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 5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
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新贡献。
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5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时说。
多国人士表示，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当下，两国元首同意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意义重大，是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最重要政治共识。期待两国一道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共同推动两国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平稳前行，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
当前，中美两国进入各自发展关键阶段。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
“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经双方领导人确定的新定位，标志着这次会晤的历史意义与地位。”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说，“整体而言，这一定位为两国处理双边关系各领域事务提供了总体指引。”
库恩认为，“建设性”“战略”“稳定”三个词，共同构成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核心要义。其中，“稳定”是两国共同的核心关切，“战略”表明双方发展高层次、长期性、平等伙伴关系的重要性，“建设性”强调战略稳定的性质是积极、向前的。
“‘建设性战略稳定’将有可能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定义两国关系，给地区和全球带来深远影响。”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苏拉布·古普塔说，“其核心愿景应当包括，共同利益将超越分歧，竞争将在更广泛的战略合作框架内展开，分歧将在以维护和平稳定为重的原则下得到妥善管控。”
塞内加尔发展经济学家、达喀尔高等工商管理学院教授穆斯塔法·杜尔说，中美虽然有分歧，但在经济、金融等层面深度交融，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助于让竞争保持可控和可预期。他认为，战略稳定意味着双方将保持沟通、增强可预见性，建设性意味着中美应在国际金融稳定、公共卫生安全、反恐、人工智能治理等全球议题方面保持必要合作。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顾清扬表示，“建设性战略稳定”明确了中美关系发展的新方向。中美有分歧，甚至有些分歧可能很大，但可以通过理性的方式加以管控。“这是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取得的一个巨大成功，对世界来讲也是利好，释放了稳定的信号，稳定了世界的预期。”顾清扬说。
四个“稳定”理性务实着眼未来
习近平主席在同特朗普总统会谈时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指出“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
“强调在能合作的领域开展合作，同时保持竞争适度、分歧可控，这意味着中方——或许也越来越多地包括美方——有意推动两国关系摆脱一种主要被无序竞争、日益加剧的不信任以及冲突终将不可避免的预期所定义的状态。”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丹尼斯·西蒙说。
西蒙认为，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主席在同特朗普总统会谈时会提到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建设性战略稳定’实际上是在为避免两国陷入冲突提供一个解决框架。这一框架看重的是可预测性、危机管理和有边界的竞争。”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沃里克·鲍威尔说，通过提出“建设性战略稳定”这一框架，习近平主席“展现了一堂极具中国特色的外交大师课”。
“习近平主席在会晤中提出了一系列重大问题。这些问题背后，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国理念。”鲍威尔说，“通过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置论述，中方为美国提供了接受多极世界的心理与政治空间。‘修昔底德陷阱’并非必然。为了未来，我们必须选择将其抛在身后。”
葡萄牙历史学家鲁伊·洛里多认为，在全球地缘政治不确定性持续上升、大国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个“稳定”具有战略性和前瞻性，一个重要特点是强调竞争并不必然意味着冲突，而是应当被纳入可管理、可预期的轨道之中。“这对于当前国际社会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四个‘稳定’释放出在复杂国际环境下加强风险管控、推动关系平稳发展的积极信号。”韩国圆光大学韩中关系研究院院长柳智元说，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处理中美关系的根本遵循，这既总结了中美关系几十年来的发展经验，也体现了对大国关系规律和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理解。
塞尔维亚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内纳德·斯特基奇说，习近平主席关于四个“稳定”的阐述勾勒出一种理性务实且着眼未来的中美关系愿景。“习近平主席并未否认中美之间存在分歧，但他强调竞争有度，体现了中方一贯坚持的大国相处之道。在这样的关系框架下，各层面的积极前景都是可以期待的。”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理解这句话背后的信息非常重要。”荷兰国际集团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宋林说，“这意味着中方推动一种以合作为核心的双边关系，同时承认竞争不可避免，但努力将竞争保持在合理水平。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总体氛围温暖、积极，表明两国关系趋于稳定。”
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与共同进步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中美关系新定位作为此次会晤的最重要政治共识，一经宣布便引发热议，全球主流媒体纷纷以头条进行报道。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哈克说：“联合国欢迎中美在处理双边关系上的任何积极进展，牢固的中美关系将为世界带来积极影响。”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名誉主席肯尼思·奎因说，如果两国能真正实践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将深刻影响中美双边关系的走向，并在未来数十年里为全球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亚太区首席代表贾斯廷·欧杰克说，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既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惠及整个国际社会。“在当今互联互通日益紧密的世界格局下，美中两国人民之间加深理解，必将有力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与共同进步。”
津巴布韦经济分析师兼政治评论员德雷克·戈托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推动当今世界最重要双边关系走向稳定和可预测性“极具实质意义的一步”，对全球南方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非洲国家的长期发展高度依赖于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
“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两国致力于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将降低国际不确定性，推动投资、旅游、教育交流、科研合作与区域经济增长。”《菲律宾星报》专栏作家李天荣说。
在素有“美国粮仓”之称的艾奥瓦州，农场主瑞克·金伯利表达了对两国元首成功会晤的热烈欢迎。“我们期盼已久。”金伯利说。
“美中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对世界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两国出现任何形式的对抗，对世界而言都是灾难。”金伯利说，“两国保持良好关系太重要了，我们必须好好相处，继续开展对话，永远不要关闭交流的大门。”
（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 新华社记者）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我们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渴求人才。”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标定新时代人才工作的时代方位和使命价值。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围绕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作出全面部署，就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作出系统安排。
国以才立，业以才兴。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新时代人才强国建设加快推进，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的伟大奋斗中来，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人才保证。
战略引领——
人才强国筑牢中国式现代化根基
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明确提出“遵循人才成长规律”“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人才”“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等要求，为强化人才支撑指明方向。
国家发展靠人才，民族振兴靠人才。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快推进人才强国建设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战略新举措，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为人才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新时代以来，党对人才工作的领导全面加强，确立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加强对人才的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以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推动形成天下英才聚神州的良好发展环境。
2021年9月，中央人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的宏伟蓝图，强调要“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作为独立章节部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对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作出系统安排。
从“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到“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再到“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推动人才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一以贯之、层层深入，顶层设计不断完善，战略布局持续优化。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专业技术人才超过8000万人，研发人员总量多年来保持世界首位。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正在加速形成。
从“嫦娥”探月到“蛟龙”入海，从“北斗”组网到“天宫”建成，每一项重大科技成果的背后，都活跃着高层次人才的身影。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等各类优秀人才竞相涌现。
济济多士，乃成大业；人才蔚起，国运方兴。如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让更多千里马竞相奔腾”的美好图景在神州大地渐次展开。
实践深耕——
改革创新激活人才发展动能
杭州孕育崛起的宇树科技、深度求索等科技新锐组成的“六小龙”，在人工智能、机器人、脑机接口等前沿领域持续突破、领跑行业，成为新时代创新创造的亮眼标识。
“六小龙”集群式崛起，既是企业自身突围的成果，更是杭州优良创新创业生态与暖心人才政策叠加赋能的生动缩影，印证了优质人才发展环境集聚高端人才、赋能科创企业、孕育新质生产力的内在逻辑。
人才工作，关键在人，核心在用。各地各部门各单位把握人才全球化新趋势，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进一步形成“近者悦、远者来”的引才用才格局。
聚焦战略科学家，支持其挑大梁、当主角；聚焦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组建跨学科攻关团队；聚焦青年科技人才，实施托举工程助力其脱颖而出；聚焦卓越工程师和大国工匠，优化“新八级工”制度，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分层分类精准施策、靶向育才，构建起覆盖顶尖领军、青年骨干、技能工匠全链条的人才培育体系，充分激发各类人才创新创造活力。
精准对接“国家所需”与“人才所长”，成为新时代人才工作鲜明特色。
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领域，人才供给与重大科技任务需求实现靶向匹配，一批“卡脖子”难题被加速攻克；在乡村振兴领域，科技特派员、医疗人才“组团式”帮扶、教师支教等人才下沉机制持续完善，数十万专业人才扎根基层一线；在社会治理领域，法治、金融、应急等领域专业人才队伍快速壮大，治理效能持续提升……
人才供给与时代需求同频共振、双向赋能，持续把人才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竞争优势，为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智慧动能。
体制顺畅方能集聚人才，机制灵活方能成就人才。
显微镜下，点点绿色荧光闪动，清晰勾勒出小鼠大脑皮层神经元退行性病变的细微轨迹。这套全新的遗传编码荧光探针系统研究成果，成为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放权科研人员自主探索，不断产出顶尖科研成果的生动缩影。
目前，北京已布局10家同类新型研发机构，分别聚焦量子科技、人工智能等前沿关键领域深耕基础研究。凭借长期稳定扶持、自主确定科研方向与经费使用、长周期里程碑评价等模式，“耐心科研”在北京新型研发机构落地见效、收获丰硕成果。
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
从“破四唯”到“立新标”，我国构建起以创新能力、实际成效和贡献价值为核心的多元人才评价机制；向用人主体放权赋能，推行揭榜挂帅等模式，不拘一格识才用才；为人才减负，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破除各类发展壁垒……一系列改革举措持续优化人才发展生态，充分释放人才创新活力，营造唯才是举、广纳贤才的良好氛围。
使命担当——
人才引领复兴伟业新征程
2026年4月，50余名海内外知名高校硕博高层次人才来到深圳光明科学城。依托创新引才新模式，他们直接入驻园区真实科研工位，沉浸式置身顶尖科研生态与产业一线，切身感受这里浓厚的创新氛围与优质发展平台。今年，广东继续深入实施“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在去年吸纳超110万高校毕业生基础上，再吸纳100万以上高校毕业生在粤就业创业。
新时代以来，我国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国家高水平人才高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让各类人才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各得其所、各展其长，为民族复兴伟业注入不竭动力。
在航天科技集团，一支以青年人才为骨干的创新团队，攻克了载人航天、月球探测等一系列“卡脖子”技术，让中国航天一步步实现从跟跑到并跑、领跑的跨越；在新能源汽车行业，大批科研人才扎根研发一线，推动电池能量密度、自动驾驶技术不断突破，助力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领跑全球，为“双碳”目标实现提供有力支撑。
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人才同样发挥着关键作用。从东部沿海的产业升级到中西部地区的创新崛起，从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到雄安新区的建设，各类人才主动投身国家战略，用专业能力破解发展难题。
雄安新区，一批规划、建筑、生态领域的顶尖人才齐聚一堂，围绕“未来之城”建设目标，打造绿色、智能、低碳的现代化新城；中西部地区，“人才下沉”“科技特派员”等机制持续发力，一大批专家学者扎根基层，将先进技术带到田间地头、企业车间，推动区域经济提质增效，缩小发展差距。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从前沿科技突破到区域产业升级，从基层治理增效到民生领域提质，各类人才以报国之志、创新之力、实干之行，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书写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精彩答卷。
人才强国建设的丰富实践深刻昭示，尊重人才、依靠人才、赢得人才，才能赢得未来。
聚天下英才、创复兴伟业，奋进“十五五”新征程，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持续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让各类人才各得其所、各展其长，真正形成“万类霜天竞自由”的生动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人才支撑。
（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 记者熊丰）
¶本期“秦刻石学术钩探”专版，魏永康撰文《秦始皇的“采药使”》，指出臣翳的身份应为“采药使”，并进一步分析使团人员构成，以及采药任务如何依托秦代行政体系开展。杨德永撰文《始皇遣使与臣翳身份考》，认为臣翳身份与秦博士高度契合，可能是兼具皇帝使持节、五大夫爵位与秦博士身份之复合型官员，其西行采药为皇帝亲授之官方专项任务。
文章详见16版。
欢迎大家关注、参与。
来稿邮箱：gmklzm@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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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美中国】
5月16日，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天鹅湖郁郁葱葱、风和日丽，一幅宜居宜业的生态画卷徐徐展开。陈三虎摄/光明图片
¶【全力提升国土质量系列时评之一】
这个春天，相信很多人都会注意到：全力提升国土质量，正成为许多地方共同的行动。
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上百台推土机、挖掘机来回穿梭，万亩沙丘被逐层推平，滴灌管网同步铺设；
黄土高原南部的甘肃陇南，60余台大型机械挥舞长臂，推平黄土沟壑，全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而长江三角洲的太湖流域，数艘生态清淤作业船协同作业，单日清淤能力高达8000多立方米，相当于2700多名熟练工人全天的工作量……
看到这些场景，大家一定都欢欣鼓舞：中国人正在用科技的力量重塑脚下这片土地！
作为世界上最勤劳的民族之一，提升国土质量，我们从来未曾停歇。但在生产力还不发达的年代，完成这件关系大家饭碗的事业，又是何其艰难。脚下每一寸土地的改良，都浸透着我们先辈的汗水和心血！
上点年纪的人恐怕都会有这样的记忆：冬修水利，清渠净塘，靠的是铁锹挖、箩筐抬；筑坝堆堰，靠的是小车推、石夯砸。再说植树造林，挖树坑，全靠人力，镐头砸下去一个白印子……
今昔对比，何啻霄壤！从沙漠播绿到黑土地保护，从红壤综合治理到石漠化改造，先进的科技和机械化设备，为国土质量全面提升聚力添翼。
尽管如此，在提升国土质量的路上，我们须臾不能松劲。因为，我国荒漠化土地仍有2.57亿公顷，占国土面积27%；盐碱地总面积过亿亩，不少区域土壤含盐量超标；南方红壤酸化问题突出，东北黑土地有机质含量下滑等问题依旧不可小觑……
确实，提升国土质量，既是攻坚战，更是持久战。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提升国土质量提出了新要求：“统筹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
这些要求，既是底线红线，更是目标方向。
让我们朝着这一目标，全力奋进吧——当越来越多的沙漠变成绿洲，当越来越多的盐碱滩破“碱”重生，当越来越多的“酸化地”嬗变为“沃土良田”……
当国土质量得到全面提升时，我们坚信：高质量发展的步履会更加铿锵有力！
（作者：陈品高）
¶【体育大看台】
这个春天，中国足坛不断传来喜讯：
先是1月U23男足夺得亚洲亚军；5月16日凌晨，U17亚洲杯赛场再传捷报——面对东道主沙特队，小伙子们在先失一球的不利局面下连扳3球，实现逆转。时隔22年，中国国少重返赛事四强！
接连的胜利，让球迷心中积压多年的沉闷、苦涩得以纾解。
前些年，足球，成了球迷心中挥之不去的痛！国内赛场，假球、黑哨，各种投机钻营、各种黑幕交易，屡见不鲜、层出不穷……如此，带来的必然是足球质量的每况愈下。国际赛场，国足是怎样一种表现？二流、三流，乃至碰到亚洲最弱的球队也不敢轻易言胜。
2025年，中国足协主席曾痛心地说：“过去我们在亚洲还算技术尖子，现在在亚洲已经是三、四流了。”
中国足球的没落，与足坛贪腐有着直接的关系。2024年年初，反腐大片《持续发力 纵深推进》大篇幅揭露了足球领域的“系统性、塌方式腐败”，内容令人触目惊心：从2002年国足进军世界杯后20多年间，足协已至少有6位高级官员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从足协到俱乐部，从球队主教练到球员，很多人为了现实利益“背叛”了足球。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足球青训深陷“人才断档”的泥潭，甚至被贴上“假赌黑”“年龄造假”的标签……
今次，U17这群足球小将为自己赢得了尊严，也让球迷们看到了中国足球的希望。
小将们为什么能赢？是因为容志行、古广明那一代足球老将身上的那股无论顺逆永不服输的血性又回来了。瞧，邝兆镭拖着伤腿火线驰援，万项拼命三郎般疯狂逼抢，李钧鹏体力透支却寸步不退。
这样场面的背后，是中国足球的土壤正在悄然改变——当足坛反腐雷霆万钧，当“虚报年龄”的功利歪风逐渐消弭，当以普通学校、体校、足球学校、职业俱乐部和社会青训机构为主的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主体开始一步一步落实，中国足球的根系，正在艰难而坚定地往下扎。
是啊，中国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从理念到实践正在实现重构。2025年，全国足球工作会议将青训置于足球振兴的核心地位；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重塑足球青训体系”。
一张入场券，不代表已经大功告成。我们与亚洲顶尖乃至世界强队仍存在一定差距。中国足球改革，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小将们已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本报记者 黄小异）
¶新华社贵阳5月17日电 5月15日至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在贵州台江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石泰峰来到台江县，深入乡村、社区和学校、医院、企业，看望基层干部群众，了解学习教育开展和群众生产生活情况；在县委机关，走访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了解工作开展情况，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建议。
石泰峰指出，开展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在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不断提升党性修养，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结合各地各级实际真查实改，做到问题找准找深找具体、见人见事见思想；建立问题清单销号制度，坚决防止纸面整改、虚假整改；继续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举一反三、以案促改；把“当下改”与“长久立”结合起来，查找制度短板，完善建章立制。要集中整治新官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坚持小切口、具体化，实事求是、分类施策，依法依规稳步清理，让群众感受到变化。要加强指导督导，指导组和督导组要聚焦目标任务，弘扬严实作风，坚持同题共答，深入基层一线，真正发现问题和不足，推动抓实整改整治。要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党组）责任，加强分类指导，突出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这个重点，以“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数”。
石泰峰表示，要把开展学习教育同推进中心工作结合起来，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锚定“十五五”宏伟蓝图，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按照正确政绩观要求，多做打基础、增后劲、利长远的事，多做惠民生、解民忧、暖民心的事，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群众因灾被困，无人机向“孤岛”精准投送救生装备和物资；小区暴雨内涝，两台大型排水装备3小时排空地下车库积水；面对自然灾害，应急救援队伍深入受灾区域搜救被困群众；地灾警报响起，镇村干部开展“敲门行动”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这几天，四川8个市州、54个县市区联动开展防灾减灾救灾应急演练。
四川是自然灾害频发之地，为筑牢防灾减灾救灾防线，当地把应急演练作为补齐短板、提升能力的关键抓手，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在全省范围内广泛开展应急演练，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在这次防灾减灾救灾演练中，四川以极端自然灾害为背景，模拟灾害发生时的场景。演练聚焦道路、电力、通信“三断”恢复，抢险救援和群众安置三个阶段，立足全流程、场景化、实战化要求，设置73个典型实战场景、40个专项演练科目，涵盖应急响应、指挥调度、航空救援、群众临时安置等重点内容。
演练重在全面检验各级各类应急预案及“三通一安置”（通路、通电、通网、群众安置）专项方案的实操效能，实测各级应急指挥体系平急转换、上下协同联动运行效能，锤炼各类应急救援力量快速响应、联合作战能力，验证新质应急技术装备实战应用成效，进一步提升全省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
在内江“护航甜城·2026”演练现场，模拟沱江水位超历史极值，引发山洪、地灾、内涝等链式险情，龙门镇梁坝村成为“孤岛”，应急通信方舱通信指挥车迅速赶赴现场，15分钟内完成卫星、5G等信号搭建，无人机升空构建50平方公里应急通信覆盖网，前后方指挥部实现信息秒级互通……
“演练现场实战感、科技感十足，一系列新装备、新技术、新战法集中亮相，解决了灾害现场断路、断电、断通信的难题。”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救援现场，救援直升机集结升空，无人遥控装载机开展路面清障，应急机械化桥和硬质机动路面车投入使用，快速打通安全救援通道；大型运输机实施空中物资投送，无人机大队组成物资空投编队，配合地面运输力量，第一时间将救灾物资送达现场；废墟救援区域和群众安置区域启用应急照明设备，保障夜间救援作业和群众转移安置顺利开展。演练还投入微小机器人、激光破拆车等140余台（套）新质装备，在不同科目中开展实战验证。
此外，应急响应持续进阶，各地演练立足“全灾种、大应急”进行场景模拟，以应对灾害事故时空分布复杂多变、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频发的情况。
在巴中市，演练模拟了连续暴雨、超50年一遇特大洪水、水库堤坝出险、山体滑坡等多个灾害场景，开展监测预警、避险转移、超标准洪水防御、地质灾害处置、被困群众救援、电力通信抢通等全流程科目演练，全面提升暴雨洪涝与地质灾害综合防范处置能力，也全面检验县乡村三级应急预案的有效性。
与此同时，四川各地推动演练向基层延伸，覆盖全省，村（社区）、学校、企业全面参与，1700余个社区29万余人、9000余所中小学校900余万名师生同步开展演练，面向公众普及“三会”（会避险、会逃生、会自救互救），开展一张避险地图、一本防震知识手册、一份社区（村）邻里互助计划、一个家庭避险逃生计划、一张家庭应急物资准备清单等“七个一”宣传，不断提升群众避险意识与自救互救能力。
（本报记者 李晓东 周洪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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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雨后的甘肃省平凉市静宁县城关镇南关村出现云海景观，梯田层层叠叠，错落有致，风景秀美。
王毅摄/光明图片
¶本报金华5月17日电（记者刘习、陆健）近日，浙江省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在金华义乌市举行。
20年来，义乌地区生产总值从304.8亿元增长到2693.3亿元，年均增长9.4%；集贸市场成交额从388.9亿元扩增至3606.9亿元，增长9.27倍；出口总额从89.9亿元跃升至7306.9亿元，增长80倍，展现出“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丰硕成果。
从两轮国际贸易综合改革的深入推进，到义乌扩权赋能改革的实施；从首创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22个省39个专业市场复制推广，到首创进口正面清单制度，完成28种进口正面清单商品试单全覆盖；再到全国首创外籍商贸人才综合评价体系，有效激发市场活力……义乌先后承接国家级改革事项111项、省级改革事项216项。
“要始终把好优势定位，打造数实相融的未来市场，打造内外联动的全球市场，打造供需适配的现代市场。”金华市委副书记、义乌市委书记叶邦锐表示，“‘强城’提能，‘兴村’提质，‘融合’提速，始终把稳为民本位，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从一村突破到全域跃升，义乌以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推动缩小“三大差距”。2025年，义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至5.7万余元，城乡收入差距连续21年缩小。据了解，金华市聚力县域组团发展，坚持以金义一体化带动全域同城化，优化“以全面创新为引领的港产城贸数”生产力布局，形成了“一轴两带四组团”的城市群共建格局。
此外，与会各地代表还在会上介绍分享各自联系自身实际、坚持改革创新、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和经验。“义乌靠‘鸡毛换糖’起家，青田靠‘华侨挑担’出海，都有鲜明的开放和商贸基因。”丽水青田县委书记潘伟介绍。青田当地以建设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为牵引，提能升级侨乡进口商品城、义乌青田大厦等平台；畅通开放通道，加快浙西南江海联运中心港建设，全线贯通瓯江高等级航道，推动华侨海外仓覆盖40个国家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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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下午，重庆武隆至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武两高速）凤来大溪河特大桥首块钢筋混凝土桥面板平稳安放于钢组合梁之上，标志着上承式钢桁拱桥正式进入施工冲刺阶段，为项目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
