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节日·端午】
锣鼓点如骤雨般急促，铜镲声似惊雷般震耳……晨雾还未散尽，一阵阵闹响，叫醒了重庆江津李市镇。
虽然不通江、不临河，但这里的端午，同样能够划龙舟。
广场上，二十几个精壮汉子肩扛着两艘黄蓝相间的旱龙舟。龙头昂首向天，龙尾高高翘起。竹篾扎成的龙鳞泛着温润的光泽。
“没有大江大河，先人们想出的这个法子，一‘划’就是几百年！”50多岁的周勇是当地最资深的号子手，嗓音沙哑却中气十足。
8点整，巡游准时启程。
威风锣鼓队擂出震天动地的鼓点，旱龙舟队的队员们以腿为桨、以手为舵，扛着旱龙舟踏出整齐划一的步伐，嘹亮的船工号子与鼓声交织在一起。
街道两旁早已挤满了人，有的跟着吼号子，有的举着手机录像，更有稚童骑在父亲肩头，攥紧小拳头，随着鼓点一上一下地挥舞，仿佛自己也是那舟上的一员。
“端午嘛，旱龙舟一吼，才是真过节噻。”站在记者身边的一位乡亲喃喃道。
（本报记者 黄汉鑫 李宏）
¶【我们的节日·端午】
“嚯，这味儿真正！跟小时候家里头挂的一模一样！”端午假期，在天津宝坻的“潮白端午国潮文化大观园”，一位大爷洪亮的声音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循声望去，摊位前的竹架上挂满了葫芦——翠叶裹金葫，红绳缀流苏，格外喜人。
“葫芦里填了艾草、藿香、苍术、白芷和薄荷，这是老祖宗传下的‘端午五香’，能驱虫避秽。”摊主小兰向记者介绍，“葫芦谐音‘福禄’，挂门头祈愿全家安康。多好的意头！”
天津盛产葫芦，历史上作为漕运枢纽，便于原料与成品流通，逐渐成为北方葫芦制作的核心区域。
“烙画葫芦、掐丝葫芦……小葫芦能做大文章。”小兰告诉记者，这些年，天津的葫芦无论制作技艺还是文创样式，都在与时俱进，用上了3D打印、数控烙笔等技术，还开发出了茶器、饰品、灯具等功用。
这时，一位大爷走了过来：“给我来三个。”“好嘞！”小兰脆生生答应着，低头穿绳。她告诉记者：“今年端午，传统手工艺格外俏。今儿一上午，走了一百多个。”
（本报记者 朱斌 吕慎 王艺钊）
¶【我们的节日·端午】
端午节当天，贵州贞丰古城早早就热闹起来，记者随着人流，走进一年一度的端午“草药集市”。青石板路两旁，艾草、菖蒲扎成捆摆放着，艾纳香、石斛、伸筋草……草药摊一个挨一个。
“嬢嬢，粽子怎么是灰扑扑的？”古井边的庭廊里，游客好奇地围着一位布依族阿妈。
“这灰啊，是烧后的糯谷草芯，拌进糯米里，再塞上板栗和五花肉，有种天然的草木香。灰一裹，黏腻消了，清气足了，粽子放久了也不会坏。”铺叶、盛米、填馅、裹折、捆线……阿妈边说边做，动作利索。
说话间，稻草在阿妈手里绕了几圈，一个“丰”字结的灰粽就做成了，“这可是我们布依族的传统美食，已经有几百年历史了”。
（本报记者 陈冠合 靳晓燕）
¶【我们的节日·端午】
“都别急！状元粽管够！”近晌午，南京科巷糕团店前，挤满了人。
张艳英排在记者前头，一口气要了20个红线扎的粽子。见记者惊讶，她笑着解释：“我们科巷从清代起就是武科举考场，各地武生都聚在这儿。‘粽’谐音‘中’，红线扎的，讨的就是金榜题名的彩头。”
买好粽子，张艳英又扎进老菜场深处。这里，摊位挨着摊位，剁肉声、叫卖声、讨价还价声混成一团。烤鸭摊前，刀刃剁向砧板，咚咚作响。隔壁苋菜摊，紫红的菜叶上挂着水珠……
“端午入夏，红食应时令。老辈讲，五红攻五毒，吃了保平安。”张艳英掰着手指报菜单，“烤鸭、苋菜、鸭蛋、小龙虾、黄鳝——粽子是主食，这五样红才是主角！”
记者发现，端午的南京科巷，客流熙熙攘攘，许多居民的购物袋里装着粽子和“五红”，不少年轻人纷纷以人流为背景举着手机“打卡”。热闹，挤爆了小巷。
（本报记者 杜倩 苏雁）
¶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
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必须深入领会“十四个坚持”，其中之一正是“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时代新使命，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和自身建设规律提出的重大课题，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要求。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必须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定做到“两个维护”，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穿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以及制度建设、反腐败斗争始终，引领带动党的建设质量全面提高，不断巩固党的团结统一，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讲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突出特点和优势。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如果政治上的先进性丧失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就无从谈起。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具有崇高的政治理想、高尚的政治追求、纯洁的政治品质、严明的政治纪律。
从毛泽东同志提出“党的建设必须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到邓小平同志强调，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注重党的政治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高度自觉。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从政治上考量全局工作，以强大的政治定力引领中国发展，以强大的政治勇气攻坚克难，以崇高的政治品格凝聚力量，为持之以恒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推动党员干部在党内政治生活中接受政治体检、打扫政治灰尘；
党的十九大首次把党的政治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强调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明确“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对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等提出明确要求；
…………
“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
建党百年之际，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以历史决议形式作出重大政治论断，向全党全国发出号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绝不能有丝毫含糊和动摇。
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前路注定不会一马平川。
越是接近目标、越是任务艰巨，越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越要把“两个维护”作为党的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将做到“两个维护”体现在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行动上，体现在履职尽责、做好本职工作的实效上。
“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2026年1月14日，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公报全文公布。
在公报对今年主要工作作出的六方面部署中，第一项就是“强化政治监督，推动全党凝心聚力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一样，稍不注意，就很容易受到污染”。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把营造良好政治生态作为基础性、经常性工作，锲而不舍、常抓不懈。
炎炎夏日，走进位于祁连山南麓的木里矿区，满目青绿令人心旷神怡。
木里，藏语意为“燃烧的石头”，煤炭储量丰富，却曾因大规模非法开采留下一个个“天坑”，严重破坏了当地生态环境。
从深坑横陈到芳草茵茵，木里矿区综合整治之所以能取得显著效果，首先从政治纪律查起、深挖彻查生态问题背后的政治问题是关键所在。
表面上看是自然生态问题，往深里看，暴露出的却是政治生态问题。
关键时刻站不出来，重要岗位顶不上去，党员混同于一般群众；在党不言党，在党不爱党，甚至羞于提及党员身份；党内“讲政治”讲得少了，政治生活被轻视、忽视……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党内存在的所有问题本质上都是政治问题，要求全面从严治党首先要从政治上看，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治理“七个有之”问题，坚决清除阳奉阴违的“两面人”。经过不懈努力，党内政治生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2020年岁末，北京中南海，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民主生活会。
这次党内最高层级民主生活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政治三力”，即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
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关键是要提高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政治能力，通过加强政治能力训练和政治实践历练，切实提高党员干部把握方向、把握大势、把握全局的能力和辨别政治是非、保持政治定力、驾驭政治局面、防范政治风险的能力。
党的政治建设落实到干部队伍建设上，就是要推动党员干部深刻认识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的时代内涵和实践指向，着力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不断锤炼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自觉接受党内政治生活锻炼，在复杂斗争实践中积累经验、提升能力。
踏上新征程，只有炼就一双政治慧眼，善于从政治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才能不畏浮云遮望眼，切实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政治责任。
“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
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要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把赢得民心民意、汇集民智民力作为重要着力点。
2025年5月20日至6月20日，“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开展网络征求意见活动。
短短一个月时间，活动累计收到网民建言超过311.3万条，为编制“十五五”规划提供了有益参考。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紧紧团结人民、依靠人民，不断筑牢党执政兴国的政治根基，才能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在正定县城大街上摆桌子，倾听群众意见；在福州，用群众投票的方式确定市委、市政府每年为城乡人民办的20件实事项目；新时代以来，全国两会上一次次同代表委员们围坐一堂、共商国是……
从主政地方到领航中国，习近平同志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牢牢站稳人民立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让人民的智慧融入治国理政的壮阔征程。
2026年春节假期刚过，一场以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为重点的党内集中教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如火如荼开展。
通报政绩观存在偏差、扭曲错位典型问题；深入一线调研走访，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查找制度机制短板，整改突出问题……以学习教育为契机，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厘清“为什么人”这个政绩观的首要问题，从思想根源上厚植政治根基。
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是我们党最可靠的力量源泉。当年，“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为我们党依靠人民赢得革命胜利凝聚了强大力量。
今天，我们党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就是要教育和激励广大党员、干部锐意进取、奋发有为，把精力和心思用在破难题、克难关、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上，久久为功筑牢政治根基，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把准政治方向、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夯实政治根基、涵养政治生态、防范政治风险、永葆政治本色、提高政治能力，必将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政治保证。
（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 记者孙少龙）
¶【伟大征程】
夏日的北京阳光明媚，万木葱茏。坐落在太平桥大街的全国政协礼堂，静谧而庄严。礼堂门前一侧，“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标识牌格外醒目。
70年前，党在全国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八大，就在这里举行。
彼时的中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已经确立，但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落后。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我们党执政后面临的崭新课题。
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先例，犹如攀登一座人迹未至的高山，一切攀登者都要披荆斩棘、开通道路。
在实践中探索前行，毛泽东同志在大量周密而系统的调研基础上，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并逐渐形成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有全局性长远性指导意义的《论十大关系》报告，为党的八大召开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
