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子丹心求是路
——陈乐素的四次学术转向
陈垣（中）、陈乐素（左）、陈智超祖孙三代合影。作者提供
陈乐素参与编写的新中国第一套普通中小学中外历史教学大纲。作者提供
陈乐素参与编写的新中国第一套普通中小学中外历史教学大纲。作者提供
学人小传
陈乐素（1902—1990），广东新会人。历史学家、教育家。早年就读于北京汇文中学、东京明治大学。1923年回国后，历任广州南武中学、培英中学，北平四中、香港英华女校教员，《日本研究》月刊主编，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等。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浙江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图书馆馆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历史编辑室主任，兼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改革开放后，先后任杭州大学宋史研究室主任、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古籍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等。著有《求是集》《宋史艺文志考证》等。
陈垣、陈乐素、陈智超一家三代都为著名史学家，且都专长中国古代史，被学界传为佳话。陈乐素子承父业，承前启后，一生从事历史教学、编辑和研究工作，笔耕不辍，成果丰硕，既是20世纪我国日本古代史、中日关系史和宋史研究的主要拓荒者之一，又是新中国中小学历史统编教材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其治学生涯经历四次转向，这在学术界并不多见。
留学归国
走上史学之路
陈乐素1902年8月17日出生在广东新会。1907年随父亲陈垣到广州，先入圣心书院读书，后转岭南小学。1913年又随父北上，入北京汇文中学。他自幼嗜好读书，经常在家帮父亲抄写文献，耳濡目染，对学问有了感觉。陈乐素曾说：“就学历史而言，我的家庭条件比较有利。还在我幼年时代，我父亲陈垣就通过讲论和实践教育我，启发了我对学习历史特别是中国古代史的兴趣和对搜集史料的重视。”
1918年，陈乐素被父亲送往日本留学，在东京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专业。除上课外，他经常去听学术报告，或到图书馆为父亲收集有关中国史和宗教史的文献资料。久而久之，便加深了对文史之道的认知。其间，他接触到不少研究中国、东亚的日本学者，发现既有忠实于历史的纯正学者，也有夸大历史事实的，还有一些自觉或不自觉地借着研究中国，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做准备。有鉴于此，陈乐素认为，作为中国学者有必要研究和客观介绍几千年来的中日关系史，对此，日本与朝鲜特别是中国的史籍，都有记载，可以据此复原部分被湮没的日本古代史。1921年，陈乐素所译的关于日本金本位制度的文章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这是他最早发表的文章。
1923年，陈乐素学成回国，先后在广州南武中学、培英中学任历史教员，也教语文课。其间，陈乐素一边认真教书，一边系统阅读了“二十四史”及《资治通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庄子》等典籍，为后来的中国历史研究和中学课本编写奠定了基础，他的研究方向也由政治经济学转变为历史学。
1929年底，在马相伯、蔡元培、史量才、张伯苓、江恒源等名人支持下，陈乐素在上海创办了《日本研究》月刊，并任主编，社长为陈彬龢。1930年1月，《日本研究》创刊号出版，陈乐素在“卷头语”中道出了办刊缘由：“中日两国间在历史上，在地理上，在外交上有如此深长而密切的关系，而日本对于我国内容知道得又如此周详细致，那我们岂可对他们因为厌恶的心理而不加注意？”他厚积薄发，笔耕不辍，在该刊连续发表多篇文章，如《魏志倭人传研究》《日本民族与中国文化》《中国文字之流传日本与日本文字之形成》等。这些文章通过深入考证和缜密推演，系统探讨了中日早年交往的经历、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发展的影响，还指出了日本古籍及其古代史研究的“非史实”和“多谬误”的问题等，不仅是我国较早研究日本史的精品力作，而且引起了日本史学界的关注。此外，《日本研究》月刊社“尚有读物多种”出版，如《日本故事》《东三省故事》《今日之日本》《中日的关系》《太平洋故事》等，旨要之一在于“进一步使中小学生彻底明白日本计”及“其积心处虑以谋人国”。
抗战爆发
转治宋史
陈乐素原本准备将中日关系史写到甲午战争，但是“九一八”事变打乱了中国历史进程，也打乱了他的创作计划。“九一八”事变后，陈乐素离沪回京，在北平四中任教员，把目光转向宋史研究。因为宋代是我国古代外患最严重的一个朝代，尤其是“靖康之耻”成为国人挥之不去的梦魇，在他看来，研究宋史可以唤醒民众的觉悟，提振民族精神和抗战意志。
1933年，陈乐素在《辅仁学志》（1933年4卷1期）上发表了第一篇关于宋史研究的长文《宋徽宗谋复燕云之失败》，以古喻今，讥讽当局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之后，又连续发表《徐梦莘考》（北京大学《国学季刊》1934）、《三朝北盟会编考》（《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6）、《宋初三馆考》（《图书季刊》1936）三篇论文。