新华社记者 唐奕摄
¶【光明论坛】
近日，共青团中央、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5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深化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 助力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要求，遵循城市发展规律，把握城市内涵式发展的战略取向，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与青年高质量发展相互促进，为进一步深化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指明了方向。
青年最富有朝气和梦想，是城市发展前行的活力源泉和创造未来的中坚力量；城市资源聚集、开放包容，是青年成长成才的绚丽舞台和追逐梦想的广阔天地。青年与城市，是相互托付和成就的共同体。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本质上就是践行青年优先发展的理念，让青春成为城市发展的亮丽名片，让城市成为青年发展的滋养沃土，使青年在与城市的同频共振中淬炼本领、笃行奋进、建功立业，实现青年与城市双向赋能、共同成长。
城市激发青年创新活力，青年为城市注入青春动能。创新创造活力，是城市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和驱动力。青年思维活跃、锐意进取、敢为人先，是科研攻关、技术突破、产业创新的主力军。青年群体的创新潜能与创造活力，决定着城市的创新高度与发展后劲，彰显着城市创新发展的实力与底气。在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进程中，全国各地积极为青年创新创造搭建舞台、提供保障、强化支撑。
《广州市青年创新创业促进条例》出台，首创以地方性法规保障青年创新创业环境；江苏徐州实施青年科技创新支持等项目，支持科创载体发展，鼓励青年创新创业；浙江温州举办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优化青年创新创业生态，激发青年创新创业活力。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深入推进，使青年创新创造的青春活力更加激昂、青春智慧更充分涌流，城市的创新动能也更加充沛。青年创新创造活力与城市创新创造活力相互激荡，让创新发展成为青年与城市协同奏响的时代强音。
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城市生态环境改善，持续推进美丽城市建设。绿色低碳、环境优美、生态宜居，成为新时代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当前，青年群体大规模向城市集聚，青年已然成为赋能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助推城市绿色发展的重要力量。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促进绿色理念在青年群体中蔚然成风，城市绿色发展的青春力量会因广泛深厚的合力凝聚而更加蓬勃涌动。
当前，越来越多的青年主动参与“光盘行动”，自觉开展垃圾分类，踊跃投身低碳产业，以骑行代步践行绿色出行理念，积极参加环保公益活动，将绿色理念融入衣食住行、干事创业的细节里，以实际行动践行绿色理念，以青春之力守护美丽生态，使绿色发展成为青年与城市共享共荣的鲜明标识。
城市，是涵养青年向上向善精神品格的独特文化空间；青年的价值取向、道德素养和言行风范，是衡量一座城市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更是塑造城市人文气质的关键力量。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各地日益自觉地将“以文化人”摆在突出位置。
天津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工程，大力开展非遗体验项目，使“泥人张”、杨柳青木版年画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走近青年，唤起了青年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与自信；福建龙岩用好地域红色文化资源，打造“红色+教育培训”品牌项目，组织青年感悟和传承红色精神；江苏南京引入青春文化营等特色项目，常态化举办大型演唱会、街头音乐会等，为青年人提供更时尚的文旅体验，等等。青年浸润于浓厚的城市文化氛围，赓续城市文脉，弘扬社会正气，引领道德新风，厚植城市发展的人文气质。在青年与城市双向文化赋能中，城市文明底蕴为青年成长成才提供绵长的精神滋养，青年向上向善品格为城市长远发展注入不竭的精神动力，二者共同绘就青年修身立德、城市文明提质的时代风貌。
城市拥抱青年，青年成就城市。青年与城市，正共同谱写奔赴美好前程的协奏曲。展望未来，青年发展型城市将成为更多青春梦想起航的港湾，青春力量必会在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的浪潮中更加奔涌澎湃。当万千青年的奋斗与一座座城市的脉动同向同行，所奏响的必将是属于这个伟大时代的恢宏乐章。
（作者：段立国，系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光明论坛】
随着县域经济发展，“赶集”这一富有年代感的词语重回大众视野。媒体报道称，大集，正成为观察乡村消费动向的窗口。在山东莱州朱桥镇大集，花卉绿植等悦己类商品销量明显上涨；在安徽铜陵顺安镇大集，村民现场购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
“大力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作为当前宏观政策的重要主线，是国家统筹眼下和长远、国内和国际、发展和安全作出的科学研判和重大部署。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坚持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与可靠性。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将“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列为重点任务，强调要坚持内需主导，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近年来，有关政策重心正加速向县域及乡村下沉，中央一号文件更是围绕“多措并举扩大乡村消费”作出专门部署。
村民有了新需求，大集“上新”新产品。“大集之变”不仅折射出从“有没有”到“好不好”、从“买实用”到“买悦己”、从“买商品”到“买服务”的乡村消费新图景，也印证了其扩大内需战略地位的日益凸显。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首次突破50万亿元大关，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第一动力的作用持续巩固。同时，消费增长中总量扩张与结构升级两大趋势齐头并进，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5%，快于商品零售额1.7个百分点，体现了消费正由实物主导向服务主导加快转型。在这一总体格局中，乡村消费的支撑作用尤为突出。
202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县乡市场规模的占比增至38.7%。其中，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4.1%，比城镇高出0.5个百分点。随着收入水平提升与消费环境改善，乡村消费的结构也不断优化。教育、医疗、交通、文化等消费的占比持续上升，服务性消费的占比上升至46.1%。乡村消费正处于“生存型”向“发展型”跃迁的关键期。
乡村消费蓬勃发展的根本动力，源于政策体系的持续发力与结构性重塑。在稳就业、促增收方面，国家大力推动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通过实施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培育工程，多措并举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并不断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十四五”期间农民收入始终保持较快增长，增速连续跑赢城镇居民，2025年攀升至24456元，为乡村消费市场的全面激活提供了坚实支撑。
在流通体系建设方面，国家积极开展县域商业建设行动，相继出台农村流通与电商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通过推进“快递进村”“交邮融合”等重点工程，持续优化农村流通基础设施布局，完善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2025年，农村网络零售额首次突破3万亿元。在消费扩容提质方面，国家系统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和绿色智能家电下乡，激发农村消费潜力。通过推动公共服务延伸、优化生活服务布局和提升综合服务能力，逐步改善农村服务消费的供给条件。2025年，县域家电以旧换新及手机购新补贴实现销售额1586亿元，县域服务销售额实现9.1万亿元，同比增长5.9%。
政策持续发力，成效持续显现，乡村消费已成为关乎国家发展全局的“战略变量”。一方面，作为超大规模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消费潜力的不断释放有助于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与可靠性，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背景下，为稳定总需求、巩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提供有力支撑；另一方面，乡村消费升级通过需求侧牵引，推动农业生产、流通与服务体系协同演进，促进要素在城乡间双向流动与优化配置，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同时，乡村消费的提质扩容既直接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多层次需求，也通过带动产业融合发展与就业空间拓展，持续增强农业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走深走实。这意味着，乡村消费市场地位正由相对边缘向战略支点加快转变，不仅成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关键基础，也成为提升经济韧性、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支撑。
但也应看到，进一步释放乡村消费潜力还面临收入稳定性、公共服务供给、优质商品和服务可及性、金融支持能力等多重现实约束。面向未来，要落实扩大内需战略部署，在关键环节协同发力，加快形成可持续的乡村消费提振机制。
一是以稳定预期为核心夯实消费基础，在持续促进农民增收的同时，更加注重收入结构优化与稳定性提升，完善就业与产业联动机制。二是以县域为载体重塑消费空间，推动县域商业体系由“网络覆盖”向“功能集成”转型，促进商贸、物流与生活服务深度融合，打造承接消费升级的综合性节点。三是以服务消费为重点拓展增长空间，围绕养老、托育、医疗、文旅等领域创新供给模式，培育多层次服务业态。四是以制度创新为抓手优化消费环境，统筹推进标准规范、信用约束、权益保护等农村市场治理与统一大市场建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更加坚实支撑。
（作者：茅锐，系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光明时评】
近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明确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这一战略部署立足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新形势，为“人工智能+”发展锚定方向、划定目标，彰显了深邃的战略眼光和重大的实践价值。
“人工智能+”以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通过推动人工智能与产业技术、专业知识深度融合，优化生产流程、催生新业态新模式，实现效率、质量、动力三大变革，持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只不过，算力、算法、数据等核心资源的集中化，会加剧人工智能在不同规模企业、不同群体、不同区域间的资源分配失衡；同时，人工智能技术潜藏安全与伦理风险。
因此，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必须统筹兼顾其“正负”效应，坚持普惠共享的发展理念——既要以技术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也要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推动智能经济良性有序发展，构建人人可及、人人受益的智能新时代。
夯实基础设施与应用场景，是落实“人工智能+”行动的根基。高水平自主创新是前提，需聚焦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关键核心技术，强化稳定投入，加速大模型架构、高端芯片等底层技术突破，避免在核心领域受制于人，掌握发展主动权。同时，要强化算力、算法、数据三大支撑：建设公共算力平台，优化算力布局，保障高质量算力普惠供给；推进核心算法攻关，搭建开源开放平台，推动算法标准化、轻量化发展；健全数据产权与流通机制，推动各类数据合规开放，释放数据要素乘数效应。
推动“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应用，是实现普惠共享发展的关键。在重点产业链，推动人工智能全链条赋能企业研发、生产、管理、服务各环节；在民生领域，聚焦农业、医疗、教育、养老等重点方向，推动“人工智能+”垂直应用落地，提升公共服务的均衡性与可及性。例如北京海淀区建设人工智能创新街区，打造“AI原点社区”和示范园区生态圈，布局全产业链并推动AI在科技研发中的应用，为“人工智能+”普惠共享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强化审慎治理，是“人工智能+”普惠共享发展的保障。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安全可控的发展环境。一方面，建立人工智能安全技术体系，发展算法鲁棒性、深度伪造检测等安全技术，搭建风险评估与预警平台，防范数据泄露、算法失控等风险。另一方面，创新敏捷治理方式，探索高风险领域分类分级监管框架，实现对自动驾驶、医疗诊断等行业的全链条监管。
伦理治理更是不可或缺。需将伦理要求嵌入人工智能研发应用全生命周期，健全算法审计、评估与问责机制，消除算法偏见与歧视；严厉打击利用人工智能实施诈骗、侵害隐私等违法行为。同时，加强伦理教育，让“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理念深入人心，形成全社会共识，确保“人工智能+”发展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共享发展，本质上是处理好人、技术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这要求我们跳出单纯追求技术进步的局限，转向以人民为中心的整体发展效能。通过构建普惠的基础设施、温情的应用场景和稳健的治理规则，让“人工智能+”真正成为增进人类福祉、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核心力量，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而持久的智能动能。
（作者：谢贤君，系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研究员）
¶【新闻随笔】
在离景点40公里的地方，你就得下车进入景区大门，先花100多元乘坐景区大巴，再掏钱买电瓶车票前往景点。如果还想进入景区深处，对不起，请再支付价格不菲的骑马费……据新华社报道，近日一位网友在某景区的这段经历，引发了众多网民跟帖热议，相关话题多次冲上社交平台热搜热榜。景区摆渡车收费，成为今年“五一”假期的吐槽重灾区。
景区摆渡车乱象，是许多游客吐槽已久的旅游服务问题之一。此前，文旅部表态将重点整治一批问题多发景区，规范景区摆渡车服务，维护文旅行业整体口碑与形象。现如今，许多景区越修越大，大门离核心景点越来越远。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景区囿于门票价格调整机制的严格规定，意图通过摆渡车收费来变相增收。只有让景区“变大”，大门“建远”，才具备提高摆渡车收费服务的“合理性”。有一些景区，基于自然或文化遗产保护区而开发建设，出于景观保护需要而不得不通过设置缓冲区，来降低人类活动的影响。
前者显然有违市场规律，而后者尽管合理，但并不代表景区可以忽略摆渡车服务质量。摆渡车线路不科学、价格不合理、排队时间长、服务态度差等问题，是文旅部总结的景区摆渡车存在的问题。长远看，景区提升服务质量，必须“坚持游客感受至上”。
媒体调查显示，这个“五一”假期，被文旅部点名景区已抓紧整改，并表示后续将建立长效机制，切实解决游客出行接驳服务质量。可以看出，游客不满意的摆渡车问题，不是不能改，关键在于景区想不想改、愿不愿意作为。
作为服务业，能否真诚对待游客，事关景区长远发展。在社交媒体发达的今天，游客对景区游玩体验感的看重程度，超过了景区景点景色稀缺程度。换句话说，服务体验差，哪怕景色再好，也可能会劝退游客。
在互联网上，四川某景区优秀的调度能力，是近几年始终被当作对比的“参照物”。该景区景色国内稀缺，因而客流量大。据报道，哪怕是在“五一”假期，每次只需两三分钟即可等来摆渡车。这背后，是景区下大力气采取的智慧管理措施。
该景区对游客的重视迎来了超96%的游客满意度，而景区获得的额外“收益”之一，就是在各社交媒体上，有大量游客充当“自来水”，主动夸赞和宣传景区。这种景区和游客之间的双向奔赴，表明了坚持游客为本，需要景区主动在提升服务质量上下功夫。对景区而言，通过设定不合理的摆渡车服务价格，只能带来短期的营收增益，而无法获得长远的发展回报。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我国居民对旅游等精神文化消费的要求也大大提升。传统靠门票、靠摆渡车增收的景区运营策略必须改变。除此之外，分析游客对于出门旅游的评价后能够发现，一些东部发达城市通过免门票运营特定景区的做法获得好评；同时游客们越来越不愿意在假期高峰时扎堆逛景点，会觉得花钱多还体验差。
这些都提醒景区，唯有端正服务态度，提升服务质量，真正做到让游客满意，才能带来更好的收益。
（作者：陈城）
¶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 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17日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并讲话。
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两个结合”，以更加坚定的文化主体性和历史主动精神，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作出了重要贡献。
与会代表表示，新时代新征程为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基础和广阔的创新空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增强问题意识，激发学术创新的内生动力，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推动文化传承发展，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培养和造就高素质人才队伍，更好发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中央有关部门、各地区相关负责同志和社科界专家学者代表共200余人参会。
¶本报北京5月17日电（记者董蓓）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29441元，比上年名义增长4.3%，增速高于上年1.5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2%；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71590元，名义增长3.0%，增速高于上年1.3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9%；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080元，名义增长3.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3.4%。
分行业门类看，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大多数行业的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继续增长。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增长较快，制造业中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比上年增长5.2%和6.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中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增长7.1%和4.5%。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副司长肖宁解读数据时表示，随着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的建立健全，提高待遇与提升技能的良性互动机制逐步形成，专业技术人员平均工资保持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企业专业技术人员年平均工资比上年增长5.0%，高于规模以上企业全部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增速1.5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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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陕西安康紫阳县毛坝镇，雨后初霁的木兰峡在绿水青山的映衬下，如一幅生态画卷镶嵌在群山之中，美不胜收。
赵华斌摄/光明图片
¶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既是思想引领的前沿，又是创新创造的沃土，更是科学精神走向大众的舞台。在北京，文明实践不再局限于会议室、宣讲台，而是走进科创社区、沙龙空间、街头广场，来到居民身边，点燃创新热情、涵养市民素养，让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成为新时代文明实践的生动注脚。
近年来，首都文明办紧扣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要求，把科创赋能、科普惠民作为重要抓手，统筹资源、搭建平台、创新场景，推动文明实践与科技发展深度融合、同频共振，让创新活力充分奔涌，让科学风尚浸润城乡，为首都精神文明建设注入强劲科技动能。
文明实践阵地持续升级功能
首都文明办聚焦科创人才需求，推动文明实践阵地向创新者开放、为创业者赋能，使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不仅成为服务群众的窗口，更成为创新创业的第一站。
在北京AI原点社区文明实践站，一张面向人工智能创业者的服务网悄然织就。
创业者付智带着“共享闲置算力”的创意来到这里时，一无人脉、二无场地、三无成熟路径，实践站提供的免费工位、政策指引、创业辅导，成为他破局起步的关键支撑；创业者张果初到原点AI社区时，社区提供了资金支持、租金减免、宣传推广等帮扶，助力他的创业项目迅速落地。
付智、张果……他们都是原点社区培育孵化的众多普通创业者中的一员。从帮扶一个创业者，到培育一片创新林，文明实践阵地持续升级功能。“原点社区这个名字的寓意，是希望来自全国乃至全球的AI人才以此为创业起点，在社区的培育下迅速成长，走向世界。”原点社区科创生态服务有限公司品牌总监韩雅奇介绍。
在首都文明办统筹推动下，AI原点社区文明实践阵地以“创新策源、创业首选”为定位，成为青年人才交流创业的栖息地、全要素对接的服务站，先后入选“全球十大创新区”、北京市首批人工智能创新街区，用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打造文明实践赋能科技创新的首都样板。
把科学知识送到家门口
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弘扬科学精神，是新时代文明实践的重要使命。首都文明办坚持资源下沉、服务亲民、长效运行，推动高端科教资源走进基层，把科学知识送到家门口。
展览路街道地处北京市西城区西北部，辖区内汇集了丰富的科普、文化、科教资源。近年来，展览路街道持续推动地区资源深度交融，以科普为纽带凝聚文明共识、涵养社会风尚，为新时代基层精神文明建设筑牢了科学根基、注入了鲜活动能。
“街道来搭建桥梁，推动原本分散的各方力量从‘各自为战’转向‘协同发力’，构建起政府、高校、企业等不同主体协同联动的科普供给体系。”展览路街道社区建设办公室科长于田琼睿表示。
要想做好基层科普，除了汇聚资源，更要构建生态。展览路街道办事处科长贺琳介绍，街道聚焦科普工作“一阵热”“难持续”痛点，通过计划引领、资源激励和精准服务，构建长效运行生态，让科普活动常态化、可持续，形成专家愿意来、群众喜欢听、活动持续办的良性循环。
从专题讲座到互动体验，从主题活动到日常浸润，文明实践阵地让科学走出实验室、走进生活圈。居民从被动听讲变为主动参与，科学氛围日益浓厚，邻里交流更有温度、社区治理更有底气，推动精神文明建设从个体向群体层面延伸。
共筑区域科技创新共同体
新时代文明实践不仅是服务基层、浸润民心的精神阵地，更是统筹区域资源配置、深化科创协同联动、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载体。
近年来，依托京津冀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交流机制，三地打通科普资源、科创平台、人才服务、成果转化通道，推动科技场馆、实验室、科普基地互联互通，开展“京津冀环境健康科普行”“2026京津冀科普阅读推广活动”“京津冀物理科普联盟科普日”等系列活动，让北京优质科教资源向津冀延伸覆盖。
尤其在科创服务方面，北京以文明实践阵地为前沿服务端口，联动津冀产业园区、高等院校、科创企业，搭建跨区域创新创业全链条服务体系，提供政策精准对接、前沿技术路演、科研成果落地、市场资源互通等一体化赋能服务，促进创新人才、科创项目、产业资本在京津冀合理流动、优化配置、集聚发展。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研究员张京成表示，从“北京研发”到“津冀转化”，从基础研究到应用落地，三地正通过“核心区引领、多区域协同”的空间格局，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以文明为桥、以科技为翼。京津冀三地持续强化文明引领赋能作用，围绕建设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和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两大部署，持续推进技术市场一体化建设，加速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三地以文明实践软实力筑牢区域科创协同硬支撑，为京津冀协同发展走深走实注入持久精神动力与创新活力。
（光明网记者 张晨昊 李政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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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边疆民族地区高校立德树人、办学治校的生命线。呼和浩特民族学院作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与国家民委共建高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学校，立足内蒙古实际，切实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管党治党、办学治校、立德树人全过程各环节。近年来，学校突破传统工作范式，创新构建“党委领航、阵地筑基、文化育人”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系统化工作体系，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路径，为新时代边疆民族地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鲜活样本与实践启示。
构建党委领航、协同联动的全周期保障机制
学校始终坚持以系统思维谋全局、以制度创新破难题、以闭环管理增质效，推动顶层设计落地见效，为新时代高校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与持续动能。
强化政治统领，确立战略方位。学校党委把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纳入学校发展规划核心内容，建立“校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校院两级负责、部门协同配合、学生自我教育”的一体化工作格局，确保始终与国家民族工作大局同频共振。
强化制度保障，实现刚性约束。学校出台《关于全面贯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的若干措施》等20余项制度文件，建立多维度、全链条内部评价机制，将工作落实情况纳入年度考核核心指标，形成“评价—反馈—改进”的良性循环和压力传导机制，有效杜绝工作流于形式。
创新落实机制，推动常态长效。学校构建“23456”工作机制，利用“两月、三周、四节、五日”开展“六进”服务活动，通过时间维度全覆盖与空间维度全方位拓展，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从阶段性节点活动向常态化系统实践转变。
夯实基础保障，建强师资队伍。学校设立稳定增长的专项经费，覆盖课程建设、实践活动、理论研究、师资培训等全环节；配齐建强思政课教师队伍，通过专项培训、访学交流等方式提升教师能力素养，为工作常态长效开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构建教学为核、文化为魂的立体化育人格局
针对课堂教学与实践脱节、文化育人载体单一、教育资源分散等问题，学校坚持立德树人、以文化人，创新推进“五个融入”，构筑“三贯通五参与十融入”思政工作体系，着力培养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播种者和推动者。
融入课程教学，夯实育人根基。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课为基础，学校依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馆，深度挖掘“馆课一体”实践教育素材，形成具有特色的校本实践课程教材。加强课程思政示范课建设，深挖各类课程育人元素，依托校内非遗传承人开设民族皮艺、蒙古族金银器制作技艺、刺绣工艺等特色选修课，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入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提升工程，建设普通话机测室、综合实训室及教学楼“朗读亭”，广泛开展演讲、书法、诗歌朗诵等比赛。近3年在校生普通话二级乙等以上通过率达91.4%，学校获评全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达标校“优秀”等级。
强化思政引领，提升育人实效。学校把思政课作为立德树人关键课程，依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整合优质资源开发课程，实现从理论到实践、从历史到现实的全方位教育。承办“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课程教育教学创新专题研讨会，推进课程联盟虚拟教研室建设，搭建跨校协同教研平台。2名教师荣获内蒙古自治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课程“示范性种子教师”称号，1门课程被认定为内蒙古自治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示范课。常态化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周周测”云答题、“道中华开讲”“石榴籽”小课堂等特色品牌活动，不断增强各族师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打造文化品牌，厚植育人土壤。学校依托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国家民委第二批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常态化开展北疆非遗进校园活动，邀请非遗传承人开展主题讲座和制作体验。连续举办12届校园那达慕文化节，集武术、搏克、射箭、抢枢、布鲁、沙嘎等多项非遗项目于一体，年均开展文化活动超200场，被内蒙古自治区评为高校校园文化精品项目。发挥校园乌兰牧骑优势，与21支旗县乌兰牧骑建立校地合作关系，深入基层开展文化下乡活动。