在此背景下，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党的八大隆重举行。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党的八大正确分析形势变化，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大会肯定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思想，即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计划生产、国家市场三者为主体，而以个体经营、自由生产、自由市场三者作为补充，这是在理论上突破苏联计划经济模式，探索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尝试。还提出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在我国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战略设想，为全国人民描绘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宏伟蓝图。
这次会议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提出的许多新方针和新设想富于创造精神，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站在了比较高的历史起点上，取得了初步成果。
探索之路并非坦途。在1956年到1966年艰辛探索的10年中，虽然经历曲折，仍然取得了巨大成就。工业建设、科学研究和国防尖端技术的发展以及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发展的诸多工作，都是在那个年代开始布局的。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更为重要的是，这条披荆斩棘开辟出的社会主义道路从未中断，而是在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接续奋斗中愈走愈光明、愈走愈宽广。
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到改革开放伊始提出“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设想，再到新征程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我们党不断作答“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大道之行，一以贯之。
星移斗转，使命如磐；征途漫漫，惟有奋斗。
党的八大开启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良好开端，今天，我们党正带领亿万人民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进。
面向未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信心坚定：“中国式现代化有目标、有规划、有战略，一定会实现。我们将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向前推进。”
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百年大党初心不改、步履坚定，乘风破浪、一往无前。
（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 记者王子铭）
¶
【大美中国】
端午期间，人们以各种方式休闲放松，享受假日时光。图为6月19日，游客在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荞麦岭景区花海中游玩。新华社发
¶【我是这样做学问的】
我的科研之路，始于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电磁世界。
1979年，我考入北京航空学院电子工程系，踏入电磁场与微波技术领域。随着学习深入，我深刻认识到，电磁世界绝非孤立的学术范畴，而是守护国家重器、保障国防安全的战略阵地。电磁干扰隐蔽且极具破坏力，一旦在关键装备上爆发，后果不堪设想。这种“无形却致命”的战略价值，让我坚定选择电磁科学作为毕生研究方向，立下“以电磁之学，护家国之安”的誓言。
毕业后我留校任教，全身心投入电磁研究。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该领域基础薄弱，关键问题缺乏系统理论支撑，成熟工程方法更是稀缺。面对装备系统复杂度与日益提升的工程需求，我们从零起步，探索并逐步搭建起理论体系与技术路径。在这个求索的过程中我逐渐明晰，电磁兼容是高度交叉的系统工程，涵盖电磁场理论、电子电气信息控制等系统设计、材料特性与整机结构等多个维度，唯有从系统层面整体思考，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彼时，不少人将电磁兼容视作“玄学”，问题出现后只能盲目试错。我和团队暗下决心：要把“玄学”变成科学，实现电磁干扰可预测、可设计、可控制。
科学家的使命，是主动奔赴国家最需要的地方，直面最艰巨的挑战。为获取真实数据，我们在地表温度六七十摄氏度的试验场连续数日采集电磁环境，在寒冬零下30多摄氏度的试验场驻守，在机库中通宵排查故障。一个问题往往要反复推导数月乃至数年，实验与理论相悖时，只能一遍遍追根溯源。长期户外工作让我患上日光皮炎，即便盛夏也需穿长袖；但每当攻克干扰机理、锁定问题根源，那份豁然开朗的喜悦，足以抚平所有艰辛。
深耕数十载，我们前瞻布局、主动谋划，提出早期量化设计代替后期试错改进的理念，率先在国际上提出了系统级电磁兼容量化设计理论与方法，向国家倡议并建立了“电磁兼容与电磁环境”学科方向，成功破解多项重大装备电磁兼容技术难关，成果应用于20余种国之重器，为国家重大工程提供核心根技术支撑。我常告诫学生，电磁研究既要心怀家国大义，更要尊重科学规律，唯有掌握核心机理，才能让大家认知到电磁环境不复杂，让国家在无形疆域的安全得到根本保障。
做学问既要攻克当下关键科学与技术难题，更要布局学科未来、培育人才梯队，让报国初心代代相传。从教30余年，我始终坚持为本科生讲授《电磁场理论》，这门承载家国情怀的“金课”，在与学生的思想碰撞中，不断深化我对理论本质的理解。出国访学的经历让我更加坚定：解决中国工程问题，必须吸收国际经验，更要构建自主理论技术体系。我始终以家国情怀为底色、自主创新为要求、解决问题为导向培育学生。开学第一课必讲北航校史与“电磁魂”精神，传承老一辈科学家报国初心；鼓励学生不盲从跟风，深耕原创性课题，教导学生们要有磨钉子的精神，甘坐冷板凳，围绕硬骨头科学问题久久为功，同时带领博士生深入工程一线，在真刀真枪的实践中锤炼本领。
响应国家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的号召，我向国家建议并创办了《电磁科学》（Electromagnetic Science）学术期刊。有人问我，为何要亲自创办这本全新英文期刊？答案很简单：做学问不仅要解决当下难题，中国学者也要立志为学科搭建瞄准世界级水准的舞台，这正是我治学的核心理念。回首40余载科研路，我对做学问的心得可概括为：敢闯无人区，甘做栽树人。前者是科研的锐气，后者是学问的传承，创办期刊正是这一理念的集中实践。电磁域是大国博弈的“隐形战场”，长期以来，中国学者在电磁领域产出顶尖成果，却缺乏对等的国际学术话语权。我始终坚信，在祖国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的今天，中国学者应当有能力主导一本比肩国际顶刊的电磁综合性期刊。做学问必须严把质量关，让每一项成果都经得起历史推敲。《电磁科学》编委团队坚持优中选优，拒绝学术“灌水”，只收录推动电磁科学前沿、服务国家电磁安全的硬核成果。
做学问、搞科研，既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也要敢于迎难而上、挺身而出。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为电磁领域注入新动能，但扎实的理论基础、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为国担当的家国情怀，永远是科研路上的立身之本。瓶颈期看似停滞，实则是厚积薄发的积累，坚持与开放并行，跨学科交流合作，总能为难题打开突破口。
40余载治学，我始终坚守：科研要奔赴真现场、了解真需求、寻找真方法、解决真问题；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成果用在国之重器上。科学探索永无止境，未来电磁安全领域挑战依旧严峻，但我相信，一代又一代电磁人接续奋斗、脚踏实地、持续创新，必将在无形战线行稳致远，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筑牢电磁安全基座。
（作者：苏东林，系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向险而行，不惧水火，只因心中始终装着人民安危。
查险除患，细之又细，只因安全“时时放心不下”。
日前，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联合发布“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他们立足岗位，不畏艰险、刻苦钻研、锤炼本领、探索创新，全力筑牢安全防线，用行动诠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向险而行，书写责任担当
明知前方有危险，为了救人依然向前冲，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刻进每一次救援行动中。这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重庆队队员姜伟的身影。
2025年6月，重庆一在建隧道突涌坍塌。隧道内烟尘弥漫、剧烈的爆炸声不时传来……面对这一危急救援任务，姜伟带领队员义无反顾向浓烟和烈火挺进，最终搜寻到4名被困工友，并护送他们脱险。
从一名矿山救护队员成长为一名专业应急救援现场指挥官，姜伟先后参加和指挥矿山、隧道、洪水、森林火灾等事故灾难救援100余起，在多起事故灾害救援中当先锋、打头阵，搜救遇险遇难人员130余人。
“群众期盼的眼神，就是我们向险而行的底气。”这句话深深刻进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一中队中队长韩磊的骨子里。
2021年7月，河南省遭遇特大暴雨灾害。卫辉市连续数日遭遇强降雨，3000余名群众身陷“孤岛”，形势万分危急。韩磊与专家组积极研究战法，连夜组装动力舟桥，带领队员直奔目标村庄，成功转移被困群众800余人。
参加工作16年来，这样的经历有很多次。每一次，韩磊都毫不犹豫、冲锋在前。转隶后，为适应新要求，韩磊坚持面向实战、刻苦钻研，逐步探索形成一套适应不同地域、不同灾情的实战化抢险战法体系，高效完成多项抢险救援任务。
“守护生命，是我们最大的责任。”内蒙古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呼和浩特大队二中队政治指导员邬鑫的话，朴素却坚定。
硕士研究生毕业后，邬鑫毅然扎根北疆林海草原。从业7年来，他带领中队队员先后参与了几十次森林灭火、抗洪抢险等急难险重任务，经历了一次次生死考验。
2025年夏，呼和浩特市哈素海地区遭遇百年不遇强降雨，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接到增援命令后，邬鑫带领中队队员紧急开展排涝作业。白天扛管带、查设备，晚上挤在帐篷休息，一干就是59天。59天里，他们排涝近百万立方米，成功保护周边多个村落的安全。
坚守初心，始终竭诚为民
为人民而生、为人民而战，应急人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用实际行动赢得人民信任、守护民生民安。
2020年转岗至应急管理工作后，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虹街道应急执法中队中队长吴凯投身基层安全治理，推出一系列务实举措为民解忧、护民平安。
面对电动自行车安全这个“老大难”，吴凯采取“疏堵结合”策略，在全国率先推广楼梯间“简易阻停护栏”，同时见缝插针设置沿街分布式充电桩，打造“3分钟安全充电圈”。如今，在秦虹街道，从“停放”到“充电”形成全链条守护。
“干这行，就得让企业既安全又能好好发展。”这是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东局监察执法四处二级主任科员刘庆常挂在嘴边的话。
在刘庆看来，安全监察不仅是“查隐患、罚违规”，更重要的是“传技术、帮企业”。他通过经常性开展政策宣讲、典型案例宣传，让采煤工作面智控回撤等一大批先进工艺逐步在监察区域煤矿推广使用，助力矿山企业实现安全与效益的“双重蝶变”。
在天津市，海河流域的万千支流在此汇聚奔流入海，近年来，极端暴雨事件时有发生，防汛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自2003年投身防汛抗旱工作至今，天津市应急管理局水旱灾害救援处处长、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以铁肩担使命、以智慧破难题，守护着千万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为尽可能降低水情对群众的影响，每年汛前梳理“四防”风险点，要求台账必须“细到骨子里”；汛期带着预案上门对接，全力以赴高效转移群众……泛黄的手绘版河道地图、永远堆满调度方案的办公室、凝聚22年工作经验的“防汛一张图”系统，藏着的是张东方始终竭诚为民，守护百姓平安的初心与坚持。
锐意进取，以创新破难题
新时代应急管理事业是一项开创性事业，面对各项困难挑战，迫切需要以改革创新寻出路、谋发展、求突破。
在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启工消防救援站，每名新入队的队员都要经历一场特殊的入队仪式：参观队史馆、红色教育基地，听一次关于队史的党课。这是由启工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创新实施的入队仪式。“要让每名队员从入队的第一天起，就把‘对党忠诚’刻进骨子里。”张岩说。
党建为基、党建铸魂。与全国模范队站共建“火焰蓝党建云联盟”和“英模单位联席会”平台，促进队站之间交流经验、协作共进；优化“三会一课”等组织生活制度，提升党员思想政治素质和综合能力……作为一名基层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以创新党建工作为抓手，推动以政治工作凝聚队伍合力，带领启工消防救援站这支英雄模范队伍再焕新光彩、再上新台阶。
现任广东省深圳市大鹏新区消防救援大队政府专职消防员的郑海周已经在消防一线奋战22年。作为深圳市全面推进政府专职消防队伍建设的首批“拓荒者”之一，郑海周敢闯敢干，构建“定岗培养+实战轮训”体系，牵头成立“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逐步探索出一条超大城市专业化应急救援力量建设新路径。
郑海周勇挑宣传创新重担，结合当地文旅特色，打造“一景区一阵地”消防宣传网络，推动建设深圳首个“消防主题民宿”“应急主题餐厅”等，将消防工作关口最大限度前移。
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多年来，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教授、院长周福宝立足安全一线实际需求，在煤火治理、一氧化碳处置、瓦斯测定等关键领域取得系列原创性突破，让成果走出实验室，广泛应用于安全治理一线。
为加强车辆避险预警，进一步筑牢交通安全屏障，周福宝带领团队探索开发“鹰眼守护”预警系统，成功将灾害响应时间缩短到30秒；为推进落实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周福宝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安全生产管理体系研究项目，目前，该项目已在国家能源集团全面落地应用……从科研成果到制度创新，周福宝带领团队一次次突破，锻造出一项项守护安全的“科技重器”。
新征程上，应急人胸怀“国之大者”、肩扛使命担当，始终把人民安危放在心上，继续用专业与奉献筑起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实屏障。