陈乐素在北平寓居西四北大街路西，离父亲家不远。陈垣对这位长子寄予厚望，并通过言传身教，影响了陈乐素的学术道路。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陈乐素携家带口朝着南方避难，一路上颠沛流离，苦不堪言。到达香港后，经许地山介绍，在九龙英华女子中学任国文和历史教员，所得薪金勉强维持一家七口人的生活。
1942年10月，已迁徙至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史学教授张荫麟因病逝世，史地系主任张其昀即与校长竺可桢商定，函聘滞留广西桂林的史学大师陈寅恪来校任教。陈寅恪因病未能成行，遂推荐陈乐素为浙大史学教授。于是，时年40岁的陈乐素又携家带口，从香港出发，经广东湛江辗转流徙，通过日军盘查，克服种种困难，于1942年1月到达遵义就职。以一位中学教员而能够被著名的国立大学直接聘为教授，实属不易，反映出他多年坚持不懈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水平得到了认可。到浙大任职，是陈乐素一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在浙大工作十多年，一边教书育人，一边研究治学，兢兢业业，认真负责。他挑灯夜战、苦读苦写的情景，令不少浙大人印象深刻。
陈乐素在浙大教书期间，遵照父亲陈垣书信提出的“乘精壮之年，养好身体，多著几部书，最有意思”的要求，进一步钻研宋史问题，先后发表了《宋史艺文志序文证误》《南宋定都临安的原因》《宋代杭州在经济上的地位》《明末吴杭两戴笠》等论文，内容涉及宋明政治、经济、文化、人物及典章文物制度等领域，在占有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既有严谨扎实的实证考辨、周密的逻辑分析，也体现了借古讽今、借古喻今的深刻内涵，由此确立了他在我国20世纪宋史研究中的学术地位。
抗战胜利后，陈乐素随浙大迁回杭州。1949年杭州解放，陈乐素奉命参与军管会接管浙江大学工作。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陈乐素到新组建的浙江师范学院担任历史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
在人教社
编写历史教材
1954年，教育部从全国各地选调了100多名学科专家、一线名师充实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队伍，陈乐素被安排到人教社担任编审、历史编辑室主任。
陈乐素奉调进京工作和生活，父子俩再次团聚。年老体衰、工作繁忙的陈垣看到长子和已成年的孙子陈智超等十分高兴，对陈乐素新从事的教材编辑工作也给予了大力支持。
陈乐素早年长期在中学任教和教研的经历，对其在人教社的业务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中小学十二年制的教学计划，特别重视文史地基础教育，规定小学五、六年级与初、高中都要开设语文、历史、地理课，而且分科较细。因此，陈乐素带领的历史编辑室的任务主要有三项：一是根据政府发布的历史科教学计划为教育部代拟教学大纲（课程标准），包括小学历史、初中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高中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共计五种；二是根据教学大纲编写相应的各学段历史教科书，这是最重要的任务；三是在编好每册教科书的同时，还要编出供教师用的教学参考书或教学法。他们要编的是新中国第一套统编统用的教材，即所谓“一纲一本”的“国定制”教材，而且要求以人教社为基地完成每个学科全链条的工作，实行的是“纲本共济”“编审合一”的特殊政策，所以每个编辑室的工作量是相当繁重的。陈乐素在《为完成1955年的工作任务而奋斗》一文中写道：“通过以上这些分析，我们怎能不感到兴奋、感到光荣、感到责任重大呢？”
陈乐素带领十多位同仁广泛调研、深入研究、反复讨论，在征求学科专家和一线教师意见的基础上，于1954年10月提出了《中学历史教科书编辑工作的意见》，作为教材“施工”的指南，并经教育部和中央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先后审查通过。该意见总结了前几年编写历史教科书的成绩和经验，也指出了存在的一些问题，重点探讨了历史教科书编辑的一系列原则问题，如中国历史分期、世界史编辑方针与中外历史的关联、少数民族历史等，又提出了历史教材编写“初中先中后外，高中先外后中”“世界史是直线式，中国史是螺旋式”“中外比例二比一，古今比例是一比一”等意见。
此后，陈乐素和同事用两年时间为教育部起草中小学历史科教学大纲，包括《小学历史教学大纲（草案）》《初级中学中国历史教学大纲（草案）》《初级中学世界历史教学大纲（草案）》《高级中学中国历史教学大纲（草案）近代史部分》《高级中学世界近代史现代史教学大纲（草案）》，于1956年由教育部颁行。“这是新中国正式公布的第一套完整的中小学历史教学大纲。”其中，陈乐素具体负责的是中学中国历史教学大纲的起草工作。
几乎与编订教学大纲同步，他们用两年多时间编写了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包括小学历史4本，初中中国历史4本，初中世界历史2本，高中中国历史4本，高中世界史2本。校订者均为人教社领导叶圣陶、辛安亭、巩绍英、朱文叔。这是一套全新自编的历史教科书，也是新中国第一套历史统编教科书。作为编辑室主任，陈乐素除了审阅、修改所有教科书之外，还直接参与了《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4册）、《高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4册）、《小学教师轮训班暂用课本中国历史》的编写工作，以及《高级小学课本历史》（4册）的校订工作。