拓展实践育人，深化协同联动。学校与乌拉特中旗共建实践平台，拍摄短视频100余条，利用新媒体矩阵宣传非遗转化成果。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与多所中小学合作开展“石榴花开籽籽同心”主题活动，构建纵向衔接、横向协同的育人机制，实现教学内容衔接与教学方法互鉴，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
打造阵地集群、馆课融合的沉浸育人生态
立足提升育人实效这一核心目标，学校紧扣教育载体有形化不足、体验感染力不强、教育机制长效性欠缺等突出问题，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馆为核心支点，系统构建“阵地集群化、课程场景化、文化浸润化”的全维度育人生态，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有形有感有效。
建强集群阵地，实现从“分散点状”向“集群矩阵”转变。2024年学校建成占地面积1500平方米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馆，展陈内容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为理论框架，通过515幅图文、19个展柜文物、12个互动多媒体等多元形式，系统展现中华民族交融汇聚历程。以此为核心，联动校史馆、民族团结进步文化长廊、“时代楷模”教育长廊及在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公园，构建“两馆两廊一园”教育矩阵，让场馆成为“可体验”的育人空间。同时，依托新媒体打造“云端+线下”传播矩阵，突破时空限制，使教育载体从分散走向集成。
创新馆课融合，实现从“教材体系”向“场馆叙事”转变。教育馆设置110余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课程教学契合点，实现教材理论向具象展陈深度转化、真实场景赋能课堂实践体验，有效促进了教学改革与育人实效的双提升；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度融入思政课程与各学科课程思政，“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文化概论”等多门课程在此开展创新教学实践。组建“思政课教师+北疆小红马+北疆红色之声”师生讲解员团队，推动学生在讲解实践中从“受教育者”向“传播者”转化，“北疆小红马大学生讲解团”入选全国大学生沂蒙精神志愿宣讲团。
强化文化浸润，实现从“单向传授”向“共同体验”转变。学校依托校史馆展现民族团结奋斗历程，深入挖掘新时代师生及校友中的民族团结故事，在民族团结进步文化长廊集中展示。打造“一院一品”文化项目，年均开展民族团结嘉年华等各类活动超200场，创排《三千孤儿入内蒙》等特色剧目。全面推行混班教学、混合住宿，优化“一站式”学生社区功能，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宿舍评选，推动各族学生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发挥师范类教育优势，组建8批295名师生支教团对口帮扶新疆和田地区、兴安盟科右中旗等50多所民族语言授课学校，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从“进校园”到“进头脑”、从“入课堂”到“入社会”、从“育人成果”到“服务国家”的跃升。
（刘九万 王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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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聚磅礴力量·“十五五”新图景新征程】
湘水奔流，万物竞生。从湖南长沙经开区“灯塔工厂”里飞速翻转的机械臂，到长沙麓谷“黑灯实验室”24小时无人值守的检测台，再到橘子洲头由文旅全产业链企业联手打造的沉浸式夜游项目……三湘大地的车间与街巷间，一场制造与服务的“双向奔赴”正悄然展开。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并非单向赋能，而是“制造催生服务、服务反哺制造”的良性循环。作为制造大省，湖南率先在全国省级层面成体系提出“嵌入式”“强链式”“延伸式”三类融合模式，累计创建国家级“两业融合”试点企业7家、省级109家，数量均居全国前列。
近日，记者奔赴湖南各地，探访制造与服务如何在车间里“嵌”出智慧、在链条上“延”出价值、在生态中“长”出新机。
数智赋能：把“智慧”嵌入制造
在长沙经开区三一重工长沙18号工厂，激光切割机精准下料，机械臂翻起一块钢板送上传送带；不远处，焊接机器人长臂一探，火花飞溅之间，一道焊缝一气呵成。从一块钢板到一台混凝土泵车下线，几乎全程“无人介入”。支撑这一切的，是遍布厂区的1540个传感器和200台联网机器人。
对于制造智能化，三一集团董事、执行总裁兼总工程师易小刚自信满满。基于“树根互联”工业互联网平台，这个工厂的下料、焊接、机加等全部9大工艺、32个典型场景实现了全流程智能化作业。
“把AI‘嵌入’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维护运行各环节，是湖南让制造长出‘智慧’的关键一招。”湖南省发改委副主任蒋俊介绍，湖南把工业互联网平台作为“嵌入式”融合的公共底座，让算力、模型、工具、解决方案像水电一样输送到企业一线。
近年来，湖南大力推动“智赋万企”行动，仅2025年就新增智能制造企业1585家，通过打造省级产业集群数字化总平台，累计推动超95万家企业上云上平台。
在湖南株洲醴陵，泰鑫瓷业总经理李申每天到公司后，第一时间就打开数字化大屏。屏幕上，窑炉的运转周期、热风炉的实时参数、每台设备的能耗曲线，一目了然。
“哪一道工序参数偏离区间，对应的管理人员手机上立刻弹出指令，搁以前哪敢想？”李申笑着说。过去他要用电话跟车间一遍遍核对，下班还得翻笔记本对当天产量。窑炉烧多少度、烧多久，全凭老师傅几十年攒下的经验。如今“瓷器+5G”上了云，一年下来，效率提了20%，成本却降了15%。
“一套数字化设备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投入和产出的效益账怎么算？”2024年10月，株洲刚开始启动国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时，企业普遍存在“不会转、不敢转、转不起”的难题。
“我们每个试点行业均组建了‘七个一’项目化服务团队，涵盖职能部门领导、业务专家、金融专家等多方力量，把团队带到车间，把企业的难题当作我们自己的难题，把政策讲透，把案例讲活，把服务送上门。”株洲市工信局总经济师何畅介绍。
其中，最让企业心动的，是看样学样。株洲组织近200家试点企业走进精益数字化实战训练营，到标杆企业的车间里现场取经。由此，龙头企业率先垂范，中小企业广泛参与的局面逐步形成。
近年来，湖南已培育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24家、国家领航级智能工厂1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5家，形成“基础普及—先进深化—卓越引领—领航标杆”四级培育链条。从“不敢转”到“争着转”，如今，越来越多湖南企业把“嵌入”智能化变成了车间里看得见的工序、订单上算得清的成本。
链式延伸：从“卖产品”到“卖系统”
凌晨三点，在长沙市浏阳河畔的 24小时水质监测站里，没有工作人员值守的身影，只有机械臂精准灵动地运作。操作台上，水样自动进样、检测、分析，数据实时上传系统，这里是力合科技自主搭建的一间“黑灯实验室”。
“24小时无人值守，AI自动监测，数据全链条上云。”力合负责人告诉记者，一条以前需要30多人维持的传统检测线，现在配1到2人就够了，效率提升了20倍以上。
“十年前，我们就是个仪器厂。”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真正的转身，发生在国家“两业融合”政策出台后。力合开始不断强化产业链整合能力，把“黑灯实验室”这样的整套装备批量推向市场。
“做新事，最缺的不是钱，是场景。”该企业负责人坦言。一种新模式、一套新装备，没有第一个项目跑出来的成效，就推不开下一扇门。2020年前后，湘江新区铺开“一张图一张网”工程，准备把全辖区的管网、河流、水利和环卫设施一并数字化。借着这个机会，力合第一次把仪器、采样、检测和应急指挥、综合管理平台“串”成了一整套解决方案。
从“湘江新区—服务业创新示范区—试点单位”的三级机制铺开，到给试点企业配上“保姆式”“点单式”陪伴……政策怎么对接、资金怎么申报、首台（套）场景去哪里找，在湘江新区都有人帮着捋。靠着28个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十余个像“5G智慧环卫”那样可复制可推广的应用场景，力合这样的“转身样本”在新区里正成片生长。
走进湘江新区另一头的中联重科智慧产业城土方机械园，传统重工车间的喧嚣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11个信息化系统协同运转的智能产线。
“卖出一台设备，对我们来说只是合作的开始。”中联重科品牌总监罗雅萌说，“通过数字技术与业务管理的融合，我们不仅实现了智能化生产，更强化了一体化客户服务和运营能力。”
客户处熟了，海外的账本也跟着鼓起来。2024年，中联重科境外营收达233.8亿元，首次突破200亿元。2026年一季度，境外营收占比攀升至 57.06%。这套被业内称为“全生命周期管理”的模式，让一台原本“卖一次”的设备变成了“一辈子的生意”。
类似的延伸路径，也在湖南其他企业同步发生。在长沙下线的“江海号”，是我国自主研制最大直径盾构机。铁建重工依托数字化指挥监控中心，即使在千里之外也能看到盾构机的工作状态、工作数据，对施工和项目建设进行远程管控。
一台设备卖出去，故事才真正开始。从“一锤子买卖”到“一辈子的生意”，湖南制造的内涵正被悄然改写，湖南服务的边界正不断延伸。
服务向新：构筑产业生态新高地
“当光影掠过衣角，就像走进千年湖湘的诗里。”夜幕降临，在橘子洲畔，由明和集团参与打造的沉浸式光影秀《花开橘洲·江天暮雪》演出开启。顿时，灯光亮起，水雾升腾，在漫天飘“雪”中，游客瞬间“入画”，从“看秀人”变为“剧中人”。
从最基础的舞台灯光换色器零件起家，到舞台灯光、舞台机械、系统集成，再到文旅全产业链，如今，这家成立于2001年的湖南企业，把生意做进了内容、做进了运营。“产品和产品的差距越来越小，今天的消费者要的不再是单一设备，而是情绪和审美。”明和集团总经理刘媛说。
从生产一个零件，到设计一台舞台演出，明和这类企业的发展正是湖南“两业融合”里“延伸式”发展的生动注脚。“文化+科技”，是湖南的一张名片，也是“延伸式融合”的代表性样本。
只需输入一段描述，就可以一键生成一段精美的视频片段。2025年6月，万兴科技发布了“天幕”音视频多媒体大模型2.0，是国内少数音视频多媒体创作垂类大模型。
让人意外的是，万兴科技并不是一家做大模型出身的企业，而是一家从视频剪辑软件起家的内容服务商。一家做软件的公司，能反过来“长”出制作大模型的本事，离不开它脚下这片土壤的滋养——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
在产业园，一台“视频超算”设备把视频渲染效率提速了百倍以上。以往需要20个小时才能渲染完的4K视频，如今“一顿饭、一杯咖啡”的工夫就能搞定。生产周期被压短、创作思路自然也跟着连贯。正是靠着园区把这股“硬底盘”递到企业手上，扎根其中的内容服务商才有了闯的底气。
“文化是软实力，科技是硬支撑。文化与科技融合，是文化产业数字化的大趋势。”湖南马栏山集团有关负责人说。如今，园区已形成动漫游戏、数字文博、人工智能行业大模型、数智出版、数字文旅等多种新业态，集聚企业超5000家，2025年实现规上企业营收750.01亿元。
目前，湖南正围绕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积极营造“两业融合”发展生态，培育壮大融合主体，探索融合发展新业态新模式。融合发展的湖南新景，正在三湘大地的机器声与诗意中，渐次清晰。
（本报记者 赵嘉伟 龙军 禹爱华）
¶“以前买菜要走20分钟，现在出门不远就有菜场；中午不想做饭，社区食堂荤素搭配，比家里还方便！”家住重庆九龙坡的72岁居民王婆婆说起社区的变化，脸上满是笑意。
便民超市、维修店、药店沿街排布，步行5分钟全覆盖，书屋、文化广场、养老服务站嵌入社区，烟火气与幸福感满满。近年来，九龙坡区以“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建设专项行动为着力点，通过盘活闲置空间、完善便民配套，实现了老旧社区向便民生活综合体的蝶变。
出门百米有菜场、步行十分钟到食堂、托育养老不用愁，如今这样的幸福场景，正在越来越多城市社区成为现实。截至2025年底，全国已建成8132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涉及商业网点195.4万个，服务约1.68亿居民，让“小便利”托起“大民生”。
“早上送娃到社区托育中心，步行5分钟就到单位，下班顺路接回家，每月托育费也不贵，太方便了！”家住湖南长沙望城区的李敏女士，对社区托育服务赞不绝口。
望城区将托育服务嵌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把闲置社区用房改造成标准化托育中心，配备游乐区、睡眠室，还提供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临时托等多样化服务，精准解决双职工家庭“带娃难”痛点，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的托育支持。
生活性服务业连着民生、牵着民心，是城市烟火气的核心载体，更是扩内需、促消费、稳就业的关键力量。“十四五”期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连续跨越了60万亿元、70万亿元、80万亿元三个台阶。2025年服务业增加值达80.9万亿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61.4%，占GDP比重达57.7%，连续11年占据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
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强调，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
“推动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发力的重点领域是围绕全生命周期生活需求，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刘涛表示，要增加居民服务优质供给，构建布局合理、高效便捷的社区服务体系，提高养老托育服务适配水平，促进供需有效衔接。
当前，人民群众的生活服务需求正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服务的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提出了更高要求。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认为，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关系人民福祉和民生保障。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将推动以更优质的民生服务，托起更美好的人民生活。实施好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聚焦养老家政、托育托幼、社区餐饮等高频刚需领域，加快补齐普惠短板，提升便利化水平，促进服务集成高效。
（本报记者 董蓓）
¶“相比传统的消防腰包，这个腰包绳索长度增加了，但重量更轻、体积更小，用途上除了传统的下降逃生功能，还具备轻生救援、绳桥救援、深井救援等几十项功能，几乎涵盖消防救援场景中大多数绳索高空战斗的需求。”在山东青岛海丽雅集团应急安全培训中心，中国纺织大工匠徐连龙骄傲地向记者展示着他们的新型设计产品“蛟龙第4代腰包”。
据徐连龙介绍，集团非常重视设计创新，常年开展“五小发明”活动，经常以发明人的名字来命名发明成果，如周光耀绳索速干法、王芳江自动摆绳器等，激励每位员工争当创新的主角。
海丽雅的创新发展是青岛以工业设计赋能制造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青岛持续强化工业设计的政策引导，出台了若干政策措施及配套实施细则，对新认定的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工业设计研究院给予奖励。”青岛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产业政策处处长潘萍介绍，青岛还持续建强工业设计公共服务平台，为设计成果从“创意雏形”到“市场产品”提供全链条支持。
潘萍举例说，青岛轮云设计研究院以轮胎产业工业设计公共服务为核心，赋能产业链上下游20余家行业企业；海尔创新设计中心建成国家级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超90％的设计方案成功转化为上市产品……这些平台共同推进创新创意转化赋能，实现产业价值。
在推动平台建设的同时，青岛还不断推动工业设计走向合作创新，鼓励制造业企业通过采购工业设计服务，加快发展定制设计、网络协同设计、云设计和体验交互设计。
以家电产业为例，当前，中国家庭对家电的需求向高端化和智能化转变，越来越多的用户希望家电更“聪明”、更耐用、更简约艺术。
“限量版艺术家电是清华青岛艺术与科学创新研究院和海信集团的一次联合探索与创新，我们把批量化生产的家电和不可批量生产的艺术做了有趣的结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赵超告诉记者。
项目团队走访了北京、成都、扬州、济南的非遗传承人，集各家之所长，将家电的工具属性和非遗的艺术属性相融合。比如，将景泰蓝工艺运用在激光电视表面，诠释方圆相生融合的独特美感。这些充满人文科技理念的艺术家电甫一上市便备受好评。
此外，在工业设计产业生态建设方面，每两年一度的“市长杯”工业设计大赛，成为青岛工业设计领域不可或缺的代表性赛事。
“我们提升了比赛规格，面向全国征集作品，吸引全国各地的工业企业、设计机构、专业人士踊跃参与；同时，紧扣国家‘人工智能+’行动，增设了‘人工智能’类别。”潘萍说，思路一变天地宽，本次大赛涌现出了诸多亮眼产品，像澳柯玛的“AI全时爆炒”、康道（青岛）医疗的“智能步态训练与评估系统”等，不仅直观呈现了人工智能与设计的融合成果，更通过赛事导向，吸引了更多创新力量聚焦“AI+设计”。
作为制造强市，青岛拥有齐全的产业门类、丰富的应用场景和繁荣的发展生态，为工业设计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截至2025年，青岛企业累计获得中国优秀工业设计奖13项，获得红点奖等国际知名工业设计奖超400项。这些前沿设计、时尚创意正在融入青岛的制造脉动，并为城市发展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
（本报记者 刘艳杰）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指出，“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更大成效，要构建覆盖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第一责任人责任、“一岗双责”等方面的完整责任链条，坚持以“两个责任”抓纲带目，健全各负其责、统一协调的管党治党责任格局，真正压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
1、督促党委（党组）履行主体责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明确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突出党委抓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党的二十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将“强化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修改为“强化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展现了我们党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同时对各级党组织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提供了指导和规范。
党委能否落实好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直接关系党风廉政建设成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配套制度”。新征程上，全面从严治党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铲除腐败滋生土壤的任务依然艰巨，必须压紧压实党委（党组）的主体责任，把责任厘清楚，把任务部署好，切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更大成效。在总体要求上，从党中央到省市县党委，从中央部委、国家机关部门党组（党委）到基层党支部，都要肩负起主体责任，党委书记要把抓好党建当作必须担当的职责。在职责分工中，抓住关键主体，不断提高履职尽责本领，把党的重大方针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书记作为第一责任人要提升工作实效，对本地区本单位的政治生态负责，对干部健康成长负责；领导班子其他成员根据工作分工对职责范围内的全面从严治党工作负重要领导责任，按照“一岗双责”要求，领导、检查、督促分管部门和单位的全面从严治党工作，对分管部门和单位党员干部从严进行教育管理监督。在全面从严治党工作部署上，党委（党组）应将党的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加强对本地区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的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全覆盖，督促主要领导干部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确保管党治党真正抓到底、严到份。
2、进一步强化专责监督
监督是纪委的首要职责，是纪检监察机关做好执纪、问责和调查、处置等各项工作的重要基础。实践中，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依规依纪依法开展监督工作，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执行情况，推动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保证党的团结统一。
纪委要充分发挥监督职责及作用，确保监督不缺位。履行协助职责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对于纪委监委而言，要坚守职责定位，扛好监督责任，为党委主体作用发挥当好参谋助手。不断健全完善“两个责任”贯通联动机制，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全面从严治党新部署新要求等重大事项，巡视巡察、专项检查、专项治理等重要工作，涉及“关键少数”、重点领域等重大案件，按照请示报告要求及时向党委提出意见建议。对意识不强、角色缺位、行为失范等问题和现象，及时予以提醒和纠正，确保党委（党组）主体责任落实见效。
纪委监督要聚焦主责主业，避免监督的泛化虚化。实践中，应当防范偏离主责主业，防止陷入“监督变牵头、牵头变主抓、主抓变负责”的怪圈，防止陷入本应由主责部门承担主体责任的具体业务之中，从而避免监督没有抓手、监督虚化泛化等问题。做好监督对象底数、监督事项摸底和适时更新台账，做到动态识别、精准监督。明确监督的重点内容，切实履行法定的监督执纪问责之职责，高效发挥监督效能。
突出“监督的再监督”，督促各责任主体履行好自身职责，确保监督不越位。履行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职责，必须拿捏好分寸，明晰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纪检监察机关要有更高的政治站位，尊崇党章，聚焦中心任务，确保纪检监察机关履职尽责的正确方向。不断创新完善工作的载体和抓手，综合运用政治监督、专项检查等方式，完善纪检监察专责监督体系，推动完善党内监督体系、基层监督体系、各类监督贯通协调机制，进一步提升监督效果，维护良好政治生态。
3、严格落实职能部门的监管责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提升全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健全精准发力、标本兼治的监管体系”。监管责任是职能部门对本部门、本领域、本行业等监督对象所承担的监督、管理职责。纪委监督不能代替党委监督，纪委监督也不能代替职能部门的监管，各责任主体都要知责、担责、履责。职能部门的监管具有专业性强、监督距离近等优势，必须充分发挥其优势，推动全面从严治党的大监督格局完善发展和效能释放。
明确监管职责，各职能部门需依据法律法规，精准界定自身权力边界与监管范围，避免出现职能交叉或责任空白现象，确保监管全覆盖、无死角。根据部门和行业自身业务特点，职能部门围绕本部门本单位涉及重大项目审批核准和招投标、重大资金使用、物资采购等权力相对集中、廉政风险相对较大的领域和环节，紧盯关键岗位、关键环节，加强过程监督，对监管责任落实不力的职能部门及其相关责任人，要依规依纪追究相关责任。
聚焦重点领域强化专项监督，建立协同联动机制。不同职能部门间应信息共享、联合执法，打破壁垒、凝聚合力，以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管切实保障社会平稳健康发展。一方面，强化各类监督主体的贯通融合，促进党内监督与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财会监督、统计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各类监督有机贯通、形成合力，不断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使自律与他律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另一方面，对金融、医药、基建工程和招投标等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的领域及腐败易发多发的领域行业，持续深化腐败问题专项整治，把正风肃纪反腐与深化改革、完善制度、促进治理、推动发展贯通起来，压实各方责任，整合监督力量，从制度层面堵塞漏洞、补齐短板，实现常态化监督、长效化治理。
改进党员管理机制，强化监管执行力度。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必须落实到党员队伍的管理中，以完善从严管理监督干部机制，健全正风肃纪常态化机制，推动监管工作主体能力提升。同时，配备专业人员是提升监管效能的重要内容之一，要充分运用其专业的知识储备、丰富的实践经验、有效的方法手段，精准发现监管领域的细微问题。如对金融领域的监管工作，需要充分发挥审计工作者、风险评估师等专业人士力量，以便快速识别潜在风险点，提高监管的前瞻性、精准性、协同性、有效性。
4、优化责任落实考评机制，对失职失责精准科学问责
在推动各监督主体高效履职的进程中，优化责任落实考评机制和对失职失责精准科学问责，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有权就有责，权责要对等。无论是党委还是纪委或其他相关职能部门，都要对承担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进行签字背书，做到守土有责。出了问题，就要追究责任。”新征程上，强化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要有历史眼光、战略高度，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
细化责任落实考评要求，精准施策。考评机制一方面必须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形成科学、综合、全面的评价结果，避免“唯指标论”“唯数据论”等倾向。要对履行主体责任不力、导致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弱化、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严肃问责。另一方面要推动考评过程的多元动态发展，使考评指标精细化可量化，坚持事实描述而非价值判断，摒弃模糊笼统的概述。因此，要结合工作实际，制定具体可行的责任清单和考核标准，让责任落实有章可循、有据可查。
坚持辩证分析，用好问责“指挥棒”。根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对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的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予以问责，“履行职责”包括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的落实。应在科学设置考核项目和健全制度机制上下功夫，减小干部考评压力，更好发挥考评的激励督促作用。在强调失责必问、问责必严的同时，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既坚持原则、严格问责，又区别情况、分类处理，最大限度激发各级干部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
对失职失责行为进行精准科学问责。“精准”意味着精准定位责任主体，杜绝“一刀切”式的问责，将责任精确到具体岗位、个人，让问责有的放矢。“科学”则要求遵循既定规则与程序，综合考量主客观因素。对于因不可抗力、政策法规变动等客观原因导致的履职偏差，应给予合理免责空间；对主观懈怠、故意违规行为绝不姑息，从重从速处置。问责结果要公开透明，接受社会监督，让每一次问责都成为一堂生动的“责任公开课”，促使全体职能人员绷紧责任之弦，筑牢责任根基，保障各项事业在规范轨道上稳步前行。
（作者：洪向华，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论点摘编】
俞祖华在《河北学刊》2026年第3期撰文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沃土，鲜明体现了“第二个结合”。可从中国式现代化涉及的目标、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五个维度，体认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关联：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了小康这个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开启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并为世界谋大同的征程；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这条“中国之路”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在“结合”中形成和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一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之理”，对激活中华古老文明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探索与尝试；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这套“中国之治”的制度体系是在中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衍化的结果；致力于倡导中国价值，弘扬中国精神，建构中国智慧，赓续中国文脉，讲好中国故事，通过“结合”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让“中国之魂”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鲜明特色与亮丽底色。
¶【论点摘编】
鲁品越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26年第4期撰文指出，“两个结合”是我们党在回应“时代之问”中诞生的科学方法，是历史规律的必然体现，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路径。这一根本路径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化学反应”产生“新的文化生命体”的路径，二是守正创新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路径，三是确立主体地位以实现文明互鉴的路径。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不仅是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中国具体实践、解决当下实际问题，而且将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有机结合，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知识体系，传承和发展中华文明，并以主体身份充分吸收全世界一切先进文化因素以造福中国与世界。
¶树立正确公私观，对于提升个人修养和社会文明程度、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新征程上，我们应自觉践行正确公私观，坚持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敢于斗争、甘于奉献，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公私之辨”的重要性愈加凸显，践行正确公私观愈显现实必要。
践行正确公私观为涵养公民基本德性确立伦理准则。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夯实公民道德根基。“道私者乱，道法者治。”公私观是公民德性的试金石。在现代化进程中守住做人底线，既源于对公私边界的内在敬畏，也体现在利益冲突时的理性选择。唯有做到不因私废公、不假公济私，方能立身行事、行稳致远。正确公私观使公私各安其位、各守其界，涵养公民德性，引导公民作出道德选择。
践行正确公私观为营造清朗社会风气提供伦理标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生态，必须校准伦理价值导向。“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尔。”损公肥私盛行则信任溃散、人情冷漠；公私分明成风则秩序井然、人心向善。公私观是社会风气的晴雨表。清朗风气既靠制度刚性约束，也靠价值观柔性引导。唯有奉行公私分明、公先于私，方能破除攀附钻营、损公肥私等积弊。当公事公办、不占公利成为共识，公权不私用、公财不私占成为坚守，清朗风尚自会蔚然成风。