（本报记者 姚亚奇 本报通讯员 王倩）
¶眼下，骊山脚下，石榴花次第盛放。
“疏花越早，省下的营养越多，留下来的花才能‘吃饱’。”陕西西安临潼区园艺工作站技术员赵倩兮站在石榴红生态科技园内的石榴树下，一边讲解一边示范，围在身边的种植户们连连点头。
“以前总觉得授粉、坐果就是靠天吃饭，自然结果就行了。”临潼区骊山街道胡王村的种植户陈崇华种了20多亩石榴，虽然有着40多年的种植经验，但大面积发展也只有7年。听完讲解，他感触很深，“现在知道了，人工可以干预，让果树营养充裕，坐果率能提高不少。”
保坐果是基础，防虫害是关键。培训现场，西安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临潼石榴产业技术体系博士工作站成员陈静围绕石榴蓟马防控，给果农们上了一堂绿色防控课。从不同虫态到生活习性，从发生规律到防治措施，陈静讲得细致，果农们记得认真。
“综合绿色防治，把蓟马的发生和危害降到最低，才能更好提升石榴品质。”临潼区石榴红生态科技园园主王勋哲把高效种植的实操经验分享给其他种植户，“这些都是可复制、可落地的田间管理思路。”
影响石榴产业发展的种植难题，单靠区县基层力量很难解决。2024年1月，临潼区园艺工作站联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陕西省生物农业研究所、西安职业技术学院等科研院所，成立了临潼石榴产业技术体系博士工作站，从专业领域确定了石榴生理、虫害防治及土肥管理等研究方向，并设立了一批针对性课题。
“今年石榴花期阴雨天气多，病虫害容易发生。”临潼区马额街道南庙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负责人刘伟锋说，有了博士工作站的技术支持，他给石榴合理疏枝、悬挂诱虫板，打出一套“组合拳”，使丰产更有保障。
陕西省水杂果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临潼区园艺站站长张迎军介绍，博士工作站专注于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先进技术推广应用，近年来培育出“骊山红”，引进“天使红”“华美2号”等新品种20余个，解决制约临潼石榴品质提升及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难题10多项。
目前，临潼区石榴种植面积8万余亩，年产优质石榴8万余吨，年综合产值15亿元，种植户近8900家，超过5万人从事与石榴相关的工作。
（本报记者 李洁 张哲浩 本报通讯员 王三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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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9日，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武阳镇朱坊村，鱼塘、稻田与农房、公路、水渠相映成景，构成一幅和美乡村画卷。朱海鹏摄/光明图片
¶“我在电商平台上刚搜索了一双鞋，再浏览社交网站时平台就给我推荐各种鞋，我的搜索信息是怎么被其他平台知道的？”“我和朋友聊到需要给车加油，导航软件就自动推荐最近的加油站，它是不是在偷听我们说话？”数字时代，这是不少人的真实困惑。虽然大家对个人信息保护的意识有所提高，但面对无处不在的信息泄露和滥用，依然疑虑重重。
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以下简称“报告”）。这是国家网信办首份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它系统梳理了该项工作2025年的重要进展。这些举措究竟如何转化为老百姓心中实实在在的安全感？多位专家给出了他们的观察与分析。
摸清“痛点”：
公众疑虑，权威回应
“当下，广大老百姓的个人信息保护意识很高，对个人信息的泄露、滥用等问题充满了疑惑和不解，亟须为其提供了解和学习个人信息保护的权威渠道。”国家网信办数据与技术保障中心副主任王志成表示，该报告正是一部提升社会公众个人信息保护能力的“教科书”。
公众的“痛点”不仅在于信息不对称，更在于不知道如何正确使用个人信息，以及如何维权。“调查显示，70%的受众在面对个人信息侵权行为时，无法找到最有效的维权渠道。”王志成认为，从发现问题到依法维权之间，需要更加清晰、便捷、可操作的路径指引。
王志成举例，报告为网络借贷、求职招聘、出行购票等容易发生信息泄露的领域提供了详细指南，包括遇到强制“刷脸”“一揽子授权”等弹窗时要明确拒绝，同时鼓励公众使用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系统。
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治研究院教授王立梅补充：“长期以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面临原则性规定偏多、操作性标准偏少的困境，制度‘最后一公里’的落地是治理难点。”
打通“堵点”：
有法可依，违法必究
“个人信息保护认证，做了没有直接的好处，不做也没有明确的坏处，为什么要做？”少数平台企业存在这样的侥幸心理。
报告恰恰打通了这个“堵点”。王志成表示，报告介绍了2025年出台与施行的相关法律法规，既包括《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管理办法》《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个人信息出境认证办法》等，也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互联网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等司法规则和裁判标准。
“个人信息保护正从原则性规范向精细化治理深化。”王立梅强调，2025年，我国已密集出台一系列法规规章、司法解释及国家标准，自制度体系、司法裁判到执法实践形成了全方位支撑。
更重要的是，“违法必究”的信号已经释放。数据显示，国家网信办等部门累计通报1100余款违法违规App和SDK（软件开发工具包），排查8万余个收集使用人脸识别的应用场所、14万余个线下消费场景，发现并处置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问题8300余个。
筑牢“支点”：
制度撑腰，共治护航
安全感从何而来？靠的是制度支撑和社会共治。“我国已搭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保障网络。”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协会副秘书长杜阿宁表示。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自动驾驶等新技术新应用的发展，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持续面临新挑战，需要制定出台与时俱进的法律规范。”王志成分析。
报告指出，2025年，我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为核心，建设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体系，共发布9项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包含2项强制性标准、7项推荐性标准。
社会共治的“支点”也在筑牢。杜阿宁列举了个人信息保护社会服务体系建设的相关数据：1531人获得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人员能力评价证书；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超6000万，认证服务达1.7亿次；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协会全年受理举报1.5万余条。王立梅认为，这一格局“标志着个人信息保护已从单一的权利保障机制升华为数字社会有序运行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从不同角度看报告，将得到不同的理解，但都会汇聚成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强大合力。”王志成总结说，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个人信息保护正在以法治为纲、以共治为要，让每一个普通人在数字时代拥有实实在在的安全感。
（本报记者 王美莹）
¶“老舍《猫城记》在土耳其畅销，出版后加印8次，销量超4万册。”——近日，在首届“北京国际文学周”系列活动中，土耳其安卡拉哈兹巴伊拉姆大学东方语言系主任、汉学家吉来分享了老舍作品土语译本的译介及接受情况。
第三十二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首届“北京国际文学周”举办，活动由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北京老舍文学院与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承办。据了解，“北京国际文学周”是由连续举办六年的“北京作家日”活动升级而来，延续“北京文学让世界看到 北京作家与世界对话”这一核心主题，搭建高水平中外文学交流桥梁。北京市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马新明介绍，本届文学周旨在持续构建“创作—翻译—出版—传播”全链条国际传播体系，推动更多北京文学精品扬帆出海，让世界读者分享文明互鉴的盛宴。
“文学校园与校园文学”“人民艺术家与世界的老舍”“吉狄马加对话海外汉学家”……据了解，本次文学周共设置12个板块42场文学交流及版权译介活动。活动期间，来自中国、俄罗斯、墨西哥、土耳其、埃及、巴西、智利、英国、法国、印度、波兰等十余个国家的作家、学者、翻译家、出版人展开了多场深度对话。
6月17日，文学周发布作品译介输出成果，包括《西渡诗选》俄文版、《第七天》俄文版、《未婚妻》英文版、《漂洋过海来送你》法文版、《老叔西大街的把角儿》阿文版等五部。
此外，据主办方介绍，本次文学周期间已促成多部作家作品多语种版权输出，包括老舍《茶馆》葡语、王蒙《猴儿与少年》马来语、吉狄马加《吉狄马加的诗》意大利语、徐则臣《跑步穿过中关村》日语、树才《天空俯下身来》法语、李洱《应物兄》意大利语等十余种。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表示，中国作家协会高度重视中国文学对外传播工作，鼓励各地方探索文学“走出去”的新路径、新方法。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近年来创作了大量精品力作，并通过译介走向世界，成为国际读者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北京国际文学周”的启动，精准对接国际出版渠道与传播平台，有效拓展了中国故事的国际表达空间，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路径选择。
俄罗斯高尔基文学院院长阿列克谢·瓦尔拉莫夫认为，“文学是超越国界的精神联结，优秀作品可实现不同民族灵魂的共鸣，奖项设置与译介推广是推动全球文学交流的重要抓手”。
据统计，北京市文联至今已先后促成46位北京作家的60部作品以及《北京文学》杂志英文版、土耳其文版5辑与海外出版社签约，覆盖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等22个国家的16种语言，总计突破1000万字。100余位海外汉学家围绕北京作家作品开展百余场跨国研讨，线上活动覆盖49个国家和地区，700部北京文学作品被35家世界知名图书馆收藏。北京国际文学院联盟现已覆盖7个国家11家文学机构，成为连接全球文学创作、研究、教育与交流机构的重要平台。
（本报北京6月20日电 本报记者 陈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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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8日，安徽省马鞍山市珍珠园幼儿园开展“科技点燃航天梦想”主题活动，通过学习航天知识等形式，激发孩子们学科学、爱航天的热情，真正实现航天启蒙从娃娃抓起。图为老师在给小朋友们讲解航天知识。欧宗涛摄/光明图片
¶本报北京6月20日电（记者晋浩天）每当狂风呼啸、烈日当空时，新能源发电看似取之不尽，可一个尴尬现实却长期困扰着人们：风电光伏装机越建越多，弃风弃光的“浪费账单”也越拉越长。这背后的症结并非电不够用，而是发电的时间和空间不匹配。日前，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助理教授张帆、教授刘瑜团队联合阿里巴巴达摩院等单位首次基于真实新能源设施布局，在全国尺度上揭示了风光空间协同对破解这一难题的巨大潜力。
刘瑜介绍，过去人们凭经验知道风与光在时间上能“搭把手”——风大的时候往往光弱，反之亦然。但这种互补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消纳压力，一直缺乏基于真实地理分布的定量答案。为此，研究团队做了一项开创性工作：他们利用0.5米分辨率卫星遥感影像，结合人工智能与云计算，像用放大镜一样扫过整个中国版图，将散落在山川田野间的新能源设施一一识别出来。最终，一个前所未有的精细数据库诞生了——全国31.99万个光伏设施、9.16万台风机的位置与轮廓被精准锁定。有了这份“家底账”，风光互补的真实潜力才第一次有了能被精确计算的坐标。
研究显示，新能源互补的效果高度依赖空间范围的大小。张帆说，如果只在县域内部进行风光匹配，全国仅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地区能形成有效互补，局限极大。可一旦将协同范围拉大，效果便迅速显现。当空间视野扩展至全国后，几乎任何地方都能在遥远的另一端找到与自己发电节律高度互补的区域。这意味着，要让风与光真正“珠联璧合”，往往需要跨越省界，进行远距离的“时空联姻”。
这种跨区域协同所带来的收益远超预期。研究团队对不同层级的跨省协同情景进行测算，即便在不新增装机、仅仅优化空间调度的条件下，全国范围的跨省协同也能额外释放约1000亿千瓦时的年消纳能力。“这不是凭空多发的电，而是把原本不得不丢弃的风与光，通过科学调度重新‘捡’了回来。相比单纯堆砌储能设施，这样做能够更有效地降低系统调节压力。”刘瑜说。
刘瑜表示，在“电力互济工程”已被列入国家“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的当下，这项研究为全国新能源基地的宏观布局、跨区域绿电交易和输运规划提供了可量化的科学依据。它传递的核心思路清晰而有力：迈向高比例新能源电力系统的钥匙不仅藏在更大的装机规模和更多的储能电池里，更藏在一张覆盖全国、高效协同的空间网络之中。用地理空间智能的慧眼，为风与光做一次跨越大半个中国的“精准配对”，一条通往绿色转型的更优路径正在浮现。
¶本报北京6月20日电（记者李睿宸）2026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出版交流座谈会暨捐赠仪式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以下简称“抗战馆”）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等的专家学者围绕东京审判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展开座谈交流。
专家学者一致认为，东京审判作为二战后同盟国对日本侵略行为的系统性法律审理，既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总结，也是战后日本和远东国际关系新格局的起点，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其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
