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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px往期
光明日报
2026-06-22 · 星期一
电子版 · 全版合订
共 17 个版面 · 60 篇文章 · 23 张配图 · 约 103,720 字
内容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电子版
生成时间:2026-10-06 22:36
第01版:头版6 篇

【大调研,我们在行动】已然破“四唯”,且看如何立新标

【大调研,我们在行动】

论文、职称、学历、奖项,曾经是评价人才的硬杠杠——论文凑不够数,不能晋升;高级职称评不上,重大项目靠边站;没个博士学历,进不了“学术圈”;缺少奖项,争取项目经费就没戏……

2023年,本报调研组以《“破四唯”和“立新标”,如何才能并举》为题,深入调研科技人才评价体系改革。结论是:“破四唯”已成共识,但“破了之后立什么、怎么立”的困惑仍普遍存在。

三年过去了,困惑解了吗?新标立得怎么样?调研组再次出发。

一个几十人的团队,近三年只发了十余篇论文。在当下科研圈,这个数字让人“着急”。

要知道,一个比较大的科研团队,一年发数十篇甚至上百篇论文很常见。评职称、拿奖项,论文就是“硬通货”——数量不够,免谈!

可在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以下简称“过程工程所”),这个论文“产出不高”的团队,其骨干成员孙峙从事退役锂电池循环利用研究,不仅主持多项国家级项目,还在不少龙头企业建成示范工程,并将技术推广应用至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硬通货”不多,居然还能拿下这么多国家项目?!

孙峙在比利时做工业项目时,曾接触锂电池回收。那时候,电动车在国内刚刚起步。

回国后,他心怀梦想加入过程工程所曹宏斌团队。

当时,周围人都在埋头写论文,讨论的是影响因子、分区、引用率。“说实话,心是悬着的。”面对记者,孙峙回忆道,“我想研究最终是要落地的,但技术再好,体现不到论文上,发展会不会受限?”

所领导给他吃了颗定心丸:“我们不只看论文,成果好不好,关键要看是不是真的对国家需求和行业创新有贡献。”

这颗定心丸的背后,是过程工程所立起的一把科技人才评价新标尺:把科研分成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支撑服务四类,干什么就评什么,真正把分类评价落实到位。

孙峙选的是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关键技术开发研究。在这个赛道上,评价不看论文篇数,看的是产业贡献。赛道清晰了,孙峙不再为凑论文分心,一头扎进废旧锂电池循环利用的技术攻关。“技术有用,企业就愿意投;产品好,市场就给你空间。”他的成果也得到了市场的检验。

“不仅能赢得市场,更可以解国家和地方的燃眉之急,这就是最大的考核。”所领导的话肯定了他的方向。

从“预处理高效解离”到“优先提锂”,再到“短流程循环利用的系统解决方案”,孙峙和团队的技术链越拉越长——江西、广东、湖南、湖北、安徽都有他们技术的落地……

过程工程所的科研评价制度改革并非孤例:放眼全国,科技部在各地试点实行代表作评价,中国科学院试点推动人才分类评价改革,清华大学等取消博士生论文发表硬性要求——分类评价,正在从点上探索变成面上行动。

按:“评什么”,过去是一刀切——不管做基础研究还是搞技术开发,统统数论文。缘此,做应用的人,也被迫陪跑论文赛道,写与应用无关的文章。

现在用上了新尺子——干什么,就评什么。不同赛道不同尺:基础研究量科学发现的原创性;技术开发和应用研究量产业创新的突破性,看企业合同、工程示范、市场效益。论文从“必选项”变成“可选项”,产业实绩从“不算数”变成“硬通货”。

这把尺子的实质,是让评价标准回归科研规律:干什么活,就交什么账。

“迪特尔·沃尔夫,国际知名生物学家;于洪涛,回国前是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研究员;孙立成,国际知名化学家……”

见到记者,西湖大学副校长程建军先卖了个关子:“你知道这些人有多少‘奖励’,戴了几顶‘帽子’吗?”

不等记者回答,他就揭晓了谜底:“他们的奖励和帽子,其实没有多少!但在业界,他们却是公认的翘楚。这就是我们选人的标准。”

和西湖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特聘研究员蔡尚交谈时,他这样告诉记者:“谈offer时,没人问我‘你得过什么奖,有没有帽子’。来了以后,也没人压着我争奖项。加入西湖大学时学校只给了我一句话:要做就做‘开创而不跟随’的事。”

他选了一个当时充满争议的研究方向——肿瘤菌群在乳腺癌转移中的作用。“那会儿你说肿瘤里有细菌,人家觉得你想多了。”但蔡尚就是想知道,这些细菌是“路过”,还是真的干了什么。

开始几年,几乎没有任何像样的成果。可学校好像并不着急。

记者问他慌不慌?他推了推眼镜:“想太多就做不了事情了,真正前沿的科研探索,是无法被计划的。”

成果在第五个年头冒出来了:蔡尚团队首次证实细菌在乳腺癌转移中扮演关键角色。这项成果在他由准聘转长聘的评审中,却起了关键作用。

评审期间的学术报告会,蔡尚记忆犹新——会场坐满了,过道里都站着人。“小同行”专家学者提问非常尖锐,讨论极为透彻。

这就是西湖大学的评价机制:不看你有没有奖项、“帽子”,而是把学术评价的尺子交到全球该领域最懂行的人手里。他们看你提出的问题有没有价值,你的科研能力如何,你的研究能不能突破学科边界。

从西湖大学望向全国,这样的探索正在更多机构落地生根:北京大学在准聘长聘制中将“小同行”评议作为核心环节,深圳湾实验室组建“国际评估委员会”并设置境外专家最低要求,西南交通大学坚持“小同行”与“大同行”结合……

按:谁来评?西湖大学的答案是:对于基础研究,主要由最懂行的人去评价——把成果交给全球该领域最懂行的“小同行”去盲审、去当面“质问”、深入辩论。

你有没有真功夫,做的是不是“开创而不跟随”的事,“小同行”最清楚。这种机制容得下长周期的探索,也辨得出真正有分量的突破。

成果能否解决实际问题、是否具备商业价值,对于应用研究来说,用户与市场的评估也必不可少。这一点,西湖大学等单位在评估时都予以了充分考虑。

踏进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以下简称“基因组所”)的大门时,吕亚清周围几乎全是博士。而她,只有硕士学历。

在一家国际知名种业公司打拼了七年,她一路做到高级育种家,成为公司培育抗青枯病番茄品种的“第一人”。

这时候,基因组所科研团队已经从理论上破解了番茄风味丢失的遗传密码。论文发表了、机制清楚了,可谁来把论文里的“老味道”变成能种、能卖的番茄?

团队找到了吕亚清,热情地邀请她加入,希望一起打通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吕亚清欣然答应。有人疑惑:“在外企,你有高薪、高职位,去了研究所,你学历比不上人家,有啥竞争力?”

“我们所要的,不只是一纸学历,而是能用国际商业化育种经验,把论文变成种子的人。传统院所进人,学历是硬门槛,要层层审批。但我们所是中国农科院现代院所改革的‘试验田’,院里把人才引进评审权下放了。”基因组所所长助理姚庆磊告诉记者。

有了这个“权”,选才就放开了手脚。

基因组所给了吕亚清三样东西:前沿技术支撑、全权负责商业化育种的自主权和优厚的生活保障。吕亚清也不负众望,一头扎进温室大棚,把一身本事全使了出来。

短短两年,糖度约8%、酸甜可口的“深爱1号”和糖度约11%、耐热抗病的“深爱2号”相继诞生!此后,吕亚清培育的番茄新品种接连落地,走上了老百姓的餐桌。

像基因组所这样的制度松绑不是个例:湖北向10家省实验室下放人才“引育留用评”权限;江苏开展产业教授计划,覆盖智能制造、集成电路等30余个领域;山东大学设立“人才特区”赋予引才评才自主权……

按:要想让真正有能力的人进来,就得在制度上予以保障。这就需要不拘一格降人才。

现实生活中,“格”是什么?是各种各样的招聘门槛。譬如,必须是博士学位,这么一“格”,人才就被挡在了院墙之外。

让能力而不是学历说话,基因组所这个“格”,破得好!

项目负责人名单一公布,有人心里犯嘀咕:一个三十出头的小伙子,还只是中级职称,能当火星探测关键设备的主任设计师?

要知道,当时,卢欧欣要负责的是,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地面测控通信系统的关键单机设备,接收来自4亿公里以外的微弱信号。

重担,怎么就落到了一个“中级”肩上?

这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研究所的用人导向有关。重大项目选总师、副总师、主任设计师,不看职称高低,只问三个问题:技术难点是什么?谁有能力攻克?谁能带领团队冲上去?

三个问题,没一个问到“你是什么职称”。人力资源部主任戢兵说得直白:“在我们这儿,评了,不等于什么都有;不评,也不等于什么都拿不到。”

“拿到”机会的卢欧欣,没让“机会”掉地上。

任务期间,他带着团队用自主创新的帧同步算法,把有效数据接收量提高了20%,为第一时间判断探测器着陆后状态提供了关键支撑。这个“中级”交出的成绩单,让最初的所有“嘀咕”都烟消云散。

当机会不靠职称决定,“职称”自然回归到它原本的位置——对专业能力的认可,而非获取资源的闸门。

像中国电科十所这样的“解绑”,已经推开: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设“突出贡献奖励指标”,让无高级职称者凭实绩享受相应待遇;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确立了以科研使命、职责任务、能力贡献为导向的考核评价体系;云南新型研发机构实行全员合同制,职称与机会彻底脱钩……

按:过去,职称评上了,待遇、资源也就来了;评不上,能力再强也只能在外围转。这是用“身份”来决定机会。

打破论资排辈,重大项目不唯职称,谁行谁上。让“实绩”说话而非“身份”定价,只要能真刀真枪解决问题,就是英雄。

中国电科十所的做法令人称道!

调研组选出的四个故事,恰似四枚棱镜,折射出这场事关“人”的改革的真实光谱。评什么、谁来评、怎么评、怎么用——破“四唯”,新标越立越清晰。

当然,改革远未到大功告成之时:分类标准如何更科学,“小同行”评议如何更公允,“不看出身”如何成为常态,评价结果如何真正服务于激发活力……每一步都需要更扎实的制度设计和更持久的实践检验。

(作者:本报调研组,调研组成员:本报记者丰捷、张蕾、崔兴毅、杨舒、詹媛、张晓华、李春剑)

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六

“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之一,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首先体现为思想理论上的先进性”,“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来说,理论强,才能方向明、人心齐、底气足”。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守正创新、与时俱进,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

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

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两个结合”重大论断,成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深刻指明了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根本途径。

坚持“两个结合”,及时回答实践提出的重大时代课题,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推动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党的创新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集中体现。

从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六中全会以“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概括这一光辉思想的主要内容,到党的二十大以“六个必须坚持”概括阐述其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丰富发展,以原创性理论贡献标注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高度。

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以党的历史决议的方式阐明这一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历史地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回顾百余年奋斗历程,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对于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意义重大而深远,进一步丰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理论体系。

“十四个坚持”“六个理论品格”……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

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

2023年,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在全党深入展开,引导党员干部努力在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方面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在总结主题教育成果时,习近平总书记勉励:“要持续加强理论武装,教育引导党员干部通过坚持学习党的创新理论,悟规律、明方向、学方法、增智慧,固本培元、凝心铸魂,进一步打牢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

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会坚定。

坚持经常性教育和集中性教育相结合,既绵绵用力又集中发力,推动全党思想上统一、政治上团结、行动上一致;把制度治党作为思想建党的重要保障,将思想教育结合落实制度规定来进行……党的十八大以来,紧扣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党的思想建设一抓到底、常抓不懈。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面对愈加艰巨复杂的使命任务,必须坚定不移深入学习党的创新理论,深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必将展现出更加强大的真理力量。

补足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

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江西于都,沉浸式情景剧《告别》重现了1934年当地百姓送别红军出征的场景,令不少观众深受感动。

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江西考察时,重温红军长征光辉史,一席话掷地有声,催人奋进:“只要我们保持坚定理想信念和坚强革命意志,就能把一个个坎都迈过去,什么陷阱啊,什么围追堵截啊,什么封锁线啊,把它们通通抛在身后!”

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

“你们都知道温水煮青蛙的故事吧?”

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参加省委常委班子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用这一故事告诫党员干部警惕理想信念的动摇。

信念不牢,地动山摇;谆谆教诲,振聋发聩。

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认识真理,掌握真理,信仰真理,捍卫真理,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的精神前提——

在重温入党誓词、过党员“政治生日”时回忆入党经历,强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在专题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上接受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锻炼,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

在专题学习、主题党日中叩问初心,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

…………

理想信念的坚定,来自思想理论的坚定。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大党员干部自觉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砥砺理想信念和初心使命的最好教材,修炼共产党人的“心学”,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真正让理想信念成为心中的灯塔。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只有具有伟大精神的政党才能领导人民赢得伟大斗争、开创伟大事业。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建党百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首次阐释伟大建党精神内涵,指引我们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挺起共产党人精神脊梁,无惧艰难险阻、坚定勇毅前行。

新的长征路上,要继续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引导党员干部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不断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

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引奋进新征程

理论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

“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党员干部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着力把党的创新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

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更加科学有效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2026年6月8日,“十五五”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宜昌开工。

协同国家战略与区域发展,统筹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以系统化举措保障工程高质量推进,正是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系统观念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生动缩影。

以战略思维谋大势、以辩证思维化矛盾、以系统思维察全局、以创新思维促改革、以底线思维控风险……做到用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是以党的创新理论学习成果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

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进一步强化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理念——

2026年春节假期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启动。

“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号召,激励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全党以严的基调正风肃纪,弘扬清风正气,驰而不息转作风、树新风,党员干部带头扑下身子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以实干担当推动事业发展。

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2026年以来,作为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权威教材,《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问答》等重要著作出版发行,帮助党员干部进一步吃透党中央精神,确保各项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

思想上的统一,是党的团结统一最深厚最持久最可靠的保证。

坚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确保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做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一定能够办成我们想办的任何事情。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始终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不断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中国式现代化必将开辟更加广阔的前景。

(新华社北京6月21日电 记者范思翔)

【伟大征程】坚持独立自主: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伟大征程】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二层展厅,一幅定格不同肤色笑脸的照片引人驻足。

这幅名为《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照片,由新华社记者侯波拍摄,记录了1959年5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来自亚非拉16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朋友。当毛主席来到时,这些外国青年突然直奔毛主席,簇拥着他,气氛非常热烈。

“中国支持和援助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事业、新独立国家建设事业和各国人民正义斗争,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赢得了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尊敬和热爱。”讲解员谈起照片背后的深意。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导的世界冷战格局中,中国面临来自多方的公开的和潜在的侵略威胁、战争挑衅和军事压力。

当时,如何坚持独立自主,反对来自各个方面的霸权主义,以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是党在国际关系问题上考虑的中心。

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前期,根据形势的发展,毛泽东重新提出“中间地带”问题,认为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非拉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争取“中间地带”,发展同亚非拉国家的关系,成为当时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积极支持亚非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运动。2018年,习近平主席赴拉丁美洲访问时就曾忆及,上世纪60年代,中国人民坚定声援巴拿马人民收回运河主权的正义斗争。为此,中国全国各地1600万人举行游行集会,成为那一代中国人难忘的记忆。

中国在国际上得到的支持也主要来自亚非拉国家。中国同大批亚非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1964年中法建交,是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打开外交局面的重大成果。

这一时期,中美之间围绕美国武装插足台湾、干涉中国内政和美国武装侵略越南、威胁中国安全等问题展开对抗。1958年8月,党中央和毛泽东以炮击金门的方式把台湾问题提出来,沉重打击了蒋介石集团叫嚣“反攻大陆”的气焰和美国搞“两个中国”的企图,有力表明了中国人民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维护国家统一的立场和决心。1965年开始的援越抗美斗争,体现了中国人民反对侵略威胁、维护世界和平的大无畏精神。

从50年代后期开始,中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日渐加剧。苏联党以“老子党”自居,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军事和外交上服从其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战略。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坚决顶住来自苏联的巨大压力,维护了国家主权、民族尊严和党的尊严。

“我们把对外关系的重点转向广大亚非拉国家和欧美其他发达国家,不仅有利于打破美国封锁和苏联包围,为中国外交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天地,而且也为日后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国际上赢得更多国家的尊重和支持打下了坚实基础。”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高长武评价道。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坚持独立自主”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积累的十条历史经验之一。回望历史,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我们的战略选择和郑重承诺。

正如习近平主席2015年4月在亚非领导人会议上郑重指出:“无论发展到哪一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都永远做发展中国家的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这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础,过去、现在、将来都不会改变。”

大道如砥。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一定能共创世界和平发展美好未来。

(新华社北京6月21日电 记者徐壮)

【大美中国】碧水长天入画来

【大美中国】

6月20日,湖北省武汉东湖风景区荷花盛放,水鸟栖息,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的生态图景。新华社记者 沈虹冰摄

【我在现场】“‘村BA’,我来了!”

【我在现场】

傍晚,贵州省台江县台盘村,“村BA”球场灯火通明。场上,一个身影左冲右突,急停、转身、起跳、投篮……场边一片喝彩。

“这是谁呀?水平真不错!”

“那是咱台盘土生土长的幺儿,叫王凯生,刚高考完!”场边有观众在议论。

中场休息时,记者找到了王凯生。表明身份后,王凯生兴奋地说:“光明日报的记者呀!我的作文是弱项,老师推荐我要多看这张报纸。你们多次报道过我们家乡的‘村BA’,读起来津津有味!我这次报志愿就冲着体育专业去的,学好本领,将来让‘村BA’更燃。”

(本报记者 陈冠合)

导读

本期“秦刻石学术钩探”专版,姜生撰文《西北之问》,依据《山海经》等上古文献,提出两个学术疑问:中华上古圣山昆仑的位置何以既在“海内”,又在中国万里之外?中华圣人大禹为何生在远离中华的西戎?作者期待通过这两个问题,引起学界对上古西北之地与中华历史关系的思考。杨博撰文《新见秦刻石与上古知识流动》,指出古代知识经历了从产生、流传到定型的漫长演化过程,应警惕以后世定型的知识,去审视前代尚在流动的知识。他认为秦代的认知视野与交通网络或被今人低估。

文章详见16版。

欢迎大家关注、参与。

来稿邮箱:gmklzm@163.com

第02版:要闻4 篇

古田:红色圣地探索共富之路

【牢记初心使命 奋进复兴征程】

在福建龙岩上杭古田会议会址前,“古田会议永放光芒”八个红色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1929年古田会议确立的“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确保了党始终成为领导核心。上杭县古田镇党委书记高德星说:“作为红色圣地的党员干部,要坚持继承和弘扬古田会议宝贵精神财富,加快探索具有古田特色的共同富裕之路。”

古田,自古有田,根据《上杭县地名录》记载,因有“古代最早开辟的田”而得名。田是当地老百姓赖以生存的土地,共富得在这里做文章,古田镇开始大力发展乡村产业,让地里长出“金麦穗”。

发展乡村产业有“拦路虎”:村集体经济收入来源单一,产业“小散杂”,运营“缺能人”,村民“看戏多、登场少”。为了破解这些难题,古田镇党委探索推行“党委筹办、支部领办、企业操办、村民同办”的“四办”机制,组建“强村公司”。

古田镇先摸清各个村庄的家底,与“强村公司”进行“合计”,优选好项目进驻。有15年养鸡经验的金湖村,正想做大白羽鸡养殖产业。“强村公司”不仅注入了资金,把好招商关,还让村集体和村民都来入股。

金湖村将1万余平方米闲置建设用地入股白羽鸡养殖项目,全村90%以上的村民拿出资金入股。赶在去年最后一天建成的白羽鸡养殖场,到现在已经出栏了24万只羽鸡。按照计划,到年底村集体和入股村民就能够拿到分红,到第七个年头入股村民就能回本。

“强村公司”牵线搭桥。看着鸡不愁销路,白羽鸡养殖场正准备扩大规模。不远处的八甲村因位于镇中心,有资金但愁没好项目。在“强村公司”的统筹助力下,八甲村筹集资金准备入股白羽鸡项目,实现“飞地共富”。

在古田,越来越多的闲置资产被“强村公司”盘活,再由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折股量化,以出租、入股方式参与项目。

赖坊村的高山蔬菜配送服务中心,就是在福建省第一家农民股份制企业友谊水泥厂的旧厂房用地建起来的。村集体以土地所有权入股、原使用权人以40年使用权入股。这个配送服务中心于2024年产值就已经超亿元,还解决了一群人的就业,其中固定工人30多人,临时工100多人。

近年来,“强村公司”整合乡村振兴、中央彩票专项公益金等资金,集中投向资源禀赋好的村,推动9个村实施“花、茶、菜、酒、鸡”等特色产业项目,成功打造闽西黄酒坊、闽台花卉科创直播展销基地等示范项目。

由强带弱,古田镇还建立“抽肥补瘦”机制,由“强村公司”营运项目收益的30%纳入全镇村级运转保障基金,其余70%分配给项目所在村。目前,村级运转保障基金已积累100万元,主要用于保障薄弱村运转,既激励先进又兜底后进。

古田的共同富裕之路已经有了很明晰的目标:短期带动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年均增长10%以上,带动200名以上农民就业;中期引导和带动全镇至少50%以上的村投资入股“强村公司”,实现村集体经济年收入50万元以上村达30%;最终形成“镇企带村、村企联动”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实现村集体、企业、农民三方共赢。

(本报记者 马跃华 苏伟珍)

强技能 立志向

——天津高校助力毕业生就业创业

“‘然后’等口头词出现12次,逻辑跳跃处建议补充案例支撑。”近日,在南开大学的“智面星”模拟面试舱里,南开大学研三学生黄晨薇认真听着虚拟考官的复盘。通过虚拟考官连续追问,系统实时记录她的表情、语速和逻辑转折点,一份详细的评估报告呈现在她眼前。后经反复练习后,她顺利拿到录用通知。“以前失败了都不知道问题在哪,现在像有个教练贴身指导。”黄晨薇说。

这套覆盖70余个行业、300余个岗位的AI模拟面试系统,已嵌入南开大学就业管理系统。学生通过手机录制短视频即可完成模拟面试,AI提供定制化反馈报告。智慧就业平台依托大数据算法,实现招聘信息“一对一”精准推送。线上有AI诊断,线下有60余位生涯咨询师和20名企业HR定期“云坐诊”。目前,这套系统已累计服务近5000人次,咨询满意度达98%。科技手段正在帮助学生将求职之路走得更稳、更顺。

技能之外,还需补上“岗位认知”这一课。天津财经大学将课堂搬进企业一线,会计学院与普华永道合作,提供“简历投递、现场面试”一站式通道;金融学院带领学生赴富德生命人寿开展“行业实践课堂”。在保险小课堂上,学生们在柜台和后台零距离观察岗位生态。“以前对金融的岗位只停留在想象中,走进后台才知道每个环节都有专业门槛。”参与活动的金融学院国金2302班学生庞棋元说。

技能的补强和实践的夯实,都离不开政策层面的系统支撑。2026年1月,天津出台《关于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实施意见》,聚焦6个方面推出22条措施,提出扩大市场化就业岗位,鼓励高校毕业生投身重点领域、城乡基层和中小微企业就业创业。市教委同步推出多项举措,推动各高校深化访企拓岗,面向2026届毕业生联合开展系列招聘活动1.5万余场,提供就业岗位119万余个。

在技能与实践的基础上,更为深层的是价值引领与志向塑造。这正是天津高校就业扶持措施的核心理念。

在天津大学,材料学院2026届硕士毕业生董沛阳即将前往航天科技集团西安航天复合材料研究所,从事耐热高分子复合材料的研究。这个选择并非偶然——大二那年,他跟随学校“祖国需要 天大志愿”就业行活动走进航天院所,第一次亲眼看到科研人员为攻克一项技术难关连续奋战数月的情景。“那一刻我明白,能在国家需要时被点兵出阵,就是一个人最大的成就。”他说。

像董沛阳这样被“点燃”的学生不在少数。天津大学构建了一套全员、全过程的价值引领体系:70多名教师开设“择业指导”“职业生涯规划”等必修课,面向研究生推出相关选修课,并建成“生涯发展与职业竞争力”微专业。目前已开出23个“微专业”,与主修专业形成“主干+拓展”的育人格局。课程之外,学校每年组织“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就业观大讨论,带领学生走进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选派辅导员赴中核集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等重点单位挂职锻炼,2014年以来已累计选派百余人,他们回校后将一线见闻和前辈故事传递给学生。

当技能培训、实践锻炼与价值引领形成合力,毕业生的选择便有了坚实的底气。在四川乐山夹江的群山深处,天津大学材料学院2019届硕士毕业生张超,已在西部研发基地扎根六年。天津理工大学每年有近百名学子投身西部计划,千余名毕业生扎根基层。

天津市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正成为越来越多天津高校毕业生的青春选择。下一步,天津市教委将突出就业优先导向,推动产业需求与人才供给精准对接,强化政策供给、深化产教融合、优化服务体系,鼓励广大毕业生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到基层一线、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

(本报记者 王艺钊 吕慎 朱斌)

昔日各管一摊 如今党建连心

一条河,两个山塘村,分属浙沪。行走在“明月山塘”景区,粉墙黛瓦的江南民居错落有致,石板街巷上游人如织,分不清哪边是浙江,哪边是上海。

浙江嘉兴平湖市与上海市金山区,地域相连、人缘相亲。然而在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大潮中,行政壁垒、规划不接、治理分割等难题,一度是横亘在两地间的“隐形墙”。“发展遇到的问题,要用党建来破题。”平湖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16年平湖金山创新探索党建新模式,让两地从“物理毗邻”走向发展相融。

“以前是‘各管一摊’,现在是‘同心同向’。”站在浙沪交界的山塘桥上,平湖市广陈镇山塘村党委书记金建东感慨。这座小桥连接着平湖广陈山塘村与金山廊下山塘村,是两村党建的连心桥。

打破行政分割,首先要筑牢组织根基。平湖市率先与金山区签订协议书,构建市镇村三级联动、跨区域双向融合的党建联建体系。2017年全国首个跨省联合党支部——浙沪山塘联合党支部正式成立,创新推行党组织委员相互兼职的“双委员制”,破解“跨域难协作、遇事难商量”的困境。

依托山塘联合党支部的成功实践,平湖市联动金山区打造涵盖5个行政村的“明月山塘”跨省毗邻乡村共富示范片区,成立片区联合党委,通盘考虑土地利用、业态培育、生态保护等因素整体规划布局,实现19.4平方公里一体发展。在镇级层面,成立长三角“田园五镇”(平湖广陈、新仓,金山廊下、吕巷、张堰)乡村振兴先行区,建立轮值主席制度,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统筹推进区域发展大事。在市级层面,两地每年召开党建联席会议,提出“三带十联”工作机制,累计落地合作项目268个,形成“党建搭台、全域联动”的稳固格局。

毗邻区域因地理位置特殊、管辖边界交错,长期以来容易积攒治理难题。新埭镇泖河村与枫泾镇下坊村交界处有一个垃圾堆场,因管辖权模糊,成了“三不管”地带,臭气熏天,村民怨声载道。两地党组织将此事列为联合破难项目,组建攻坚小组,党员带头,协调资源,硬是将这个“疮疤”变成了风景秀丽的跨省绿色生态公园。类似的“硬骨头”还有不少:沪平城际铁路的征迁协调、省际“断头路”的打通、跨界河流的共治……通过党建联席会议、“轮值主席”等机制,难题被一一破解。

现在,两地整合执法综治力量,组建沪浙联合执法队,搭建联合办公、联动执法、联合考评机制,实现跨区域协同作战,打破地域治理壁垒,有效提升长三角毗邻区域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

在全国首个跨省市合作科技园——张江长三角科技城,平湖园与枫泾园虽一园两治,却通过党建实现了“同城化”服务。两地共同成立“新枫裕”智能装备工业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为园区80余家智能装备企业提供无差别服务。

更关键的是,项目打破了省界篱笆,串起产业链条,变竞争为共赢。“田园五镇”依托“T300农业科创走廊”,集聚了近300家农业主体,形成深度产业协同,实现了从种苗到加工到销售的全链条融合。浙江后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主管胡耀峰告诉记者,企业最早落户上海廊下镇,4年前跨省到平湖市广陈镇扩建,如今在两地拥有160亩智慧农业园区。

在产业融合上,五镇(广陈、新仓与廊下、吕巷、张堰)抱团组建了跨省市强村公司。南北山塘村携手打造“明月山塘”4A级景区,整合两地古镇、田园、红色等文旅资源,打造“漫游山塘”跨省旅游带,推出“浙沪乡村半程马拉松”“浙沪年货节”等精品赛事、活动,去年接待游客92.25万人次。

民生领域的“壁垒”也在党建联建中消融。两地推动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在毗邻村社设立跨省服务专窗,实现社保、医保、户籍等百余项事项就近办、一次办。平湖市民卡与上海多家医院实现实时联网结算,月均近万人次赴沪就医直接刷卡;“爱山塘”智慧生活中心引育专业社会组织,为浙沪两地村民集中提供爱心托育、幸福食堂、中医诊疗、居家养老等10项高频民生服务;两地21对中小学校结成友好学校,教育资源共享;省际毗邻公交线路接连开通,公交卡、市民卡与上海地铁公交实现互联互通,“双城生活”日益便捷。

(本报记者 陆健 刘习 本报通讯员 胡凯)

端午小长假 活力好时光

端午小长假期间,人们纷纷走出家门,在景区、博物馆、游乐园等场所休闲游玩,度过充满活力的假期。图为6月21日,摄影爱好者在海南省琼海市潭门港海滨拍摄。新华社发

第03版:评论4 篇

【光明论坛】以观念之变引领行动之变破解发展难题

【光明论坛】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观念是发展的“总开关”。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宁德工作期间,深入屏南调研,针对当地“屏南屏南,又贫又难”的消极论调,鲜明提出“屏南屏南,观念一变就不难”的重要理念。这句朴实有力的话语,直击发展症结、充满辩证思维,深刻揭示了观念更新对于破解发展难题的决定性意义。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积极谋篇布局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重温这一理念,对于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观念之变引领行动之变、推动发展破局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屏南昔日的贫困是客观现实,但比物质贫困更顽固的,是思想贫困。“又贫又难”的认知,是把客观短板当作停滞的借口,把外部帮扶当作唯一的出路。“观念一变就不难”强调的是精神力量的能动作用,倡导人们从“等靠要”的消极心态中解放出来,树立“弱鸟先飞”的志向,发扬“滴水穿石”的精神,把“要我发展”的被动心态转化为“我要发展、我能发展”的主动自觉。把“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要求我们将新发展理念真正内化于心,在此基础上才有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项工作千头万绪,广大党员干部必须以思想领先引领行动率先,为攻坚克难、干事创业注入不竭动力。

一个地区要实现长久发展,外部支持不可或缺,但根本出路在于激活自身的“造血功能”。过去一些地方发展滞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过度依赖外部投入,主观创造不够,陷入了“等靠要”的路径依赖。“观念一变就不难”,核心要义是推动发展逻辑从“事事求诸人”转向“事事先求诸己”,把发展的立足点放在自身努力上,把外部支持转化为内生动力。当前,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无论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还是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都必须把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要正确处理自身努力与外部支持的关系,既不排斥开放合作,更不放弃自力更生。不等不靠、苦干实干,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挖掘自身优势、培育特色动能,唯此才能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起好步、展现新气象。

