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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

18 px往期
光明日报
2026-04-13 ·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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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16 个版面 · 63 篇文章 · 35 张配图 · 约 111,779 字
内容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电子版
生成时间:2026-10-06 22:35
第01版:头版4 篇

【提灯·为烈士寻亲之十九】为无名烈士寻亲的背后……

——井冈山、光明日报社联合寻亲专班已为四名烈士找到亲人

寻亲过程中实地探勘红色遗迹。井冈山市委宣传部供图

寻亲专班查证烈士资料。井冈山市委宣传部供图

2024年清明节,黄渭波烈士后人来神山村烈士墓前祭奠亲人。井冈山市委宣传部供图

扫码看视频 回溯寻亲历程

【提灯·为烈士寻亲之十九】

夜半三更哟盼天明

寒冬腊月哟盼春风

若要盼得哟红军来

岭上开遍哟映山红

今年清明节前后,这首50多年前电影《闪闪的红星》的插曲红遍了网络,有普通话版的、有各地方言版的,甚至还有外国语言版的。

众声齐唱“映山红”,说明大家对那段红色岁月,以及千千万万为中国革命牺牲的先烈们的怀念!

就在这样的日子里,寻亲报道组又一次走进井冈山。

这是映山红的海洋,如霞似火的花朵沿着沟壑峰岭蔓延,将井冈山的春天装点得生机盎然。

黄洋界山脚下的神山村,红军烈士墓庄严肃穆,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挺立。纪念碑前的广场上,正在进行朱建盛烈士后人的认亲仪式:

“太爷爷,终于找到您了!97年了,全家人一直在思念您……”烈士的曾孙朱尚辉满含热泪倾诉。

朱建盛,是井冈山市委市政府、光明日报社等联合开展“为烈士寻亲,为天地铸魂”活动以来,最新确认牺牲在神山村的红军烈士。3年多来,这场牵动亿万人心的“红色寻访”,先后为来自湖南、江西的四位烈士确认了身份、找到了亲人。

“仗剑出乡关,血染井冈山;杳踪近百年,今日终‘团圆’。”这场跨越近百年的“团聚”背后,有着太多太多感人肺腑的故事!寻亲报道组,经历了这些点点滴滴的过往……

2022年6月,为采访乡村脱贫,光明日报调研组来到这个藏在罗霄山脉深处的小村落。

这个曾经连温饱都难以为继的贫困山村发生的惊人蝶变,深深打动了调研组。调研报道《神山村三日》刊出后,引发各界热烈反响。

就在这次采访中,调研组发现了这个山村不为大众熟知的一段红色往事:

井冈山斗争时期,神山村是红军的大后方。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都曾率部在这个小山村住过,帮助村民解决生活中的难题,带领他们发展生产、学习文化。

村民赖福洪讲了这样一个细节:“一批红军官兵曾在我们赖家祠堂里养过伤。听奶奶讲,屋里躺不下,连走道上都摆满了担架。”说到这里,他突然想到了什么,“瞧,我家门口往前几十米的那个小山坡上,就埋着红军烈士呢!那个老人可能会讲得更清楚。”

赖福洪喊来在不远处纳凉的吴清娥老奶奶。老人告诉调研组:“小时候,听姆妈讲,里面埋了7个红军。姆妈总是叮嘱我们,不要在山包上乱跑,更不要到那里砍柴,小心惊扰了亲人。姆妈还说,他们下葬的时候,村民们争着把家里最好的木料拿了出来,做成棺材。为了防止白狗子发现后掘墓,全村男女老少都发了誓:严守秘密,绝不外传。有神山老表一条命在,就有红军墓在!”

“这些红军都是哪里人?”

吴清娥答不上来。“哪里人、名字,没人知道。”她用袖口擦拭着眼角,“他们的父母、家人,可能也不知道他们埋在这里。”

回到驻地后,调研组的几位同志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大家商议后决定:为无名烈士寻亲。

调研组将了解到的情况,报告给了井冈山有关部门。井冈山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派出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有关专家到神山村实地勘察。

专家组对墓葬形制、安葬年代、遗骸特征严密论证后认为:确系一处红军烈士墓。

此处墓葬,为何此前不见史料记载?专家们分析认为:与地名误传有一定关系——神山,原名“城山”,因四周高山环拱、状若城垣而得名。这个村子,土籍、客籍混居,赣人、湘人杂处,口音不同,在当地方志等史料里“神山村”多被写作“成村”,后来才逐渐演化为发音相近且寓意更好的“神山村”。

这个关键点一确定,大量关于“成村”“城山”的文献记录便“对上了榫”。但是,烈士家乡何处?姓甚名谁?当年隶属红军的哪支部队?尚不得知。

2022年8月3日,光明日报社发出倡议,与井冈山市委市政府、井冈山报社(今吉安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启动为神山村七烈士寻亲活动。

光明日报头版开设了《提灯·为烈士寻亲》专栏,在报网端微屏各个平台开通寻亲热线、建立烈士寻亲专题。各发起方联合成立了寻亲活动工作专班,组建寻亲小分队开展各项工作……

毕竟90多年过去了,史料又是那样的有限!寻亲,如同大海捞针一般。

从何处下手?首先要做的,是排查线索,确定烈士牺牲时间,推断相关战斗和参战部队。

“我们反复采访村民,从‘冬天’‘大雪’‘彭德怀’等关键词出发,遍查《宁冈苏区志》《宁冈县志》《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等史料以及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老红军何长工、田长江、冯瑞田等人回忆文章,最终确认烈士们牺牲于1929年1月第三次反‘会剿’期间。”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副馆长饶道良回忆。

平江起义纪念馆、莲花一枝枪纪念馆、遂川县博物馆……在相关各地革命纪念馆、博物馆全力配合下,寻亲专班锁定此次战斗参战队伍,逐一联系,两个月下来,共获取61209位烈士的基本信息。一支支部队梳理、一位位战士查证,目标名单逐步缩减:由6万多人到2万多人、数千人,最终只剩200余人。

继而是实地走访。翻山越岭、涉水过溪、走村串户,无论是寒冬还是酷暑,哪管顶疾风还是冒骤雨,寻亲专班前后30多次深入湘赣两地,敲开一扇扇深藏故事的大门,面对一张张历经沧桑的面孔,倾听一段段饱含深情的讲述,求解一个个充满悬念的细节……一路走来,笔记写满了厚厚几大本。

热线电话、网络留言,也络绎不绝。

“积极扩散,让英魂安息”“烈士为我们洒热血,我们助烈士叶落归根”“这是寻亲,更是精神洗礼”……数千人主动报名志愿寻亲,多地民众自发集结宣传扩散。神山村的乡亲们,更是全身心地投入进来,组织宣传、收集线索……

这场寻亲,演化成了赓续红色血脉的全国大行动!

烈士遗骸DNA检测也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寻亲专班委托井冈山市公安局等部门提取了烈士遗骸检材,送到公安部,由权威专家主持开展。

“未检出分型!”结果也在情理之中——相隔近百年,环境潮湿,检材数量有限……然而,谁也不愿放弃!第二次检测紧接着开始。

“检出DNA片段,但分型不稳定。”又是“无果”,但已见光亮。继续检测!

终于,2023年2月,烈士遗骸检测出可用结果。

这可贵的、带着生命遗传“密码”的信息,被录入全国DNA数据库进行“拉网式”比对。

寻亲活动,不觉已过去了一年多……

我们期待中的答案,究竟何时能出现?

惊喜,终于来了——第一位烈士找到了!

2023年8月的一天,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副研究员何小文打来电话。一向沉稳的他,语速明显快了几分:“烈士名叫黄渭波,湖南茶陵人,牺牲时为茨坪苏维埃政府秘书……”

何小文向我们讲述了确定背后的一波三折:

2022年冬天,寻亲专班在湖南考察走访时,就留意到了“黄渭波”这个名字。因为,老乡说起黄渭波,能道出明确的部队归属、作战地点和牺牲时间,这在当时查证的6万多位烈士中,是唯一一个。然而,因多次寻访其后人未果,这条线索不得不暂时搁置下来。

直到次年4月,专班在反复筛查中意外发现了黄渭波的革命烈士证,上面的多处信息均与神山村烈士吻合。

还没来得及兴奋,两个明晃晃的“问号”又横在眼前:烈士证上,牺牲时间为1929年12月;埋葬地为宁冈“三保严头村”。

这又是为何?专班继续查证。

3个多月后,随着“烈士家属光荣纪念证”等更多资料陆续被找到,这两个“问号”终于被拉直:在黄渭波其他档案资料中,牺牲时间均与神山村烈士相符,且1929年12月这一带并无战事,足见是烈士证上时间有误;“三保严头”为“三保源头”近音误记,后者正是今天的神山村一带。

此外,黄渭波烈士安葬情形也与神山村村民口述基本一致——纪念证上“安葬情况”一栏中清晰写明:烈士是“用白棺材埋的”……

“基于环环相扣的史料考证、村民和家属的口述佐证,党史专家进行多次论证后,认定黄渭波烈士埋骨神山。”何小文说。

寻亲路径的科学性、正确性得到了验证!专班成员欣喜不已,怀着更大的信心继续推进。不久后,重大发现接连而来——

2023年9月,第二位烈士身份确认:何连钰,江西遂川碧洲镇安子前村人。通过DNA查询比对,在全国共筛选出1200多位匹配度较高的疑似烈士家族成员。随后,寻亲专班查阅档案、实地走访,逐一筛查后锁定何氏家族,采集烈士后人何明理血液样本比对后,成功得出结论。

2024年8月,第三位烈士身份确认:肖栋才,湖南平江县南江镇凤阳村杨柳屋人,牺牲时任红五军某部班长。这次发现,是通过对“平江英烈名单”里199位井冈山作战牺牲英烈的逐一核查而实现的……

每找到一位烈士,都会带来一段潸然泪下的感人故事,都会触摸到一段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

黄渭波,“一门三忠烈”,父亲黄道宏、哥哥黄渭涛分别担任红四军第三十二团情报联络员、特务排班长。黄渭波牺牲时新婚不久,妻子已有身孕,直至生命最后,黄渭波都未能见到女儿一面。红军撤出井冈山后,黄家遭白狗子疯狂报复。1930年5月2日,黄道宏执行任务途中被“挨户团”杀害,黄渭涛则于1931年7月22日血洒宁冈县长岭。

何连钰,家族中12位亲人接连参加革命,全部为国捐躯。其中,只有9位收录在遂川县烈士英名录中,其余3位事迹只能口头流传;此前已确定安葬地的,仅仅1人。何连钰于1927年12月参加革命,在安子前村暴动队担任伙夫班班长,随后被编入赤卫队,参加井冈山革命斗争,牺牲时尚不满22岁。

肖栋才,17岁就离开家乡,跟着彭德怀平江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后来,家人得到了他作战牺牲的消息,却不知埋骨何处。1967年,肖栋才的继子肖旭林专程赶赴井冈山,通过多种渠道打听父亲情况,获知父亲埋在了一个“有好多湖南人居住的小村子”。奔波数天,他也没能找到这个村,只好在井冈山下取一抔土带回平江老家,为父亲建造了一座衣冠冢……

寻亲,让英雄有了回家的路。每次寻访、每次交谈、每听到一个口口相传的红色故事,都是对精神的震撼与洗礼,也让我们寻亲的决心更加坚定!

又隔了一年多,第四位烈士找到了。

他就是朱建盛。湖南浏阳人,牺牲时任红四军第三十二团副团长,是井冈山第三次反“会剿”战斗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指挥员。

这次找寻,同样历尽艰辛。

2025年10月16日,湖南浏阳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迎来了几位风尘仆仆的客人。他们是专程从井冈山赶来的寻亲专班成员。

已经数不清这是第几轮寻访了。寻亲专班在江西万载县,湖北通山县、崇阳市、通城县,从大量烈士名录中重点核查了牺牲地为井冈山的22位英烈,但均未获突破。循着史料的蛛丝马迹,他们又来到了浏阳。

仔细查阅浏阳方面初筛出的15位烈士材料,聆听当地党史专家的介绍,一个名字引起了专班所有人的注意:朱建盛,信息与神山村烈士高度契合!

会是这个履历上写满传奇的英雄吗?

“心跳一下子加快了!紧张、兴奋、充满期待……”寻亲专班成员、井冈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李芳回忆当时感受。

当天下午,入户访谈便开始了。

“我们前往浏阳淳口镇大石板村和狮岩村,分别访谈了朱建盛87岁的亲侄子朱招普、50多岁的亲侄孙朱世山以及朱世山的表姐夫周建立等人。”令李芳深受触动的是,烈士后人同样从未停止过对亲人的找寻。

“快100年了,家里一代传一代,一直在找。听老人讲一点、去家谱里找一点、再去档案里核一点……很多线索,时日遥远早已断了;很多往事,老人一想起来就掉泪。”朱招普哽咽着说。

访谈一步步深入,谜团一点点解开。

周建立是参加过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的退役老兵。20世纪80年代,他曾就朱建盛的生平与开国少将熊晃有过交流。

“熊将军告诉我,当年他是在朱建盛动员下参加革命的,他一直将这位同乡视为引路人。1929年1月,朱建盛在井冈山保卫战中受伤后,转移到黄洋界山脚下的一个村子里救治,因伤势过重而牺牲。”周建立的记忆十分清晰。而这一说法,也得到了多种档案记录的印证。

1月22日,在井冈山市、浏阳市联合举行的“为烈士寻亲”工作座谈会上,10多位党史专家就朱建盛烈士事迹进行研讨,一致确证其安葬地点为神山村。

“这一结论是基于历史战局复盘、地理环境分析及多重证据考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何小文说。

至此,神山村红军烈士名录里,又添了一个闪亮的名字。

朱建盛,1893年出生于浏阳山田乡中和村一户贫农家庭。十几岁时就随父亲到城里做泥水工,因“敢于斗争,乐于助人”而威信极高。1925年,他开始组织工人运动,次年被推选为浏阳县总工会第一任委员长,进行了许多“群众称快、敌人胆寒”的工作。

1927年“马日事变”后,他率工人纠察队参加工农义勇军,之后参加秋收起义,曾任毛泽东同志所在的前委警卫连连长。上井冈山后,他参加了历次反“进剿”、反“会剿”斗争,功勋卓著。1929年初,在第三次反“会剿”战斗中负伤牺牲。