座谈会上，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校长雍和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社长陈华栋作为捐赠方代表向抗战馆捐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抗战馆馆长罗存康向捐赠方颁发捐赠证书。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由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跨校协作编纂完成，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将东京审判法庭审判记录以中文形式悉数呈现，翻译工作历时10年，合计约2000万字，分三辑出版共40卷内容，完整覆盖东京审判从1946年至1948年的全部庭审阶段。
“铁证如山，字字千钧。这套全译本有力地反击了一切试图模糊、歪曲甚至否认东京审判的谬论，为维护历史真相提供了无可辩驳的文本利器。”罗存康表示，希望通过研究、利用好这份记载着人类苦难与觉醒的文献，让更多人去了解、思考那场战争的前因后果，理解战后国际秩序重建的艰难与宝贵。
¶满载10万斤洛川苹果的37119次货物列车日前从黄陵东站货场缓缓驶出，一路向西，经日喀则西站，由公路转运至吉隆口岸换装出境，最终运往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这是国铁西安局联合陕西延安洛川县政府开行的首趟洛川苹果出口尼泊尔铁路冷链专列，标志着当地苹果正式开启“铁路冷链+铁公联运”多式联运出口新模式。
洛川素有“中国苹果之乡”的美誉，苹果年产量超百万吨。长久以来，当地发往尼泊尔的苹果一直依靠公路运输，全程里程约3800公里。路途遥远、高原路况复杂，叠加雨雪、颠簸等因素，不仅推高了物流成本，还增加了果品的损耗。
为更好服务地方经济，国铁西安局联合洛川县政府，以出口尼泊尔的物流线路为试点线路，创新打造起连接黄土高原、雪域高原直至南亚市场的全流程冷链物流方案。
“针对本次高海拔、长距离、跨境物流的运输实际，我们采用了‘前端仓库—铁路运输—口岸配送’的‘门到门’多式联运模式，货物抵达口岸前全程不换箱、不拆箱，依托铁路实现全程恒温保鲜，相比传统公路运输，稳定性与经济性优势突出。”国铁西安局物流事业部工程师杨少波说。
洛川一家苹果出口企业的总经理王斌跟记者算了一笔账：“这次铁路冷链专列较公路运输的物流成本降低了2%，而且列车全程恒温、运输平稳，有效降低了货损，充分保障了苹果品质。”
（本报记者 李洁 张哲浩）
¶在“新医科”建设纵深推进与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医学检验人才培养正面临从“技术操作”到“临床决策”的关键变革。徐州医科大学医学技术学院深耕医学检验教育多年，自2021年起在全国率先主办医学检验临床实践案例（病例）大赛，以赛事为引擎，以数智为支撑，以融合为路径，精心构建“赛为驱动、教智融合”全链条育人体系，推动人才培养范式革新，为高等医学教育改革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以赛赋能 淬炼临床思维能力
为应对传统医学检验教育“理论与实践脱节、知识碎片化、培养目标与行业需求错位”的困境，学院精准研判行业痛点，将医学检验临床实践案例（病例）大赛定位为高拟真、强整合、全覆盖的临床思维练兵场。以真实异常检验报告为切入点，要求选手完成“检测指标逻辑解读—诊断方向推断—验证方案设计—临床决策建议”的完整闭环。通过赛事促使学生打破生化、免疫、微生物、分子诊断等课程壁垒，将孤立知识点整合为立体诊断网络，切实提升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能力。
“岗课赛证”融通 打造数智化育人体系
学院转变赛事孤立举办的传统模式，以大赛为核心，创新构建“岗课赛证”融通、“虚实结合”的数智化育人体系，以破解实习点分散带来的教学管理难题。
依托教育数字化转型机遇，学院积极搭建“云端课堂”，为全国25家实践教学基地提供嵌入式教学服务与精准化资源供给，统一教学标准、均衡教育资源，弥合不同实习单位的教学差距。构建“选拔—培养—考核—反馈—优化”管理闭环，通过云平台日常集训夯实学生能力基础，年度决赛实现综合能力验收，将竞赛中发现的共性问题与优秀案例反向应用于优化课程设置、实习方案与人才培养规划。五届大赛沉淀的数百个典型案例经系统整理评注，部分纳入国家级规划教材，完成实践经验向标准化教学资源的高效转化，形成“以赛促教、以教优赛”的良性循环。
师生共进 构建协同育人生态
学院创新性设立教师赛道，实现师生分赛道同台竞技，深刻重塑传统“教导—接受”的单向师生关系。各实习医院检验科为遴选优质案例，主动开展集体备课与病例研讨，鼓励教师将隐性诊断经验拆解为可传授、可学习、可执行的逻辑链条，推动教师知识体系重构与教学能力升级。
师生关系从单向灌输转变为学习共同体，教师从场外指导者变为并肩备战的“战友”，教学互动更趋平等高效。该模式使临床带教从被动任务转变为富有价值感与成就感的核心工作，激发教师教学创新内生动力，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教学相长。如今，师生同台研讨、协同攻关临床案例已成为学院育人常态，孕育出一批高水平教学成果与典型案例。
铸魂育人 厚植医者使命担当
理念升维，培育综合素养。学院坚守“比赛为载体、育人是目标”的赛事理念，推动教育理念从单纯技能训练向综合素养培育升维，深度契合新医科建设要求。赛事着力培育学生整合思维，引导其突破单一学科局限，运用多维知识开展系统判断；打通临床与科研壁垒，让典型案例成为连接理论知识、检验技术与真实医疗场景的活态桥梁。
价值引领，厚植医者情怀。学院引导学生厚植职业认同与使命担当，使学生在病例分析中体悟“检以求真，验以求实”的职业信条，赋予检验数据人性温度与生命责任，完成专业成长的精神“成人礼”。学院始终将立德树人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培养的学生不仅具备扎实的专业技能，更拥有坚定的职业信念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行稳致远，赋能未来发展。历经5年深耕细作，学院已实现制度、模式与技术的三重创新，取得丰硕育人成果。未来，徐州医科大学医学技术学院将持续深化“赛为驱动、教智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多措并举、协同发力，助力更多医学检验学子完成从技术熟练工到临床决策者、健康参谋官的蝶变，为我国高等医学教育改革与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作者：李洪春 秦岭 曾令宇）
¶6月17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其中明确提出，中国秉持“四个充分尊重”同太平洋岛国开展友好合作，建设“七大合作平台”，支持岛国加快实现自主、可持续发展。此前一天，来自瓦努阿图、萨摩亚、斐济、所罗门群岛、巴布亚新几内亚、基里巴斯、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汤加等国驻华使节及代表在南京出席中国-太平洋岛国多边合作平台吹风会，梳理近年来中国同太平洋岛国的合作成果，系统展示合作平台落地成效。在全球南方走向联合自强的时代大势下，中国与太平洋岛国通过理念创新与平台建设，深化务实发展合作，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双方合作迈向机制化与常态化，为全球南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提供了具有重要示范价值的实践路径。
深化蓝色伙伴关系，激发岛国自主发展动力。太平洋岛国陆地面积相对有限，但其海洋专属经济区约占全球海洋总面积的30%，海洋资源是其实现现代化的核心基础。中国将太平洋岛国视为平等的合作伙伴，双方发展合作正在从外部“输血”援助转向“造血”能力建设。去年11月，中国与五个太平洋岛国分别签署《提升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定》。双方的蓝色经济合作建立在南南合作传统之上，反映了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发展逻辑，通过构建和深化蓝色伙伴关系不断提升岛国的自身发展能力和自主发展动力。
在蓝色经济领域，中方推行的关税减免等举措有效降低了岛国出口成本，使其金枪鱼、龙虾及高端鱼类等优质海产品得以借由紧密的贸易网络进入中国市场。此外，双方还将合作从传统渔业延伸至海洋生物医药与可再生能源、生态旅游等领域。这种互利共赢的中太伙伴关系正为太平洋岛国发展蓝色经济注入持续的市场和技术动力。
科技赋能气候治理，提升岛国可持续发展韧性。应对气候变化是太平洋岛国面临的严峻生存挑战，中国注重通过科技赋能提升岛国自身应对气候危机的能力。依据《中国深化同太平洋岛国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倡议》，中国政府承诺提供专门资金，用于拓展清洁能源、农业、渔业、海洋治理、低碳基础设施、低碳旅游及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双边合作。在自然灾害频发的季节，中国利用风云气象卫星为岛国提供高频次气象监测服务，协助其完善早期预警系统。中国科学院向小岛屿国家免费共享相关科学卫星数据，帮助其弥合制约城市规划与气候融资的数据鸿沟。
2026年4月，2026中国-太平洋岛国应对气候变化合作交流周在斐济首都苏瓦启动，在全球气候治理面临承诺兑现迟缓的背景下，中太双方以协作互助的姿态推进联合灾害管理机制建设，以全方位气候治理合作为岛国发展提供韧性保障。中方支持太平洋岛国结合自身自然禀赋，探索海洋资源可持续保护与利用的新模式，对于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聚焦提升民生福祉，夯实中太民心相通基础。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合作共建现代化的进程，不仅是基础设施与产业能力的对接，更是农业技术合作、医疗卫生援助、应急救援与灾害防治、文化教育交流等民生领域的深度交融，生动诠释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中国在太平洋岛国推广的菌草技术，不仅缓解了当地家畜饲料短缺问题，还带动了广大岛国农户增收，被岛国民众称为“幸福草”。
2025年汤加国王访华期间，在福建农林大学亲手种下一株菌草，成为中国与太平洋岛国民心相通的象征。根据第三届中太外长会共识举措清单，中国在2025年分7批派出共计56人的医疗队，协助开展疾病防治并提供面向基层社会的义诊服务。2024年11月，斐济、萨摩亚、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等8个太平洋岛国参与了中方主办的“一带一路”应急救援演练；2025年8月，巴布亚新几内亚等8国的灾害管理与风险监测部门官员来华参加了防灾减灾能力建设研修班。此外，中国稳步向岛国基层社区援建百余个“小而美”项目，并持续提供来华留学奖学金、各类人力资源培训、来华文化交流研修等名额。这些务实民生举措有效增进了岛国民众的生活福祉，有助于提升基层社会的整体韧性，为双边发展合作的平稳推进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创新合作机制模式，打造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典范。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发展合作实现了重要的机制创新与模式转变。中太双边合作关系已跨越偏重个案与基础项目建设的传统阶段，逐步进入战略对接、议题协同与区域协调的发展新阶段。七大合作平台的建成与系统化运行，构筑起专业化、机制化、常态化的多边协作机制体系。中国政府太平洋岛国事务特使钱波提出，七大多边合作平台切实贯彻四大全球倡议，依托地方优势资源，契合岛国实际需求，在提升应对气候变化能力、抗击自然灾害、促进农业发展、减贫脱贫以及增强警务执法能力等方面发挥了实质作用。
在国际格局深刻演变、多边互信亟待重塑的当下，双方将命运共同体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共同探索出一条由发展中国家自主设定议题、共同施策并自主评估的合作路径，体现了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应对共同挑战的治理智慧。健康的全球治理应当让所有国家都能平等共享发展成果，中国与太平洋岛国之间这种由全球南方国家创新探索的发展合作模式，不仅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动体现，也为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实践范本。
（作者：梁国杰，系大连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小岛屿区域国别研究联盟［“岛盟”］秘书长）
¶新华社日内瓦6月20日电 近日，中国联合国协会（联协）和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在日内瓦万国宫共同举办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边会，主题为“人权与全球治理”。与会嘉宾表示，国际社会应团结合作，共同促进和保障人权，中国积极参与全球人权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
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公参慕建峰、中华女子学院副院长李莹、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李忻、普遍权利组织执行主任马克·利蒙等在会上作主旨发言。来自各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联合国人权高专办、民间社会组织的代表约50人与会。
与会嘉宾表示，当前，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全球发展失衡，技术伦理危机日益凸显，全球人权保障机制正经历严峻考验。国际社会应团结合作，共同促进和保障人权，坚持走符合本国国情和人民需求的人权发展道路，反对将自身模式强加于人，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
与会嘉宾说，近日中国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再次表明中国积极践行“以发展促人权”理念，参与全球人权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中国以发展保障妇女权益，致力于将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人民，在推广国家通用语言的同时尊重和保护不同民族语言文字的差异性。
与会嘉宾强调，全球治理倡议为推进全球人权治理体系改革指明了方向。这一改革应聚焦落实，提质增效，更有效地促进民生和发展；坚持会员国主导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加强人权理念实践交流互鉴，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能力建设，提升全球人权治理效能。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应以“促进和保护人权”为宗旨，坚持普遍性和公正性，秉持非政治性和非选择性，真正成为各国交流对话与团结合作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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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8日，在位于埃及北部的阿拉曼新城超高综合体项目T01标段的工人驻地，中建埃及的员工体验包粽子。新华社发
6月20日，游客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的端午游园会上学习制作竹编龙舟。新华社发
¶为期两天的欧盟峰会19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落下帷幕。峰会期间，欧盟各国就与俄罗斯接触、长期预算等议题发生争论。