客观条件的“弱”与“穷”,不是发展的终点,而是转型的起点。思想先行、观念更新,就是赢得主动的“先手棋”。近年来,中西部一些地区在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实现“换道超车”,就离不开观念之变。没有传统产业的沉重包袱,反而轻装上阵;没有路径依赖的惯性牵制,反而敢闯敢试。当然,也有一些地方和部门常因基础差、底子薄而自认为“后发”,在改革创新上缩手缩脚。殊不知,以新观念、新思路牵引发展突围,“后发者”也能在新赛道上争取主动、赢得未来。

古人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又说“欲速则不达”。快慢之间,关键在是否尊重规律。这要求我们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看重长远实效,不做表面文章,只争朝夕但也不急于求成。新征程上,既要有敢闯敢试的勇气,也要有一步一个脚印的定力,在持续积累中实现质的飞跃,把蓝图变为现实。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发展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把社会期盼、群众智慧、专家意见、基层经验充分吸收到改革设计中来。“观念一变”,主体不只是领导干部,更包括广大党员、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不只是“关键少数”的思想解放,更是最大多数的观念更新。

转变观念,说到底要转到群众心里去。人人成为发展的主人,事业才有根基。中国式现代化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人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党中央的各项决策部署能否落地见效,关键在于能否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基层开展问题大梳理、难题大排查,在倾听群众呼声中汲取智慧、打开视野。群众的思想解放了、观念更新了、干劲迸发了,万众一心的力量就汇聚起来了。

心有所信,方能行远;观念一新,遍地生机。“屏南屏南,观念一变就不难”,这句话穿越时光,依然振聋发聩。新征程上,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深刻把握观念之变的辩证逻辑与实践要求,以观念更新推动工作创新,把思想活力转化为发展动力,在实干担当中创造佳绩,奋力推动各项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实现新跨越。

(作者:张洪铭,系福建省委党校讲师)

【光明时评】培育“农创客”,助力乡村振兴

【光明时评】

在上海松江小昆山镇,95后女青年陈瑜斌扎根乡土,打造了一座融合文创、美食、研学与田园体验于一体的乡村户外综合体,用青年创意为乡村文旅发展注入新动能;深耕文旅行业17年的周斌,因一次宣传片拍摄与浙江丽水龙泉市住龙镇结缘,其运营的水陆一体研学乐园,带动村集体增收50余万元、群众增收100余万元。

当前,越来越多掌握先进技术、富有创造活力的“农创客”不断涌现。他们敏锐抓住发展机遇,敢于改变传统发展模式,为乡村发展装上“新引擎”。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强调“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因地制宜培育农创客”;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也首次将“农创客”一词纳入国家政策视野,明确提出“加强乡村产业带头人和乡村治理人才培育,因地制宜培育农创客”。

所谓“农创客”,即在乡村建设、发展中创业创新的青年人才。无论是运用物联网、大数据、生物育种等技术发展智慧农业,还是打通电商运营、直播带货、社群营销等数字渠道,打破农产品传统销售的地域限制……他们凭借多元领域的知识储备、市场化的思维方式与敢闯敢试的进取精神,为乡村全域发展注入生机活力。

青年创新创业人才是盘活乡村资源、发展乡村产业、赋能基层治理的新生力量,是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乡村人才队伍建设,各地各部门聚焦创新人才引育留用全链条,在系统化培育本土人才、完善多元激励机制、强化兜底服务保障等环节精准发力、综合施策,在创新人才队伍培育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例如,浙江布局创业创新平台,在全省支持建设了50个现代化农创园、72个“浙农英才”工作站、250个农创客共富基地和1157个青年入乡实践站点;广东加强高素质农民培育、农业科技人才培养和农村实用人才培训,持续深入实施“广东技工”“粤菜师傅”“南粤家政”工程,培育高素质农民,持续夯实乡村振兴的人才支撑。

“农创客”大量涌现,让乡村发展业态不断创新。扎根乡土的青年人才将前沿的生产理念、互联网思维与当地特色资源深度融合,依靠创新思维与科学技术打破传统产业边界和业态模式,让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得到了较快发展,进一步繁荣了农村经济,带动了农民就业和增收。实践中,不少典型探索值得借鉴。例如,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加快向养生养老、现代精品民宿、乡村智慧旅游等方向发展,“农业+加工流通”“农业+康养”等模式推动康养农业等业态发展,吸引外来游客前来休闲、度假,邂逅旅途中的“诗与远方”;着力推进乡村文旅深度融合,持续丰富文化旅游路线,打造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拓展主题研学、民俗活动、非遗体验等新业态,推动农商文旅体融合发展、转型升级,为乡村产业发展提质增效注入了新活力。

进一步落实“投资于人”理念,打通青年人才走进乡村、对接产业、落地创业的通道,构建完善的“引育用留”全链条生态机制,让更多人才资源向乡村一线集聚。一方面,持续优化顶层设计与政策供给,统筹强化各类要素保障,不断简化办事流程、放宽准入条件、降低运营成本,助力青年人才在乡村产业赛道上站稳脚跟、稳步成长。另一方面,健全人才激励、职业评价、生活服务一体化配套体系,完善科学多元的人才评价标准与奖励机制,补齐乡村公共服务短板,为人才搭建广阔的干事创业平台,用贴心服务稳住人心、用发展前景留住人才、用广阔舞台用好人才,充分释放青年人才的实干潜能,全面激发广大青年扎根乡土、深耕基层的创新活力,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持久动能。

(作者:孙瑞婷,系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新闻随笔】让滨水空间变身“城市客厅”

【新闻随笔】

初夏时节的北京,亮马河滨水景观廊道,许多市民游客在此体验游泳、桨板、皮划艇等亲水运动。近日,北京亮马河获得联合国人居署的“国际城市更新杰出实践案例”,成为生态优先、文化赋能、产能融合的国际化水岸样板。通过打通岸线、贯通步道、优化生态与公共服务功能,亮马河从相对封闭的城市河道转变为水清岸绿、开放共享的“城市客厅”,为滨水空间转型升级提供了生动示范。

滨水空间不仅承载着生态、文化、民生与经济价值,更是市民休闲、文化交往和感知城市品质的重要载体。随着城镇化迈向高质量发展,滨水区域不再仅是生态或景观资源,而是集生态涵养、公共活动、文化展示与城市服务于一体的复合空间,其公共属性与综合价值日益凸显。推动滨水空间从可观赏走向可参与,从单一功能走向多元融合,已成为提升城市宜居性与活力的重要路径。

推进滨水空间高质量发展,须从整体层面把握滨水空间的发展逻辑。强化统筹规划,将水系治理与城市更新、慢行交通及公共服务体系协同推进,形成连续完整的空间结构。坚持生态优先,合理平衡安全、防护与亲水需求,推动岸线形态与生态功能的协调统一。注重开放共享,完善步行系统与公共设施,提升空间的可达性与使用体验。结合地域文化与城市特色,丰富滨水空间的功能内涵与场景表达,塑造具有辨识度的城市水岸形象。

在系统理念与统筹推进的引导下,各地滨水空间建设已由规划导向逐步转化为可感知、可体验的实践成果。例如,上海杨浦滨江将原有工业“锈带”转化为集生态、文化与休闲于一体的滨水“秀带”,实现了工业遗产保护与公共空间再生的有机融合;广州珠江两岸通过贯通滨江步道与夜景体系塑造,强化了城市活力与景观品质。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部分城市滨水岸线空间断裂、商业开发过度或公众参与不足,历史文脉保护不充分,影响生态效益与文化价值的实现。这要求各地在实践中不断优化顶层设计与治理模式,使滨水空间开发既保障生态安全,又满足市民多元需求。

未来的改进应立足于理念、机制与实施三个层面。

坚持系统谋划,推动滨水空间与城市一体发展。针对当前规划分散、标准不一、协同不足等问题,应统筹水系治理、城市更新、慢行网络与公共服务布局。通过整体设计、分步实施,促进生态、生产、生活空间融合,打造城市品质提升新引擎。

坚持生态优先,筑牢滨水空间可持续发展的底色。滨水空间首先是生态空间,应把保护修复放在首位。针对过度硬化、重景观轻生态、开发挤占等问题,应坚持尊重和顺应自然,统筹水安全、水资源、水环境和水生态治理,推进湿地修复、生态岸线与海绵城市建设。

滨水空间建设应回应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一方面,应持续推进岸线开放,打通断点,完善无障碍设施、休憩空间及公共服务,提高其可达性与便利性;另一方面,须挖掘城市文脉与地方特色,将历史遗存、工业遗址等融入城市更新,避免同质化。同时引导居民、社会组织和市场主体参与运营管理,形成多元共治机制,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与归属感。

城因水而兴,人因水而悦。滨水空间的开放重塑不仅是城市更新的微观切口,更是人民城市理念的生动实践。通过科学规划、生态修复、功能升级与公众参与,城市水系更富灵气、人居环境更具温度、城市发展更有活力。北京亮马河等典型实践可以为全国其他城市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提供借鉴经验,最终实现生态价值、文化价值、民生价值与经济价值的有机统一。

(作者:许晨曦,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光明论坛】传承英雄精神,赓续时代薪火

【光明论坛】

近日,“英雄永不谢幕”系列AI数字人思政课走进辽宁义县乡村小学。依托AI、VR等新技术,赵尚志、雷锋等不同时期的英模“走出”文本,让红色教育跳出传统课堂的局限,变得更为可触、可感、可学。这堂兼具知识性、趣味性与感染力的红色思政课,是新时代创新英雄精神传播载体的生动缩影。

新时代传承英雄精神,最根本的就是始终铭记英雄的信仰之真、大德之善、崇高之美,铸牢集真、善、美于一体的英雄之魂,让英雄精神跨越岁月、永续传扬。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夏明翰、方志敏等革命烈士以铮铮誓言与宝贵生命,诠释了共产党人至死不渝的理想坚守。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英勇奋斗,成千上万的革命烈士为了这个理想献出了宝贵生命。从长征路上红军将士爬雪山、过草地的执着求索,到赵尚志、雷锋等一代代英模接续奋斗,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坚定的理想信念始终是共产党人攻坚克难的底气。新时代传承英雄信仰,不能停留在口头缅怀,而是要把理想信念转化为实干行动。立足本职恪尽职守,危难关口挺身而出,面对利益诱惑坚守底线,真正做到信一辈子、守一辈子、干一辈子。辽宁义县乡村孩童借助数字技术近距离感受革命先辈的信仰,恰恰是为学子培育良好精神风尚的一次鲜活实践。

传承英雄精神,重在传承大德之善,做报效祖国、服务人民的率先垂范者。所谓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立志报效祖国、服务人民。这种大德,也是成千上万英雄的共同追求和价值选择。一切为党、为国家、为人民作出奉献和牺牲的英雄模范人物,都值得我们敬仰、敬重,并将他们的精神充分传播好、发扬好,把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建设得更加美好。新时代,传承英雄精神,就要把爱国之情、强国之志、报国之行统一起来。一方面,把个人奋斗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把个人理想嵌入民族复兴的时代洪流;另一方面,坚守人民至上的初心,以焦裕禄“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为榜样,始终把群众冷暖放在心头。对于广大党员干部而言,更要率先垂范,破解民生堵点难点,用实实在在的办事成效回应群众期盼。

英雄的崇高之美,是为维护社会整体利益、捍卫人类正义、追求伟大理想而不懈奋斗所展现出的精神,集中体现为坚定信念、无畏气概和高尚人格。英雄们为正义事业和崇高理想,矢志不渝、奋斗终身,用坚定信念锤炼了品格、净化了心灵。从坚守信仰到躬身奉献,英雄的崇高品格既落脚于矢志追梦的内心选择中,又在舍身报国的实际行动中得到充分彰显。例如,英雄王杰为了保护参加训练的同伴,用身体扑向意外爆炸的炸药包,用生命谱写了英雄赞歌。此外,从誓死捍卫国土的“卫国戍边英雄”祁发宝、陈红军,到临危不惧、勇担重任的“英雄航天员”们,再到隐姓埋名52载、为中国核事业燃尽一生的林俊德院士,无数新时代奋斗者传承英雄风骨,书写不凡人生。新时代传承英雄崇高之美,就要做到知行合一,把英雄精神转化为奋进动力,在追梦路上勇担使命、笃定前行。

英雄永不谢幕,精神代代相传。从AI数字人思政课让英雄“走进”校园,到全社会广泛开展英雄纪念与学习活动,铭记英雄、传承精神已是新时代的精神风尚。新征程上,我们必须坚守信仰之真、涵养大德之善、追求崇高之美,让英雄精神融入血脉、浸入心田,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不竭精神力量。

(作者:张耀元,系天津市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师)

第04版:综合新闻6 篇

他们啃下向海寻矿的“硬骨头”

——记山东省地矿局第六地质大队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胶东仲夏,海风正酣。在山东省地矿局第六地质大队会议室,六队党委书记、大队长丁正江带领局深部找矿创新队成员,认真分析岩芯样本、梳理勘探数据。

“要在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中发挥更大作用,海域找矿就是我们必须啃下的‘硬骨头’。”丁正江直起身,目光坚定。

胶东地区以不足全国0.27%的陆域面积,探明黄金储量占全国1/4以上,是世界第三大金矿集区。然而,经过数十年高强度勘查开发,区内浅部资源日趋紧张,找矿空间不断压缩,勘查工作必须向更深部、向深覆盖区、向滨海推进。

向海寻金,谈何容易。“基于陆地实践建立的勘查评价方法,难以满足滨海地区陆海一体勘查工作要求,特别是海水物理屏蔽效应强,物探信号如同‘石沉大海’;有效信号难以从复杂背景中提取,犹如‘大海捞针’;传统反演精度低,矿体定位偏差大。”丁正江介绍,这些问题长期制约着我国海域矿产资源勘查的步伐。开展滨海地区成矿系统研究,集成完善滨海地区金矿勘查评价技术方法组合,为推动滨海地区新一轮找矿突破提供典型示范,势在必行。

2023年12月,丁正江牵头申报的“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滨海地区金矿勘查评价技术与增储示范”项目获批,在全国率先实现基层地勘单位牵头承担国家重大科研项目“零的突破”。

项目启动后,六队党委迅速成立海上找矿临时党支部。研究团队以构建浅海综合地球物理精细探测技术和研发多元约束三维地球物理反演技术为核心,展开了一场与海洋“对话”的技术攻坚战。

“海水对电磁波的屏蔽效应,就像给海底矿体穿上了一层‘隐身衣’。”团队技术骨干王斌形象地比喻。为破解这一难题,团队党员骨干带头攻关,综合运用浅地层剖面测量、多波束测深、海洋磁测、海底重力等多种手段,并创新将用于油气勘探的二维反射地震技术“移植”到海上找金领域,构建了陆海联合二维反射地震探测技术体系,这是我国在固体矿产勘查领域首次开展此类工作。

团队实行“党员揭榜挂帅”机制,关键岗位有党员领着、关键环节有党员盯着、关键时刻有党员顶着。经过艰苦攻关,团队成功集成优化勘查技术方法组合,构建了胶东地区陆海一体金矿勘查技术方法体系,填补了我国海域固体矿产勘查技术体系的空白。

“从‘一把铁锤走世界’到‘智慧勘探向深蓝’,变的是技术手段,不变的是‘爱国奉献、开拓创新、艰苦奋斗’的精神传承。”丁正江说。

60多年来,一代代六队人牢记“地质报国”初心使命,累计探明特大型金矿14处、大中小型金矿128处,探明黄金储量2800余吨,成为全国找金最多的地质队。

(本报记者 宋喜群 李志臣)

关爱青少年 银发践初心

【大力弘扬雷锋精神】

日前,在重庆市开州区丰泰学校里,一场以案说法的“思政+法治”课如火如荼进行。台上播放的微视频《法“外”少年》,以身边小案例、小故事讲清法治大道理,为学生们带来最直观的警示教育。

“讲课时融入多媒体工具,同学们听得认真多了。”开州区关工委法治宣教团团长赵苍国说,10年来,当地送法入校不仅频率提升,还更有针对性。

2016年以来,开州区关工委优选“五老”队伍,注重深耕主业,建强思想道德教育团、法治宣教团、校外教育辅导团、家教辅导团、科技服务团5支专业团队,打通关爱青少年的“最后一公里”。从政法委退休后的赵苍国就利用职业优势,统筹公检法司部门资源,投入到送法入校的志愿活动中来。

“街道地处城乡接合部,治理难度大,关工委不仅帮助我们整合普法力量,又以街道‘点单’形式,每月把不同主题内容送进辖区内校园。”开州区正安街道党工委副书记谭小湜说,赵苍国所在的区级法治宣教团为街道、村社的30余名退休干部、志愿者提供指导,协助进行入校调研并据此开展防性侵、正确使用手机等宣讲。

“开州是劳务输出大区,很多娃娃由爷爷奶奶带,教育理念、方法难免有跟不上的时候。”家庭教育的缺失让家教辅导团副团长李中莲放心不下。2017年开始,她所在的家教辅导团深入学校、社区、楼院,围绕亲子陪伴、隔代教育等主题,为9万余人次家长送去包含知识传授、问题咨询、亲子互动等形式的宣讲约120场。

“李老师,我从来没听过这样的讲座”“以前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做”……家长们的一次次反馈,为李中莲这位曾在岗41年的教育工作者添了不少动力。为了让间断性的辅导化为日常性支持,她还通过网络为6000余名家长送去线上咨询。据了解,在关工委与妇联等单位支持下,开州全区建立起530余所家长学校,与他们共同面对家庭教育中遇到的问题和挑战。

“近年来,专业团队做好示范的同时,我们主动适应新时代青少年成长和学校教育教学需求,发挥7100名在册‘五老’的余热,建成各类关工组织847个,开展‘冬日阳光·温暖你我’等品牌活动,让关心下一代工作规范化运行、常态化开展、系统化推进、精细化育人。”开州区关工委常务副主任全修治说。

(本报记者 黄汉鑫 张国圣)

水清茶香日子甜

清晨6时,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蒿坪镇集镇街区,60岁的姚义军已经带上工具出门了。他穿着长筒胶靴,深一脚浅一脚踩进小溪里,左手的垃圾袋渐渐鼓了起来——石缝里的塑料瓶、水草间的废纸团,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每天就是看看河面上有没有垃圾,岸边的排水口正不正常。”姚义军说,河边干净了,散步的人就多,游客来了,茶叶也不愁卖。

紫阳县地处陕西南部,大巴山北麓,汉江穿境而过,大小河流共531条。这里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重要水源涵养区,也是汉江上游关键的生态屏障。

目前,紫阳已建立县、镇、村三级河长体系,设立县级河湖长17名、镇级河长192名、村级河湖长197名,配备巡河员、护河员302名,实现所有河流管护全覆盖。全县建成镇级污水处理厂22座,日处理能力2.03万吨,县城污水达标处理率达94.6%。308个入河排污口全部完成规范销号,整治率100%。目前,汉江出境断面水质稳定保持国家Ⅱ类标准。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是山区县的普遍难题,紫阳根据地形分散、住户不集中的实际,探索出“零耗节能+资源利用”模式。

走进焕古镇腊竹村,生活污水经“调节发酵+沉淀+三级过滤吸附+消毒”工艺处理后,清澈的尾水能直接接入茶园滴灌系统。“以前村里污水到处流,夏天味道大得很。现在废水变肥水,茶园也不缺水浇。”村党支部书记余恒明说,全村已建成20个污水处理站,尾水富含氮、磷,用于茶园灌溉、稻田补水、林地浇灌,实现了生态与经济效益的统一。

跨省界河流治理曾是另一项挑战。任河流经紫阳与重庆城口、四川万源,过去三地标准不一、信息不通,“上游排污、下游遭殃、中游难查”的局面屡见不鲜,传统人工巡查难以快速锁定源头。如今,三地建立跨区域协同治理机制,水质数据每月共享,突发污染2小时内通报,联合执法常态化,并建成“智慧河长”平台,溯源时间大幅压缩。紫阳还率先出台《关于加强任河流域生态共同保护的决定》,成为跨省流域保护的地方性法规,明确了生态补偿与纠纷调解机制。

水生态环境的改善,直接带动了紫阳富硒茶产业发展。全县划定26万亩富硒茶核心产区。

“你看这叶面,油亮亮的,靠的是小环境。河边水汽大,土里有机质足。”城关镇和平村茶农谢梅说,去年一亩茶园鲜叶产量提高10%,收购价每斤上涨10元,全年收入明显增加。2025年,紫阳茶叶产量1.33万吨,综合产值超72亿元,“紫阳富硒茶”品牌价值达62.22亿元。全县茶企400余家,带动12万名茶农增收,茶叶收入占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0%以上。

生态改善还为乡村旅游打下基础。高桥镇裴坝村有一棵300多年树龄的铁坚杉树,树冠上栖息着80多只苍鹭。当地围绕古树和苍鹭发展生态旅游,村集体牵头成立旅游公司,2025年旅游营业收入达10万元。

“有了收入,群众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也提高了,形成了护河有收益、兴业有底气的良性循环。”裴坝村党支部书记梁明山说。

(本报记者 张哲浩 李洁 本报通讯员 郑晓虎)

景美如画

近年来,贵州省毕节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努力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图为6月20日,毕节市百里杜鹃管理区金坡苗族彝族满族乡附源村景美如画。史开心摄/光明图片

查苗补缺

眼下,湖南省常德市澧县各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种粮大户加强一季稻田间管理,为增产增收打好基础。图为6月20日,在澧县城头山镇车溪河社区,当地农民在查苗补缺。柏依朴摄/光明图片

2026(丙午)年公祭伏羲大典在甘肃天水举行

本报天水6月21日电(记者王冰雅、尚杰)古柏苍苍,古曲悠悠。21日,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在甘肃省天水市举行。

上午9时50分,公祭大典正式开始。甘肃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鹤恭读祭文。祭文追颂伏羲创世功绩,号召陇原儿女奋发进取,共同开创富民兴陇新局面。随后,全体参祭人员面向伏羲庙方向鞠躬敬祭,共同表达对伏羲的景仰与追思。

乐舞告祭环节,仪仗人员与舞者分4个篇章上演史诗乐舞,生动再现了伏羲一画开天、肇启文明的创世功绩,抒发后人的追慕之情,并祈愿山河永续、长治久安。

当天,我国台湾新北市三重区先啬宫同步举行公祭典礼,台湾各界代表参祭,并举行伏羲圣像绕境巡游、台湾青少年诵唱伏羲诗歌等特色活动。今年是海峡两岸第13次携手共祭伏羲。经过多年发展,伏羲大典已成为全球华人同心寻根、共敬先祖的文化盛典。

本届大典以“赓续文脉凝聚力量,传承智慧永励后人”为主题,由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甘肃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天水市人民政府承办。大典举办期间,还同步举行了寻根拜谒、文化论坛、艺术交流、文旅产业招商、旅游线路推介等一系列活动。

第05版:红船初心专刊(总第1880期)5 篇

铸魂,永葆真本色

【牢记初心使命 奋进复兴征程】

一百零五载风雨兼程,正是雄姿英发,风华正茂——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1921年建立之初仅有几十人,到今天领航复兴伟业,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书写了彪炳史册的不朽华章,神州大地上发生了史诗般的沧桑巨变。

百年大党如何能穿越风雨、百炼成钢?归根到底,靠的是始终重视思想建设和理论武装。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那样:“回顾党的奋斗历程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艰难困苦而不断发展壮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党始终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

铸魂之路,是用理论之火照亮的壮阔征程。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岁月深处——在延安窑洞里,整风运动的炉火淬炼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锻造出钢铁般的意志;新中国成立前夕,“两个务必”的警示如警钟长鸣,提醒即将走向全国执政的共产党人警惕“糖衣炮弹”的侵袭;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像一把钥匙,打开思想解放的闸门。进入新时代,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从“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从党史学习教育到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每一次集中教育,都是一次思想的再充电、精神的再补钙。

铸魂之本,在于让政绩观的指针始终指向人民。政绩观所折射的,不只是如何干事的方法选择,更是为谁而立、因何而存的价值排序。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这既是一把丈量党性高度的标尺,更是一剂根治作风痼疾的良方。现实中那些图虚名的现象,那些“堆盆景”“刷数据”的行为,归根到底是因为过于沉溺于个人名利,而忘记了履行为人民服务的天职。正本清源之道,就在于持续用党的创新理论滋养初心、校准航向。焦裕禄在兰考大地上留下的一排排焦桐,谷文昌把荒岛变绿洲的毕生坚守,黄文秀将青春定格在扶贫路上的壮美逆行,都无声地昭示着:真正值得追求的政绩,是镌刻在老百姓内心的丰碑,是“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与担当。

铸魂之成,在于把真理的力量转化为攻坚克难的行动。当前,改革发展进入深水区,唯有把掌握科学理论作为看家本领,提升运用思想武器观察大势、化解风险的水平,摒弃那些“把说了当做了、把做了当做成了”的表面功夫,一步一个脚印去破解难题、开辟新局,方能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书写下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篇章。而这一切行动的力量之源,归根到底来自那从未熄灭的精神之火——它照亮前路,亦坚如磐石。

从头越,苍山如海,初心如炬。这,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守,也是百年大党写给神州大地的无声宣言。

(本报记者 姚晓丹)

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向

讲述人:“七一勋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 吴天一

【牢记初心使命 奋进复兴征程】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在青藏高原一待就是68年,我的答案很简单,我是党培养的,哪里需要我,我就去哪里。

1956年,我以全五分的成绩从中国医科大学毕业。是党给了我学习的机会,把我这个“小鬼”培养成了医学骨干。怀着对党的无限崇敬,我写下了入党申请书,又坚决要求赴朝鲜前线。在那里,我亲眼目睹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保卫和平付出的巨大牺牲,这更加坚定了我要为人民服务的信念。

1958年,从朝鲜回来后,我积极响应国家支援大西北的号召,来到青海。还没来得及领略高原的壮美,我就看到各地来支援青海的建设者们因不适应高原气候环境而纷纷病倒,有些人甚至失去了生命。这让我意识到,要建设高原,必须解决人对高原的适应问题。我一定要把这“高原怪病”搞清楚!

从此,我便走上了高原医学研究之路。我发起建立了全国第一个高原医学专业研究机构,带领团队走遍高海拔草原牧区进行实地调查,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下采集了10万份血样和资料,这些宝贵的数据背后,是群众对党的信任、对科学事业的支持。

其实,在青海的这些年,我也经历过内心的重大考验。那是1980年10月,我在《光明日报》刊发科普文章《高原适应的强者》后,失散34年的家人循着线索找到了我,希望我移居美国与家人团聚,美国一些科研院所也抛出了橄榄枝。那一刻我犹豫过,但我很快意识到,我已经与青藏高原这片土地以及这里的人民血肉相连,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根在高原,我要留在自己的国家,继续我的高原医学研究。

这一留,就到了今天。2021年,我获得了“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关头豁得出来”的鼓励令我倍加珍惜荣誉、决心继续奋斗。别看我年纪大了,还要为青藏高原的开发建设、高质量发展,为人民群众的大健康作贡献。

近些年,我把精力放在了“高原康养”研究上,这是对传统高原医学的革命性创新。很多人觉得高原只有伤害,但我观察到了另一面:轻度缺氧能激活生理功能,让呼吸、心跳、循环都得到增强,代谢也得到调整,尤其对治疗肥胖和糖尿病有好处。做强这个产业,对青海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推动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一路走来,我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党的培养和指引。我常跟年轻人讲,高原医学是在缺氧环境里做研究,这辈子注定要和缺氧打交道。做这门学问,首先得有奉献的决心,奉献青春、奉献健康,绝不能打退堂鼓,要坚持战斗下去,把自己的事业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如今,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高原医学研究中心初具规模,越来越多年轻人愿意投身这里,他们是高原医学的新希望。这让我更加坚信:我们的事业是光明的!

(本报记者姚晓丹、王雯静、万玛加采访整理)

实验室里当先锋

【牢记初心使命 奋进复兴征程】

深夜,南开大学化学学院楼宇内灯火通明。实验台前,一群科研骨干正围着密密麻麻的实验数据,为一个关键参数争论不休。“如果实验失败就再来,看看有没有其他方式。”一位年轻党员鼓励着大家。

如何在科研工作中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南开大学化学学院党委的做法坚定而明确:把支部建在课题组、建在实验室,让党旗始终飘扬在科研一线。

这样的机制催生了硬核成果。2024年,学院获评“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2025年,学院新能源电池教师团队入选“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党员占比78%;他们承担的教育部学科突破先导项目“有机电池材料”取得重要进展。党员教师李兰冬团队斩获天津市自然科学特等奖。

同样的担当,深深扎根在科研精神传承之中。“杨石先精神宣讲团”由学生党员组成,为了讲好一个细节,他们会反复查阅档案、走访老先生后人。在杨石先先生逝世40周年纪念活动上,宣讲团成员袁昕昱说:“先生三度赴美留学,每一次都放弃了优越的条件毅然回国。先生‘丹心报国擎炬火,格物求是育桃李’的精神风骨,激励我们勇担‘小我融入大我’的时代使命,在科技攻关前沿挺膺担当,攻坚更多‘卡脖子’难题。”老一辈科学家的报国之情与青年党员的奋斗之志,在一次次的交流中实现了交融传承。

平日里,党员师生的身影还活跃在社会服务一线。“星光科普团”的师生党员坚持送课进中小学,2025年授课200余节,直播观看超11万人次。学院还接待千余名中小学师生走进实验室,开展科普与科学家精神宣讲活动。

2025年,南开大学化学学科首次进入ESI全球前万分之一,位列全球第8。这支把支部建在实验室的党员队伍,正用行动在迈向世界一流的征程上书写新篇章。“未来,南开大学化学学院将牢记嘱托,继承前辈们的科研报国精神,始终与国家战略同向同行。”学院党委副书记柳凌艳说。

(本报记者 吕慎 王艺钊)

发扬老区好作风

【牢记初心使命 奋进复兴征程】

江西省瑞金市叶坪镇红军烈士纪念塔前,党员干部敬献花篮,重温入党誓词,缅怀革命先烈。

让红色基因永不褪色,叶坪镇党委把“一苏大”旧址、松坪红军通信学校、华屋“十七棵松”等红色资源串点成线,打造“红军广场讲堂”“红军树下讲故事”等党性教育品牌,党员干部在行走中感悟革命初心。

铸魂是为了更好地担当。走进山岐村的乡村振兴产业示范园,大棚整齐连片,棚内富硒蔬菜长势喜人,村民们忙着采摘、打包,准备把新鲜蔬菜送到粤港澳大湾区。“我承包了7个大棚,一年到手12万元!”山岐村村民黄小全面露喜色,“有党组织带着干,大棚统一建、技术统一教、销路统一找,我们只管种好菜,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叶坪镇地域广阔,可村民分散种植,只能靠天吃饭,好菜卖不上价。对此,叶坪镇党委深入调研,确定“片区谋划、抱团发展”的发展思路,打造“党总支+龙头企业+合作社+职业菜农”模式,持续壮大特色产业。于是,分散、闲置土地由村集体集中流转承包给龙头企业,龙头企业打造集种苗、种植、培训、仓储、销售于一体的特色产业,村民“拎包入驻”当“产业工人”。“在镇党委的指导下,村里打造了1000多亩大棚果蔬基地,村民每亩地一年有600元租金。我们还鼓励村民在基地务工或承包大棚,各种收入加在一起,钱包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好。”山岐村党总支书记杨海燕说。

改变就此发生,“瑞金紫灵芝”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蜜薯成为展销会明星产品,“华嬷嬷”泡菜声名远扬,有机芦笋、金牧粮草、功能稻等特色农业产业百花齐放。2025年,全镇村集体经济收入达1508.46万元,村均集体经济经营性年收入达50万元。

农业产业蓬勃发展,但叶坪镇的“致富经”不止于田间地头。依托红色旧址和绿水青山,叶坪镇打响“红色+康养”品牌。朱坊村打造康养小镇,2025年以来接待游客、研学人员超2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00万元;黄沙村华屋依托“十七棵松”将红色旅游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山上油茶毛竹、田间瓜果蔬菜、坡地生态养蜂带动集体收入45万元,村民户均增收超2万元。

“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在叶坪,老区好作风从未走远,为民造福的初心永远滚烫。

(本报记者 王洋 胡晓军 本报通讯员 李华诚)

留言板

陕西省延安市延安革命纪念馆。新华社发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期间,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上塘镇18个村(社区)推行投票表决制度,把以往“政府配餐”的形式转为“群众点单”。图为上塘镇垫湖村村民代表在票决现场交流意见。新华社发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前的《信仰》主题雕塑。梁茵摄/光明图片

【牢记初心使命 奋进复兴征程】

●张晋藩(“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105载栉风沐雨,我们党始终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凝心铸魂。值此华诞,衷心祝愿伟大的党薪火永续,领航复兴伟业,守护国泰民安。我将坚守初心使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矢志不渝紧跟党的步伐。

●徐川(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南京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

105年,是我们党“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的“来时路”,也是我们党“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的“进行时”。对中国共产党而言,“铸魂”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确保我们党始终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汪荣秀(全国劳动模范、河南省信阳市固始县张老埠乡桥头村党支部书记)

值此建党105周年,衷心祝愿我们党永葆生机、砥砺前行!作为一名在基层工作的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岗位实干担当,让群众过上更好的生活,让乡村变得更美丽,以实际行动践行自己的入党誓词。

●李红蒙(北京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卓越奖”获得者、西藏拉萨曲水县委办副主任)

雪域高原,党旗高扬。从扶贫一线到乡村田野,我一路扎根、一路淬炼。愿把青春奉献热土,做民族团结的纽带、雪域发展的基石。祝愿我们党永葆生机,山河锦绣、边疆安定,我定步履不停,矢志追随!