“因为太爷爷干革命,太奶奶和两个儿子都被反动派杀害了。太爷爷的大弟被逼得流落他乡,靠要饭捡破烂活命,孤独终老;二弟天天担惊受怕,只能躲在深山老林里……可家里人从来没有怪过他。因为我们知道,他不是不要小家了,他是把命交给了革命,交给了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这次认亲仪式上,肃立在烈士墓前,朱尚辉红了眼眶。

3年多的寻亲,我们不但为四位烈士找到了亲人,还寻获了很多、很多……

——是对英烈后人的深切告慰,圆了亲人们多年的期盼。

“外公,后辈们一定会秉承您的遗志,将革命精神发扬下去!”每次来到黄渭波烈士墓前祭奠,陈银洪都泣不成声。他脑海中,反复回响着母亲临终前的嘱托:“要牢记你外公献身革命就是为了今天的幸福生活,要倍加珍惜,走正道、务正业、干正事,要紧跟党组织走。”

“太公,我们非常怀念您。您放心,我一定好好学习,和您一样成为对祖国有用的人!”9岁的小姑娘何紫涵从口袋里拿出一封写给何连钰烈士的信,挺直腰板念了起来。那稚嫩却工整的文字,是她花了一个晚上趴在灯下写出的心里话。

在肖栋才烈士的家乡,那座衣冠冢旁已添了从神山村烈士墓前带回去的一抔新土,从此年年,亲人不再杳然无踪;在朱建盛烈士的亲人中,他的革命故事已成为“家族教材”,字字句句,铭刻着人生的荣光与豪迈……

——是对红色基因的广泛弘扬,让英雄故事永远流传。

“在寻访过程中,我们邂逅了很多红军后人。看着那些饱经风霜的老人颤抖着双手,小心翼翼地拿出珍藏多年的发黄书信、磨损勋章、烈士证书;听着他们眼含热泪,讲述先人舍生忘死闹革命的英雄事迹……我们感受到了刻骨的思念,更感受到了涌动在革命老区生生不息的红军精神!”寻亲专班成员、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副馆长李归宁认为,每一次寻访,都是一次精神洗礼。

神山村村民自发组织“农民宣讲团”,把寻亲的故事讲给全省老表听;“我的井冈行”研学活动来到神山,在一茬茬中小学生心里种下“忠贞与奉献”的种子;“寻亲热线”和网络留言依旧火热,如磁石般汇聚着人们对英烈的尊崇之心与追随之情……烈士们的精神如星火燎原,感染并振奋着越来越多人。

——是井冈山精神的赓续,教育人们世世代代永葆初心。

走进今天的神山村,一切,都在生机勃勃地发展着、生长着、惊艳着——灿若云霓的桃花让山坳坡岭宛如油画,如织的游人漫步大街小巷感受着盛世的怡然,生产线上源源不断的“神山出品”让人们体会到前景的光明灿烂……

“村民们的日子越来越富足。这是烈士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我们只有努力奋斗,把家乡建设得越来越好,才能告慰先烈们的英灵!”神山村党支部委员、村委会副主任赖国洪正在捡拾纪念碑广场上的落叶。“红军烈士墓”是他捐出自家宅基地修建的。旁边的“革命烈士纪念碑”是光明日报调研组捐出报告文学《神山星火》稿酬建起的……

井冈山市委书记廖东生正在神山村调研。他动情地告诉我们:“井冈山斗争时期,48000多位先烈在这片红土地上牺牲,而目前有名有姓的只有15700多位。神山寻亲,意义早已走出了神山。为烈士找到家人,告慰所有与祖国山河同在的英魂,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作者:寻亲报道组 寻亲报道组成员:本报记者王慧敏、邢宇皓、王斯敏、胡晓军、孙金行、王洋)

一季度上合示范区中欧班列货运量创新高

国际物流枢纽作用进一步显现

本报青岛4月12日电(记者张翼)据青岛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上合示范区开行中欧班列253列,同比增长2.43%,运送货物总重超17万吨,同比增长3.10%,班列到发数和货运量双双创历史同期新高。上合示范区2018年启动建设以来,累计到发中欧班列5729列,运送集装箱47万标箱、进出口货物397万吨,国际物流枢纽作用进一步显现。

为聚焦上合示范区高质量发展需求,保障班列高效运行,青岛海关所属胶州海关创新“上合快通”海关监管模式,实现上合示范区海运货物“码头直提、公路直转、铁路直发”,每票过境货物节省相关费用150元,缩短待港时间1.5天。同时,海关持续优化服务举措,专门设立服务窗口和中欧班列(上合快线)咨询点,为企业提供一站式、精准化通关指导。

截至目前,上合示范区已常态化开行22条国际班列路线,覆盖上合组织及23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54座城市,构建起东联日韩、西接欧亚、北达蒙俄、南至东盟的物流枢纽网络。

“中欧班列是上合示范区对外开放的重要抓手和物流主干,更是服务共建‘一带一路’畅通国际物流大通道的核心陆路通道。”胶州海关副关长吕宁表示,海关将不断提升通道能级与服务效能,全力推进国家级中欧班列(济青)集结中心建设。

【晒晒咱的镇馆之宝52】清乾隆錾胎珐琅金鼎:广作錾胎珐琅巅峰之作

清乾隆錾胎珐琅金鼎 广州博物馆供图

【晒晒咱的镇馆之宝52】

华丽、富贵、流光溢彩,是人们看到广州博物馆这件清乾隆錾胎珐琅金鼎时常会联想到的词语。它是由当时广州工匠制作并呈送宫廷的贡品,见证了广作錾胎珐琅的巅峰时期。

走近金鼎细看,会发现工匠在金属胎上运用錾刻技艺,雕琢出精美纹样。器物通体饰以红、黄、蓝、绿、白五色珐琅釉料,黄色细弦纹为底,肩饰绿色如意纹,腹饰蝠云纹与团寿字,寓意“福禄寿”。盖顶还镶嵌了一颗莹润光泽的绿翡翠,整体造型雍容华贵,工艺尽善尽美。

广州博物馆研究人员余曼介绍,珐琅工艺历史悠久,最早出现于埃及地区,大约在13世纪经阿拉伯地区由陆路传入中国。依据制作工艺的不同,金属胎珐琅器可分为掐丝珐琅器、錾胎珐琅器、画珐琅器等几个品种。錾胎珐琅器,顾名思义,就是将金属錾刻技法运用于珐琅器的具体制作过程中。

清代以来,广州长期作为中国对欧美贸易的主要门户。尤其自乾隆年间“一口通商”后,大量西洋商人和工匠由此进入中国,当地工匠得以直接接触并吸收欧洲金属工艺与珐琅技艺之长,使广州珐琅(又称“广珐琅”)制作技艺迅速发展,成为清代錾胎珐琅工艺的中心。清宫内务府造办处的珐琅匠人多由粤海关选拔送入宫廷,被称为“南匠”。余曼说:“乾隆年间是广珐琅制作的鼎盛期,当时在长春园北部修建方外观、海晏堂、远瀛观等西洋式建筑群,室内陈设需要大量珐琅器,极大地促进了广珐琅的发展。乾隆十三年(1748年)起,粤海关开始承办广珐琅贡品,将本地精制的珐琅器源源不断送入宫廷。”

有趣的是,乾隆皇帝本人对繁缛华丽的审美追求,也直接影响了这一时期珐琅器的风格。据清宫造办处档案记载,乾隆曾传旨:“鼻烟壶上花卉画得甚稀,再画时画得稠密些。”这种追求,在这件錾胎珐琅金鼎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纹饰布局繁密,五色珐琅交相辉映,还嵌以翡翠,尽显华贵气派。

这尊乾隆錾胎珐琅金鼎不仅是一件精美的器物,更凝结着广州工匠融汇中西的智慧,也记录下时代的审美趣味。

(本报记者 唐一歌 吴春燕)

【改进文风大家谈】史学文章应有可读性

【改进文风大家谈】

多年来阅读史学文章,总能遇到一些“难读”之作——或连篇累牍地考据,乃至堆砌史料,獭祭成章;或抓住细枝末节,引入冗杂理论,在蜗角蚊睫间反复腾挪;或不注重琢句炼字,语言枯燥无聊,论述晦涩艰深。这些文章,哪怕专业学者读来也颇觉痛苦,遑论一般读者要如何观览了。

史学文章是历史学界知识生产的主要成果。既是知识生产,就不能不关注产品的消费问题,如马克思所说,“产品在消费中才得到最后完成”,不被消费的产品不能成为产品,不被阅读的知识即便生产出来也毫无意义。在知识生产中,我们应当考虑文章能否很好地传播,考虑读者阅读的体验,这是所有学科的研究者都需要注意的问题。否则,生产出来的知识不能为大众所获知,不能被传播、阅读和阐释,这个知识体系就容易成为一潭死水,无法得到检验和认可,更不能吸引新鲜血液注入。

中国有着悠久的史学传统,人民群众普遍尊重历史、热爱历史,渴望获得对历史的真实、深刻、新鲜的认识。故而历史知识生产在中国具有极高的精神价值,它既提供老少咸宜的公共文化产品,也提供关于人生、社会、世界的思考与答案,更关乎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和文化自信。历史学科的特殊性决定了史学文章拥有庞大的潜在读者群,写作者必须重视文章在非专业读者中的传播。

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既然着眼于传播,那就要使文章具备可读性。历史学者多少都有点“考据癖”,这不是坏事,但须知考据不是无限制地罗列证据,不重要的证据可以不说,相近或重复的证据列举即可。历史学者应当自觉抵制文章越写越长的风气,避免苛察缴绕,只要足以得出正确结论,当止则止。历史学者也应当提高自身文学素养,于义理、考据之外,亦重辞章,在不妨碍内容准确性的前提下,尽可能争取大众读者的青睐。像唐长孺先生的《〈晋书·赵至传〉中所见的曹魏士家制度》《清谈与清议》等文章,不过三四千字,却写得深入浅出、意趣盎然,读来令人不忍释手,前辈学者的这种文风,无疑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作者:刘礼堂,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院长)

第02版:评论5 篇

【光明论坛】做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聚合”和“转化”文章

【光明论坛】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作出重要部署安排,明确提出“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察,加强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有效保护和活态传承”。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作为守护中华文明根脉、讲述中国故事、滋养民族精神的文化地标与公共空间,须推动其实现高质量发展。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指以重要考古遗址及其背景环境为主体,具有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在考古遗址保护和展示方面具有全国性示范意义的特定公共空间。作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核心节点,以及展示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国家级平台和窗口,它突破了以社区为单位和以博物馆、图书馆等公共文化场馆为载体的传统建设模式,也突破了传统公共文化空间聚焦于某一业态的运营模式,正实现文化、科技、消费等多元素和多业态融合发展。

我国考古资源丰富,考古遗址众多。党的十八大以来,有8800多项考古发掘项目陆续实施,遍布海疆、塞北、草原、山区、高原、戈壁,为塑造全民族历史认知提供了有力支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迎来发展的机遇期。将以往“关锁”的考古遗址纳入公众视野,吸引公众参观游览并参加其中的一些活动,是我国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创新的重要成果。目前65处获国家命名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以新的服务功能和文化形象受到公众欢迎。推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高质量发展,须坚持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价值导向,以创新思维做好“聚合”和“转化”文章,实现考古遗址保护、展示、利用三者平衡和整体效能最佳。

加强“聚合”,就是通过推动多元素、多业态深度融合,实现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的“场景营造”,创造集观摩考古现场、欣赏出土文物、消费文创产品、体验考古发掘和文物修复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环境及体验。为此,须更准确深入把握作为新型文化空间的考古遗址公园与作为传统文化空间的考古遗址之间的区别,在物质、精神、社会的复合性方面,以及空间的整体文化风格和美学特征等方面,更加关注以人为中心的参与和体验,使这一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兼具文化艺术场景、休闲娱乐场景、生活服务场景和自然生态场景等不同空间场景的优势,在文化空间功能、文化服务品质、文化服务效能方面实现大的提升。

创新“转化”,则指在文物展陈、考古现场解说、发掘和修复体验活动等方面,由过去的考古专业化视角、学术化表达更多转向公众视角、生活化表达;由图片实物文字单向度表达,转化为可看、可听、可交流、可体验的多向度、综合性表达。一方面,将我“所能”与公众“所需”有机结合,让观众既能识文物之“形”又能知其“意”,既能“看热闹”又能“懂门道”,实现“有意义”“有意思”“有趣味”三者兼得;另一方面,尊重并顺应人们新的信息接收偏好及习惯,创新内容表达方式,利用新媒体新应用和社交化传播优势,优化内容传播效果。此外,考古遗址公园是观摩、欣赏、体验和综合消费的复合体,要以空间场景为核心,通过在物质层面“造景”,用一个个新场景带给公众沉浸式新体验,发展新的业态,构建完整产业链条。

做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聚合”和“转化”文章,须坚持以考古为支撑,做到保护、展示、利用三者平衡,相得益彰。考古遗址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物证,蕴含着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文化根脉。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打造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应重视流量而不唯流量,避免单一的“网红化”倾向和“打卡热”现象,防止空间场景背景化、价值观念和文化意涵被淡化,防止趣味重于意义甚至替代意义的倾向。应树立“全流程考古、可持续考古”的理念,坚持考古先行,做好考古与保护、考古与展示、考古与建设的有机衔接,将最新考古研究成果纳入保护、展示、利用体系,将考古研究及成果转化贯穿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发展的始终。

(作者:赵准,系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讲师)

【光明时评】织密分级诊疗网 让看病就近可及

【光明时评】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为新时代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提供了清晰的实践路径。这标志着我国分级诊疗建设进入了系统落地、提质增效的新阶段,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医疗卫生领域的生动体现。

分级诊疗不是全新命题。早在2015年,我国就启动了分级诊疗制度的系统性建设,确立了“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十六字方针,核心就是推动不同层级医疗机构各司其职、有序分流,从根本上优化医疗资源配置,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经济的医疗服务。经过10余年的推进,我国分级诊疗体系建设已经取得了积极成效:截至2025年,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人次占比已经达到52.6%,超过九成居民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量超过110万所,卫生人员总量突破1608万人,超过九成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达到基本服务能力标准,覆盖全民的基层医疗服务网络已基本成形,为后续深化改革打下了坚实基础。

不过也要看到,过去一段时间,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与基层能力提升多为单独部署,一定程度上存在“体系建起来、基层接不住”的困境,群众大病小病都往大医院跑的就医习惯还未得到根本扭转,大医院人满为患、基层资源闲置的情况依然存在。此次新出台的《若干措施》恰恰抓住了这一核心问题,明确了分级诊疗与强基工程一体两面的关系,即分级诊疗是改革要达成的目标,而基层能力建设是实现目标不可或缺的支撑,二者统筹推进,切中了医改的核心逻辑。