在编好每册教科书之后，历史编辑室又开始同步编写教学参考书，供教师教学时使用，计有高小历史教参4册，初中中国历史教参4册、世界历史教参2册，高中中国历史教参4册、世界历史教参2册。到1956年秋季学期之前，所有编辑出版工作全部完成。
这套教材问世后，受到了史学界和教育界的关注和赞誉，以《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编写者陈乐素、汪籛、邱汉生、苏寿桐、姚涌彬、王剑英）为例，在体例结构上严格按编章节通史体编写，课文使用大小两种字体，配有精美的插图，书后附设“大事年表”。这套教材在内容上注重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作用，并注意到我国各民族对祖国历史的贡献，增加经济史和文化史的内容，增加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始”的篇章，时间下限延至1956年。《历史教学》杂志在1956年7月号开辟了“介绍中学历史新教科书特辑”，著名史学家侯外庐、邓广铭，以及一线历史教师杜金铭等发表文章予以好评，称该课本为“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第一套正式出版的比较系统、比较完整的初中历史教科书”。
陈乐素从大学教授转为出版社教材编辑，工作勤勤恳恳、认真负责，对组织编写新中国第一套历史统编教材作出突出贡献，受到了称赞和表扬。他的搭档苏寿桐称其为“老师、同志、忘年交”，认为陈乐素长期潜心学术研究和大学教学工作，作为一位卓有成就的历史学者，要他中道改弦更张，做他未曾做过的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工作，而且工作量之大，组织协调之烦琐，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但他到了新的工作岗位，很快就进入了角色，通过多次到学校调查研究、召开一系列座谈会，参与历史教学大纲编订等，深刻认识到教材工作的重要性和特殊性，毅然暂停了过去几十年从事的宋史学术研究，专心致志地探求教科书的编辑规律，组织协调全室人员和社外各路人马，所编出的多种中外历史教材深得史学界、教育界的好评。
1956年，陈乐素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参与指导研究生。他还参加了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和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的编写工作。
“文革”开始后，人教社教材编辑出版工作停滞，陈乐素被借调到中华书局参加点校本《宋史》的编校工作。1969年，他被下放到安徽凤阳“五七”干校劳动，直至1971年退休。
自1954年到1971年，陈乐素在人教社工作了18个年头，人教社是他一生工作时间最长的单位。
改革开放
回归宋史 整理古籍
改革开放之后，陈乐素枯木逢春，重新焕发生机，从退休状态又变回了一位大学教授，治学方向也由教材编研转为宋史研究和古籍整理，为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作出了新贡献。
1978年，76岁的陈乐素被聘为杭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并当选为浙江省历史学会会长。1979年，他应邀回家乡广东工作，任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宋史研究室主任，并负责筹建古籍研究所，使该校成为全国宋史研究的又一重要基地。他还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聘为兼任研究员，同时在该所、杭州大学和暨南大学三处招收宋史研究方向的研究生，培养了张其凡、何忠礼、周生春、程民生等一批知名学者。河南大学程民生教授回忆说：“我应届考入广州暨南大学历史系攻读硕士研究生后，师从陈乐素先生学习宋史。陈先生名师宿儒，学问精湛，用老派的传统方法，让我们抄古文、学点校，教我们目录学、校勘学。仿佛私塾开蒙式的教育，恰恰是学习古代史的不二法门，是必须打的基础。从先生那里学到的，主要是一字一句揣摩的严谨治学态度，奋斗不息的工作态度——先生80岁时，还制定有15年的计划。”
1984年11月，陈乐素出任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首任所长。在那段时间，他千方百计为学校图书馆和资料室购买图书文献，遍访大江南北古籍书店，集藏了不少经典及善本，还发表了《学习历史 整理古文献》《北宋国家的古籍整理印行事业及其历史意义》《陈垣与史学研究》等文章。作为我国有成就有影响的老一辈宋史和粤史专家，他还担任了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广东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顾问等。
陈乐素在耄耋之年壮心不已，仍刻苦自励，勤勉治学，创作不止，在《杭州大学学报》《学术研究》《中国史研究》《历史教学问题》等刊物上发表一系列论文。其著作《求是集》《宋元文史研究》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他晚年花费大量时间撰写《宋史艺文志考证》，以极其坚毅的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辛勤著录，三易其稿。宋史学界将陈乐素与北京大学邓广铭、上海师范大学程应镠并称为20世纪80年代“宋史学界三巨头”，其中陈乐素在文献学领域成就最大。