●乔嘉艺(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2024级硕士生、学生党支部书记)

我曾作为西部计划志愿者在四川省荣县支教。在支教地,我们点对点帮扶留守儿童,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初心使命。这段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作为青年党员,要将个人价值融入民族复兴进程,争做“复兴栋梁、强国先锋”,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将“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铮铮誓言化作脚踏实地的行动。

第06版: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刊2 篇

在完善功勋荣誉表彰体系中凝聚矢志复兴的精神力量

【牢记初心使命 奋进复兴征程】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望105载光辉历程,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指导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创造了彪炳史册的历史伟业,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为恢宏的华彩篇章。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人必将砥砺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续写新的历史辉煌。今日起,本版聚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与实践命题,组织刊发系列理论文章,在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贯通中感悟思想伟力,凝聚奋进力量。

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出发通盘考虑,尊崇英雄、致敬英烈、关爱楷模,以一系列开创性、示范性、突破性举措,建立健全中国特色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极大激发了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形成新时代英雄辈出的良好局面。

1、建立功勋荣誉表彰体系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大智治制。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活动总结会议上强调,“要总结好运用好庆祝活动的成功经验,不断丰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党大国典礼制度”。功勋荣誉表彰制度,正是这一制度的重要组成。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历史和实践表明,建立完善的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是新时代国家尊崇与民族记忆的统一与强化,关乎民族精神命脉、关乎复兴伟业根基,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引领核心价值。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范围的意识形态斗争更加尖锐复杂。国际形势越是变乱交织,社会思潮越是纷繁复杂,越需要鲜明的精神航标引领。功勋荣誉获得者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践行者,他们以生动事迹诠释了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时代价值。建立功勋荣誉表彰体系,通过公开褒奖特定行为与品格,明确传递国家崇尚什么、民族敬佩什么,能够更好为人生赋值、为社会定规、给国家塑形,让中国人的价值追求昂扬向上、精神支柱持久恒远。

传承文化根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在中华文化长河中溯源,我国有着深厚的礼治传统及功勋表彰文化,在国家表彰制度支撑下,逐渐形成中华民族赓续与传承、表彰与捍卫的英雄精神和英雄文化,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功勋荣誉获得者体现了五千多年来中华民族在生产生活中形塑的世代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中华文化的继承者、创新者、传播者,更是中华民族厚重深邃精神世界的引领者。建立功勋荣誉表彰体系,就是要继承我国悠久的荣典传统,把弘扬礼乐文化与展现时代风貌有机结合起来,赋予亿万人民以精神力量,推动中华文化传承发展。

提升文明素养。文明是现代化国家的显著标志。培育时代新风貌、推动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任务。功勋荣誉获得者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以及在各领域各行业建立卓越功勋、作出重大贡献的杰出人士,他们的品德修为、高尚人格、精神魅力,人们可感知、易触及、能效仿,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建立功勋荣誉表彰体系,就是要引导人们在感受、学习、赞赏先进典型中,及时调适匡正精神追求,推动精神世界拔节生长,努力形成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思想观念、精神面貌、文明风尚、行为规范。

凝聚奋斗力量。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面对复杂形势、艰巨任务,更加需要汇聚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功勋荣誉获得者的事迹凝结着党领导人民共同经历的非凡奋斗,体现着共同坚守的理想信念,彰显着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能够有力发挥价值凝聚的共振效应。我们建立功勋荣誉表彰体系,就是要激励和鞭策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向英雄看齐,涵养愈是艰难愈向前的勇气和必胜信念,挺起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奋力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2、建立功勋荣誉表彰体系具有深邃的精神意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对英雄模范的表彰。今天我们以最高规格褒奖英雄模范,就是要弘扬他们身上展现的忠诚、执着、朴实的鲜明品格。”建立功勋荣誉表彰体系就是要褒奖为国为民奉献的“现实中的个人”,从他们身上汲取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丰厚滋养。

忠诚担当的爱国情怀。爱国主义自古以来就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之中,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的强大精神动力。爱国意味着忠于祖国,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不计较个人得失,愿意全身心地投入,向着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几乎所有功勋荣誉获得者都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紧紧联系在一起。“两弹一星”元勋隐姓埋名、扎根戈壁,“人民教育家”黄大年放弃国外优厚待遇、回国攻关……他们用行动诠释了“苟利国家生死以”的赤诚。建立功勋荣誉表彰体系体现了国家意志与公民意志的统一,其以制度化的形式充分肯定人民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普遍在场”,把爱国主义的内在价值理念转化为可感可及的人生行动,为民族复兴伟业厚植了深厚持久的情感根基。奋进新征程,我们要以功勋荣誉获得者为榜样,永葆至真至深的家国情怀、扛起深厚的家国责任、充盈强烈的家国担当,使爱国主义成为永恒的价值坚守和行动自觉。

矢志不渝的创新追求。创新是一个国家和社会发展进步的源泉。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在璀璨夺目的功勋荣誉获得者中,从屠呦呦发现青蒿素到中国航天人逐梦苍穹,从袁隆平攻克杂交水稻到无数科技工作者突破“卡脖子”技术,他们身上始终闪耀着敢为人先、勇攀高峰的创新光芒,始终向全社会传递“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的鲜明导向。建立功勋荣誉表彰体系体现着对中华民族创新创造精神的推崇,其以功绩为重要衡量标准,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注重先进性、代表性和时代性,以国之名褒扬进步创造,标定民族记忆里的一个个高光时刻。奋进新征程,我们要以功勋荣誉获得者为榜样,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大胆革故鼎新、勇于突破陈规,依靠创新创造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

坚韧拼搏的奋斗品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数平凡英雄拼搏奋斗,汇聚成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洪流。”中国的发展成就是拼出来、干出来的,奋斗贯穿始终。一个个功勋荣誉获得者无不历经磨难、百折不挠,是中国人民奋斗的缩影。申纪兰扎根农村、竭诚奉献老区,朱彦夫身残志坚带领乡亲脱贫,他们用生命书写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奋斗史诗。建立功勋荣誉表彰体系架构起远大理想与当代实践的桥梁,无数英模人物的拼搏奋斗,真正把历史真实和现实崇高贯通起来,是对历史虚无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潮的有力批判,对人民具有极大的感召力量,激发出为国为民建功立业的强大内生动力。奋进新征程,我们要以功勋荣誉获得者为榜样,笃定拼搏无止境、奋斗正当时,始终礼赞奋斗、崇尚奋斗,积极投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在奋斗中实现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

平凡伟大的务实作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务实是必备品格,必须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社会主义不是喊出来的,是实实在在干出来的。英雄不只存在于惊天动地的事业中,也存在于日复一日的坚守里。务实是功勋荣誉获得者的普遍品质。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赵亚夫一辈子深耕田野,造福万千农户;“七一勋章”获得者张桂梅用执着坚守点亮贫困山区女孩的人生梦想,诠释了平凡岗位上的不凡贡献。建立功勋荣誉表彰体系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中的“大德”与公民个人生活中的“德行”有机统一,传递一个朴素真理:无数人默默无闻、踏踏实实的付出,终将汇聚成国之大德。奋进新征程,我们要以功勋荣誉获得者为榜样,坚持办实事不图虚名,求实效不做虚功,既不急功近利,也不消极懈怠,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3、持续完善功勋荣誉表彰体系,以精神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应持续完善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充分发挥其精神引领、典型示范作用,让理想信念的明灯永远在全国各族人民心中闪亮。

公平公正是生命所在。功勋荣誉表彰具有高度的严肃性、权威性、规律性,追求公平正义是基本价值原则。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的牵头下,有力有序推进。坚持依法依规、从严掌握,积极畅通群众推荐渠道,持续推动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做到宁缺毋滥。进一步明确各领域、各层级的荣誉设置结构,牢牢把握功勋荣誉表彰的评选标准及其价值导向,让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经得起历史检验,让每一个在平凡岗位上作出不平凡贡献的人,都有人生发展的空间、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广泛传播是必要前提。荣誉本身不是终点,传播精神才是关键。要在推动话语方式转化上下功夫,将政治话语、理论话语与生活话语有机贯通,使功勋荣誉获得者的先进事迹及其所承载的精神价值通过通俗易懂的话语方式传播。在构建多元立体传播格局上下功夫,积极运用新技术手段,通过纪录片、短视频、主题展览、舞台剧等多种形式,加强舆论宣传和政策解读,讲好功勋故事、英雄故事,实现从“看榜样”到“做榜样”的转变,推动全社会形成见贤思齐、崇尚英雄、争做先锋的良好氛围。在引领青年上下功夫,建立功勋人物进校园、进课堂的常态化机制,组织“开学第一课”、英雄事迹报告会等活动,让年轻人能够对话功勋、致敬榜样,推动精神传播年轻态、有活力,实现长效育人。

结合融入是重要环节。功勋荣誉获得者有高大光辉的形象,标注出精神的高度,但又不是脱离社会关系的抽象存在,而是具体的、现实的、鲜活的个体。因此,必须积极创新荣誉礼遇与日常践行相融相促的载体,持续强化集体记忆与神圣感。一方面,坚持融入各类学习教育,根据不同教育对象,选取不同的英雄模范、融入不同的先进事迹、编写不同的教辅资料,真正把功勋荣誉表彰的精神价值嵌入其中,推动党员干部群众在学习中更好感悟时代精神、汲取奋进力量。另一方面,坚持融入各类实践活动,如理论宣传宣讲、法治建设、文明创建、群众性主题活动等,注重全方位贯穿、深层次结合,在落细、落小、落实上着力,把功勋荣誉表彰的精神价值传递到广大群众之中,在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中培育文明新风、提升文明程度。

强化保障是根本支撑。荣誉的公信力是精神发挥力量的基石,制度是公信力的根本保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完善相关配套法律法规和政策,从制度层面明确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的政治待遇、生活待遇、工作待遇,确立好春节走访慰问、发放荣誉津贴、组织疗休养、医疗照顾等待遇标准。持续完善监督惩处机制,对恶意歪曲、解构、抵制、诽谤、亵渎、污蔑功勋荣誉获得者的言行,进行监督和惩处,让每一位奋斗者都能被看见、被尊重、被激励,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事业中来,让更多的人跟随英雄的脚步前进,凝聚起矢志复兴的磅礴伟力。

(作者:双传学,系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新华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

以功勋荣誉表彰涵养新时代奋斗精神

【牢记初心使命 奋进复兴征程】

礼敬功勋,荣归英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伟大时代呼唤英雄、造就英雄。英雄辈出,党和人民事业就会兴旺发达、长盛不衰。”英雄模范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坐标、激励奋斗的精神力量,功勋荣誉是对英雄模范的尊崇与礼赞。完善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是对英雄模范卓越贡献及其精神品格的历史铭记,也是涵养新时代奋斗精神的制度设计,旨在将英雄模范的先进事迹和崇高境界转化为全社会见贤思齐、昂扬奋发的精神动力,从而汇聚起共襄强国盛举的磅礴力量。

将英雄模范的奋斗实践转化为激励人们的精神坐标

完善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充分发挥功勋荣誉表彰的精神引领、典型示范作用,能够将英雄模范的奋斗实践转化为激励人们的精神坐标。

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将民族脊梁、国家功臣、人民英雄、时代楷模、行业先锋等宏大叙事,具象为一个个有名有姓、有血有肉、可亲可感的英雄模范。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扎根于平凡岗位,创造了非凡业绩。这种具象化,使得他们的事迹可学可做,他们的精神可追可及,为弘扬新时代奋斗精神提供了具体的人格参照。

功勋荣誉获得者几十年如一日,或投身科技攻关、献身国防事业,或英勇顽强战斗、捍卫国家主权,或倾情志愿服务、带领群众致富,或传承红色基因、守护文化遗产……他们的先进事迹勾画出“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廉洁奉公”的精神图谱,为弘扬新时代奋斗精神提供了鲜活的学习载体。

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通常在“七一”“八一”“十一”等重大时间节点举行庄严隆重的颁授仪式,并进行广泛的宣传报道。这能够将功勋荣誉获得者个体的奋斗实践和民族的集体记忆相结合,营造崇敬英雄的浓厚氛围,激发人们对功勋荣誉获得者的敬仰之情,产生对新时代奋斗精神的情感共鸣,并将其内化为思想自觉与行动自觉。

彰显新时代奋斗精神的价值底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新时代奋斗精神是中国精神的重要内核、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功勋荣誉表彰鲜明地标识出新时代奋斗精神的价值底色,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见贤思齐、崇尚英雄、争做先锋的良好氛围,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心聚力。

涵养忠诚坚定的理想信念。在枪林弹雨中舍生忘死的战斗英雄,为大国重器精雕细琢、让中国挺起脊梁的大国工匠,为万家灯火默默奔走、让邻里感受温暖的基层干部……这些功勋荣誉获得者身上无不体现着忠诚的政治品格和坚定的理想信念。功勋荣誉表彰引导人们深刻感悟坚定的信仰力量,强化忠诚的政治品格。

涵养许党报国的担当精神。无论是社会各领域的重大贡献,还是令人敬仰的精神特质,都彰显着功勋荣誉获得者许党报国的责任与担当。他们诠释了将生命价值融入党和国家事业的崇高境界,展现了许党报国的价值自觉。功勋荣誉表彰弘扬了迎难而上、挺身而出、扛责在肩的精神气概,激励人们担当作为。

涵养朴实无华的奉献品格。功勋荣誉获得者长年累月扎根基层生产一线,不求闻达、不为名利、不计得失,有的甚至隐姓埋名、深藏功名。他们的奉献事迹生动体现了“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境界。功勋荣誉表彰,正是将他们朴实无华的奉献品格,转化为不懈奋斗的价值根基,引导人们在平凡岗位上恪守初心、甘于奉献。

涵养追求卓越的创造活力。很多功勋荣誉获得者都是在工程技术、医疗卫生、社会民生等领域勇闯“无人区”的开拓者与实干家,推动实现各领域的创造性突破。表彰他们就是褒奖追求卓越的创新精神,激励人们开拓进取、敢于创造,营造干事创业、勇攀高峰的社会氛围。

凝聚起奋斗新时代的精神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以崇高礼遇褒奖功勋人物,以实际行动关爱英雄模范,培育和弘扬全社会向英雄模范致敬、向先进楷模学习的良好氛围。新征程上,以功勋荣誉表彰涵养新时代奋斗精神,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昂扬精气神和强大正能量,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持续探索。

提炼诠释功勋精神。不同的功勋荣誉承载着各有侧重又相互贯通的精神内核,应深入挖掘“共和国勋章”“七一勋章”“八一勋章”等功勋荣誉中蕴含的精神特质,并通过权威解读、理论阐释等方式,将功勋荣誉获得者的奋斗精神转化为可感知、易理解的话语体系。

优化创新叙事方式。对功勋荣誉获得者的宣传报道,应进一步优化叙事方式,实现从事迹陈述到价值共鸣的转变;深入挖掘功勋荣誉获得者不懈奋斗的心路历程、平凡岗位的执着坚守,展现其可信可敬的人格形象;运用纪录片、影视剧、短视频等多样载体,让功勋故事“破圈”传播,触达更广泛的受众。

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将功勋荣誉表彰所承载的精神内涵,融入不同学段的思想政治教育、爱国主义教育、职业教育之中;编写相关读本、开设专题课程、组织主题研学等,让功勋荣誉获得者成为青少年崇拜的偶像。同时,在党员干部培训、行业职业教育中设立专项模块,引导党员干部和从业人员感悟奋斗精神,汲取前行力量。

营造崇尚奋斗氛围。落实对功勋荣誉获得者的待遇,完善关怀礼遇政策,通过设立功勋荣誉墙、专题展览、主题广场等方式,让功勋精神融入日常生活场景,推动形成崇尚英雄、笃定奋斗的社会氛围。

(作者:艾楚君,系湖南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第07版:光明视野3 篇

AI陪伴“火”了,靠谱吗?

海南海口市一场展会上展出的AI智能桌面陪伴机器人。新华社发

北京市,一位视力障碍人士体验智能导盲机器狗。新华社发

山东青岛市,老人在与智能陪伴机器人互动。新华社发

广东深圳市,消费者向AI玩具“比心”。新华社发

【解码数智+⑨·记者观察】

过去一年,大学生王诗航陆续购入6款AI(人工智能)陪伴类产品,累计花费超过7000元。这是当下许多消费者“为情绪买单”的日常一幕——不看参数,不比价格,只凭心情。

与此同时,供给端也悄然变化。从能对话的玩偶、机器人台灯,到医疗机器人……各式各样的AI情绪陪伴类产品,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介入人类的情感生活。深圳市玩具行业协会携手京东发布的《AI玩具消费趋势白皮书》预计,全球AI玩具市场规模到2030年将突破千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超50%;中国市场规模将突破百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超70%。

年轻人为什么热衷于AI情绪消费?人工智能会成为当代人的“情绪解药”吗?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进行调研采访。

AI情绪消费兴起

2026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场上,一个身高不足80厘米、攥着奶瓶跌跌撞撞完成比赛的小机器人在社交平台上收获了很多点赞。不少人期待,这款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陪伴型机器人可以早日走进千家万户。

实际上,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催生出许多情绪消费领域的新业态。针对儿童,有主打共情对话与互动喂食的智能玩偶;针对青年人,涌现出许多具备细腻性格属性与故事背景的情绪玩具;针对老年人,则主打情感陪伴和医疗功能……

AI情绪消费兴起,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年轻人的社交困境、老年人的陪伴刚需以及儿童的情感互动渴望,折射出现代社会普遍的情感陪伴需求。”海关总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蔡嘉瑶指出,“当现实世界的人际连接因时间、空间或心理成本变得稀缺时,AI凭借其24小时在线、永不疲惫、无评判的特性,恰好成为填补这些情感空白的‘完美客体’。”

王诗航对此深有体会。对他来说,AI玩具的主要功能从来不是解决问题,而是给了他一个情绪缓冲区:“有了它们的陪伴,我在独处时不再手足无措,心态更平和了,连学习的节奏都稳当了许多。”

与此同时,随着AI技术的快速迭代,AI玩具正从简单的指令交互向情感连接、深度陪伴演进。

“以前的机器人冷冰冰的,现在,大模型技术让AI玩具有了‘记忆力’和‘性格’。它能通过长期的聊天记住你的喜好,让你感觉到自己是真的被理解和记住了。”科技博主“居鲁仕”也是AI玩具的重度用户。他认为,这种基于大模型长期记忆与情感计算的设计,让冰冷的技术有了温度,也让AI玩具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数字伙伴”。

在蔡嘉瑶看来,AI正以多种形态成为人们的情感伙伴。“传统的AI情绪识别主要依赖语音或文字,但现在,随着情感计算与情绪识别技术不断深化,AI开始像人类一样,综合运用视觉、听觉甚至生理信号来感知情绪,进而推演情绪背后的心理逻辑。”

此外,从商业角度来看,AI情绪陪伴同样具备很强的吸引力。

“与工具型AI相比,陪伴型AI产品的用户黏性更高、使用频率更密集、订阅转化率更稳定。情绪互动往往伴随持续性的关系建立过程,这意味着长期付费与增值服务的可能性。对平台而言,情绪数据同时具备行为预测价值与精准推荐价值,是极具商业潜力的资源。”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讲师艾祺指出。

目前,已经有不少互联网企业为玩具产业上下游提供算力、算法、模型、应用等技术支撑。“我们为玩具企业制定专属轻量化方案,将复杂计算任务部署在云端,并提供了30余款应用组件,覆盖了天气查询、故事播放、健康问答等娱乐和学习场景,玩具厂商可以快速调用适配,大幅降低了大模型技术的接入门槛。”百度智能云视频云总经理曹菲菲介绍,他们已经和“中国玩具礼品之都”广东澄海达成合作,加速传统玩具制造向高端智造转型升级。

让AI玩具暖心又安心

“一边是持续走高的市场需求,一边却是层出不穷的行业乱象。”在“居鲁仕”看来,当前的AI玩具市场,正面临着“冰火两重天”的局面,“保守估计,有超半数的AI玩具产品都不合格,收割快钱的现象比较严重。”

多位业内人士指出,部分企业在看到AI玩具的商机后,急于跟风入局,既没有对用户的情感需求做深度调研,也缺乏核心技术研发,推出的产品多为硬件简单堆砌、搭配基础语音交互的浅层组合,市面上甚至出现了多款产品“撞脸”的情况。

“很多人以为AI玩具的门槛在硬件,其实真正的壁垒藏在背后。”“居鲁仕”直言,AI玩具的核心竞争力,从来不是精致的外观或复杂的功能,而是心理学洞察和工程优化能力——如何捕捉人类日常互动的点滴,将其转化为贴近真人交流的自然交互感;如何通过算法设计,让情绪反馈贴合人类的情感认知;如何构建完整的故事与性格体系,让用户产生情感认同。“这些能力的打造需要高昂的技术成本,绝非简单的硬件组装所能实现。”“居鲁仕”说。

社交媒体上,还有不少玩家反映,目前市场上的绝大多数AI玩具,仍停留在用户主动触发、产品被动应答的初级阶段,缺乏真实宠物那样主动亲近、主动互动的能力,难以让用户形成持续的情感投入。

此外,工业设计方面的“不走心”,也成为许多AI玩具的硬伤。“一个毛绒玩具,拉链里塞上粗糙的AI模组,表面还露着明显的电源插孔,这种突兀的工业感,会瞬间打破用户的‘宠物认可感’。”“居鲁仕”说,AI玩具的核心是情感连接,一旦这种认可崩塌,产品的生命周期可能缩短至开箱后的几小时内,最终沦为落灰的摆设。

隐私问题则是悬在整个行业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业内人士指出,由于AI玩具必须联网才能实现智能交互,用户的对话内容、互动行为等敏感数据,都处于一个难以监控的“黑盒”之中,目前行业内尚无有效的解决方案,不少用户表示只能通过“不倾诉个人隐私”的方式进行消极规避。

“情绪陪伴产品往往与订阅机制、虚拟礼物、角色升级等盈利模式绑定。如果情绪反馈与消费行为深度耦合,可能出现情绪操控或情感诱导付费的设计倾向。”艾祺提醒,情绪对话数据具有高度敏感性,一旦被滥用或过度分析,可能带来隐私泄露与算法操控风险。

“资本想赚快钱,却忽视了产品的核心价值,最终只会让整个赛道陷入恶性循环。”“居鲁仕”表示,AI玩具要想走得远,必须摒弃短视思维,沉下心做研发,只有真正抓住用户的情感需求,打造出有温度、有安全保障的产品,才能在市场中站稳脚跟。

AI陪伴并非万能“解药”

“难过的时候和它说说心里话,它会耐心倾听,还会用温柔的语气安慰我。”这是很多AI玩具用户的共同感受——在需要安慰时,AI玩具是方便、贴心的“情绪解药”。与此同时,另一个问题也引发广泛思考:AI玩具带来的数字陪伴,能否替代现实中的真实连接?

答案是否定的。“AI陪伴的本质仍然是‘情绪模拟’,而非‘情绪参与’。它不具备主体意识,无法承担伦理责任,更无法在复杂情境中做出真正的道德判断。”艾祺指出,一旦面临严重的心理危机或创伤情境,算法的误判或响应延迟可能延误专业的干预时机。

更值得警惕的是依恋转移与社交能力退化的风险。蔡嘉瑶曾亲身体验过AI的情绪疏导功能,她坦言,和AI聊天,本质上是在和一个“更懂自己、更包容自己”的数字化镜像对话。AI能根据用户的历史数据,提供个性化的情感回应,用无摩擦的方式接纳所有情绪,这种体验令人着迷,但也容易让人陷入算法构建的“情绪茧房”。“长期依赖这种‘可控的亲密’,会让人逐渐习惯无冲突的互动模式,不仅会丧失与现实世界的真实连接,甚至会用AI的包容标准去苛责身边的亲人、朋友。”蔡嘉瑶说。

“AI玩具不是万能的‘情绪解药’,只是数字时代给‘孤独’的现代人打上的一块带有体温的数字补丁。”“居鲁仕”的评价,道出了AI玩具的真实定位。在他看来,AI玩具的价值,在于成为现实陪伴的补充。在无人倾诉的时刻,提供即时的情绪缓冲;在社交疲惫的瞬间,给予温柔的心理慰藉。但它永远无法替代真实的拥抱、面对面的交流,以及现实关系中那些带着磨合、妥协与温暖的情感连接。

专家指出,面对AI陪伴这把“双刃剑”,关键在于构建起“人机协作”的情绪支持体系。

在社会工作领域,AI应当被定位为筛查、监测的初级支持工具,协助人类处理标准化、重复性的事务,从而解放人力去做更具深度共情的工作。“AI负责‘量’和‘广度’,人类负责‘质’和‘深度’,让专业人才能从烦琐事务中解脱,去做更‘像人’的工作。”蔡嘉瑶解释。

在政策制定层面,应当明确AI在情感服务中的身份边界。“情绪数据属于高度敏感信息,其采集、存储与商业利用需要严格规范。”艾祺举例,比如面向未成年用户时,应明确使用边界与限制;在用户遭遇心理危机时,推行强制性的“转人工机制”,让专业人士传递真实的温暖。

“更重要的是,不能把这股情绪热潮完全交由市场主导。”艾祺指出,“应该将情绪AI纳入公共心理健康体系规划,防止情绪服务资源在不同社会阶层的不平等分配,让这份数字慰藉既有公平的尺度,也有公益的温度。”

(本报记者 方曲韵 本报通讯员 陈柏仁)

项目统筹:本报记者 贾月洋

人工智能成“情绪经济”新变量

【解码数智+⑨·专家点评】

随着生活节奏加快和消费方式变化,大众对精神文化生活和情绪体验的需求日益增加。消费者购买商品或服务时,除了关注实用性与性价比外,也愈发重视消费过程中获得的愉悦感、陪伴感和心理满足感。这种以情感价值为核心的全新经济形态——情绪经济,正依托文创经济、虚拟情感陪伴等多赛道布局加速崛起,成为撬动服务消费升级的关键引擎之一。而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在为这一领域带来新的可能。通过对日常行为、语言表达和情绪状态的识别与回应,人工智能让原本分散、难以触达的隐性情绪需求更容易被看见、被理解、被满足,使情绪服务更加便捷和个性化,逐渐成为推动情绪经济发展的新变量。

人工智能赋能情绪经济的兴起,是社会需求变化与技术能力提升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情绪经济的发展回应了人们在快节奏生活中缓解心理压力和填补情感缺口的现实需要。很多日常情绪波动虽不需要专业心理诊疗,却需要及时的倾听与疏导,传统心理健康服务往往难以及时触达这些分散的需求。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改变了情绪服务的实现条件。以往,情绪支持更多依赖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互动,或者依附于具体商品和线下服务;如今,AI可以把语言交流、内容生成和情境判断结合起来,让用户的一句倾诉、一次记录,都可能成为获得情绪回应的入口,情绪服务能够以更轻量、更日常的方式进入生活。

随着人工智能加快融入消费和生活场景,AI情绪经济正呈现出几个值得关注的新趋势。其一是从“一次性的悦己体验”走向“更持续的日常陪伴”。过去依托文创、影视或者休闲体验带来的情绪价值通常较为短暂,而智能玩具、虚拟角色、AI助手等新形态的出现,让情绪互动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持续发生。其二是从“年轻人兴趣消费”走向“全年龄生活服务”。情绪经济不再只是年轻人的潮流消费和兴趣消费,也开始进入儿童陪伴、学生心理支持、职场压力调节和老年人陪护等场景,成为连接不同年龄群体生活需求的新服务。其三是从“标准化服务”走向“有温度的精准适配”。当情绪体验依赖工作人员的经验或固定的服务流程时,难免存在“千人一面”的问题。人工智能的加入,使情绪服务能够更好地识别不同人的偏好和需求,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让情绪服务更懂人、更贴近人。

AI情绪经济将推动心理健康服务、基层社区工作和社会公共政策发生积极变化。对心理健康服务而言,AI情绪经济实现了日常性情绪支持工作的前移。比如,一些泛心理平台已经将AI用于心理测评和轻量化疏导,日常情绪波动可由智能工具提供基础支持。对基层社区工作而言,AI情绪经济也像一根更灵敏的“触角”,可以更早发现一些容易被忽略的情绪需求。例如,一些智能终端产品已在社区养老等场景中提供娱乐陪伴和健康管理等服务,体现出AI在基层社区工作中的辅助价值。对社会公共政策而言,AI情绪经济还提供了一扇理解民生需求的新窗口。适老化改造、青少年关爱等政策不仅要看设施和服务是否到位,更要关注群众是否真正感受到了便利和心理支持,AI能将这些分散的细微需求连接起来,让公共服务更有温度。

面向未来,发展AI情绪经济不能只看技术有多新,更要看它能否真正服务人的成长和社会的进步。情绪经济看似是消费问题,本质上关乎人们如何获得理解、陪伴和支持。因此,推动AI情绪经济健康发展,要把握好三个方向:一是坚持以人为本,让AI做“帮手”而不是“替身”,通过人机协同把技术便利与真实关怀结合起来;二是坚持价值引领与风险防范,将科学、积极、适度的价值取向嵌入产品和服务之中,引导用户理性表达情绪并主动调适状态,避免情感依赖或错误引导;三是坚持场景落地与普惠供给,推动AI更好地融入校园、社区、养老、企业员工关怀等场景,形成更加可及、更有温度的情绪支持网络。换言之,AI情绪经济的深层价值,是以技术之“智”补足服务之“细”,以产业之“新”回应民生之“需”,是提升社会服务温度和人民生活品质的新力量。