践行正确公私观为推进民族复兴伟业聚合伦理力量。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民族复兴，关键在于汇聚万众一心之力。“民齐者强”，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靠的正是无数共产党人“不私，而天下自公”的公心汇聚。公私观是民族凝聚力的试金石。筑牢复兴之基，既需硬实力跃升，更需千万颗公心同向聚合。唯有“公私分明、先公后私”成为共识，方能引导全民将个人奋斗融入民族复兴历史洪流，形成无往不胜的前进合力。
新时代践行正确公私观，就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厘清公私边界，回答好是非、义利、群己关系问题。
坚持明辨是非、守正持重。是非明则方向清，是非问题一旦含糊，公私立场必然错位。“是”，即符合公共利益、遵守公共规则、维护公共秩序；“非”，即损公肥私、假公济私、以私废公。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以“公”为根本准绳，坚决反对公私不分、以公谋私。只有以“公”为最高标准，将“私”置于“公”的刚性约束之下，才能在大是大非上不糊涂、在小事小节上不逾矩。
坚持见利思义、以义为先。“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必须正确处理公利与私利、大义与小利的关系。“义”，即维护公共利益与规则。公共利益是全体人民的大利，也是私利的根本依托。要明“公”之大义，坚持公共利益优先，反对见利忘义、损公肥私。正确公私观既保障个人正当利益，又坚决反对私利凌驾于公义之上。只有坚持以义为利、义利统一，才能在追求个人利益时守住公共边界。
坚持群己两利、群先己后。“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中国式现代化是亿万人民共同的事业，必须正确处理群与己的关系。“群”是“己”的有机联合，“己”是“群”中的鲜活个体。践行正确公私观，既要激发个体活力，更要凝聚群体共识。将小我融入大我，在推动公共福祉中实现个人价值，达到群己统一。“单则易折，众则难摧。”只有人人尽责，锚定共同事业同向发力，才能汇聚发展合力，使人人共享发展成果。
践行正确公私观，重在知边界、守立场、严约束、见实效。应构建常态化长效机制，让公私分明成为日用而不觉的思想自觉与行动自觉。
从思想根源上厘清认知，实现对正确公私观的主动认同。心正而后身修。正确公私观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下为公”的精神内核和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必须学深悟透，才能入脑入心。要从历史、理论、实践等方面认识其必然性、先进性、重要性，成为明而后行的践行者。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拧紧“公私分明”的总开关。
抓住“关键少数”，形成头雁效应。“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领导干部在公私问题上的选择，直接影响社会风气。各级干部要带头示范，公款使用严守规矩，公权行使秉公办事，公务活动严于律己。完善公权力监督体系，通过权责公示、用权留痕、离任审计等，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同时为秉公办事者撑腰鼓劲，实现“上行下效、奉公成风”。
为践行正确公私观提供刚性制度支撑。“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后。”治事先治制，制明则公行。“私”因制而止，应围绕公私高频交叉的重点领域扎紧制度笼子。在政务服务、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领域，公共属性和个体诉求的边界格外重要，而制度的核心作用就在于“立公去私”，明确公私分界、划清公私权责，确保所有公共事务都在维护公共利益的轨道上运行，引导全社会形成“依规办事、公私分明”的行动共识。
循序渐进，将正确公私观教育融入公民道德养成过程。“公生明，廉生威。”私因戒而止，公因德而彰。维护公共利益、反对损公肥私是公序良俗，不谋私权、不占公利是道德底线。践行正确公私观，从知耻明戒到秉正无私，遵循的正是遵守、认同、内化的道德养成规律。要弘扬公道正义的道德风尚，提升辨识公私边界的能力，让明公德、守公心成为全体公民的道德自觉。
（作者：李盼强，系湖南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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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江苏南京城墙博物馆参观游览。新华社发
河北博物院展厅展览的长信宫灯。新华社发
小朋友在贵州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箫笛博物馆参观。新华社发
游客在河南济源市博物馆参观。新华社发
游客在湖北三峡移民博物馆参观。新华社发
【记者观察】
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如今逛博物馆，可不仅仅是看一场展览、“种草”一件文物。放眼全国，从国家级博物馆到地方特色场馆，一场围绕“体验升级”的创新变革正在悄然发生——
无论是借助VR、AR技术打造虚实交织的参观场景，推出融合馆藏主题的系列演出，还是精心设计的实景剧本杀……博物馆，不仅更好看了，而且变得更好玩、更有料。
不断“出圈”的博物馆，还能带来什么新体验？是否会带来一些新问题？我们走进各地博物馆，寻找文旅融合的新答案。
“文化+体验”提升参与感
近年来，“文博热”持续升温，逛博物馆、游遗址公园等成为旅游新风尚：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凭借神秘的青铜大立人、纵目面具等“网红文物”出圈；贝聿铭设计的苏州博物馆，凭借“中而新、苏而新”的建筑风格成为“网红地标”；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将“遗址游”玩出新意，徒步、骑行、亲子考古等各类玩法吸粉无数……
“过去，游客走进博物馆，多是隔着玻璃展柜看展品、听讲解，这种单向的信息传递模式，难以满足当下人们对文化深度感知、情感共鸣的需求，尤其是追求个性化、体验式消费的年轻群体。”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传播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孙萍看来，当下，人们的出游需求正发生深刻转变，逐渐从“打卡式参观”转变为“沉浸式参与”，体验感成为衡量文博游质量的核心标尺。
为提升体验感，博物馆纷纷跳出“馆藏陈列”的传统框架，展陈形式不断推陈出新，全方位打造可触、可感、可参与的文化场景。譬如，中国国家博物馆打造复合型文化交往空间，以动态环形装置象征文明传承的永续性，配合可触摸的立体书页设计，将典籍内容转化为可感知的交互体验，主打一个“参与感”。许多文博场所还推出实景剧本杀活动，让游客“真人穿越”，在游戏互动中了解古代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发展与社会风貌；或是开办各类主题工坊、文化市集，邀请专业人士现场指导，让游客可以亲手参与绘制壁画、制作瓷器、雕版印刷等传统技艺，在动手实践中感受文化的魅力……“这些‘文化+体验’的模式，能让文物从高冷的展柜中走出来，变得可感、可亲。”孙萍说。
记者发现，博物馆与城市的互动，也成为许多地方推出的创新项目。有的地方针对性推出特色“流动博物馆”巴士线路，串联起博物馆与周边景点，为游客提供一站式出行体验；有的地方将文物元素与历史故事融入主题酒店，打造沉浸式住宿场景。博物馆成了一种“文化IP”，不断为“文博游”增添新亮点。
“这些做法构建起以博物馆为核心的文旅消费链，成功让博物馆从单一的文化展示场所，跃升为撬动区域文旅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河南新乡市博物馆党支部书记、馆长郝永飞说，“通过积极探索‘博物馆+’跨界融合模式，催生出文博场馆与快闪活动、地方民俗、城市空间的梦幻联动，将文化体验深度融入消费场景，形成‘参观—体验—消费’的完整闭环，为地方文旅经济的持续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身临其境感知历史语境
从借助AI实现文物数字孪生与跨时空叙事，使中华文明在算法赋能中焕发新生；到数字人讲解员上线，提供个性化的导览服务，让你听懂文物背后的每一个故事；再到建立数字管理平台，打造囊括文物保护修复、文物鉴定、场馆导览、沉浸式展览等方面的智能化应用场景……这些年，“文化+科技”亮点纷呈，新型文化业态不断涌现。
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晓琨看来，伴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各大博物馆积极推动数字赋能，依托“文化+科技”“数字+文博”的深度融合，探索让文物“活”起来的创新路径，不断扩大优质文化产品的供给，让“文博热”持续升温。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正在重塑博物馆展陈的底层逻辑，极大地提升了观众的文旅体验。”王晓琨说，新兴技术通过高精度数字还原、VR等手段，将抽象空间转化为具象场景，破解文物保护、地域距离等限制。例如，可以放大细节，观察文物上的纹路与色彩；眼动追踪、手势识别等技术，让观众更有操作感；与虚拟乐师“面对面”，聆听一首千年前的乐曲。“科技的力量，让观众从‘旁观者’变‘参与者’，更身临其境地感知历史语境。”王晓琨说。
更完整的体验闭环，还体现在“线上+线下”的联动。“观众可通过微信小程序等方式提前了解文博知识点，随后来到线下，通过VR/AR设备、全息投影等前沿技术，穿越回古代，与当时的人们合影留念、合拍视频，将内心感悟转化为可留存、可分享的影像资料。这样的共创活动赋予了传统文化新的生命力，实现从‘玩文化’再到‘传文化’的升级。”王晓琨说。
值得一提的是，科技的应用并非简单的“炫技”，而是通过科技，让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文化价值得到更生动的诠释，让文化之美越发浸润人心。
譬如湖北省博物馆几年前曾依托VR全息技术，在全国推出首部沉浸式全息历史剧《遇见·楚庄王》，吸引数十万观众观演。但由于剧情和馆藏文物的关联度不紧密，并未达到最理想的效果。后来，团队在创作真人全息舞台剧《遇见·勾践剑》时汲取经验，结合馆藏文物勾践剑和夫差矛精心设计剧本，剧情既合乎历史真实，又有艺术想象空间。
“实现科技与文博的深度融合，绝非技术的简单堆砌或形式上的跟风应用，而是需要以扎实的专业能力建设为核心支撑，为文博场馆的数字化转型筑牢根基。”孙萍指出。
避免走向“重形式轻内容”
博物馆确实更好玩了，但采访中，记者也听到了一些游客的“吐槽”。
“有些博物馆将毫无关联的历史人物强行‘凑CP’，为了噱头而不顾基本历史事实。”
“一些互动装置虽然好玩，但设计上与文物和展览主题的关联度没那么高，不太能促进大家对文物的理解和思考。”
“好多博物馆都是‘入口影像+中庭互动+出口VR’的流水线模式，越来越同质化。”
“互动、演出、游乐项目越来越多，人挤人，文物安全咋保障？”
“博物馆是更好玩了，也更火了，但抢不到票有啥用？”
…………
如何让博物馆既能有新奇的体验感，又能有效传播历史文化？如何让博物馆常玩常新？专家纷纷建言献策。
孙萍建议，充分加强对文物本体的研究、对历史脉络的梳理、对文化内涵的解读、对观众需求的洞察以及技术应用的适配判断等相关能力，才能避免数字化转型中的“技术异化”，才能精准提炼文物背后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与精神价值，才能让技术应用始终服务于文化传播的核心诉求，让文博资源的文化魅力借助科技力量更精准、更广泛地被观众理解、感知。
“脱离专业能力的技术应用，很容易陷入‘重形式轻内容’的误区——比如借助数字技术打造炫酷场景，却呈现碎片化的史实信息，或是偏离文物的核心文化价值，最终只能让数字化沦为吸引眼球的‘噱头’。”孙萍说。
对于“一票难求”问题，郝永飞呼吁，博物馆需要进一步优化预约系统，全面推行分时段预约制，根据不同展厅的承载能力科学设定单时段最大接待人数，通过线上预约系统引导游客错峰参观，避免瞬时人流过载，合理调控客流。同时，可以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精准分析各类体验项目的受众情况，随时调整项目场次与名额，精准匹配游客的需求。
郝永飞还建议，推行精细化管控模式，实现人流调控与环境监测的智能化、常态化。引入物联网技术搭建展厅环境监测平台，实时采集温湿度、光照强度、二氧化碳浓度等核心数据，并在珍贵文物展区增设防冲撞隔离护栏、红外感应报警装置，对违规靠近的行为进行及时提醒，筑牢文物安全的防线。
王晓琨指出，青少年是文化传承的主力军，也是文博游市场的潜力群体。可推动馆校深度协同，将博物馆纳入中小学研学实践基地，联合开发定制化研学课程，让体验更有针对性。还可针对青少年群体打造专属服务，比如开设“小小讲解员”培训营、推出儿童友好型导览手册、设置互动体验展区，让严肃的博物馆变成充满趣味的“文化乐园”。
“当越来越多青少年主动走进博物馆、爱上传统文化，当文化自信的种子在一代又一代人心中生根发芽，文博游的热度便有了持久延续的底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将在传承与创新中焕发更加蓬勃的生机。”王晓琨说。
（本报记者 王禹欣）
项目统筹：本报记者 陈海波、底亚星
¶【专家点评】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博物馆又有了许多新玩法。从虚拟现实到实景剧本杀，从数字沉浸到夜游解谜，博物馆正经历从“静态陈列”向“活态体验”的深刻变革。
新玩法的勃兴，有效拓展了博物馆的传播边界。长期以来，博物馆与公众之间横亘着一道“玻璃墙”，文物虽近在咫尺却遥不可及，信息丰富却呈现方式单一，数字技术的引入打破了这一困局。譬如，湖南博物院推出“辛追夫人的晚宴”马王堆VR沉浸式互动展，观众可化身汉初长沙国辛追夫人之子利豨，在45分钟内围绕“绝世珍宝”失窃案展开探秘，超100条剧情分支由观众自主探索，每一处细节都可溯源至考古成果。当文物从展柜中“走”出来，历史便真正“动”了起来。
新玩法的涌现，亦激发了文化消费的新潜力。过去，博物馆运营多依赖财政拨款，文创产品开发滞后，文化价值链难以延伸。而今，“博物馆+”正在成为撬动文化消费的新支点。河南应天门遗址博物馆打造的全息投影和唐宫夜宴等项目，拉动周边客流增长60%，周边宾馆与汉服店合作并将历史文化元素融入住宿体验，入住率明显提升，产生“一馆热、全域活”效应。实践表明，博物馆新玩法绝非简单的娱乐化嫁接，而是通过延长消费链条、丰富消费场景，将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从门票到文创，从餐饮到住宿，博物馆文化消费新业态正在加速形成。
然而，新玩法热潮背后也有隐忧。一些沉浸式项目过度追求感官刺激，喧闹的音乐与炫目的灯光打破了博物馆应有的宁静氛围；部分场馆“本末倒置”，将文物沦为娱乐的“背景板”，历史的深度被消费所稀释；部分项目存在安全风险，密闭空间内演出人流密集，消防与疏散规划往往滞后于项目扩张；经济负担亦是难题，一套数字沉浸设备投入动辄数百万元乃至上千万元，大量中小博物馆陷入“建得起、养不起”的窘境。与此同时，项目同质化日益凸显，VR、剧本杀、夜游在不同城市快速复制，“千馆一面”的隐忧渐显。若放任这些倾向蔓延，博物馆将有异化为娱乐消费附庸的风险。
面对创新与守正之间的张力，如何在拥抱新技术、新业态的同时守住核心使命，已成为行业亟待回应的课题。
一是坚持以文为本，守牢文化根脉。博物馆的一切创新，都应服务于文物保护与文化传播这一核心使命。“守正是创新的底线，要让观众笑着进来、思考着出去”已是业界共识。文物不应成为娱乐化的道具，而应始终是叙事的主角，技术手段的价值也不在于炫技，而在于帮助公众更深入地理解历史文化。
二是建立分级标准，防止盲目跟风。应根据博物馆级别、藏品特色、场馆条件等要素，制定差异化的创新项目准入标准，避免“一刀切”式的复制扩张。国家级大馆可率先探索前沿技术应用，而中小博物馆则应立足本地文化资源，走特色化、差异化的发展路径。
三是完善管理机制，筑牢风险防线。针对沉浸式演出、夜游活动、密闭空间体验等新场景，应加快制定专项安全管理规范，明确消防疏散、人流控制、设备运维等方面的具体要求，将安全保障嵌入项目规划与运营全流程。
四是创新运营模式，破解资金瓶颈。鼓励博物馆通过社会合作、品牌授权、公益基金等多种渠道筹措资金，降低对财政拨款的单一依赖。同时，推动设备厂商开发标准化、模块化的技术方案，降低中小博物馆的数字化转型成本。
博物馆新玩法的边界在哪里？在文物保护的红线之前，在文化传承的底线之上，在公共安全的责任之中。创新若无界，文物便沦为被消费的道具；守正若无为，博物馆又可能错失与时代对话的良机。唯有以“界”为纲、以“正”为基，在创新中守住分寸，在守正中积极作为，方能让文物真正“活”起来。
（作者：赖婷，系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集美大学副教授）
项目统筹：本报记者 陈海波、底亚星
¶【一线讲述】
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开采规模最大、采冶技术水平最高、持续采冶时间最长、采冶链最完整、保存最完好的一处古铜矿遗址。近年来，我们一直在思考：除了保护好它，还能怎样让它真正走进群众心里？
2023年6月，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博物馆新馆正式对外开放。新馆以裸眼3D、声光电技术动态还原古代采矿、冶炼场景，五大主题展厅层层递进，一条清晰的矿冶文明历史脉络呈现在游客面前。馆内还配套设置了铜矿提升互动装置等设施，让游客在体验中加深对矿冶知识的理解。
新馆之外，还有考古现场展示区、矿山风光自然游憩区、现代采矿机械展示区、青铜文化研学体验区……如今，这里是30余个景点串联而成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我们还通过“文物+演绎+文创”的方式，打造了新春游园会、NPC巡游、光影秀、夜游等多元场景，游客在这里能玩一整天。
不仅要好玩，更要在玩中更好地实现文化浸润。于是，我们又决定做“新玩法、活文化”，把青铜文明从考古报告和展柜里“解放”出来，让它可感、可触、可体验。这样，便有了沉浸式戏剧《因为青铜》。
主创团队在创作剧本时，不仅深入研究大冶的采冶历史，还向当年主持铜绿山考古工作的专家学者“取经”，让戏剧有了厚重的历史底蕴。走进剧场，挑高三层的剧场空间、青铜装饰、3D光电技术、升降舞台、全景环绕音响……楚王、矿工季杼、民女楚叶等角色就在观众身边实景演出。游客仿佛穿越到楚国，亲身感受古代冶炼、铸剑的传奇。游客看完剧后，直接进入春秋遗址展厅，带着观演的震撼与感动置身遗址真迹，实现“1+1>2”的效果。
一位来自南美的大学生观演后兴奋地说：“这是我第一次在博物馆里看沉浸式戏剧，形式震撼，故事精彩，像真的走进了中国历史。”那一刻我很自豪——铜绿山不仅是大冶的无价之宝，更是展现中华历史文化的窗口。
《因为青铜》火了，我们又琢磨：遗址如何更有温度，更贴近每个人的日常？
今年“五一”，我们联合相关方面做了新尝试——打造首届“款哈不”放空季。“款哈不”是大冶方言“聊聊天、放松下”的意思。我们依托现有休闲空间与露营配套，新增亲子互动、趣味游乐等业态，吸引了万余名游客入园体验。
孩子们在非遗互动小游戏里玩得不亦乐乎，大人们在草坪上休闲，快乐地“款一哈”。有位游客说：“铜绿山不再只是单纯的历史遗址，变得特别有烟火气。”那一刻我明白了：历史遗址最好的“活化”，不是让人恭恭敬敬地远远看，而是让人真心愿意走近它、坐下来、融入其中。
（本报记者陈海波 本报通讯员柏蔷薇、冯团芳采访整理）
项目统筹：本报记者 陈海波、底亚星
¶【瞧！我们的前沿科技】
本报北京5月17日电（记者杨飒）在喜马拉雅山及其周边地区，雅鲁藏布江、恒河和印度河三大河流从冰川和雪山孕育而出，优雅而平缓地蜿蜒盘旋于开阔的高原谷地，这些喜马拉雅河流被视为世界屋脊的“生命水源”，润泽万物，滋养着下游广阔的土地和数以亿计的人口。
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这些高寒山区河流受到低温和冻土的限制，其变化相对缓慢而稳定。它们的“摆动”和迁移，通常被看作一种节奏均匀、内部自我调节的过程，很难直接反映外界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
然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教授王成善牵头，联合四川大学等国内外多家科研机构通过对过去40年卫星影像和野外观测数据进行系统分析后发现，喜马拉雅河流上游正在显著加速“起舞”。这些河流不再只是平缓舞动，而是更频繁地左右摇摆，引起截弯取直和改道，甚至发生河流类型的改变。这些原本通常在更长时间尺度上发生的变化，在近半个世纪被放大显现，表明河流的“行为方式”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
该研究数据显示：与1980年至2000年相比，2000年之后河流的整体活动强度提高了109%，许多河段的迁移速度接近翻倍。王成善给出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过去喜马拉雅河流好似在跳缓慢而优雅的“华尔兹”，而现在，这些河流的“舞动节奏”明显加快，开始跳起越来越快的“探戈”。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答案与气候变暖密切相关。论文共同通讯作者韩中鹏解释：“随着气温升高，冰川加速融化，带来更多的水量；冻土逐渐退化，使河岸变得不稳定；同时，更多泥沙进入河道。这些变化共同作用，使河流更容易侵蚀河岸、改变路径，从而表现出更快、更频繁的活动。”
“这一研究首次系统揭示了气候变暖正在显著加速世界屋脊河流形态的演变。这一重大发现不仅刷新了学界对山区河流演变机制的固有认知，更向世人发出重要警示。因为，对于人类社会来说，这种变化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警示意义。这些大型河流为数十亿人口提供水源，这里河流路径和行为的改变，不仅关乎人类栖息地的安全与可持续发展，也影响着水沙资源分布、物质循环过程、河岸稳定性以及生态系统安全。”王成善说，“喜马拉雅山脉的河流，正在用越来越快的‘舞步’，向人类警示着气候变化的紧迫与真实。而读懂这支‘舞曲’的‘节拍’，是我们保护这片土地、守护未来生存空间的关键。”
¶【瞧！我们的前沿科技】
每一针疫苗、每一瓶点滴，在进入人体前，都必须跨过一道生命红线——内毒素检测。长期以来，全球药械内毒素检测重度依赖鲎试剂。而其原料，则来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鲎的蓝色血液。这种与恐龙同龄的“活化石”，如今正濒临灭绝，一场破解“蓝血”依赖的科研攻坚战，在大连理工大学悄然打响。
“看着鲎因活体采血数量锐减，而药械检测又离不开它，我们就想，能不能找到一条不伤害生物的新路径。”2023年9月，大连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博士生汪卿目睹鲎试剂原料价格连年翻倍、本土企业发展困难的行业困境，在老师的指导下，他牵头组建了涵盖机械、生物工程、工商管理等多个领域的跨学科团队，立志打破“蓝血”依赖。
为摸清行业痛点，团队成员多次奔走于鲎试剂产业链企业，从原料采集到检测流程，逐一记录、反复研讨。经过三年潜心研究，团队自主研发出全球首款“非生物依赖型PSO(光学超感探针)内毒素检测系统”，通过将“类蓝血”多肽分子在光纤表面集成，实现内毒素精准识别，在国际上率先实现100%去生物化内毒素检测。“我们的检测速度比传统模式提升了200倍，测试价格却降低了40%，并完成了原位实时监测的技术跨越。”团队指导老师、机械工程学院副教授张磊说。
这根看似普通的光纤，藏着破解难题的关键。它彻底摆脱了对鲎血的依赖。“这项技术预计每年可减少10万只鲎死亡，规避30万只鲎活体采血，真正实现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双向共赢。”汪卿介绍。
科研的价值，终究要落地到产业一线。在新药研发CDMO(合同定制研发生产机构)产线上，传统的离线抽检存在巨大盲区。一锅原料一旦因“风险放行”引发污染，损失往往高达上千万元。为满足CDMO产业实际需求，团队自主搭建了协同滤波降噪算法，实现了在强本底噪声下的无损信号传导与安全预警，推动行业从“离线抽检”向“在线全检”跨越。目前，PSO系统已在多家头部新药研发企业完成产业化验证。
汪卿带领团队加快产学研转化步伐，并于2026年4月成立公司。凭借过硬的技术，公司初期就签订核心意向订单及预付款415万元，预计每年为企业降低40%的质控成本。
（本报记者 吴琳 刘勇 本报通讯员 杜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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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栖息在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湿地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进入繁殖期。目前，已有40多对东方白鹳在湿地铁塔上筑巢育雏，呈现出一幅和谐生态图景。图为5月16日，东方白鹳在人工搭建的鸟巢上嬉戏。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本报吉安5月17日电（记者王洋、胡晓军）由中宣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南开大学）、吉安市委宣传部主办的第二届“迦陵杯”中华诗教大会，16日在江西吉安举办。
大会以“诗与源流·诗与现代·诗与远方”为主题，设置主旨演讲、圆桌座谈、白鹭洲书院讲坛等环节，聚焦诗教与爱国主义教育、庐陵文化赋能乡村振兴、AI时代人文教育等议题开展讨论，并推出“AI芯片对谈古诗词”环节，以科技赋能传统诗词传播。
吉安古称庐陵，素有“文章节义之邦”“江右人文渊薮”的盛誉，是宋明时期江西诗派的重要发源地。与会嘉宾表示，大会立足庐陵文化根脉，贯通古今、融合科技，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提供了新路径。
据悉，“迦陵杯”中华诗教大会是以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叶嘉莹诗教理念为学术依托，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与南开大学共同发起的全国性诗词文化品牌活动，首届活动于2025年在浙江杭州举办。
¶“嘀——”随着连线提示音响起，直播信号准时接通，教室里的大屏瞬间被点亮：肥沃的黑土翻耕如浪，智能农机在田间平稳穿梭、精准播种……数百公里外春耕生产一线的鲜活场景，通过高清直播实时呈现在东北农业大学千余名师生眼前。
日前，东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联合北大荒集团宝泉岭分公司共青农场开展线上直播，把春耕现场“搬”进思政课堂，让书本理论与田间实践在云端深度融合。
直播镜头缓缓推进，田间地头的繁忙景象尽收眼底。“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高速插秧机可以将间距误差控制在厘米级……”“北大荒青年”助农志愿服务队共青农场分队农业科技组组长王来新为线上师生讲解水稻生产的标准化作业链条。
“黑土地如何实现永续利用？”“青年人怎样在智慧农业中贡献力量？”在互动交流环节，同学们围绕黑土地保护、智慧农业、科技兴农等话题踊跃提问，课堂气氛持续升温。
直播结束后，大家还意犹未尽，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赵倚墨说：“沃野黑土、智能装备背后，蕴藏着深沉的文化力量。正是一代代农垦人前赴后继、艰苦奋斗，让茫茫荒原变为大国粮仓。他们胸怀‘国之大者’，用汗水和坚守铸就了宝贵的北大荒精神，也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循着千年农耕文化与守土护粮的家国担当，赵倚墨顺势引出当天课程的核心主题——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这堂课让我‘触摸’到黑土地的温度，读懂了北大荒精神。”2025级资源与环境学院学生刘士泽说。
利用场景化教学将教室小课堂延伸向社会大课堂，让思政教育“走新”更“走心”。近年来，东北农业大学深入推进思政课改革创新，依托校地合作不断丰富实景思政课的内容形式，积极用好黑土地上的育人“活教材”。
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刘大勇表示，学校将立足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办学特色，持续深耕大农业特色思政育人体系，引领青年厚植“三农”情怀，用青春写下无愧时代的答卷。
（本报记者 张士英 赵家宁 本报通讯员 徐小添）
¶5月的宁波大学校园，满是青春朝气。第八期第二阶段创业班教室里座无虚席，AI+智能体、人形机器人、AI+短视频三个前沿方向课程同步启动。
自2017年入选教育部首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以来，宁波大学以产业需求为牵引，重构“教育链—产业链—人才链—创新链”融合生态。从课堂到实验室、从赛事到孵化器，一条贯通创新人才培养全链条的路径日渐清晰。
在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实验室，2023级硕士研究生张金秋正专注调试新型碳基光电器件。这位陕西小伙即将赴中山大学攻读企业联培博士，他曾获得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金奖、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全国银奖。在他看来，学校给予的不只是比赛机会，更是一整套从科研训练、项目培育到成果转化的完整路径。
张金秋的成长并非个案。宁波大学构建了“通识—核心—实战”阶梯式课程，开设24门产业通识课，校企协同开发97门技术课程，设立智慧水产等14个微专业。海洋学院学生团队研发的“拟穴青蟹形态智能测量系统”荣获全国高校智慧渔业设计大赛一等奖。
“课程不是一成不变的。”宁波大学学生发展与服务处处长胡铭介绍，学校建立“校企共研、定期更新”机制，联合企业技术专家每学期依据产业技术图谱更新案例库与实训项目，确保学生所学即产业所需。
为打通成果走向企业的“最后一公里”，学校组建16个产创驱动中心，精准对接数字产业、高端装备等重点产业链。每个中心配备来自企业的产业分析师与来自学校的学科协调员，实现“双岗联动”。
实施产创融合式双创教育以来，宁波大学毕业生职业发展与人才培养质量从全省第七跃升至第二，累计培养创新创业型人才39285人。在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中，学校累计斩获金奖52项，位列全国第四。
成果转化同样亮眼：近九年学校累计孵化专利1095项、创新创业项目5169个、创业型企业431家，37项重要技术实现产业化。
“学校将进一步深化产创融合，计划在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新建5至8个产创驱动中心，推动AI赋能双创教育，培养学生的数字素养与跨界整合能力。”宁波大学党委副书记张真柱表示。
（本报记者 尚文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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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东学院教育学院立足西部、服务基层，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锚定陇东及甘肃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需求，以精品师范为统领，深耕师范教育内涵、凸显专业办学特质，系统构建师德为先、全科培养、实践赋能、协同育人的师范人才培养体系，着力培养新时代卓越师资，为乡村教育振兴与基础教育现代化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厚植师德情怀 筑牢教师信仰根基
学院立足庆阳红色资源与地域文化优势，构建“精神引领+文化浸润+典型垂范”三位一体师德养成模式，引导师范生坚定理想信念、涵养育人情怀。
红色思政引领师德养成。学院以“南梁精神”为核心打造红色思政品牌，将“面向群众、坚守信念、顾全大局、求实开拓”的精神内核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组织学生走进南梁革命纪念馆、抗大七分校等红色教育基地，开展沉浸式、体验式红色实践教育，在历史现场感悟初心使命，将红色基因转化为“从教报国”的内在动力。
地域文化浸润教育初心。学院深度挖掘庆阳“农耕之源、岐黄故里、红色圣地、能源新都”的历史文化底蕴，以地域文化浸润心灵，通过文化讲堂、地域文化课程、乡土教育实践等形式，引导学生读懂乡村、热爱乡村、奉献乡村，树立“以教兴乡、以教报国”的职业理想。
典型示范培育教师品格。学院坚持典型示范引领，连续多年举办教师节教师座谈会，邀请离退休老教师分享从教经验、讲授为师之道，用身边人、身边事感召学生，培育“乐教爱生、甘于奉献、坚毅笃行”的教师品格，将教育家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重构课程体系 适配基层教育需求
针对乡村小规模学校“一师多科、一专多能”的教学现状，学院重构全科发展课程体系，全面满足乡村教育对全科型、复合型教师的迫切需求。
完善分层分类全科课程架构。基础课程层面，学院聚焦核心学科，夯实师范生学科知识功底与核心教学能力；在拓展课程层面，涵盖道德与法治、科学、综合实践活动等，着力提升学生的跨学科教学、课程设计与综合育人能力；在艺体课程层面，强化学生的音乐、体育、美术等专业素养与活动组织能力，助力学生全面发展。
以需求为导向优化教学内容。学院的课程建设坚守“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理念，凸显师德、师能、师研导向，将教育前沿、基层实践与学生成长规律深度融合，围绕乡村教育场景优化教学内容，让课程“接地气、用得上、教得好”。
以专业建设提升育人质量。学院建成一批高水平师范专业与优质课程，小学教育专业获评省级特色专业及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点；学前教育、体育教育获批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点；音乐学“声乐”课程入选省级一流本科课程，“美术学”专业建成省级课程思政示范专业，形成“师范铸魂、质量立基、协同赋能”的课程与专业集群。
强化实训历练 提升岗位胜任能力
学院构建“学科专业实训+师范技能实操+见习实习研习”三位一体的能力实训体系。其中“学科专业实训”聚焦语数英及音体美等专业基础技能；“师范技能实操”着重训练教学设计、板书、语言表达等教师基本功；“见习实习研习”则通过组织小学教育、学前教育等专业学生赴中小学、幼儿园，以集体听课、班级跟岗、社团观摩等形式，将理论知识与真实课堂深度融合。
为保障三位一体实训体系落地见效、推动实践育人常态化与系统化开展，学院统筹制定四年一贯制全程实训方案，将实训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全面提升学生实践应用水平与岗位胜任能力。