陈乐素既是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的楷模，也是积极、向上、乐观生活的好榜样。他豁达开朗、和蔼可亲、待人厚道，一生遭遇很多压力和困境，他都尽力保持安之若素的态度。陈乐素在生活上十分简朴，他自己说：“乐素乐素，喜欢吃素。”“粗茶淡饭，安之若素。”他还说过：“一个人的学问，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长时间的磨炼才成，身体不好，就难以维持长久。”因此，他注意锻炼身体，能不坐车就不坐车，平时还随身带个小小“健康球”，十指转动，带动血液循环。
1990年7月20日，陈乐素与世长辞，享年88岁。暨南大学副校长、历史教育家王越教授为他写的挽联是：“宣扬求是精神，两卷鸿文堪问世；树立过庭风范，一门史学有传人。”这是他一生业绩的写照。
（作者：郭戈，系人民教育出版社研究员、叶圣陶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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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论学
我是历史学科的教育和研究工作者，最初所受大学教育却并非历史学。我十六岁赴日本留学，攻读的学科原是政治经济学。只因自幼对历史感兴趣，所以在大学期间，把相当多的时间用在读历史书、抄录历史资料、访问著名历史学者上。就学历史而言，我的家庭条件比较有利。我父亲陈垣精研元史和宗教史，又精于考据；还在我幼年时代，他就通过讲论和实践教育我，启发了我对学习历史特别是中国古代史的兴趣和对搜集史料的重视。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我对日本侵占东北和当时政府所持不抵抗主义十分愤慨，发表了《宋徽宗谋复燕云之失败》一文，意指像宋徽宗这样的昏君，也还有过谋复燕云的行动，难道现时代的执政者连古代昏君也不如？从此便把宋代历史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从研究它的外患频仍进而研究它的经济、政治、文化，写出若干论著。为了打开研究宋史的难关，我决心较有系统地学习研究打开古籍锁钥的基本学科校勘学、目录学、史料学等等，进一步体会到对我国古代史的研究工作者来说，不在这些基本学科方面下一定功夫，就不能鉴别史料，也就难于运用精确的史料去解决历史问题。
据我自己的经验，整理古籍必须有古代语言文字学、校勘学、目录学、版本学、史料学、避讳学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和有关专业知识。校勘是整理古籍的最基本要求，选择底本是校勘工作的关键，没有上述基本知识，首先就难于选定底本，进行校勘。我只就避讳学和专业知识在整理宋代史籍中的重要性，举例略谈一二。宋代非常讲究避讳。避讳之风不始于宋，但宋时最盛，避讳种类和方法繁多。因避讳改变姓名、官名、地名、书名、年号以致史实混淆，给历史研究造成许多困难。专业知识对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重要，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宋代的职官制度非常繁复，校勘者倘不重视这方面的知识，有时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我曾见到有人把宋太宗时人“侯莫陈利用”当作“侯莫”和“陈利用”两个人，这是因为对宋代历史不熟悉，其实，《宋史·太宗本纪》有他被赐死的记载，《宋史·佞幸传》有他的专传。而“侯莫陈”这个姓在《北史》中早有。只要对有关专业古籍平日多加涉猎，校勘时多加查对，这些问题是不难解决的。此外，前人校勘工作的经验和成果，如能适当利用，对当前的校勘工作有好处。
在整理和出版的具体问题上，我们看到，有一些已经点校出版的古籍中，错标点、错解释之处还时有发现。这是前进过程中的问题，也并非全能避免，但最好尽量在出版前把好关，做好仔细核校工作，以免可能出现片面追求数量、速度而忽视质量的情况。由此想到，在培养和使用人才问题上，一方面要尽快使年青的一代掌握整理研究古籍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使更多的人通过学习也通过实践获得提高；另一方面，在选择某种古籍的整校研注者时，最好尽量照顾到本人的专业素养，用其所长，以免事倍功半。
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是一项非常严肃而又细致的工作。最简单校勘也需要以认真谨慎的态度对待，有时需要查对许多古籍才能解决某一个字或一句话上的问题，所以还需要校勘者有极大的耐心、耐力。我写《宋史艺文志考异》一书，对九千多种只有书名、卷数、作者而无其他记载的宋代古籍目录作考订，几乎用近五年时间才完成初稿。这还是因为原来对这部书就比较熟悉，否则，需时可能还会长。
古籍的整理研究是涉及保存我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发扬我们灿烂的民族文化传统的大事，它意义重大而又相当艰巨，需要我们以严谨的学风和认真的态度去从事。
——摘编自陈乐素《学习历史 整理古文献》，载于《求是集》第2集，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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