(作者:李凡,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副主任)

项目统筹:本报记者 贾月洋

AI玩具市场前景广阔

讲述人: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玩具商户 李军

【解码数智+⑨·一线讲述】

作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眼下,义乌的玩具产业正迎来智能化的转型升级。

其实早在2023年前后,我们就关注到国内玩具行业开始朝着智能化方向转型。但是,那时的玩具智能化程度还很低,联网复杂、操作烦琐,功能上也只有简单对话。现在,搭载了AI大语言模型和情绪感知系统的玩具懂思考、有情绪,不仅能谈日常,还能提供海量的知识信息。

我和家人都是AI玩具的资深用户。每逢新品上市,我都会第一时间带回家体验。我家孩子每天晚上都要在AI玩具讲述的故事声中安然入睡,平日里也热衷于和它探讨成语典故。在潜移默化中,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

这种看得见的成长改变,也是许多家长的共同感受。常有消费者到店反馈,自家孩子变得更愿意沟通和表达。在我看来,AI玩具对孩子最大的价值,是让孩子面对学习难题时,能够毫无压力地主动提问,同时拥有一位随时随地答疑解惑、知识全面的“老师”。

为不同年龄段的群体提供定制化的服务,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努力方向。目前,我们已研发推出百余种玩具产品。针对独居年轻群体,玩具可满足日常聊天、情绪倾诉等需求,为年轻人提供暖心陪伴与情绪安抚;针对老年群体,产品专属安全模式可主动识别各类异常情况,及时提供辅助支持。此外,多款产品搭载听声辨位功能,用户说话时,玩具会自动转头、灵动眨眼回应,如同身边一位贴心温暖、懂人情绪的好朋友。

义乌国际商贸城每日会聚大量全球客商,客户通过线下实地体验后选择下单。如今,AI玩具的国内市场稳步发展,海外市场也在持续拓宽。小小玩具,正撬动智能化的大产业。

(本报记者刘习、陆健采访整理)

项目统筹:本报记者 贾月洋

第08版:教科新闻5 篇

科学家让活细胞成像既全又清

【瞧!我们的前沿科技】

本报北京6月21日电(记者晋浩天)透过竹管看豹,只见斑纹不见全貌——这就是“管中窥豹”的困境,也是当前AI辅助荧光成像面临的核心难题。北京大学未来技术学院教授席鹏团队日前破解了这一难题,他们提出的大视野通用型荧光成像复原网络LargePNet,让AI学会“通观全局”再动手复原。

“当科学家用显微镜观察活细胞时,往往面临两难困境:想看清晰就得用强光照射,可这容易损伤细胞,让长时观测举步维艰。”席鹏表示,近年来,深度学习曾带来转机,能从模糊低光图像中“算”出高清画面,大幅降低成像所需的光照强度,实现更长时间的生命观测。但有一个问题长期被忽视:现有的AI模型大多沿用自然图像的处理方法——把一张大于512×512像素的大图切成64×64或128×128的小块来训练。这就像让AI通过看“碎照片”学习摄影,每一块小图都只包含极少信息。

席鹏介绍,自然图像内容丰富,小块之间差异明显,适合切图训练。但荧光成像截然不同:荧光染料特异性标记的某种细胞器,在小视野下看到的往往是重复的细线结构。真正区分“结构”与“噪声”的关键信息,恰恰藏在大尺度的全局关联中。用“碎照片”训练出的AI,处理完整大图时常因缺乏全局认知而保真度不足、抗噪性差——它没学过“整只豹子”长什么样。“荧光图像中,大视野范围内生物结构之间存在长程关联,比如一根微管蛋白纤维可能蜿蜒贯穿整张图像。当网络只见过碎片,它就失去了理解这种全局结构的能力。”

团队的解决思路颇具巧思:提出了一种全新的通用型荧光成像复原网络LargePNet。核心思路大道至简:不再切小图,直接用大于512×512像素的大视野图像训练AI,让模型在训练阶段就完整学习细胞结构的上下文关联和全局统计信息。然而,直接“喂”大图给传统神经网络,会遇到两个难题:一是建立足够大的“感受野”让AI理解全局结构;二是控制大视野的计算量,不让GPU“爆内存”。为此,团队构建了LargePNet这样一个高效的大视野通用型荧光成像复原网络,全局“骨架”与局部“细节”融合汇合,实现既看得全又看得清。

效果立竿见影:在涉及不同显微模态的降噪、去模糊等八项典型任务中,LargePNet相较当前最先进的复原网络峰值信噪提升0.5至2分贝,大图推理效率提升4至20倍。依托这一技术,团队成功实现了长达30小时、分辨率200纳米的活细胞亚细胞器动态成像,稳定捕捉了细胞骨架的动态变化;还让内质网、线粒体和微管三种细胞器的相互作用在同一画面中纤毫毕现。

更重要的是,团队还给出了一张“适用范围说明书”:他们发现,当小图块与大视图的统计信息偏差越大,LargePNet相较于传统小图训练网络的复原优势就越显著。“这意味着研究者可根据自己的数据特点,判断何时更适合启用这套‘大局观’模型。目前,我们已将全部Python源码、训练数据与模型开源,供全球同行自由取用。”席鹏说。

这封信没有“爱”字,却溢满了爱

【科学家的信】

6月21日,父亲节与夏至不期而遇,最长的白昼撞上了最浓的父爱。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里,一封泛黄的家信,也在诉说一位父亲对孩子朴素而厚重的深情。

写信的人叫杨衍忠,是我国找矿领域赫赫有名的物化探高级工程师。1989年,他的儿子杨卫民正在江西省万年县珠田乡做着野外钻探的辛苦差事,而且是最辛苦的工作——打钻。

“只要是对国家、对人民群众、对经济建设确有作用的工作,我们都要尽力去做好。”在杨衍忠看来,地质工作中,无论是何工种,都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国家、为人民找到可供开采利用的矿产资源,而且“这些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得知儿子正在“闹”工作情绪,杨衍忠没有盲目批评或安慰,而是以自己的经历进行开导:“我搞物化探,也搞过地质、测量、打钻、打吊锤,但我都愉快地去干,甘心情愿地去干好,为什么?因为我有一个理想和目标——为国家、人民多找矿,为工业建设贡献自己的一生。回顾过去,我也感到光荣,苦得值得,累得有益。”

没有华丽的辞藻,杨衍忠把一生扎根地质事业的人生信念传递给儿子。他出身贫寒,全家只有他一人依靠助学金念完中学。1956年,18岁的他进入中南煤田地勘局128队,此后38年没有离开过地质。为了找矿,他走遍闽粤湘赣的山山水水,终年在野外风餐露宿,跟酷暑严寒、虫蛇野兽打交道更是家常便饭,不仅成为同行口中的“杨博士”“活地图”,更发现了会昌县岩背锡多金属矿田、安远园岭寨钼矿、大龙—淘金湾等几十处矿产地和矿点。

“热爱自己的专业是美德,是应该提倡的,但也要适应工作的变动和暂时的工种。”杨衍忠耐心地为儿子分析,“一个人的历史是自己写成的。我感到你还缺乏一种目标,一种崇高的理想,所以才会感到烦恼和不安,或过一天算一天。望儿在暂时的工作、工种中,挺过去,坚持住,努力去干好。”

“一个人的历史是自己写成的”,这是杨衍忠对儿子的叮嘱,也是他一生最生动的注解。

1994年,退休后的杨衍忠开始了另一场“找矿”。他系统整理了几十年来积累的赣南地区地质、物化探资料,用余生20年时间,完成长达600多万字的《江西南部地质、物化探矿产信息卡片》。这套资料首次系统梳理赣南地区中比例尺航磁、土壤、自然重砂等2400余处异常点分布及具体情况,并收集整理赣南地区18个县3000余处矿产点的详细资料。

这20年间,他深受疾病困扰,每天要吃七八种药片,呼吸机就放在床边,但他坚持每天工作,写坏几百支圆珠笔和水笔,用完几百斤草稿纸……

他在信中告诫儿子:“生命是宝贵的,但浪费时间就等于缩短自己的生命。我每天坚持10小时以上工作,坚持4~6小时的学习,就等于多活了几十年。”

2014年,在离世前5天,杨衍忠将600万字、几百张图的全部手稿无偿捐献给国家——“这次可能是我为地矿事业奉献最后的力量”。

杨衍忠留在人间的最后一行字,和写给儿子的家信一样,没有一个“爱”字,但他对国家、对家人的爱意却从字里行间满溢了出来。

(本报记者 张晓华 本报通讯员 王妍 王舒禾)

锚定“双碳”发展需求 打破学科专业壁垒

——济南大学“工工贯通”育人模式培养创新人才

日前,在济南大学“新型胶凝材料及应用”课堂上,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侯鹏坤刚讲完硅酸盐水泥制备流程,几名学生便围了上来,针对实习实践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积极请教。

从“被动听讲”到“主动探究”,这样的课后“追问”,在济南大学建材类专业的课堂中已是常态。

随着国家“双碳”目标深入推进,建材行业加速向低碳制造、智能生产、高端材料转型,传统人才培养模式与行业新需求的矛盾日益凸显,集中表现在:工程实践能力“通而不透”,材料、机械、控制等工科专业之间壁垒森严,协同育人“融而不合”,实践教学碎片化。

“高校、企业、科研院所各自为战,校校合作浅、产教融合弱,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存在‘时差’与‘温差’。”济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赵德刚坦言,建材生产线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复杂系统,单一知识结构根本应付不来。这不仅是济南大学的难题,也是全国建材类工科人才培养的共同痛点。

面对困局,济南大学以“大工程观”为引领,创新“工工贯通”育人模式,打破工科专业内部壁垒,从课程、实践、能力三个维度实现贯通融合,破解建材类人才培养学科割裂、学用脱节难题。

在课程方面,济南大学破除专业围墙,重构模块化课程体系,开设10余门多学科交叉及校企共建课程,将理论知识与生产工艺深度结合,让课堂理论对接产业实操。

济南大学搭建全链条育人平台,构建四层次递进实践教学体系,组织大三学生进驻行业龙头企业一线,参与真实生产流程与技术改造,锤炼工程实践能力。

在“工工贯通”育人模式培养下,济南大学学生的创新活力竞相迸发,先后在山东省大学生创新大赛和第五届全国大学生高分子材料实验实践大赛获得重要奖项,毕业后更是成为建材行业技术创新的中坚力量,行业服务能力不断增强。

(本报记者 冯帆 宋喜群)

新能源智能船舶试航

6月20日,中技船舶首批9艘新能源船舶集中试航仪式在广西南宁港举行。9艘船舶包含无人驾驶智慧船、商用作业船、民用休闲船,适配执法巡逻、景区观光等各类场景,助力内河航运绿色转型。新华社发

山东师范大学:立足数字文旅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近年来,山东师范大学立足旅游管理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依托国家虚拟教研室等5大国家级教学平台,联合多所高校组建教改团队,以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为引领、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历经10年探索、5年实践检验,创新打造“文化为根、数智为基、协同为枢”人才培养模式,形成特色鲜明、成效显著的育人体系,为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全国文旅专业人才培养改革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范例。

以文化为根 重构课程体系 厚植人才人文底蕴

文化是文旅产业的灵魂,“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是新时代文旅融合发展的核心要义。学校精准把握文旅专业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改变课程重心多偏向导游服务、酒店管理等基础技能教学的情况,将齐鲁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民俗非遗等在地优质文化资源全面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

学校将文化传承作为人才培养的根基,深挖区域特色文化资源,全面优化人才培养目标与课程架构。围绕专业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三大核心方向,搭建“三维能力+模块化课程”培养框架,打造“四阶递进、模块融通”特色课程群,打通文化研习、文本创作、专业理论的壁垒,实现文化素养、专业知识、创新思维一体化培育。

在课程设置上,学校面向旅游管理专业增设“地域文史研读”“非遗素材整理”“文旅方案编撰”“IP创意设计”等特色课程,把本土文化资源转化为常态化教学内容。同时打破专业壁垒,面向经管、计算机、艺术设计等院系开设文旅创作通识课程,扩大文化育人覆盖面。

课堂之外,学校坚持知行合一,常态化组织师生走进古村落、非遗工坊、红色教育基地开展实地调研。师生依托调研成果撰写纪实文稿、规划文旅线路、创作宣传内容,在实地研学中完成文化挖掘、创意提炼、内容落地的全流程训练。系列改革举措,帮助学生树立文化自信,主动承担起传承地域文脉、讲好本土文旅故事的责任。

以数智为基 升级教学平台 锤炼数字实践本领

数字技术正全方位重塑文旅产业链条,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创意、文旅大数据研判、数字孪生景区、元宇宙体验、非遗数字藏品等新技术、新应用,已经成为文旅行业的常规运营手段。

学校紧跟数字技术发展浪潮,以教育数字化转型为抓手,整合校内虚拟仿真实验室、数字创意中心等平台资源,联动文博场馆、数字科技企业、文旅集团,搭建起“数字资源+数字场景+数字项目”三位一体数字化教学体系,让数字技术深度融入课堂教学、项目训练与实践实训。

学校动态更新教学内容,紧跟行业趋势开设AIGC文旅应用、智慧旅游大数据、沉浸式场景设计等前沿课程,保证课堂知识与产业技术同频同步。同时创新教学模式,打造“数字技术+在地文化”“数字技术+文本创作”两大交叉教学模块。在数字与文本创作模块,引入智能采编、内容生成、新媒体运营等工具,承接宣传片脚本创作、数字展馆文案设计、文旅IP定制等真实项目,锻炼学生数字内容创作能力。在数字与在地文化模块,依托校企共建平台搭建非遗数字资源库、文旅大数据平台,组织学生参与非遗数字化建档、文旅VR场景制作、线上云游项目研发等工作;面向非专业学生开设民俗短片拍摄、简易文旅小程序策划等实训课程,普及文化数字化落地技能。

依托数字教学场景与真实产业项目,学生跳出虚拟案例的局限,直面行业实际问题,逐步提升数字工具运用、复杂问题处置与项目落地能力。数字化教学体系有效衔接课堂与产业实景,全面强化学生数智综合素养,让毕业生能够快速适配智慧文旅、数字文创等新兴岗位,精准满足行业数字化发展的用人需求。

以协同为枢 搭建四方生态 推动产教融合落地

产教融合是培养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的关键路径。为破解产教协同机制不完善、育人衔接不紧密的难题,学校主动打通高校、政府、行业、企业之间的壁垒,构建政府统筹、高校主导、企业参与、行业引领的“政校企行”四方协同育人新生态,建立“共商培养方案、共建实训平台、共享师资资源、共评培养质量”的长效机制,将产业标准、企业项目、岗位需求贯穿人才培养各个环节。

学校结合学生成长规律,构建“大一产业认知研学、大二课题创新实训、大三企业项目实操、大四定向定岗实习”的全学段阶梯式实践体系,实现4年实践教学不断线。依托数智文旅产业学院,学校联合本土文旅集团、数字文创企业共建校内实训工坊,将乡村沉浸式研学、非遗数字产品开发、县域元宇宙文旅等实体项目引入校园。学生以项目小组形式承接企业订单,全程参与方案策划、内容创作、数字制作、成果落地等工作,在实战中完成知识转化与能力提升。针对跨学科人才培养,学校组建跨专业实训营,围绕在地文化开展文案创作与数字化转化,开发文创产品、文旅短视频、线上小程序等轻量化作品,为县域文旅运营、文旅电商等岗位输送复合型人才。

在师资建设方面,学校打造“高校专任教师+行业技术专家+非遗传承人”三师教学团队。一方面组织校内教师深入企业挂职锻炼,把一线实操经验、真实产业案例转化为教学资源,推动科研课题对接产业需求;同时聘请企业高管、技术骨干、非遗大师参与人才方案修订、课堂授课与毕业设计指导,补齐专任教师产业实践短板。在考核评价上,学校摒弃单一卷面考试模式,推行多元综合评价体系,综合参考课程成绩、项目成果、竞赛奖项、企业评价等指标,以行业标准校准人才培养方向。四方协同的育人模式,实现了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衔接,着力培养“即岗即用”的实战型数字文旅人才。

深耕教改结硕果 育人产业双向赋能

经过10余年持续探索与5年全面实践,学校“文化为根、数智为基、协同为枢”的育人模式成效凸显,实现了人才培育提质与产业升级赋能的双向共赢。

人才培养层面,学校旅游管理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办学实力持续增强,对口就业率多年位居山东省前列。大批毕业生投身智慧景区运营、非遗数字化、数字文创、乡村文旅规划等紧缺领域,凭借扎实的文化功底、熟练的数字技能和突出的实操能力,赢得用人单位广泛认可。在校学生依托校企实战平台踊跃参与各类文旅赛事,斩获多项国家级、省级奖项;学生创作的文旅规划方案、非遗数字展厅、乡村文旅宣传片等成果,先后落地山东省10余个地市的景区、乡村与文博单位。面向全校开展的通识育人工作,也培养出数百名跨学科文旅人才,充实了地方文创、文旅新媒体等岗位的人才队伍。

产业服务层面,学校教研团队深度参与山东省黄河文旅带建设、乡村文旅提质、古村镇数字化保护等省级重点工程,参与地方文旅规划、行业规范编制、项目评审等实务工作。师生研发的数字文博系统、非遗线上展馆、乡村智慧文旅解决方案等成果落地应用,有效助力区域文旅产业摆脱同质化困境,推动本土文化资源实现数字化、产业化转化。该育人模式获评山东省文旅产教融合典型范例,相关改革思路被省内多所高校借鉴参考,发挥了良好的示范辐射作用。

面向文旅强国与数字产业长远发展,复合型数字文旅人才是激发文旅领域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人才培养改革也需要久久为功、持续推进。下一步,山东师范大学旅游管理专业将继续坚守“文化为根、数智为基、协同为枢”的育人方向,持续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资源,完善文化资源产业化转化课程体系;紧跟AIGC、数字孪生等前沿技术迭代步伐,不断更新数字化教学内容;持续深化四方协同育人机制,做实全链条产教共生。

学校将以新文科建设为契机,打破学科壁垒、联通教学与产业,拓宽文化数字化活化路径,持续培育大批懂文脉、精技术、善实干的高素质数字文旅人才,以高质量人才供给助力全国文旅产业转型升级,为文旅强国建设贡献高校力量。

(孙凤芝 史洁)

第09版:文化新闻3 篇

持续拓宽中国图书走向世界之路

——第三十二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综述

展示中外图书22万种,举办文化活动1000余场,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参展,30万人次入场参观……

6月21日,为期五天的第三十二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以下简称“图博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圆满落下帷幕。本届图博会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承办,以“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阿联酋担任主宾国。

“以书之名”的文化盛会

是图书博览会,也是一场“以书为名”的文化大展——图博会海外展商超1100家,国内展商超600家,展览总面积达6万平方米,充分展示“十四五”以来国内出版的精品力作,彰显新时代出版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

《永乐大典》《敦煌文献全集》《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儒藏》……步入图博会特设的“激活经典 熔古铸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展”,可以一览近年来众多古籍高质量整理出版成果。据策展方国家图书馆工作人员介绍,本次展览依托《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书目,展线顺序以经史子集四部体系进行编排,以传统学术规范勾勒中华文脉整体面貌。展品数量多达400余种,包括多种重要古籍复制件、影印本,以及各类优秀古籍出版成果。

名社大社好书纷呈,中国出版集团展台重点展示《习近平引用诗词释读》《习近平扶贫故事》《长征(上、下)》《中国共产党历史百科全书》等主题图书,以及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品图书,集中展示《复兴文库》、“百科三版”、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等重点项目最新成果。

记者在现场看到,绘本展、艺术书展、插画展、美食书展、世界礼物市集作为图博会五大特色展区,依旧延续往年热度。此外,多个地方展台创意迭出,既具时代特色,又贴合当下阅读潮流,吸引了大量读者驻足阅览。

今年4月,中国绘本画家蔡皋荣膺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湖南展台借用蔡皋绘本《桃花源的故事》的视觉元素,打造“桃花源”主题。6月17日,蔡皋作品国际版权推荐会在这里举行。她说:“应该让世界知道,中国人有很精湛的美学理想。”

近期,侨批、潮汕文化成为热点,广东展台以“一纸侨批 半世相思”为主题,展出近百种侨批类图书与侨批实物。广西、北京展台也在显著位置展示相关图书,如《潮汕侨批集成》《侨批》《平安批》等,满足读者的阅读兴趣。

走进香港展台,宛若步入诗人也斯笔下的旺角街头,这里成为图博会“热门打卡点”。展台以“城迹文脉:香港文学散步”为主题,邀请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团队策展,图书展示升级为艺术展览,读者可沿着香港文学地图漫步,还首设VR体验区,多维度呈现香港城市记忆。

人文社科图书为“走出去”最强领域

图博会期间,一批彰显中国价值理念、承载时代精神的主题出版物实现版权输出,或以多语种形式直接向国际读者发布。

中国出版集团《习近平扶贫故事》荷兰语版签约,《百年道路》阿拉伯文版、俄文版、葡萄牙文版首发;新华出版社举办《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多语种出版交流座谈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与圣智集团共同举办《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丛书》英文版新书发布会……主题图书不断向更多小语种市场拓展,助力国际社会进一步了解中国、读懂中国。

6月17日,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与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发布的《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报告》指出:“海外馆藏前30强出版社多聚焦人文社科领域,这是长期以来中国出版在国际出版市场上竞争力最强的领域。”数据显示,2025年度共有452家出版机构的12778种图书进入海外图书馆系统,与上年度相比增加939种,这是海外馆藏总量在连续十年下降后首次回升。报告还发布了2025年度中国大陆出版机构入藏海外图书馆品种排行榜,前5位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557种)、中华书局(464种)、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399种)、商务印书馆(371种)、上海古籍出版社(330种)。

6月17日,“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外译成果发布,包括《走向“十五五”的中国经济》《二里头考古六十年》《中国天文考古学》英文版等多部图书。加拿大皇家柯林斯出版集团法语图书总编葛妮表示,长期以来,法语世界缺少来自中国学界的原创历史著作,在翻译《(新编)中国通史纲要》与《中华文明史简明读本》的过程中,中法专家团队反复推敲,力求精准传递文化内涵。两部著作将走进法语高校与图书馆,让法语读者直接聆听中国史学的声音。

“图书外译是跨越语言与文化的重要桥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季为民表示,构建兼具本土特色与世界视野的知识体系、推动优秀学术成果走向世界,是社科领域与出版行业共同的责任。

据主办方统计,截至书展闭幕,图博会共达成中外版权贸易协议(含意向)2835项。其中,各类版权输出协议和意向1959项、引进协议和意向754项、合作出版协议和意向122项。社科类、儿童类、科技类图书的版权贸易量居前三位。

共议全球文化与出版前沿议题

“AI能否替代文学?”

“能替代不好的文学。”

6月21日,作家刘震云在“文心与匠心”对话活动中,如是回答主持人的提问。他认为,AI看似是一种新的高智能工具,但其产出的内容是对过去的总结,而不是对未来的创造,“独特的作家,他的个性与风格是别人无法替代和模仿的”。

文学与AI,是图博会两大热议关键词。多场文学活动一票难求,刘震云、余华、阿来等名家领读经典,畅聊创作日常,探讨翻译的可能性与边界。数百场活动为全民阅读注入新活力。

图博会上,“AI驱动出版业系统性变革”成为前沿议题,多场活动中,中外出版人深入探讨全球出版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如果一个角色、一幅插画、一段文字、一套创意概念由AI生成,或经AI大幅改写,哪些部分可以受到版权保护?谁是作品创作者?版权归属何人?哪些内容可以对外授权、跨媒介改编、全球发售?”在6月18日举办的“世界童书论坛”上,博洛尼亚书展总监埃莱娜·帕索利指出,人工智能的介入让整条版权链充满不确定性。出版业普遍认为,必须明确区分“AI辅助创作”和“AI独立生成内容”,但目前界定标准始终难以统一。为此,必须确保作品来源可追溯,厘清哪些环节由人类原创,哪些环节使用了AI。

6月18日举办的“2026北京国际出版论坛”上,法兰克福书展副总裁柯乐迪指出,AI为出版业带来显著机遇,同时也带来严峻挑战。出版商肩负着对文化、作者和社会的责任,唯有以这份责任指引行动,才能在技术变革中守护好出版的核心价值。

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创办于1986年,2026年恰逢40周年,作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图书及版权展会,已稳居“世界第二大书展”地位。四十年来,这一国际舞台促进思想碰撞、深化文明互鉴,让中国书籍不断走向世界,也让世界各国优秀书籍走进中国,持续发挥着全球文化与出版风向标的平台作用。

(本报北京6月21日电 本报记者 陈雪)

全国职工红色主题阅读活动启动

本报北京6月21日电 记者任欢从中华全国总工会获悉,“重走长征路 书香悟初心”——全国职工红色主题阅读首场活动日前在四川泸定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举行。全总同步发布了职工红色阅读、爱国主义教育主题观影、红色思政课征集、“红心向党”职工文艺创作展演等系列活动,汇聚职工奋进“十五五”的磅礴力量。

活动在沉浸式舞台剧《七律·长征》中拉开序幕,生动再现了“大渡桥横铁索寒”的英勇历史场景。随后围绕“高原铸魂”“巴蜀传薪”“烟火砺行”“强国兴邦”四个篇章依次展开,通过阅读分享、情景诵读、诗歌朗诵、合唱等形式,展现了不同行业劳动者坚守初心、实干奉献的精神风貌。

在阅读分享环节,全国劳动模范、“时代楷模”其美多吉结合阅读书籍的感悟,讲述了自己数十年如一日坚守雪线邮路的经历;三星堆博物馆讲解员程静以《古蜀文明映匠心 文脉传承担使命》为题,分享了以匠心讲好中国故事的坚守;“最美外卖配送员”赵明阳结合奔波城市、服务民生的经历,畅谈《简读长征》给予他的精神力量;四川省劳动模范冯攀龙讲述了拜师学艺、攻坚型号任务的历程。活动还以视频形式呈现了身残志坚的外卖骑手熊天宇坚持在送餐间隙读书、用书香点亮逆境人生的故事,令在场观众动容。

活动在《再唱山歌给党听》激昂旋律中达到高潮,全体演职人员与观众齐声合唱,深情表达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据了解,全总将组织开展20场“重走长征路书香悟初心”红色主题阅读活动,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长征精神,引导亿万职工在阅读中传承红色基因,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智慧和力量。

百余名专家学者共赴北京国际文学周

本报北京6月21日电(记者董城 通讯员李嘉梁)由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北京老舍文学院、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国内出版社、文化机构开展的2026北京国际文学周日前启动,百余名中外作家、汉学家与出版人齐聚首都,展开重点主题研讨、文学对谈、新书分享等42场跨文化对话活动。

本次国际文学周活动由“北京作家日”升级而来。6月15日起,来自17个国家和地区的22位作家、文学院联盟成员、汉学家、翻译家,将与近百位中国作家共赴文学之约,通过“作家驻留计划”“寻访北京”“文学之夜”等活动共筑文化交流互鉴的对话平台。

在6月16日举办的国际文学院联盟年会上,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等6所中外高校与北京老舍文学院签订合作备忘录,成为国际文学院联盟新成员,目前联盟会员已达11家。

依托“人民艺术家”老舍在世界文坛上的影响力,国际文学周下设“人民艺术家与世界的老舍——探索文学经典的国际传播路径”主题活动,吸引了12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以老舍及其作品为例,共同探讨文学经典在当代的跨文化解读与国际推广策略。

北京作家协会主席、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教授李洱表示,老舍不仅在英国创作出《赵子曰》等名篇,回国后又写下《猫城记》,中外融合的视野使他的作品在全球颇具影响。今天,重新审视老舍作品在世界各地的传播与经典化过程极具意义。

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马新明表示:“文学是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北京文联作为首都文艺界的桥梁和纽带,将持续深耕文学事业,推动北京文学精品涌现、人才辈出。”

第10版:综合新闻4 篇

构建全民反诈坚固防线

电信网络诈骗是典型的跨国有组织犯罪,已成为世界公害和全球性打击治理难题,也是影响我国群众幸福感、安全感的突出问题。

“2025年以来,各地、各部门综合采取侦查打击、行业治理、技术反制、宣防劝阻、国际合作等措施,依法开展打击治理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从2025年10月以来,我国电诈案件发案已连续8个月实现同比下降。”日前,公安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最新形势、特点,提示防范电信网络诈骗要点,号召进一步提升全社会的防诈反诈意识,推动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坚固防线。

电诈犯罪出现四个新特点

电诈犯罪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当前案件仍然多发高发。发布会通报,从诈骗手法来看,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

“以上10类案件占全部电诈案件的85%。”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介绍。其中,刷单返利诈骗发案最高,占所有电诈案件的25%;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损失最高,约占全部电诈案件损失的40%,损失百万、千万元以上的案件大多是这种类型。

朱磊介绍此类犯罪最近出现的4个新特点:一是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二是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三是使用专门的诈骗App实施远程盗刷;四是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和转移涉诈资金。

如何防范电诈犯罪

针对电诈新特点,公安部公布了防范提示:当有陌生人在网上试图与你建立联系时,一定要提高警惕,这很有可能就是诈骗的第一步;当有人诱导你下载和使用小众通联软件时,一定要提高警惕,这往往是犯罪分子设下的圈套;当有人让你点击陌生链接,脱离官方应用市场下载软件时,一定要提高警惕,这很有可能就是诈骗App;当有人让你提取现金、购买黄金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时,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都是诈骗。

“诈骗手法多,但电诈犯罪本身是一种可防的犯罪,宣传防范对减少发案至关重要。”朱磊表示,中宣部、公安部连续六年在全国组织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目的就是提升人民群众的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切实守住大家的“钱袋子”。

全链条拦截涉诈资金

“面对电诈违法犯罪新特点、新手法,信息通信行业自2025年以来,着力抓好‘事前防范、事中拦截、事后处置’的全链条防治。”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络安全局二级巡视员张正介绍。

打击治理方面,工信部用执法压实责任,持续开展反诈法落实情况执法检查。截至2025年底,“断卡”“打猫”及跨境通信业务治理的专项行动,累计核查处置涉诈高风险电话卡近2亿张、互联网账号超4亿个,协助公安机关缴获用于拨打诈骗电话的“插卡集群设备”21万个。

服务群众方面,工信部创新推出跨境业务按需办理、“一证通查”、境外来电提醒、12381涉诈预警劝阻短信、“反诈名片”等一系列反诈便民服务,提升反诈质效。

“提醒大家,如果有反诈名片标记的劝阻电话,应及时接听。”张正介绍,反诈便民服务以及使用方法,可查看近期发布的《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

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有的诈骗分子可能在部分群众不知情的情况下,窃取其银行卡信息用以接收或转移涉诈资金。对此,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副司长杨青介绍,为方便群众加强对银行卡的自主管理,人民银行指导中国银联在2022年6月推出“云闪付”“一键查卡”服务,为境内持卡人提供查询本人名下银行卡服务。截至今年5月底,“一键查卡”覆盖了18家全国性商业银行和450家地方性银行,累计生成查询报告超3000万份。

杨青表示,下一步,人民银行将指导中国银联持续优化功能服务,更好满足群众查询名下银行卡以及提升账户涉诈风险的防范需求,切实提升人民群众对金融服务的获得感以及提升防诈骗的意识。

“803反诈”智能体助力识别电诈套路

发布会上,上海警方开发的一款防诈反诈智能体,受到媒体关注。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介绍,2025年12月底,上海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正式上线面向全国14亿群众的App“803反诈”智能体。