学院强化“以赛促练、以赛促学”机制，积极组织学生参加“红烛杯”师范生教学能力大赛、甘肃省高校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健心杯”心理健康教育技能大赛等赛事，通过教学设计、即兴演讲、模拟授课等环节，全面提升学生的教学实践与创新能力。
创新联动机制 凝聚育人强大合力
学院创新实施“U-G-S-F”四位一体协同培养机制，整合高校、地方政府、中小学、家庭四方资源，形成目标驱动、责任共担、资源共享、合作共赢的育人格局。
“四位一体”协同培养人才。学院发挥学科与人才优势，牵头制定培养方案、开发特色课程、开展师资培训；地方政府统筹政策、岗位与资源，搭建就业与实习平台；中小学提供实践基地、选派一线教师参与教学指导，实现校地共育、校校协同；充分发挥家庭育人支撑作用，全力支持学生成长成才，凝聚家校协同育人合力。
校地共建打通就业通道。学院先后在北京、新疆、西安、庆阳等地多所中小学、幼儿园建立实习就业基地，组织学生开展顶岗实习等活动，开拓就业市场；同时深入了解当前教育行业的发展趋势、人才需求结构以及用人单位对毕业生能力与综合素养的具体要求，将市场反馈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不断提升人才供给的适应性和针对性。
以社会实践服务乡村振兴。学院开展暑期三下乡、体育美育支教、乡村支教等社会实践，组织学生深入乡村学校开展艺术培训、学业辅导、心理关爱等服务，在服务基层中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既反哺乡村教育，又淬炼育人情怀。
未来，陇东学院教育学院将继续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锚定基础教育发展需求，深耕师范教育主业，持续优化培养模式、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甘肃乃至西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培养更多新时代优质的“四有”老师，在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征程上续写新的辉煌。
（王 璇）
¶【鸣镝】
当岁月长河淘洗千年，文明的碎片在博物馆中静静闪光；当世界仍有隔阂与分歧，这些典藏历史的殿堂，正化作跨越山海的桥梁。今年5月18日，我们迎来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恰逢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成立80周年。今年博物馆日的主题为“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既回望八十载全球文博事业的深耕与坚守，也赋予博物馆弥合分歧、促进对话、凝聚共识的时代使命。从战火中守护文明瑰宝，到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博物馆早已超越“文物收藏殿堂”的初始定义，成为跨越文化、地域的文脉接续者与和平播种者。
1946年11月，国际博物馆协会在巴黎应运而生。彼时，世界百废待兴，文明遗产饱受战火摧残，国际博物馆协会的初心便是搭建全球文博交流平台，守护人类共同记忆，推动战后文化重建。80年来，从最初10余个国家参与的专业组织，到如今覆盖150余个国家和地区、数万文博机构的全球联盟，国际博物馆协会始终以“保护、研究、传播人类文明”为己任，见证博物馆从“小众学术空间”向“大众文化客厅”、从“国别文化载体”向“全球文明桥梁”的深刻转型。
八十载栉风沐雨，博物馆的角色随时代不断迭代，早已摆脱静态陈列的固有标签，成为全球文明对话、包容共生的天然阵地。世界各地的文博机构立足平等、开放、包容的理念，开展了一系列跨越山海的文明实践，让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得以相遇、相知、相融，书写了文明互鉴的生动篇章。2024年7月至2025年8月，上海博物馆举办“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成为近年来国际文博合作的标杆案例。展览汇集埃及7家博物馆的788件珍贵文物，其中95%以上是首次登陆亚洲，展期长达13个月，吸引超277万人次参观。不同于以往西方主导的埃及展，此次展览以中国视角解读古埃及文明，引导观众探寻古老文明在宇宙观、生死观、艺术审美上的共性——同样敬畏自然、崇拜祖先、追求永恒，同样创造出辉煌灿烂的文明成果。这不是简单的文物“搬运”，而是让相隔万里的古埃及与中华文明，在博物馆中跨越时空相遇。
在饱受战争、冲突撕裂的地区，博物馆更是弥合创伤、促进和解的重要力量。在波黑萨拉热窝历史博物馆，展览不再聚焦单一民族历史，而是平等呈现各族裔的文化遗产，讲述各民族共处、交融的历史，打破民族隔阂，传递包容共生理念。这些博物馆用文物说话，用历史共情，让被冲突割裂的人们，重新找到共同的文化根脉，为和平种下希望的种子。
面对多元文化并存的世界，博物馆主动打破单一叙事，倾听多元声音，成为包容平等的公共空间。在法国巴黎凯布朗利博物馆，专注展示非洲、亚洲、美洲、大洋洲的原住民文化，打破西方中心主义叙事，平等呈现全球多元文明的价值。博物馆不仅陈列文物，还邀请原住民艺术家现场表演、讲解，让原住民文化不再是“被观看的展品”，而是“被尊重的主体”。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博物馆群，长期致力于原住民文化保护与传播，与原住民社区深度合作，共同策展、研究，让原住民的历史、语言、传统得以传承，促进不同族群的理解与融合。
如今，国际文博发展在探索和实践中与时代同频共振，让文明联结更紧密、更鲜活。数字技术打破边界，卢浮宫携手科技团队打造3D虚拟埃及古墓，大英博物馆AI讲解员用50种语言解读文物，全球观众足不出户即可“云游”世界博物馆，跨越地理与语言的鸿沟。多元包容成为共识，各国博物馆纷纷关注多元声音。跨界融合激活生命力，博物馆走出围墙，走进社区、校园、商圈，从静态展览变为动态体验，从文化殿堂变为社交空间，让文物真正融入生活，让文明精神代代相传。
博物馆之所以能担当“联结世界的桥梁”，根源在于其独特的属性：它是人类共同记忆的容器，收藏着不同文明的瑰宝，见证着人类共同的历史；它是文明平等对话的平台，没有话语霸权，没有身份歧视，不同文明在这里平等交流、相互尊重；它是共情共鸣的精神空间，文物背后的故事、情感、智慧，能跨越语言、文化、地域的隔阂，引发全人类的共情。正如国际博物馆协会对今年博物馆日的主题阐释所言：博物馆并非消除差异，而是创造条件，让人们理解并尊重差异；在世界隔阂、分歧交织的当下，博物馆重建代际、社群、国家间的联系，促进对话、理解、包容与和平。
从巴黎启航的文化初心，到遍布全球的文明联动；从战火中守护文明火种，到新时期联结世界大同。国际博物馆协会与全球万千博物馆一道，以文物为桥、以文化为魂、以和平为志，用温柔而坚定的文化力量对抗分裂隔阂，用平等真诚的文明对话消解偏见误解，用跨越山海的精神共情凝聚人类共识。八十载岁月沉淀，博物馆早已不仅是封存过往的时光容器，更是照亮当下、通往未来的文明桥梁。
（作者：卢重光）
¶阿塞拜疆中国倡议、发展和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埃明·加西莫夫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经验，为包括阿塞拜疆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借鉴。
由联合国人居署、阿塞拜疆政府联合举办的第13届世界城市论坛17日至22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主题为“安居世界：安全与韧性的城市和社区”。加西莫夫说，作为这一国际论坛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的城市发展经验受到广泛关注。
加西莫夫在2014年至2025年间多次访问中国。“我亲眼看到，中国的城市环境不断改善，交通更加便利，公共空间布局更加合理，公共服务质量不断提升。”
他举例说，上海推行“15分钟社区生活圈”建设，居民在住处附近即可便捷享有公共服务、生活服务、文化服务和交通服务；雄安新区在建设之初就将住房与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交通体系、城市治理等一体规划，展现出新一代城市发展模式。
加西莫夫认为，中国将住房视为建设宜居、安全、韧性城市的基础，与论坛议题高度契合。他指出，通过大力发展可负担住房、大规模改造老旧小区和推进城市基础设施更新，中国的城市发展正转向全面提升城市生活品质。
“中国经验表明，城市基础设施不应彼此割裂地发展，而应形成服务于人的统一体系。这正是中国模式对于希望实现快速、可持续和现代化发展的城市所具有的实践价值。”他说。
围绕提高大型城市宜居水平，加西莫夫认为，中国在应对城市高负荷运行方面的经验对巴库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上海等中国超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不仅在于建设新城区，更在于持续更新城市治理体系，协调交通体系、公共安全、生态保护和城市服务等多方面工作。
“中国的实践证明，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不是单纯追求建设速度，而是能够统筹促进经济增长、生态保护、科技发展、公共管理和人民福祉的城市。”加西莫夫说，“这一城市发展理念对于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尤为重要。”
（新华社巴库5月17日电 记者刘书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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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拍摄的轻轨列车。新华社发
16日，工作人员在控制调度中心观察轻轨运行情况。新华社发
5月16日，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轻轨项目一期工程举行通车仪式。哈总统托卡耶夫当天作为轻轨首名乘客，从机场站试乘至国家博物馆站。
¶新华社巴黎5月16日电（记者张百慧）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16日在第79届戛纳电影节期间表示，国家电影和动画中心计划修改对创作项目的资助规则，以保护创作免受人工智能的冲击。
佩加尔当日在戛纳出席活动并向电影从业者发表讲话，其间谈及人工智能给行业带来的挑战。她表示，国家电影和动画中心“将很快修改相关资助规则”，以确保遵循“支持人类创作”的原则。
佩加尔强调，创作行为是人类的本质特征。她说，人工智能是一种工具，可以加快、简化、丰富电影制作过程；但是，一部作品是一种视角、意图和情感，任何算法都无法做到这点。
佩加尔明确表示，国家电影和动画中心“今后不会资助没有作者的作品”。她同时强调，这并不意味着“受到资助的作品中禁止使用人工智能”，而是不会资助那些“用人工智能取代创作者的作品”。在配音领域，佩加尔同样表示：“只有人类的演绎才能获得支持。”
法国国家电影和动画中心是法国文化部下属公共机构，核心职责是扶持电影、视听、电子游戏等产业的创作项目，资助相关领域创作者，同时负责监管电影和视听市场、保护和传播相关遗产，确保产业健康发展。
第79届戛纳电影节于5月12日至23日在法国南部海滨城市戛纳举行。
¶本报北京5月17日电 记者杨舒从近日召开的中国农业农村低碳发展报告发布会上获悉，《2026中国农业农村低碳发展报告》显示，我国农业碳排放总量趋稳，排放强度持续下降。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农村碳达峰碳中和研究中心主任、农业农村部农业农村生态环境实验室主任梅旭荣介绍，近年来，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基础上，我国积极推进农业农村减排固碳，系统构建气候韧性农业科技战略体系，完善农产品碳足迹核算体系，探索形成多元低碳发展模式，农业农村绿色低碳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农业强国筑牢绿色根基。
报告指出，我国气候韧性农业科技战略基本成型。面对全球气候变化与农业风险加剧的挑战，我国加快推进气候韧性农业科技布局，已基本形成目标明确、路径清晰、支撑有力的战略体系。围绕风险评估、适应提升、减排固碳与防灾减灾等重点领域，确立“一套核心理论、二项政策举措、三项关键技术、四大解决方案、五个聚焦协同”的气候韧性农业技术突破路径与系统解决方案。以北方旱作区春玉米气候韧性农田为典型实践，构建全链条技术模式，显著提升降水与水分利用效率，实现稳产增效，为保障粮食安全与农业绿色转型提供了坚实的科技支撑。
与此同时，我国碳足迹核算评价体系日趋完善。记者了解到，碳足迹通常是指以二氧化碳当量表示的特定对象温室气体排放量和移除量之和，特定对象包括产品、个人、家庭、机构或企业，是衡量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影响程度的重要指标。目前，我国完成了花生、甜菜、棉花、鸭肉等典型农产品碳足迹定量核算，多数产品碳足迹优于或接近全球平均水平；农村厕所粪污资源化利用可抵消农村改厕全过程碳排放。2025年12月，农业领域两项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CCER）方法学正式发布，标志着CCER在农业领域实现扩围，为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减排固碳注入市场动能。
此外，我国在废弃物低碳利用、种养循环和低碳村镇创建等领域，已形成“稻—鸭—菇”“稻—羊—肥”“猪—沼—粮/气”循环农业等一批典型案例，提炼出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与运营模式，为推动农业农村减排固碳、稳产保供和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发挥了重要示范引领作用。
据悉，发布会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主办。
¶本报北京5月17日电（记者姚亚奇）5月17日，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会商指出，5月17日至19日，本轮大范围强降雨过程逐渐东移南压，华北、黄淮、江汉、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需重点关注上述地区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出险、城市暴雨内涝等灾害风险。各地各有关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切实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各项工作，把确保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会商强调，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健全跨区域跨部门信息共享机制，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开展综合风险研判，以高效信息共享支撑精准风险防控。要强化风险隐患排查，坚持关口前移落实安全度汛措施，努力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推动灾害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加强安全管控，强化涉水路段和漫水桥梁安全管理，严禁冒险涉水通行，避免发生车辆坠河造成人员伤亡事件。要强化人员转移避险，关注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等重点部位和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等人员聚集场所，坚决果断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高效开展突发险情救援和人员安置。要强化社会共治，加大防灾减灾科普宣传力度，全面提升全社会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本报北京5月17日电（记者张翼）国家能源局电力业务资质管理中心组织编制的《中国绿色电力证书发展报告（2025）》日前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交易绿证9.30亿个，同比增长1.08倍，交易规模再创历史新高。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累计交易绿证14.83亿个。
我国通过实施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以下简称“绿证”）等制度建立绿色能源消费促进机制。绿证是可再生能源电力环境价值的基础凭证，是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推动能源结构转型的关键抓手。2025年，中国绿证制度建设深入推进，构建起全范围覆盖、全周期闭环、全过程透明、全环节高效的绿证制度体系。2025年1至12月，全国共核发绿证29.47亿个，其中可交易绿证18.93亿个。按项目类型分，常规水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及生物质发电项目仍是绿证核发主力。2025年核发绿证较多的5省（区）为云南省、四川省、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湖北省，核发绿证数量均超1.3亿个，5省（区）均为可再生能源资源较丰富地区，合计核发数量占全国总量的45.25%。
2025年，全国参与绿证交易的消费主体约11.11万个，同比增长87.52%，交易主体参与意愿增强，企业仍是绿证消费的主力军。绿证交易价格总体呈现上涨趋势，从绿证单独交易情况看，2023年及以前电量绿证均价为0.72元/个，2024年电量绿证均价为2.12元/个，2025年电量绿证均价为5.57元/个，交易价格呈明显梯度递增趋势，这与新增绿证环境价值认可度高、市场需求旺直接相关。
下一步，我国将以如期实现碳达峰为目标，不断增强绿色发展内生动力，加力推进新能源增长，着力推动绿证市场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好绿证核发全覆盖，加快分布式项目、离网型项目绿证核发，稳定绿证市场供给；健全绿色能源消费促进机制，强化绿证在重点用能行业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中的作用；推进将绿证纳入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推动绿证与碳排放核算衔接；完善绿证标准体系，推动绿证及涉碳规则交流互认，加快绿证走出去步伐，使绿证更好服务碳排放双控、支撑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和经济社会绿色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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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灵山街道以“玫瑰+”为依托，着力打造特色小镇和美丽乡村，目前已形成集食用花卉、旅游观光、日化用品等于一体的生态玫瑰产业链，依托农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图为5月17日，游客在灵山街道“玫瑰小镇”产业园游玩。新华社发
¶本报唐山5月17日电（记者陈元秋、耿建扩）17日上午，伴随悠长的汽笛声，满载约40万吨巴西铁矿石的“远见海”轮安全通过老铁山水道—唐山港曹妃甸港区深水航路（南线），顺利靠泊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三期5号泊位。此次安全高效靠泊，标志着曹妃甸港区实现40万吨满载船舶直航直靠、全天候常态化运营。
作为河北省乃至渤海湾唯一具备接卸40万吨船舶的世界级深水港，曹妃甸港区始终聚焦超大型矿石船舶服务保障，持续破解发展瓶颈，以13149吨/小时的卸船速率保持世界第一。此前受通航条件制约，40万吨级船舶需减载进港。相关部门聚焦通航瓶颈、攻坚航路选划，创新践行“实测水深+精准乘潮+智能航保”工作思路，搭建超大型船舶通航智控平台，统筹运用VTS、AIS及海巡船护航等手段。1月25日，中国海事局发布《沿海公共航路指南》，将“老铁山水道—唐山港曹妃甸港区深水航路（南线）”正式纳入国家沿海公共航路体系，彻底扫清40万吨满载矿石船进入渤海直靠曹妃甸港区的核心障碍。
为确保40万吨巨轮常态化直航直靠，海事、海关、引航、边检等多部门建立全流程保障体系。海事部门依托智慧海事系统，通过24小时不间断值守调度，全力保障船舶安全航行；海关部门推行铁矿石进口“提前申报、无感通关”；边检部门实现靠港前预审、靠港后快查；引航站定制靠离泊方案，确保船舶运行平稳“零失误”。
曹妃甸港矿石码头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巍介绍，依托40万吨船舶满载常态化直航直靠的坚实通航保障，曹妃甸港区正同步推进两大重点在建项目：在建的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三期扩建工程与深水航路高效适配，项目建成后可满足2艘40万吨船舶同时靠泊作业，形成“40+N”靠泊组合，将大幅提升港口接卸能力与运营效率；码头后方的曹妃甸矿石储运基地项目同步加快建设，建成后将为40万吨船舶接卸提供充足堆存周转空间，全面具备矿石储备、筛分、保税、精深加工、多式联运等一体化功能。
作为京津冀钢铁产业链重要原料保障港，曹妃甸港区依托多式联运集疏运体系，将高品质铁矿石直供首钢、新天钢、纵横钢铁等京津冀钢铁企业，大幅降低区域物流成本，筑牢京津冀钢铁产业供应链安全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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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5月10日起，北京地铁在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线等4条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骑行”试点服务。在11座试点车站，乘客可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cm）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图为5月16日，一名乘客携自行车在北京地铁西土城站进站。新华社记者 戴明轩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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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心镇 作者供图
魏心镇著《工业地理学（工业布局原理）》 作者供图
魏心镇、王缉慈等编著的《新的产业空间——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发展与布局》 作者供图
本文作者王缉慈（右）与学生童昕（左）一起看望魏心镇。作者供图
学人小传
魏心镇，1927年生于辽宁沈阳，1953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系，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计划系、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读研究生，1957年毕业。1955年到北京大学工作，曾任北京大学地理系经济地理教研室主任、城市与区域开发研究所所长，曾兼任中国建筑学会城市规划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独著完成中国工业地理学奠基教材《工业地理学（工业布局原理）》，与人合著《唐山经济地理》《新的产业空间——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发展与布局》等。
魏心镇先生是中国工业地理学的开创者与重要奠基人。他自1955年起在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任教，长期致力于工业地理学理论与实践的融合研究，系统研究工业布局规律，积极推动地理学服务国家建设，培养了大批经济地理学和城市规划人才。他在求学期间深受“地域生产综合体”等理论影响，注重资源导向与计划性工业布局。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他敏锐地将研究视野拓展至高技术产业布局、城市群发展战略等新方向。这一转变既反映出时代变迁的烙印，也彰显其立足中国实际、不断推动工业地理学理论创新的开拓精神。
奠定中国工业地理学的基石
魏心镇1927年生于辽宁沈阳，1953年于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系本科毕业后，到中国人民大学读研，这期间又被选中到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跟随苏联专家读研究生，在工业生产布局领域积累了深厚基础。1955年，还在读研究生时，魏心镇随著名经济地理学家仇为之先生从中国人民大学调入北京大学，他们与胡兆量、杨吾扬、林雅贞等学者共同创办了北京大学经济地理专业。
1959年，魏心镇与朱银成合著的《唐山经济地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以唐山这一典型工业城市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了其资源条件、工业布局与区域经济结构，强调资源禀赋与工业配置的空间逻辑，这体现了魏心镇早期受苏联生产力布局理论的影响。在方法论上，该书注重实地调查与实证分析，为计划经济时期的区域工业开发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也为魏心镇后来开展沿海工业、高技术产业布局等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实证基础。该书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具有代表性的区域经济地理研究著作，也是中国工业地理学在实践应用层面的重要里程碑。
1982年，魏心镇编写的《工业地理学（工业布局原理）》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阐述工业布局基本原理和规划技术经济问题的专著。那时正是改革开放之初，百废待兴，工业建设进入新高潮。他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工业布局的经验和教训，提出基于环境、社会和技术三方面要求，因地制宜开展生产力布局的想法，一方面强调通过成组工业布局，有计划地推动区域性大规模工业生产专业协作，另一方面积极引介当时国内还非常陌生的西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工业地理学理论，此外还特别设置了“工业布局与环境保护”一章，体现了对中国区域工业发展路径的前瞻性。
他在书中指出：“要使工业建设工作符合客观规律，达到预期的经济效果，做好工业建设的前期调查研究工作是极其重要的。在国外通常称之为可行性研究（feasibility studies）。我国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设重点工业项目之前，亦曾进行过‘方案研究’‘建设意见书’等类似可行性研究的技术经济分析工作。虽然搞得粗浅些，但还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可是从1958年以后，这些工作完全被忽视了……有的项目原材料、燃料、动力、运输等不落实，水文、工程地质不清就盲目上马、仓促兴建；有的项目工艺技术不过关，产品未定型，长期出不了合格产品；有的项目技术落后，消耗过大，产品没有销路，建成后就着手改造；有的项目前后左右协作不配套，建成后不能正常生产；有的项目重复建设，重复生产，争原料、争销路，打乱了综合平衡，破坏了计划经济等，大量事实说明，只依靠工业筹建单位编制的计划任务书，提出有关项目、投资和产品纲领以及占地面积等几项简单内容进行工业建设，会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很大损失。因此，在工业建设中，应当强调做好建设项目的前期工作，大力提倡开展可行性研究。”
魏心镇后来回忆说，《工业地理学》的最后一章“工业地域组合（工业集中区域）”是他编书的时候才加进去的。在改革开放之初，社会上对于工业集聚的认识还是相当模糊的，还存在着计划经济时期所形成的大型工矿单位各自为政、“大而全”“小而全”、生产专业化协作水平低、“条（部门）块（地区）分隔”等遗留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他深刻认识到工业集聚所产生的工业地域组合（工业集中区域）是有共生规律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集聚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而苏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希望通过人为计划的相关工业成组布局来效仿这样的集聚效果，却因缺乏市场竞争的动态激励，而难以适应技术和市场的变化。认识到这些问题，对此后工业地理学产业集聚研究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魏心镇的工业地理理论研究扎根于他对本溪、唐山、淄博、邯郸等工业城市，以及渤海湾沿岸、柴达木盆地等区域案例分析的基础之上，生动展现了资源组合如何具体引导工业综合体的形成路径。这些案例均源于他长期的实地调研，体现出其强调“因地制宜”的工业地理思维。
魏心镇对教学工作充满热情。在教材编写与课程设计中，他将“因地制宜”的思想延伸至能源、冶金、机械、纺织、食品等更广泛的行业领域。他从工业生产流程与技术经济特性出发，解析各行业的布局规律，推动工业地理学从宏观理论走向细分领域的应用实践。尤为重要的是，他极为重视教学与实践的结合。他在北京大学开设的工业地理课程中，每年组织学生赴首钢、燕山石化、清河毛纺厂等企业开展实地实习，使学生得以在生产一线理解工业布局的实际逻辑。他常强调：“学习工业地理，必须走进工厂，至少需要十年的积累。”这种强调调研、注重实证的学术风格，不仅塑造了一代学人的研究方法，也彰显了魏心镇作为教育者深植于实践的理论功底与教育热忱。
构建石化产业区位理论框架
20世纪80年代，我亲身参与了魏心镇有关中国炼油与石油化学工业布局的研究，见证了他凭借扎实的田野调查，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石化产业区位理论框架的过程。这个理论框架对相关领域的学术发展与政策规划产生了深远影响。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全面提速，石化产业作为支柱性新兴产业，其布局优化成为一个关键课题。魏心镇敏锐把握这一趋势，带领团队开展中国首次系统性的石化工业地理研究。1982年，他组织团队深入湖南、湖北、山东、浙江、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的重点石化基地，调研年加工能力250万吨以上的炼油厂与石油化工厂，实地观察生产、流通、消费链条。在充分掌握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他指导我们从资源、市场、交通、政策等多维度提炼出中国石化产业的布局逻辑：在原油富集区（如大庆），依托原料就近优势形成规模化加工集群，降低运输成本，确立区域产业核心地位；在工业基础雄厚、人口密集的区域（如上海、天津），即使缺乏本地原油资源，仍因强大的下游需求吸引炼化产能集聚，实现产销一体化；在港口及原油管道枢纽（如大连、镇江），凭借物流节点优势发展加工与中转能力，提升资源跨区域调配效率。
此外，魏心镇还特别强调基础设施、配套产业与政策支持对产业落地的重要作用，体现出其将技术经济分析与地理空间思维相结合的学术特色。
魏心镇注重团队分工与专题深化。他指导研究生李秉仁聚焦炼油工业布局，建议我侧重石油化纤工业，形成互补视角。在此基础上，团队于1982年发表系列论文，系统分析20世纪70年代上海、天津、辽阳、长寿等地化纤项目布局类型，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工业地理学的实证研究体系。
魏心镇的研究不仅填补了当时中国在石化产业地理领域的空白，更以其“理论联系实际”的范式，为区域产业规划、国土开发与资源优化配置提供了科学依据，彰显了工业地理学在国家战略决策中的重要价值。这些成果至今仍是理解中国重化工业空间演变的重要参考文献。
开拓国土规划研究
魏心镇在20世纪80年代开展的国土规划研究，是其将工业地理学理论与区域发展实践紧密结合的又一重要体现。1983年至1984年，他赴日访问，归来后，敏锐地将国际前沿的区域规划理念与中国本土实践相融合，带领团队承担了山东省淄博、潍坊、惠民（今滨州）等地的国土规划工作，在理论探索、方法创新与政策推动方面均具有开拓意义。
在基础设施尚不完善的年代，魏心镇带领团队频繁往返北京与山东，常于凌晨出发，乘汽车历经颠簸抵达调研地。尽管条件艰苦，他仍坚持深入工矿企业一线，系统分析区域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与城镇结构，指导绘制规划图、提出发展建议。这种强调“用脚做学问”的扎实作风，不仅为规划提供了可靠依据，也深刻影响了团队的研究范式。
1987年，魏心镇在淄博市国土规划学习班上的讲话，提出国土规划的七大核心问题：国土规划的性质与工作要求；地域特点与优势分析；资源开发与工业结构、城市发展的互动关系；目标体系设计；区域经济发展方向；城镇体系布局；重大基础设施规划。这一框架既涵盖资源评价、产业布局等传统地理学议题，也纳入目标体系、城镇网络等系统性内容，体现出他对区域发展多维度的综合把握。
魏心镇鼓励团队吸收国外先进理论，例如在调研中鼓励我融入加拿大区域发展理论的新视角，但始终强调规划必须立足中国实际。他通过对淄博（重工业基地）、潍坊（农业与轻工业结合）、滨州（相对滞后地区）的差异化分析，提出“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规划原则，从而避免了简单套用统一模式。
魏心镇的国土规划工作不仅赢得当地政府的高度认可，其理论框架亦成为当时区域规划的重要参考。我在2021年将他当年的相关讲话重新发表在“产业集群研究网络”公众号，再次引发学界对其前瞻性思想的关注。他通过此类实践，成功将工业地理学的空间分析逻辑进一步延伸，推动了地理学参与国家战略决策的进程。魏心镇在山东多地的国土规划工作，既是其学术思想的实践延伸，也是中国区域规划从“资源布局”向“系统协调”转型的早期探索。其强调调研基础、注重多维整合、兼顾理论与应用的规划理念，至今仍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具有启示意义。
探索科技园区布局
魏心镇在高科技产业地理学领域的探索对我个人的学术成长影响深远。从1989年6月到1992年12月，他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我国科学工业园区的发展与布局的理论研究”，我有幸成为该项目的骨干成员。我们对当时国家认定的27个开发区进行全面调查研究，总结评述大量国内外实践经验，以此为基础，合作完成了专著《新的产业空间——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发展与布局》。