此次《若干措施》从4个层面提出13项针对性举措,构建了权责清晰、协同联动的分级诊疗新框架。首先,以紧密型医联体为抓手理顺分级协同机制,通过优化各级医疗机构功能定位,动态消除基层服务空白,明确二级医院的桥梁纽带作用、三级医院聚焦急危重症的发展方向,逐步压缩三级医院常见病和慢性病普通门诊规模,推动医联体在医疗、运营、信息层面实现一体化,统筹建设医学影像、检验病理等共享中心,建立医联体内药品配备衔接联动机制,保障基层用药需求,从结构上实现了医疗资源的优化配置,让不同层级医疗机构各归其位、各尽其责,从制度层面缓解了优质资源过度集中的结构性问题。

其次,以常见病慢性病为抓手,从需求侧引导和供给侧提升两端发力,破解“患者不愿去、基层接不住”的难题。通过推动上级医院专家普通门诊向基层延伸,在基层开设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慢性病门诊,强化上级医院对基层的常态化帮扶,推动二、三级医院派驻主治医师以上职称人员覆盖所有基层医疗机构,全方位提升基层医疗的服务能力和对群众的吸引力。针对过去家庭医生签约存在的“签而不约”“质量不齐”问题,政策明确支持多元主体参与签约,鼓励推出差异化的基本服务包和个性化服务包,把签约服务从“扩面”转向“提质”,推动签约医生与居民形成长期稳定的服务关系,夯实分级诊疗的微观基础。截至2025年上半年,我国家庭医生签约覆盖人群已经突破10亿人次,重点人群签约率提升至68%,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覆盖率超过75%,政策的细化落地将进一步推动签约服务从“有量”转向“有质”。

在理顺结构、做强基层的基础上,《若干措施》以提升就医连续性为导向,打通了双向转诊的堵点,完善多元保障机制。通过明确分级转诊规则,畅通转诊渠道,要求2027年实现所有医疗机构转诊中心全覆盖,要求医联体牵头医院为基层转诊预留号源床位,明确上级医院下转至基层的患者,同一疾病周期不再重复收取住院起付线。同时,强化医保对分级诊疗的引导作用,明确因地制宜适当拉开不同等级医疗机构的报销比例,加大医保基金对基层的倾斜力度,完善基层病种“同病同付”政策,从机制上引导患者有序就医。这些举措直击过去双向转诊“转上容易转下难”、患者转诊多跑路多花钱的现象,让分级诊疗的整个链条真正转动起来。

分级诊疗的本质,是对整个医疗服务供给体系的系统性重构,其最终目标是让群众能够就近就便获得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减少不必要的就医成本,提升群众的健康获得感。医改关系全民福祉,分级诊疗是构建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的基础工程。此次《若干措施》的出台,为未来一段时间分级诊疗建设明确了“路线图”和“施工图”。随着各项政策的落地,基层医疗的“网”将越织越密,“强基层”的基础将越打越牢,分级诊疗的制度设计将逐步转变为群众可感可知的就医体验,“家门口看好病”的愿景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这也将为健康中国建设奠定更加坚实的民生底座,为全球医疗卫生改革提供富有中国智慧的实践样本。

(作者:郭笑雨 杨瑞,均系重庆医科大学公立医院党建研究中心研究员)

【文化评析】版权有保障,文创更闪亮

【文化评析】

近年来,文博热、非遗热不断升温,文旅市场人气火爆,一些机构推出了丰富多样的文创产品,深受消费者喜爱。但与此同时,市场上也出现了一些粗制滥造的“山寨”文创,不仅影响了人们的消费体验,也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文创产品不仅关乎创作者的个人权益,也事关文化传承与国家文化竞争力,需要持续加强版权保护。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文创产品的核心价值在于创新,而创新需要巨大的资金与智力投入。如果盗版产品得不到有效有力的打击,会严重挫伤创作者的积极性。加强版权保护,能有效保障创作者从文创产品创作活动中获得合理的经济收益,从而持续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文创产品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载体。加强版权保护,是助力文化传承、推动文化强国建设的内在要求。盗版产品往往粗制滥造,可能导致公众对历史元素的错误解读。加强对文创产品的版权保护,有助于让文创产品更好诠释文化价值与历史内涵,实现文化传播与产业发展的双赢。

当前,文创产品还充当了国家之间文化交流的使者。当国外受众因为喜欢《哪吒》系列电影而开始学习中文,因为痴迷游戏《黑神话:悟空》而研究中华文化时,这种自发形成的文化吸引力和亲近感,就是文化软实力的真正体现。从这个角度来看,保护版权不仅是对创作者的认可与鼓励,更是对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的有力支撑。

一直以来,各级政府高度重视文创产品版权保护,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开展了一系列专项行动。随着文创产业的业态、模式不断更新,有必要进一步加强版权保护,促进文化繁荣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完善政策规范。文创产品类型多样,侵权行为复杂。对于何种程度的创作能构成受到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应结合文创产业特点,充分考虑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创意表达的关系,确立既符合法律精神又鼓励创新的判断标准。对于利用人工智能直播带货、跨境电商版权侵权等新型侵权形态,应加强前沿问题研究,依法稳妥办理新技术案件。此外,加大赔偿力度。当前文创产品侵权成本低、维权成本高,应通过严厉的赔偿制度扭转这一失衡格局。对于恶意侵权、重复侵权者,应依法适用惩罚性赔偿,对侵权者形成威慑力。

推动多元共治。长期以来文创产品版权保护工作存在确权不易、取证困难等现实难题,要有效破解这些问题,需要政府、行业及社会各界协同发力、共同推进。通过组建专门工作力量、健全跨区域协作机制,开展专项治理行动,为权利人搭建便捷高效的维权渠道。同时,制定行业规范,推动版权保护关口前移,促进矛盾纠纷源头化解。需要看到,广大公众是版权保护的重要参与者与践行者,其版权意识水平,直接关系到版权治理的实际效果。通过加强知识产权法治宣传教育,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的版权理念,有助于营造鼓励创新、尊重知识产权的良好社会环境。

提升技术赋能。版权制度基于技术创新而生,由于技术创新而变。一方面,技术创新对版权制度提出了重大挑战;另一方面,技术创新又为版权保护提供了更加高效、智能的解决方案。强化新技术应用可精准识别侵权行为、固定证据链条、提高版权保护和管理效率。可以说,当前技术正在从底层逻辑上重塑文创产品版权保护的生态。因此,可利用区块链作为作品生成不可篡改的数字指纹,实现创作源头可追溯。在授权上,可利用智能合约自动执行授权协议,提升交易效率。在维权上,可利用算法、人工智能等技术,对盗版行为进行实时监控,实现精准监管。将文创产品版权保护作为重要抓手,助力培育本土文化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进而为文化强国建设注入更强劲动能。

(作者:万勇,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文化评析】以博物馆为桥,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文化评析】

据报道,日前,“叩问永恒——庞贝的探索与发掘”展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展览汇集了意大利那不勒斯考古博物馆和庞贝考古公园的105件(套)文物珍品,以全新视角还原了庞贝古城的历史风貌和日常生活图景,吸引了众多考古爱好者前来参观,为观众带来一场异域文化盛宴。

近年来,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海内外展览异彩纷呈,在搭建文化桥梁、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俄宴风华——克里姆林宫博物馆藏饮食文物精品展”既有俄罗斯人民传统的日常用品,也有皇家宴席上的饮食器具,让观众大饱眼福。馆方还在线上开设公开课,与观众开展互动;在线下举办国博讲堂,设置下沉式剧场,打造青少年美育体验活动,并精心推出内置芯片的收藏版门票等文创产品,全方位丰富观展体验。除了“引进来”,我国博物馆对外展览交流成果也堪称丰硕,大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在海外引起巨大反响,生动展现了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这些展览不仅是走出象牙塔、走下高阁的文化使者,也是促进民间友好交流的重要纽带,更是让观众开阔视野、认识更大世界的文化盛宴,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持久的文化力量。

以博物馆为桥,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切实降低了公众获取文化供给的成本,提升了探索知识的热情。博物馆是地域文化的集中展示平台。过去,人们要想了解异域文化,往往需要舟车劳顿,才能一饱眼福。如今,通过专业的保存和运输方式,在一馆之隅便可遍览其他地区乃至多国的巡展文物,更好满足公众精神文化需求。因此,对外展出也成为展示本土文化的重要名片,能有效带动观众对展出国家和地区的关注,激发其前往当地游览的兴趣,助力讲好本土故事、传播好本土声音。

除了传播丰富的地域文化,博物馆展览还促进了地区间乃至国家间的学术交流与互动。在这些汇聚各国文物瑰宝的展览中,策展人邀请专家学者现场解说文物,既向大众普及了文物知识,也推动了国家之间的文明交流,对破解时代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作用。对美的共同追求,是人类跨越语言隔阂、超越文化差异、实现相互理解,让友谊跨越时空、长存不息的坚实基础。民间文化交流促进了地区之间、国家之间的友好互动,而文物中蕴含的包容性和创造性,能够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提供丰厚的智慧滋养。

从历史文化中探寻启迪,深化人文领域交流互鉴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需要坚持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未来,我们应继续以博物馆为桥,持续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当然,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离不开展陈质量与服务水平的持续提升。博物馆要真正发挥更大的作用,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赵家明)

【光明时评】五育并举 构筑学生心理健康防护网

【光明时评】

近日,教育部印发《关于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提出要“深化心理健康教育”,要求把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德育心、以智慧心、以体强心、以美润心、以劳健心,把心理健康工作贯穿教育、教学、服务全过程。

当前,中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呈现出多因性、交织性特征,既有学业压力等教育因素,也有睡眠不足、网络沉迷等生活方式影响,还有其他环境因素影响。守护中小学生心理健康,需要构建多维度全方位的干预体系。坚持“五育并举”,将心理健康教育有机融入德、智、体、美、劳各育之中,突破了以往“心育”单兵作战的局限。通过强化生命教育和挫折教育筑牢心理防线,依靠体育运动释放心理压力,依托艺术活动陶冶情操,借助劳动实践培育积极人格,如此整合方能真正实现对青少年成长的全方位关怀与守护。

在价值多样的今天,青少年容易因意义迷失而陷入存在性焦虑。生命教育引导学生理解生命的意义,建立对生命的敬畏,从而在根源上预防一些极端行为;挫折教育则着力培养学生的心理韧性,帮助他们形成积极的归因模式,将挫折视为成长的阶梯而非人生的失败。教育部此前印发《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十条措施》,明确“每月至少开展一次综合性教育实践活动”,正是希望通过体验式、浸润式的德育,将积极心理品质内化为学生的人格底色。实践中,一些学校将挫折教育融入心理健康课程,组织“失败分享会”,鼓励学生坦诚分享面对挫折的心路历程。监测发现,参与该项目的学生在心理韧性量表上得分显著提升,证实了德育促进心理健康的效用。

数据显示,我国中小学生日均作业时间超标率较高,睡眠不足问题普遍存在。这种高负荷、高竞争的学习模式,直接导致了焦虑等心理问题的高发。深化教学评价改革、规范考试管理等制度性安排,有利于扭转“唯分数论”等恶性竞争,为学生的心理调适留出必要的空间与时间。近年来,推进中考改革、扩大优质高中招生指标到校等政策相继出台,传递出构建“绿色智育”的明确信号,即尊重认知规律,关注学习体验,培养乐于学习、善于学习的全面发展的人。这为守护学生心理健康注入了新活力。

研究发现,中等强度运动能促进大脑分泌内啡肽等化学物质,对缓解抑郁症状效果显著。一项追踪3万余名成年人11年的研究显示,每周至少进行1小时体育运动,可预防12%的抑郁症发生。打造“能出汗的体育课”、推行课间15分钟活动,确保体育活动不流于形式,让学生真正通过身体律动实现心理压力的释放。团队体育项目还能培养学生的规则意识、协作精神和抗挫折能力,这些都是在单纯的心理健康教育中难以习得的重要心理品质。

音乐、美术、舞蹈等艺术形式能够绕过心理防御机制,直达内心深处,将内心的焦虑与紧张表达和发泄出来。学校丰富艺体类兴趣小组和学生社团,能为更多学生提供情感表达的非言语渠道,起到不错的疗愈效果。鼓励学生参与艺术活动,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的心理建设过程,有助于培育丰盈的情感世界和健康的审美情趣。

劳动教育在心理健康中的作用常被低估。有研究指出,从幼儿期到学龄期(约2至12岁)的儿童主要通过实践活动获得自主感、主动感和勤奋感等积极品质。在现代家庭中,孩子参与劳动的机会大幅减少,这直接影响到其自信心的建立和责任感的培养。通过有组织的劳动实践和志愿服务,学生能够亲身体验创造的乐趣与价值,获得成就感与掌控感。这是抵御心理脆弱、塑造健全人格的重要路径。对此,我们不仅要在学校教育中强化实践类、志愿服务类社团的建设,在家庭生活中也应多鼓励孩子完成自己的任务,适当承担家庭责任。

当前,我国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进入新发展阶段,进一步确立了“五育并举”等整体系统的治理思路。让家校社协同努力,共同构筑起坚固的学生心理健康防护网,使每一个中小学生都能成长为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作者:金灿灿,系北京林业大学人文学院心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第03版:要闻8 篇

公开通报四川省昭觉县、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及湖北艺术职业学院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使用财政资金问题

新华社北京4月12日电 日前,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四川省昭觉县、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及湖北艺术职业学院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使用财政资金问题。

经查,四川省昭觉县作为曾经的贫困县,财政支出主要靠上级转移支付,安排财政资金定制推广3首文旅宣传歌曲,预算149万元;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使用财政资金,安排其直属事业单位湖北艺术职业学院定制推广1首文旅宣传歌曲,预算300万元。学习教育启动后,四川省昭觉县、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及湖北艺术职业学院没有对照党中央部署要求查摆发现上述项目存在的问题,仍然继续推进相关采购工作,未及时叫停项目;落实党中央关于党政机关带头过紧日子要求不到位,在没有认真评估宣传效果的情况下,跟风推进文旅宣传歌曲采购项目;决策过程不够科学严谨,没有进行充分论证,带有主观盲目性,这是典型的政绩观偏差问题。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党中央三令五申、响鼓重槌,今年又部署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学习教育中,四川省昭觉县、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及湖北艺术职业学院学用脱节,学归学、做归做,不顾实际使用财政资金采购文旅宣传歌曲,反映出一些地方和单位领导干部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不清醒,对学习教育的部署要求落实不力。