该智能体集反诈智能问答、反诈资讯和“反诈辞典”于一体,以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诈骗场景为基础,以“文字+语音”的形式,实时为群众提供全天候反诈服务。群众可以从手机应用市场免费安装使用,借助该智能体学习反诈知识、甄别可疑涉诈信息、咨询反诈问题,足不出户就能掌握识骗技巧。

记者了解到,该智能体有场景判断和知识学习两大功能。场景判断功能可帮助用户识别诈骗场景、分析诈骗手法,并给出同类案例介绍。如提问“我在网上认识了一个网友,平时聊得很投机,但他最近告诉我他有内部投资渠道,收益率很高,让我下载一个App去充值投资。我能相信他吗?”这是一个典型的投资理财类的诈骗场景。智能体会给出相应的诈骗类型解析,并推送“803反诈”的相关宣传视频;知识学习功能主要提供反诈资讯和“反诈辞典”,其系统解析了10大类26小类高发诈骗手法,并同步更新反诈公众号、视频号内容,供用户自主学习。

“‘803反诈’智能体不只是一项技术应用,更是公安机关‘流量瓦解’主动防范理念的落地实践。”何恩斌表示,希望它能成为更多群众身边的“反诈卫士”,助推提升全社会识诈、防诈、反诈的能力。

(本报记者 彭景晖)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

本报北京6月21日电 记者訾谦从交通运输部获悉,端午假期三天(6月19日—21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5278万人次,日均为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其中,铁路客运总量4945.1万人次,日均为1648.4万人次,同比增长2.97%;公路人员流动总量59489万人次,日均19830万人次,同比下降0.4%;水路客运总量276.3万人次,日均为92.1万人次,同比增长1.16%;民航客运总量567.6万人次,日均为189.2万人次,同比增长0.60%。

广州海关举办“缉毒犬开放日”活动

本报广州6月21日电(记者张翼)21日,在第39个“6·26”国际禁毒日即将来临之际,广州海关举办“缉毒犬开放日”活动,现场安排了毒品样品和典型藏毒工具展示、识毒防毒技巧讲解、缉毒犬搜索展示、国门安全互动游戏等多项内容。活动通过线上、线下两种方式向广大市民讲授禁毒知识,倡导大家远离毒品、抵制毒品。

“缉毒犬开放日”是广州海关坚持多年的公益宣传活动。广州海关缉私犬队现有5名工作人员,驯养4条缉毒犬、1条缉枪犬、1条濒危物种搜查犬、1条防暴犬。这些缉私犬主要承担广州关区旅检、邮递和货运渠道的口岸巡查工作。近年来,广州海关使用缉私犬查获走私毒品案件200宗,缴获海洛因、可卡因、大麻等各类毒品超180公斤。

近年来,犯罪分子为牟取高额利润,想方设法逃避海关监管,走私毒品手法花样翻新,隐蔽性越来越高,但最终都难逃法网,受到法律严厉制裁。广州海关聚焦口岸重点渠道、重点风险领域,依托智能化查验设备、风险精准研判,提升精准查控能力;同时,强化和地方禁毒部门的联系配合,实现全链条打击。

今年前5个月,广州海关在转运渠道、旅检渠道和寄递渠道共查获各类毒品超540公斤,查获的毒品种类主要为大麻、可卡因、冰毒等,对毒品走私犯罪分子形成有力震慑。

天津港码头作业忙

6月20日正值端午假期,天津港码头一派繁忙有序的作业景象。新华社发

第11版:光明学人2 篇

艾思奇:忠诚的战士 真诚的学者

云南腾冲的艾思奇故居 资料图片

各种版本的《大众哲学》资料图片

学人小传

艾思奇(1910—1966),云南腾冲人。早年留学日本,1935年任上海《读书生活》杂志编辑,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到延安,历任抗日军政大学主任教员、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中央文委秘书长、《解放日报》总编辑。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副校长,兼任中国哲学会副会长。著有《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实践与理论》《辩证唯物主义纲要》等,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等。

艾思奇一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宣传和教育。他战斗在党的理论战线上,将革命与学术融为一体,被毛泽东赞誉为“党在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

左翼文化战线上的“战士学者”

艾思奇原名李生萱,1910年出生在云南腾冲一个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家庭,父亲李曰垓和长兄李生庄对他影响很大。怀揣“工业救国”的理想,他20岁时考入日本福冈高等工业学校,与此同时,也探索着哲学的世界,“总想从哲学中找出一种宇宙人生的科学道理”,直至读到马克思主义著作时才“豁然开朗”。留日期间,为更好阅读马恩著作,他刻苦自学日文和德文,还加入了中共东京支部组织的社会主义学习小组。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中断学业,愤然回国。他在致父亲的一封信中写道:“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势力的桎梏下,单讲建设工业能达到救国的目的吗?”1932年,他前往笼罩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之下的上海。虽然中共临时中央迁往中央苏区、上海中央局屡遭破坏,但国统区的共产党人仍坚持斗争。初到上海的艾思奇参加了反帝大同盟,于1933年写成第一篇哲学论文《抽象作用与辩证法》,发表在左翼文化总同盟的综合性月刊《正路》创刊号上。这篇文章得到理论界和读者的好评,也引起上海地下党组织的重视。当时,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在异常复杂的环境中独立探索,推动成立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等组织。为使艾思奇专心做好理论研究,文委委员杜国庠与社联领导人许涤新商量,将他的组织关系转入社联。自此,他以“艾思奇”为笔名,成为一名战斗的革命哲学家。

1934年,经社联安排,艾思奇进入《申报》流通图书馆工作,在“读书问答”栏目为读者答疑解惑。不久,该专栏独立为《读书生活》半月刊。伴随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许多人特别是失学失业青年迫切需要新的思想武器。当大众文化运动蔓延至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问题已不是空口谈“大众要不要读书”或“应该读什么书”,而是要“拿些什么给大众读”(征农《拿些什么给大众读》,载于《读书生活》创刊号1934年11月10日)。此时的艾思奇,是一个“生活经验尝得极少”的“书呆子”,甚至把理论“深化”看得比“通俗化”更重要。但面对革命斗争的需要,他丢掉“学者”身份,捡起“初学”心情,将大量精力花在“把生活和理论打成一片”上,在《读书生活》连载24期《哲学讲话》。这些文章于1935年底结集出版,以通俗笔法阐发专门理论,揭开哲学的神秘面纱,一经问世就受到广泛关注。

由于国民党限制言论自由,艾思奇在遣词造句、案例选用上煞费苦心,在修订第4版时将书名改为《大众哲学》。该书至今版本已超过90版,堪称中国出版界的一大奇迹。许多青年因此受到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进而踏上革命道路,有人感叹“一卷书雄百万兵”。

在上海左翼文化战线上,艾思奇把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批判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起来。他驳斥“生物之自然发生”的所谓“真凭实据”,捍卫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要自然科学基础的进化论。他写成《论黑格尔哲学的颠倒》《关于内因论和外因论》等文章,对叶青等人在辩证法论战中贬低、曲解、攻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言论进行有力批驳。1933年,国民党加紧对无产阶级的文化压迫,艺华影片公司被捣毁。在如此严酷的局势中,艾思奇坚守在哲学理论战线,对新的中国哲学思潮作“横的解剖”和“纵的展望”,大无畏地指出:中国哲学的新时代、有着无限“将来”的哲学思潮是“唯物辩证法思潮”。这一时期,年轻的艾思奇以犀利的笔锋深刻剖析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等思想,以战斗的姿态冲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坚定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谛。

延安窑洞里的“新哲学”

1937年,艾思奇同上海文化界一些知名人士辗转来到延安,受到热烈欢迎。延安许多地方张贴着“欢迎青年哲学家艾思奇同志”的标语,毛泽东高兴地说:“噢,搞《大众哲学》的艾思奇来了!延安来了这么多笔杆子,我们有枪杆子,两杆子结合起来,革命一定会胜利。”

这一时期,艾思奇与毛泽东经常一起讨论哲学、社会等问题。在读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时,毛泽东作了长达19页的摘录,指出此书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并就矛盾和差异问题与其探讨,问到“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38年,在毛泽东倡议下,延安新哲学会成立,由艾思奇和何思敬负责。延安新哲学会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组织,还集合各种哲学派别共同研讨,发挥着统一战线的作用。这一学会成立不久,毛泽东带头组织了一个哲学小组,艾思奇参与其中,讨论《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各种问题。

在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直接引导下,艾思奇的学术境界达到一个新高度。1938年4月,他撰写《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首次提出:“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运动”(《艾思奇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问题后,艾思奇发表《论中国的特殊性》等文章,批判陈立夫的唯生论、蒋介石的力行哲学和阎锡山“中”的哲学,将自己的哲学活动与中国现实的革命斗争密切结合。1943年,蒋介石抛出《中国之命运》后,他当即写成《〈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毛泽东要求加印10000本,“专发西安及沿途驻军”(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毛泽东年谱》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由此,艾思奇的“新哲学”研究工作实现了从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向中国化、现实化的拓展。

当时,延安干部队伍主要由土地革命时期的老干部和全国各地涌向根据地的青年人构成,中宣部决定编写一本讲述唯物史观的教材,对他们进行系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共产主义理论教育。1938年,时任中宣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秘书长的艾思奇与吴黎平合作写成《唯物史观》(在国统区出版时书名为《科学历史观教程》),许多机关将此书作为干部教育的主要材料。伴随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等部门机关和学校纷纷成立哲学研究会或研究小组,延安掀起一股哲学学习热潮。艾思奇被中宣部聘为小组辅导员,为其撰写学习提纲。这些提纲相当详细,前后达十几万字。为解决学习材料匮乏问题,艾思奇还主持编辑了《哲学选辑》,将延安所能见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和教程精华内容集中起来,构成整风运动第一阶段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的学习书目之一。

1942年进入全党整风阶段后,毛泽东要求摘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系统编成一本“思想方法论”,由艾思奇主持总编辑工作。接到任务后,他与同事们夜以继日开展编写工作,仅用一个多月的时间便如期完成。经毛泽东审阅后,《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出版发行,成为整顿“三风”的重要思想武器,并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列入十二本“干部必读”书目。

当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员

纵观艾思奇的生命历程,可以说他当了一辈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员。

早在延安时,应抗日军政大学师生的一再请求,艾思奇被任命为该校专职政治主任教员。同时,他还在陕北公学等院校任教,专教哲学课。这位当时已颇有名气的哲学家,丝毫没有名家的架子,不论是在教室还是露天广场,不论人多人少,他都力求把课讲好。1948年5月,艾思奇兼任华北大学哲学研究室主任,1950年担任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主任,还曾被聘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并“三进清华园”为高等院校师生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

1948年中共中央重建马列学院(后改名为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今中央党校)后,艾思奇调入该院,兢兢业业、踏踏实实教书,为党和国家输送了一大批干部。艾思奇后来担任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副校长,有人按职务称呼他“艾主任”“艾副校长”,他却说:“就叫我艾教员好了。”他常说,当好一个教员很不容易,“尤其是当好马列主义教员,更难,不仅要熟谙马列主义各门学科,还要懂得历史和现状,更重要的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卢国英《学者和战士》)。

在中央党校工作期间,艾思奇承担了大量教学和教材编写工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建设作出开拓性贡献。在课程方面,他授课涉及广泛,包括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辩证法、西洋哲学史等。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社会发展史”。1948年,为迎接全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提高干部理论水平,艾思奇毅然中断了撰写一部有分量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心爱工作,全身心投入“社会发展史”课程的教授。他从“猴子变人”讲到劳动创造人类世界和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变革,深入浅出,有材料有观点;他常讲常新,根据不同对象“有的放矢”,有学员回忆说,“听他的课,并不使人感到有什么负担,笔记下来,就是一篇工整的文章”(陈仲平《怀念尊敬的老师和战友》)。艾思奇还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系列讲座,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在广播里向大众宣讲党的哲学理论的第一人。讲稿整理出版后还被翻译成日文,其影响力不亚于《大众哲学》。针对大众学习哲学过程中面临的一些问题,他撰写多篇文章并结集为《从头学起》出版。此外,艾思奇一直关注着自然科学的发展,提倡哲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在他的建议和支持下,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开设了“自然辩证法班”和“逻辑班”,他亲自制定教学计划、上台讲课,为构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体系作出重要贡献。

在教材方面,1954年,艾思奇在辩证唯物主义课程基础上初步写成内部教材《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1957年修订后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教材贯彻理论紧密联系中国实际的原则,围绕“什么是正确的认识”“如何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两大主题作具有内在联系的结构安排,还得到苏联读者的好评。对此,艾思奇始终保持谦逊谨慎的态度,他说“我以后还要不断修改”,这是“我们党培养的功劳”(参见卢国英《智慧之路——一代哲人艾思奇》)。1960年,在党和国家决定组织力量编写中国自己的高校文科教材之际,艾思奇被委任为哲学专业教材编写组组长。他总结既往经验教训,提出相当的稳定性、比较准确简练、对象适应性、学术上百家争鸣等编写原则。(参见艾思奇《关于哲学教科书的一些问题》)在其主持下,《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于1961年正式出版,是新中国成立后首部系统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此外,在艾思奇指导下,自然辩证法班和逻辑班的学员分别编成《自然辩证法提纲》和《形式逻辑学提纲》《辩证逻辑提纲》,对国内相关领域研究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从上海左翼文化阵地的笔锋鏖战,到延安窑洞里的哲思激荡,再到北京中央党校讲台的潜心耕耘,艾思奇“诚心诚意做学问”,致力于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党和人民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武器,是当之无愧的“党在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

(作者:吕晓莹,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讲师)

哲学“就在千万人的日常生活和思想里”

——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仰者,艾思奇终生战斗在哲学理论战线。在捍卫、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时,他结合中国实际,提出“哲学的中国化和现实化”的号召,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作出重要贡献。

为大众揭开哲学的面纱

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伴随西学东渐的潮流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其中便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迅速传播提供了阶级和社会基础。然而提到哲学,许多老百姓往往望而却步,认为其虚无缥缈、神秘难懂,与日常生活毫不相关。这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难以被群众掌握并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强大力量。

针对这种现象,艾思奇表示,哲学并不神秘,而是“就在千万人的日常生活和思想里”。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革命的、科学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思想武器,只有通过人民群众的实践才能发挥改变世界的作用;而人民群众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获取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实现自身的解放。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人民群众的双向奔赴,艾思奇通过著书立说、讲授课程,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走进群众头脑,成为群众的锐利思想武器。

艾思奇一生著作等身,其中最为知名的当数《大众哲学》。此书一改过往哲学书籍晦涩难懂的状况,将通俗性与科学性相结合,运用生动鲜活的大众化语言、群众日常生活中的实例和传统文化素材讲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道理。例如,谈认识论,用“照相”作比喻,谈现象和本质的关系,用《西游记》中孙悟空的“七十二变”来打比方,用“猫是为吃老鼠而生的”等群众日常生活中的事例作标题,揭开了哲学神秘的面纱,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得到广泛传播和普及。至新中国成立时,《大众哲学》已先后印刷32版,一批又一批在黑暗中徘徊、在痛苦中思索的年轻人正是在《大众哲学》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艾思奇曾任教于陕北公学、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延安马列学院、华北大学、马列学院(后改为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今中央党校)等多所学校,以课堂教学的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他还到许多其他单位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从1952年起在北京大学担任了5年客座教授,重建了北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主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不少知识分子正是在艾思奇的帮助下实现了向马克思主义立场的转变,任继愈就评价道:“艾思奇同志在北大讲课,大约5年,把马克思主义普及到高等学校,在北大哲学系留下深刻的印象,和高等学校的知识分子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艾思奇同志功不可没。”艾思奇也积极向社会公众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1950年,他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邀请,播讲《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各地收听这一讲座的听众达50多万人,讲稿经修改后由三联书店出版,发行32万册。这对于广大群众确立革命的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回答中国问题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的这句格言生动诠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属性和战斗属性。不同于把心思空费在名词术语推敲而脱离客观现实的书斋哲学,艾思奇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仅要说明世界,而且把主要的任务放在变革世界方面”。他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为解决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的实际问题服务,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化。

艾思奇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服务于中国现实问题的主张,首先表现为他对民族救亡的思考。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使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针对一些人无暇理会哲学问题、认为哲学无助于抗战救国的现象,艾思奇认为民族解放运动不仅包括武装斗争,哲学也应当“和这运动联系起来,担负起一部分的任务”,正确的哲学运动“可以从思想方面的基础上帮助我们的团结,防止自己的分裂,使我们抗敌的力量迅速地坚强起来”。他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民族解放运动的镜子”,提出把哲学研究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实践任务联系起来,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服务现实的作用。

在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现实问题的指导作用时,艾思奇始终不忘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艾思奇十分清楚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国家和民族中因客观条件的差异而具有各种特殊的表现形式,如果只靠马克思主义的抽象法则而不顾每个时代和社会的特殊具体形式,“任何正确的法则都会变成空洞无聊的公式,都不会有丝毫的真理性”。他认为,所谓精通马克思主义不仅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同时是指“能在一定的具体环境之下实践马克思主义,在一定国家的特殊条件之下来进行创造马克思主义的事业”。

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解决中国问题,不能把固定了的哲学理论当作支配一切的死公式,而是要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在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时不断创造适合中国国情的新理论。对此,艾思奇有过形象的表达:“我们从别人的研究成果里找到正确的哲学,于是就把它接受过来。但我们接受它,是像吃食一样,要能够把它消化,使它适合我们自己身体的应用,成为我们自身的一部分。我们不能像鹦鹉一样把别人的东西背诵得出来就算,而是要能够把它变通地应用到我们自己周围的事物上,这样一来,别人的正确的东西才和我自己的思想有活的联系,使我不至于孤立起来,同时别人的东西也就可以说是成了我自己的东西。”这与毛泽东始终强调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主张是一致的。

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本土化

为满足广大干部和青年学生深入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需要,艾思奇编撰了多部具有鲜明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凝结了他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心血,其中他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最为深远。这部1961年正式出版的著作,是新中国第一部全国统一的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既吸收了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成果,又紧密联系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充分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新发展,在整体架构、内容安排和表达风格上都带有中国化的特点,成为后来全国高等院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的蓝本。

新中国成立后,艾思奇撰写了多篇文章,介绍阐释《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多次作辅导报告,向公众普及毛泽东哲学思想。他在修订《大众哲学》时,引用了毛泽东的“甘当小学生”“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等一系列标志性哲学论述和观点,既使自己的著作更加形象、更有深度,又促进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广泛传播。他编撰的《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等哲学教材也充分吸收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将其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有机结合,把毛泽东哲学思想成体系地呈现出来,对于人们系统准确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发挥了突出作用。

在数十年学术生涯里,艾思奇致力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本土化,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进行了初步探索,为构建马克思主义自主知识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裴植,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第12版:国际新闻5 篇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筑牢人才根基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治理体系深度调整,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企业出海的步伐持续加快,对高素质国际化人才的需求愈发迫切。全球胜任力是国际人才的基础能力,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为其树立了根本价值坐标,指明了人才培养的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球治理与涉外人才培养的重要论述,明确了新时代全球人才的素养标准。外语院校作为国际化人才培养的主阵地,理应扛起时代使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培育能力过硬、价值端正、胸怀天下的复合型人才,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筑牢人才根基。

把握新型全球化对人才能力的新要求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当今时代特征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这一判断的核心在于一个“变”字: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西方国家主导全球治理数百年的格局正在被打破。与此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突飞猛进,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正在重塑人类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地缘政治风险、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全球性挑战交织叠加,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当今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面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持续危害,旧有的治理理念与制度安排日益暴露出其结构性不公与不可持续性。与之相对,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的新型全球化正在蓬勃兴起。新型全球化不是靠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开路,而是靠规则、协商与合作推进;不是对别国的奴役和掠夺,而是对多样文明的尊重与互鉴。在这一进程中,中国从“被全球化”的被动参与者,日益成长为主动贡献者、积极引领者,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注入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步伐不断加快,对高素质国际化人才的渴求空前迫切。企业大规模出海,需要既懂专业又通语言、既熟悉国际规则又善于跨文化沟通的复合型人才;深度参与全球治理,需要能够参与议程设置、规则制定的领军人才;推动中外文明互鉴,需要能够讲好中国故事、促进民心相通的使者型人才。这些人才,不能仅有外语能力和专业技能,更要具备坚定的政治立场、宽广的全球视野、深厚的家国情怀以及跨文化共情的智慧与温度。

对照现实,我国在全球胜任力人才供给上仍存在明显短板。传统外语人才培养模式偏重语言文学,对国际政治、世界经济、区域国别等综合性内容覆盖不足;专业教育普遍缺少跨文化能力的系统训练。因此,深刻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特征,清醒认识新型全球化对人才能力的新要求,正视当前人才培养的不足与短板,是新时代推进全球胜任力教育的前提和起点。只有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才能真正理解“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为后续价值坐标重塑、核心素养提炼和实践路径探索奠定坚实的时代基础。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重塑全球胜任力价值坐标

全球胜任力概念发轫于西方,其传统框架多将其窄化为跨文化交流、国际规则运用等单纯工具性能力。与之形成鲜明区别,我国所倡导的全球胜任力,坚持能力素养与价值引领有机统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精神内核。它要求涉外人才既要掌握参与国际交往的专业本领,更要恪守平等互鉴、合作共赢的价值立场,这也是中外全球胜任力培育理念最本质的差异。培养具备全球胜任力的新时代人才,首要便是回答“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而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正是立足当下时代作出的科学回应。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理念。2023年12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明确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科学体系的“四梁八柱”:以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努力目标,以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为实现路径,以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普遍遵循,以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基本支撑,以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战略引领,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这一科学体系从中国倡议扩大为国际共识,日益成为引领时代潮流的光辉旗帜。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根本上重塑了全球胜任力的价值坐标。西方传统框架下的全球胜任力,往往强调个人对全球化规则的适应与服从,背后是资本逻辑和霸权秩序的延伸。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要求全球胜任力人才必须具备全新的价值取向:不是单向适应,而是双向理解;不是零和博弈,而是合作共赢;不是霸权服从,而是平等尊重;不是文明优越,而是文明互鉴。

近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从四个维度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框架,也为全球胜任力人才培养明确了方向:推动共同发展的责任感、维护共同安全的大局观、文化共情的包容力和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力。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全球胜任力培养,是人才培养价值取向的根本性重构。它要求我们将价值引领置于能力培养之上,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内化为全球人才的深层素养,将服务人类共同福祉作为全球人才的根本追求。只有树立正确的价值坐标,才能真正培养出既具备全球竞争力、又胸怀人类命运的时代新人。

勇担培养全球胜任力人才的历史使命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型全球化的时代呼唤,外语院校必须勇担培养全球胜任力人才的历史使命。这既是对国家战略的主动回应,也是自身转型发展的内在要求。外语院校的独特优势在于,语言不仅是沟通工具,更是跨文化共情的桥梁;区域国别研究则是深度理解对象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学术根基。这一不可替代的根基,决定了外语院校在全球胜任力培养中肩负着特殊使命。

首先,推动学科转型,重构人才培养的内容结构。传统外语院校长期以语言文学为核心,难以满足复合型全球胜任力人才的需求。必须从“语言文学导向”转向“语言+区域国别+全球治理”的内容结构,将国际政治、世界经济、比较法律、跨文化传播等纳入教学体系。要打破单一语种、单一学科的壁垒,构建跨学科课程群,使学生在精通语言的同时,系统掌握对象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知识,具备参与全球事务的综合素养。教育部已明确将区域国别学列为一级学科,外语院校应抓住这一机遇,加快学科布局优化,以学科建设支撑人才培养。

其次,深化产教融合,构建校企协同的育人机制。企业出海是新型全球化的重要实践,也是全球胜任力人才需求最为迫切的领域。外语院校应主动与走出去的企业建立合作,了解企业人才需求,共同设计培养方案,共建实习实训基地。要探索“订单式”培养、联合培养等模式,使学生能够在真实场景中锻炼跨文化沟通、法律合规、市场开拓等实践能力。只有将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紧密对接,才能培养出企业“用得上、留得住、发展好”的全球胜任力人才。

再次,创新培养模式,建立科班培养与在地速成相结合的双轨机制。全球胜任力人才缺口巨大,仅靠常规的四年制本科教育难以满足快速增长的需求。外语院校应发挥语言优势,开设面向在职人员的短期培训项目,针对企业外派人员、涉外管理干部等开展在地化培训,帮助他们快速掌握目标国家的语言文化、法律规则和商务礼仪。同时,积极推进与海外高校、中资企业联合建立海外培训基地,实现“在地培养、在地实践、在地扎根”。双轨并行的培养模式,既能保证高端人才的系统培养,又能满足大规模、多样化的人才需求。

最后,强化价值引领,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全球胜任力不只是能力,更是责任与担当。外语院校必须在课程思政、第二课堂、社会实践等各环节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全球视野和跨文化共情能力。要鼓励学生参与国际组织实习、国际志愿者服务、模拟联合国等活动,在实践中体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唯有当青年一代真正理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与共,才能自觉肩负起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重任。

外语院校因语言而立,因时代而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外语院校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勇担培养全球胜任力人才的历史使命,为新型全球化贡献教育力量,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源源不断的人才活水。

(作者:尹冬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上海高校智库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院院长)

日本的“谎言工厂”遮不住历史真相

【鸣镝】

6月18日,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拒不反省,还把臭名昭著的731部队美化为“从事卫生研究的单位”,大搞历史修正主义,极力掩盖真相、淡化否认罪责。其根本目的是否认历史定论,挑战以二战胜利成果为基础的战后国际秩序,这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威胁。

实际上,过去一段时间以来,日本政府利用认知战手法掩盖真相、歪曲事实的暗流涌动。前不久,日本《朝日新闻》接连刊发多篇深度调查报道,揭露日本最大众包平台CrowdWorks上,长期挂出“反华”“批判中国”主题的新媒体产品制作外包订单。

这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日本右翼势力依托专项资金、众包平台与人工智能技术,对周边国家大搞认知战,同时系统性毒化日本国内历史认知的舆论黑产业链的冰山一角。

这场瞄准历史记忆、服务扩军野心的新型舆论攻势,正在网络空间批量炮制虚假内容,歪曲二战史实。但无论技术如何迭代、谎言如何包装,历史真相都不容篡改。

这条黑产业链的运作模式,堪称现代版“谎言工厂”的标准化作业。在CrowdWorks上,发包方提供极其详细的“操作指南”,将视频制作细分为脚本编写、封面图制作、AI生成素材、后期剪辑等多个独立环节。即便制作者对中国没有任何了解,只要按照指南向AI软件输入简单指令,短短几分钟就能生成一条极具煽动性的虚假视频。在变现层面,制作并发布一条“反华”视频的广告单价约为每千次播放1000日元,远高于其他内容的300日元,播放量达标后还有额外奖励。这种将仇恨言论制作流程拆解、量化激励的工业化模式,使谎言得以海量、低成本地产出与扩散。

支撑这条黑色产业链的,是日本官方雄厚的资金与系统的政策配套。自2015年以来,日本外务省以“海外战略信息传播”为名,累计投入超过560亿日元预算,用于对华舆论抹黑和歪曲二战历史。这笔巨额专项资金,为网络水军、AI视频制作者提供了稳定的经济来源,使得认知战从零散行为升级为国家资助的系统性工程。与此同时,日本右翼势力在国内持续推动篡改历史教科书,将日军对中国的“侵略”模糊为“进出”,用“南京事件”掩盖“南京大屠杀”的事实,甚至将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美化为所谓“昭和殉难者”。在日本官方编制的儿童版《防卫白皮书》中,中国被刻意描述为“军事威胁”,政府还鼓励使用战前军国主义教育文件作为教材。

从线上AI视频的病毒式传播,到线下教科书的悄然篡改,一场针对国民历史记忆的“毒化”工程正在全方位推进。更为严峻的是,这套舆论操弄体系已与日本国家战略深度绑定,成为其突破战后体制、加速扩军备战的“舆论先行官”。一方面,日本依托AI技术,海量炮制渲染“中国威胁论”,为修宪扩军制造民意基础;另一方面,加紧扩军备战步伐,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加速进攻性情报整合,部署针对他国的进攻性武器等。每一步突破,都有海量虚假舆论先行铺路,用谎言掩盖其扩军的实质。

近期曝光的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更是将这种进攻性倾向暴露无遗。该白皮书延续并升级了对华强硬措辞,将中国污蔑为其“最大战略挑战”,其表述已从过去的“警惕”转向赤裸裸的“敌对预设”。与此相应的是,日本最新防卫预算已突破9万亿日元,连续14年刷新战后历史最高纪录,人均防卫费达到中国的3倍,防卫费占GDP比重已飙升至2%,甚至还要进一步提升至3.5%。炒作“中国威胁”不过是为其修宪扩军、彻底挣脱战后国际秩序束缚而炮制借口。

历史是一面镜子。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同样擅长操纵舆论,通过编造谎言为其侵略行径开脱,最终将国家引向毁灭的深渊,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如今,日本右翼势力企图借助AI技术这层“科技面具”重操旧业,为其罪恶滔天的侵略历史“漂白”、为军国主义招魂,这无异于在人类文明的底线上玩火,必将反噬日本自身。

企图用AI技术为军国主义招魂的阴谋,无论包装得多么精巧,最终都将被历史的滚滚车轮无情碾碎。真相不容篡改,战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绝不容践踏。日本政府与其耗费巨资、绞尽脑汁地编织谎言、毒化认知,不如拿出勇气,直面那段给邻国带来巨大痛苦,也给本国带来惨痛教训的历史。只有彻底清算历史罪责,真诚反省侵略罪行,日本才能真正卸下历史包袱,赢得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的信任。正视历史,方能走向未来;真心悔改,才有和平可言。这是历史的必然逻辑,也是日本唯一正确的出路。

(作者:李曾骙)

法国“科技万岁”科技创新展闭幕

法国“科技万岁”科技创新展6月20日在巴黎闭幕。法国“科技万岁”科技创新展创立于2016年,是科技创新和初创企业的重要展示平台。图为一名男子在“科技万岁”科技创新展上体验VR设备。新华社发

森林深处的“帐篷教室”

“今天见到你,我们很高兴。”还未走进森林深处的教室,孩子们悠扬的歌声已伴着微风入耳,他们齐声重复着正在学习的语句。

说是一间教室,但其实就是一顶用树枝和破旧布料搭建的帐篷。

这是位于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塔朱拉地区的一座难民营,至少200名来自苏丹的难民聚居于此。在这片灰蒙蒙的营区内,“帐篷教室”外顶上五颜六色、层层叠叠的毯子,点缀了些许亮色。教室外,一些孩子赤脚嬉戏,跑过之处无不卷起一层尘土。

掀开帘子走进教室,孩子们席地而坐,3根细长木棍为这几十人的“小合唱团”撑起一片享受片刻美好的小天地。

歌声中带着几分欢乐的笑声。一些孩子睁大眼睛望着黑板,一些孩子在纸片上写写画画,紧紧抓住学习每一个字的机会。

角落里,11岁男孩扎费尔·阿里衣着简陋,脸色略显苍白。他的右手缠着纱布和绷带,遮住了手指和前臂上的伤痕。

“我的爸爸在(苏丹西部)法希尔失踪后,我就跟着妈妈和弟弟妹妹们来到利比亚。”作为家中长子,阿里很小的时候就被迫辍学打工。为了每天只有几个利比亚第纳尔的报酬,他需要到一处难民集散地打零工,在那里,“有几个我不认识的人打伤了我”。

阿里抬起受伤的右手说道:“我可能再也握不住笔了。”尽管如此,当他谈起这间教室时,眼中仍闪过一丝淡淡的光。对他来说,这里不仅仅是一个学习场所,还是一个短暂的避风港,藏着让他重拾童真的机会。

