。

由这场讨论出发,我们应当更为严肃且自觉地思考,在展开研究与争鸣之际,何为已知,何为未知,何为可知,何为不可知,以及如何追求可知,如何评估不可知。对此,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曾言:“因今日所得见之古代材料,或散佚而仅存,或晦涩而难解,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绝无哲学史之可言。然若加以联贯综合之搜集及统系条理之整理,则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薰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虽是针对中国哲学史研究而发,移置文字书刻风格的研究上,亦不失为具有穿透力的深刻告诫,自应成为相关学者的重要参考。

(作者:陈硕,系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副教授)

新见秦刻石书刻风格再探讨

图1岳麓秦简《芮盗卖公列地案》(局部)

图片为作者供图

图2秦文字所见左低右高、重心上提、中宫收紧等结字方式举例

图片为作者供图

2025年6月以来,发现于青海省玛多县扎陵湖北的秦刻石引起了学术界内外的广泛关注。历史学、考古学、语文学、地质学、书法篆刻等领域的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各抒己见。

时隔一年,学界在尕日塘秦刻石的真伪问题上已达成基本共识,但部分学者从书刻风格角度提出的若干疑问尚未得到解释,有鉴于此,笔者冒昧献曝,以期就正于方家。

新见秦刻石篆文并非唐宋玉箸篆

有观点认为,新见秦刻石在风格面貌上与其他秦代石刻大异其趣,而与唐宋时期以李阳冰篆书为代表的所谓玉箸篆同一机杼,故不应被认定为秦代石刻。(《谈“昆仑石刻”涉及书法史的一个常识性问题》,《光明日报》2025年8月4日)

持此主张者,以泰山刻石和琅琊台刻石为秦代石刻篆文的基准,认为它们“线条并非等线体,而是有起收笔动作”“结构有动势,并非字字平正均匀”,而尕日塘秦刻石的可疑之处在于不具备这些特点。在笔者看来,以泰山刻石和琅琊台刻石作为参考系似欠妥当。我们现在所见知的泰山刻石,主要有安国本、二十九字本、《绛帖》本三种版本。早在20世纪30年代,容庚先生就已雄辩地指出,安国本和二十九字本均非秦刻原拓,而是以宋人的摹刻本为底本的翻刻。(《秦始皇刻石考》,《燕京学报》第17期)后来,此说经裘锡圭先生从字形角度补充论证,已为文史学界普遍接受。(《文字学概要》修订版,商务印书馆2013年)《绛帖》本虽然字形基本可靠,但毕竟经过摹刻,其笔画形态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秦刻原貌,恐怕也需要谨慎考量。至于琅琊台刻石,尽管其原真性无可置疑,但由于历史上自然和人为因素的长期作用,石面遍布泐痕,字口复经剔洗,其面貌已发生了相当程度的改变。即使面对现存最早的明末清初拓本,我们也只能窥知其体势之大略,而难以从斑驳不堪的字口中,准确地辨识线条的“起收笔动作”。因此,仅据饱经沧桑的琅琊台刻石,来概括秦代石刻篆文在书刻风格(尤其是笔画形态)方面的普遍特征,未必能准确。

下面讨论尕日塘秦刻石的书刻风格与唐宋玉箸篆的关系问题。事实上,二者的相似度并不高。结体上,尕日塘秦刻石多取欹势,唐宋玉箸篆则以平正、对称为尚;章法上,前者错落,后者整饬。二者的相似之处仅有一点,即笔画中段多均匀纤细、起收多不露芒角。但是,就我们今天尚能看到的秦系石刻文字而言,除了那些比较随意的刻划以外,多数都具有笔画中段均匀纤细、起收不露芒角的特征,如石鼓文、阎良刻石等都是典型的例子。已有研究者指出,这一现象是由当时的凿刻工具和工艺决定的。(《用刻字法为“昆仑石刻”断代》,《光明日报》2025年7月14日)换言之,尕日塘秦刻石与唐宋玉箸篆在笔画形态上存在相似之处,并非不合理的现象。退一步说,即使它各方面都与唐宋玉箸篆相似,仍然不足以说明它一定不是秦代之物,因为“玉箸篆”这一概念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基于唐宋间人对李阳冰书风及在李氏书风影响下重刻的《峄山碑》的认识,同时也与彼时人们目验真正的秦代石刻篆文的经验(如宋人江邻几、刘跂都曾亲访泰山石刻,并制作拓本在同好间广泛传播)密切相关。

刻石篆文非关“魏晋新体”