当前,学习教育正在稳健有序开展。各级党组织特别是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要举一反三、汲取教训。要坚持学用结合,持续推进“四个深入学习”,自觉对标对表,及时校准思想认识偏差,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严格落实“三个对照”要求,认真检视履职中存在的问题,对不符合正确政绩观要求的,即知即改、立行立改,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实际行动和成效。要坚决落实党中央关于党政机关带头过紧日子的要求,牢固树立为民造福的理念,切实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优先位置,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各项支出必须精打细算,严禁花钱大手大脚,把每一笔钱都用在刀刃上、紧要处,让人民群众有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感受。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以群众切身需求为前提想问题、作决策,提升科学决策水平。要把群众是否满意作为衡量决策是否科学的重要标准,对群众满意的要巩固提升,对群众不满意的要纠正整改,防止脱离实际盲目推进。

移风易俗润乡土 跨省联动兴新风

仲春时节,豫东平原春风和煦,柳绿花繁。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的一处公园草坪上,13对身着中式礼服的新人,在亲友与现场乡亲的见证下,完成了人生中的重要仪式。没有绵延的车队与宴席,没有高额的彩礼账单,新人们笑容中满是轻松与笃定。

“我们乐于接受新事物,集体婚礼很有意义,我们想作个表率,抵制陈规陋习。”商丘新娘李艳稳与山东籍新郎曹现全手牵手,笑意盈盈,“省下的钱,打算用来创业或旅行。家里人说,只要我俩愿意就行。”她口中的“愿意”,在如今豫鲁交界的许多乡村,正从一句简单的承诺,演变成一场牵动两省三地的社会新风。

梁园区地处豫鲁苏皖四省接合部,北部与山东省菏泽市曹县、单县接壤。地缘相近、人缘相亲,三地通婚频繁。过去,高价彩礼在两省边界地区相互攀比、水涨船高,不少家庭背上沉重负担,成为影响基层治理的堵点。

“一个巴掌拍不响,单靠一方努力不行。”商丘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梁园区委书记张团结告诉记者,2024年底,梁园区主动牵头,与曹县、单县建立跨省联动机制,按照“区(县)级统筹、部门牵头、乡镇(街道)落实、社会参与”的思路,构建起区域协同共治的新格局。三县(区)还建立了三方互访、定期会商等制度,动态分析彩礼及婚宴支出走势,联合研判苗头性问题。

机制建起来,活动搞起来。三地联合开展“联姻”“联谊”“联亲”等各类交流活动72场,轮流举办跨省联动集体婚礼10余次,现场观礼群众累计达4万人。同时,梁园区统筹文艺工作者创作情景剧《要彩礼》、数来宝《梁园新风谱新篇》等节目,开展异地巡回演出230余场,覆盖群众20余万人。

“我们把两省的非遗文艺节目搬到活动中,通过豫鲁文艺展演凝聚人心。文化交流的力量是潜移默化的。”梁园区委副书记、区长魏宏志认为。

如今,跨省联动的效应,还在向更深处延伸。梁园区摸排全区“红娘”资源,统一建档立卡、培训上岗,组建“俏媒婆”“新风红娘”等特色宣讲小分队,186名红娘活跃在基层一线。

谢集镇新风红娘队队长安晓霞便是其中一员。“之前身边很多家庭为孩子订婚花掉半辈子积蓄,还欠不少外债。我们想告诉大家,只要孩子过得幸福,没必要准备那么多彩礼。”安晓霞说,从起初的几个人发展到如今的17人,这支公益性队伍始终坚持“不要彩礼要幸福”的主张,今年以来,仅谢集镇新风红娘队就已促成12对“低彩礼”或“零彩礼”婚姻。

除了红娘队伍的引导,梁园区还推出了一系列服务举措。针对“彩礼重负”与“创业渴求”的现实痛点,梁园区倡导“轻彩礼、重创业”,鼓励年轻人把彩礼钱变成创业本钱,联合曹县、单县搭建青年创业平台,提供技术、融资等服务。此外,三县(区)联合制定《孝老养老承诺书》,通过婚前签字、集体宣誓,强化青年赡养父母责任意识,目前已有22.6万名适婚青年完成签署。

梁园区移风易俗的工作不只在婚俗上“做文章”,也在日常中“下功夫”。李庄镇邓庄村的孝善食堂里,76岁的李振乾正和其他老人一起等着开饭。“每天中午都能吃上热乎饭,顿顿有肉、有菜、有馍、有汤,干部们轮流在这儿陪着,好得很!”李振乾笑得开怀,“现在,村里吵架抬杠的都没了。推行孝善文化,大家互相带动,评上‘好媳妇’的人往那儿一站,那些不孝顺的人都臊得慌。”

从跨省联动破除陈规陋习,到服务赋能助推乡村振兴,再到文化浸润涵养文明乡风,梁园区的实践正在黄河故道两岸结出硕果。

“这是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事。”张团结说,下一步,梁园区将持续办好现有活动,优化宣传模式、创新实践路径,不断拓展联动范围,让“重感情、轻彩礼”的文明新风在豫鲁边界扎根千家万户,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更深厚的精神力量。

(本报记者 丁艳 本报通讯员 赵含露)

中央台办受权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

新华社北京4月12日电 应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邀请,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率团于4月7日至12日来大陆参访。习近平总书记会见郑丽文主席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党和两岸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增进同胞亲情福祉,经商有关部门,中共中央台办受权发布如下政策措施:

一、探索建立国共两党常态化沟通机制。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将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顺应两岸同胞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共同心声,采取更有力措施积极推动两岸交流交往交融,携手两岸同胞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续写中华民族历史新辉煌。

二、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全国青联与国民党青年事务发展委员会定期举办两岸青年交流活动。全国青联等大陆有关单位每年邀请岛内20个青年团组来大陆交流参访。

三、推动福建沿海地区在条件具备情况下同金门、马祖通水、通电、通气、通桥,增进金马民众利益福祉。

四、推动全面恢复两岸空中客运直航正常化,进一步便利两岸人员往来。支持尽快恢复乌鲁木齐、西安、哈尔滨、昆明、兰州等城市两岸航班。支持金门共用厦门新机场。

五、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政治基础上建立沟通机制,为符合检验检疫标准的台湾农渔产品输入大陆提供便利。支持台湾农渔产品参与大陆各类展销会、对接会,拓展销售渠道。

六、完善涉台渔业准入管理,研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建设服务台湾地区远洋渔船靠泊和远洋渔获物上岸的码头、泊位。研究为台湾远洋自捕渔获物在大陆销售提供便利。

七、为符合要求的台湾食品生产企业在大陆注册和台湾食品输入大陆提供便利。

八、研究在有条件的地方新设对台小额商品交易市场,支持台湾中小微企业依法依规开拓大陆市场。

九、允许引进导向正确、内容健康、制作精良的台湾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在大陆卫视频道和网络视听平台播出。台湾业者可以多种方式参与大陆微短剧创作。推动有利于展现两岸亲情与美好生活的影视文化作品在两岸放映播出,促进中华文化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

十、推动恢复上海市及福建省居民赴台(本岛)个人游试点。

郑丽文一行圆满结束大陆参访 离京返台

新华社北京4月12日电(记者王承昊、赵博)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率国民党访问团结束为期6天的大陆参访行程,12日下午乘机离开北京返回台湾。中共中央台办主任宋涛前往首都机场送行。

当天上午,郑丽文一行参访了小米汽车工厂,实地了解大陆新能源汽车生产研发的最新进展。郑丽文还坐上汽车驾驶座,面带笑意,称赞车内智能、贴心的设计。

4月7日至12日,郑丽文率领国民党访问团到访江苏、上海、北京。这是中国国民党主席时隔10年再次率团访问大陆。

10万尾鱼苗投放海洋牧场

4月10日,山东青岛西海岸新区鲁海丰海洋牧场2026年首批10万尾鱼苗投入深水网箱进行养殖。图为4月10日,作业船只准备停靠山东青岛西海岸新区鲁海丰海洋牧场。

新华社发

茶香戏韵醉游人

夜幕降临,灯火漾漾。江西省上犹县梅水乡园村非遗街旁,又迎来了热闹的时光——碧波中央的舞台上,锣鼓声起,山歌悠扬,一场以群众为主体的多元文艺展演“园村有戏”文艺演出,吸引着村民与游客驻足围观。

“哥哥撑排下唐江,竹篙打在河中间……”村民钟华通与曾瑞林对唱起传统客家山歌《哥哥撑排下唐江》,粗犷质朴的嗓音里,仿佛能看见昔日林海苍茫、竹排顺着犹江蜿蜒而下的光景。

非遗街旁的年味馆外,村民吉紫英手持近一米长的铜壶,转身、展臂、倾壶,一道清泉般的茶水画出弧线,稳稳落入杯中。茶香氤氲间,她将古典舞的韵律化入茶艺,引来游客阵阵掌声。

“茶是园村的魂,舞是客家的韵,两者合一,才有味道。”赣州游客李韵由衷称赞,“在茶园里看表演、品香茗,既能赏好戏又能悟茶道,这样的体验特别棒。”一番话,道出园村文旅融合的独特魅力。

这场热闹的“村戏”,离不开一群“文化火种”。曾瑞林便是其中之一。2005年,她开始牵头在村里组织广场舞,“最初就五六个人,在晒谷场上比画”。20年来,无论刮风下雨,每晚七点半到九点的训练几乎从未间断。队伍从五六个人发展到常态化训练十五六人,每逢过节放假能聚起三十多人。“现在可不只是广场舞了。”她语气里带着自豪,“我们还学舞龙、练打鼓、表演唱、演采茶戏,样样都沾。”

说话间,她拉上嫂子何珠英,现场哼唱了一段采茶戏《新时代里新歌》。这原是网上流传的曲目,她们通过网络自学,将唱词改编成园村的新风貌、新气象,只磨合了十几次,便搬上了“园村有戏”的舞台。“还有《新斑鸠调》,也是在老年艺术团里学的,老调子填新词,大家爱听,我们也有劲。”曾瑞林说。

乐队那边,村民钟德标正调试着二胡琴弦。72岁的他每天坚持练二胡,还自己创作了《梅水新歌》《秀美园村》等十多首描绘家乡的曲子。“在台上拉一曲《南湖红船》经典曲目,台下老表们跟着哼,那种感觉,比什么都值。”他手指轻抚二胡弦,如同抚摸这片土地的年轮。

“有了这些活动,打牌的少了,笑声多了,村子更有生气。”村民钟国芳的话,道出了“戏”对乡风潜移默化的滋养。文艺活动凝聚了人心,也打开了发展的思路。村里将茶园风光、民俗表演、非遗体验、客家美食与小火车怀旧之旅相结合,吸引不少游客前来。

(本报记者 胡晓军 王洋 本报通讯员 黄传章)

春和景明

仲春时节,山西省临汾市汾河文化生态景区内春意盎然、草木葱茏、河水清澈、景色宜人,不少市民趁着晴好天气休闲游玩,乐享春日美好时光。

李现俊摄/光明图片

让优质教育资源惠及乡村学生

“老师,这条河里的水能不能喝?要怎么处理才能达标?”

春季开学,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溶江中学的化学课堂上,教师黄龙波一改往日的教学节奏,并没有直接在黑板上写下“水的净化”知识点,而是拿出了一份本地河流的水质检测报告,给学生抛出一道实际生活中的难题。

随即,学生们分组扮演“水质工程师”,当堂拆解问题:水质指标怎么分析,净化方法如何选择,成本与效果怎么平衡……下课后,学生们的讨论仍在继续。

“以前总觉得把知识点讲清楚、学生会做题,任务就算完成了。现在我明白,化学不只是黑板上的方程式,更应该是学生解决真实问题的工具。”黄龙波说。

黄龙波教学思维的改变,得益于湖南省新时代基础教育名师名校长培养计划。正是在这项培养计划中的工作坊研修活动上,他接触到“基于真实情境的大单元教学”理念,才有了这堂别开生面的化学课。

湖南是教育大省,同时也存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的情况。如何让优质教育资源惠及乡村学生?近年来,湖南省开展新时代基础教育名师名校长培养计划,通过省级名师名校长引领全省卓越教师,再由他们滚动培训万名以上市县青年骨干教师,把名师变成引领乡村教育发展的“种子”,让先进的教育理念一路延伸进最偏远的乡村课堂。

“做了这么多年实验教学,积累了不少东西,但那些经验都是零散的,自己说不清楚,也传不出去。”永州市第一中学教师龙路云在入选名师培养计划之前,已经是化学教学的骨干。然而,如何把教学经验系统整理出来,却让长期深耕课堂的他犯了难。

加入培训计划后,深耕化学实验教学研究领域多年的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尹笃林成了他的理论导师。2024年12月,尹笃林专程赶到永州市第一中学进行现场研讨,与龙路云逐章打磨研究框架。

“尹教授帮我看到了自己经验背后的东西。”经过一年多的修改,一部名为《现代中学化学实验设计》的专著逐渐成形。对龙路云而言,这不只是一本书,更是他从“经验型教师”向“研究型教师”转型的标志。

“我们为每位培养对象配备一名来自高校的理论导师和一名来自名校的实践导师,理论导师负责学术引领与课题指导,实践导师负责课堂示范与个性化跟踪诊断,双线并进。”湖南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副院长宋春红介绍。

与黄龙波的感受相似,衡阳市祁东一中化学教师唐益锋同样在这一轮培训中经历了教学理念的深层重塑。他的改变,发生在一次跟岗研修的课堂观摩中。

在名师工作室,唐益锋听了一堂以“结构决定性质”为主线串联多个知识模块的高中化学课。“那堂课没有一道习题,但学生从头到尾都在思考——他们自己就能把‘离子键’‘共价键’‘金属键’之间的逻辑关系理出来。”这让长期习惯于“一个考点对应一组题”的唐益锋深受触动。回到祁东后,他开始尝试用大概念统摄单元设计,把零散的知识点编织进连贯的问题链中。

唐益锋的转变并非个例。要让名师的引领作用持续扩散,仅靠集中研修远远不够。为此,培训专门设计了名师工作室机制:由3位名师以工作室为平台,带动29名卓越教师培养对象,再由他们辐射培训360名区域青年骨干教师,形成“名师—卓越教师—青年骨干”三级联动的梯队培养体系。

“通过三年的系统赋能,来自湖南116个市县的392名化学教师实现了专业跃升。”宋春红说,“培养一位名师,不是终点,而是起点。我们希望每一位接受过培训的老师,都能成为当地化学教育的火种。”

(本报记者 赵嘉伟 本报通讯员 王瑶)

第04版:综合新闻6 篇

【提灯·为烈士寻亲之十九】为无名烈士寻亲的背后……

——井冈山、光明日报社联合寻亲专班已为四名烈士找到亲人

寻亲过程中实地探勘红色遗迹。井冈山市委宣传部供图

寻亲专班查证烈士资料。井冈山市委宣传部供图

2024年清明节,黄渭波烈士后人来神山村烈士墓前祭奠亲人。井冈山市委宣传部供图

扫码看视频 回溯寻亲历程

【提灯·为烈士寻亲之十九】

夜半三更哟盼天明

寒冬腊月哟盼春风

若要盼得哟红军来

岭上开遍哟映山红

今年清明节前后,这首50多年前电影《闪闪的红星》的插曲红遍了网络,有普通话版的、有各地方言版的,甚至还有外国语言版的。

众声齐唱“映山红”,说明大家对那段红色岁月,以及千千万万为中国革命牺牲的先烈们的怀念!