该书是我国经济地理学领域一部具有开创性与里程碑意义的学术著作。它系统、深入地构建了面向高技术时代特征的新型产业空间理论体系，并以此为指导，对全球主要国家及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实践进行了全景式、多维度的实证分析与深度反思。全书以“新的产业空间”（new industrial spaces）这一核心概念为统领，突破了传统工业区位理论以“成本—运费”最小化为核心的物质资源约束范式，转而聚焦于智力、信息、网络、制度等“软资源”要素及其协同作用机制，明确提出高技术产业是“智力型”“柔性”“网络化”的产业，其最优区位并非由矿产、能源等硬资源决定，而是由“智力密集区”（智密区）、“开发性技术条件”、“网络要素”（信息网、人才网）、“区域驱动因素”及“生产生活环境”五大软性要素共同构成的“优区位”。
针对全球纷繁复杂的高技术园区（如科学园、技术城、高技术加工区），该书进行了严谨的溯源与功能分类，摒弃了仅以物理形态或名称罗列的简单归类，确立了以“内部功能”为标准的科学划分体系，揭示了其各自不同的起源逻辑与发展路径，并深入剖析了支撑科学园政策的多元理论基础，包括强调“中心—扩散”的增长极与创新扩散理论，以及强调“环境培育”的企业家能力、孵化器与地区创造性理论，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坚实的学理依据。
通过对美、英、加、日、韩、澳等国的详尽案例研究，此书指出“并不存在统一的高技术园区发展模式”。美国硅谷代表市场驱动与风险资本主导的自发集聚；英国剑桥模式凸显大学应用导向与创业文化；日本技术城则体现国家意志主导下的“产、学、住”一体化规划；韩国等地则展示了通过“加工区升级”实现技术跃迁的路径。这些案例不仅有硅谷的创新生态、剑桥的大学衍生创业这些成功案例，更深刻揭示了日本技术城计划的“潮流效应”、部分美国州政府盲目模仿导致不良后果等问题，体现了高度的学术批判精神与实践警示价值。
全书系统梳理了我国首批27个国家级高新区的宏观区位分布和微观选址策略，及各具特色的规划结构，指出当时发展中存在的核心矛盾，如宏观区位优势与具体区址选择脱节、开发区同质化竞争以及如何平衡“引进来”与“本地孵化”、“硬环境”与“软环境”建设等关键议题。该书还提出了一系列极具前瞻性的战略构想，例如将高新区定位为城市“增长极”，推动其从单一功能区向“科、工、贸、居”融合的新型城市形态演进；强调中西部开发区应立足自身宏观区位差异，走特色化发展道路。这些观点对今天创新驱动的区域产业升级依然有着不可磨灭的启示意义。
这是国内首次系统运用经济地理学视角，对高技术产业空间组织进行理论建构的专著，填补了学科空白，标志着我国工业地理学研究从传统重化工业向知识经济时代的重大转向与理论升级。其最大贡献在于彻底颠覆了以韦伯经典工业区位论为代表的传统区位理论，成功构建了一套以“软资源”为核心、以“网络”和“集聚”为机制、以“创新”和“知识流动”为动力的理论框架，为中国迈入全球知识经济时代的空间规划提供了有价值的分析工具。
这些工作经验和研究成果深刻影响了我之后的研究方向与学术道路选择，并激励着我在技术创新、产业集群发展等领域不断开拓。
薪火相传
20世纪60年代我在北大经济地理专业读书时，没有机会听魏心镇老师的课程。1978年，我考取了北大的二年制进修班，“回炉”补课，作为进修班七人里唯一的经济地理专业学生，上了魏老师的工业地理课。正是因为他的推荐，我得以留校任教，在北京大学讲授工业地理课程，从此正式踏上工业地理学研究的道路。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工业地理学面临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挑战。魏老师以其深厚的学养和前瞻性视野，引导我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共同开展石化工业布局、国土规划等重大课题研究。我们一同奔赴全国各地调研，从炼油厂到高新技术开发区，他的言传身教让我深刻理解了“工业地理学必须扎根实践”的治学理念。20世纪90年代，我撰写新教材、参与国际地理联合会活动，逐渐聚焦产业集群研究，每一步都离不开魏老师早期为我打下的坚实理论基础和田野调查习惯。
魏老师曾风趣地说：“咱们是一根绳上拴的两只蚂蚱”，这句话生动刻画了我们亦师亦友的密切关系。在他退休前，我们共用北大逸夫二楼3462办公室十余年，这里不仅是工作空间，更是学术思想碰撞的摇篮。我退休后，我的博士生童昕接任课程并继续使用这间办公室，由此形成的“3462”微信群已会聚51人，包括魏老师、我、我的学生以及童昕的学生。这个群组成为学术交流的“大家庭”，实现了魏老师“薪火相传”的夙愿。
2021年1月，我带着新完成的书稿《探索产业区位》初稿看望魏老师，本以为只是简单汇报近期工作，他却主动提出要批注修改意见。尽管我因排版紧密未留足够空间而心怀歉意，他却坚持用颤抖的手写下详尽的“看稿杂记”。即使在医生叮嘱不宜多用脑的情况下，他仍耗时两日整理出工整的评语，并在封面谦逊地写道：“草稿凌乱无序，不足翻阅……仅供交流。”这次交谈中，我们竟就“云办公”“钢铁产业流程”等前沿议题讨论了一小时。2025年底，我和童昕一起去看望魏老师，已近百岁高龄的魏老师谈起每日看时政新闻的心得，特别提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对工业地理学非常重要。他一贯敏锐的思维和紧跟时代脉搏的学术热情令后辈震撼动容。
魏老师退休后，我们联系虽渐少，但他对我的影响早已融入学术血脉。他渊博的工业地理知识、深入实际的调研方法、以天下为己任的学术担当，潜移默化地塑造了我的治学风格。更重要的是，他将这种“求实作风”通过我传递至我的学生，形成三代学人的精神接力。如今，每当我站在讲台或深入田野时，常感念魏老师当年的教诲——学术不仅是知识的积累，更是社会责任与人文关怀。
魏心镇老师与我这两代学者，在时代变迁中相互扶持、共同求索，我们的学术历程是中国工业地理学发展的一段缩影。他严谨的治学态度、温暖的师者风范以及对学术真理的永恒追求，不仅是我学术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而且将继续照亮后学之路。
（作者：王缉慈，系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
¶编者按：文体学是我国文学理论的重要学术领域，是具有鲜明中国本土特色的原创性知识体系，也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本期我们特推出文体学专题，以飨读者。其中，吴承学教授与何诗海教授分别从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角度，认识和看待中国文体学迥异于西方文体理论的特质及其建构路径与发展方向；蒋寅教授则立足全球视野，漫谈中国文体学史，并提出重视语体研究与中外比较研究的命题。
2025年1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国家版本馆联合主办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成果2024年度发布系列活动”上，“中国古代文体学”入选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十大原创学术理论，成为文学类唯一入选的原创性理论。当代中国文体学激活了近代以来长期被遮蔽的一个传统学术领域，使其在现代学术语境中重新焕发生命力，并以现代学科的形式呈现出来，从一门日渐式微的边缘学问，发展为受到高度关注和重视，并产生重要影响的学科。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一方面，受西学影响，中国文化界拓宽了文学与文体视野，引发了近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一场白话文学创作的革命，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文学时代。另一方面，受西方“纯文学”观念影响产生的以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文学文体为代表的认知模式，取代了中国本土以经史子集为依托、涵盖各类实用与审美的文章知识谱系。这种取代的结果，是以西方“纯文学”的虚构、想象、情感的标准，排除了大量中国本土实用的、载道的文章，遮蔽了中国“杂文学”或“文章学”的传统，取代了中国本土的文体知识谱系，中国传统文体学渐渐成为断裂乃至湮没的学术领域。
平心而论，西方的文体分类法对于研究现当代文学史，推进现当代文学创作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是，若机械套用西方“纯文学”文体观念来研究中国传统文章学，不但终隔一层，而且由于这些观念与中国本土传统的“文章”“文学”本义产生错位，还容易出现方枘圆凿、扞格难通的现象。例如，现代许多“中国散文史”收入了大量的骈文、韵文。其实，在中国古代文章学语境中，“散文”是与“骈文”“韵文”相对的概念。“散文”指那种不着意对偶，或不追求押韵的文体。“散文”概念用于现代文学作品的分类是合适的，但若用于分析古代文章，则要谨慎。中国古代拥有繁多的文体种类，辨体理论悠久成熟。文体学既是传统文学创作的基本前提和理论原则，也是古代文学批评的核心与基点。既然我们拥有如此丰富的本土文体学学术资源，就应该优先挖掘本土资源，立足本土“文章学”语境，以中国自身的文体知识谱系为根基，避免舍近求远、削足适履地使用受西方文学观念影响的文体分类法框架来裁剪本土丰富多样的文学现象。
回到中国文体学语境中来，贴近中国文学自身的历史，这是建构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的前提。当代中国文体学的复兴与繁盛，正是对近代以来中国学术西化倾向的反思与调整，也是向本土文体传统和文学本体的回归。当然，这种回归并不是复辟旧制、返回古代，更不是故步自封，而是要在充分认识自身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现代转化。中国文体学具有丰富的学术价值，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学的本土性特征。本土性并非封闭性，而是参与文明对话的前提。只有建立了自主的知识体系，才能真正以平等的姿态参与跨文化对话。
如果说，研究中国文体学的首要路径是回归本土的文章学语境，那么，中国文体学的核心就在于“辨体”与“得体”。
“辨体”，即识别文体的独特规范。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视点很多，但是，落实到具体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古人首先考虑的问题就是“文体”，或可称之为“第一视点”。可以说，“文体”是中国古代文学标志性概念，是较为典型的中国本土文学的核心知识。以“辨体”为“先”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文学创作的传统与原则。在中国文章学语境中，文章的体制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如“文章以体制为先，精工次之”“先体制而后文之工拙”“论诗文当以文体为先，警策为后”“文辞以体制为先”“文莫先于辨体”等论述，即为明证。这里的“先”，不仅指次序之先，也是价值评价上的优先。辨体之所以成为文体学的基点，因为它涉及知识分类的价值问题。面对中国古代丰富复杂的文体形态，如果没有一套有效的辨别与分类原则，则创作者难以遵守，研究者没有标准；更重要的是，辨体的指向是追求高贵与古雅的文化品位。
中国古代的文章品类复杂，文体众多。文体之间并不平等，辨体不仅是分类，还包含了尊卑高下的价值判断。从文体价值的差序，既可以考察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些特质，也可以考察古今文学与文化的重要差异。中国古代文体谱系与早期礼乐制度的关系相当密切，两者颇有异质而同构之处。文体价值差序现象的底层逻辑，就是传统的“乐殊贵贱，礼别尊卑”的礼乐制度和社会统序精神。儒家礼乐制度是建立在宗法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宗法讲究血统之正、嫡庶之别，以正宗、正统为贵。在传统的文体价值谱系中，那些纯粹或偏重审美与娱乐的文体地位就不如源于政治、礼乐制度的文体尊贵。比如，受现代人所激赏的词、曲、戏剧、小说等文体的地位，就不如诏、令、章、表、奏、移、檄等行政公文，以及颂、赞、祝、盟、碑、铭、诔、哀吊、墓志等直接产生于礼乐制度的文体。古代文体的尊卑高下与现代的文学观念差异很大。除了功能上的尊卑，古人还存在着时间维度上的价值判断：以早期产生的文体为正体、古体、雅体，以后世衍生的文体为变体、近体、俗体。在文体价值谱系中，正体高于变体，古体高于近体，雅体高于俗体。古人区分文体之正、变，尊正体而卑变体、旁流，与今人的观念有明显差异。我们需要把这种特殊的价值取向放置于中国古代的文化语境中，才能充分理解文体本身所具有的厚重内涵。古人这种文体价值谱系，反映了中国世代相传、受集体认同的审美理想，即推崇正宗、古雅、自然的艺术形式，相对轻视时俗、流变、拘忌过多的艺术形式。对文体传统的遵奉，是古代文体学史的主流，这种情况可以称之为传统文章学中的“文体政治”。从先秦到清代，这种“文体政治”一直在变化中延续。到了近代，受西方文化冲击和影响，新的文学文体价值谱系得以建立，传统的文章文体价值谱系则渐被颠覆。
中国文体学的核心是“辨体”，其目的在于“得体”。“得体”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赋予了知识体系以实践性。“得体”，就是在特定语境中的恰当表达。在中国传统社会语境中，“得体”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技巧，往往还与表达者的身份、表达的场合以及相关礼法紧密相关。若选错文体，或用错场合，或表达不当，则为“失体”，即不得体。轻则被视为荒疏不学，重则可能触犯礼法。今天，中国社会的性质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得体”的观念仍广被接受，而且具有合理性和重要性。建构自主知识体系，不仅需要理论的建构，更需要将理论转化为可以指导实践的知识工具。文体学的“得体”观念，恰恰提供了这种转化的可能性。无论古人今人，作文行事都讲究“得体”，可以说，文体学是渗入中华文化基因的一门学问，是传统文化延续至今的精髓之一。
从“辨体”到“得体”，文体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系统：辨体是认识论层面的知识建构，得体是实践论层面的知识应用。两者相辅相成，构成了文体学作为知识体系的内在结构。
如何使传统知识形态在现代学术语境中获得新的生命力？我们既要继承传统范式和经典方法，也要在此基础上有所开拓和创新。要建立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必须在范式与方法上既有所继承，又有新的开拓。既要“照着讲”，也要“接着讲”。在研究方法上，我们要继承刘勰《文心雕龙·序志》中提出的“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这种传统文体研究经典范式，但又不能仅仅满足于此，还应该在此基础上持有更为宏阔的研究构想：“鉴之以西学”，如借鉴和比较西方叙事学、文体学理论框架；“助之以科技”，如利用机器学习进行大规模文体分类、构建数字人文平台；“考之以制度”，如探究科举试策、唐代铨选试判、明清科举考试的制度与文体、文化的关系；“证之以实物”，如结合出土简帛、碑刻、写本以还原文体的物质形态。
具体而言，“现代意义”的文体学，其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研究方法上，现代文体学需要消除与古代文体学原始语境相隔膜的短处，文体学研究必须建立在扎实可靠的文献收集与阐释的基础上。在学术取向上，现代文体学要有当代学术高度，有思想内涵、文化视野、科技文明与现实关怀。要充分利用现代学术条件，把文体学与考古学、出土文献学、图像学等学科结合起来，并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学方法与技术。在研究对象上，现代文体学不仅要研究经典文体，也要关注那些被传统文章学价值谱系视为“边缘”的文体形态，例如盟誓、谣谶、杂体诗、判文、櫽括词、小品等。这些文体虽处边缘，却蕴含丰富的制度与文化信息。要关注传统的精英文体，也要关注世俗文体，比如白话小说与戏曲、俗文化之类受传统轻视的重要文体。在研究立场上，当代中国文体学要寻求古今中外之间的平衡与对话。中国文体学是本土的，但不是封闭的；是传统的，但不是守旧的。它要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
“文体”是一个“广谱”的问题。文体学不仅属于文章学领域，还具有跨学科的性质。因为凡是有文本存在的，必定有一定的形制，有“文”者必有“体”。除了文学、文章之外，经学、历史、宗教、文献、著述甚至科技等皆有文体。未来的文体学领域必然是扩展的，文体学可能产生一些新的分支。比如，历史文体、宗教文体、著述文体乃至科技文体等，但文章文体学仍将占主体地位。
作为中国文学的研究者，应该追求一种更为开放、更有智慧、更具思想的学术境界。文体学研究也存在如何处理“材料”与“思想”的关系。文体学的文献来源极其广泛，不仅包括《文心雕龙》等经典的文体学著作，还涉及浩如烟海的传世文献，但史料不等于史识。文体学研究基于大量的文体史料，但不止于史料；既需要“考索之功”，也需要“独断之学”。换言之，建构自主知识体系不仅需要回到原始语境、发掘本土资源，更需要以现代学术眼光进行理论创新，提出含有思想史意义的问题。
建设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是当代学人的学术责任。文体学的复兴与繁盛，不仅是学术的自觉，更是文化自信的体现。回归本土，走向现代，这是两个相辅相成、具有强大张力的思想维度，也是当代中国文体学建构的基本路径。当代中国文体学学术史个案，在某种程度上，可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一些可资参考的理论资源。
（作者：吴承学，系中山大学教授）
¶从一般意义上说，文体学主要包括体类、体制、风格三方面内容。詹锳先生的《文心雕龙义证》指出，刘勰作为术语用的“体”已具备这三方面含义，体类之体即体裁，体要之体即对于某种文体的规格要求，体性之体指个人风格。日本语言学家小林英夫以“文体”而不是“风格”作为style的译语，殊有见地。与中国文体学的核心概念“体”一样，西洋文学理论中的style也是一个多义性的概念，即使在“风格”的意义上使用，英国罗吉·福勒主编的《现代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词典》也说明：“风格可以被视为一个作家的特征，一个时期的特征，一种特殊的劝说方式（修辞）的特征，或是一种体裁的特征。”而“体”根据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概括，起码具备五方面的义旨：（一）体裁或文体类别；（二）具体的语言特征和语言系统；（三）章法结构与表现形式；（四）体要、大体与体性、体貌；（五）文章或文学之本体。这五类的区分已将相近的问题作了归并，如果细加分析，第三类的“章法结构与表现形式”可以析为两类，第四类的“体要、大体与体性、体貌”则包含体要（体制）、体性（作家气质）和体貌（风格）三个义项。也就是说，“体”的基本含义至少包括八个方面的内容，基本覆盖了文学创作的主要问题。因此，无论是中国古代先贤的传述，还是近代以来文学纳入现代学科体系的知识建构，文体学一直是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20世纪中叶以来，经徐复观、王运熙、褚斌杰、詹福瑞、吴承学等一批学者的潜心研究，文体学的理论构架、知识谱系和重要著作都有了系统研究，涌现一批有代表性的论著，如《中国文学论集》（徐复观）、《中国古代文论管窥》（王运熙）、《中国古代文体概论》（褚斌杰）、《中古文学理论范畴》（詹福瑞）等。尤其是吴承学教授主编的七卷本《中国古代文体学史》对中国古代悠久而丰富的文体学做了规模宏大而又细密周到的历史梳理，在历时性展开中实现了文体学知识的理论建构。这项极具开拓性同时兼有集成性的成果，为今后的文体学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同时也提出了文体学研究如何推进的问题。
日本学者植田渥雄认为，中国的文体论和语法论一样都没有形成体系独立存在，经常是隐藏在修辞学中；三者并未分化，而是相辅相成地存在着。这是很有见地的结论，与中国前辈学者对中国古代文论知识形态的看法一致。文体学知识这种零星和隐形的存在形态对理论研究提出了特殊的要求，不仅需要加强与相关学科知识的交叉研究，还要注意文体概念自身的辨析以及与相关术语的沟通。比如清人百龄《旧言堂集序》云：“陆士衡之言曰体有万殊，刘彦和亦云因情立体，则文之贵于结体，而操奇觚、弄柔翰之未可率尔为也。”这里出现的“体”，陆机是一个意思，刘勰是一个意思，而百龄的用法又与两者都不同。严羽《沧浪诗话·诗评》云：“大历以前，分明别是一副言语；晚唐，分明别是一副言语；本朝诸公，分明别是一副言语。”又云：“五言绝句：众唐人是一样，少陵是一样，韩退之是一样，王荆公是一样，本朝诸公是一样。”这里没出现“体”字，但“言语”“样”都通于体，这些异辞同义的概念群尚需要梳理。
笔者在阅读中还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文体和语体的区别。黄生《诗麈》论作诗先明“四要”，第四要为“诗喉”，其说曰：“出口有道学气、时文气、尘俗气、妇女气、诗余气、小说院本气，非喉也。”这里的“喉”便是指诗的语体。语体和风格有交叉关系，但不是一码事。魏际瑞《答友》云：“来诗意好语正，而体制不合。烈夫不可以状贞女，节妇不可以貌忠臣，正性虽同，形体固大异也。”又《与子弟论文》云：“文有大佳而可谓大不通者，不知体者也。刑官榜示狱卒者有郭井之魂、鹄亭之骨、齐车之矢、姚宫之针，为语非不典丽，而要非狱卒所能解矣。”这两处提到的“体”都落实到语体，前者关乎表现的题材，后者关乎阅读对象。而且，语体还与作者身份有关，前人论诗分馆阁体和山林体，便涉及作者身份。在目前的文体研究中，学界多关注风格和文体的关系，而对语体似乎注意较少，有待加强研究。
文体学已被视为中国古代文论中特别有原创性的知识体系，其中凝聚着先贤丰富的文学思想和理论智慧。但一切知识都只有在他者的参照下，才能更清楚地呈现其独特性和原创性。中国文体学的丰富内容和原创价值也需要放在人类文学活动、文学思想和理论的大视野中加以权衡，才能更清楚地呈现。所以文体学的中外比较研究也是亟待开展的研究课题之一。姚爱斌教授《有特征的文章整体与有特征的语言形式：中国古代文体论与西方stylistics的本体论比较》一文已做了有益的尝试，更广泛、深入的研究尚有待推进。中国文体学的原创价值必将在全球视野的比较中得到更丰富更深入的认知和评估。
（作者：蒋寅，系华南师范大学教授）
¶文化主体性指一个国家、民族在文化传承与发展过程中展现出的内在本质及独特特征。古代文体学作为中国文学传统中极具民族特色和本土特色的学术领域，也是集中彰显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话语体系。这个体系筑基于儒家政治、礼乐文化和实践理性精神，在文体内涵、谱系、功用、审美追求以及文体学研究内容和方法等层面，共同淬炼了中华文化独立自主、自我赓续、自我创造的特质。
文体形态的形成和发展、演变，是先民长期创作实践和理论探讨相结合的成果。文体不仅是文学形态，也是文学本体性问题。许多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只有放在文体学语境中才可得到圆融的解释。正因如此，“体”或“文体”成为古代文学最常见、最活跃的文论范畴。然而，今天所说的“文体”一词，深受西方文学观念影响，主要指向体裁和风格。如果回归古代文学的原始语境，不难发现，“文体”涵摄力极强，以“体”为词根，与其他词素结合，可衍生出体裁、体制、体式、体貌、体性、体格、体势、体要等与文体学密切相关的概念，内涵之复杂，往往令西方学者茫然不解。就其荦荦大者而言，至少包括体裁类别、语体特征、体制结构、体要或大体、体性或体貌等层面。其中的“体性或体貌”，大致相当于西方文学中的风格，而“体裁类别”，如诗、赋、诏、令、奏、疏、策、论、传、记、八股、词、曲、小说等，是“文体”最基本、最核心的内涵。其他含义，都以“体裁类别”为基础衍生而出，从中不难窥见古代文体学内容之复杂、层次之丰富，以及本体与形体、具象与抽象、形而上与形而下有机融合的思维特征。这是中国文体学立足本土文化，不依赖外来理论框架的文化自主性的重要表征。
从文体发生学看，中国早期文体，多产生于政治、礼乐制度和人伦日用场合，以满足社会实用需求为首要目标，具有显著的仪式化和实用性特征，由此形成了迥异于西方文学以虚构、抒情为主的“纯文学”文体谱系。《尚书》作为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收录典、谟、训、诰、誓、命等文体，都是关涉朝廷大政的“王言之体”。《诗·鄘风·定之方中》有“卜云其吉，终然允臧”句，《毛传》曰：“建国必卜之。故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祭能诔，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这就是著名的“九能说”，君子有此九能，则可授以大夫职事。命、铭、赋、誓、说、诔、语等，都是士大夫所应掌握的，施于特定政治、礼仪场合的应用文体。秦汉以后，随着政治制度、社会分工的发展变化，社会结构、民众生活日益丰富、复杂，基于政治、教化和日常实用目的的文体也不断衍生。萧统《文选》录39种文体，吕祖谦《宋文鉴》录59种，徐师曾《文体明辨》则增至127种。这些纷繁复杂的文体类目，绝大多数为实用文体。至于以抒情、审美和娱乐为主的文体，如词、戏曲、小说等，在古代文体谱系中，不但数量非常少，地位也很低，远不能与制诰、奏疏、章表、移檄、颂赞、祝盟、哀诔等文体相比。这种基于政治、礼乐制度和实用性的文体谱系，与西方文学推重文体的抒情、审美、娱乐功能判然有别。当然，儒家礼乐文化并不排斥文学的抒情和审美功能，但抒情要有节制，不可放荡恣肆，损害礼教风化，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毛诗序》）；追求文辞艺术，是为了更好地经世致用，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文章实用性和审美性当浑然一体，这是中国文学精神区别于西方文学的又一标识性特征。
从实用理性出发，古人判断文体写作优劣的首要标准，不是技巧创新或审美陌生化，而是“得体”，即文体与使用场合、身份、功能的完美契合。如诏乃天子之令，必庄重威严；奏是臣子上书言事，当谦恭谨慎；檄用于声讨敌人或叛逆，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文心雕龙·移檄》）；哀文悼念夭亡，故“情主于伤痛，而辞穷乎爱惜”（《文心雕龙·哀吊》）。这些文体规范，是在长期的政治、礼乐和社会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带有共性的语言规则，旨在维系和谐的政治秩序、社会等级、人伦情感。可见，古代文体学的本质，是以儒家思想为底色的礼乐文化的文本呈现，故重写实，轻虚构，追求文体的古典、雅正、自然、和谐，反对新奇、诡激、时俗、雕琢过甚。《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就是代表儒家思想及其审美旨趣的早期典籍，是儒家礼乐文化的结晶。在古人看来，五经本为先王的政教典章，是治国理政经验和百姓伦常日用的记载，因经圣人之手而被奉为经典。五经既承载着儒家之道，也是早期文章典范，孕育着后世一切文体的萌芽。故“文体原于五经”成为古代文体学的经典论断，明道、征圣、宗经是文体写作的不二法则。文体的经世、教化功能、实践理性精神，以及文质彬彬、温柔敦厚、哀而不伤、乐而不淫、质而不野、丽而不靡等中和之美，都胎息于五经，并发展为古代文论的主流价值观，是文章得体的理想境界。当然，在实际创作中，失体、讹体、雕琢繁缛而不切世用等现象比比皆是。于是，以文体分类为基础的辨体批评，即辨析文体的起源、功用、体制规范、风格特征等，便成为中国文体学的核心内容和基本方法；推崇文体本色，遵守文体规范，成为古代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基本要求。这与源于修辞学，以语言学理论为基础，以语言分析为核心的西方文体学有着天渊之别，是古代文体学文化主体性的又一重要表征。
当然，尊重文体规范，并不意味着创作上规行矩步，不敢稍越雷池。班固作颂似赞，陆机作碑类赋，已不严守文体疆界。唐宋以后，以文为诗、以古为律、以诗为词等更是司空见惯。这种破体为文风气，招致尊体论者的严厉批评，但也多有肯定者，从而形成文学批评中尊体和破体两种对立倾向。刘辰翁《赵仲仁诗序》赞美韩愈、苏轼以文为诗，“倾竭变化，如雷霆河汉，可惊可快，必无复可憾者”；王若虚《文辨》主张文章“定体则无，大体须有”，方弘静《千一律》倡言“以古诗为律诗，其调自高”。可见，古人虽重视文体规范，但并没有将其绝对化、凝固化，而是持开放、灵活、包容的态度。强调文体规范，是为了保持各种文体的基本功用和特征，否则面目雷同，也就失去各文体独立存在的依据，此即“大体须有”。但文体规范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社会发展不断注入新质，吸收、融合其他文体因素以保持生机和活力，否则必然流于陈腐、僵化，此即“定体则无”。尊体是守正，是文学传统、文体规范的延绵、赓续；破体是创新，是文学表现力、生命力的充实、拓展。两者相反而相成，交织、激荡为中国文学活力充沛、历久弥新的文化生命体。
中国文学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文体学传统，在近代社会巨变和西学东渐大潮的冲击下，逐渐被遮蔽和边缘化，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复苏，并迅速发展为最富学术生长点的前沿领域。新世纪以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的突飞猛进，既为文体学的发展带来了新机遇，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一方面，大数据、云计算、生成式AI等可使研究者轻松掌握前人无法掌握的海量文体例证，可更有效地探究古代文体在创作、批评、传播、接受等环节的深层规律。尊古而不泥古，守正而不守旧，积极使用新技术，有助于发现和解决传统方法难以发现和解决的问题，取得超越前人的学术成就。另一方面，过度依赖新技术，容易导致文体学研究工具化、技术化倾向和文化主体性的丧失。要以传统文化中的经世追求、人文关怀驱动新技术应用，以“得体”为目标引导日常学习、工作、生活中的文体写作实践，从而激发古代文体学的当代活性，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作者：何诗海，系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
¶从长时段来看，文艺复兴时期到19世纪的近代西方史学经历了三个重要的节点，即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18世纪的启蒙运动时期以及19世纪的兰克史学和史学的专业化时期。在一般的史学史教材中，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学通常被称为“人文主义史学”。需要注意的是，此处的“人文主义”并非强调“人的尊严”或“人类中心主义”的人文主义，而是学习古典语言和模仿古典作家意义上的人文主义。由此，有学者认为，将“人文主义史学”称为“新古典史学”，或许更能概括文艺复兴时期史学的基本特征。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新古典史学家”跳过中世纪的编年史，直接对接古典史学，从而实现了史学范式的复兴或转变。
人文主义史学的诞生自然与人文主义运动是分不开的。简单来说，人文主义运动是从复兴优雅的古典拉丁语和拉丁文学开始的，它本质上是一个文学运动（古文复兴运动），对文采或风格美的追求始终是这个运动的核心特征。作为人文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史学通常被视为“修辞”（或文学）的一个特殊分支。人文主义者对古典拉丁语的推崇和对文采的追求影响了人文主义史学，这首先体现在人文主义史学家模仿古典史学家的叙事体例，通常他们的理想模仿对象是李维或撒路斯特等古典史学家。当时意大利半岛上存在许多大小不等的城邦，这些城邦居民皆把自己所在城邦视为“祖国”，李维的“建城以来的罗马史”体例适合于撰写这些城邦的历史；其次，人文主义史学家选用古典拉丁语而非俗语写历史；最后，史学家在叙事的过程中喜欢插入虚构的演说词，这是古典史学叙事的规范（在古典时代，只有波利比乌斯对此提出批评和反对），深受人文主义史学影响的马基雅维利和圭恰尔迪尼也照抄了这一做法，不同的是他们用俗语（即意大利语）而非古典拉丁语撰写历史。16世纪的一些出版商把人文主义史学家史书里的演说词单独抽出来编辑成册，当成“范文”供初学者研习。
不过，人文主义史学家偏好文采的做法，与其宣扬的另一个史学目标即历史的真相发生冲突。人文主义者一方面强调修辞，另一方面强调历史的真相，他们希望二者有机结合，达到完美和谐的状态。从总体上来看，人文主义史学家坚持形式和文采高于内容，因此，他们在史料的运用上显得不够严谨，他们经常从中世纪的编年史中摘取史料，然后用自己的话转述一遍。瑞士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在其《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批评了人文主义史学的程式化和华而不实的弊端。他认为，虽然中世纪的编年史在文字表达和文风上不如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史学家那样优雅，却比后者更有事实价值、更丰富多彩。17世纪的史学家对人文主义史学家虚构演说词的做法予以批评和抵制，到18世纪时，虚构的演说词逐渐从史学著作中消失，反过来，史学家越来越强调历史事实的准确性，并倚重原始的文献和物质的证据。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史学家秉承了古典史学家所宣扬的“历史尊贵”的观念，他们认为历史是一种高贵的文体，因此它只能用于讲述大人物的政治和军事活动的叙事史，即“帝王将相”的历史。无论在古希腊罗马史学（古典史学），还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史学（新古典史学）的著作里，都鲜见普通老百姓的身影。普通老百姓成为西方史学家关注和写作的对象是十分晚近的事情，其中最有名的就是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讲述老百姓故事的“微观史学”。人文主义史学著作常常为政治服务，被认为是“官方历史”。共和国和君主们的秘书厅雇佣史学家歌颂自己的城邦或君主，不论是莱奥纳尔多·布鲁尼的《佛罗伦萨人民史》和皮埃特罗·本博的《威尼斯史》，还是米兰宫廷史学家撰写的历史，都属于官方历史，它们或多或少具有政治宣传的性质。即使洛伦佐·瓦拉的名作《〈君士坦丁赠礼〉辨伪》也难逃“宣传品”的嫌疑，因为它是应那不勒斯王国的要求写成的一部论战文字。当时那不勒斯王国和教皇因为王国封地问题发生冲突，瓦拉运用非凡的语言和历史考证的能力，指出教会倚重的这个基本文献是后世的伪造品。后来的学者通常认为，瓦拉给教会予以“沉重的打击”，事实上，罗马教廷在当时依旧安然无恙，更有趣的是，瓦拉后来离开那不勒斯宫廷进入罗马教廷任职，直至去世。由此可见，在脱离历史语境的情况下孤立地解读历史文本，可能会产生相当大的偏差。