专家和媒体认为，欧盟不想在俄罗斯与乌克兰谈判等重大国际问题中被边缘化，却难以确定由谁代表欧洲“上桌”；想通过新一轮长期预算回应防务、产业竞争等新挑战，却难以摆平成员国围绕预算方案的各自盘算。在“丰满”的理想与“骨感”的现实之间，欧盟内部相互掣肘、无法形成合力的痼疾再次凸显。
对俄接触显分歧
峰会期间，欧盟领导人围绕是否应与俄罗斯展开接触、何时接触以及由谁主导接触等问题产生明显分歧。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日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直接与俄沟通。欧盟不能仅通过他方来解读俄方信息。
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接触此前主要由美国牵头推动，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相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欧洲媒体指出，美国已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并在刚刚结束的七国集团峰会上暗示将重新关注乌克兰问题，这让欧洲看到了“上桌”的时机。
不过，科斯塔的上述表态在欧盟内部引发不同反应。据多家媒体报道，部分成员国对此不满。爱沙尼亚总理米查尔称，欧盟不能在俄乌谈判中扮演调解人角色，否则其对乌支持和对俄施压的能力会受到限制。包括爱尔兰、比利时、西班牙在内的另外一些成员国则对科斯塔表达支持，认为建立沟通渠道不代表对俄让步。爱尔兰总理马丁说，打开一条沟通渠道“不是错误”，但任何谈判首先应在俄乌之间进行。
关于将由谁主导可能的对俄接触，欧盟内部也有不同意见。法国和德国倾向由英、法、德三国组成的“E3”机制发挥牵头协调作用，而非由欧盟机构直接推动。德国总理默茨表示，“E3”机制在俄乌谈判中发挥外交协调作用，是“应乌克兰的明确愿望”。意大利和波兰则不愿被“E3”排除在外，也希望参与相关安排。
有分析指出，短期内欧盟恐难就对俄接触达成一致，更难确定一个各方都认可的“欧洲代表”。欧洲越想“上桌”，内部的分歧反而越凸显。
长期预算难拍板
此次峰会上，欧盟长期预算案的资金分配同样引发激烈争论。
欧盟预算是欧盟为各项政策提供资金的主要工具，需要成员国一致同意才能通过。此次峰会上引发争论的是2028年至2034年欧盟长期预算。从法律上看，这一预算在2027年年底前敲定就行，但由于法国、意大利、波兰、西班牙等国明年将举行选举，欧盟各国只有在今年年底前就此达成协议，才能避免预算谈判被成员国国内选举绑架。
欧盟委员会去年就这一预算提出一份规模约为2万亿欧元的草案，但德国、荷兰等净出资国希望削减预算。上周，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塞浦路斯提出首份妥协方案，把欧盟委员会的提案金额削减2%。
此次峰会上，这份妥协方案未能获得成员国认可。德国、荷兰等国认为预算规模削减幅度远远不够，但西班牙等净受益国则认为削减过多。一些成员国指责这份妥协方案为农业和推动地区均衡发展的“凝聚力政策”分配了更多资金，却压缩了研究和创新等领域的支出。荷兰首相耶滕批评说，欧盟预算必须聚焦安全和提升竞争力等优先事项，以适应现代化需求。
专家和媒体认为，每七年一轮的欧盟长期预算谈判，几乎都会演变为成员国围绕“谁该多掏钱、谁能多受益”的拉锯战，最终往往是以平衡利益而非解决问题为优先。欧洲政策中心分析师埃里克·莫里斯认为，欧盟在本轮谈判中“很可能再次错失通过集体行动应对共同挑战的机会”。
（新华社布鲁塞尔6月20日电 记者丁英华、张馨文）
¶6月1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远程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以色列便于6月19日对黎巴嫩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随后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同意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日下午4时开始。
短短几日，历经停火、开战、再停火一系列戏剧性转折，原定于19日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也已取消，折射出美伊谅解备忘录背后美以两国深刻的战略分歧与利益考量。
美国“让步”为止损
对美国而言，签署这份备忘录的直接考量是结束战事以稳定能源价格，避免自身及全球经济衰退。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联合军事打击近四个月，战局走向远超其预期，引发的经济代价尤其难以承受。特朗普明确表示，他之所以进行谈判达成谅解备忘录，是为“避免战事演变成全球经济衰退”。美国副总统万斯6月18日表示，周三晚间已有超过125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系战事爆发以来最高值，希望以此给予市场信心。
美国的另一考量是以“不对称执行”的设计换取政治主动。美伊谅解备忘录呈现明显的分阶段、不对等的时间安排——美国需先行落实解除封锁、释放资金等承诺，而伊朗的核心义务（如最终核问题谈判、制裁框架调整）则被后置到后续60天的谈判窗口中。
这一安排看似美国“让步”，却使美国获得了宝贵的喘息空间——中东战事持续消耗美国的军事与外交资源，影响其对更优先战略方向的投入，而备忘录可以使其先用经济利益稳住伊朗，将最棘手的核问题拖延至60天后。特朗普说，这份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伊朗不遵守，“我们马上就会重新开始向他们投炸弹”。美国以“让步”换取一纸不具约束力的政治承诺，实现了紧迫的停战目标，同时保留了政策的灵活性。
但美国国内的政治压力持续积聚，将影响后续谈判。特朗普在七国集团峰会记者会上放言：“签署仪式如果成了，我就把功劳揽过来；如果黄了，我就怪万斯。”这说明，这份备忘录首先是其稳固国内政治的工具，成功则收割红利，失败则有人背锅。而备忘录在国会传阅后，遭到多名共和党议员严厉指责，民主党议员更直言这是美国“彻底的投降”。
为了维持“胜利者”“掌局者”姿态，特朗普19日在社交媒体上进一步施压：“因为绝望而去会面的不是我们，而是伊朗。他们完了！我们会把这60天耗完。他们拿不到钱，10美分都没有！”
以色列搅局求“主动”
美伊谅解备忘录在以色列受到强烈抵制，甚至被视为“盟友的出卖”。
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明确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而就在备忘录签署不到48小时，以色列即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这一军事行动的直接后果是美伊代表团取消前往瑞士日内瓦的会谈行程。以色列随后虽又“同意停火”，却以实际行动宣示，自己的“存在感”与“破坏力”不容忽视，即便美伊达成了阶段性妥协，其仍有能力让这份备忘录成为一纸空文。
美伊谅解备忘录并未满足以色列的核心战略目标，反而使其影响力进一步下降。对以色列而言，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未能消除伊朗核与导弹威胁，未能瓦解所谓“抵抗轴心”，反而使其因共同作战而更加紧密，更未能实现“更大以色列”的地缘愿景，而是让以色列在外交上陷入孤立、被动。海湾国家也早已开始寻求与伊朗缓和关系，不再单纯依赖美国或以色列的安全保障。
因此，以色列希望通过公开顶撞美国主导权来挑战联盟内部权力关系。据美媒报道，以色列曾要求美国提供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但遭到拒绝，因特朗普政府“担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在该备忘录正式公布前泄露文本内容”。这种被排除在决策圈之外的待遇，反过来强化了以色列采取单边行动的决心——既然无法参与规则的制定，那就用行动摧毁规则的效力。
连日来，内塔尼亚胡明确表示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强调，以色列并非这份备忘录的签署方，以方将“无限期”留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的“安全缓冲区”。这说明，以色列不接受“美国定调、盟友配合”的传统模式，试图自己主导地区安全议程。
因为算准了美国不可能真的切断对以援助或放弃盟友关系，以色列在“被容忍”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进行战略搅动、“绑架”美国政策。万斯近日罕见地公开训斥以色列，指责以色列内阁成员“攻击这一谅解备忘录，甚至人身攻击特朗普”，直言以色列“是一个只有900万人口的国家，不能指望仅仅通过杀戮来解决所有问题”。其言语虽强硬，却很难在实际行动上对以色列有所规制，恰恰说明美国明知以色列在“搅局”，却拿不出有效的反制手段。
最后，内塔尼亚胡也需要以对外强硬对冲内部压力。从右翼到中间派，以色列政界普遍将当前的局势定性为“战略失败”，面临秋季大选压力的内塔尼亚胡，支持率因被认为“不够强硬”或“外交无能”而暴跌。内塔尼亚胡对备忘录的强烈反对和军事搅局是其维系执政联盟、向右翼基本盘展示强硬姿态的政治需要。
在这场三方博弈中，伊朗也并非被动的安排接受者。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在近日的公开信中表示，他本人对备忘录“原则上持有不同意见”。这一表态意味深长，说明伊朗内部对备忘录并非毫无保留地支持，最高领袖既以此安抚国内强硬派，也对美国表达了含蓄警告——一旦谈判破裂，战争随时可能重启。
一波三折的事态发展证明，即便美伊达成了阶段性妥协，地区冲突的“引信”远未拆除，美以伊之间的根本分歧并未解决。以色列用一次短暂的军事打击，完成了对美国主导外交进程的“压力测试”，证明自己仍有能力搅动全局、拖延进程，迫使美国在其与伊朗之间重新权衡。因此，美伊谅解备忘录与其说是“和平的终点”，不如说是“新博弈的起点”。
（作者：韩亚峰，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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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唐代陆曜《六逸图》展现了汉魏名士阮孚金貂换酒、边韶昼眠、毕卓盗酒酣醉的故事，他们的共同点是发量稀少。
在元代赵孟頫的《杜甫像》里，杜甫用头巾和帽子把头发裹得严严实实。
每年六月的第三个星期日不仅是父亲节，还是世界无脱发日。脱发，在今日是一个世界性医学难题。古人对头发也十分重视，脱发的问题让他们很苦恼。《孝经》中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孔子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在古代传统中，对外族人的描述，有不无贬义的“断发文身”。由此可见，古人把头发的重要性提高到文化存续和孝道的高度上了。在古人那里，脱发不仅关乎容貌，更关系到伦理孝道与身份威仪。因此，古人对脱发不免会生出更深一层的精神负担。
与今人相同，古人的脱发按成因与表现可分为生理性与病理性两大类。生理性脱发一般为衰老引发的渐进性脱落。《素问·上古天真论》载“丈夫五八，肾气衰，发堕齿槁”，指男子四十岁后，肾气亏虚导致头发渐脱、牙齿枯槁。唐代白居易《沐浴》诗中有“衣宽有剩带，发少不胜梳”，生动描摹了自己“春秋四十初”时头发稀疏的状态；陆游的脱发症状出现较晚，在“百年忽已半”的五十岁左右才开始明显脱发。至于六十四岁的刘禹锡，在《酬乐天咏老见示》中所写的“发稀冠自偏”，勾勒出衰老性脱发的典型表征。
病理性脱发主要包括脂溢性脱发、斑秃、病后脱发。明代陈实功《外科正宗》指出脂溢性脱发是“油风”的一种，“油风乃血虚不能随气荣养肌肤，故毛发根空，脱落成片，皮肤光亮，痒如虫行，此皆风热乘虚攻注而然。”斑秃即头部突然出现一片或数片圆形或椭圆形脱发斑，严重者可发展为全秃。隋代医学家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阐释其成因在于风邪侵袭头部虚损之处，导致毛发脱落：“人有风邪在于头，有偏虚处则发秃落、肌肉枯死，或如钱大，或如指大，发不生亦不痒，故谓之鬼舐头。”唐代诗人元稹则深受病后脱发之苦，其诗句“病瘴年深浑秃尽，那能胜置角头巾。暗梳蓬发羞临镜，私戴莲花耻见人”，生动描摹了长期患病后头发近乎脱尽的状态，以及由此引发的自卑心理。
脱发不独引起男性忧虑，女性也有类似困扰。西汉窦太后年轻时便因头发稀少，遭遇家人排斥，《岁时广记》记载：“少小头秃，不为家人所齿，时遇七夕夜，皆看织女，独不许后出。”可见脱发对古代女性社交与尊严的影响。《黄帝内经》指出，女子三十五岁后，阳明脉气衰减，气血滋养不足，进而出现面部憔悴、头发脱落增多的症状：“女子五七，阳明脉衰，面始焦，发始堕。”清末慈禧太后的脱发案例更为具体，据信修明《老太监的回忆》记载，慈禧“四十岁之后，发已脱落，仅存鬓边和后脑短发……太后喜庄严，顶心一束假青发，是红胶泥粘的，两边贴的是发片”，清晰记录了中年慈禧脱发后的外观状态和应对方式。
中医理论强调“发为血之余，肾之华也”，认为头发的荣枯与气血盈亏、脏腑功能密切相关。如果人长期处于过度劳累的状态，就会导致气血耗损、肾气亏虚，进而引发脱发。白居易年轻时便以苦读闻名，自述“口舌成疮，手肘成胝”，长期昼夜伏案、殚精竭虑，导致他三十余岁便出现明显的脱发、白发症状，“未老而齿发早衰白”，足见过度劳损对毛发健康的直接影响。晚唐诗人李贺的创作状态更为极端，据《李长吉小传》记载，他每日天刚亮便骑驴外出，苦思佳句，一旦有所得便立即记录于锦囊之中，归家后再整理修改。他的母亲见锦囊中日渐增多的草稿，心疼不已，嗔怪李贺“要当呕出心乃已尔”。这种呕心沥血的创作状态，使得李贺年仅二十多岁便出现“日夕著书罢，惊霜落素丝”的脱发、白发症状，最终二十七岁早逝。
古代士大夫面临仕途坎坷、家国变故等人生困境时，长期的精神压力与焦虑情绪，也会成为诱发脱发的重要因素。北宋文学家苏轼一生仕途多舛，甚至遭遇险些丧命的“乌台诗案”。虽然他始终乐观豁达，但精神压力仍对他的身体状态产生了显著影响。苏轼诗作中多处记载了脱发症状，“夺官遣去不自觉，晓梳脱发谁能收”“重衾脚冷知霜重，新沐头轻感发稀”，以日常梳发、沐浴的细节，道出他脱发的无奈。“但悲不见九州同”的陆游，自许塞上长城，一心报国，却屡遭挫折，其“脱发纷满梳，衰颜不堪照”的感慨，既是岁月衰老的印记，也是精神焦虑的外在表现；唐代诗人杜甫身处安史之乱的乱世，家国破碎、颠沛流离，长期的忧国忧民与生活困顿，让他四十五岁便“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脱发与白发成为其人生境遇的真实写照。
面对脱发困扰，古人结合医学认知与生活实践，探索出多种应对方式。
戴假发。古人称假发为髢、髲、鬄等，具有补充发量、修饰外观的功能。早在尧舜时期就已经出现假发，《庄子》记载连三皇五帝之一的舜，秃顶后亦通过佩戴假发改善外观，“有虞氏之药疡也，秃而施髢，病而求医”。西周时期，假发的形制与用途已趋于规范，《周礼》将其细分为三类：“副”最高贵，上面加插六种玉制动物形装饰物，多用于王后随王祭祀等庄重场合；“编”上玉饰较少，适用于采桑养蚕佩戴；“次”上无玉饰，为日常或见王时戴，兼具美观与牢固性，后世这些名称逐渐被“髲”和“鬄”统一取代。春秋时期，假发更成为贵族阶层的重要装饰，《左传》记述卫庄公命人强行剃掉大臣己氏妻子的秀发，制成假发满足夫人吕姜的爱美之心：“初，公自城上见己氏之妻发美，使髡之，以为吕姜髢。”考古发现进一步印证了古人对假发的重视，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湖南长沙马王堆辛追墓、包山二号墓等战国至汉代墓葬中均出土了很多假发，涵盖男用、女用多种形制。假发材质除真人头发外，还包括蚕丝、动物毛发等，《酉阳杂俎》记载狒狒“血可染绯，发可为髲”。
戴帽子。脱发甚至推动了古代服制的发展。古人最初佩戴的“帻”是一种包裹头发的软质布巾，但新朝皇帝王莽秃顶，佩戴“帻”时易出现软塌变形的尴尬，影响威仪，因此他下令在“帻”中加装隆起的硬顶，《后汉书》注云“王莽秃，帻施屋”。这种改良后的“帻”称为“介帻”，因其外观庄重，逐渐成为文官的标配，与进贤冠搭配佩戴；武官则佩戴顶部低平的“平上帻”，搭配武弁大冠，形成“文武异帻”的服制规范。