就在这样的日子里,寻亲报道组又一次走进井冈山。

这是映山红的海洋,如霞似火的花朵沿着沟壑峰岭蔓延,将井冈山的春天装点得生机盎然。

黄洋界山脚下的神山村,红军烈士墓庄严肃穆,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挺立。纪念碑前的广场上,正在进行朱建盛烈士后人的认亲仪式:

“太爷爷,终于找到您了!97年了,全家人一直在思念您……”烈士的曾孙朱尚辉满含热泪倾诉。

朱建盛,是井冈山市委市政府、光明日报社等联合开展“为烈士寻亲,为天地铸魂”活动以来,最新确认牺牲在神山村的红军烈士。3年多来,这场牵动亿万人心的“红色寻访”,先后为来自湖南、江西的四位烈士确认了身份、找到了亲人。

“仗剑出乡关,血染井冈山;杳踪近百年,今日终‘团圆’。”这场跨越近百年的“团聚”背后,有着太多太多感人肺腑的故事!寻亲报道组,经历了这些点点滴滴的过往……

2022年6月,为采访乡村脱贫,光明日报调研组来到这个藏在罗霄山脉深处的小村落。

这个曾经连温饱都难以为继的贫困山村发生的惊人蝶变,深深打动了调研组。调研报道《神山村三日》刊出后,引发各界热烈反响。

就在这次采访中,调研组发现了这个山村不为大众熟知的一段红色往事:

井冈山斗争时期,神山村是红军的大后方。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都曾率部在这个小山村住过,帮助村民解决生活中的难题,带领他们发展生产、学习文化。

村民赖福洪讲了这样一个细节:“一批红军官兵曾在我们赖家祠堂里养过伤。听奶奶讲,屋里躺不下,连走道上都摆满了担架。”说到这里,他突然想到了什么,“瞧,我家门口往前几十米的那个小山坡上,就埋着红军烈士呢!那个老人可能会讲得更清楚。”

赖福洪喊来在不远处纳凉的吴清娥老奶奶。老人告诉调研组:“小时候,听姆妈讲,里面埋了7个红军。姆妈总是叮嘱我们,不要在山包上乱跑,更不要到那里砍柴,小心惊扰了亲人。姆妈还说,他们下葬的时候,村民们争着把家里最好的木料拿了出来,做成棺材。为了防止白狗子发现后掘墓,全村男女老少都发了誓:严守秘密,绝不外传。有神山老表一条命在,就有红军墓在!”

“这些红军都是哪里人?”

吴清娥答不上来。“哪里人、名字,没人知道。”她用袖口擦拭着眼角,“他们的父母、家人,可能也不知道他们埋在这里。”

回到驻地后,调研组的几位同志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大家商议后决定:为无名烈士寻亲。

调研组将了解到的情况,报告给了井冈山有关部门。井冈山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派出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有关专家到神山村实地勘察。

专家组对墓葬形制、安葬年代、遗骸特征严密论证后认为:确系一处红军烈士墓。

此处墓葬,为何此前不见史料记载?专家们分析认为:与地名误传有一定关系——神山,原名“城山”,因四周高山环拱、状若城垣而得名。这个村子,土籍、客籍混居,赣人、湘人杂处,口音不同,在当地方志等史料里“神山村”多被写作“成村”,后来才逐渐演化为发音相近且寓意更好的“神山村”。

这个关键点一确定,大量关于“成村”“城山”的文献记录便“对上了榫”。但是,烈士家乡何处?姓甚名谁?当年隶属红军的哪支部队?尚不得知。

2022年8月3日,光明日报社发出倡议,与井冈山市委市政府、井冈山报社(今吉安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启动为神山村七烈士寻亲活动。

光明日报头版开设了《提灯·为烈士寻亲》专栏,在报网端微屏各个平台开通寻亲热线、建立烈士寻亲专题。各发起方联合成立了寻亲活动工作专班,组建寻亲小分队开展各项工作……

毕竟90多年过去了,史料又是那样的有限!寻亲,如同大海捞针一般。

从何处下手?首先要做的,是排查线索,确定烈士牺牲时间,推断相关战斗和参战部队。

“我们反复采访村民,从‘冬天’‘大雪’‘彭德怀’等关键词出发,遍查《宁冈苏区志》《宁冈县志》《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等史料以及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老红军何长工、田长江、冯瑞田等人回忆文章,最终确认烈士们牺牲于1929年1月第三次反‘会剿’期间。”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副馆长饶道良回忆。

平江起义纪念馆、莲花一枝枪纪念馆、遂川县博物馆……在相关各地革命纪念馆、博物馆全力配合下,寻亲专班锁定此次战斗参战队伍,逐一联系,两个月下来,共获取61209位烈士的基本信息。一支支部队梳理、一位位战士查证,目标名单逐步缩减:由6万多人到2万多人、数千人,最终只剩200余人。

继而是实地走访。翻山越岭、涉水过溪、走村串户,无论是寒冬还是酷暑,哪管顶疾风还是冒骤雨,寻亲专班前后30多次深入湘赣两地,敲开一扇扇深藏故事的大门,面对一张张历经沧桑的面孔,倾听一段段饱含深情的讲述,求解一个个充满悬念的细节……一路走来,笔记写满了厚厚几大本。

热线电话、网络留言,也络绎不绝。

“积极扩散,让英魂安息”“烈士为我们洒热血,我们助烈士叶落归根”“这是寻亲,更是精神洗礼”……数千人主动报名志愿寻亲,多地民众自发集结宣传扩散。神山村的乡亲们,更是全身心地投入进来,组织宣传、收集线索……

这场寻亲,演化成了赓续红色血脉的全国大行动!

烈士遗骸DNA检测也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寻亲专班委托井冈山市公安局等部门提取了烈士遗骸检材,送到公安部,由权威专家主持开展。

“未检出分型!”结果也在情理之中——相隔近百年,环境潮湿,检材数量有限……然而,谁也不愿放弃!第二次检测紧接着开始。

“检出DNA片段,但分型不稳定。”又是“无果”,但已见光亮。继续检测!

终于,2023年2月,烈士遗骸检测出可用结果。

这可贵的、带着生命遗传“密码”的信息,被录入全国DNA数据库进行“拉网式”比对。

寻亲活动,不觉已过去了一年多……

我们期待中的答案,究竟何时能出现?

惊喜,终于来了——第一位烈士找到了!

2023年8月的一天,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副研究员何小文打来电话。一向沉稳的他,语速明显快了几分:“烈士名叫黄渭波,湖南茶陵人,牺牲时为茨坪苏维埃政府秘书……”

何小文向我们讲述了确定背后的一波三折:

2022年冬天,寻亲专班在湖南考察走访时,就留意到了“黄渭波”这个名字。因为,老乡说起黄渭波,能道出明确的部队归属、作战地点和牺牲时间,这在当时查证的6万多位烈士中,是唯一一个。然而,因多次寻访其后人未果,这条线索不得不暂时搁置下来。

直到次年4月,专班在反复筛查中意外发现了黄渭波的革命烈士证,上面的多处信息均与神山村烈士吻合。

还没来得及兴奋,两个明晃晃的“问号”又横在眼前:烈士证上,牺牲时间为1929年12月;埋葬地为宁冈“三保严头村”。

这又是为何?专班继续查证。

3个多月后,随着“烈士家属光荣纪念证”等更多资料陆续被找到,这两个“问号”终于被拉直:在黄渭波其他档案资料中,牺牲时间均与神山村烈士相符,且1929年12月这一带并无战事,足见是烈士证上时间有误;“三保严头”为“三保源头”近音误记,后者正是今天的神山村一带。

此外,黄渭波烈士安葬情形也与神山村村民口述基本一致——纪念证上“安葬情况”一栏中清晰写明:烈士是“用白棺材埋的”……

“基于环环相扣的史料考证、村民和家属的口述佐证,党史专家进行多次论证后,认定黄渭波烈士埋骨神山。”何小文说。

寻亲路径的科学性、正确性得到了验证!专班成员欣喜不已,怀着更大的信心继续推进。不久后,重大发现接连而来——

2023年9月,第二位烈士身份确认:何连钰,江西遂川碧洲镇安子前村人。通过DNA查询比对,在全国共筛选出1200多位匹配度较高的疑似烈士家族成员。随后,寻亲专班查阅档案、实地走访,逐一筛查后锁定何氏家族,采集烈士后人何明理血液样本比对后,成功得出结论。

2024年8月,第三位烈士身份确认:肖栋才,湖南平江县南江镇凤阳村杨柳屋人,牺牲时任红五军某部班长。这次发现,是通过对“平江英烈名单”里199位井冈山作战牺牲英烈的逐一核查而实现的……

每找到一位烈士,都会带来一段潸然泪下的感人故事,都会触摸到一段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

黄渭波,“一门三忠烈”,父亲黄道宏、哥哥黄渭涛分别担任红四军第三十二团情报联络员、特务排班长。黄渭波牺牲时新婚不久,妻子已有身孕,直至生命最后,黄渭波都未能见到女儿一面。红军撤出井冈山后,黄家遭白狗子疯狂报复。1930年5月2日,黄道宏执行任务途中被“挨户团”杀害,黄渭涛则于1931年7月22日血洒宁冈县长岭。

何连钰,家族中12位亲人接连参加革命,全部为国捐躯。其中,只有9位收录在遂川县烈士英名录中,其余3位事迹只能口头流传;此前已确定安葬地的,仅仅1人。何连钰于1927年12月参加革命,在安子前村暴动队担任伙夫班班长,随后被编入赤卫队,参加井冈山革命斗争,牺牲时尚不满22岁。

肖栋才,17岁就离开家乡,跟着彭德怀平江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后来,家人得到了他作战牺牲的消息,却不知埋骨何处。1967年,肖栋才的继子肖旭林专程赶赴井冈山,通过多种渠道打听父亲情况,获知父亲埋在了一个“有好多湖南人居住的小村子”。奔波数天,他也没能找到这个村,只好在井冈山下取一抔土带回平江老家,为父亲建造了一座衣冠冢……

寻亲,让英雄有了回家的路。每次寻访、每次交谈、每听到一个口口相传的红色故事,都是对精神的震撼与洗礼,也让我们寻亲的决心更加坚定!

又隔了一年多,第四位烈士找到了。

他就是朱建盛。湖南浏阳人,牺牲时任红四军第三十二团副团长,是井冈山第三次反“会剿”战斗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指挥员。

这次找寻,同样历尽艰辛。

2025年10月16日,湖南浏阳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迎来了几位风尘仆仆的客人。他们是专程从井冈山赶来的寻亲专班成员。

已经数不清这是第几轮寻访了。寻亲专班在江西万载县,湖北通山县、崇阳市、通城县,从大量烈士名录中重点核查了牺牲地为井冈山的22位英烈,但均未获突破。循着史料的蛛丝马迹,他们又来到了浏阳。

仔细查阅浏阳方面初筛出的15位烈士材料,聆听当地党史专家的介绍,一个名字引起了专班所有人的注意:朱建盛,信息与神山村烈士高度契合!

会是这个履历上写满传奇的英雄吗?

“心跳一下子加快了!紧张、兴奋、充满期待……”寻亲专班成员、井冈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李芳回忆当时感受。

当天下午,入户访谈便开始了。

“我们前往浏阳淳口镇大石板村和狮岩村,分别访谈了朱建盛87岁的亲侄子朱招普、50多岁的亲侄孙朱世山以及朱世山的表姐夫周建立等人。”令李芳深受触动的是,烈士后人同样从未停止过对亲人的找寻。

“快100年了,家里一代传一代,一直在找。听老人讲一点、去家谱里找一点、再去档案里核一点……很多线索,时日遥远早已断了;很多往事,老人一想起来就掉泪。”朱招普哽咽着说。

访谈一步步深入,谜团一点点解开。

周建立是参加过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的退役老兵。20世纪80年代,他曾就朱建盛的生平与开国少将熊晃有过交流。

“熊将军告诉我,当年他是在朱建盛动员下参加革命的,他一直将这位同乡视为引路人。1929年1月,朱建盛在井冈山保卫战中受伤后,转移到黄洋界山脚下的一个村子里救治,因伤势过重而牺牲。”周建立的记忆十分清晰。而这一说法,也得到了多种档案记录的印证。

1月22日,在井冈山市、浏阳市联合举行的“为烈士寻亲”工作座谈会上,10多位党史专家就朱建盛烈士事迹进行研讨,一致确证其安葬地点为神山村。

“这一结论是基于历史战局复盘、地理环境分析及多重证据考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何小文说。

至此,神山村红军烈士名录里,又添了一个闪亮的名字。

朱建盛,1893年出生于浏阳山田乡中和村一户贫农家庭。十几岁时就随父亲到城里做泥水工,因“敢于斗争,乐于助人”而威信极高。1925年,他开始组织工人运动,次年被推选为浏阳县总工会第一任委员长,进行了许多“群众称快、敌人胆寒”的工作。

1927年“马日事变”后,他率工人纠察队参加工农义勇军,之后参加秋收起义,曾任毛泽东同志所在的前委警卫连连长。上井冈山后,他参加了历次反“进剿”、反“会剿”斗争,功勋卓著。1929年初,在第三次反“会剿”战斗中负伤牺牲。

“因为太爷爷干革命,太奶奶和两个儿子都被反动派杀害了。太爷爷的大弟被逼得流落他乡,靠要饭捡破烂活命,孤独终老;二弟天天担惊受怕,只能躲在深山老林里……可家里人从来没有怪过他。因为我们知道,他不是不要小家了,他是把命交给了革命,交给了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这次认亲仪式上,肃立在烈士墓前,朱尚辉红了眼眶。