人文主义者对古代文学的崇尚也延伸到对古代历史和物质文化的偏好，这体现在史学家的兴趣从当代的叙事史扩展到对古代史和中世纪史的研究，其中人文主义者弗拉维奥·比昂多的古物研究堪称典范。其代表作《复原的罗马》和《胜利的罗马》，不仅是关于古罗马制度史和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而且包含了“古为今用”的意图：他希望欧洲人能重振罗马帝国的威风，应对奥斯曼土耳其的威胁。比昂多的事业在16世纪有了更多的追随者，不过这些人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古罗马的物质文化方面，其中皮罗·李古里奥关于古罗马研究的成绩最为突出。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史学家还继承了古典史学家对史学功能的看法。古典史学家对史学功能的论述可以浓缩为西塞罗的一句名言：历史是生活之师。这句话与古代中国的名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者皆强调历史要为后世提供道德的教化，在这一点上，欧洲的古典史学和古代中国的传统史学非常相似。人文主义史学家经常引用西塞罗的名言，他们也希望自己的历史著作能成为“君主的镜子”或实现良好政治（“资治”）的工具。布鲁尼说：“如果说老人被认为更睿智，因为他们的阅历比别人更丰富，如果仔细地阅读历史，它给我们提供的智慧是何其大啊！因为它包含了历代的事迹及其缘由，人们很容易发现应当效仿和避免的行为，史书里记载的伟人的丰功伟绩激励我们践行美德的行为。”迟至18世纪，英国政治家博林布鲁克在《关于历史学习和用途的通信》里依旧强调史学肩负伦理教化功能，他还补充了一句“历史是一种通过榜样教导的哲学”。但19世纪的兰克反对这种观念，他认为史学的首要功能是如实地呈现过去真实发生过的事情，而不是为了指导未来的行动。
综上所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史学家通过复兴古典史学的方式实现了史学范式的转变。随着人文主义文化在欧洲各国的传播，这一时期意大利的人文主义“新史学”成为欧洲其他国家学习和效仿的榜样。例如，英国的第一部人文主义史学著作《英国史》（1534年）和法国的第一部人文主义史学著作《法国史》（1520年）分别出自两位意大利人之手：波利多尔·维吉尔和保罗·埃米利奥。显而易见，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史学依旧是在古典史学的延长线上，并未超出古典史学的范围。只是到18世纪，伏尔泰、吉本和温克尔曼等人才首次系统性地突破了古典史学和新古典史学的范式。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前半部分依旧讲述的是路易十四时代的政治和军事，这些内容属于传统古典史学的范畴，其余部分则讨论了路易十四时期的商业、财政制度、文学和艺术、科学、宗教等，这些是古典史学家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新古典史学家未曾涉猎过的主题，属于18世纪“新史学”的内容。吉本和温克尔曼则把叙事史和古物学传统结合在一起，实现了优雅叙事和坚实证据的完美结合，开辟了史学的新篇章。
（作者：刘耀春，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史系教授）
¶2022年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以来，学界对其研究不断深入，成果逐年递增。作为新兴交叉学科，区域国别学旨在对世界不同地区与国家进行系统性、综合性的深度研究。在其学科视域下，对中国、印度、埃及、伊拉克、希腊、秘鲁等文明古国历史与现状的研究，突破了区域的自然地理疆界，成为一个独具人文价值与学术内涵的重要二级学科方向。文明古国研究不仅丰富了区域国别学的知识谱系，更以其深厚的历史纵深、独特的文明逻辑以及对文明复兴命题的当代关切，为研究者提供了追溯当今各国发展理念源头、理解世界格局演变的新视角。
何为文明古国研究？近代以来，无论是斯宾格勒、汤因比的比较文明研究，还是基佐、布罗代尔的文明史叙事，实质上都是以文明为宏观单位，其研究对象是跨越国家边界、长达数百上千年的文明体。而本文所讨论的“文明古国研究”的基本分析单元则是主权国家，即一个拥有明确边界、政府、国际法地位的现代政治实体。纳入这些国家的标准有两个：一是文明谱系可追溯至轴心时代之前，二是文明传统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仍扮演显著角色。这一概念在本质上使文明古国研究从传统的文明研究中分化出来，并与区域国别学的研究范式有机融合，成为其学科门类下一个重要而特殊的分支。
笔者认为，文明古国研究应包括三大任务：各个文明古国的历史起源与演进研究，文明古国的现实国情与发展现状研究，文明古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研究。需要强调的是，这三个方面并非孤立存在，也不是“区域国别学+文明史”的简单拼盘，而是同一个对象中相互嵌套、彼此生成的三个维度。历史研究提供知识基础与解释框架，现实国情设定问题意识与政策动力，遗产保护搭建实践平台与制度载体。任何一个维度的缺失都会导致对其他维度的理解失真。文明古国研究的核心命题，恰恰是在历史纵深与现实考察的结合中捕捉三者之间相互构成、相互转化的动态机制。
文明古国研究何以成为区域国别学中的重要分支？文明古国研究强化了区域国别学的历史纵深与比较视野。以“文明”为纽带，以“古国”为单元，二者紧密相连。文明古国往往承载着数千年连续或非连续的历史积淀，其现代化进程、国家建构、社会转型无不深受自身悠久传统与历史经验的影响。文明古国研究既需要具备长时段的历史眼光，又要在不同古文明的发展轨迹、兴衰逻辑中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提炼出更具普遍性和深刻性的规律认识。
目前以“文明古国”来命名的机构或平台最具影响力的要数2017年中国和希腊两国共同发起的“文明古国论坛”，聚焦文化遗产保护、流失文物追索等议题。此外还有故宫博物院于同年成立的世界文明古国研究所。不过类似的研究平台在我国学术界早已有之。早在20世纪80年代东北师范大学就成立了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成为国内文明史（尤其是亚述学、埃及学、赫梯学、西方古典学）研究的重镇。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在雅典设立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中华文明与世界古文明比较研究中心”。这些平台不仅助力相关研究深入开展，更提醒我们，文明古国研究离不开“文明”的基座。正如上海师范大学陈恒教授在其《区域国别学的未来》一书中指出的：“考古学指向过去之源，回答文明从何而来；古典学指向价值之峰，回答文明何以卓越；区域国别学指向现实之场，回答文明如何共处与演化。它们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在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上共同构成理解人类文明的三重框架。”
现实国情与遗产保护，是文明古国研究区别于传统文明史研究的两道拱门。从区域国别学的视角来看，文明古国研究应当超越传统的文明史和考古学范式，将“文明”从静态的历史遗存转化为动态的现实变量。彭树智先生及其团队提出的“文明交往论”为此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该理论系统阐释了不同文明间平等对话、互鉴共生的历史规律。正如西北大学韩志斌教授在诠释“文明交往论”时所谈及的，“研究者对目标国家或地区进行全方位考察，形成系统、客观、真实的知识谱系”，“将整体性和学理性研究进一步深化为符合且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应用性研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文明古国研究中，“历史”与“现实”并非两张皮，而是互动生成的关系：一方面，文明遗产不断被重新阐释和利用；另一方面，国家的当代实践也在不断重塑自身文明的边界与内涵。
在当前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并存、文明冲突论与文明对话论交织的时代背景下，理解主要文明体系（尤其是那些奠定了人类早期文明基石的古老文明）的特质、互动与当代转型，具有前所未有的紧迫性。将文明古国研究系统化、学科化，正是区域国别学回应时代命题、参与全球知识对话的重要体现。
作为区域国别学分支的文明古国研究有何特点？文明古国研究之所以区别于一般的区域国别研究，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其研究对象具有两大结构性特征：空间上的离散性与跨地域性，以及时间维度上的多层性。
在空间维度上，研究者需要在主权国家的分析单元与超越国界的文明遗存分布格局之间寻找平衡，这种平衡可能要求研究对象从“单一国家”扩展为“文明遗产分布的区域性网络”。一个文明的影响范围可能远超其起源地，并分布于现代世界版图中的多个国家。例如，中华文明的影响惠及东亚和东南亚，形成了汉字文化圈。又如，古代两河流域文明以楔形文字为纽带，在西亚形成了楔形文字文化圈，其文化遗存在当代政治版图上横跨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和伊朗等国家。研究这些文明，必须跨越现代国界，追踪其文化传播、思想流布的轨迹，关注散居群体与文化飞地，这种研究具有天然的跨地域、跨国家性质。
在时间维度上，研究者需要识别并处理多重历史时间层在同一国家空间中的叠加共生关系，认识“古”与“今”的复杂关系。例如，土耳其的国土上经历了赫梯王国、吕底亚王国、希腊化时代、拜占庭帝国、塞尔柱和奥斯曼帝国等历史阶段，不同时期的物质遗产存在于当代土耳其的同一地理空间内。这要求研究者既要深入考古发现与文献典籍，复原并理解古代文明的原生形态与鼎盛辉煌，又要聚焦于文明古国在历史长河中经历的断裂、转型、复兴与再创造的演变过程，尤其是近代以来在西方价值观冲击下的应激反应与现代化调适。复旦大学刘华初教授在讨论人类文明历史的整体性特征时指出，这种整体性表现在“时间维度上的整体历史性，地理空间上的全球性，以及文明本身的分层次的整体性”。
此外，研究者还需关注文明古国发展轨迹的非线性与遗产的保护利用。多数文明古国是所谓的“南方国家”，经历过辉煌、沉沦、殖民或半殖民、民族独立与寻求复兴的曲折历程，其现代化道路并非平滑的线性进化。更重要的是，多数文明古国面临的另一现实问题是文明中断，但其国土上又留存了之前文明的大量物质文化遗产，如何保护、传承和利用这些遗产资源，助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成为这些文明古国共同思考的焦点问题。欣喜的是，不同的文明古国也进行了诸多尝试。例如，伊朗政府利用文化遗产作为国内和外交政策的“软实力”工具，在古老的波斯遗产与伊斯兰什叶派认同之间保持微妙平衡。埃及通过大埃及博物馆等宏伟项目重振民族自豪感，其古代文明是国家最亮眼的旅游“金名片”。墨西哥主要通过原住民文化复兴运动来体现其“文明古国”特质。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文明未曾中断且正在走上复兴道路的文明古国，其发展经验具有重要的国际参照与启示意义。它不仅提供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路径的另一种可能，还在加强对流失遗产赎回的国际合作的同时，共同探索文明古国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激发文明古国的创新活力，以及如何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来解决当代问题。
总之，在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大厦中，文明古国研究以文明为时间轴，以古国为空间轴，编织出理解世界复杂性的知识图谱。它聚焦于那些曾经塑造人类童年、如今奋力重返世界舞台中央的古老文明体，剖析其振兴的梦想与阵痛，探索其发展的路径与智慧。在这一探索中，中国以其波澜壮阔的复兴历程，不仅为自身文明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也为其他文明古国提供了基于自身文明底蕴实现现代化的宝贵参照。加强文明古国研究，推动包括中国经验在内的不同文明智慧的交流互鉴，必将为区域国别学注入深厚的历史人文关怀，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重要的思想力量。
（作者：刘昌玉，系浙江师范大学文明古国研究院院长、教授）
¶现代科学史学的诞生往往被追溯到19世纪德国的兰克。这一表述隐含了一个判断：16—17世纪的近代早期欧洲史学为科学史学的出现铺平了道路，但其自身的特质却是前科学的，重在文辞优美、道德教化与政治实用。然而，这种认识是对近代早期欧洲史学的严重低估。我们今天视之为现代史学核心的方法论工具，包括史料批判、可信度评估、偏见审查等，这些关键要素并非到19世纪的柏林大学才问世，而是在16世纪出现在法学家与文献学家的书斋之中，并且到17世纪初发展到了一定的理论自觉。
当代史学名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东尼·格拉夫顿指出，1550—1650年间，欧洲大陆集中涌现了一种名为“史艺”（即“历史的技艺”）的特殊文类，数量超过百部。人文主义者在此类著作中就“如何阅读历史”“如何书写历史”展开了系统的讨论，由此开启了西方史学思想的自觉反思。“史艺”产生于文艺复兴史学向近代早期史学转化之际，构成了16—17世纪欧洲历史知识变革的重要环节。
于危机中诞生
“史艺”并非凭空出现，而是16世纪的欧洲面临多重知识危机的产物。首先，新大陆的发现，印刷术的推广，导致信息大为增长，旧文本与新事实的矛盾随处可见，传统权威（如希罗多德、李维）塑造的历史世界被新知识撕开裂口。其次，宗教改革如火如荼，历史变成了战场：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为了争夺正统地位，展开了激烈的教会史叙事之争。单纯的修辞已无法令人信服，双方都试图用“更真实”的史料证明对方为异端。最后，也是最致命的一击，是针对历史知识确定性的怀疑主义的兴起。激进的怀疑论者甚至得出结论：历史知识的确定性低于数学，也低于自然哲学，最多只能达到“或然性”。在《历史对话十篇》（1560年）中，威尼斯人文主义者弗朗切斯科·帕特里齐系统总结了对古代历史学家的批评：古人撰史，几乎都加入了虚假的成分，他们要么是出于恐惧，要么是利益使然，或者是党派私见，或者单纯是想让故事更动人。那么，历史学家如何才能掌握可靠的技艺，穿透谬误与谎言的迷雾，抵达过去的真相呢？“史艺”正是对这一核心问题的回答。
在这种认识论危机下，欧洲各国的人文主义学者纷纷投身历史写作技艺的讨论，以捍卫历史知识的合法性。意大利学者弗朗切斯科·罗波泰罗的《论历史学科》（1548年）标志着“史艺”传统的开端。法国法学家让·博丹的《易于认识历史的方法》（1566年），则是“史艺”文类的巅峰之作。此外，“史艺”并没有局限于学者的书斋，还被纳入了教育实践，在大学课堂上讲授，通过学生的笔记摘抄传播。
从修辞到证据
谈到16世纪欧洲史学，以往多重视西塞罗式的修辞传统，而看轻法学传统的重要性。事实上，大多数“史艺”理论家——包括最著名的让·博丹和弗朗索瓦·博杜安——其本职工作都是法学家。这是理解“史艺”传统的关键钥匙。美国学者唐纳德·凯利在《现代史学的基础》中精辟地指出，现代历史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法学解释学”的副产品。
16世纪，西方出现了所谓“法学人文主义”运动。法学家们试图通过回到历史语境，重构《罗马法大全》的本意，他们自然而然地将法庭上的证据原则引入了历史写作。在“史艺”文献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法学化”的倾向。首先是历史学家被比作法官。博丹明确说，历史学家的角色就像“法官”，而史料就是“证人证言”。他主张，历史学家要像法官审讯证人那样审查史料。其次是证据的层级。传统史学注重修辞效果，看重叙事的连贯性，而“史艺”理论家开始讨论不同证据的效力。他们在证词之中区分“亲眼所见”与“道听途说”，提出当记载相互矛盾时，采用类似法庭“交叉质询”的方法来确立事实。这种证据层级的意识，标志着历史学从“选择最好听的故事”转变为在众多版本中“寻找最可靠的真相”。再次是对偏见的审查。弗朗切斯科·帕特里齐深入探讨了历史学家的立场问题。他提醒读者，阅读历史，必须关注作者是何种身份，有何政治立场，与其所记之事有无利害关系。这种对“潜在动机”的警惕，实际上预示了后来史料批判的核心精神。
“史艺”将法庭证据原则引入历史领域，从而促成从“审美叙事”向“求真考信”的认识论转型。这标志着历史学不再仅仅是一门“修辞的艺术”，而是向“证据的科学”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史艺”的巅峰
弗朗索瓦·博杜安在其1561年的著作《论普遍历史的建构及其与法学的结合》中提出了“整体历史”概念，强调历史不能仅依赖事件叙述，而应综合法律、制度与古物材料，形成更加完整的历史知识。5年后，让·博丹出版了更具系统性的《易于认识历史的方法》，将“史艺”传统推向理论的高峰。博丹所做的学科建构呈现为三个层次的递进：从技术性的史料批判原则，到社会科学的一般方法，再到史学时间观的根本性重塑。博丹的雄心不仅在于规范史学研究与写作，更致力于建立一套关于人类历史的“总体科学”。
第一，史料的选择与批判。博丹严厉批评了那些沉迷神话传说、热衷宫廷八卦的编年史家。他提出，历史研究应当聚焦于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与法律制度。他在书中详细列出了评估历史学家可信度的具体标准：作者是否参与过公共事务？是否接触过原始档案？其写作是否受到当时的政治压力？
第二，“普遍史”与社会科学的萌芽。博丹试图超越局限于王朝兴衰的传统历史，构建一种包含地理、气候、法律和习俗的普遍历史。他意图从“气候决定论”来解释历史，其论证虽然在今天看来比较粗糙，但在当时却是一种革命性的尝试：在博丹眼里，人类社会的差异和历史的变迁，并非出自上帝的神意，而是受制于自然科学的因果律。这实际上预示了历史学向社会科学转型的可能性。
第三，时间观念的重塑。在博丹之前，中世纪史学深受《圣经》“四帝国说”的束缚，认为历史是一个不断退步直至世界末日的过程。尽管博丹并未完全抛弃上帝，但他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分析，驳斥了倒退史观。在他笔下，历史是人类理性的研究对象，是一个连续的、可测度的过程。
通过《易于认识历史的方法》，博丹大幅提升了历史知识的地位，使历史不再只是服务于传统修辞教育的辅助性知识，成为一种能够组织政治、法律与人类经验知识的综合性学问。
局限与余响
当然，我们在评价“史艺”时必须保持审慎。这批“史艺”文献显然不同于成熟的现代史学教科书，它们身上仍然带着过渡时代的痕迹。首先，真理与修辞之间的关系未明。虽然“史艺”理论家强调真实，但他们仍然认为，历史写作负有道德教化之功，叙事往往需要适度的修饰。其次，依然残留神秘主义的影响。即便是理性自觉如博丹，在其著作中也笼罩着数字神秘主义，大谈历史周期变化，这在现代读者眼中显然是非理性的迷思。
“史艺”在16—17世纪能够开花结果，是因为它有效地应对了当时的具体问题；而进入18世纪，“史艺”的衰落，也是因为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新的问题需要新的解决方案。最终，“史艺”传统与皮埃尔·贝尔等怀疑论者、让·马比永等博学派学者一起，融入启蒙运动的史学洪流。
当我们比较“史艺”与19世纪的兰克史学，不难发现兰克所强调的“史料批判”与“档案优先”，其实在三百年前的“史艺”论争中已经有过反复地分辨。学术思想的演变往往不是直线向前，而是充满了顿挫、中断与反复。在这一意义上，“史艺”并非西方史学史上一段无足轻重的插曲，而是现代科学史学的先声。
发掘“史艺”这一被学界长期忽视的传统，有助于我们建立西方史学思想演进更加完整的谱系。进一步说，这一线索促使我们反思：所谓“科学的历史学”，是否如19世纪史家所宣称，与文艺复兴以来的历史研究之间存在根本断裂？抑或，现代史学的“科学性”,本身便延续了16—17世纪欧洲法学、文献学与古物学形成的批判方法？这一追问，关系到我们对现代西方史学建立过程的重新理解。
（作者：岳秀坤，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光明学术笔谈】
中国美学根植于天人合一之道，呈现出审美与艺术的形而上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可以说，中华审美风范中洋溢着对生命境界与精神超越的形而上追求。本刊特约请两位学者分别从中国美学的形而上学传统、中国传统形而上学与审美精神这两个维度进行深入阐发，探寻中国美学的形上智慧，观照当代审美发展，以期引发学界的更多关注与思考。
¶【光明学术笔谈】
百余年来，中华民族遭遇的时代巨变是全方位的，单就人文科学而论，虽然今天我们仍然在谈中国传统，但谈论的方式已经发生了颠覆性变化。比如传统中国并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也没有独立的美学和艺术学，这意味着用西方范式研究中国哲学、美学和艺术，并不是中国历史的本有形式。传统中国的文学、历史等学科，如“孔门四科”中的文学、“四部”分类中的史学，也与西方学术体系中的文学、史学大相径庭。像司马迁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史记》定性，其中的“天人”是空间性的，“古今”是时间性的，“一家之言”是主体性的，这种架构使它更近于哲学。
可以认为，近代以来，知识和学科体系的古今中西之争，改变了中国人认识自身历史的方式。它一方面使历史研究有了新视角，获得了现代性；另一方面则必然因为西学或新学的前置性介入，导致相关研究与中国本然历史疏离。在这种背景下，如果现代学者既不得不基于西方范式认识中国历史，又要忠实于它的固有特性，就必须找出一个折中方案，以使其更适配于中国历史本身。单就美学而论，传统中国并不存在美学学科，这使中国美学研究天然具有以西格中、以今观古的性质，其局限性是不言而喻的。如叶朗所言，在中国美学史上，“美”的地位远不如在西方美学中那么重要。与“美”相比，“道”“气”“象”“意”“味”“妙”“神”等，才构成了中国美学的真正基础。对于叶先生的看法，可以有两种理解方式：一是如果认为“道”“气”“象”等更近于哲学，那么中国美学和中国哲学就是不可分割的，两者具有一体性；二是如果认为它们本身就是美学范畴，那么美学学科就借此实现了哲学化，拥有了与哲学齐平的普遍视域。简言之，在中国，一种泛哲学化的美学观必然最终超越西方给予美学的感性定位，最终通达于作为第一哲学的形而上学。或者说形而上学传统构成了中国美学最具本土性的传统。
中国美学与普遍知识
那么，如何理解中国美学的这一传统？按照亚里士多德对形而上学的定位，它首先指人对世界形成的普遍知识，或者说人的知识可以指涉最普遍的事物。从西方美学史看，美更多是作为一种有限的知识类型被看待的，它不可能拥有这种普遍。比如，当德国学者鲍姆嘉通将美学称为感性学时，美的范围就必须接受理性的外在限定。当康德将审美判断等同于情感判断时，则有知性和理性与它形成并置关系。同样，当黑格尔将美学称为“美的艺术的哲学”时，这个概念显然遗失了对艺术中非美部分和整个大自然的涵括。也就是说，在西方现代知识框架中，美有形形色色的边界，它既无法达至人对世界的普遍认识，更难代表人类的最高智慧。在这一背景下，即便有人谈论美的普遍性，也是有限的普遍，并不能触及人对世界的整体认识或世界观。
与此相较，传统中国对美的认识却是全域性的。从中国历史看，这一倾向首先表现在它的国家观和天下观的重叠性。也就是说，在中国人看来，天下就是国家，国家就是天下，而且两者都是无界的，这使得人们关于中国的认识同时也是对于世界的普遍认识。其次，按照自康德以来现代西方哲学和心理学的看法，人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并不止于认识，而是天然具有建构的性质。或者说，人看世界的过程就是为它赋予完美形式和秩序的过程。这一点在中国古代表现得尤为明显。比如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奠基于以自我为中心的天圆地方观念，然后按照由近及远的方式，依序铺排出五岳、九州、四海、八荒，直至最后以趋圆的形式与天溟合为一。与真实的世界相比，这种井然有序、层层外发的空间，明显是建构性的，具有按照美的规律造型的性质。或者说，世界以美的方式被感知、被思考，构成了中国人认识世界的基础。
除了空间，还有时间。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是时空交互的，其中，“世”指时间性的代际变化，“界”指空间边界。宇宙也是如此，古人讲“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本身就意味着宇宙来自“空”与“时”的合成和互动。关于两者的关系，可以总结为两种模式，一是如《尚书》记载的以空统时，二是如《礼记》记载的以时率空，但在整体上它们均将人在其中的世界或宇宙审美化了。如宗白华所言：“春夏秋冬配合着东西南北。这个意识表现在秦汉的哲学思想里。时间的节奏（一岁十二月二十四节）率领着空间方位（东西南北等）已构成我们的宇宙。所以我们的空间感觉随着我们的时间感觉而节奏化了、音乐化了！”
可以认为，空间与时间、现实与历史的审美化，构成了一种中国式的宏大美学。在此，美学不是哲学的分支，而是哲学的基础。也就是说，中国人在本质上是以美的方式思维世界的，美构成了他对世界的底层思维和认识基础。就中西差异而论，这种思维被王树人称为“象思维”。同时，西方汉学家也将它称为“关联性思维”和“情境性思维”。事实上，这些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定性具有连续关系。其中，象思维是奠基性的，关联性思维表现为象与象的关联，而情境性思维则在象的关联中形成了一个整体性的世界境域，它们共同通向了一种审美化的世界观和宇宙观。
中国美学与事物本原
除了知识的普遍性外，形而上学的第二个规定是它对于现实世界具有本原性。如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所讲：“显然我们必须寻求原初的原因的知识，因为只有在我们认为我们认识了事物的第一原因时，我们才说我们认识了该事物。”那么，什么是万物的本原或第一原因？在西方，毕达哥拉斯的数、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第一推动者”、基督教的上帝、康德的物自体等，均被赋予这种性质。中国传统的道论也是如此。但就其既内置于万物又映显于万物的特性而言，在中国美学史中，一个奠基性的看法应是万物皆有生命。
中国美学是传统农耕文明的产物。关于这种生产的性质，18世纪法国重农学派的魁奈曾指出，手工业和商业均无法带来财富的增殖，因为前者只是加工自然材料，后者则是把产品从一个人传递到另一个人手里。只有农业才能从土地中为人类带来额外的财富。这种观点凸显了土地的一个重要特质，即它的生殖力或生命性。从中国历史看，传统中国之所以重视农业，关键是注意到了它在社会财富创造中的基础地位，与此相应的则是对土地生命属性的体认。《说文解字》将“土”释为“地之吐生万物者也”，将“生”阐释为“进也，象草木生出土上”。在古人看来，土是有生命的土，生是从土出发的生，两者具有互文性。以此为背景，农业生产固然离不开土地，但同样来自天地、四时的整体化育，这样，对土地的生命体认最终必然会被放大为万物皆有生命的世界整体观念。《周易》云：“天地之大德曰生。”正是在讲这种遍布万有的生命本质。
据此来看，如果说传统中国有一种内置于万物的形而上学，那么它的基质就是人与万物共有的生命。与此相比，中国哲学也讲道论、元气论、心性论，但它们总体上应被视为生命观念的变体形式。像老子认为道不可道，所以他分成有和无来讲道。但他进而认为“有无相生”，可见“生”在其中是贯穿性的。先秦两汉思想者讲自然元气，这个“气”就是内蕴于万物、充溢于天地的生命之气。至于心性，在现代心物二元论的背景下，人们可以认为它强化了人独立于万物之外的主体性，但在中国哲学中，心性却更多是自然生命之性的分有形式。如《中庸》讲，“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强调人与物首先是一体的，所谓“赞天地之化育”，则是指让看似外在于自然的自我，复归于生生不息的自然生命洪流之中。
生命是中国哲学和美学共用的概念。现代新儒家的一些代表人物，注意到了中国哲学的生命本性。同样，在中国美学界，谈中国美学和艺术的生命精神更是常见。之所以出现这种哲学和美学话语的重叠，大致有两点原因：一是传统中国并不存在哲学与美学的严格区分，两者不但共用一套概念，而且就中国哲学所显现的精神气质看，它本身就是一种宽泛意义的美学。二是自近代以来，西方哲学长期被心物二元论主导，认为人是主观的，自然是客观的；人是主动的，自然是受动的；人是活跃的，自然是死寂的。这种对自然生命的无视，直接造成了两者的分裂。在此背景下，中国基于生命的万物一体观念，就更具审美特质，更彰显审美理想。同时，这种生命并不局限于万物内部，而是随时准备着向现象生成。也就是说，它不是感性，但昭示感性，具有元美学性质。
中国美学与精神超越
在西方，形而上学指“在物理学之后”或“之上”。所谓“之后”，指它研究事物的本原或成因；“之上”则是对经验世界的超越，指事物的结果、目的或最终达至的目标。当然，无论是“之后”还是“之上”，它都是在探索超出事物可感范围的部分，指向了经验“之外”。或者说，无论探寻事物的成因还是结果，它都指向了超越。
与西方哲学相比，中国哲学具有鲜明的人间性，这使它无论在宗教还是哲学层面，都很难使形而上学成为一门独立自持的学问。但从历史看，这种宗教和哲学的缺失对于美学来讲却未必不是幸事，因为它在本体与现象、经验与超验、此岸与彼岸之间往返穿越的思想方式，为奠基于感性学的美学打开了更加广阔的空间。比如孔子，他原本是拒绝形而上学的，即“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但到晚年他开始学《易》，并感叹“天何言哉”，这就为儒家开启了天人之思。此后，儒家的形而上学进程基本向内外两个极端展开：一是向外为儒家补天，如董仲舒；二是向内补心性，如孟子到宋明理学。但无论内外，这种补充都是不彻底的，其美学价值总体上压倒了哲学价值。像董仲舒的补天，至多只补到了天人关系层面，至于天作为实体到底与人间世界有什么相异性，却从来没有明言过。也就是说，他徘徊在感性与超感性的中间地带，但也是在这一地带，赋予了美感神圣性。同样，心性论讲内在超越，也是在心性与天道之间相互映射，将两者交互而成的审美境界视为人生的最高境界。
与先秦儒家对超验世界相对保持沉默相比，道家要走得更远。如老子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显然将对道的探索推向了言语和名相之外。但是，老子并没有像西方哲学家一样，将本体之道实体化，而是将它进一步虚化了，即“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有意思的是，道家的“无”并不是一个否定性范畴，而是随时准备着向“有”生成。就此而言，道家的道论，更多是徘徊在有无之间的，或者说是一条从有通向无的道路，反之亦然。这种间性特征使道家的形而上学充满巨大的不确定性，但也因此是美学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它从来没有脱离感性，像老子的“恍惚”和庄子的“象罔”，均因为徘徊在有象和无象之间，而成为世界可感的起点，成为一种元感性学；二是有与无并不是并置关系，而是顺向生成关系，这就赋予了道最具原发性的生命动能，谈中国美学的生命精神离不开这个发端；三是道的非实体性，预示着它是上不封顶的。这不但避免了形而上学对真理的独断，而且由此可以开启出新的、更大限度的精神自由。人在其中可以逍遥自适、恬澹无为，也可以望洋兴叹、怅然若失，但总体而论，道的“无”性已经本然地决定了它的开放性，也决定了道家的形而上学天然具有审美乌托邦性质。
通向美的形而上学
在西方哲学史上，形而上学一直享有崇高的声誉，被称为第一哲学。几乎每一个形成理论体系的哲学家，无不首先要明辨这一问题。甚至哲学的哲学性就等同于它的形而上学性。但由此造成的后果也十分严重，即它的独断及与经验世界的分裂，使其成为一种自欺欺人的先验幻相，并借此唯我独尊，排斥异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现代哲学的主流是反形而上学的。与此比较，中国传统思想者在世界的形上和形下之间，应算保持了相对平衡的立场。《淮南子》中写道，“言道而不言事，则无以与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则无以与化游息”。古人同时认为，“道”与“事”或者“形上”与“形下”并不两相分离，而是相辅相成。《周易》中记载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这里的“化而裁之”显然是将两者折叠成了一个问题。也就是说，虽然为了更完整地认识世界，人不得不反思自身认识能力的有限，并因此将其进行形上与形下之区分，但在现实中，两者却互为本末、体用一如。这样，谈道就必然谈器，谈超感性则必然始于感性。这意味着，建基于感性的中国美学从来不外在于形而上学，而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甚而言之，在传统中国，谈论形上问题的方式就是美学式的。除了前文言及的关于世界整体、世界本原和达至目标的审美化之外，更重要的在于它处理形上与形下世界关系的方式。如郝大维、安乐哲所言：“中国传统的特点是情境高于使然作用，作用者总是处于一个世界中，因此，他是根据那些构成这个世界的关系来加以规定的，这些关系确定了它的地位。这样一种出发点否定了诸如本质的同一性这样一些熟悉的观念。中国传统一般总是将每一个情境的关系型式的独特性作为其基本前提，它从根本上说是美学传统。”从中国历史看，这种由使然与实然、作用者与被作用者共同形成的审美情境，不但存在于认识领域，更是贯穿于中国人对世界和人生的审美态度，即在实体与现象之间，他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既要又要的；他既入世又出世，既居尘又出尘，认为只有两相结合才能达至完美人生。
传统中国对形上问题的认识是场域化的。安乐哲之所以认为它是美学传统，原因在于中国思想者谈论这一问题时从来没有放弃感性，甚至认为感性本身就是形而上学的，即目击道存，触目皆真，眼之所见即是真实。但是，在形上与形下之间，前者永远代表了其中最精要的部分，它处于人类思想和精神的高处，是一切人间知识和人生理想的集结点。“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这个由“春山外”昭示的超拔出俗的“别处”或“远方”，几乎是所有中国思想者和诗人一生追慕和试图企及的目标。但是，他们又从来不明确指出这个“别处”究竟实指什么，而只是借此为人的思想留下一个出口，让它成为一种思想的游历和远游活动。这样，它既是情境性的、场域性的，也是境界性的。这是一种美的形而上学。
（作者：刘成纪，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光明学术笔谈】
形而上学在中国成为一种哲学理论，源于晚明传教士对西方学术Metaphysics的介绍，其最初使用的是音译名“默达费西加”，意为“察性以上之理”。国内学者当时也以“格物后学”来指称这一学问。后来日本学者井上哲次郎援用《周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说法，将之意译为“形而上学”。受其影响，20世纪初中国学界也开始用“形而上学”来指称Metaphysics。选用“形而上学”来翻译、定名Metaphysics，使得中国学术所谈论的形而上学与西方的Metaphysics既有重叠又有差异，具有中西文化“互鉴”的特点。事实上也是如此，中国现当代学人眼中的形而上学更具体指向的是中国的玄学、道学等，如认为形而上学是探讨道、理等宇宙本体的学问。因此，今天我们去辩论中国有无真正的形而上学，其意义并不太大。理解中国传统形而上学的特点及其对中国人日常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才是更值得关注的问题。
中国传统形而上学的特点
中国传统形而上学主要是关于“道”的学问，具有鲜明的超越性品格，它体现的是中国古人从总体性、普遍性上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通过这种哲学理解，古人获得了对万物存在的整体性框架，既摆脱了对世界的恐惧与困惑，做到胸中有数、心安理得，也给人的各项实践活动找到了合理性根据，让人的行动规约在“道”的发展轨迹中。这一关于“道”的形而上学对人的实践活动与人生意义作出了整体性说明，呈现了一种“社会与人应如何存在”的终极价值关怀。中国传统形而上学具有普遍性、体用合一性、价值性、体验性等主要特点。