阿里的遭遇并非个例。

“大家唱得不错!我们再来一遍!”领唱者、年逾六旬的马布鲁克·努恩充满笑意。他拿着粉笔指着黑板上的单词逐词纠正孩子们的发音。对努恩而言,教书是他重建生活的方式。

“多年来,我都在逃离苏丹各地的战火,从喀土穆辗转到法希尔,之后逃往乍得,后来又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穿越沙漠进入尼日尔。”走投无路之下,他最终抵达利比亚。

但安宁远未到来。在利比亚西北部,他被一个武装组织绑架,囚禁长达两年,直到一位亲戚支付赎金才将他解救出来。在获救后,当他尝试开启新生活时,一场大火烧毁了他在塔朱拉的小屋,一同烧毁的还有包括身份证件在内的所有家当,“我成了一个没有身份的人”。

在失去一切后,努恩得到了一位难民同伴的建议:与孩子们相处,教他们读书,在希望中重新出发。于是,在几乎没有任何资源的情况下,努恩决定在森林里搭一间教室,为无法入学的孩子们提供学习机会。

他希望通过教授英语和阿拉伯语,尽最大努力帮助孩子们获得知识。他说,他不仅仅是想教一门课程,“更想让孩子们受尊重,希望他们能够有美好的未来”。

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自2023年4月苏丹爆发冲突以来,已有近56万名苏丹难民进入利比亚。

“今天见到你,我们很高兴。”孩子们的歌声仍在难民营中回响。这间森林深处的教室,依然让历经艰辛与无助的难民们努力守住希望。

(据新华社的黎波里6月21日电 记者周昊瑾)

瑞士比尔根山高度警戒迎接美伊谈判

经过几番改址、一再延期,依据美国和伊朗停战谅解备忘录进行的美伊技术性谈判定于21日在瑞士中部下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美伊双方以及调解方代表正陆续抵达瑞士。比尔根山区域戒备森严,包括道路封控和空中警戒在内的安保措施不断加强。

本次谈判地点在比尔根山度假村,由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和伊朗共同提议。记者看到,位于山顶的度假村三面环水,进出道路有限,地理位置非常便于实施空域和地面管控。为确保安全,瑞士联邦政府已批准增派约2000名军事人员。谈判期间,比尔根山周围46公里半径范围内实施空域限制,瑞士空军执行空中警戒并加强空域监控,道路交通、徒步路线加强管制。

记者19日中午驱车前往比尔根山。在距离山顶度假村约两公里处,持枪警察已将道路封闭,禁止社会车辆进入,各国记者只能在警戒区外的空地上进行报道。现场可以看到随时待命的消防车辆。所有上山车辆均须停车接受检查,驾驶员须出示个人证件,公交线路部分路段停运,上山观光缆车也临时关闭。

20日,记者再次来到半山腰的指定报道区,看到警戒线前的停车场已挤满各国记者车辆。瑞士政府严格限制本次报道的记者人数,只有涉谈判国的少数记者被批准进入会场新闻中心进行限时现场报道。直升机在度假村周围的湖面上频繁飞行巡逻。

20日下午,美国、巴基斯坦、伊朗方面陆续有消息传来,证实他们的代表团已经出发或者抵达瑞士,但记者被限制在警戒线之外,无法辨识进出车队是哪个国家的,也无法得知参会代表是否乘坐直升机直抵会场。

20日深夜,瑞士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证实,伊朗谈判代表团抵达瑞士苏黎世,将前往比尔根山。现场图片显示,伊朗谈判代表团的专机上印有“米纳卜168”的字样,以纪念2月28日在美以空袭中遇害的伊朗米纳卜小学168名儿童。

目前,美伊双方谈判立场尚存分歧,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关闭,双方各执一词。21日这场在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能否顺利进行,仍有待观察。

(新华社瑞士比尔根山6月21日电 记者王露、孟凡宇)

第13版:文史哲周刊·文学遗产3 篇

《三国演义》评点与《史记》

明清以来,随着小说的兴盛繁荣与《史记》的广泛传播,小说评点家常常把小说与《史记》联系起来,如金圣叹评点《水浒传》、张竹坡评点《金瓶梅》、冯镇峦评点《聊斋志异》等。清初毛宗岗与其父毛纶对罗贯中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进行修订与评点时,也是把《史记》作为重要的参考坐标之一。

就《三国演义》本身而言,受《史记》影响颇大。《史记》中的重要人物如项羽、刘邦、张良、韩信、萧何、廉颇、蔺相如等往往从小说人物口中自然说出。如第十七回袁术说“昔汉高祖不过泗上一亭长”,第三十一回关羽说“昔日高祖与项羽争天下”,第八十回汉献帝说“朕想高祖提三尺剑,斩蛇起义”,第一百一十九回姜维说“昔韩信不听蒯通之说”,等等。《史记》中的重要事件也在小说中重现,如第七十一回徐晃学韩信背水一战,第七十九回曹丕效仿汉高祖衣锦还乡,等等。《史记》中的一些情节在小说中也有继承和发展,如第四十二回张飞大闹长坂桥,颇似《史记》中项羽垓下突围;第六十一回刘备一方想在宴会上杀刘璋,宛如又一场《史记》中的鸿门宴;第八十六回邓芝面对孙权的油鼎,毫无惧色,仿佛《史记》中郦食其复活了。甚至小说中的人物语言,常常直接关联《史记》,如第十四回许褚连斩李傕二部将,曹操抚其背曰:“子真吾之樊哙也。”第七十回黄忠请求迎战夏侯渊:“昔廉颇年八十,尚食斗米,肉十斤,诸侯畏其勇,不敢侵犯赵界。”第九十一回赵云也说:“我虽年迈,尚有廉颇之勇。”特别是第九回王允杀蔡邕的理由是:“昔孝武不杀司马迁,后使作史,遂致谤书流于后世。”这些情况说明,《史记》对《三国演义》产生了重要影响。

正因《三国演义》与《史记》有许多内在关联,所以,毛宗岗评点时,把两者进行比较也就不足为奇了。他的评点,涉及《史记》的有三大方面:一是《读三国志法》;二是小说的回评;三是随文进行的夹评。

《读三国志法》对《三国演义》的结构、叙事、情节等进行总体评价,体现其评点原则。其中说:“《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而其叙事之难则有倍难于《史记》者。《史记》各国分书,各人分载,于是有本纪、世家、列传之别。今《三国》则不然,殆合本纪、世家、列传而总成一篇。分则文短而易工,合则文长而难好也。”(罗贯中著、毛宗岗评《全图绣像三国演义》)这是对二者的总体比较,认为《三国演义》在叙事方面继承了《史记》传统,并且有新发展,打破了国别以及不同阶层人物界限,结构也有不可分割性,说明毛宗岗注意到了小说和《史记》的不同之处,如同金圣叹评《水浒传》时所说:“《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毛宗岗《读三国志法》中总结的许多叙事方法,也都与《史记》有密切关系,并在回评和夹评中得到充分体现。

在具体评点中,毛宗岗往往把《三国演义》叙事笔法与司马迁的笔法相比较。如第二十八回回评:“刘、关、张三人两番聚散:一散于吕布之攻小沛,再散于曹操之攻徐州……三面之事,不能同时并叙,故取其事之长者,而备载焉,取其事之短者,而简括焉,史迁笔法,往往如此。”强调《三国演义》继承《史记》叙事写人时把握重点、详略得当的特点。第六十四回回评:“杨阜之与刘璋,风马牛不相及也,而寻原溯委,遂忽然夹叙陇西一段文字,却与五十九回之末遥遥相接。此等叙事宜求之《左传》《史记》之中。”《史记》写人时,往往把事件发生的内在、外在原因以及事件之间的联系揭示出来,并且前后呼应,线索缜密,评点者指出《三国演义》也继承了《史记》这个传统。第八十一回回评:“当关公显圣之后,便当接先主杀刘封,而中间忽有曹操患病、华佗被杀、曹丕袭爵、曹植赋诗一段文字以间之。及刘封既斩之后,便当接翼德被刺、先主伐吴,而中间又有献帝禅位、曹丕篡汉、成都闻变、孔明劝进一段文字以间之。其过枝接叶处,全不见其断续之痕,而两边夹叙,一笔不漏。如此叙事,真可直追迁史。”《史记》叙事写人,有插叙、补叙、接叙等手法,处理好“断”与“续”的关系,评点者指出《三国演义》也是继承了《史记》手法,使叙事显得细腻而严谨。第九十八回回评:“七擒孟获之文,妙在相连;六出祁山之文,妙在不相连……每见左丘明叙一国,必旁及他国而事乃详。又见司马迁叙一事,必旁及他事而文乃曲。今观《三国演义》,不减左丘、司马之长。”这段评点,既涉及叙事写人的“断”与“续”,也涉及“主”与“宾”,毛宗岗指出《三国演义》在这些方面学习和继承《左传》《史记》传统。

毛宗岗在评点时,也往往把《三国演义》的某些事件与《史记》中的事件进行对比。如第三十四回回评:“范增欲杀沛公,而项羽不忍;蔡瑁欲杀玄德,而刘表不忍。然鸿门之宴,项羽在,故范增不能为政;襄阳之宴,刘表不在,则蔡瑁为政。由此言之,襄阳一会,其更险于鸿门哉!”这是把襄阳之会比作《史记》中的鸿门宴,并指出襄阳之会的危险程度远高于鸿门宴。第四十一回回评:“予尝读《史记》,至项羽垓下一战,写项羽,写虞姬,写楚歌,写九里山,写八千子弟,写韩信调军,写众将十面埋伏,写乌江自刎,以为文章纪事之妙,莫有奇于此者,及见《三国》当阳、长坂之文,不觉叹龙门之复生也。”这是把当阳、长坂发生的场景与《史记》项羽垓下之围的场景进行对比,认为叙事笔法是“龙门(司马迁)复生”。第七十二回回评:“汉高之破项王,赖有彭越以扰其后;先主之破曹操,亦赖有马超以扰其后:前后殆如一辙也。”认为刘备、马超所做之事与《史记》中刘邦、彭越所做之事没有区别。

在评点中,毛宗岗还常常把《三国演义》中的人物与《史记》中的人物进行对比。如第二回回评:“写翼德十分性急,接手便写何进十分性慢。性急不曾误事,性慢误事不小。人谓项羽不能忍,是性急;高祖能忍,是性慢。此说非也。项羽刻印封将,印秘而不忍与;鸿门会上,范增三举玦而不忍发,正病在迟疑不断,何尝性急!高祖四万斤金,可捐则捐之,三齐、九江、大梁之地,可割则割之;六国印,可销则销之;鸿沟之约,可背则背之,正妙在果断有余,何尝性慢!”评点张飞、何进的性急与性慢,却借《史记》中刘邦和项羽来说事。第四回回评:“吕后惨杀戚姬而惠帝无子,何后酖死王美人而少帝不终,岂非天哉!”把何后的残忍与《史记》中的吕后进行比对。第二十四回回评:“为天下者不顾家。玄德前败于吕布,遂弃妻小而不顾;今又败于曹操,又弃妻小而不顾,与高祖委吕后于项羽,正复相同。”把刘备战败逃跑时弃妻小与《史记》中刘邦弃吕后进行对比。第三十回回评:“项羽与高帝约割鸿沟以王,而高帝欲归,若非张良劝之勿归,楚、汉之胜负,未可知也。今袁绍与曹操,相拒于官渡,而操以乏粮而欲归,若非荀彧劝之勿归,袁、曹之胜负,亦未可知也。”“高帝踞床洗足而见英布,是过为傲慢以挫其气;曹操披衣跣足而迎许攸,是过为殷勤以悦其心。一则善驾驭,一则善结纳。其术不同,而其能用人则同也。”“韩信、陈平初皆在楚,而项羽驱之入汉;许攸、张郃初皆事袁,而本初驱之归曹,良可叹也。其驱之不动者,在楚惟有范增,在袁惟有沮授而已。”这一回的评论,以《史记》为参照,直接把小说人物与《史记》中楚汉战争时期的人物进行比对。第九十六回回评:“治兵之法,一如其治国而已。赵括之母,预知其子必败,以其好言兵而又易言兵也。先主之知马谡,亦犹此乎?”把马谡与《史记》中“纸上谈兵”的赵括联系起来。类似的例子很多。

“夹评”是随文而评,一般都比较简练,长则三两句,短则一二字,点到为止,给读者以启发。如第一回写刘备幼时与乡中小儿戏于树下,曰:“我为天子,当乘此车盖。”夹评:“汉高微时,见始皇车从,曰:‘丈夫不当如是耶?’正与此合。”第十回曹操得到荀彧,曰:“此吾之子房也。”夹评:“隐然以高祖自待。”第十一回刘备驻军小沛,夹评:“高祖起于沛,玄德亦居小沛,可称小沛公。”第十五回人皆称孙策为小霸王,“霸王无面见江东,今小霸王复霸江东,或即项羽后身亦未可知”。接着太史慈投靠孙策,夹评:“孙策为小霸王,太史慈亦一小英布也。但项羽不能用英布,孙策能用慈,胜项羽多矣。”第一百零五回小说引杜甫诗“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评价诸葛亮,夹评:“史迁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状貌乃如妇人好女二语,正与此诗起二语意相似。”特别是第六十一回庞统、法正劝刘备席间杀刘璋,其中夹评:“如范增之遣项庄”“如项伯之对项庄”“鸿门宴上,舞剑只有二人,今却有无数项庄、项伯,更是奇绝”“鸿门宴上,止赐樊哙卮酒,今却有无数樊哙,更是奇绝”。评点者的提示,处处与《史记》比对,仿佛把读者引入了刘邦、项羽时代。

毛宗岗的评点,包括宏观《读三国志法》、中观“回评”和微观“夹评”三个层次,具有一定的系统性,虽然有些评点是感悟式的,随兴而发,但可以看出他对《史记》非常熟悉。《读三国志法》中提出“横云断岭,横桥锁溪”“添丝补锦,移针匀绣”“近山浓抹,远树轻描”“隔年下种,先时伏着”等艺术手法以及回评、夹评中提示的许多笔法,对于丰富中古代叙事学理论具有积极意义。毛宗岗把《史记》作为评点时重要的参考坐标之一,说明《史记》已在文学领域得到广泛重视和传播,并且在小说创作和小说评点中得到接受。当然,能够把小说和《史记》进行比对的,主要是《史记》中那些典型人物、典型事件,是《史记》中文学色彩比较浓厚、形象化比较突出的篇章。前人评价《史记》有“爱奇”倾向,这种特殊的审美观念,影响到毛宗岗的评点,所以,他往往把《三国演义》中某些奇异之处与《史记》中最具戏剧性的奇人、奇事进行联想、比对,以增加评点的吸引力。

毛宗岗把自己对《史记》的接受,融入到评点之中,从读者角度看,读者与评点者一起阅读,一起体悟,既能更好地理解《三国演义》,又能开阔视野,由三国而上溯《史记》历史,引发并思考更多的问题。从文本角度看,评点作为副文本,与原著融为一体,成为新的文本,促进了《三国演义》的传播,也扩大了《史记》在文学领域的影响。

(作者:张新科,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邺下文人的诗酒唱和

在邺下文人的唱和中,先秦以来宴饮诗飨神明、美盛德的实用功能大大弱化,抒情功能显著提升。宴饮时即兴的创作方式,激起文人互较短长的热情,文学形式、艺术技巧以及诗人的气质禀赋、独特风格受到特别关注,文学自觉加速演进。当时的宴饮多在南皮、西园等景色秀丽之地举行,游与宴的结合推动了山水审美的自觉,东晋山水诗的勃兴,邺下文人与有力焉。

激荡情志与张扬个性

儒家诗教倡导中和之美,讲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对文艺创作中情感的自由抒发以及个性的张扬持贬抑态度。《诗经》宴饮诗作为礼乐文化有机组成部分,承担着致飨神明、昭彰盛德的庄严使命,尤其注重节仪规范。其内容往往以赋体铺陈宴饮程序,较多颂美之辞。在这种程式化书写中,鲜有诗人主体情感的介入。两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诗教被奉为圭臬,大赋创作以述功德、润鸿业为旨归,虽不乏真诚,但个性化情感仍付之阙如。汉末建安,纲纪崩坏、礼乐废弛,加之战乱四起、疾疫相仍,忧生之嗟弥漫文坛。《古诗十九首》作者率先发出“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的疾呼,邺下文人继之而起,情之悦豫,则“大笑而吐辞”(曹植《与丁敬礼书》),心有郁陶,则“叙意于濡翰”(刘桢《赠五官中郎将其三》),形成了志深笔长、梗概多气的建安风骨。

邺下文人宴饮诗在纾解儒家诗教束缚,张扬情感、个性上,发挥了关键作用,而这一作用是在酒与乐的共同刺激下实现。汉末建安,就整个社会而言,伦理纲常已失去固有的约束力,但邺下文人大都是儒家思想的坚定追随者,礼法于他们仍旧有效。宴饮之时,在美酒与音乐刺激下,其行为有时也会脱略礼法,文学创作亦能突破儒家诗教。“献酬交错,宴笑无方。于是饮者并醉,纵横喧哗:或扬袂起舞,或扣剑清歌”(曹植《酒赋》),“清激悲吟,杂以怨慕……同坐仰叹,观者俯听,莫不泫泣殒涕,悲怀慷慨”(繁钦《与魏文帝笺》)。盈罍满觞的甘醴旨酒,哀感顽艳的清商曲辞,使邺下文人暂时摆脱世俗礼法,进入了无羁绊、一任情性的自由之境。“常闻诗人语,不醉且无归。今日不极欢,含情欲待谁”(王粲《公宴诗》),“清歌制妙声,万舞在中堂……长夜忘归来,聊且为太康”(刘桢《赠五官中郎将其一》)。在无拘无束的诗酒唱和中,文人激荡的情感、本真的个性,得到淋漓尽致的张扬与挥洒。

文学自觉与地位提升

鲁迅曾指出,曹丕的时代是“文学的自觉时代”,而邺下文人诗酒唱和在文学自觉的进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首先,它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先秦以来儒家功利诗教对文艺创作的束缚,这一点前已述及。其次,诗酒唱和的即兴创作刺激了邺下文人的竞胜之心,促使他们更加深入地琢磨形式、技巧,以期在酬唱中得擅胜场。刘勰所谓“纵辔以骋节”“望路而争驱”(《文心雕龙·明诗》),说的就是邺下文人赋诗连篇、争胜文场的情形。再次,邺下文人的诗酒唱和也促进了批评的自觉。宴饮当时,文人高谈阔论的话题是否涉及文艺,现已不得而知。宴饮之后,他们以书信的形式掎摭利病、褒贬文章,多有文献可征。诗赋创作可在宴会上以即兴的方式展开,而文学批评则更适宜在清醒、理智的状态下进行。邺下文人热烈深情的即兴唱和、冷静客观的臧否品评,大大推动了文学自觉的进程。

邺下文人的诗酒唱和也促进了文学地位的提升。先秦两汉时期,文学因其羽翼经典、裨补时阙的现实功用,获得了社会的认可,成为礼乐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不过,文学的独立价值在彼时并未得到应有重视。在邺下文人的诗酒唱和中,文学审美特质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产生了“诗赋欲丽”(《典论·论文》)的经典之论。文学不再是附庸。而诗酒唱和时,兴尽悲来、感慨系之的情感体验,让邺下文人更深刻地体认到“立言不朽”的真谛。宴酣之乐本是他们对抗无常人生的手段,但永日终夜的饮宴也有曲终人散的一刻,当此之时,他们尤多感怆。加之他们中成员相继谢世,斯乐难常,盛筵不再,于生者而言,忧生之嗟更甚往昔。也正是在这种语境下,曹丕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将文章提升至与事功相颉颃的崇高地位。

自然审美与山水入诗

宗白华认为晋人有两大发现,“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其实,这两大发现并非肇自两晋,在邺下文人的诗酒唱和中已显端倪。邺下文人对深情的体认已如前述,这里主要谈自然的发现。基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与思维模式,自然山水很早便成为哲学家与诗人观照、书写的对象。不过,哲学家言说自然多非审美目的,老子之于自然重在明道,孔子属意山水重在比德。庄子与山水最为亲近,但究其根本,山水不过是其自由精神的标识。《诗经》鸟兽虫鱼,其用在比兴,《离骚》蕙茝兰芷,功能在寄托。而《子虚》《上林》等大赋对于自然的书写,主要是为夸饰汉王朝蒸蒸日上的国力与天子出猎的赫赫威仪。可见,汉末建安以前,自然山水尚未成为纯粹的审美对象。

邺下文人的诗酒唱和大都在南皮、西园等景色秀丽之地举行,游与宴的结合促进了山水审美的自觉。“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宴饮前后的游览所见常被邺下文人诉诸笔端。“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曹植《公宴诗》),“清川过石渠,流波为鱼防。芙蓉散其华,菡萏溢金塘”(刘桢《公宴诗》)。显然,这些即目所见的自然之景已不再是从前的义理蘧庐、人格象征,而成为纯然的审美对象。宴饮诗之外,邺下文人还有不少游览诗,观其内容,亦多为游宴时的唱和之作。如被萧统《文选》列为“游览诗”之首的曹丕《芙蓉池作》,其中有“乘辇夜行游,逍遥步西园”,而前述曹植《公宴诗》有“公子敬爱客,终宴不知疲。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两相比勘,曹植诗歌明显为酬酢之篇。邺下文人对自然的审美,实已开东晋山水诗的先河。

邺下文人的诗酒唱和,于传统公宴诗飨神明、美盛德的实用路数外,别开一生面。其情感之宣泄,个性之张扬,才华之挥洒,诗艺之切磋,不仅有力地促进了文学的自觉与山水诗的繁荣,也为后世宴饮文学、文人雅集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作者:赵忠富,系唐山学院副教授)

三国人物题咏诗的文化面相

东汉末年,礼崩乐坏,群雄纷争,逐鹿中原。这一风云变幻的历史时期及这一时期所涌现的风流人物极易引发世人的咏古之思,南朝以来,骚人墨客屡屡有感而发,代有题咏,形成了一条悠长的诗歌之流。

综观古代的三国人物题咏诗篇,有三个特点最为突出。第一个特点是题咏对象越来越趋于集中化。南朝、唐、宋、元时期,诗人关注、吟咏的三国人物丰富多样,并不局限于某一类型或某一阵营,既包括诸葛亮、曹操、刘备、周瑜、张飞等重量级人物,也包括庞德、王浚、左慈等知名度有限的人物。如唐诗中,张九龄《奉和圣制过王浚墓》、罗隐《王浚墓》、李贺《王浚墓下作》、罗邺《过王浚墓地》皆是就率军灭吴的王浚发论;而宋代苏轼有《郿坞》《董卓》诸诗,批判董卓残民逞凶、专权祸国的劣行;元代潘音有《庞德公》诗,宋无有《左元放》诗,张雨《东汉高士咏》内有《左慈》一首……这些触动诗人心弦的皆非主流人物,诗人题咏的对象较为广泛。至明清时期,诗人在题咏对象的选择上呈现惊人的一致性,即聚焦于核心人物,并更倾向于蜀汉集团的正面人物,在《三国演义》中出场的1191个人物之中,最受青睐的是关羽、诸葛亮、刘备、张飞和曹操。值得注意的是,受小说、戏曲传播的影响,在正史中寂寂无名的小人物也得到了诗人的关注。最典型的就是周仓,正史中并没有他的名字,元人鲁贞《汉寿亭侯碑》一文中始见其名,云“乘赤兔兮从周仓”。此后的三国故事中,他成为关羽须臾不离的随从。至清代,更出现演述其事迹的折子戏《周仓》,时人所作观剧诗中即多有以其为题者,如晚清皮锡瑞先后创作三组观剧绝句,其中都有《周仓》诗,一云:“麦城同殉古无闻,从会单刀合是君。土地何尝归有德,能言公理是将军。”一云:“黄巾择主附青云,姓字何当蜀史闻。作志每嫌承祚略,蟂矶怀石亦无文。”一云:“汉亭侯印太荒唐,河记捞刀记更未详。今日普天尊俎豆,宜乘赤兔从周仓。”此诗附有自注云:“汉寿,地名。亭侯,爵名。后人误以汉为汉朝,伪造寿亭侯印。吾乡有捞刀河、落刀嘴,尤谩不经。”作者感慨多端,或概言其生平行事,或论史书记载缺失不当,或因今事民俗而致慨,文思巧妙,迭有新意。

第二个特点是三国人物题咏诗的场景设置,早期较为灵活,含糊多变,至元明清时期则趋于具象化,诗人往往因观览历史人物的遗迹旧物而心有所感,属文发论抒情。如吟咏关羽,大量诗篇皆是题咏其祠庙,一般题作《谒帝庙》《谒解州帝庙》《谒玉泉山庙》《谒武安王庙》《谒汉寿亭侯祠》等,亦有祭拜其冢墓而为诗(《题大王冢》),还有观览其画像、塑像有感而成文者,如明代吴猷台《题壮缪侯像》、文徵明《题圣像》、李贽《观铸关圣提刀跃马像》、凌世韶《显汉寿亭像》等。题咏刘备则多是经行其故宅楼桑村而作,题咏张飞则多是游览桓侯庙而成。而吟咏曹操的诗作,大多沿袭唐代诗人开辟的铜雀悲人主题进行深入开掘,踵事增华,唐人诗往往题名为《铜雀妓》《铜雀台》《铜雀台怨》《雀台怨》《悲铜雀台》,朱一玄、刘毓忱《三国演义资料汇编》收录有三十余首相关唐代诗作,作者包括王勃、宋之问、李邕、皎然、贾至、朱放、汪遵、胡曾、罗隐、梁琼等。明清诗人亦多是因台发咏,慨叹“英雄无奈老境何”,鲜有跳出这一创作窠臼者。由于题咏对象常与特定具象化的符号绑定相伴,从诗题很容易联想到所咏人物,如卧龙岗、八阵图、拜风台、五丈原之于诸葛亮,白帝城、楼桑村(或楼桑铺)之于刘备。这类作品中,题咏刘备和张飞的数量居多,原因在于楼桑村和张飞故里涿州毗邻明清京师,文人入京多经行其地,时常触景生情、激发起创作欲望。此外能够自成体系的当数赤壁题咏诗歌,魏一峰《赤壁诗词研究》一书附录有《历代赤壁诗词选辑》,其中收录明清诗人作品二百余首,主题涵盖三国赤壁大战与苏轼夜游赤壁两事,半数以上诗作慨叹三国英雄,其中话题焦点人物主要是周瑜、诸葛亮和曹操,也正因如此,“赤壁”一词往往与周瑜、诸葛亮二人紧密关联。

第三个特点是诗人借题咏三国人物,品评古人行事,赞颂前贤功业。唐宋诗中隐寓的情感主线是历史兴亡之感慨,可谓“风云月露惹骚人”。而且,这些作品皆就史实而论,不作小说家言,如李白《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赤伏起颓运,卧龙得孔明。当其南阳时,陇亩躬自耕。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造语平实。李九龄《读三国志》:“有国由来在得贤,莫言兴废是循环。武侯星落周瑜死,平蜀降吴似等闲。”亦是概括史事,未予浓墨重彩之涂抹夸饰。元明清以来之题咏诗篇,虽也抒写历史沧桑之感,但内容陈陈相因,佳作寥寥,并非主流,其时更多的作品乃因人寄慨,古为今用,整体特色可以一言蔽之,即“风云气少,忠义情多”。此类诗作频频揭橥忠义之旗帜,或颂赞人物行事之高节,或斥责无良者言行之卑污,诚可谓“至情至性抒忠孝”。三国人物群像之中,最受明清诗人关注且被高频歌颂的当数关羽,诗人视之为忠义千秋万世楷模,一味颂扬,这与明清朝廷对于关羽的褒扬赐封相呼应,从属于社会教化之关节,如其时多地均建有关帝庙,四时祭祀敬奉,如乾隆四十一年(1776),清高宗认为“壮缪”是对关羽的贬低,诏令四库馆臣将关羽之谥号由“壮缪”改为“忠义”。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题咏诗与说部、戏曲相配合,共同塑造、成就了关公文化之洋洋大观。

明清三国人物题咏诗往往或多或少带有《三国演义》的印记,人物事迹或出于说部,情感主旨则普遍秉持尊刘抑曹、崇汉贬吴的立场。明代徐渭《读三国史关帝传》诗云:“尚将知己报曹公,何况倾心汉室宗。一体义深真国士,三分威震此英雄。千里人间穷赤兔,中宵梦断失须龙。滚滚只今流汉水,无边遗恨自朝东。”《三国志》中言及吕布有良马名赤兔,但在吕布死后,赤兔便再无记载,至《三国演义》系列故事,方续写关羽得获此马,骑行征战,叱咤风云。徐氏诗名为“读史”,实际杂有小说家言。清际朴学大兴,学者、诗人遥想三国风云,千年而下,心意持平,有心客观论定是非功过,亦难脱离说部之影响。如袁枚《赤壁》诗云:“一面东风百万军,当年此处定三分。汉家火德终烧贼,池上蛟龙竟得云。江水自流秋渺渺,渔灯犹照荻纷纷。我来不共吹箫客,乌鹊寒声静夜闻。”盛赞刘备之功业,据史敷衍,却杂有逸出史传之内容,刘永翔先生《蓬远楼诗话》谓之“舍孙吴主力而不道,未免误于《三国演义》说部矣”。以说部入诗,清初时人曾有苛责,但是《三国演义》流传极广,于其陶染浸润之下,诗人不自觉便会受其影响,致论史倾向同于说部。

孙立先生研究指出,咏史诗可分为传体、论体、比体三类。传体乃以诗体传述历史;论体是以诗评史,重在发表史论;比体则以史为喻,多主观寄托。三国人物题咏诗归根结底属于古代咏史诗范畴,亦可作此分类,早期多属于传体,宋元以后,论体与比体杂出错见,且后来居上。从整体占比来看,论体咏史诗占据绝对优势,宋元明清惯见叙事与抒情结合成篇者。传体咏史诗以韵语铺述史事,缺少个人情志抒发,多用于明清演史与英雄传奇小说中的“有诗为证”。

古往今来,三国人物题咏诗篇“同质化”现象严重,作家虽然身处不同时代,但阅读范围相同,所见文本近似,生活体验又大体雷同,因此缀文成篇之际,思维方式难以出新,往往题咏对象定向化、发述情感趋同化、品评议论一致化,少有创新与突破,缺乏独特性和异质性,创作不免陷入模式固化。深入探研个中缘由,分析其艺术得失,对于当下盛行的类型化创作当大有裨益。

(作者:胡莲玉,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

第14版:文史哲周刊·理论·史学3 篇

也谈西汉敦煌郡的阳关

敦煌郡阳关既是西汉时期中原与西域间交往交流的门户,又是通使通商的关塞。关于阳关的得名,传世史籍与敦煌文献皆有记载,一般认为因其在玉门关之南,故曰阳关。经考证,这一说法似乎值得商榷与探讨。

《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陇右道下沙州寿昌县记载:“阳关,在县西六里。以居玉门关之南,故曰阳关。本汉(置也,谓之)南道,西趣鄯善、莎车。”敦煌文献P.5034《沙州地志》记载:“阳关,……以在玉门关南,号曰阳关。”据此观之,阳关得名似是因为地理位置在玉门关之南。