药物治疗。古人探索出多种治疗脱发的方剂，唐代医药学家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记载可将猫屎烧成灰涂抹治斑秃，“烧猫儿屎，腊月猪脂和敷”；《肘后备急方》中则提到可用白鸽粪涂头、虎膏抹顶等，这些方剂原料奇特、味道浓重，且缺乏现代科学验证，甚至可能对头皮造成刺激。唐代医学家王焘在《外台秘要》中记录了一种“魏文帝用效，秘之方”的“马鬃膏”，以黄芪、当归、独活、防风等制成，据称曹丕用过之后不但能够生发，甚至令白发转黑。为了解决慈禧太后的脱发烦恼，太监李德裕会同宫内太医，遍查典籍、反复调试，终于制成“香发散”，慈禧连用数年，不仅头皮瘙痒、头发油腻的症状得到缓解，脱落的秀发也重新生出。不过，这些神乎其神的记载多带有夸张成分，其实际疗效恐难取信，更多是宫廷史料中的美化表述。
物理调理。相较于药物治疗的不确定性，古人更推崇通过物理调理养护毛发，民间素有“欲发不脱，梳头千遍”的说法，认为长期坚持梳头可促进头部气血循环，滋养发根，减少脱发。苏轼晚年脱发症状明显，一位良医为其献策：“梳头百余梳，散发卧，熟寝至明。”苏轼谨遵医嘱，一段时间后竟生出茸茸短发，欣喜之余赋诗记录：“千梳冷快肌骨醒，风露气入霜蓬根！”陆游更是梳头养生的坚定践行者，他清早起床后“梳头拂面丝”，晚上临睡前“梳头浴脚长生事”，闲来无事时“短发萧萧起自梳”，身体患病时“病观《周易》闷梳头”，遭遇失意时“意闷发重梳”。长期的梳头习惯，不仅帮助他改善了脱发症状，还出现了“白头生黑丝，苍颜桃李色”的奇迹。
精神调适。面对无法逆转的脱发，白居易选择以坦然乐观的心态接纳，在《嗟发落》中幽默地宣称掉光了也好，从此既不用洗也不用梳，何等方便：“落尽诚可嗟，尽来亦不恶。既不劳洗沐，又不烦梳掠。”
回溯古人脱发的成因与应对方式，可见脱发表面上与年龄增长、精神压力密切相关，本质上则是营养失衡、脏腑失调、身心劳损导致身体机能运行不畅，进而影响毛发的滋养与生长。因此，“发常梳、面常笑、觉常补”这九字箴言，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调理气血、舒缓情绪、养护脏腑”的健康智慧，对现代人防治脱发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陆游曾在《细雨》中慨叹“壮心已与年俱逝，脱发应无术可栽”，道尽了古人面对脱发的无奈。如今，现代植发技术通过毛囊移植，让脱落的秀发“花落重生灯再红”从梦想变为现实。这既是现代医学技术的进步，也部分实现了古人治疗脱发的梦想。
（作者：张惠，系广西大学文学院教授）
（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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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刘海粟（右二）等人在卢森堡博物馆前合影。作者供图
【百年巨匠的文艺范】
20年前，东方出版社曾出版过“四海之内——从东方到西方”系列丛书，其中收录的既有朱自清、徐志摩、萧乾这样专业作家的作品，也有费孝通、季羡林这样专业学者的作品，但其中有一本书的作者身份却与其他人颇为不同，他就是以绘画闻名的刘海粟。
在一般人印象里，刘海粟是大艺术家，在艺术教育研究者心中，他还是艺术教育家。其实，他的写作水平也颇高，其中画论的写作就相当不俗。
以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一项标志性出版工程《中国文库》为例。在2011年艺术类已出版的最初四辑中，收录了少数画家的作品。其中，由画家本人所写的画论更少，只有吴冠中的《我负丹青——吴冠中自传》和《我读石涛画语录》、陈师曾的《中国绘画史》、华君武的《漫画漫话》以及刘海粟的《存天阁谈艺录》。
回到开头提到的“游记”系列，其他作者或是学者，或是作家，画家唯刘海粟一人。这部作品从何而来呢？这就不得不说起刘老的旅欧经历了。
1929年至1931年，刘海粟受教育部之命，第一次赴欧洲游学考察。在这段时间里，他临摹名作，写生作画，完成三百余幅作品。作品两次入选法国秋季沙龙。他应邀演讲《六法论》，并举办个展，作品《卢森堡之雪》为法国国家美术馆收藏。
既然是临摹名作，写生作画，自然少不了四处游历。关于他在欧洲的行迹，刘海粟美术馆同仁对此有过专门的研究。限于篇幅，且摘他在欧洲最初三个月的大致行迹如下：
1929年3月15日，抵达法国马赛。翌日，参观卢森堡、卢浮尔两个博物馆。
4月1日，与吴恒勤、张弦及夫人张韵士、子刘虎游巴黎圣母院。
4月14日，以发扬中国艺术、介绍欧洲艺术、联络留法同志感情为宗旨，在巴黎成立中国留法艺术协会，和方君璧、李风白、范年、杨秀涛、吴恒勤、张弦、汪亚尘、司徒乔等为会务委员。
4月25日，与陈人浩、刘抗、刘虎等同游凡尔赛宫，参观罗丹美术馆。
5月31日，在巴黎参观库尔贝纪念展……
时间、地点、人物，在文献中是一段生活轨迹，在画布上是一个光影截面，而巨匠还诉诸文字，使那些简约到只有轮廓的行踪，还原成声色俱全的生活：《巴黎初旅》《巴黎圣母院》《写实派大师库尔贝纪念展》《游凡尔赛宫》……这些与他行程对应的游记，无疑是画作最佳的注脚。
文章中不乏画家独到的思考。在《游凡尔赛》一篇中，他说：“天朗气清的凡尔赛固然不差，暴风雨游凡尔赛更是我们一种得意，或者竟是杰作。”又比如在《写实派大师库尔贝纪念展》的结尾，他感叹道，“悲惨之境遇，常为杰出之天才所遭际：拜伦被逐于英，丹丁流亡于外，贝多芬之孤独……知来去之无常，本纵浪于大化，如何是人生，如何是艺术，喜欢则乘缘而来，缘尽则绝尘而去，艺人惟能自由创造一梦而已！”
那几年，刘海粟写了大量文字作品。从人文风光到自然气象，从经典名家到从艺人生，旅欧游记的笔势恣意汪洋，一如他的大写意画作，尽抒情之兴，余回甘之味。文章在国内报章发表后，他的友人陆费逵、舒新城、章衣萍等对他在法国、瑞士、意大利等地观摩艺术作品后“兴之所至，辄将所见闻，信笔漫记”的“十余万言”很是看重——他们很快“嘱汇集成册”。
于是，这些文辞优美，见解独到的散文结为一册名为《欧游笔记》的作品，由中华书局于1935年首次出版。此作也让刘海粟成为20世纪30年代的“旅行/艺术博主”，为当时的国内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西方艺术的窗口。
时光荏苒，当时那些画作已经成为艺术宝库中的珍品，而这些文辞隽永的游记散文，今天读来，依然能给人们带来独特的艺术感受。
（作者：郁镇宇，系刘海粟美术馆原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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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字说文之“鸟官”】
《千字文》中，以“鸟官人皇”接续“龙师火帝”，叙述上古的族姓首领。
“鸟官”代指少皞氏，典出《左传·昭公十七年》。鲁昭公十七年（前525），郯国国君来到鲁国，叔孙昭子向他请教：“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国国君先是列举黄帝“为云师而云名”、炎帝“为火师而火名”、共工“为水师而水名”、大皞“为龙师而龙名”之事，进而解释说：“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鸟师”中的“师”，其实就是“官”，因为《千字文》前文已有“龙师”，为避免重复，这里用“鸟官”来指称少皞氏。
少皞在古籍中或写作少昊，《礼记》《吕氏春秋》等文献说他主秋，是西方之帝。相传少皞即位时，凤鸟恰好飞来，所以少皞就用鸟来为百官命名。少皞是郯国的先祖，相较于黄帝、炎帝、共工、大皞，郯子更熟悉先世的史迹，便向叔孙昭子一一解释：“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鴡鸠氏，司马也；鸤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这段话将各种鸟名与各类官署所掌之事对应起来，说明不同的鸟官的职责。历正主管天文历法，司分、司至、司起、司闭分别主管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八个节气。司徒主管民众教化，司马主管军旅之事，司空主管水土治理之事，司寇主管盗贼之事，司事主管农业之事。工正、农正分别职掌百工和农事。鸟官之制，是文献记载的最早的官制之一。如此系统化的官职名称与职责定位，无论是否曾真实存在，都反映了先民的政治智慧。《左传》关于鸟师的记述，还影响了后世官制，据《资治通鉴》记载，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就曾经仿照“龙官”“鸟官”来设置官职。
同时，《左传》所记载的相关鸟名，也在文化中承载了独特的寓意。比如凤鸟的出现，被认为是祥瑞之兆，《山海经》说凤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在古籍中，还有其他的圣王在位时有凤来仪的记载，如“尧即政七十年，凤皇止庭”，“黄帝时，凤皇蔽日而至，止于东园，终身不去”。鸟作为祥瑞命名，后来还广泛用于年号、人名的命名。据《汉书·宣帝纪》记载，汉宣帝时屡见神雀降临。元康三年春，因神雀屡次降临泰山，而广赐天下官吏百姓财物酒肉。元康四年三月，又因“神爵（‘爵’通‘雀’）五采以万数集长乐、未央、北宫、高寝、甘泉、泰畤殿中及上林苑”而厚赐天下吏民。一年后，汉宣帝到河东地区祭祀后土之神时，又有神雀降临，于是就将年号改为了“神爵”。唐代张鷟的《朝野佥载》记载了作者本人的故事。张鷟梦见一只紫色大鸟，身有五彩之纹，飞落庭前而不离开。张鷟告知他的祖父此梦，祖父说，凤有五类：赤色为凤，青色为鸾，黄色为鹓雏，白色为鸿鹄，紫色为鸑鷟。梦中的紫色大鸟就是鸑鷟，是凤凰的辅佐，也兆示着孩子将来能出任宰相。于是张鷟便以“鷟”为名。
《左传》中，凤鸟、玄鸟、伯赵、青鸟等不同的鸟名，各有司职，可见古人很早就观察着形形色色的鸟。在汉字系统中，“鸟”也占有重要的地位。甲骨文中的“鸟”字形态多样，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其摹写了不同的鸟的形体。甲骨文中不仅有独立成字的“鸟”字，还有鸟形的“隹”字。《说文解字》说二者有长尾、短尾之别，实际上在甲骨文中二者并无这样的区别，一般认为二者实为一形之变，“鸟”字相对更象形一些而已。“隹”与“鸟”在甲骨文中参与构成了一些汉字，包括我们熟悉的“唯”“雉”“隻”等，还有很多今天已经不能释出或者还存在争议的字。到了《说文解字》中，鸟部字有一百多个，隹部字也有几十个。这些字中，既有大家熟悉的“鹤”“鸳”“鸯”“雅”“雀”等，也有大量的生僻字，其中大部分是鸟名用字。至于“官”字，在甲骨文中也已经出现了，一般认为是会意字，从“宀”代表房子，“（见图1）”取众意，是“馆”的初文，本为馆舍义，后有官署、官职等义。
在古人的语言生活中，千姿百态的自然图景，离不开各种各样的鸟类。杜甫“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用衔泥筑巢的燕子和在暖沙中睡着的鸳鸯，一动一静，描摹出春日的生机。王维“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以水田中飞翔的白鹭和树丛里婉转鸣叫的黄鹂，勾勒出夏天的明净。刘禹锡“何处秋风至？萧萧送雁群”，以南飞的大雁，营造出秋日的萧瑟。柳宗元“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借千山无鸟的景象，烘托出冬日的寂静。
还有一些鸟类，在语言中被赋予了特殊意义。如乌鸦，据说其能反哺母亲，所以常与“孝”关联。白居易在《慈乌夜啼》中写道：“慈乌失其母，哑哑吐哀音。昼夜不飞去，经年守故林。夜夜夜半啼，闻者为沾襟。”寥寥数句，极言幼乌丧母之悲。再如比翼鸟，《尔雅》说它“不比不飞”，因此成为爱情的象征。《长恨歌》中的名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感动了多少有情人。
“鸟官”看似玄幻，却承载着春秋时人们对“三皇五帝”的记忆。当它借助《千字文》的传播成为家喻户晓的词语时，那些珍贵记忆也随之扎根于中华文化中，滋养我们成长。
（作者：赵岩，系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学林新语】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宁先生主要研究古汉语。王先生曾自述，她自学了微积分和线性代数，还做了教材后面的习题和补充习题集，并自学了《初等数论》。
王宁先生认为，不论文科、理科，只要是科学，都会在常规学科的底层有相通之处。她撰写了《系统论与汉字构形学的创建》，招收计算机学科的理科生，通过建设文理交叉学科弘扬传统“小学”。在此期间，她基于系统论的义素分析法和汉字构形模式逐渐构思成形。
（作者：周维强）
¶中国古典诗教尤为重视人的心性涵养，要求在快乐和痛苦上保持适度，为人“温柔敦厚”。孔子对《诗经》的评价我们耳熟能详：“思无邪”（《论语·为政》），“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诗可以兴、观、群、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学而》）。诗教注重培养人形成恰当的苦乐感，从而拥有节制、中庸、适度的品质。“温柔敦厚”指向性情的平衡，情感与理智的整体和谐，实则以仁德为根基。根本而言，古典诗教旨在培育人的完整德性。
中正和适度的快乐
“思无邪”倡导的是“中正”“中和”之美，情感自然纯朴，不流于恣肆而符合礼的规范。正如《毛诗序》所言：“发乎情，止乎礼义。”从哲学层面看，“思无邪”体现了儒家的“中庸”思想。它既不放纵也不压抑情感，而是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通过情感的净化达到更高层次的灵魂和谐。诗能给人提供快乐，但快乐要节制有度，“乐而不淫”。因此，诗贵在情致中和，喜悦不至浮靡，悲伤不至沉沦。诗或文艺所描绘的情感不但要崇高和纯洁，还应平和、适度，能纯化人的心智。适度的苦乐能使人的爱欲保持合礼合宜，进而在道德和政治领域也保持克制。
古典诗教强调“乐而不淫”，在《诗经》中，这一原则表现为对各类情感尤其是快乐的恰如其分的表达。《关雎》刻画男女之情却无低俗描写，《湛露》赞美酒香却强调君子礼节，皆体现了快乐与节制的平衡。《诗经》既充分肯定人生中正当的快乐，如新婚、生子之喜，又为快乐设定了界限，更看重君子的德才兼备。这种“乐而不淫”的态度，同样体现了中庸、中道的思想。古希腊哲人亦强调，诗教应有益于培养人的节制、适度，通过疏导人的自然快乐和欲望，转向对整全德性的追求。每个人天生就有苦乐感，这种苦乐感如能在人的灵魂中得到恰当的安排，就能与理性达成一致，教育首先要引导人建立起恰当的苦乐感（柏拉图《法义》653a-c）。中西古典诗教都注重苦乐的平衡，既肯定人正常的情感需求和快乐欲望，又引导这些欲求向德性的方向发展；既尊重个体的情感体验，又强调社会的伦理规范。
“乐而不淫”也警示我们现代人，要防止过度娱乐化而造成灵魂无序。诗教应培育人对美和高贵的热爱，关切灵魂的节制和有序，而不是过多受血气和欲望支配。按照世俗的理解，人们更应追求利益、荣誉、权力而非智慧。爱牟利者会贬低荣誉和学习知识带来的快乐，爱荣誉者则轻蔑财富和认识所具有的快乐，爱智慧者最看重的是认识真理的精神愉悦（柏拉图《理想国》581c-e)。这些快乐的差异在于，爱智慧者也熟悉财富、荣誉所产生的次级快乐，爱利益和荣誉者却未体验过认识真理和存在的最高快乐：懂得高的能看清低的，反之无法实现。因为，低劣的本性不能理解高贵的品质和自身，而高贵的本性经过恰当培育后就会获得有关自己以及低劣本性的知识。快乐属于人的自然情感，但快乐不等同于善本身。快乐存在不同的层次，追求真理、荣誉和利益会形成不同的快乐观。人最大的快乐是用适合其自然本性的东西（知识）充实自身，这能使人获得真实可靠的快乐，而非虚假的快乐。
孔子提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这种“孔颜之乐”超越了感官和物质满足，让人安贫乐道、胸次悠然，其乐在于内怀仁义，充实自得的精神愉悦。孔子还要求人节制自己的快乐和欲望，指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君子要戒色、戒斗、戒得（《论语·季氏》）。人有求富求贵的欲望，但必须取之有道，用正当的方式去获得，而非不择手段。人的血气含有嗜欲的要素，人要警戒过度求取快乐、争强好斗和贪得无厌。恰如柏拉图表示，节制的生活是各方面都温和的生活，具有平和的苦乐、柔和的欲望。反之，放纵的生活具有强烈的苦乐，以及极度狂热的欲望。节制的生活比放纵的生活更快乐，因为后者的痛苦超过快乐（柏拉图《法义》733b-d）。节制意味着适度、合宜、中道，没有过度的痛苦、快乐和欲望，具有健康的生活的方式与和谐的灵魂。