据一些研究者观察,尕日塘秦刻石的文字中包含“魏晋新体”的因素,具体表现为左低右高、重心上提、中宫收紧等结字特征。(《“昆仑石刻”中的“魏晋新体”之疑》,《光明日报》2025年8月29日)我认为,这些结字特征固然习见于“魏晋新体”,但并非“魏晋新体”所独具,它们同样广泛地存在于秦汉书迹之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岳麓秦简的部分篇章,如《芮盗卖公列地案》(图1)中绝大部分单字都同时具备上述三个特点。而具备其中一个或两个特点的秦汉书迹可以说不胜枚举,如新莽嘉量的篆书就具有重心上提、中宫收紧的特点,秦诏版中一些字则在不同程度上呈现出左低右高的面貌。

“魏晋新体”之疑,乃基于对尕日塘秦刻石结字特征的观察、描述和分析而发,发疑者所举之例包括:“皇”“帝”“车”三字,因“横画向右上方倾斜”而显得左低右高;“陯”“将”所从的“阝”旁和“爿”旁以及“卯”字,因把小构件挤在竖画的上半而显得重心上提;“里”“车”二字压缩其中的“田”形,“药”下部的“乐”在压缩上部左中右结构的同时拉长底部中竖,“帝”字压缩中间部分而使左右呈裙摆状,皆中宫收紧之表现。在发“魏晋新体”之疑者看来,上述几种书写习惯“基本不大可能出现在秦人笔下,相反更类似一位平日惯常用楷书书写的后人写篆书时,仍情不自禁地受到楷书结字影响的结果”。

“魏晋新体”之疑所据字例多属常用字和常用偏旁,想要在秦文字资料中检出它们的各种写法并非难事。只要稍作查阅即可发现,在诏版、陶文、玺印、简牍中,秦人把这些常用字和常用偏旁写成左低右高、重心上提、中宫收紧的例子比比皆是,今列表如下,以备参考(图2)。

大量出土的先秦秦汉书迹表明,“魏晋新体”所见左低右高、重心上提、中宫收紧等结字特征,并非魏晋之际的善书者凭空创造出来的,他们只是在先秦秦汉时期早已普遍存在的各种文字书写样式中,选择性地进行继承和发扬而已。

书刻载体和使用场合不应混为一谈

还有研究者从秦代书风与场合之间的对应关系出发,认为尕日塘秦刻石篆文作为石刻书迹,如果确出自秦人刀笔之下,就应该像琅琊台刻石、泰山刻石、峄山刻石那样庄严、郑重、典雅。(《书风与场合:“昆仑石刻”的破绽》,《光明日报》2025年7月11日)

秦汉书迹的书刻风格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的使用场合,但必须指出的一点是,场合和载体是两码事。把一个文本刻在石头上,并不意味着它必将像琅琊台、泰山、峄山诸刻石一样,是用于正式、庄重的场合。根据琅琊台、泰山、峄山诸刻石的文本内容和《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封禅书》中的相关记载,在琅琊台、泰山、峄山等地立石刻铭的行为,作为秦始皇东巡过程中与封禅、祭祀等活动相配套的一个重要环节,具有明确的政治意涵和礼仪功能,其主要意图是“颂秦功业”“颂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在当时新纳入国家版图的土地上宣示主权。

然而,并非所有秦代刻石都具有如此厚重的政治意涵、如此复杂的礼仪功能。例如,近年新出土的阎良刻石作为建筑构件,上面所刻的铭文仅有标记安装位置的作用,而不具有政治、礼仪层面的作用,因此,其风格面貌就与琅琊台、泰山、峄山诸刻石大异其趣,章法纵横错落,笔画圆转少而方折多,秩序感较弱,总体上更接近于手写体。此例亦可说明,对于载体与书风之间的关系,不宜作机械的理解,相同载体上书迹的风格面貌相似度未必很高,不同载体上书迹的风格面貌,也不一定判若江河。

尕日塘秦刻石的性质是什么、其使用场合和所面向的读者是否和始皇东巡诸刻石相同,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从文本内容来看,其性质、功能不同于东巡诸刻的可能性更大。因此,正如不能用横平竖直、端庄整饬的《曹全》《礼器》诸碑去证伪因势赋形、错落有致的《杨淮表记》,我们同样不能仅凭尕日塘秦刻石的书刻风貌与东巡诸刻石存在较明显的差异,就认定它是后世伪造的。

分析、比对书刻风格是一种传统的书迹鉴定方法,历代学者在广泛而深入的实践中积累的经验表明,对这种方法的运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即有足够的可靠样本可供我们较全面地了解一个时期内同类书迹的整体风貌。然而,秦刻石存世者不过寥寥,从性质和功能来说,种类也比较单一,还不足以让我们对彼时石刻书迹的风貌形成全面、立体的认识。这意味着,对于尕日塘秦刻石的鉴定而言,分析、比对书刻风格的方法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仍需审慎看待。

(作者:陈文波,系中南大学人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