但史籍和敦煌文献亦有记载,元狩三年(前120年)屯田阳关附近的是从阴山前线调来的来自南阳新野一带的部队,他们于元狩二年在阴山前线制造了余吾水出天马的传说,来到敦煌的第二年,于元狩三年又上报了渥洼池出天马,汉武帝因此命乐工作《天马之歌》。敦煌写本《阴处士碑》记载,敦煌阴氏家族其先源自南阳新野,“就阴山之封秩,大漠斯平;举火候于敦煌,阳关得势”。通过这些记载得知,元狩二年浑邪王投降汉朝之后,确有一批来自南阳郡的士兵屯田敦煌渥洼水附近,而与南阳郡相邻的颍川郡有阳关聚,很可能有来自阳关聚的士兵驻守在此,“阳关”二字的由来或与此有一定关联。关于屯田士兵的来源,悬泉汉简或可提供佐证。西汉颍川郡确有大量戍卒驻守敦煌,籍贯包括郾县万年里、鄢陵南宜里、阳翟左周里、陕邑、阳翟亲阳里、昆阳柱里、昆阳中里、昆阳北张里、昆阳宜侯里、武阳高居里、临颖严里等,其中就包括了阳关聚所在地阳翟县。

阳关聚从汉朝到北朝一直存在。《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刘秀同王莽的军队在这里进行过一场恶战:“初,王莽征天下能为兵法者六十三家数百人,并以为军吏;选练武卫,招募猛士,旌旗辎重,千里不绝。时有长人巨无霸,长一丈,大十围,以为垒尉;又驱诸猛兽,虎豹犀象之属,以助威武。自秦、汉出师之盛,未尝有也。光武将数千兵,徼之于阳关。”李贤注曰:“聚名也。郦元《水经注》曰:‘颍水东南经阳关聚,聚夹颍水相对。’在今洛州阳翟县西北。”《水经注》卷二十二颍水注记载:“又东南过阳翟县北。颍水东南流迳阳关聚,聚夹水相对,俗谓之东、西二土城也。”阳关聚是西汉颍川郡聚落名称,敦煌名族陈氏等就从颍川郡迁徙而来。阳关聚在汉成皋之南,成皋门有玉门之称,位于北面,其南的阳关聚最初就是一个被称为阳关的关隘,因经济发展人口增多由关隘变成一个聚落。西汉敦煌郡村落是中原移民建立的,他们中很多村落名称都是将原籍名称带到敦煌建成聚落,有可能西汉龙勒县已有被称为阳关的村落,当玉门关北迁,西汉在此设关,就理所当然将阳关变成关隘的名称。后来,为了加强其文化含义,才出现了在玉门关之南故名阳关的说法。

西汉敦煌阳关的设置应当分为两个阶段,即在敦煌阳关位置设置关塞的时间和阳关设置的时间。设置阳关之前,塞城一度曾命名为玉门关,至于玉门关是否为该地设置的最早关隘,《汉书·李广传附李陵传》记载,太初四年(前101年)李陵教射酒泉、张掖以备胡:“数年,汉遣贰师将军伐大宛,使陵将五校兵随后。行至塞,会贰师还。上赐陵书,陵留吏士,与轻骑五百出敦煌,至盐水,迎贰师还,复留屯张掖”,可知此时敦煌西部已有关塞,但此处没有注明为玉门关。李陵与轻骑五百出敦煌,则说明敦煌西部这个塞城最初很可能被称为敦煌塞。置阳关之后,还曾将阳关称为敦煌塞,元康二年(前64年)乌孙昆弥因常惠上书,愿以汉外孙元贵靡为嗣,复令尚公主,结婚重亲,汉以解忧弟子相夫为公主。神爵二年(前60年)送少主前往乌孙结亲:“使长罗侯光禄大夫惠为副,凡持节者四人,送少主至燉煌。未出塞,闻乌孙昆弥翁归靡死,乌孙贵人共从本约,立岑陬子泥靡代为昆弥,号狂王。”敦煌悬泉汉简永光五年(前39年)《康居王使者册》记载:“康居王使者杨伯刀、副扁阗,苏韰王使者姑墨、副沙囷即贵人为匿等皆叩头自言:前数为王奉献橐驼入敦煌关。”按照西汉规定,西域使者大多经阳关进入敦煌,简册将康居王使者所经关塞称为敦煌关,表明一直到汉元帝永光五年时西汉政府还将阳关称为敦煌关或敦煌塞。

关于阳关的设置,《汉书·地理志》敦煌郡龙勒县没有记载,敦煌文献P.5034《沙州地志》记载曰:“[汉]武帝后元年置都尉……存,以居玉门关之南,因以[为号]。”后元是汉武帝最后使用的年号。以这条史料记载来看,准确来说阳关都尉设置于武帝后元元年(前88年),彼时敦煌西北的玉门关已经设置,因此,这个居于玉门关以南的关口,才被取名为“阳关”。另外,敦煌文献S.5448《敦煌录》记载:“州西有阳关,即故玉门关,因沙州刺史阳明诏追拒命,奔出此关,后人呼为阳关。接鄯善城,险阻乏水草,不通人行。其关后移州东。”我们将以上两条资料综合分析,《敦煌录》是敦煌文士所著,西汉时期没有沙州刺史的设置,此处沙州刺史应当指敦煌太守,即阳关是敦煌太守阳明奉诏追拿拒命逃犯而得名。这两种命名说法到底谁正确,很难断定,但是这些记载揭示一个事实,就是玉门关在太初四年至后元年间设置在阳关的位置。

阳关是出敦煌往西域的必经之关隘,也是西域诸国与西汉经贸往来的门户。《汉书·西域传》记载阳关与玉门关是敦煌郡西部并列的两个关隘,称“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但是在记载到西域诸国的里程时,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到西域都护治所乌垒城的距离,一个是到阳关的距离。这说明西域诸国东行前往西汉长安大都经过阳关。如《汉书·西域传》记载:“出阳关自近者始,曰婼羌……去阳关千八百里。”此传还记载大夏的休密翕侯、双靡翕侯、贵霜翕侯、肸顿翕侯、高附翕侯等五翕侯和康居的苏【图1】王、附墨王、窳匿王、罽王、奥鞬王等五小王去阳关的距离,说明他们同西汉政府间的通使与贸易往来是经过阳关进行的。特别是对作为敦煌通西域的孔道之地的鄯善,记载其“去阳关千六百里”,表明敦煌阳关是其必经关隘。阳关置关都尉,关都尉负责关隘的守护和检查过往行商使者,还负责护送外国使者的行商。史料还提及罽宾:“汉使关都尉文忠送其使。王复欲害忠,忠觉之,乃与容屈王子阴末赴共合谋,攻罽宾,杀其王。”这里的关都尉文忠应指阳关都尉。乌秅国西有悬度,是前往罽宾的必经之地,悬度“去阳关五千八百八十八里”,悬度是前往西域更远地方的一个重要节点,其与中原交流亦须经过阳关。悬泉汉简Ⅱ90DXT0216②:877—883《康居王使者册》记载了康居王使者携带橐驼经由敦煌关沿着驿道东行向西汉进献之事,敦煌关即是阳关,由此得知阳关的功能与通使、商贸密切相关。

阳关附近的龙勒置是敦煌郡九个驿置中最西的驿站,也是西域诸国使客进入敦煌的第一个驿站,经敦煌郡过往的使者、客使、戍兵、屯田吏士、刑徒都经龙勒置和阳关进出,送往迎来非常繁忙。悬泉汉简Ⅴ92DXT1812③:10记载,西汉从西域引进的二百匹马经龙勒、敦煌、广至置东行。悬泉汉简Ⅰ90DXT0205②:15记载送使者行经龙勒、敦煌、广至、冥安、渊泉,可见龙勒置地理位置关键。悬泉汉简Ⅱ90DXT0214②:557记载:“建昭元年八月丙寅朔辛巳,遮要厩啬夫禹敢言之,谨写移它县置:遣吏御持传马送迎客往来过廪,今券墨移,唯廷移龙勒郡仓,敦煌、县泉、鱼离置,广至、冥安、渊泉令,簿入八月报,毋令缪,敢言之。”龙勒郡仓之外还有阳关府库,是阳关塞储备物资的仓储机构,悬泉汉简曾有“奉出阳关府库”之记载。

西域屯戍驻军也往往经过阳关前往屯戍地,悬泉汉简Ⅱ90DXT0115②: 66AB记载了自北军所发士卒出敦煌郡阳关经文侯障前往伊循城之事。悬泉汉简ⅡT0216②:216记载了河平元年(前28年)五月敦煌阳关兼行都尉事司马坚遣士吏郑相迎二年戍卒,这说明戍守西域更替的军队经阳关往来,这样的记载在悬泉汉简中不胜枚举。另外西汉政府经敦煌郡遣送到西域地区服刑的弛刑士亦由阳关送达,悬泉汉简ⅡT0214③:64记载:“甘露三年五月癸未朔丁酉,肩水仓长延年以近次行大守事、库丞奉憙兼行丞事谓过所:遣氐池东鄣隧长司马承明,以诏书送施刑士阳关,乘所占用马,当舍传舍,从者如律令。”这些送往阳关的弛刑士,应当包括前往西域屯田驻守者。西汉时期屯田西域伊循、渠犁、尉犁、轮台、车师的弛刑士很多,简文记载的这些从氐池前往阳关的弛刑士,很可能是行经阳关前往西域的刑徒,而阳关只是他们行经的关塞。我们从敦煌悬泉汉简记载中得知,途经悬泉置驿站西行或东归的戍卒动辄数百人之众,很显然大部分不是在敦煌郡屯戍的,而是前往西域各地的戍卒。

西汉敦煌郡阳关是西汉与西域各国通使和亲的友谊关隘,《汉书·西域传》记载:“元贵靡、鸱靡皆病死,公主上书言年老土思,愿得归骸骨,葬汉地。天子闵而迎之,公主与乌孙男女三人俱来至京师。是岁,甘露三年也。”悬泉汉简Ⅱ90DXT0113④:65记载甘露二年(前52年)二月:“上书二封:其一封长罗侯,一乌孙公主。”解忧公主给西汉政府请求东归的报告和长罗侯给西汉政府的信件就是经过敦煌郡驿站送达的,公主给西汉政府的书信是甘露二年二月经过敦煌悬泉置驿站,过了一年才得到西汉政府的批准。甘露三年解忧公主返回西汉长安行经敦煌郡,悬泉汉简Ⅱ90DXT0114③:522记载了当时的情况:“甘露三年十月辛亥朔,渊泉丞贺移广至、鱼离、县泉、遮要、龙勒厩,啬夫昌持传马送公主以下过,稟穬麦各如牒,今写券墨移书,到受簿入十一月报。毋令缪,如律令。”西汉与西域诸国的和亲大都经阳关往来,阳关可谓是见证西汉与西域诸国间友谊的关隘。

(作者:魏迎春 郑炳林,均系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

汉魏时期选吏制度的历史探索

——《汉魏辟除制度研究》读后

【图书评介】

中国古代社会政治运行的主体标识,从早期的血缘宗法或贵族世袭,逐渐演变为以皇权为核心、以官僚体系为执行工具的中央集权制度。这一历史性转折的萌芽与初步确立,集中体现在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中。战国变法将宗族血缘关系从国家权力分配与运作过程中剥离,按照功劳、知识、能力任免官僚,由能者与贤者行使国家权力,国君集中最高用人权。

秦朝任官条件主体是军功爵位,同时还应具备相应法律知识、行政能力,将相公卿、郡守县令、乡官部吏莫不如此。汉初承秦制,“将相公卿皆军吏”(《史记·张丞相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681页),与秦不同之处是基层官吏由秦朝故吏和汉家新官两部分组成。随着过秦思潮兴起、战时政治向黄老无为转变、军功爵的特权内涵逐步消解,汉政历史地取代秦政,政治建设由武而文。特别是人口繁衍、行政建制变迁,导致官吏需求增加,长吏任用掾属的自主度逐步扩大,战国诸子倡导的举贤任能主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实践舞台,首先施行于基层官吏任用过程中,“辟除”制度成为汉代选官制度的组成部分。但限于资料,无论是对秦汉官僚政治、职官制度的总体考察还是对选官制度的具体研究,学者大都聚焦于察举制,将辟除制度作为察举的组成部分附带性考察,这与辟除制的政治功能和历史作用远不相称。就此而言,张欣《汉魏辟除制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6年版,以下简称《研究》)一书填补了这一缺环。《研究》在以下方面具备新意。

打破断代史畛域限制,贯通式考察历史上辟除制度的演变。马克思主义史学要求贯通、整体、辩证地考察历史过程,洞察历史因果,抓住历史逻辑。《研究》按照历史顺序,打破断代史研究局限,从“任”“除”“置”“辟”的本义、引申义及其相互关系入手,探讨辟除制度发生、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和理路,特别是与《除吏律》《置吏律》的关系,纵向考察汉魏辟除制度的前史与演进,重点从皇权与国家权力统一性、差异性角度分析汉魏辟除制度性质及其在国家政治体制中的地位,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早期官僚政治的生成与演变,进而揭示君主集权下官僚政治金字塔式权力结构及其运作的核心逻辑,深层次地揭示中国古代历史发展延续性、整体性特点。

以出土资料弥补传世文献不足的同时,深入发掘传世文献的历史信息。目前所见简牍内容主体是法律条文、诏书政令、档案文书,另有术数、算书等,绝大多数为传世文献所无,未经后世学者改动而保持其历史原貌,其历史信息真实而丰富,学者理所当然应据以还原历史真相、求取史学真知。但是,仅此是不够的,还要深入分析传世文献的史学价值。因为出土法律政令是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要依靠个体施行,而人具有主观能动性,面对同一条法律、同一道政令,在时间相同而空间不同的条件下,其实施方式和程度、客观效果并不相同。仅仅依据出土文献,难免出现以偏概全、见事不见人之弊。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每个人在创造自己历史的同时也在参与创造群体的历史。以皇权为代表的国家权力实施者、直接治民之官作用甚大。因而,要揭示历史变迁的内在机理,离不开对人特别是官僚个体和群体的考察。相关传世文献以纪传体为主,是帝王将相大小官僚兴衰沉浮的选择性记录,褒贬失实在所难免,但就官僚的任职履历而言则是可信的。思想家、政论家的著作同样要予以足够重视,因为先秦两汉思想家的史论、时评均出于服务现实的政治目的,对现实政治的思考更有针对性。辟除作为察举的前置条件之一,由“除吏”“置吏”制度发展而来,是踏入仕途的基础性制度,这一时期多数官僚通过辟除进入权力金字塔的基础队伍,其行为直接影响着国家权力矢向和运行效果。因而,研究辟除制度,在分析简牍资料制度史意义的同时,必须深挖传世文献的历史信息。对此,《研究》作出了良好的示范。

在现代技术手段支持下,一网打尽式地搜集资料,合并同类项式排比分析,是时下史学研究的流行趋势。这样研究历史,优点是资料丰富,但往往因为选择不够精准,导致针对性不明,逻辑分析不严谨,使读者有不明所以之感。《研究》不是简单地排比资料,而是甄别之后,以典型资料说明典型问题,按照时代顺序,融史书、子书、简牍、碑刻等于一体,纵向分析字词句章本义、引申义、转用义之间的差别,进而考察制度内涵变化及其社会基础。必要时,简明扼要地以列表的方式通过历史人物履历,说明相应时段辟除制度运行状况,弥补了资料淹没观点、叙述遮蔽逻辑、提问题不见答案等不足。

理论分析上的创新。《研究》对辟除制度内容的探究固然有诸多新意,但与其理论分析相比,后者更有价值,突出体现是对“二重君主观”的分析。这一观点由钱穆总结提出,认为郡守自行辟除郡吏,郡吏与郡守之间形成皇帝与群臣之间的君臣关系之外的另一种君臣关系。《研究》认为,这一现象不具有普遍性,掾史冒死救护长吏、主动揽责、为长吏“奔丧行服”等是“超常规举动”。因为国家对辟除制度控制严格,郡守县令等长吏自主空间有限,长吏与掾属之间恩情关系同辟除制度没有必然关联。长吏以师友待之和先秦以来“策名委质”等观念共同作用,使得部分掾史以“超常规举动”报之以忠孝之行,这与封建官僚政治之下的“君臣关系”有着本质不同,“低估了二者关系结合的深度”。这一分析对认识封建官僚政治运作具有启发意义。

(作者:臧知非,系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

本草学与南宋雅学知识形态的重构

——以《尔雅翼》为例

【读史札记】

宋代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知识融合与学科交叉的关键时期。在经学变古、理学兴盛、印刷术普及等多重因素的推动下,不同门类的知识突破了原有的藩篱,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交融态势。其中,雅学作为《尔雅》及仿雅著作的注疏考证之学,历来居于学术正统;本草学作为实用方技之学,在“道技分殊”的语境下地位相对较低。宋以前,雅学对草木鸟兽虫鱼的考辨囿于宗经思想,极少引用本草文献。然而,随着宋代本草学的兴盛与经学变革的深入,这一局面发生了重要转变,子部本草学向经部雅学的知识渗入成为一种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

北宋初期邢昺《尔雅疏》征引本草文献129次,反映出北宋雅学对本草知识的重视已远超唐代。该书对本草文献的引用皆注明出处,属于明引。罗愿《尔雅翼》作为南宋雅学的代表作,不仅明引本草文献近百次,更不注明出处引用本草文献283次。这一数量跃升与征引体例转变,绝非单纯的引书习惯差异所能解释,而是折射出更深层的知识史意涵。本草学已不仅仅作为点缀和佐证,而是化身为知识因子,在南宋雅学中完成了从引证到化用、从外部资源到内在构成的转变,深刻地改变了南宋雅学的知识形态。

宋前雅学的知识来源以儒家经典及正统注疏为主,文献类型相对单一。邢昺《尔雅疏》可视为汉唐注经传统的延续,其征引文献的范围多是取自前代经史注疏;对本草文献虽有征引,但均为明引,本草知识仍是作为外在资源,处于边缘地位。经北宋中期疑经风潮的冲击,汉唐注疏在经典阐释中的权威性受到挑战。罗愿《尔雅翼》虽于名物训释中屡屡征引郭璞《尔雅注》、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然其并不囿于两书之说,而是广采前人诸论,经分析比较而后断以己意。《尔雅翼》征引文献近三百种,突破了传统经史文献的范围,广泛吸收子部、集部文献中的本草知识。这是代表着汉唐经学余韵的邢昺《尔雅疏》所不具备的。这种多元化的知识来源,使《尔雅翼》摆脱了宋以前雅学“以经证经”的模式,形成了经史子集互证的开放格局。以《尔雅翼》卷十一“楙”条为例,罗愿既明引陶弘景《本草经集注》说明木瓜产地,又暗引《本草图经》详述宣城木瓜的种植与加工,并暗引《雷公炮炙论》辨木瓜真伪,还引《诗经·木瓜》以证其名物渊源。本草文献与经学文献在此并置互证,共同服务于名物训诂。知识来源的多元化,使南宋雅学的阐释维度大为拓展,名物训诂不再局限于文字音义,而延伸至实物形态、产地、功效等更为丰富的层面。

本草学的知识结构以药物分类为基础。从《神农本草经》三品分类,到《本草经集注》自然属性分类,再到《证类本草》更为细密的分类体系,本草学形成了独特的药物分类传统。南宋雅学虽沿用《尔雅》“释草”“释木”“释鸟”“释兽”“释虫”“释鱼”的分类框架,但又大量吸收了本草学的分类思维。例如《尔雅翼》卷五,罗愿暗引《新修本草》指出“薤有赤白二种”,还详述二者的功效差异:“赤者主金疮及风,苦而无味;白者补而美。”这种按颜色分类、按功效分级的论述模式,正是本草学辨色、辨性、辨功分类思维的体现。又如《尔雅翼》卷十二“桂”条,罗愿将桂分为菌桂、板桂、牡桂等多种,并详述其形态、产地、品质差异;这种精细的品种分类,是他暗引《名医别录》《新修本草》《蜀本草》《本草图经》等本草著作的结果。

本草学的分类思维还影响了南宋雅学对名物关系的处理。传统雅学注重名物之间的“音义关联”,往往通过声训、义训建立名物之间的联系。南宋雅学则引入本草学的形态、功效关联,从实物层面揭示名物的内在联系。例如《尔雅翼》卷七“颠棘”条,罗愿据《神农本草经》所谓天门冬“一名颠勒”及《本草图经》对天门冬“有刺”的详细记载,进而联系《尔雅》“髦,颠棘”之文,考证“颠棘”即天门冬。这种以本草证名物的做法,使名物训诂从文字层面深入到实物层面,增强了论证的可靠性。

南宋雅学对本草知识的运用,不仅体现在文献征引的数量上,更体现在阐释方式的转变上。前代雅学著作征引本草文献,多以明引为主,本草话语始终以引文的面貌存在,与正文判然有别;而南宋雅学大量暗引本草文献,则标志着本草话语从显性存在走向隐性化用。

所谓化用是指将本草知识化为名物训诂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再以引文形式出现。例如《尔雅翼》卷二十“麝”条:“冬食柏叶,夏食诸虫,尤噉蛇。至寒则香满,入春急痛,自以爪剔去之。落处远近草木皆焦黄,此为生香。若人带过园中者,瓜果皆不实。”这段文字暗引《本草经集注》《本草图经》,但行文流畅,浑然一体,不经考证,难以察觉其本草学来源。这种化用表明本草知识已内化为罗愿的认知储备,成为其阐释名物的知识源泉。

一些本草知识被《尔雅翼》吸收后,不仅隐去了出处,而且成为作者批判他人的依据。例如《尔雅翼》卷二十四“蛅蟖”条:“或者乃谓雀瓮为蛅蟖之卵,非也。”表面上看,这是罗愿的独立判断,但此语实是暗引《本草图经》“雀瓮”条“旧注以瓮为虫卵,非也”之文。罗愿将本草学家的论断化入己著,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表述,本草知识在此隐身为作者的声音。这种现象标志着本草知识在南宋雅学中完成了从“他者”到“自我”的身份转变。由于学界对《尔雅翼》征引本草文献的情况关注不够,认为罗愿《尔雅翼》对“前人注说之失,书中每多随文纠谬,故‘盖非’‘非也’‘非是’‘未当’等语,时时可见”(罗愿撰、石云孙校点:《尔雅翼》,黄山书社2013年版,“前言”第6页)。这个断语可能并不准确,忽略了罗愿暗引本草文献的事实,遮蔽了本草学对南宋雅学知识阐释的价值。

宋以前雅学极少征引本草文献,其深层原因在于学术等级观念的制约,视本草学为实用方技之学,不登大雅之堂。宋代经学变革与本草学地位的提升,为本草知识的上升及融入雅学提供了契机。但邢昺《尔雅疏》局限于明引本草文献,本草知识始终以外来资源的面貌出现。罗愿《尔雅翼》则实现了本草知识从“用”到“体”的转变。《尔雅翼》暗引本草文献的数量远超该书对本草文献的明引,这或许表明在罗愿的知识体系中,本草知识已不再是需要特别标明的辅助材料,而是与经学知识并列、融为一体的知识因子。本草知识的化用更表明它已从外在佐证转变为内在构成。这种转变使雅学的知识性质发生了变化,成为融合了本草学、博物学等多学科知识的综合性学问。南宋雅学对本草文献的大量明引与暗引,标志着本草学不仅被接纳,更被内化,从而重构了雅学的知识形态。这种知识流动,折射出南宋学术等级结构的松动与知识融合的活力。

(作者:周云逸,系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第15版:文史哲周刊·理论·哲学2 篇

汉语语言哲学的问题与方法

本报哲学版围绕“汉语哲学”相关问题刊发的系列争鸣文章(撷选)。资料图片

【学术争鸣】

历史悠久的文明体在现代化转型发展中,往往会遭遇多重复杂冲突,这些冲突又往往发生在传统赓续与现代创造、本土经验与异域冲击、主动应战与被动接受之间。以现代化转型之艰难、境遇之复杂、融汇之深远、创造之卓绝而论,恐怕无出近现代中国其右者。自近代以来,中华文明经受了剧烈深刻的文化碰撞与融合,在古今中西会通中积累了博厚悠远的思想资源,创化出刚健不息的文化生命和理论生机。中国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发展进程中,成功走上了守正创新、自立自强的中国式现代化之路。而中国的哲学作为亘古亘今、亦新亦旧的文化拱心石和智慧之结晶,也经历了同样不同寻常的历程。就其理论指南和思想资源而言,哲学在中国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和外国哲学特别是西方哲学的结合与互动;就其历史发展与形态而言,则经历了现代学科体系初创的筚路蓝缕,改革开放时期的广采博收,新时代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构建和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等阶段。

在此过程中,现代知识体系的演变生成中有一大事变值得注意,这就是左玉河等学者所指出的,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学术以“经史子集”为主体的“四部之学”,迅速被“理工农医文法商”等“七科之学”所取代。结果,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被塞入“文科”大类,又被按照“文、史、哲”的分类分解为不同门类,遂使知识体系、哲学精神、经史心传,须在芜杂不清中正本清源,在门户纠结中提纲挈领,在融会互补中贯通体用。这可以说是“汉语哲学”快速生长的一大背景。汉语哲学着眼于在纷繁复杂的哲学演变中寻求“汉语”这一历史形态和表达载体的最大公约数,着眼于多种哲学思想资源在当代中国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着眼于提升汉语在哲学语言中的国际地位,使之成为能够更加自如地表达普遍知识、特殊经验、历史积淀的哲学语言。这样看来,汉语哲学这一名相虽新,实则有根、有源,而且根深叶茂、源远流长,同时又经历了剧烈碰撞、深度融合、广采博收和深刻转型。

汉语语言哲学的基础地位

汉语哲学作为构建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有益探索,十年来产出了诸多重要研究成果,《光明日报》也发表了多篇影响力极大的学术争鸣文章。例如,刘梁剑教授提出“从汉语言哲学出发的汉语哲学”这一主题,区分了“汉语言哲学”的不同含义,富有启发意义。2022年,在北京大学汉语哲学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笔者曾经谈到汉语哲学研究的十个基本问题,其中构建汉语语言哲学很可能是较为基础且较为关键的环节。这首先是因为语言是哲学思考的载体和工具,当我们用汉语进行哲学创作和阐释时,既是在运用,更是融入了具有自身结构、历史脉络和文化积淀的语言文字系统及其历史文化。实际上,只有充分意识到并理解了汉语言文字的制度基础和思想深度,才能真正把握当代中国的哲学处境,召唤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使命感与生命力。与此同时,20世纪西方语言哲学的兴起和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基础参照系,这个参照系不仅提供了语言哲学的基本议题和方法,更重要的是,它展示了如何从语言和逻辑分析中提炼哲学洞见、澄清哲学观念。那么,能否从汉语语言特性的探究中发展出独特的哲学问题和方法,推进汉语哲学本身发展?进而言之,汉语哲学的当代发展,面临着语言层面首当其冲的深层挑战。传统哲学概念如何在现代汉语中获得准确表达?翻译引入的概念如何与汉语的语义结构协调?现代汉语的哲学表达能力如何提升?这些问题都需要语言哲学层面的反思。因此,构建汉语语言哲学,不是为了追求汉语哲学表达的特殊性,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汉语言文字这一基础性制度和哲学家园,提升汉语哲学的自觉性和反思能力。

此外,语言哲学的当代演变也为探索汉语语言哲学提供了契机。应该说,哲学一直关注语言问题,但语言哲学之所以成为第一哲学,20世纪之所以普遍发生语言学转向,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哲学基本工具和方法论(即现代逻辑的逻辑分析方法、现象学方法、结构主义语言学方法等)上取得了突破;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一时期关于思维的语言表达的研究取代了关于思维的直接研究。虽然在欧美国家语言哲学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语言哲学的地位不再那么显赫,但与其他分支如心灵哲学却越来越相伴相生,与语言科学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语言哲学不再为其他哲学目标服务,而是专注于其首要问题,即语言、意义与语言能力的本质的复杂研究,因为语言能力是人类利用自然语言表达和交流,进而思考世界和其他主题的非凡能力。

这样一来,语言哲学的当代演变趋势就为我们回答构建汉语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提供了相当明显的支持。这一方面是因为20世纪语言哲学的兴衰,展现了语言哲学的一般特点和能力范围,语言哲学成就的丰富画卷,为我们提供了反思汉语哲学语言的可能。那些成熟的论题、论点和方法,有助于我们去分析传统的汉语语言哲学问题,例如名实关系、言象意关系、物指关系等。另一方面是因为语言哲学主题和方法的演变,既依赖于对语言本身特性的揭示,也依赖于关于语言与思维和脑科学的研究成果,需要借助关于语言起源、演化以及思维与概念的关系等方面的科学探索,同时聚焦关于语言功能本身和语言的社会文化特征的研究。这就要求汉语语言哲学乃至汉语哲学,要与人类语言演化、汉语演化研究和汉语语言文字的文化特性紧密结合。当然,这既是要求,更是路标。

汉语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首先确定汉语语言哲学的四个基本问题。

第一,是否有必要在现有的语言哲学基础上构建汉语语言哲学?这个问题的回答需要区分两个层面:在实践层面,汉语自古就是成熟的哲学语言,这本身就构成了汉语语言哲学的事实起点和实践基础。无论是中国哲学研究的汉语表达,还是西方哲学研究的汉语翻译和诠释,抑或原创性的汉语哲学论述,都在使用汉语进行哲学工作。问题在于,这种使用是否需要上升到哲学反思的层面?在理论层面,现有的语言哲学主要是以印欧语系诸语言为基本参照系建立起来的,特别依赖于古希腊语、拉丁语等古典语言和英语、德语、法语等近现代语言。其核心议题如指称、意义、真值条件、言语行为、可能世界语义学等,都与这些语言的语法结构和语义特性密切相关。那么,这些理论框架是否能够涵盖汉语的语言现象?汉语是否有可能提出现有理论未能充分解释的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肯定回答,就构成了构建汉语语言哲学的必要性基础。

第二,如果第一个问题能够得到肯定回答,那么汉语语言哲学是处于现有的语言哲学框架之内还是之外?这个问题实质上是,汉语语言哲学是普遍性的还是特殊性的?“之内”的立场会认为,汉语语言哲学是对普遍语言哲学的具体化和丰富化,语言的普遍能力(如指称、陈述、推理、交流)在不同语言中有不同的实现方式,汉语语言哲学研究这些能力在汉语中的具体表现。这种立场强调共性,汉语为语言哲学提供新的经验材料和分析案例。“之外”的立场会认为,汉语语言哲学提出了现有范式未能涵盖的独特问题。这不仅仅是实现方式的差异,而是问题本身的差异。例如,汉语缺乏印欧语言的系词传统,这是否意味着存在一种非系词逻辑的哲学思维方式?汉语言文字的“字本位”特性是否提供了不同于“词本位”的分析单位?汉字的表意特性是否影响概念的形成和运作?甚至就底层逻辑而言,汉语言文字作为非“逻各斯中心主义”哲学的载体,能否开辟自身的“道—言之学”。这两种立场不是非此即彼的。汉语语言哲学可能在某些方面是“之内”的(如言语行为、语用推理),在另一些方面是“之外”的(如名实关系、言象意关系)。关键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是预先设定整体立场。

第三,如果在“之内”,是否意味着重点是探索一般性特征之下的具体表现?如果在“之外”,是否意味着探索与现有范式相区别的独特个性才是重中之重?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需要建立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一方面,我们要关注一般性特征的具体表现。例如,指称理论是语言哲学的核心议题之一。英语中的指称涉及限定摹状词、专有名词、指示词等;汉语中也有相应的表达方式,但有其特殊性。比如,汉语的“光杆名词”(Bare Noun,如“书在桌子上”中的“书”)既可以有定指用法也可以有类指用法,其指称性质如何分析?汉语的量词系统如何影响指称的表达?这些问题可以在现有指称理论的框架内研究,但汉语已然提供了独特的案例。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关注独特个性的探索。例如,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名实”问题,与西方的指称问题有交集,但又有其独特性。“名”不仅涉及指称,还涉及命名、称谓、名分、名声等多重含义。“实”也不仅是外延对象,还包括实质、真实、实际等意涵。名实关系涉及语言与实在、名分与实际、称谓与德行等多重维度,这在现有的指称理论中难以充分涵盖。

第四,汉语语言哲学的构建是否存在独特的方法,存在于现代逻辑的、符号学或符号哲学的、现象学的、结构主义的方法之外?在汉语言文字中,文字作为制度性实在的地位极为重要,因此我们要探讨汉字作为以表意为基本特征的文字,其字形结构与意义之间的关系(如会意、形声)是否提供了独特的分析维度?传统的小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能否转化为现代的语言哲学方法?