庄子亦指出，大多数人求取的快乐在于“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声”。但俗世的快乐并非真正的快乐，多数人热衷追逐富有、显贵、长寿、美名，喜欢身体的安逸、美味、华服等，对这些引人快乐的东西趋之若鹜。现代文艺作品更多呈现追求这些外在之物造成的各种冲突。但在庄子看来，过于追求富贵会伤身，无为方能带来真正的快乐，而多数人又视为大苦。因此，“至乐无乐”，最高层次的快乐并不依赖于世俗的快乐（《庄子·外篇·至乐》）。庄子还表示，明白“天地之德”的人，可谓与天和或“天乐”。“知天乐”的人，动静皆宜，“以虚静推于天地，通于万物”（《庄子·外篇·天道》）。可以看到，中西古典都更看重静观宇宙万物带来的“至乐”，而非感官的快乐。古典诗教与哲学皆力图节制低层次的快乐以涵养心性，从而体认并融入更高宇宙秩序和真理所带来的深沉、持久、自由的“至乐”。
温厚与仁德
古典诗教也注重培养人的“温柔敦厚”，既有柔和、克制的言谈举止，又有宽厚、大度的内在品质，形成融通内外、调和诸德性的完整品质。“温柔”具有含蓄、包容和化育的力量，“敦厚”则承载着理性、厚实和持守的品格。两者相辅相成，避免了情感主义流于软弱和计算理性陷于冷峻。《诗经》中既有体恤民苦、恻隐在心的仁者之柔（如《七月》《伐檀》），亦有秉持大义、弘毅担当的君子之厚（如《烝民》《无衣》）。“温柔敦厚”也体现了男女性情的平衡和刚柔相济，诗中既歌颂女性之温婉淑静（如《关雎》《桃夭》），又彰显男性之宽厚仁慈（如《淇奥》《狼跋》）。“温柔敦厚”作为诗教所倡导的人格，显示出情感与理性、节制与勇敢、个人与邦国的内在统一。
“温柔敦厚”是维系宗法社会和谐稳定的伦理需求，也是推行“仁政”、实施“讽谏”的独特途径。《诗经》有大量“美刺”之作，如《硕鼠》刺贪敛，《七月》陈民瘼，均体现了对政治的关切。“《关雎》以色喻于礼”（《孔子诗论》），便是在提醒周康王不要沉迷于女色，应认识到帝王婚姻对于王道稳健的重要性。但《关雎》如此深意并非直接道出，而是通过委婉托讽的表达方式，即借助歌咏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等来表达讽谏之旨，这也是“温柔敦厚”的意旨之一。《诗经》的“美刺”是“主文而谲谏”（《毛诗序》），含蓄委婉地进行劝诫，使君王在审美感悟中自我反省。郑玄注《礼记》时指出：“温柔敦厚，诗教也。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依违讽谏”乃是一种基于“温柔敦厚”的言说艺术，以在履行劝谏责任与维护君臣秩序之间寻求中道，体现了儒家“致中和”的政治智慧。《诗经》是美与刺、正与变的结合，意在使政治变得清明、美好，而非直接颠覆现存的政治秩序。
《礼记·经解》还进一步指出，“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诗教并非只是将人塑造成质朴、忠诚、厚道，而是要“不愚”，即明智、通达，能辨别是非对错、善恶美丑。朱熹甚至将“温柔敦厚”与“仁”“圣贤气象”联系起来，以为“仁”是其基本特质。一个人要在言辞、思想、品格、气度等方面展现出“温柔敦厚”，方能显示“圣贤气象”。《中庸》有言，“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朱熹《中庸章句》释义为：“聪明睿知，生知之质。临，谓居上耳临下也。其下四者，乃仁义礼知之德。”“宽裕温柔”对应的是仁德，在朱熹看来，“仁者自温厚”（《朱子语类》）。“温厚”使人宽容有度，可见天地生物之心，“柔”和“容”能生发万物，让人温和节制又坚毅仁厚、自强不息。
诗教所塑造的人格，绝非缺乏智识力和判断力的“愚朴”之人，而是为了让人集完整德性与中和情感于一身。“温柔”与“敦厚”不仅仅是性情描述，而是与“仁德”贯通，指向圣贤智慧与气象。“聪明睿知”是圣人的睿智与洞见，“宽裕温柔”则是其仁德的外在表现。“敦厚”的圣贤智慧深广，具有深明事理、通晓权变后的沉静与厚重，懂得“极高明而道中庸”。“敦厚”能使人坚定地信守礼法，牢牢秉持关于可畏和不可畏之事的信念，造就人的勇敢和敬畏之心。敦厚之人既能征服各种痛苦、困难和恐惧，又能对宗法、祖先和王者保持敬畏，而克制不必要的乃至非法的快乐和欲望。这种人灵魂中的血气和欲望服从于理性，并恪守理性的告诫，知晓如何恰当处理个人的苦乐。
古典诗教始于“思无邪”之内心澄明，达于不过度悲喜之情志中节，终成“温柔敦厚”之完满人格。“温柔”培育仁心与节度，成就情感之中正；“敦厚”铸就德性之深厚与性情之质朴，使人具有稳健、睿智的品性。这是一个由纯正思想发端，经合宜言行陶铸，最终凝结为纯厚德性的完整塑造过程。如此培育的人既节制、合宜有度和充满仁爱，又温厚、勇敢且智慧，秉有完美的品格和卓越德性。
（作者：林志猛，系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暨马一浮书院教授）
¶道路者，国之脉也。中国古道的意义远逾交通本身：历代王朝不独将其视为基础设施，更将其锻造为融政令传递、疆域控制、经济调控与文化统合等于一体的复合型国家制度。秦“车同轨”以立制度之基，汉通丝路以拓治理之疆，唐置驿传以构运转之级，元设站赤以成贯通之网——道路以线性空间嵌入国家权力结构，形成制度化的治理形态。深入考察这一形态，可以发现其蕴含相互关联的结构性禀赋：空间标准化、传递等级化与功能复合化。经由道路网络的延展运作，催生出信息控制、资源调度、疆域整合、财政汲取与认同塑造等效能，形成“以线控面、以通致统”的国家治理格局，使广袤疆域在差异化条件下凝聚为有机统一的政治共同体。
空间标准化与国家信息传递
空间标准化，指国家以统一的里程规格设置驿站、配置资源，形成覆盖全域的通道网络。其早期理念见于《周礼·地官·遗人》：“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这种空间定程、分段配置之思路，奠定后世驿传制度的基本格局。秦统一六国后，“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汉书·贾山传》），将标准化通道推广至全国。据《唐六典》，唐代“三十里一驿”，全国设驿一千六百三十九所，形成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水陆驿路网络。宋改唐制为六十里一驿，于驿路干道每十八里或二十里设递铺，形成驿路、递路两级道路体系。元代设站赤一千四百余处，六十里左右置一站，并颁布《站赤条例》；明代设驿站一千九百余处，间距六十至八十里，且开通连接南北两京及十三布政司的干线。据《光绪会典》载，清代建立驿站一千九百余处、递铺一万四千余个，内地设驿铺、边疆置军台营塘，将标准化网络延伸至边疆。
这一制度的治理效应，是国家信息的垂直通达。驿站等距分布使信息传递摆脱对局部条件的依赖，中央政令以可预期的时间与路径抵达疆域末端，从而消解信息传递的不确定性。汉代王充《论衡·别通》称“汉所以能制九州者，文书之力也”，而文书之力正有赖于空间标准化提供的制度保障。
传递等级化与国家资源配置
传递等级化，指在空间标准化基础上，国家按事务轻重缓急建立差等化传递速度体系，实现资源差异化配置。汉代已形成整体架构：驿传分置传、驰传、乘传、轺传、步传等，以四马、二马、一马及徒步区分缓急。魏晋更趋细密：曹魏“驿骑进羽檄，天下不遑居”（傅玄《惟庸蜀》），且颁布《邮驿令》；西晋传驿趋合，重要文书“换马不换人”专递。唐代分驿站为水驿、陆驿和水陆兼办三种，陆路驿速有明确程限：传马日走四驿，乘驿马日走六驿，按每三十里一驿算，日走一百二十里至一百八十里；紧急日驰十驿即三百里；送赦书更达日行十六驿约五百里。北宋驿、递分离，馆驿负责官员接待，递铺专司文书传递，确立“步递、马递、急脚递”体系，分别日行二百里、三百里、四百里。宋神宗时创设“金字牌急脚递”，“以木牌朱漆黄金字，光明眩目，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日行五百余里”（沈括《梦溪笔谈·官政一》），专传御前紧急军务。南宋增设“摆铺”专递军期文书，边境设“斥堠铺”加强军情传递。据《元史·兵志四》，元代于马站外置急递铺，铺丁腰系革带、持枪悬铃，一昼夜四百里，加急可达七八百里。明代公文时限细化为三百里、四百里、五百里、六百里诸等。清代一般公文日行三百里，加急则标明“四百里”“六百里”乃至“八百里加急”。
速度分层与等距设驿配合，构成“以道为骨、以驿为节、以邮为脉”的制度骨架。其核心功用在于按事务轻重缓急精准调度行政与军事资源。疆域越是辽阔，驿传资源便越是紧张；若无等级化设计，紧急军政情报与日常信息将在同一通道争夺资源，从而导致系统壅塞。速度分层恰解此困：在最需要方向以最高速度投放，其余方向以较低成本维持运转。正是这种配置能力，使古代中国在通讯技术受限的条件下，依然实现了对广阔疆域的有效治理。
功能复合化与多维国家治理
功能复合化是道路体系的第三个制度禀赋。驿站集文书传递、官员接待、物资转运、司法巡检乃至文化传播等于一身，使道路超越单一职能设计，获得应对复杂治理需求的弹性空间。这在宏观层面催生出多重治理效用：疆域整合、财政汲取与认同塑造。
其一，疆域整合。中国自古以大一统为政治理想，道路正是连接中原与边疆、整合多元区域的空间性制度骨架。这一整合实践并非单一模式，而是多元展开。征服整合型以蜀道为代表，秦惠文王遣司马错沿金牛道南下灭蜀，军事行动后，道路随即承载行政设置、移民实边等功能，使西南深度融入中原版图。羁縻整合型以丝绸之路等代表，汉设西域都护府，唐设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沿丝路推行行政建制、屯田与驿传制度，烽燧相望、驿站相连，构成“国家在场”的制度化空间。互市整合型以唐蕃古道、茶马古道等为代表，以经济纽带巩固政治联盟，实现“以商睦边”的柔性治理。这些整合路径在历史中动态转化：蜀道初为军事通道，汉代以后渐变为经济文化纽带；丝绸之路在汉唐侧重羁縻，宋元以后商贸功能上升为主导；而功能叠合与历史层累，正是制度弹性的体现。反之，道路阻塞往往导致分裂：三国时期蜀道阻隔使蜀汉偏安，唐末藩镇割据切断驿路致使中央权威瓦解，从反面验证这一制度逻辑。
其二，财政汲取。道路构成国家调控物资流通的制度化通道，多功能集成表现为不同程度的官商协作。官控专卖型以茶马贸易道路为代表，政府设茶马司垄断交易，“用茶易马，固番人心，且以强中国”（《明史·食货志》），集资源汲取与安全治理于一体。官督商办型以盐运古道为代表，汉武帝时桑弘羊推行均输平准，“令远方各以其物贵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史记·平准书》），将商人资本纳入官方调控轨道。市场自生型以商帮通道为代表，商路自发形成，政府依赖其流通功能以维持经济活力，又通过牙行、税关加以规制。三种路径揭示出古代经济治理的核心逻辑：国家既需借助市场流通维持财政汲取，又需防范商人阶层坐大。道路作为可控的流通通道，以制度化方式联结市场而不放任，促进流通而不废管控，将经济活力转化为可持续的汲取绩效。
其三，认同塑造。道路体系的多功能集成，还为文化融合与政治认同的塑造提供制度性通道，集中体现为制度性传播与生活性交融两种机制。制度层面，儒家礼制、典章制度沿驿路向边疆系统扩散。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依托官学体系与道路网络流布四方，为政治认同奠定文化根基。生活层面，丝绸之路沿线多民族杂居共处，语言习俗、宗教信仰相互浸润；南粤古驿道上，中原文化与岭南风土融合，孕育出独具特色的岭南文化。与此同时，边疆文化同样沿道路反哺中原，胡乐、胡服、佛教艺术极大丰富中华文化的内涵。正是这种借助道路网络实现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向交融，使“中国”超越地理概念，成为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中国古道所呈现的，是一种将地理空间转化为政治能力的动态治理逻辑。空间标准化消解信息不对称，传递等级化实现资源约束下的优先级排序，功能复合化赋予单一基础设施应对复杂场景的弹性，三者共同构成以有限通道应对无限疆域的制度方案。其核心智慧在于：不追求对社会的全面渗透，而以节点化、层级化与复合化的制度设计，以最小成本实现最大治理覆盖。由此，超大规模政治共同体得以统一而不板滞、整合而不同质。从秦驰道到现代高铁网，从驿传体系到数字基础设施，这一将通道转化为治理纽带的能力，构成理解中国国家治理何以在连续性中不断创新的重要线索。
（作者：罗建新，系西华师范大学蜀道研究院教授）
¶每逢端午佳节，“端午安康”的祝福语便会刷屏社交网络，与沿用已久的“端午快乐”形成分庭抗礼之势。这一看似古雅温厚的表达事实上并非传统使然，而是一个仅流行了十年左右的当代说法。更耐人寻味的是，十年间，这一说法引发了诸多争论，年年被驳正，却又年年继续传播，最终凝结为一种普遍使用的节日表达。这个过程，为我们观察当代社会中传统文化的流变与传播，提供了一个值得分析的范例。
回顾“端午安康”的起源，可以大致锁定在2015年。其时，一则“非遗专家杨广宇提醒：端午节不能说快乐，要说安康”的消息，借助微信群、朋友圈及个别媒体的扩散而迅速发酵。这则消息的核心逻辑是：端午源自纪念屈原、伍子胥等悲剧历史人物，具有祭祀性质，因此互祝“快乐”并不妥当。然而，所谓的“非遗专家杨广宇”很快被证实并不存在。至2016年端午节前后，就有多位知名学者在社交平台明确提出反驳，指出端午习俗历来包含有欢庆内容，“只能安康不能快乐”之说没有历史依据。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它不过是传统文化复兴过程中偶然出现的一个“小插曲”。但事实恰恰相反：“端午安康”表现出极强的生命力，年年传扬，并在流传过程中不断自我调整，最终演变为一种“新民俗”。这背后的原因颇有趣味。
民俗学的研究早已清晰表明，端午节的文化内涵从来不是单一的肃穆与祭祀。从唐宋诗文到敦煌文书，从《水浒传》到《红楼梦》，大量经典文献记载了端午欢快喜庆的节日场面与氛围。闻一多等学者的考证表明，端午的文化渊源远早于屈原、伍子胥、曹娥等人物的传说。作为一个融合自然节律与人文意蕴的复合型节日，纪念先贤与祛病防疫、竞渡欢庆并不相悖，反而共同构成了丰厚的文化内涵。“参差飞鹢集中流，振地欢声竞楚舟”，戚继光等关于龙舟竞渡热烈场面的诗文也说明，端午节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传统节日中最具全民狂欢气质的节日之一。称“端午快乐”在历史与民俗上并无不妥。
既然如此，“端午安康”为何能够被广泛接受？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一讲法契合了当下社会对健康的集体关注。端午自其起源时便有采药、沐兰汤、悬艾、饮雄黄酒等祛病辟邪的习俗。端午节“避疫禳灾”的文化维度，在近年来公共卫生意识显著提升的背景下，被重新发现并放大。一些媒体更将端午节表述为“我国最早的公共卫生防疫节”，正是这种时代心理和需求的体现。由此，“安康”的祝福较之“快乐”，似乎更能传达端午在祛疫避邪方面的某些特点，从而脱离了最初版本“因为是祭日所以不能快乐”的脆弱论证，获得了更容易为当下所接受的理由。
此外，从语用角度来看，“快乐”与“安康”在传播中的差异也值得注意。“快乐”适用范围最广，几乎所有节日都可以使用，而正因其通用，在具体节日的表达上反而显得泛化、模式化，难以传达特定节日的独特内涵。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日益受到重视的背景下，许多人渴望更“讲究”的表达，而非套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祝词。“安康”一词恰好满足了这种需求：字面上更为文雅庄重，又与端午辟邪祛疫的传统相契合，自带一种专属的文化仪式感。这种心理，是“端午安康”依然被广泛使用的内在原因之一。
更为重要的是，“端午安康”的流传过程显著地具有网络时代文化传播的新特点。第一，随着学界展开讨论，这一说法在传播过程中完成了巧妙的自我迭代。首先，“非遗专家说”迅速取代了“非遗专家杨广宇说”，具体人名被悄然隐去，信息得以继续流通。随后，它的传播形态进一步媒介化：大量融合了龙舟、粽子等端午元素的“端午安康”表情包，成为社交平台上节日互动的常见方式。在这一阶段，“端午安康”已经凝结为一个整体性的文化符号。接收者不会去追溯、计较其历史出处，发送者也未必认同“不能说快乐”的原始说法，它只是作为一种轻量化、仪式化的祝福方式被广泛使用。甚至一些严谨的学者和编辑也会转发此类表情包，就如同他们会随手转发带有文字错误的祝福表情包一样——在这种高度视觉化、情境化的网络传播中，对文字的考究往往被自然搁置。
第二，互联网环境天然存在不同话语空间的相对区隔。围绕“端午安康”的争论，主要发生在学者、媒体评论员及部分深度互联网用户中，相关的考辨文章和讨论在微博、知识类公众号等平台上年年可见。而“端午安康”的日常化传播，则更多地依托于微信群、朋友圈以及各类表情包的流转。两者的受众群体并不高度重合。对于大多数普通使用者而言，他们接触到的是已经“表情包化”的“端午安康”，而不是追溯其源头的学术考证文章；转发的是一个节日的仪式感，而并未涉及对其背后历史论证的认同或不认同。这种传播在渠道和受众上的错位，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争议与传播年年并存的现象。
第三，当“端午快乐”与“端午安康”在公共传播领域已然成为具有争议性的话题时，一种“最小风险原则”便开始发挥作用。商业机构、国际组织、公众人物等公共性强、受众广泛的传播主体，在节日期间发布祝福内容，首要考量的往往不是文化立场的表达，而是传播的顺畅与安全。在争议面前，选择“端午安康”这一更不容易引发“批评”的说法便成为稳妥之举。这一类传播主体的选择，并非出于对“安康”说法的认同，却在客观上进一步扩大了“端午安康”的可见度与使用范围，加速了它的流传。