3年多的寻亲,我们不但为四位烈士找到了亲人,还寻获了很多、很多……

——是对英烈后人的深切告慰,圆了亲人们多年的期盼。

“外公,后辈们一定会秉承您的遗志,将革命精神发扬下去!”每次来到黄渭波烈士墓前祭奠,陈银洪都泣不成声。他脑海中,反复回响着母亲临终前的嘱托:“要牢记你外公献身革命就是为了今天的幸福生活,要倍加珍惜,走正道、务正业、干正事,要紧跟党组织走。”

“太公,我们非常怀念您。您放心,我一定好好学习,和您一样成为对祖国有用的人!”9岁的小姑娘何紫涵从口袋里拿出一封写给何连钰烈士的信,挺直腰板念了起来。那稚嫩却工整的文字,是她花了一个晚上趴在灯下写出的心里话。

在肖栋才烈士的家乡,那座衣冠冢旁已添了从神山村烈士墓前带回去的一抔新土,从此年年,亲人不再杳然无踪;在朱建盛烈士的亲人中,他的革命故事已成为“家族教材”,字字句句,铭刻着人生的荣光与豪迈……

——是对红色基因的广泛弘扬,让英雄故事永远流传。

“在寻访过程中,我们邂逅了很多红军后人。看着那些饱经风霜的老人颤抖着双手,小心翼翼地拿出珍藏多年的发黄书信、磨损勋章、烈士证书;听着他们眼含热泪,讲述先人舍生忘死闹革命的英雄事迹……我们感受到了刻骨的思念,更感受到了涌动在革命老区生生不息的红军精神!”寻亲专班成员、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副馆长李归宁认为,每一次寻访,都是一次精神洗礼。

神山村村民自发组织“农民宣讲团”,把寻亲的故事讲给全省老表听;“我的井冈行”研学活动来到神山,在一茬茬中小学生心里种下“忠贞与奉献”的种子;“寻亲热线”和网络留言依旧火热,如磁石般汇聚着人们对英烈的尊崇之心与追随之情……烈士们的精神如星火燎原,感染并振奋着越来越多人。

——是井冈山精神的赓续,教育人们世世代代永葆初心。

走进今天的神山村,一切,都在生机勃勃地发展着、生长着、惊艳着——灿若云霓的桃花让山坳坡岭宛如油画,如织的游人漫步大街小巷感受着盛世的怡然,生产线上源源不断的“神山出品”让人们体会到前景的光明灿烂……

“村民们的日子越来越富足。这是烈士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我们只有努力奋斗,把家乡建设得越来越好,才能告慰先烈们的英灵!”神山村党支部委员、村委会副主任赖国洪正在捡拾纪念碑广场上的落叶。“红军烈士墓”是他捐出自家宅基地修建的。旁边的“革命烈士纪念碑”是光明日报调研组捐出报告文学《神山星火》稿酬建起的……

井冈山市委书记廖东生正在神山村调研。他动情地告诉我们:“井冈山斗争时期,48000多位先烈在这片红土地上牺牲,而目前有名有姓的只有15700多位。神山寻亲,意义早已走出了神山。为烈士找到家人,告慰所有与祖国山河同在的英魂,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作者:寻亲报道组 寻亲报道组成员:本报记者王慧敏、邢宇皓、王斯敏、胡晓军、孙金行、王洋)

两部门联合推广城市更新工程项目建设实施管理经验

本报北京4月12日电 记者张胜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自然资源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完善城市更新工程项目建设实施管理机制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以下简称《清单》),供各地学习借鉴,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清单》系统总结了各地城市更新实践中加强项目前期策划、完善政策标准规范、分类优化项目审批流程、拓展“高效办成一件事”应用场景等4方面共7项主要举措。北京、江苏、浙江、重庆、河北、江西、广东、广西、山东、湖北、河南、安徽、宁夏等地30个经验做法被列入《清单》。

在加强城市更新项目前期策划方面,一些地方结合实际合理确定实施主体,实行项目实施方案联合审查。北京市昌平区探索将碎片化产权归集至单一主体实施更新,浙江省杭州市积极探索以居民为主体的危旧房屋自主更新;北京市海淀区创新建立城市更新项目实施方案联合审查机制,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将城市更新项目的运营模式作为实施方案审查重点等。

在完善城市更新政策标准规范方面,主要包括三项举措:一是创新规划土地政策,盘活利用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北京市综合城市更新项目类型、区域等因素,优化完善地价计收规则,该市门头沟区运用国有建设用地过渡期政策支持老旧厂房更新。二是完善政策标准,推动消防审验提质增效。江苏省南京市持续优化既有建筑改造消防审验审批,广东省广州市部门联动优化既有建筑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办理流程。三是健全标准体系,优化历史建筑保护利用审批。山东省烟台市优化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相关审批流程,浙江省杭州市积极推动历史建筑保护标准体系建设等。

在分类优化城市更新项目审批流程方面,山东省分类优化既有建筑改造等城市更新项目审批流程,河南省郑州市按照城市更新项目类型分类优化审批流程,江苏省南京市优化既有建筑改造项目审批流程等。

此外,《清单》还列举了6个“高效办成一件事”应用场景拓展,提升线上线下服务能力的经验做法。例如,山东省临沂市推出闲置厂房商铺等既有建筑盘活利用(功能调整)“一件事”办理等。

北京:五个维度发力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

围绕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不能转、不好转、不会转、不愿转、不敢转”五大难题,中共北京市委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发布《关于促进首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从源头供给、制度创新、服务支撑、人才培养、协同保障五个维度发力,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搭建全链条支撑体系。

据统计,“十四五”期间,首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合同金额年均增长13.2%,2024年达218.4亿元,位列全国第一。然而高校科研与产业需求脱节、专利“沉睡”、教师“离岗创业”顾虑多等问题依然突出,《若干措施》将着力破解成果转化难题。

《若干措施》将覆盖全部在京高校,旨在用实招硬招推动首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从政策设计走向落地实施,推动实验室里的创新成果加速迈向产业应用。

近年来,北京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孵化转化企业141家,培育出一批科创板上市企业与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若干措施》将进一步破除障碍、创新机制、激发活力,依托首都高校重点产业产教联盟构建“企业出题、高校答题、市场阅卷”的闭环生态。

“筑牢源头供给根基,让成果‘能转化’。”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委员、市教委副主任张耀天谈到,《若干措施》将校企共有专利视为已转化成果,同时改革高校评价导向,不再将专利申请、授权数量纳入人才评价、职称评定等考核,从源头提升专利产业化质量,遏制无效专利、“沉睡专利”。

“针对高校内落实相关政策的堵点和难点,北京推广‘先赋权后行权’模式。”张耀天表示,北京不断深化制度机制创新,让高校科技成果“易转化”。今后,科研人员可先行使用职务成果创办企业,待企业成熟后再办理入股、转让等行权手续。

北京还将健全协同保障机制,让高校科技成果“优转化”。中关村科学城管委会副主任、海淀区副区长唐超表示,海淀区创新提出“五方六力”协同机制,整合政府、高校、基金、孵化器、园区各方力量,对清华、北大等7所重点高校推行“一校一策”,组建230人专职工作组驻校对接,已梳理优质成果350项、推动11项落地转化,设立20亿元科技成果转化基金,高标准建设全国高校人工智能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

此外,北京将围绕高标准建设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让成果“畅转化”;持续建强转化人才队伍,让成果“快转化”。

为确保政策落地见效,北京将建立月度巡回交流机制,深入高校解读政策、分享案例,出台尽职免责工作指引,明确勤勉尽责认定情形;督导首都各高校出台细则,落实70%收益分配底线。每季度开展专项督导,畅通投诉建议渠道,让科研人员切实获益。

(本报记者 董城 本报通讯员 王悦翔)

文化产业走出“厚度+活力”升级路

手造大赛创意迸发、“马彪彪”等爆款产品俏销、黄河大集烟火升腾……山东淄博文化产业正探索兼具文化厚度与市场活力的升级之路。

不久前,“山东手造・齐品淄博”城市礼物创意设计大赛圆满收官,涵盖文创产品、品牌包装、AIGC三大类别,让老手艺长出新模样,为淄博文创产业注入新动能。手造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优质企业的创新实践。淄博小虾米软陶艺术馆打造的“马彪彪”系列文创就是这一发展路径的生动典范,该产品让消费者参与编辫造型,增加了互动体验的趣味性,契合了年轻群体的消费需求,订单量爆发式增长。

“太可爱了,既能感受精湛的传统软陶技艺,又能自己动手编辫子,特别有参与感。”来自济南的游客张梦菡在淄博国艺馆见到“马彪彪”,当即买了两个。

淄博的文化消费场景持续升级,在“八大局”“唐库文创园”市集,特色手造摊位是吸引客流的亮点。“周末逛市集已成习惯,比宅在家里强多了。”市民张天成道出了众多淄博人的心声。

数字技术的应用覆盖淄博文化产业多个领域,为传统文旅赋能。在聊斋城景区,450平方米的裸眼3D大屏上,声光电交织如梦似幻……AI大模型“复活”了蒲松龄,文学巨匠跨越时空与游人对话。

一个个有温度、接地气的场景,让文化盛宴触手可及,成为游客念念不忘的淄博味道。

(本报记者 赵秋丽 本报通讯员 杨秋云)

“满格”电力绘就春耕新图景

春耕正当时,电力来护航。当前正值春耕春管关键时节,农业灌溉、大棚种植、智能育苗等用电需求增多,各地电力部门加大保电力度,将优质供电服务延伸至田间地头,让“满格”电力涌动在春耕生产一线,筑牢粮食丰收根基。

保障春灌,用电可靠不间断

眼下,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进入拔节期,迎来需水需肥高峰期,齐鲁沃野一片繁忙。在济南市章丘区宁家埠街道向高村,种粮大户徐兆忠开启机井灌溉。“现在浇地心里特别有底,用电稳定、供水顺畅,200多亩地两天就能浇完,收成更有保障。”徐兆忠指着绿油油的麦苗说。

针对春灌点多面广、用电需求集中的特点,国网济南市章丘区供电公司依托农灌用电服务一张图,对全区农灌台区、机井用电开展全域可视化监测,实时监测用电负荷,精准掌握田间用电动态,设立田间流动服务站,全程保障灌溉用电平稳不间断。

记者从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了解到,今年一季度,山东省农业用电量达17.3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4.46%,攀升的电量既凸显了电力对农业生产的强劲支撑,也折射出春耕春管的火热态势。

山西临汾300多万亩小麦也进入拔节期,田间水肥管理迎来关键时刻。在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贾得乡石村的农田里,旋转喷头不定时喷洒着水肥。国家电网山西电力(临汾)太行黎明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穿梭于机井房与配电设施之间,指导农户安全用电。

据了解,为保障农业生产用上“放心电、可靠电”,国网临汾供电公司采取“划片分区、包干负责”的原则,构建“网格化”服务体系,深入田间地头,全力护航春耕春管不误农时。

“拉网式”排查,全面“体检”稳运行

从传统农业到智慧育种,电力保障贯穿始终。在山东省菏泽市单县绿丰种业实验示范基地的智能化育苗大棚里,温湿度传感器实时监测环境变化,水肥一体化系统精准地为种苗输送养分,自动喷淋设备按设定程序定时作业。

“我们培育的是‘太空番茄’种子,对温湿度控制要求极高。如果没有可靠的电力保障,整个温控系统就会瘫痪。”单县绿丰种业有限公司负责人任辉说。目前正是航天育种材料田间对照实验的关键期,国网单县供电公司将基地纳入重点保电范围,组织春耕保电服务队,对基地供电线路、变压器、配电箱等设施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检查温控系统、水肥一体化设备、自动喷淋装置的用电安全,并帮助企业分析用电数据,指导错峰用电,既保障设备稳定运行,又节省了费用。

当前正值黔中大地春耕备耕时节,贵阳市各地猕猴桃种植基地、食用菌大棚、生态渔业养殖池、蔬菜繁育田一片繁忙,南方电网贵阳供电局紧扣本地现代山地高效农业特色,以可靠电力与优质服务为春耕生产筑牢保障。

针对猕猴桃、刺梨、食用菌、生态渔业等特色农业用电需求,贵阳供电局启动春耕保电专项行动,在全市各涉农供电所配齐配强便携测电验电工器具1000余套,全力满足一线巡检的即时需求。同时组建春耕保电服务队,采用“无人机巡检+人工特巡+在线监测”立体化模式,对涉农线路、灌溉配电设备、农业产业基地供电设施开展全覆盖排查,开展专项安全可靠用电巡视,及时整治线路隐患,从源头防范春耕用电故障。

靠前服务,精准保电到田间

仲春时节,走进山西省运城市绛县史村的温室大棚,饱满红润的樱桃挂满枝头。国网绛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正在樱桃大棚里帮助农户检查棚内自动温控、自动喷灌等用电设施。“卷帘机、温控系统、水肥一体化设备,哪样都得电来带。供电人员隔三岔五就来‘串门’,有他们在,我这心里踏实。”看着满棚长势喜人的樱桃,种植户王雁丽说。

入春以来,国网山西电力抢抓农时,统筹部署春耕春管用电服务各项举措,组织共产党员服务队奔走田间地头,确保春耕生产可靠用电,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银线连沃野,满电润良田。针对现代农业设施用电需求精细化特点,电力部门靠前服务,构建从“用上电”到“用好电”的全链条服务模式。

结合贵阳市喀斯特山地农业布局,贵阳供电局还创新推行“一线一策、一园一策”保电方案,开通春耕用电绿色通道,推行“专属电力管家”服务,服务队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智能灌溉、温控大棚等设备规范用电,借助“南网在线”App实现涉农用电业务线上快办,足不出户解决用电难题,以“满格”电力绘出一幅生机盎然的春耕生产新图景。

(新华社北京4月12日电 记者贾云鹏、王飞航、向定杰)

晾晒香云纱

4月11日,在广西梧州市龙圩区广平镇淑里村一家丝绸制造企业的草坪上,工人们利用天气晴好的时机,忙着晾晒香云纱。香云纱是一种纱绸制品,其染整技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年来,梧州市鼓励和扶持丝绸企业发展壮大上下游产业链条,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助农增收。

颜桂海摄/光明图片

第05版:红船初心专刊(总第1834期)3 篇

服务“焕新” 培育发展“沃土”

——辽宁全力打造优良营商环境

大连英歌石科学城科研设施全面竣工、创新成果加速转化,已成为东北地区极具活力的国家级科创高地。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供图