方法论层面的引导性研究

为了回答上述四个基本问题,我们有必要在方法论层面开展引导性的比较研究。这一项引导性的方法论研究至少要包括以下三个层面:

在语言学—哲学方法层面,汉语与印欧语系、汉字与字母文字关于语言的假定、关于心理空间中概念整合的方式、关于隐喻的特点、关于语义和语用理解的模式等,是否存在明显的差异,以至于导致了哲学思维的明显差异甚至对立。例如,美国学者陈汉生在《中国古代的语言与逻辑》中指出,隐含在古典思想中的有关语言的假定分成四类,分别是关于语言功能、语言跟世界相联系的方式、语言的起源和现状、语言与心理的或抽象对象之间的关系。探究这些假定中各种各样的对比,有助于我们分析汉语和印欧语言在思维方式和概念运用上的差异。

在哲学表达的方法层面,如何深入探究汉语言文字与印欧语系及其文字在表达哲学理念、抽象观念、推理方式上的共性和个性?深入把握和比较汉语言文字在哲学表达中的语言功能与文化传统,推动作为广义语言功能的汉语研究,是推进汉语哲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与欧洲思想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特征相比,汉语文化最突出的语言特征是语、文并重,各擅胜场。黑格尔曾在《精神哲学》中鄙薄象形文字及我国语文:“字母文字自在自为地是更为智慧的文字;一种象形文字的书写语言要求一种同样一再停顿的哲学,如一般中国人的文化一样。”钱钟书在《管锥编·周易正义》第一则“论易之三名”中批评了黑格尔所代表的偏见,比较分析了汉语哲学概念“兼背出与并行之分训而同时合训”的精妙案例,第二则论言象意的哲学义理与文情辞章,亦是打通古今中西语言哲学的典范篇章。总体上看,我们在中国语言文字的语言哲学研究领域尚缺乏体系性研究的全面奠基之作,而这恰恰是丰富汉语哲学进路必不可少的内容。

就现代汉语的方法论层面而言,现代汉语如何定位自身的哲学表达功能?这个问题的复杂之处在于三个方面。其一,我们当下所使用的,或者说作为我们存在的家园的现代汉语言文字,无论是语汇、概念,甚至句法,都与古代汉语相去较远。现在不少中文哲学论文中的句子其实是穿着汉语外衣的欧式语句,这种汉语表达本身似乎也不复古代汉语表达的风骨与气象。其二,在当代中国哲学的汉语表达中,大量基础性概念是通过各种不同渠道进入的,如欧洲传教士的翻译、日本学者的翻译和中国学者不同时代的引进和创造,而且其中许多基础性概念在表达功能上都居于支配地位;但与古代哲学表达相较,存在诸多断裂、混淆、似是而非的问题。其三,因此之故,汉语哲学表达如果承袭古代哲学的语汇和概念,则容易流于混同而失其新,如果以今释古,以现代概念理解古代名相,虽易出新,却容易流于肤廓而失其旨。现代汉语要成为一种成熟的哲学语言,还需要更自觉的语言意识和更敏锐的批判精神,既要全方位反思各类翻译概念的成败利钝,关注翻译引入的概念在汉语语境中的理解方式,也需要创造新的表达方式,激活古代哲学概念在现代哲学语境的普遍性效力,探究更加适合哲学表达的现代汉语风格。

基于以上基本问题和引导性方法的思考,我们便可初步探索一部分汉语语言哲学的具体问题和方法了。这就是如何从汉语的语言特性中,提炼出兼具共性与个性的哲学问题?例如,就名与指的问题而言,汉语的“名”具有命名、称谓、名分等多重含义,这与英语的“name”(主要指向指称功能)不同。“名”的丰富性是否提供了思考语言与社会规范关系的新视角?儒家的“正名”思想是否可以发展出一种独特的规范性语言哲学理论?又如,在言与意的传统问题方面,汉语传统中有“言不尽意”“得意忘言”的思想,这与西方语言哲学中意义与表达的关系问题相关但不相同。汉语是否发展出了一种“言外之意”优先的哲学思维方式?再如,在文与思的问题上,汉字作为以表意为特征的文字,其字形结构与意义的关系(如会意、形声),是否提供了独特的概念分析维度?汉字的视觉特性如何影响哲学概念的形成?

与此同时,汉语语言哲学的构建也需要破立并举、方法自觉。从破的方面说,要避免语言决定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和特殊主义陷阱,既不能简单地从语言结构推导思维模式或哲学特性,也不能是出于论证“中国哲学完全不同于西方哲学”这一特殊主义立场。汉语语言哲学的目标是理解汉语作为思想渊薮的本质和作为哲学载体的特性,这种理解有助于更深入地做哲学,而不是为了画地为牢,强化门户之见。从立的方面说,一方面要保持批判意识,对汉语的语言特性,既要看到其优势,也要看到其可能带来的局限,另一方面要倡导开放对话的态度,与现代语言哲学、语言科学、演化心理学、认知科学等开展多学科持续对话。

总之,我们今天提出构建汉语语言哲学,将其视为汉语哲学的基础建设,不是为了追求特殊性,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赖以栖居的哲学思维的语言家园,把握我们赖以进行哲学创作的文化灵魂,在更高层次上提升汉语哲学的普遍性、自觉性和反思能力,为跨文化、跨语言的深层对话和未来通用人工智能时代提供汉语哲学的解决方案,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探本开新。

(作者:韩东晖,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主任、教授)

朱子论“仁包四德”与“智藏四德”

儒家重视“仁”与“智”两种德行,认为一个人若能兼备此两者,便达到了理想的圣人境界。孔子强调,“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又言“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这些将仁与智对举的论述,意在强调人应当努力做到仁智合一。孟子将孔子仁智并举的思想进一步扩展为仁、义、礼、智四德并举,并明确指出“仁且智”即是圣人人格。他引子贡之言称赞孔子道,“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荀子也主张人应做到仁智兼备,强调“故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知,不可;既知且仁,是人主之宝也,而王霸之佐也”。综观以上核心观点,孔子、孟子、荀子虽强调仁智并举,但未从理论上阐明二者兼具之必要。南宋朱子基于儒家“生生即仁”传统,提出“仁包四德”与“智藏四德”之说,系统论证了仁、智二德在四德中的特殊性与重要性,从而凸显了其在个人道德修养中的关键作用。

“仁包四德”

“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故语心之德,虽其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曰仁而已矣。”朱子强调的“天地以生物为心”是指,天地以不断创造和养育万物,让生命生生不息为核心。朱子这一思想,继承了儒家“生生即仁”的一贯主张。张载认为,“大抵言‘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大德曰生,则以生物为本者,乃天地之心也。”程颢提出,“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可见,在儒家看来,天地最大的德行就是创造并养育了万物。这个创造养育万物的过程虽然是自然的,但它本身就包含着一种善的价值,这种价值就是仁。所以,可以说,生就是仁,生就是天地的“心意”。朱子言“天地以生物为心”显然是希望人们从天地生生不息的过程中体会到“天地之心”的存在,即体会到仁的存在。

朱子在“天地以生物为心”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仁包四德”说,即“盖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贞,而元无不统。其运行焉,则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气无所不通。故人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包。其发用焉,则为爱恭宜别之情,而恻隐之心无所不贯”。在朱子看来,天地生成养育万物的过程体现为元、亨、利、贞四德。元统亨、利、贞三德,如春之气贯通夏、秋、冬;人之心亦有四德,曰仁、义、礼、智,仁包四德,如恻隐之心贯爱、恭、宜、别之情。由此,仁既统义、礼、智,恻隐亦统羞恶、恭敬、是非。

然而朱子并非止于静态的统包关系,他进一步将仁、义、礼、智看作是一种充满生命力的、具有流动性的生生之意。《朱子语类》载:“因问仁包四者之义。曰:‘仁是个生底意思,如四时之有春。彼其长于夏,遂于秋,成于冬,虽各具气候,然春生之气皆通贯于其中。仁便有个动而善之意。如动而有礼,凡其辞逊皆礼也;然动而礼之善者,则仁也。曰义,曰智,莫不皆然。’”可见,朱子把仁、义、礼、智之间的关系看作“仁—义—礼—智”生意流行的总体与过程。具体说来,仁是这个生意流行过程的起始阶段,义、礼、智则是仁之生意流行的不同阶段,各个不同阶段都是仁之生意流行的体现,每个阶段贯通起来就成为一个生意流行的总体。因此朱子总结道,“仁兼四端者,都是这些生意流行”。

“智藏四德”

“故仁为四端之首,而智则能成始、能成终。犹元气虽四德之长,然元不生于元而生于贞,盖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则不能发散,理固然也。”在朱子看来,虽然元为“元—亨—利—贞”之首,但元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孕育于贞。正是有了贞的收藏,才能有新的一轮“元—亨—利—贞”的开始。朱子强调的“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盖冬者藏也,所以始万物而终万物者也”也是如此,智既是终点,同时又是下一轮“仁—义—礼—智”的起点,它收藏着前面仁、义、礼中的生意,并孕育着新的开始。所以,智既能“成终”,又能“成始”。正是基于智的这种作用,朱子又指出:“仁智交际之间,乃万化之机轴。”这句话意在强调,天地运化的关键,就在于贞与元交替之际;万物生命的枢纽,就在于冬与春相接之时;而人的德行生发的动力,则在于仁与智交汇之际。朱子提高了智在仁、义、礼、智四德中的地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智藏四德”说,强调“智本来是藏仁义礼”,“仁礼义都藏在智里面”,即“智藏四德”。

朱子进一步论述,“智有藏之义焉,有终始之义焉,则恻隐、羞恶、恭敬是三者皆有可为之事,而智则无事可为,但分别其为是为非尔,是以谓之藏也。又恻隐、羞恶、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则有两面,既别其所是,又别其所非,是终始万物之象”。通过揭示智的“藏之义”与“终始之义”,朱子阐明了智虽无具体事功,却是判断是非、统摄始终的根本能力,从而深化了对仁智关系的理解。所谓“藏之义”,指仁、义、礼三者皆有具体可行之事(如恻隐为仁,羞恶为义,恭敬为礼),而智并无独立事功,其作用在于分辨是非。在仁、义、礼的践行过程中,智隐于其后作出是非判断,肯定所是而否定所非。因此,智的功能内在而潜在,犹如藏纳判断准则之库藏。所谓“终始之义”,指恻隐、羞恶、恭敬等情感仅指向正面的是非判断(即知何为当为),而是非之心则能同时辨别“是”与“非”,涵盖正反两面。故智具备判断事物始终、全面把握是非的能力。

从“仁包四德”到“智藏四德”

朱子晚年将仁、义、礼、智由道德范畴提升至“生生之意”的本体层面,由此展开了对四者关系的重新理解。在他看来,生生之意乃一充满生命力的能量体,具有推动事物生成变化的动力。此能量体在生化流行中呈现为不同的运行阶段:在春天处于萌发状态,此时万物破土而出;在夏天处于成长状态,此时万物欣欣向荣;在秋天就渐渐收敛,此时万物成熟收获;在冬天处于潜藏状态,此时万物冬眠潜伏。同理,仁为生意之始发,礼为生意之长成,义为生意之渐收,智为生意之收藏。智并非四端之末节,而是生意之完满实现。由此,朱子在“仁包四德”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智藏四德”之说。

从生意流行的整体结构来看,仁、义、礼、智皆为生生之意的实体显现。仁为始发之德,在“仁—义—礼—智”的运行中处于发端地位,并且仁之生意流行贯穿于义、礼、智之中,因此仁能统领和包含义、礼、智。智虽位居四德之终,却相对于新一轮的流行而复为开端,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含藏义、礼、智。仁、义、礼、智之生意流行,实则是一个“仁—义—礼—智—仁—义—礼—智”不断循环的过程。在此循环中,仁与智最为关键:仁智交汇之际,正是生意之源头——在天为天地之心,在人为人心。

至此,需辨明一个问题:“仁包四德”与“智藏四德”是否矛盾?朱子思想中,二者并行不悖。他指出:“以用言则元为主,以体言则贞为主。”又说:“仁礼是用,义智是体。”可见,“仁包四德”是从“用”(功用、现象)的层面立论,强调仁之生意贯穿于义、礼、智之中;而“智藏四德”则是从“体”(本体、本质)的层面立论,强调智为仁、义、礼之生意的完满状态。前者着眼于过程的起点与现象,后者着眼于过程的终点与根本。唯有将二者结合,方能完整把握朱子对仁智关系的深刻洞见。

(作者:陈林,系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第16版:文化记忆·秦刻石学术钩探2 篇

西北之问

武梁祠画像石大禹像拓片 视觉中国/光明图片

姜生在尕日塘秦刻石现场考察 作者供图

古来史乘俱以西北为羌戎荒蛮之地,然而新发现的青海扎陵湖畔秦刻石显示,秦始皇末年派遣使臣率方士往昆仑求神药,目标指向今青海高原地区,乃证先民确信“海内昆仑在西北”,提供了堪与《山海经》并列的重要历史坐标。这一发现,再次从历史人文地理角度,提示我们重新审视上古时代的西北之地。

问题是学术之前导,没有问题焉有学术。今特发疑,曰“西北之问”:其一,海内圣山昆仑何以不在中华;其二,中华圣人大禹何以在西戎——所谓远离中华、圣人不治、教泽不及之地。通过这两个问题,思考上古西北之地与中华历史的关系。

“海内昆仑”何以远去中华?

《山海经·海内西经》说“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则昆仑不独在西北,且属“海内”;而后世所见有关昆仑之描述,却在远去中华“万里”之外。

这里涉及的是一个长期令人困惑的奇特谜题:作为“中国的奥林匹斯”,圣山昆仑直到汉代仍处于“中华”之外、圣人不治、教泽不及的戎狄荒蛮之地。汉人称昆仑在西荒。汉代纬书《尚书帝验期》云:“王母之国在西荒,凡得道受书者,皆朝王母于昆仑之阙。”按《尚书·禹贡》所述“侯、甸、绥、要、荒”,五服之西荒,即“荒服”最西缘,上古时界定为远去王畿二千五百里的区域,所谓“西羌”“西戎”之所在。《淮南子·墬形训》:“九州之外,乃有八殥……八殥之外,而有八纮。”九州“方千里”,即王畿千里之内。九州之外方千里为八殥,八殥之外才及“西荒”。换言之,昆仑落在九州八殥之外的最西。《大荒西经》:“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此言昆仑所在为“西荒”。

引人思考的是,在《山海经》的“海内”“海外”“大荒”三重叙事中,昆仑不仅在西北,且多被归入“海内”叙事。统计显示,传世《山海经》文本21次言及昆仑,其中12次见于《海内四经》。《太平御览》卷六十一:“《山海经》曰,昆仑山,纵横万里,高万一千里,去嵩山五万里。有青河、白河、赤河、黑河环其墟。”按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引张揖曰:“《海内经》云,昆仑去中国五万里,天帝之下都也。其山广袤百里,高八万仞,增城九重,面九井,以玉为槛,旁有五门,开明兽守之。”又《山海经·海内西经》曰:“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面有九井,以玉为槛。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山海经》三处记载或详或略,其间存在明显关联,当为同一昆仑。可能因为原本《山海经》文本在流传过程中有所增减,且古人引书并不规范,或以己意增减,所以呈现出若干不同面貌。要之,《太平御览》卷六十一所引这部分内容,应属《海内西经》。而《海外南经》亦称“昆仑虚在其东,虚四方。一曰在岐舌东,为虚四方。”再次表明昆仑属于“海内”的西部。又按《海内北经》,有“在昆仑虚北”“在昆仑东北”“昆仑虚北所有”“昆仑虚南所有”等关于环昆仑东北、北、南的情形描述,皆列“海内”叙事,可见昆仑位于“海内”。

不过在《山海经》中,关于昆仑所在,叙述似有自相矛盾之处。这些文献所述之昆仑既在“海内”,又言“去中国五万里”,显然存在文本异变的问题。

那么何为“海内”?“海内”即四海之内、九州之地。可参照上古五服(九服)制度。按《国语·周语上》:“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为甸服、侯服、宾服、要服、荒服等五服。《周礼》记载则为九服:“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五百里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藩服。”不论五服或九服,都是以距离王畿亲疏远近而划分,或在“海内”(九州),或在“海外”(九州之外)。按《周礼·秋官·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谓之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要服……九州之外,谓之蕃国。”郑玄注:“九州之外,夷服、镇服、蕃服也。”故“海内”应包括甸服、侯服、绥(宾)服等距中央王畿较近的区域,为传统中华之所指,“海外”则属于化外蛮荒之地。

屈原《天问》亦曾叩问:“昆仑悬圃,其凥安在?”昆仑与华夏究竟是何种关系?上古“神话”的背后,隐含着某种历史谜题,有待学人认真探索。

为何禹生西羌,不在中华?

史称大禹为夏朝缔造者,如《史记·夏本纪》曰:“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禹为中华圣王,然而自古子史诸家皆言“禹出西羌”“夏在西”。

考之上古文献,大禹出身西羌,记载明确。汉初陆贾《新语·术事》说:“文王生于东夷,大禹出于西羌,世殊而地绝,法合而度同。”(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新语》作于汉高祖时,《挟书令》尚未解除,所以‘大禹出于西羌’之说一定始于先秦。”当是)《史记·六国年表》亦曰:“禹兴于西羌。”裴骃集解:“皇甫谧曰:‘孟子称禹生于石纽,西夷人也。’传曰‘禹生自西羌’是也。”《盐铁论·国疾》也采纳:“禹出西羌。”牟融《理惑论》亦称:“禹生西羌而圣哲。”又皇甫谧《帝王世纪》:“故名文命,字高密。身长九尺二寸,长于西羌,夷人。”是知王符《潜夫论·五德志》直称夏禹为“戎禹”,而有所自矣。按《礼记·王制》:“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谓戎人肉食。复参之以《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使鲁观周乐,“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杨伯峻注:“古指西方为夏。则夏声者,西方之声也。”秦发轫旧地在西,周亦起于西,宜乎以秦人所传为夏声为周之旧,故季札以采自西垂的《秦风》为夏声。季札的评论再次表明,古代先贤对于禹夏在西之历史确认无疑。

不独昆仑、大禹,《山海经》对“海内”和“大荒”的圣王之迹所作的记述,亦各含矛盾。

《海内经》记述的一些中华圣王之迹,却不属中华范围。如《山海经·海内经》:“流沙之东,黑水之西,有朝云之国、司彘之国。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又《海内西经》:“赤水……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导积石山。”

《大荒经》的“海外”叙事中,却又记载有诸多上古中华圣地或圣王之迹在其地。如《大荒北经》曰:“禹湮洪水,杀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谷;其地多水,不可居也。禹湮之,三仞三沮,乃以为池,群帝因是以为台。在昆仑之北。”《大荒西经》亦述及一些上古圣王后裔在“海外”:颛顼之子在“大荒之中”、夏后启更在“西南海之外”“流沙之西”;炎帝之孙“灵恝”及其所生“互人”的“互人之国”,亦属海外。同在“大荒西”,还有“昆仑之丘”和“西王母”。

诸此种种,引人深思。

清末王闿运说:“夏,中国也。始自西夷,及于内陆。”(《尚书笺》)傅斯年亦指“在三代时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进,由部落到帝国,是以河、济、淮流域为地盘的。在这片大地中,地理的形势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历史凭借地理而生,这两千年的对峙,是东西而不是南北……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夷夏东西说》)这个“始自西夷”的“西系”之夏,究竟何在?

要之,中华上古圣山昆仑,在《山海经》中既被归之“海内”,又时入“海外”;既在“海内”,又在中国万里之外。新见秦刻石,亦证其不在“中华”之域。历代传颂的先圣大禹,更出身中华之外的羌戎之地(早期羌戎乃是长期生活于西北地区的非华夏群落,见诸文献及考古发现),还有更多圣王之迹及其后裔远在大荒。凡此种种,超出史家认知逻辑,固为太史公等搢绅先生所不接受。此等文本矛盾或“荒诞”现象,或与历代文本传播重构有关,然而更重要的是其“神话”叙事可能隐含的渺远古史记忆,尚需吾辈认真探究求索。

(作者:姜生,系山东大学讲席教授)

新见秦刻石与上古知识流动

曲阜孔庙圣迹殿藏“先圣画像”石刻拓本 作者供图

海昏侯墓出土孔子镜屏 图源《海昏简牍初论》

2025年夏季,青海省玛多县扎陵湖畔发现的秦刻石,因刻有“皇帝使五大夫翳将方士采药昆仑”等内容,将人们对秦始皇求仙活动的地理想象,从传统的东海仙山延伸至西部高原的黄河源头,引发了关于秦朝疆域认知、方士活动范围、早期地理观念等的激烈学术争鸣。而这场争鸣,恰恰为我们反思上古时期知识生成、传播与共享的机制提供了契机。它使我们反思:我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了解古人的知识世界?当考古实物“溢出”过去文献构筑的认知边界时,我们应如何调整自身的认知框架?这要求我们进行一次彻底的“历史视野”回归——即暂时搁置后世形成的,尤其是被经典化叙事固化了的观念,尝试设身处地去理解那个时代人们共享的知识基础(共识性知识)的广度与深度,以及知识生产、流传与交融的真实状态。

被遮蔽的知识片段

“书于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孙。”在纸张普及前,石刻也是长久保存信息的重要媒介之一。从石鼓文到秦始皇留下的七处刻石,这些“金石文献”承载着颂功、纪事、宣教等多重功能。刻石立碑既是宣示权威、规范文化的政治行为,也是将王朝意志固化为“公共记忆”的尝试。这些石刻文字,与官方典籍、行政文书(如简牍)共同构成了一个多层次的知识传播网络。尕日塘秦刻石则属于一种特殊的纪事刻石——它并非皇帝亲临的颂功之作,而是一位中层官员(五大夫翳)在偏远之地执行特殊任务(带领方士采药)后留下的个人化记录。这种“非典型”刻石的存在,暗示着秦代知识活动的多样性。在国家主导的大型工程(如驰道、长城)之外,还有为满足统治者个人需求(如求仙问药)而进行的远征与探索。这类活动虽未必载入正史,却可能通过实物遗存偶然留存。

我们已经习惯于站在由《史记》等典籍垒砌的高台上回望过去,并常常以此为标准,去衡量和质疑更早的遗存。面对尕日塘秦刻石,一个典型的疑问是:若此石为真,如此重大的遗迹,为何《史记》失载?然而,这个问题的前提本身可能就存在问题。秦始皇时代的人,并未读过《史记》。司马迁著史时,其史料边界又在哪里?学者已经意识到,《史记》中的文献材料和知识,未必可以代表当时的知识水准,史料和知识的多元,本就是西汉末年之前的常态(徐建委《刻石讨论背后的方法与文献》,《光明日报》2025年9月28日第8版)。

近年来,简牍文献的大量出土,不断冲击着我们对古代“常识”的想象。清华简记载“黄帝有子曰蚩尤”,与传统的战神形象迥异;益阳兔子山秦二世元年诏书木牍、北大简《赵正书》呈现了胡亥即位程序的另一种正当性叙事,与《史记》的描绘截然不同。即便是《史记》内部,也常有抵牾之处,这或许正是司马迁“信则传信,疑则传疑”、保存异说的史家笔法。这些例证清晰地揭示,在先秦至汉初,关于同一人物、同一事件,并存多种、甚至相互矛盾的叙述与认知。那个时代的“共识”,很可能是一种局部的、流动的、多元并存的状态。

古代知识从产生、流传到定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从气体到液体,再到固体”的演化过程(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三联书店2008年,第214页)。以秦至汉初的官箴文献为例,北大藏秦简《从政之经》抄写于秦统一之前,内容相对原始,结构松散;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则开始为内容添加“凡为吏之道”“吏有五善”等标题,进行初步系统化整理;至岳麓书院藏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其抄写已在“更名民曰黔首”之后,不仅修改了称谓以符合新制度,更增列了“吏有五过”“吏有五则”等新标题,体系愈发严整(朱凤瀚《北京大学藏秦简牍的独特价值》,《光明日报》2023年7月8日第11版)。这一脉络生动展示了文本如何在传播中被不断修订、增补、规范化,是展示知识由“液体”向“固体”凝结过程的鲜活案例。

在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之前,思想与知识界恰处于一个“百家殊方,指意不同”的活跃生长期。知识的创造、复制与改编是弥散性的。直到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领校群书,才系统地进行去重、排序、定名、撰录,为皇家藏书确立定本,完成了知识从“液体”到“固体”的关键一步。但这已是秦始皇时代百年之后了。因此,用后世凝结的、体系化的“固体”知识标准,去严格框定或质疑前代处于“液体”甚至“气体”状态下的知识,在方法论上似乎需要格外警惕。尕日塘秦刻石的意义,或许正在于它可能代表了某种当时存在,却被后世主流历史书写脉络所遗漏或未能吸纳的地方性实践或知识片段。类似的知识片段,除了众所周知的《山海经》“四方风名”、《穆天子传》和楚帛书“十二月神”以外,我们近年还发现有北大秦简中的“中华”观念,海昏侯墓出土孔子镜屏上的“孔子形象”和“孔颜相对图”等(王楚宁《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孔子镜屏”复原研究》,《文物》2022年第3期)。

被低估的秦代地理认知与交通网络

如果说对知识共识的反思让我们“向内”看清古人思想的多元性,那么对秦代地理认知与交通网络的探讨,则让我们“向外”拓展了对古人活动范围的想象。传统上,“昆仑”等地名常被归入神话地理或模糊的远方。然而,新的研究视角提示,古人的地理认知空间和实际活动范围,可能远超我们基于后世“中原中心”静态观的想象。

早在西周初年,周人“封建亲戚,以藩屏周”,例如将召公奭之子分封到遥远的北燕(今北京地区),这绝非盲目的政治冒险,必然是基于对东方地理与交通路线的相当了解。西周金文,如西周宜侯夨簋铭文中明确记载“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图”,证明当时“图”(地图)已用于政治军事规划。拥有地图,意味着对地理空间已具备了抽象的描绘、测量与掌控能力。这种能力至少经过西周数百年的积累,到战国晚期及秦代,完全可能支撑起向更西方的区域进行有组织的探索或宣示活动。过去,也在天水放马滩、长沙马王堆出土了战国秦汉时期的地图。学者也注意到,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汉武帝看到的前代编绘的“古图书”,其内容应该包括昆仑山一带的地理状况,或许还附有地图(葛剑雄、位书海《从历史地理考察“昆仑刻石”的可能性》,《历史地理研究》2025年第3期)。

到了秦代,长期的交往、战争、贸易与信息传递,可能已使中央王朝对西部边疆及以外的区域,积累了超出文献记载的认知。秦始皇修筑长城以“界中国”,从另一面理解,正是“中国”与“外国”的天下秩序观念得到强化的体现,也是对已知世界的一种政治地理规划。若尕日塘秦刻石确与秦王朝向西的探索有关,它便是这种认知能力与政治意志在物质遗存上的一个具体体现。

值得一提的是,在尕日塘秦刻石“求药”活动的背景下,还关联另一类重要的知识与流动。秦始皇屡次派遣方士寻找“不死药”,这既是一种政治行为,也是一场由国家主导的、跨越广阔地域的资源调查与药物学探索。方士群体掌握着关于山川、物产、丹方的秘传知识。尕日塘秦刻石、里耶秦简中“琅邪献昆陯五杏药”的记载,确证了这种跨地域药物知识网络的存在。这些知识可能以“方”(药方、术法)的形式秘传,也可能通过进献进入宫廷,最终被整合进早期的本草学体系中。

在流动与交融中理解中华文明

新见秦刻石引发的讨论,其价值超越了考证文物真伪或具体地望本身,它对我们如何认识历史提出了双重启示。首先,警惕“后见之明”的认知陷阱。我们需要竭力摆脱用后世凝固化、经典化的知识体系,去生硬地剪裁或评判前代历史的思维定式。每一个时代都有其正在生成中的、独特的“知识边界”与“共识图景”。新的考古发现,其最大贡献往往不在于“证实”我们已知的故事,而在于“提出”新的线索与问题,迫使我们去拓展、修正乃至重构关于古人思想与行动版图的理解框架。

其次,重视“物质交流”的实证基础。古人的现实活动范围与观念中的世界图景,与其实际的物质文化交流深度密不可分。器物、建筑、遗迹等,可以提供关于古代技术传播、物种迁徙、礼制借鉴和人群移动等问题的线索。将文献的“文本叙事”与考古的“物质叙事”紧密结合,在历史纵深中,观察文明要素如何缓慢而坚定地流动、碰撞与融合,才能更贴近中华文明的真实演进过程。

新见秦刻石这样的发现,正是这一宏大而漫长的历史演进历程中的一个坐标点。在这个前所未有的节点上,凭借日益丰富的考古发现与多学科的研究工具,我们有可能描绘出一幅远比《史记》叙事更为复杂、生动,也更具全球文明史意义的早期中国图景。这幅图景中,有对宇宙的沉思,有对永生的渴求,有对远方的探索,有日常行政的琐碎,有思想交锋的火花,更有无数无名者创造、使用和传递知识的痕迹。正是在对这些痕迹的拼合与解读中,我们得以真正“透物见人”“以物论史”,聆听来自文明源头的、众声喧哗的回响,并从中理解“何以中国”这一根本命题的深厚与辽阔。

因此,中华文明的早期图景,其开放性、探索性和多样性,可能远超我们基于后世定型化叙事所做的想象。每一次新的发现,无论是对已知的确证还是挑战,都促使我们放下固有的知识地图,以更谦卑、更开放的心态,重返那个知识在生成与湮灭间不断摇摆的古老时代,从而对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获得更深切而鲜活的理解。这,或许才是所有历史研究,包括这场关于“昆仑石刻”的热烈争鸣,所赋予我们最宝贵的礼物。

(作者:杨博,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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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北京俫卡斯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注册号:110108015125563)不慎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110108051426570)和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章、法人人名章,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北京安途客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2MAEMRB2R3F)作废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领阁烟酒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9MABLPKK471)作废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北京仁承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MAE7213CXN)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减少至10万元,请有关债权债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元百信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MAE7YNE9XJ)经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人民币100万元减少至10万元,请有关债权债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昌通诚源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MAE7B4JHXC)经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人民币100万元减少至10万元,请有关债权债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奇点象限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7MAEEJPYA5U)经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人民币200万元减少至5万元,请有关债权债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锐启智源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7MAEEU91Q2W)经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人民币200万元减少至5万元,请有关债权债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新创客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7MAEJCQUH68)经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人民币200万元减少至5万元,请有关债权债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智联悦动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7MAEGKMRM8J)经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人民币200万元减少至5万元,请有关债权债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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