回顾这十年，“端午安康”逐渐演变为全民习用的节日表达，为我们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了一个鲜活而典型的样本。这一过程生动说明了，文化传统从来不是静止不变的化石，而是一个动态生成、不断层累的生命过程，是连续性与创新性的统一。端午节原本就有快乐与康健并存的底色，当下“安康”祝福的流行并非对传统的颠覆，而是端午习俗中“避疫禳灾”、崇尚健康这一文化内涵在当代的凸显。“端午安康”的说法之所以能够被广泛接受，根本原因在于它呼应了社会心理，满足了民众追求安康、希望深入理解传统、寻求差异化个性化表达的精神需求。相较“快乐”这一适用于几乎所有节日的通用祝词，“安康”文雅典正的语意色彩，赋予了其更强的传播力。这正是文化消费升级背景下公众文化心理的真实反映，也提示我们：大众的文化需求始终存在，关键在于以何种方式去回应和引导。
同时，这一过程也折射出文化自信发展的一种路径。文化自信始终根植于深厚的文化自知。从十年前一个说法的广泛传播，到如今越来越多学者、主流媒体乃至各界公众加入讨论，人们对端午文化内涵的认知在争论中逐渐走向深入。这场讨论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意义，正是在这样的追问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端午节的丰厚内涵——它既有追思先贤的庄重，也有竞渡欢庆、“同舟共济”的热烈，有祛病防疫的生活智慧，也有顺天应时、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这十年间的反复讨论与辨析，本身就是端午节在当代生活中保持活力的一种方式。一个传统节日真正“活”在当下，不在于它的形式一成不变地保留下来，而在于它始终能够激发人们的关注、思考与热心参与，在与时代的持续对话中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与生命力。
（作者：杨传召，系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荀子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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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纹绿松石金耳饰 本报记者李韵摄/光明图片
铜镀银“斩首者”神像 本报记者李韵摄/光明图片
黄金护髋甲 本报记者李韵摄/光明图片
海菊蛤锥螺胸饰 本报记者李韵摄/光明图片
镶嵌金蜘蛛的项链 本报记者李韵摄/光明图片
金银花生项链 本报记者李韵摄/光明图片
【文明互鉴】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这是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的展览。其中，“王的宝藏”展览单元，展出了来自11家秘鲁文博机构的380件珍贵文物，80%为首次来华，50%更是首次离开秘鲁。而20世纪南美最重要的考古发现——西潘王陵，无疑是这一单元中最为耀眼的明珠。
20世纪南美最重要的考古发现
公元100—850年，莫切文化在秘鲁北部沿海地区蓬勃发展。该文化凭借高超的人工灌溉技术，征服了严酷的沙漠环境，建立起以农业为基础，以海洋资源为补充的经济模式。宏伟的神庙遗迹、宫殿遗址、聚落遗存，以及陶器、纺织品和冶金技术等，构成了其辉煌的文化遗产。不过，莫切社会并未形成统一的中央集权，而是由不同等级的王国与政权组成。其中，位于兰巴耶克河谷的西潘，就是莫切社会最显赫的政治势力之一。
秘鲁北部奇克拉约附近的沙漠里，藏着一座不起眼的小金字塔。1987年2月，几个盗墓贼在山里转悠了很多天，终于在金字塔外围找到了金字塔的入口。当他们进入金字塔时，几个人愣住了——陪葬品的丰厚程度超出了他们的想象，眼前赫然是成堆成堆的金碗、银器和精美陶器。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盗墓贼分赃的时候起了内讧，其中一个直接跑到警察局，举报了自己的同伙。
考古学家沃尔特·阿尔瓦（Walter Alva）博士是秘鲁布鲁宁博物馆的研究员，在考古圈小有名气。当他进入金字塔后，仔细查看外围墓室，越看，心里的判断越清晰：这只是冰山一角。
他在散落的陶罐碎片里辨认发现，陶罐上反复画的是同一个人物，形象为头戴夸张的半月形头饰，手持权杖。结合秘鲁神话传说，阿尔瓦推断这可能是传说中的“斩首之神”。
为了避免墓室二次被盗，阿尔瓦博士直接住在了墓穴里，亲自守住入口，直到秘鲁国家文物局的官员到达。当地的盗墓者和农民恨他断了财路，在洞口威胁说要杀了他。幸运的是，阿尔瓦和文物最终安然无恙。1987年7月26日，主墓室被正式打开。阿尔瓦进入了未被盗过的西潘王主墓室，他也因此成了世界考古史上的明星。
阿尔瓦博士后来形容，他进入主墓室时那一刻，差点以为自己看花眼了：墓室里堆满了陪葬品，层层叠叠，厚达25层，仅金银器、宝石等，总数就达452件。旁边还有209件彩绘陶器、铜制武器，以及用金银铜三种材质做成的各类装饰品。
整座墓室里，埋着3名女性、2名男性、2名守卫和1名儿童。儿童身边伴着2只羊驼和1只狗。3名女性的下葬时间比墓主人更早，应该是仪式性殉葬。2名守卫的双脚被砍断，遗骸被固定在墓室入口的位置，显然是为了防止他们逃跑而设置的刑罚。这些人在下葬时已死，可能是被留在这里守墓。
这些人的尸体上，堆满了金银制成的首饰。因此西潘王墓室被誉为“西半球最富有的王室墓葬”。这一发现不但对美洲考古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古代秘鲁文明的研究开辟了全新视角。这座陵墓的主人因出土地名及显赫身份被称为“西潘之主”。“西潘”之名源于已消亡的莫切语，意为“领主之家”。经过三十余年的考古工作，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共发掘了16座不同时期和等级的莫切文化贵族墓葬，时间跨越数个世纪。
地下的黄金国度
在墓室最中间，是西潘王的尸骨，完全可以用穿金戴银来形容：他头戴新月形金饰，双耳各挂圆形绿松石金耳饰，鼻上有月牙形金鼻饰，颈中戴垂挂花生形金饰和银饰的金项链，肩披金护胸，腰间挂“斩首者”形金摇铃，外悬金护髋甲，腕上有几何纹金腕饰，手持方锥形权杖。
西潘王佩戴的鹿纹绿松石金耳饰十分精致，中央用绿松石以马赛克形式拼贴出一只奔跑的美洲白尾鹿，再以金丝勾勒轮廓，青金石点缀眼睛和鹿蹄。耳饰外缘还环绕着38颗金珠。美洲白尾鹿生活在美洲大部分区域，是莫切文化最重要的动物之一。工匠捕捉到了鹿奔跑时伸出舌头喘气的生动细节，堪称“毫米级”的艺术杰作。
墓主人的胸前戴着20枚金银花生组成的项链，右侧10枚是金花生，左侧10枚是银花生，荚纹清晰，两端穿孔。早在数千年前，安第斯先民就已成功栽培花生，成为他们重要的作物之一。而金银两色，象征着莫切文化世界观中互补对立的二元平衡观念，诸如太阳与月亮、东方与西方、白昼与黑夜、生与死、男性与女性等。
值得注意的是，这位领主头朝南方、脚朝北方安卧，其躯体成为富有象征意义的方位轴心——右侧是安第斯山脉与日出之地的方向，左侧则是海洋与日落之地的方向。
在遗骨的北侧，发现了一件迄今为止最耀眼的饰品——一件45厘米高的黄金髋部护甲。这件饰物系于腰带后方，其下部为单层斧状金片，上部为双面雕刻的“斩首者”形象。“斩首者”是莫切文化宇宙观中最受敬畏和崇拜的神祇之一。神像头戴半圆形头饰，佩圆盘形耳饰，颈部戴金珠项链。双臂向两侧伸展，一手持杜米刀，一手持人头。神像下方各有十个半球形装饰，内有小颗粒，可发出声响，类似于现在的摇铃。
木棺两侧及底部，发现了成组的海菊蛤属贝壳与芋螺贝壳。这些软体动物来自遥远的厄瓜多尔海岸，用作献给神灵与亡者的供品，亦用于制作胸饰、项链及珠饰，在当时备受珍视。
围绕木棺的四周，陪葬者的排列呈现出一种象征意义。在木棺的头部和脚部，发现了三名年轻女性的遗骸。她们很可能是这位领主的妻子。其中一人戴着铜冠，头部朝西，另外两人则呈相反姿势。领主右侧的陪葬者头戴铜制头饰，手持盾牌与战锤，彰显其生前军事首领的身份。左侧相对位置安放着佩戴贝壳胸饰的遗骸，身旁散落着圆形旗帜残片，腿边还出土了狗的骨骼——此人很可能是旗官兼礼仪长官。西南角有一名坐姿儿童遗骸。而两只羊驼作为首批祭品，被安置在墓室深处。
这座豪华陵墓及其随葬品表明，被埋葬者是当时该地区的最高统治者西潘王。对骸骨的鉴定表明，西潘王的年龄约在45至55岁之间，身高约1.67米。
消逝的神秘王朝
西潘王生活的年代大致在莫切文化的中期（公元600—670年左右）。此时中国大致是隋唐之际。也就是说，当隋炀帝开凿出沟通幽州城（今北京一带）的大运河时，在地球另一端的秘鲁海岸，莫切人的西潘王正戴着纯金面具、手握金铲，被几位陪葬者簇拥着进入另一个世界。
在西潘王陵的南侧，发现了一座年代更早的王室墓葬，也即俗称的“老西潘王”，年代约比西潘王早300年。他的墓室中也随葬着丰富的随葬品。其中，一件金项链是由10枚蜘蛛形的金圆饰组合而成，圆饰内有小颗粒可以发出声响。正面的蜘蛛卧于蛛网之上，每只蜘蛛直径8.3厘米。在莫切文化中，蜘蛛是象征丰收与雨水的重要神祇。莫切人认为蜘蛛的织网行为对应着覆盖天空的云层，而蜘蛛吐丝则寓意着雨水降落，因此蜘蛛的图形往往承载着祈愿农业丰产的寓意。墓中还有一件蟹身人首的神像，高62厘米，头戴半月形冠，顶部饰猫头鹰首，双眼镶红白贝壳，胸前悬挂猫头鹰首珠饰项链。它将人脸、甲壳和蟹钳等元素结合在一起。蟹壳表面缀满了红、青、白三色的海菊蛤贝片，可能表明这位神祇统御着海洋及生灵。
西潘王墓葬的考古意义在于首次揭示了莫切文化中的高等级墓葬，并以此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等级、神权统治和冶金工艺。在此之前，大多数考古学家认为，莫切人只是散居在秘鲁海岸的小型部落联盟，没有真正的王权，也没有复杂的社会分层。墓中出土的热带贝壳、半宝石等珍稀材料，反映出与现今厄瓜多尔、智利、秘鲁安第斯山区及玻利维亚等地域范围内古代族群的广泛贸易网络。莫切冶金技术是安第斯冶金史上首个高峰，黄金原料很可能产自安第斯山脉东侧的亚马孙河流域。
198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西潘王陵纳入世界遗产名录。国际上用“美洲的图坦卡蒙墓”来称呼这座著名的墓葬。来吧，走进首都博物馆，一起揭秘“王的宝藏”。
（作者：郭京宁，系首都博物馆馆长）
¶【宫商角徵羽】
世界上的很多古典史诗，如古希腊《荷马史诗》、古印度《摩诃婆罗多》等，很早就被定型为文学文本而成为书面经典，被剥离掉活态信息。而我国的“三大史诗”《格萨（斯）尔》《玛纳斯》《江格尔》则不同，它们至今都作为活态史诗，保持着动态创编、传承与传播的完整文化实践。对此，我们应秉持大遗产观下的系统性保护理念，打破“物质”与“非物质”的界限，将史诗文化遗产视为有机整体来保护。史诗包括故事、表演、文本、传承与传播等五个关键环节，彼此依存、相互渗透，构成了活态史诗的生命系统。
故事是活态史诗的灵魂
史诗通常讲述一个部族英雄创世济民、抑强扶弱、救护生灵、消弭人间灾难、保护幸福家园的故事。一个完整的故事系统，含主题内容、叙事模式、相关仪式等元素。
主题内容一般是指英雄进行的正义战争或冒险经历。在叙事模式上，像《江格尔》这样的英雄史诗有一种层级结构特征：各诗章共享统一的叙事框架，犹如“俄罗斯套娃”。大型诗章套中型诗章，中型诗章套小型诗章，自上而下结构统一，易于复制和记忆，也易于口头创编和传播。相关仪式则包括节庆或人生礼仪等，如瑶族史诗《密洛陀》被称为贯穿全年的“节庆宪章”，因史诗内容解释了各种仪式的来历，所以在婚丧嫁娶时必唱，兼具祈福和道德教化功能。壮族《布洛陀》、苗族《亚鲁王》等史诗，也与特定仪式深度绑定。
表演是活态史诗的即时创编实践
史诗歌手是表演的主角，其身上的信息几乎都会转化为表演语汇，包括方言、格律、音乐、语气、音色、身体语言等。歌手的嗓音和方言赋予史诗以独特的地方色彩，表情和身体语言将叙事呈现为可感可触的情感表达，音乐和格律为语言注入节奏和声韵魅力。
以藏族《格萨尔》歌手为例，他在表演前会点一根藏香。接着，左手托帽，右手指点，口诵《帽子赞》，介绍帽子的来历、形状、饰物及其象征意义。据说，《格萨尔》歌手只要戴上帽子就能滔滔不绝地演唱史诗。藏香、帽子等都是道具，用于心理暗示或信息引导。在表演中，他们还会有配套的身体语言，如摸头、摸嘴、摸耳朵等。据说，史诗故事会降到歌手身体的某个部位，歌手摸到哪里就说明故事降到哪里。
文本是活态史诗的定型物
文本是活态史诗的故事和表演在某一媒介上的定型物，它将转瞬即逝的表演转化为可跨越时间的物质存在，使史诗的信息得以积累、叠加和深化。
活态史诗的文本包括口传本、书面本、记谱本、录音录像等；介质有羊皮纸、桦树皮、雕版、木刻、现代印刷、数字数据等。以《格斯尔》史诗为例，其存世文本中除了正式刊行的北京木刻本《格斯尔传》外，更多的是民间手抄本。自1716年北京木刻本《格斯尔传》问世至20世纪中叶其他文本相继被发现，《格斯尔》诸文本之间形成了显著区别。其中，乌素图召本、托忒文本、策旺本均为北京木刻本和隆福寺本之抄本；鄂尔多斯本、诺木其哈敦本也来源于北京木刻本和隆福寺本，同时在转抄过程中产生了一定的差异。但它们在内容上有共同的源头，便是北京木刻本《格斯尔传》。
传承让活态史诗走向未来
传承是将活态史诗从一个时空坐标传递到另一个时空坐标，并在此过程中确保史诗信息的稳中求变与变中守恒。传承包括家传、师承等方式。在《格萨尔》歌手中，桑珠、玉梅等重要歌手均生于《格萨尔》歌手世家，著名史诗歌手居素甫·玛玛依从8岁起学唱《玛纳斯》，由其兄长指导演唱技巧，双亲鼓励并监督他学唱。
家传往往带着情感归宿和身份认同的深化，师承则更多地体现为技艺的系统传授和规范的内化。一个地区的史诗传承往往从一两个家庭（家族）出发，由内而外、自下而上地发展开来。其典型例子是新疆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江格尔》演唱实践。起初，在当地个别家庭（家族）中，形成了世代传唱《江格尔》史诗的传统，随后，邻近家族的孩子们也被吸引，纷纷前来学习演唱技艺。渐渐地，全村都掀起学唱《江格尔》的热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文化实践以涟漪般的效应向外扩散：从一个村辐射至一个乡，再从一个乡延伸至一个县。
传播让活态史诗成为人类共享的文化遗产
传播让活态史诗从一个区域流传到另一个区域，从一个文化圈进入另一个文化圈，在流动与适应中保持生命力，甚至在跨地域流传过程中被二次地方化。
巴林《格斯尔》是二次地方化的典型例子。17世纪中叶以后，由青海发源的《格斯尔》史诗传播到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和巴林左旗一带，民众结合当地的自然山水风物，创编了以格斯尔为主人公的一系列传说和史诗，并建构了相关民俗仪式，让《格斯尔》史诗形成了新的地方文本和文化形态。
因为传播，史诗成了可与其他文化对话、为更广泛人群所共享的文化遗产。古代通过人口迁徙、商旅、战争、联姻等途径传播；现代则是通过印刷、录音、录像、广播、电视、互联网、研究、教学、宣传等途径传播。
对活态史诗最好的保护和传播方式是合理利用，让活态史诗与人们产生深层的文化共鸣。2023年10月9日，内蒙古的安达组合在中国民歌盛典演唱《江格尔英雄赞》，媒体评价曰“表演震撼全场”。安达组合并没有简单地复制传统表演形式，而是在舞台上建构了一个全新的史诗表演场域。他们把多人组合、多声部配合、长调铺垫、多种乐器和鸣、舞台烟雾、声光电效果等多元素聚合在音乐主旋律上，建构了一个恢宏壮美的史诗信息场。其艺术感染力远远超出单人、单乐器的史诗表演形式，给人以千军万马奔腾而至的壮美感，赢得了受众特别是年青一代的喜爱。这是活态史诗创造性转化潜在活力的充分展示。它告诉我们，活态史诗要以新的形式触动新的受众，以新的语言讲述经典的故事。
故事、文本、表演、传承、传播这五个环节并非分散、孤立的，而是相互交织、渗透、支撑，将活态史诗呈现为一个动态的文化实践。任何一个环节的弱化或断裂，都会危及整个史诗生命系统的健康与完整性。因此，活态史诗的系统性保护，要突破过去的碎片化、点状式保护模式，树立大遗产观，不仅要保护活态史诗本体（如故事叙事、表演技艺、文本形态等），还要保护其依存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生态——那些孕育史诗的山脉河流、滋养史诗的节庆仪式、传承史诗的社会关系网络等。
我们要从对活态史诗的单体保护转变为片区保护，将史诗保护与整个文化生态区的保护结合起来；从本体保护转变为价值保护，不仅要保护史诗的物质载体和表现形式，更要保护其所承载的价值观和世界观。这样，就能让这些穿越千年的史诗，在新的时代继续焕发生命力。
（作者：纳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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