大连自助网办区工作人员为群众现场指导道路运输许可证线上申请办理。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供图

市民在朝阳市人社局办事大厅办理业务。朝阳市人社局供图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聚磅礴力量·“十五五”新图景新征程】

“取完号,一杯咖啡还没喝完,就拿到了新的营业执照!”在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政务服务中心的综合受理专区,刚办好手续的创业者王薇对这样的效率感到欣喜。

王薇感受到的高效,得益于辽宁全力打造营商环境“升级版”——通过深化“只提交一次材料”改革,将需跑多个部门办理的关联事项打包集成,大幅压缩了办事时间和环节。

营商环境是区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更是观察一个地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窗口。去年以来,辽宁省发出“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的动员令,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全面振兴的头号工程,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和久久为功的韧劲,推动从理念到实践、从制度到文化的系统性重塑。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持续推进营商环境改进提升,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如今,这场清除阻碍发展沉疴积弊的变革,正以扎扎实实的成效,扭转外界对辽宁乃至东北地区的固有印象,为辽宁全面振兴开辟源头活水,持续激发发展动能。

破局 刀刃向内重塑营商“气候”

“气瓶使用人和车主不一致,加不了气。”最近,铁岭市民王女士从本溪购买了一辆二手厢货车,没想到,头一回加气就卡了壳。车辆虽过了户,但气瓶“户口”还留在前任车主名下,而原车主早已失联。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她拨通了本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电话求助。工作人员在电脑前核验信息、提交变更……两小时后,一张电子版《气瓶使用登记证》就传到了王女士的手机上。“作风真的不一样了,工作人员尽心尽责地帮忙解难题。”她感慨道。

一件小事,折射出辽宁刀刃向内优化发展生态的决心。2026年“新年第一会”,辽宁省委将优化营商环境确立为关乎振兴全局的“生命线”工程,系统部署打造“政策、市场、政务、法治、人文”五大环境体系,同步出台《辽宁省大力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吹响了系统性重塑的号角。

决心不仅体现在顶层设计,更体现在向沉疴积弊的重拳出击。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辽宁省委书记许昆林痛斥省住建厅驻政务大厅工作人员“8年收1600多万”的典型案例,怒批“有点小权就用到极致”,引发强烈反响,彰显出坚决整治吃拿卡要以及刮骨疗毒的坚定态度。

针对基层政务服务中存在的行政效能低下、漠视群众诉求等问题,辽宁创新建设“直查直办”机制,全省3500余名办案人员专司其职,对破坏营商环境问题线索实行提级办理、直查快办,有效破除地方保护和人情干扰。一场以用户思维引领的效能革命,正从重塑营商“气候”入手,着力培育发展“沃土”。

重构 “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营商环境”

“以前办水电气,得跑好几个地方、填好几张表。现在来这一个窗口,填一张表,半小时全搞定!”在沈阳市苏家屯区政务服务中心,刚办完市政公用服务联合报装业务的企业负责人石先生对“一表通办”赞不绝口。从“多表多跑”到“一表通办”,背后是辽宁打破部门壁垒、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的系统性变革。

通过整合企业服务专席、政企面对面等多元渠道,辽宁创新构建“一企来办”服务机制,打造线上线下融合、诉求闭环办理的绿色通道。各地竞相推出“立等可取”服务,如大连市系统梳理并上线服务1563项,细分为半小时、1小时、2小时内办结,将承诺转化为可感可知的办事体验。

精准的政策供给是优化环境的关键。辽宁大力推动惠企政策“免申即享”“直达快享”,利用大数据实现“政策找企业”。比如在粮食流通领域,针对经营主体融资难问题,辽宁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联合省农担公司创新推出“粮油农担贷”,将综合融资成本压至1.2%/年,精准破解产业链痛点。

良好的营商环境,还体现在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上。辽宁全省推行扫码入企制度,承诺“无法定依据不检查、无风险预警不打扰”,为行政检查套上“数字缰绳”;司法系统同步开展整治,全省法院设立营商环境问题投诉二维码,建立“接诉即办”机制;省商务厅牵头推行成品油流通智慧监管改革,通过物联网、大数据构建全链条可视化监管体系,有效遏制违法违规行为,为守法企业创造了清朗空间……

人文环境浸润滋养,培育近悦远来生态。辽宁设立企业家日,举办“春暖辽沈·强企护航”等品牌活动,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落到实处,省级领导带头联系服务重点企业,传递“有求必应、无事不扰”的真诚态度。恒力集团董事长陈建华感慨,企业之所以持续扩大在辽投资,正是因为“辽宁省给企业的保障越来越高效,企业发展越来越有信心”。

从管理者到服务员的角色转变,让“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营商环境”成为行动自觉,共同构筑起吸引和集聚先进生产要素的强大软实力。

成势 市场主体用真金白银投下信任票

重塑营商环境的成效,体现在经济数据上,更反映在市场主体的信心与获得感中。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八年内在葫芦岛连续七次增资,总投资达16亿元,用真金白银投下信任票,董事长王现全感慨道:“到葫芦岛投资,真是来对了!”从2017年落户,到2025年第七期项目开工,辽宁先达农业科学有限公司总经理魏国军坦言,每当遇到问题,“从市里到开发区,都有人帮着去解决问题”,这份企业感受到的暖心,更为企业扎根发展注入了信心。

信心,不仅融入经济发展的肌理,也转化为千家万户可感知的活力。2026年春节,辽宁消费市场人气旺、热度高,从火爆的冰雪旅游到线上消费等新热点,一幅内需潜力持续释放的图景生动展开。在锦州,辽沈战役纪念馆迎来大批研学家庭,街头巷尾的烧烤店里,食客为一口地道的锦州美食远道而来。

这份热气升腾的活力,离不开暖心服务的支撑。在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盘锦沙岭大集,恒祥号米业的摊位生意火爆,负责人王兴凯说:“过年时销量大增,每天要卖出上万斤大米,开票量大、容易出错,还好税务干部就在身边,手把手指导操作、讲解合规要求,让我们经营更安心。”比锦上添花更珍贵的,是雪中送炭的精准护航。它以“有求必应、无事不扰”的务实姿态,为市场活力的持续迸发扫清了障碍、增添了底气,让经济增长的脉搏更加稳健有力。

跃迁 营造让产业链条协同共生的“雨林生态”

在大连长兴岛恒力重工的船坞里,三艘巨轮正同步建造。这个全球瞩目的造船基地,三年前还是一片沉寂的闲置地。当年,项目重启时,最让企业担忧的并非市场,而是盘活过程中必然涉及的复杂审批与各项保障。“让我们没想到的是,从省到市,自然资源部门成立了专班,林业审批这类过去可能耗时数月的环节,这次只用了1个多小时,让我们对项目如期建成投产更有信心了。”恒力重工项目负责人至今记忆犹新。

这种围绕龙头企业构建的“专班+包保”服务生态,让政府角色从管理员转向“赋能者”。如今,以恒力为“链主”,一批专精特新企业在周边聚集,形成了从设计、建造到配套的完整船舶产业链。政府的服务如同阳光雨露,滋养着产业生态。

从服务一个企业的专班,到服务一类市场主体的平台,辽宁的目标不仅是打造依靠土地、税收优惠的“成本洼地”,更旨在通过法治化、专业化的制度供给和系统性的服务赋能,营造一片能够让创新种子自由萌发、产业链条协同共生的“雨林生态”。辽宁的探索,是一场以营商环境之变,牵引治理效能与产业竞争力同步跃迁的实践。

春江水暖,抢滩布局。从管理者到服务员的角色重塑,从“办事繁”到“一次成”的效率革命,从单点突破到聚链成势的产业演进,辽宁正以空前的决心和力度,优化营商环境。从“投资不过山海关”的旧论,到“山海关不住,投资到辽宁”的新共识,这场以环境之变激活发展动能的深刻变革,正在为辽宁的全面振兴夯基垒台、积蓄力量。

(本报记者 李建斌 本报通讯员 邸悦)

这张证照为啥十九分钟能办好?

“晚上6点50分拿到电子证照,算算时间,从提交材料到拿证,只用了不到20分钟!”回想起今年1月23日的那个傍晚,海南本味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何宝的话中仍带着激动。儋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窗口的灯光照亮的不仅是一张食品经营许可证,更是儋州市以高效服务解企业燃眉之急的承诺。

当天下午,儋州市营商环境建设局审批五科工作人员陈伟强接到儋州工业园管理委员会来电紧急求助:园区内海南本味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因参与重要投标,急需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此时,距正常下班时间已不足两个小时。

接到企业诉求后,陈伟强第一时间响应,迅速联动市政务服务中心社会综合窗口、王五镇便民服务中心核查办件信息。企业把修改后的材料报送过来时,审批人员细致审核,指出规章制度目录清单与经营项目不匹配等问题,并全程指导企业规范完善填报内容。得知企业担心无法在工作日正常时段办结,审批人员立即协调开通延时专项服务。

从18点31分企业完成材料提交,到18点50分成功领取食品经营许可证电子证照,全程仅用时19分钟,真正实现了“不见面、零跑动”。2月10日,该企业专程送来“助力企业发展,彰显政务担当;护航封关启航,共襄自贸盛举”的锦旗,表达谢意。

近年来,儋州市以刀刃向内的改革勇气和务实创新的服务精神,设立企业服务中心,在政务大厅设置企业服务专区,全力破解企业办事创业的痛点、堵点、难点,创新打造“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不断刷新项目落地的“儋州速度”。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儋州工业园王五片区的锅圈国际食品产业园项目现场,热火朝天的施工气氛扑面而来。

作为儋州的重点食品产业项目,锅圈国际食品产业园从开工起就按下了“加速键”。“我们项目总投资超4亿元,但在推进中遇到两大‘拦路虎’:一是环评编制单位在污水处理分析方面经验不足,影响申报进度;二是项目申报国家发展改革委专项资金的窗口即将关闭,如果环评批复不及时,就可能错失近8000万元的资金支持。”锅圈国际食品产业园负责人张秀萍介绍。

儋州市营商环境建设局得知情况后,没有让企业“单打独斗”,而是主动靠前,开启了“跑步护航”模式,工作人员迅速收集整理同类厂区的成熟经验,为编制单位提供技术外援,破解了环评技术难题。同时,坚持“特事特办、急事急办”,项目申报环评当天即发布受理公示,并创新性地出具说明文件,协助企业成功争取到资金申报窗口延期。

“除了特别程序公示时间,我们实际审批耗时不足1个工作日。”儋州市营商环境建设局审批二科科长羊樱桃回忆道。正是这种“把企业事当成自家事”的精准帮扶,让项目成功申报到国家专项资金,为企业发展赋能。这正是儋州坚持“精准全周期服务”理念的体现——不以审批为终点,而以解决问题为追求,将服务的触角延伸到项目落地前的“最后一公里”和建设中的“每一步”。

“我们投的,不只是项目,还有对海南的信心。”张秀萍的话,道出了众多企业家的心声。企业对未来的信心,正是对政府服务最直接的评价。从本味源公司的“延时服务”到锅圈项目的“特事特办”,儋州营商环境建设局推出的“企业点单、政府跑腿”服务模式,让企业真切感受到雪中送炭的温暖,近年来已累计解决企业问题245个。

为更好地服务企业,儋州市以“万般解释,不如一个解决”的工作理念,建立“项目管家+审批团队”“简儋见”等服务机制,让服务从“被动等”变为“主动帮”。9名项目管家与审批服务团队协同作战,为项目提供全流程审批指引、靠前服务指导和难题闭环处理。2025年以来,这一机制已服务项目262个,推动84个项目落地开工,累计协调解决43个项目难点问题。

(本报记者 王晓樱)

夯筑智能网联汽车制造新高地

记者来到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湾区智联试验场时,只见元戎启行科技有限公司的测试车正匀速驶向百米外的障碍物。车顶两根白色的定位天线闪烁,驾驶室内方向盘自动转动。定睛细看,操控方向盘的,是一个嵌在方向盘上的驾驶机器人装置。

“用机械控制能更准确地保证行驶精度。”中汽研科技有限公司的测试人员向记者解释道,这套系统能将速度控制精度精确到0.01秒,油门和制动也由机械臂操作,当天进行的主动安全测试模拟城市道路中电动车突然横穿的“鬼探头”场景,能检验车辆的自动紧急制动功能。

除了主动安全测试,试验场还为企业提供多种研发验证服务。深圳市湾区智联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雅坤介绍:“自动泊车测试区设有不同大小、不同车位基底材质,增加遮挡设备,帮助企业持续迭代升级自动泊车技术。长直道上的爆胎测试模拟正常行驶中轮胎突然失效的情况,考察整车在突发状况下的稳定性。”

动态测试之外,试验场核心实验室内,整车性能、电池安全、智能驾驶等多个专业实验室同步运转。从动力电池全项性能检测,到整车重心标定、底盘调校,再到智驾算法仿真验证,实验室为企业提供从零部件到整车的全流程测试服务,让技术成果在量产前完成全工况验证,把风险化解在产线之前。

“试验场为我们提供了标准化、高精度的测试支撑,大幅缩短了智驾系统从研发到量产的周期。”元戎启行创始人周光表示,企业常驻试验场开展整车匹配验证,测试数据直接反哺算法迭代与产线优化,实现“研发—测试—制造”的高效闭环。

“市区两级共建湾区智联试验场,就是为智能网联汽车智能制造打底座的。”坪山区发展和改革局智能网联科科长温远松透露,“区里还配套了测试费用补贴,单家企业每年最高能拿到400万元,这样一来,企业做研发测试的成本压力小多了。”

温远松补充道,在产业链上游,坪山还联合央企建了全国首个车规级芯片标准验证平台。“这个平台补上了国产芯片上车前的检测短板,让国产芯片真正敢上车、能上车。”在他看来,场地、资金、标准三个维度同时发力,企业研发有支撑、测试有保障、供应链更安全。

如今,坪山已形成以试验场为枢纽,整车、智驾系统、零部件企业协同发展的产业生态。2025年,坪山区智能网联汽车规上工业产值达1194亿元,同比增长23.2%,实现“测试在坪山、制造在坪山、配套在坪山”的产业闭环。同时,坪山建成市级车路云产业孵化运营中心,成立深圳首个新能源汽车知识产权创新联合体,联动龙头建成17个联合实验室,为智能制造提供全方位生态支撑。

作为深圳新一代世界一流汽车城核心承载区,坪山正以湾区智联试验场为支点,持续完善“测试验证—技术研发—智能制造—产业配套”全链条体系,推动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打造全国智能网联汽车智能制造标杆区域。