普遍性是中西形而上学的共通特征。形而上学探讨的是万物存在的根据，是本根，也是本体。这一超越具体事物、具体经验的思维，源自人对世界寻求普遍性认知的自然冲动，是对自然、社会、人以及艺术等各项具体存在物的终极追问。在中国传统形而上学中，对万事万物根源的时间追问和对万事万物本体的逻辑追问往往是融合在一起的，体现了宇宙论与本体论的合一。在世界普遍性的追问中，中国早期哲学侧重宇宙论，即将道视为天地万物得以生成的本根。《道德经》所谈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易传》所讲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等，都将天地万物归属于某个本根的创化。宇宙生成论为万事万物的运行提供了普遍性指导法则。从魏晋到宋代，中国哲学逐步发展出了较为成熟的本体论。特别是在程朱理学那里，开始将“理”融入世间万物的“所当然”之中，以此为本体来说明具体事物“所以然”的普遍本质，如“物之理”“心之理”“孝之理”“忠之理”等。对此，朱熹认为，“凡事固有‘所当然而不容已’者，然又当求其所以然者何故。其所以然者，理也”。本根和本体都说明了道或理等具有一种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的普遍性，这是一种抽象的超越性思维。
体用合一性是中国传统形而上学的理论特色。道虽然体现了一种抽象的超越性思维，但中国形而上之道不是高悬于万物之上的客观实体，其本体就流行、分殊于万物之中。中国的形而上之道不存在于高绝独立的超验领域，而是需要结合现实经验来领悟的。中国的抽象概念往往与经验想象结合在一起，如道与道路，理与玉的纹理，气与云气等。在二程看来，“形而上者，存于洒扫应对之间，理无小大故也”。朱熹更明确地讲：“说体、用，便只是一物……万殊便是这一本，一本便是那万殊。”天理无间容息，流行于日用之间，呈现“鸢飞鱼跃，触处朗然”的生命体验。体用合一的思维是中国传统形而上学的重要特性，使得包括伦理、审美和艺术等在内的中国文化具有了既源自经验又超出经验的理论特色。
价值性是中国传统形而上学的文化理想。西方形而上学出于穷根究底的知识好奇，是一种知识论形态。中国的形而上学则是为了给个体与社会的实践活动确立理由，用来指导实践。中国传统形而上学反映了古人关于世界和生命存在的内在信念和理想追求。道本身就是道路与方向，它规范了世界运行的走向。“孔德之容，惟道是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太极只是个极好至善底道理”等说法，都表明了中国的形而上学不是关于理论理性的纯知识型探讨，而是关于实践理性的正义、正当等精神境界意义上的探讨。中国的形而上学所追问的道、天理等本体存在，是为了给人的生命与实践活动提供处世准则或文化理想，具有鲜明的价值指向。
体验性是中国传统形而上学的感悟方式。西方形而上学是一种思辨的知识体系，与形式逻辑和语言结构关联紧密。中国的形而上学的最高本体往往是难以言说与逻辑化的，有赖于个体生命的直觉体验。不论是老子所言的“道可道，非常道”，还是程颢自称的“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都表明中国传统形而上学是一种“生命的学问”，离不开人自身的觉悟与身体力行。形而上精神的体验，是一种“乡愁”式的本体回归体验。老子的“归根曰静”、孔子的“咏而归”、司空图的“美曰载归”、苏东坡的“此心安处是吾乡”皆为此类形而上体验。
审美与艺术的形而上学
正因为形而上学的普遍性、体用合一性、价值性和体验性等诸多特点，使其成为中国文化根深蒂固的传统，影响到诸多领域。中国文化处处都充满着形而上的思维特质，学术界也因此有了道德的形而上学、境界的形而上学、审美的形而上学、具体形而上学、历史形而上学等诸多说法。这实质是中国传统形而上学“体”与“用”、“一”与“多”相即不离特性的体现。也就是说，中国的形而上学不但规范了政治、伦理，而且还规范了审美与艺术等领域。特别是中国传统形而上学的体用合一性、价值性和体验性特点，使得中国的审美与艺术活动具有鲜明的形而上追求。相较于伦理政治活动，审美与艺术活动充满感性与想象的自由，更容易承载对理想状态的追求，故能最直观地体现中国人的形而上诉求。可以说，审美与艺术的形而上学是中国传统形而上学的典范代表。
事实上，当代西方形而上学重建中也存在一种审美形而上学的转向。不同于传统形而上学对实体、理念、主体的追寻，尼采、海德格尔、杜夫海纳、伽达默尔等都转向了一种审美形而上学。海德格尔对艺术真理的存在论阐释，就是意图通过艺术去敞开一个天地人神合一的诗意世界。法国学者杜夫海纳也认为审美对象是“灿烂的感性”，而艺术作品除了感性、再现和表现外，还有一个“构成作品深度意义的气息”之形而上维度。现代西方学者关于存在、真理等问题的探讨，已经不同于传统西方对“是”的逻辑追问，更为强调了现象、体验、情感等内涵。
中国审美与艺术的形而上学强调感性经验与审美超越的统一。其将审美现象或者艺术活动同对道的体验紧密结合，从而形成一种实与虚、有与无、形与神、文与道、象与境、气与韵的一体贯通。正是在具体的审美经验中，人得以感受到审美或艺术之外的普遍性，从而将自身提升到人生的、历史的、宇宙的整体性高度。所谓人生的，就是与人之真性相贴合的；所谓历史的，就是与人类文明发展相呼应的；所谓宇宙的，就是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这三者实为一体，只是在不同哲学思想中有不同的侧重。就审美与艺术活动来说，中国古人对美的体验，不仅来自具体的感性本身，而且来自感性与道的融通，具有器物的质感、人情的温度与精神的深度。这一具体感性与形而上精神的合一，在中国美学中被称为“至美”与“乐”。只有能将人带入这种天人合一、艺道合一体验状态的作品，方可称为有境界的作品。宗白华将其总结为，“我们宇宙既是一阴一阳、一虚一实的生命节奏，所以它根本上是虚灵的时空合一体，是流荡着的生动气韵。哲人、诗人、画家，对于这世界是‘体尽无穷而游无朕’”。审美与艺术的形而上追求，使得中国的审美与艺术不只停留于感性现象本身，满足于感官舒适、震惊、奇幻等浅层次愉悦，而是指向一种“与天地合其德”“与四时合其序”的意义世界，满足于回归形而上本体的深度愉悦。可以说，离开了形而上的维度，中国审美和艺术的精神将荡然无存。
当代审美发展与形而上学的坚守
形而上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理解审美与艺术的关键性维度，是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特性的必然性产物。当今，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审美与艺术都面临着新的挑战。审美正在被脑神经运作机制来进行“科学”的说明与模拟，艺术创作则极大降低了技能门槛而被人工智能广泛性生成。这是一种近乎“无人”的美学与艺术观。由此，传统形而上学的人生的、历史的、宇宙的整体性世界离人的生命体验越来越远，渐趋被虚拟人生类游戏、算法逻辑等代替。不可否认，这是人类科技发展所打开的新界面，带来的是一种新感性革命，亟待理论的阐释与反思。但这一数字化生存的“美丽新世界”，亦如同洞穴里的幻影，可能让人沉迷其中而成为“面壁的囚徒”。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在拓展创造力、建构拟像世界的同时，也割裂了人与物质世界的有机整体性。人生维度的切身体验感、真实交往感、身体力行感，历史维度的反思感、怀旧感，宇宙维度的生命感、物感、气息感、触摸感等都在不断淡化或者转化为另类的替代方案。再眩惑的数字化作品，如果失却与人生真切在世感的共鸣以及与现实性的交互，也终将沦为过眼云烟。因为，在技艺的创作与欣赏过程中，生活在阳光下真实世界的人才是技艺存在的目的。
因此，在人工智能时代，强调审美与艺术的形而上学是十分必要的。如果我们相信人是不能完全“数智化”的，或者说人工智能技术只能是人的协同创造者，那我们就应当将无法逻辑化的形而上精神视为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文坚守。《中庸》有言：“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任何缺失与人性价值对齐的发展路径，都不是行稳致远之道。正如康德所说，“人类精神一劳永逸地放弃形而上学研究，这是一种因噎废食的办法，这种办法是不能采取的。世界上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有形而上学”。海德格尔进一步补充，“形而上学属于人的本性”。也许可以这么说，失去形而上学，人也就失去了作为碳基生命的本性。坚守审美与艺术的形而上精神，就是坚守作为审美与艺术活动主体的人类本身。道器不二，在人机共生的未来，我们不妨将人工智能视为一种人伦日用之器，让形而上精神以多元互动的方式流布其间。
（作者：余开亮，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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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食货志》书影
悬泉置遗址、甲渠侯官遗址出土的传舍、传信、传食汉简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秦始皇的采药活动，是后世评价他时无法绕开的代表性事件，也颇具争议。因为学界长期以来多依据《史记》中徐福东渡求仙、卢生入海访药等记载，将研究重心聚焦于秦始皇谋求长生不死的个人诉求，却鲜有留意这一系列举动背后的制度逻辑。这既有传世文献史料记载不足的原因，也与研究视角的局限有关。而尕日塘秦刻石的发现，为我们重新审视与深入探究该问题提供了可能。
臣翳应为“采药使”
新见秦刻石记载“皇帝使五大夫臣翳将方技采药昆陯”，《说文解字》载“使，令也”，段玉裁注曰：“令者，发号也。”始皇帝命令五大夫臣翳采药，不论其以前身份是文吏抑或将领，此时已奉皇帝之命执行专项任务，其身份就是皇帝的“使者”。使者之名古已有之，如《册府元龟·奉使部》概述道：“周官小行人之职，掌使适四方，达天下之六节……自周及秦，尝以岁八月遣輶轩之使，采异代方言。又其事也，汉制，奉玺书使者乘驰传，则使者之称其来旧矣。”此中清晰梳理了从西周至秦汉时期的使者制度，可知其职能随时代发展不断丰富。在秦代大一统国家的治理体系中，使者承担着沟通中央与地方、执行专项使命的重要职能，其活动范围覆盖疆域治理、边疆经略、皇室服务等诸多领域，成为维系国家运转的重要纽带（李斯：《使于四方：秦汉使者与帝国的社会治理和边疆经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年，第2页）。
传世文献中记录的使者往往以出使职能命名，如稻田使者、河堤使者、主历使者、美俗使者、风俗使者、监军使者等（宁志新：《隋唐使职制度研究（农牧工商）》，中华书局2005年，第16-17页）。这些使者虽职能各异，但均依托国家行政体系，承担着皇帝委派的专项任务，其身份与职权均源于皇帝的直接授权。五大夫翳受秦始皇委派，统领方技之士执行采药任务，完全契合使者受皇帝之命负责专项任务的特征，因此其正式身份应为“采药使”。
作为“采药使”的五大夫臣翳，与徐福、卢生等方士形成鲜明对比。从刻石中“卅七年三月”的时间节点来看，可能是秦始皇被方士多次欺骗后，才形成这样的制度性结果。五大夫为秦代二十等爵制中的第九级，属于高级爵位，常被秦始皇委以重要使命，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琅琊刻石所列始皇随行人员中，最后两位为五大夫赵婴与杨樛。两人排名最后，可能是秦始皇侍从官团队中爵位最低者。五大夫能跟随皇帝东巡、参与封禅大典并显名于纪功刻石，足以表明他们的重要身份地位。秦始皇派遣近臣五大夫臣翳率领团队采药，并不同于对方士的委托，而是一种官方的行政行为，由此可见“采药使”的重要性与权威性。
为何铭文中，臣翳自称五大夫而非采药使呢？我认为这涉及两个身份的不同面向。秦推行军功爵制，爵位等级是个人社会身份地位的标志，也与受田、出行待遇、刑罚减免、赋税多寡直接挂钩，“五大夫”属于这一身份序列。而“采药使”属于职事，只在与任务相关的事务中享有特权，该任务结束后，这一称谓便不复存在，也有可能成为其他“使”。所以在自称时，使用“五大夫”更能代表身份。
采药使团的构成
从“使五大夫臣翳将方技”来看，秦始皇还为“采药使”五大夫臣翳组建了专业化的采药团队。“将方技”一语，是解读采药团队属性的关键。“将”多见于秦汉文献，为“率领”之意。关于“方技”，见于《汉书·食货志》所载“工匠、医、巫、卜、祝及它方技”，黄杰认为“方技”是指掌握技艺之人（黄杰：《谈谈“昆仑石刻”中的“采药”》，《光明日报》2025年7月21日8版）；陈民镇指出“方技”可指知识、技艺、书籍或人物，“将×”指率领某一群人（具体而言即方士）（陈民镇：《尕日塘秦刻石“将方技”补说》，《文史哲》2025年第5期）。上述观点将“方技”视为具体的人是合理的，但其身份还可进一步明确。
其实，“方技”在传世文献中又写作“方伎”，最早见于《墨子》：“举巫、医、卜有所长，具药宫之，善为舍……收贤大夫及有方技者若工，弟之。”其中如“巫”指巫祝，“医”指医者，“卜”指占卜者，可见“医”可以被视为广泛的“方技者”群体。不过在秦汉时代的文献中，“方技”开始狭义地指掌握医药技艺的专业群体。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载“秦太医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鹊也”。太医令与扁鹊均为行医者，其“伎”显然指医术，可见文献中明确将“方技”与掌握医药技艺的专业人士相关联。又《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其中将方技与诸子、诗赋、数术并列，视为古代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方技略”中收录了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类著作，其中医经类侧重医学理论、经方类收录方剂与诊疗内容、房中类涉及性医学知识、神仙类包含养生术等。颜师古注“方技”为“医药之书”，进一步确证了“方技”与医药文化的密切关联。因此，秦刻石所见“方技”是指掌握医药技艺与知识的专业群体，与此前被派遣求仙的卢生、徐福等方士并不相同。
秦代采药使团的目的是采药，这是一项非常专业的工作，从里耶秦简中的“求药”记录便可见一斑。如里耶秦简7-105“求药天下其县所有”，又简9-1305+9-1739载：“都乡黔首毋良药、芳草及它奇物者。”这是秦始皇下达“求药”诏令至郡县，郡县共同执行“求药”政令（谢坤：《从里耶秦简看“采药昆仑”》，《光明日报》2025年8月11日第8版）。据简文可知，秦始皇所求之药为“良药”“芳草”“奇物”三类，表明当时对药物有严格的分类。这就要求方技精通药材的生长习性、药性功效，能够在复杂的自然环境中筛选优质药材，同时完成初步的加工处理以避免药材变质，保证采药工作顺利开展。秦代采药使的委派及专业团队的组建，实现了由被动地依赖方士向神仙求药，转向制度化、专业化的主动采药模式。
采药任务的运行
作为皇帝的专项任务，采药使团的整体运作完全依托秦代的行政体系。首先，在受命出行时，要接受皇帝授予的“节”和“传”。“节”，即“符节”，如《周礼·地官·掌节》载：“掌守邦节而辨其用，以辅王命……门关用符节，货贿用玺节，道路用旌节，皆有期以反节。凡通达于天下者，必有节，以传辅之。无节者，有几则不达。”又《史记·高祖本纪》载秦王子婴出降时“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轵道旁”。《史记索隐》引韦昭语“节，使者所拥也”。可知“节”承载着皇权授予的权威，证明其受命于君，可在四方履职。
从都城咸阳出发，前往指定采药地域，“传”则是通行的重要凭证。如《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中记载了一起伪造“传”的案例：“‘发伪书，弗智（知），赀二甲。’今咸阳发伪传，弗智（知），即复封传它县，它县亦传其县次，到关而得，今当独咸阳坐以赀，且它县当尽赀？咸阳及它县发弗智（知）者当皆赀。”（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176页）这一记载不仅印证了“传”在秦代通行中的作用，更体现出对“传”的管理极为严格。
采药使团在通行沿途，需传舍依次为其提供食宿补给与车马调配，而“节”与“传”正是其使用传舍的重要凭证。传舍是秦代驿传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专门为过往公务人员、使者提供食宿、车马等保障。如《汉书·郦食其传》载“沛公至高阳传舍，使人召食其”，颜师古注曰：“传舍者，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后人复来，转相传也。”清晰地解释了传舍的运作模式。采药使在传舍的饮食供给，需遵循秦代《传食律》的相关规定：“御史卒人使者，食粺米半斗，酱驷（四）分升一，采（菜）羹，给之韭葱。其有爵者，自官士大夫以上，爵食之。使者之从者，食粝米半斗；仆，少半斗。”（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60页）可知使者按爵位等级享受相应标准的食物与调料，随从供给也有严格区分。具体到采药使五大夫臣翳，其爵位属于“自官士大夫以上”，即高于第五级的“大夫”和第六级的“官大夫”之上，享受“爵食之”的相应待遇。
除采药使团的饮食宿泊外，传舍还需提供“车”的维护及驾车所使用马匹的草料，适配采药使团的出行需求。在抵达目的地后，采药使需协调当地郡县官吏，安排方技开展药材采集工作。地方官吏需履行配合义务，提供向导、协助采集过程中的各种事宜，形成全方位的后勤保障。采药使团完成药材采集与初步炮制后，通过驿传系统将药材运送至都城咸阳，最终交付少府属官太医令储藏备用。
总体而言，秦代采药使的派遣，完善了秦代使者制度体系，“采药”这一皇帝专项任务的流程，彰显了秦代中央集权行政体系的高效运作能力，是秦代大一统国家治理水平的直观体现。
（作者：魏永康，系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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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岗秦简214号简 作者供图
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203号简 作者供图
《西汉会要·使外国》书影 作者供图
1987年2月24日，《光明日报》刊发秦始皇陵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道，以考古遗存直观呈现秦始皇“事死如事生”的精神诉求。2025年6月以来，光明日报率先披露新发现的尕日塘秦刻石，则印证了秦始皇晚年遣使远赴昆仑、寻访长生之药的史实。此二者遥相呼应，一为身后秩序的建构，一为现世长生的追寻，同属秦始皇晚年围绕“不朽”的重要决策。
依托新材料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印证，秦史研究诸多模糊议题得以持续深化。新见秦刻石“皇帝使五大夫臣翳将方支采药昆仑”一语，虽文字简省，却完整承载了使者身份、遣使性质、使团构成与使命指向等核心信息。
本文以石刻文本为核心，结合秦汉遣使制度、秦代爵制及相关文献与出土材料，对“皇帝使”的制度内涵、五大夫爵的身份属性及臣翳的角色定位进行考释，在现有史料框架内，对秦代边疆遣使、皇权运行与秦始皇求仙活动展开讨论。总括而言，“皇帝使”或系“皇帝使持节”省文，代表皇权直属的专项使命；五大夫爵为中高爵级，具备统领使团的资格与武力基础；臣翳身份与秦博士高度契合，可审慎推定为以博士官领五大夫爵的复合型官员。
“皇帝使”与秦代遣使制度
新见秦刻石开篇所见“皇帝使”，研究者大都以“始皇遣使”论之，视为秦代遣使巡行制度的体现，但对其制度内涵多未作展开考释。依诸秦汉典制，此处“皇帝使”当系“皇帝使持节”的省略，特指由皇帝直遣、持节行权、代表皇权执行专项使命的特使。
《周礼·地官·掌节》载：“门关用符节。”“节”，又称“使节”，与“符”合称“符节”，作为皇权象征与使者行权凭证，其制度功能于秦汉传世文献与出土材料中均可征验。《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统一后“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中央以遣使巡行、持节专命等形式将皇权延伸至边地，遣使制度已成为中央集权行政体系的重要构成。秦代出土材料中关于“符节”的记录较多，如“南郡用节不绐时，令□”（龙岗秦墓竹简，214号简）“关，关合符及传书阅，入之”（龙岗秦墓竹简，5号简）“诸侯客节来使入秦”（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203号简）“甲兵之符，右在王，左在新郪。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王符，乃敢行之”。（战国秦·新郪虎符铭文）
《汉书·百官公卿表》《汉官解诂》均明确“节”为皇权象征，使者持节即拥有承制行事、通行关隘、征调地方的合法权威。《西汉会要·使外国》载武帝天汉元年“遣武以中郎将使持节送匈奴使留在汉者”，《汉书·冯奉世传》载“前将军增举奉世以卫候使持节送大宛诸国客”，清晰呈现出西汉遣使制度中使者持节、配备副使与随行的使团人员构成。《西汉会要·矫节》所录周勃持节入北军、刘章夺节驰斩吕更始、汲黯持节发河内仓粟等事，则从多角度讲述了持节行权的制度。上述西汉制度史料虽时代稍晚，然汉承秦制，其制度内核可资逆推秦代“皇帝使持节”的基本形态。
回归刻石语境，“皇帝使”三字揭示臣翳西行采药乃秦始皇亲授使命。其深入羌中、远抵河源之行，已远超常规行政管辖范围，非持节不足以保障行动的顺利实施。此次遣使发生于始皇三十七年，适与同年秦始皇最后一次东巡形成东西双向展开的呼应之势，共同构成始皇晚年长生诉求的官方实践。该石刻不仅是秦代中央遣使边地的直接物证，亦为考察秦始皇求仙活动的制度化特征提供了关键史料，同时为追溯西汉遣使巡行制度的渊源保存了珍贵的秦代样本。
“五大夫”爵制及其统辖职能
释文“五大夫臣翳”是考析使臣身份秩级、统辖资格与使命之关键线索。《汉书·百官公卿表》载秦二十等爵制，五大夫位列第九级，属中高爵位。《商君书·境内》记其“税邑三百家”，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赐律》载汉初“五大夫秩比八百石”，具备承担重要差遣、统领随从之基本条件。
《战国策·魏策四》载信陵君欲招缩高“仕之以五大夫，使为持节尉”，可知战国时有五大夫爵位与持节尉职任相兼的案例。秦统一后，军功爵秩由军事征伐向行政治理延伸，五大夫爵级也出现向边疆事务、专项使命拓展的需求。
关于秦爵权限，《汉旧仪》《爵制》均有记述。据《爵制》所载车战编制，兵车一乘凡75人。五爵大夫主1车，属36人；六爵官大夫领车马；七爵公大夫领车马兵。九爵五大夫作为中高爵级，具备统摄低爵军吏之权限。据此推断，五大夫统辖规模当是兵车一乘为单位的倍数级。使团虽非军阵，然秦代爵级所蕴含的统属关系与身份等级，可资还原臣翳使团之规模。
复检《西汉会要·使外国》所录天汉元年苏武使匈奴事：“武与副中郎将张胜及假吏募士斥候百余人俱。”苏武以中郎将（秩比二千石）持节出使，使团规模达百余人，与五大夫翳使团在身份秩级与人员规模上两相参照，臣翳爵级稍低，其使团规模亦当具备相当人数，方足以构成深入羌中、远抵河源的行动保障。
臣翳以五大夫爵受命为皇帝特使，形成双重制度支撑：“皇帝使”赋予皇权直属之行权合法性，“五大夫”爵位则为其统领使团、保障行程提供身份依据与武装基础。然爵位与职权之外，臣翳何以能“将方技”而行采药之事，仍需从其职能背景作进一步考析。
“将方支采药昆仑”与臣翳身份的综合推定
刻石“将方支采药昆仑”之记载，明确了臣翳的核心使命与业务指向，也为其身份的综合推定提供了关键依据。“支”通“技”，“方技”在此语境中专指方士群体及其掌握的求仙制药之术，与“采药昆仑”结合观察，此处所采之药不能以世俗可采得的药材、药方来推论，而应明确专指方士动用方技获得的“不死之药”“神仙方药”，否则不需要“将方技”，而是“将医官（太医令丞）”。秦代方技涵盖医药、养生、神仙术等范畴，与秦始皇晚年求仙诉求高度契合，《史记·封禅书》《秦始皇本纪》所载秦廷征召方士、遣使求药诸事，均可与石刻内容互证。统领方技、执行边地采药专项使命，既需皇权授权与爵位权威，亦需匹配的知识与职能背景，臣翳身份因此也呈现出复合型特征。
《汉官仪》载“五大夫比博士”（雷虹霁、潘守永主编《历代职官文献集成10》，北京燕山出版社2021年，第411页），揭示五大夫爵在秩级及身份规格上与博士制度的对应。秦博士掌通古今、参议朝政，兼及祭祀、方术、医药诸领域，其职能与“将方支采药昆仑”完全适配。高诱注《淮南子·道应训》：“卢敖，燕人，秦始皇召以为博士，使求神仙，亡而不反也。”为秦代方士任博士、奉使求仙之确证。葛志毅《汉代的博士奉使制度》一文，更系统揭示博士奉使在西汉已为成熟惯例，与臣翳之遣使模式形成互证。根据廖伯源著《使者与官制演变：秦汉皇帝使者考论》一书中对文献所载秦汉使者122类官衔的统计数据，以出现频次与人数计，博士居前6位，而其秩比待遇又与五大夫爵匹配度最高。这为臣翳以博士身份奉使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史佐证。
秦博士是始皇出巡队伍构成中的顾问之官，卢敖即为“求神仙”之方士博士。臣翳西行采药，卢敖东向求仙，二人同为皇命使臣、同奉求仙之命，一西一东，形成秦始皇求仙布局的地理呼应。卢敖以方士拜博士，是秦代“方技入仕”之例。
综上，臣翳以五大夫爵统领方士、持节涉边，其身份与秦博士高度契合，据此可审慎推定：臣翳具备秦博士身份，以博士官领五大夫爵，受诏为皇帝使持节出行，兼具皇权特使、高爵官僚与方技事务主持者等多重角色。
新见秦刻石以极简文字构建起“皇帝使——五大夫——将方支——采药昆仑”之完整史料链条，不仅补证秦始皇晚年求仙活动，更为考察秦代遣使制度、爵职关系与博士职能提供了鲜活个案。该石刻清晰展现始皇遣使之制度逻辑：以皇帝使持节确立采药行动之权威性，以五大夫爵级提供统辖与武力保障，以博士职能匹配方技采药之专业支撑，最终完成兼具方术诉求与边疆经略双重内涵之专项使命。
臣翳具备秦博士身份之推定，可为秦博士群体研究提供新的史料补充，也是秦代方士任博士、奉使求仙之又一实例。田静《秦代的博士与博士制度》中提及，传世文献载秦始皇置博士70余人，后世可考姓名者仅17人。若前文推定成立，臣翳可视为目前可考之第18位秦博士。这一结论不仅丰富了秦博士的姓名与事迹资料，亦有助于重新认识秦博士之职能边界与活动范围，证明秦博士非仅局限于朝堂议政，亦可受爵、持节、统领方技，远赴边地执行专项使命。
综上，通过新见秦刻石文本与秦汉制度、传世文献互证考释，可对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一事形成完整认识。刻石所见臣翳，极大可能系兼具皇帝使持节、五大夫爵位与秦博士身份之复合型官员，其西行采药为皇帝亲授之官方专项活动，融合长生追求与边疆经略双重内涵。
该石刻作为秦始皇三十七年一手的实物资料，为研究秦始皇晚年政治活动、皇权运行模式与边疆治理形态提供了珍贵佐证，亦为出土材料与传世文献互证研究秦史提供了典型样本。当然，臣翳博士身份的推定，系基于制度逻辑的推断，尚有进一步印证的空间。
（作者：杨德永，系潍坊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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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销转注销公告：北京天马迅达快递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2MA056ALN38）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吊销转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张亮，清算组负责人：张亮，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公告：阿拉尔市智众装饰装修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全体股东（徐中福、吴洋、王维强）：请于2026年6月4日12:00，到新疆阿拉尔市台州建材城2-B号楼2层206号会议室，召开阿拉尔市智众装饰装修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讨论公司注销及成立公司清算组的相关事项，请见到公告后准时出席股东会议。特此公告。阿拉尔市智众装饰装修工程有限责任公司，2026年5月18日。
经深圳福田深通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40,000万元，以下简称“深圳福田深通村镇银行”或“吸收方”）和深圳宝安桂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71,066.4万元，以下简称“深圳宝安桂银村镇银行”或“被吸收方”）内部决策机构审议通过，深圳福田深通村镇银行拟吸收合并深圳宝安桂银村镇银行并将深圳宝安桂银村镇银行改建设立为深圳福田深通村镇银行的分支机构（以下简称“本次吸收合并”）。本次吸收合并尚待报请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等监管部门核准实施，最终结果将以监管部门的批复为准。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吸收方注册资本保持不变，被吸收方将解散并注销法人资格，被吸收方全部业务、财产、债权债务及其他一切权利义务由吸收方承继，被吸收方原有客户可在被吸收方原有网点继续办理相关业务，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不受影响，产品服务不会中断，被吸收方已经合法订立的合同依然有效。债权人如有其他要求，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提出；未提出要求的，不影响其合法享有的债权的有效性。
特此公告。
联系人：佘颖，联系电话：0755-29086521，深圳宝安桂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地址：深圳市宝安区46区卡罗社区一楼。
深圳宝安桂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18日
成都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已作出以下劳动能力鉴定结论，因无法联系到用人单位或被鉴定人，现公告送达：1.鉴定四川正洪基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职工杨正为伤残拾级；2.鉴定成都融泉保安服务有限公司职工严根春为伤残捌级；3.鉴定宜宾市叙州区军锐劳务服务部（个体工商户）职工王立伦为伤残拾级；4.鉴定成都蓝豹搬家有限公司职工刘志安为伤残捌级；5.鉴定四川贝壳口袋家居有限公司职工鲜桂芳为伤残捌级；6.鉴定四川省榕武安保服务有限公司职工陈啟华为伤残拾级；7.鉴定四川永祥德矿业有限公司职工柯余清为伤残未达等级；8.鉴定四川国惠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职工张礼富为伤残拾级，无生活自理障碍；9.鉴定新都区钟真华劳务服务部（个体工商户）职工陈鑫为伤残玖级，无生活自理障碍；10.鉴定成都鼎月餐饮有限责任公司职工蒋浩为伤残拾级，无生活自理障碍。
成都市龙泉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江苏凯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2026年4月2日，我局依法受理了鞠帅的工伤认定申请，先后两次向你司邮寄送达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和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但因“查无此单位、电话无法接通”等原因，邮件均被退回。因无法向你司进行有效送达，为确保你司的合法权益得以实施，同时经鞠帅一方申请，现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鲁370683工伤受理（2026）501号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和鲁370683工伤举证（2026）501号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请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局工伤保险科（地址：山东莱州市光州东街215号）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莱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仲裁公告
内蒙古桓坤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本委受理你与马全胜劳动争议案件现已立案受理并于2026年6月30日15时在阿荣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1室劳动争议仲裁庭开庭审理，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阿劳人仲字﹝2026﹞第94号仲裁立案、开庭文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阿荣旗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阿荣旗人社局224室）领取，逾期不领视为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
阿荣旗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刘国远：本会受理许昌市华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申请仲裁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仲裁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许仲裁字(2026)第57号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会领取，逾期视为送达。本会地址：河南省许昌市文峰路与八一路交叉口南100米许昌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院内四层。
许昌仲裁委员会
吕小毛：本会受理许昌市华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申请仲裁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仲裁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许仲裁字(2026)第56号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会领取，逾期视为送达。本会地址：河南省许昌市文峰路与八一路交叉口南100米许昌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院内四层。
许昌仲裁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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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盖仲裁、检察、税务、水务、卫健委、社保、环境、应急管理局、海关及检验检疫局、市政管理局、公证处、交通、公安、法院公告等政府职能部门行政类公告;公司类通知、声明、启事,公司公章、证件、票据遗失、注销、清算等;拍卖公告,环评公告,债权转让等各类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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