(本报记者 严圣禾 本报通讯员 钟欢欢)

第06版: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刊2 篇

着力推动绿色贸易创新发展

在合肥派河港铁路物流基地拍摄的等待装车出口的新能源汽车。新华社发

近年来,在“双碳”目标的引领下,我国绿色贸易加快发展,成为对外贸易转型升级的典型特征。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均对发展绿色贸易作出战略部署。当前,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背景下,以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成本为特征的传统贸易模式已不适应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十五五”时期,必须坚持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导向,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深度融入贸易全链条、各环节,推动贸易动力由“数量驱动”向“质量引领”与“创新赋能”转变,实现绿色贸易创新发展。这不仅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更是我国履行大国责任、深度参与全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务实行动。

1. 深刻认识发展绿色贸易的时代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代表了当今科技和产业变革方向,是最有前途的发展领域。”发展绿色贸易,不仅关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底色与成色,更是一项关乎全球生态安全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抉择。

第一,这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本质要求,这意味着所有经济活动包括国际贸易都必须遵循绿色发展理念。国际贸易连接国内外市场、配置全球资源,其模式与结构直接影响生态环境。传统贸易模式往往将环境成本外部化,导致资源过度消耗与污染转移,加剧全球生态失衡。因此,必须推动贸易绿色转型:建立绿色核算体系以精准量化环境成本,通过绿色标准倒逼产业升级,以绿色消费驱动技术创新,从而将环境成本内化于贸易体系。由此,贸易结构将向低碳、循环、高效演进,有助于充分发挥资源集约利用、促进环保技术扩散的市场力量,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二,这是履行应对气候变化大国责任担当的必然选择。气候变化作为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全球性公共危机,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国际贸易及跨境运输是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来源,其绿色转型已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关键环节。中国作为世界最大货物贸易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肩负重要责任。履行这一责任,意味着必须将“双碳”目标系统性地深度融入贸易政策体系:一方面,要大幅提升光伏、风电、电动汽车等低碳产品与技术服务的贸易规模,帮助其他国家加速能源转型与低碳发展;另一方面,要着力加速推动远洋航运、航空货运和跨境物流体系的脱碳进程,积极推动“一带一路”绿色贸易与国际规则对话,有效避免“碳泄漏”和单边碳壁垒对多边贸易体系的冲击,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展现建设性引领作用,真正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担当。

第三,这是培育面向未来的国际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全球绿色规则体系正在快速重构,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电池护照、供应链尽责立法等新型规则不断涌现,绿色标准日益成为国际市场准入的门槛。在此背景下,发展绿色贸易,通过绿色市场准入倒逼国内产业技术革新,推动绿色科技创新实现产业化和全球化,不仅能够培育出一批在光伏、储能、特高压等领域已具领先优势的绿色产业集群,更能通过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的融合,催生智慧能源管理、碳资产管理服务等新兴贸易形态。推动我国从全球绿色产品的“供给者”升级为绿色技术标准的“制定者”,在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的新赛道中建立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实现从贸易规模优势向贸易质量优势的历史性跨越。

2. 牢牢把握绿色贸易创新发展的重点领域

推动贸易绿色转型是一场系统性工程,应聚焦以下三个相互关联、层层递进的关键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实现以点带面、纵深突破,构建起绿色贸易发展的“四梁八柱”。

促进绿色贸易扩容提质,推动贸易对象绿色化。贸易对象绿色化是指推动商品与服务进出口的同时降低环境足迹、提升生态效益。具体而言,在货物贸易领域,应规模化发展环境友好型产品,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节能家电等优势绿色产品出口,打造“中国绿色制造”品牌,提升产品环境声誉与附加值;同时鼓励引进先进低碳技术、关键装备及核心零部件,以引进带动绿色技术升级。在服务贸易领域,重点拓展生态咨询、碳资产管理、绿色金融等知识密集型绿色服务,培育新增长点,并为绿色货物贸易提供配套支撑。为此,需加快建立覆盖全生命周期的绿色标准、认证与标识体系,推动国内外标准互认衔接,破除隐性绿色壁垒,促进绿色产品与服务在全球高效流通。

构建绿色供应链管理体系,推动贸易过程绿色化。即便贸易对象本身是绿色的,若其供应链存在高消耗、高排放等问题,仍会削弱整体转型成效。因此,必须将绿色管理从产品拓展至全产业链。应推动链主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战略,通过设定供应商环境门槛与持续改进要求,将绿色标准传导至上下游,带动产业链整体绿化。物流环节应发展以多式联运为骨干的绿色运输体系,规模化应用新能源运载工具,推广可循环包装与标准化载具。同时,建立从绿色设计到回收再利用的闭环管理体系,推动再生资源产品贸易规范化,加强循环经济国际合作,从而将传统“线性贸易”升级为资源高效循环的“循环贸易”模式。

实现规则参与者向引领者转变,推动贸易规则绿色化。规则是贸易活动的“指挥棒”和“导航仪”。若没有与国际接轨、公平合理的绿色贸易规则,前述努力可能因规则冲突而事倍功半,甚至引发贸易摩擦。因此,应主动参与世贸组织框架下贸易与环境议题谈判,推动制定既平衡环境与贸易目标又兼顾发展中国家特殊需求的国际规则。在双边和区域自贸协定谈判中,要积极设置议程,纳入高水平、可操作的环境章节,通过区域实践积累经验。同时,立足国情加快构建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符合我国发展阶段的绿色贸易统计、核算与监测体系,为国际谈判提供中国方案、维护发展权益奠定数据与制度基础,并以此引导国内企业绿色转型。

3. 扎实推动绿色贸易创新发展的实践路径

推动绿色贸易创新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多方协同,综合运用科技、产业、政策、国际合作等多种工具,沿着清晰的实践路径稳步推进。

强化科技创新驱动。绿色贸易的竞争力根植于绿色科技的实力。绿色低碳前沿技术具有公共品属性强、投资风险高、回报周期长的特点,需国家财政加大对可再生能源、储能、碳捕集、绿色材料等关键领域的研发投入,力争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同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通过税收优惠、绿色采购等政策,推动企业将绿色研发纳入竞争战略,建设绿色技术中心,开展全流程绿色创新。还需重视数字赋能,运用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构建智慧物流与绿色供应链追溯平台,实现全链条碳足迹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以数字化提升贸易绿色化的管理效能。

推动产业绿色升级。贸易是产业的延伸,绿色贸易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绿色低碳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应充分发挥贸易政策的引导作用,通过优化出口退税等工具,鼓励高附加值、低环境影响的绿色产品出口,逐步限制高耗能、高排放产品输出。同时,需系统培育绿色低碳产业集群,围绕新能源汽车、光伏、风电等优势领域建设绿色制造基地,以规模化与品牌化提升产业链整体绿色水平和国际竞争力。此外,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动工业园区循环化改造,提升再生资源利用水平,为相关产品参与国际贸易夯实产业基础。产业的全面绿色升级,正是贸易结构实现根本优化的源头活水。

完善政策制度体系。完善的法律与政策体系是引导市场力量支持绿色贸易发展的基础。应加快健全促进绿色贸易的法律框架,配套建立绿色税收、信贷、债券和保险等经济激励工具,完善企业环境信息强制性披露制度,并创新专业化的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为绿色贸易提供长期、稳定、低成本的市场化融资支持。同时,需加强生态环境、商务、海关、金融等部门的监管协同与信息共享,通过严格执法压实企业在贸易活动中的环境主体责任,有效防范污染跨境转移。此外,还应建立系统的服务体系,协助企业理解并应对国际绿色标准、碳关税等新型贸易规则,持续提升其绿色合规能力与国际竞争力,为绿色贸易发展构建全方位支撑环境。

深化全球开放合作。绿色转型是全球性议题,封闭孤立没有出路。中国应坚定维护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反对一切形式的绿色保护主义。为此,要扎实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在基础设施、能源合作与产业投资中全面融入绿色标准,与共建国家分享中国在绿色发展领域的经验与技术成果。同时,通过深化“南南合作”项目,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绿色产业能力和贸易水平。在此基础上,中国应积极在联合国、G20、APEC等多边平台倡导开放包容、公平正义的全球绿色贸易与投资环境,推动构建各国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绿色治理新格局,让绿色贸易成果真正惠及所有国家和人民。

(作者:钱志权 潘禹锡,分别系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浙江农林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浙江农林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副研究员)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中的区域协同性

【学思践悟】

能源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2026年全国能源工作会议提出“锚定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推进能源强国建设”目标任务。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必须平衡好能源总体规模与区域布局的关系,加强能源工作的系统性、协调性,推动东中西地区在新能源生产、传输、消费等领域各展所长、协同共进,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稳定可靠能源支撑。

聚焦资源端,坚持区域间差异化布局

我国能源资源分布呈现“西富东贫、北多南少”的特征,而中东部地区电力需求旺盛,资源与需求空间错配矛盾突出。立足区域比较优势,坚持差异化布局,既能最大化释放资源潜力,又能形成区域联动、相互支撑的新能源增长极,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西部地区要立足“风光资源富集、土地空间广阔”的比较优势,打造国家级新能源基地。依托西部地区“沙戈荒”、大型水电基地等资源禀赋,加快构建“多能互补”的清洁能源体系。重点推进风光储一体化基地建设,配套发展光热发电、抽水蓄能等调节性电源,提升电力输出稳定性与可靠性。加强技术攻关,研发适用于高海拔、强风沙等严苛环境的耐候型光伏组件和高效低风速风机。探索“新能源+生态修复”模式,实现新能源生产与环境保护双赢。

东南沿海地区要坚持“技术引领、陆海并举”战略,培育新能源创新高地。东南沿海地区是我国能源转型前沿阵地,要以科技创新破解资源开发瓶颈,以陆海统筹激活发展潜能,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提供强劲支撑。聚焦深远海风电装备、氢能存储材料等“卡脖子”环节,推动海上风电机组等装备国产化迭代,提升核心零部件自主可控水平。重点推进深远海风电基地化开发,结合海洋牧场景观打造多能互补示范项目。以港口为枢纽,打造海上风电母港,带动装备制造、运维服务等全产业链集聚。通过技术赋能、陆海联动、生态支撑,让东南沿海成为新能源技术创新策源地、产业集聚地与示范引领地。

中部地区发挥“市场腹地广、应用场景多”的集成优势,建设新能源消纳枢纽和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重点强化电网基础设施,通过特高压与智能配网协同建设,破解“西电东送”传输瓶颈,同时依托虚拟电厂技术聚合分布式资源,提升系统调峰能力。充分发挥中部地区制造业基础雄厚优势,推动新能源与高端装备制造深度融合。通过推动成立区域新能源产业联盟等方式,强化协同,使中部地区成为衔接西部生产基地与东部创新高地、平衡全国能源供需的核心支点,为能源转型发挥“承东启西”的桥梁作用。

聚焦传输端,加快构建全国“一张网”

因空间布局不均衡、跨区域输电通道建设有待完善,我国新能源“发得出、送不走”问题亟待破解;再加上新能源本身具有间歇性、随机性、波动性特征,以及单一区域调节能力不足,局部地区弃风弃光现象不时出现。同时,区域间存在制度壁垒,制约了清洁能源大范围优化配置,亟须聚焦传输端,构建全国新能源“一张网”,破解消纳困境。

升级“西电东送”“北电南供”通道,夯实跨区输电支撑。立足资源与负荷逆向分布格局,加快现有特高压通道扩容改造,重点推进西北、华北新能源基地至中东部负荷中心的新建通道规划建设,优化主干电网交直流混联结构,构建大电网、配电网、微电网分层协同的新型电力系统形态,实现“源网荷储”动态平衡与协调互动。同步提升通道智能化水平,搭建覆盖全链条的数字化管控平台,实现跨区输电功率灵活调节、设备状态实时预警与故障快速隔离,破解传统通道“刚性输电”局限,提升对间歇性新能源的消纳能力,从硬件上解决“发得出、送不走”的痛点。

完善新能源跨省跨区交易机制,畅通绿电自由流动渠道。以市场化手段打破区域分割壁垒,统一全国绿色电力交易规则、技术标准与计量核算体系,构建涵盖中长期交易、现货交易、辅助服务交易的多元交易品种体系。健全跨省跨区输电费用分摊机制,优化交易流程,推行“一站式”数字化交易服务,降低市场主体交易成本。依托全国电力交易平台,打通绿电交易与绿证核发、碳市场履约的衔接通道,构建科学统一的绿电环境价值核算与认证体系,鼓励东部高耗能企业、绿色制造园区优先采购跨区绿电,通过价格信号引导清洁能源向需求集中区域高效流动,把西部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实现东部市场优势对西部清洁能源开发的可持续反哺。

建立区域能源应急协同机制,提升极端情况下能源保障能力。针对极端天气、设备故障等突发情况,搭建国家统筹、区域联动的能源应急指挥平台,制定跨省跨区电力互济应急预案,明确不同预警等级下的响应流程、责任分工与资源调配机制。强化区域调节资源共享,整合抽水蓄能电站、新型储能设施、可调节负荷等灵活资源,建立全国统一调节资源库,实现“余缺互济、峰谷互补”动态平衡。完善应急响应联动机制,加强跨区调度协同与数据共享,定期开展多场景联合演练,提升极端情况下快速响应与资源跨区调配能力,确保电力供应紧张时能源安全底线不突破,为全国新能源“一张网”稳定运行提供坚强保障。

聚焦消费端,形成绿色低碳新业态

当前,我国新能源消费端存在区域转型不均衡的问题,东部地区绿色消费场景丰富、政策支撑完备,而中西部地区绿色消费场景有待完善,消费端主体参与度不均,绿色产品渗透率偏低,新能源消纳缺乏稳定需求支撑,部分地区弃风弃光率高。因此,要聚焦消费端推进区域协同转型,加快形成全国统一的绿色消费市场。

强化多元主体协同,凝聚消费转型合力。从政府部门来看,应发挥引领作用,将绿色低碳纳入公共机构考核体系,全面推进机关、学校、医院等公共建筑节能改造,优先采购新能源交通工具与绿色办公用品,打造示范标杆。从企业层面来看,应履行主体责任,一方面加大绿色产品研发投入,推动工业产品、消费品向低碳化、轻量化升级;另一方面推行绿色供应链管理,将碳足迹核算贯穿生产、流通全环节,主动披露产品环境信息。同时,引导公众树立绿色消费理念,通过公益宣传、碳账户激励、绿色生活科普等方式,推动绿色出行、节约用电、低碳购物成为全社会共识。

深化场景融合应用,拓展绿色消费空间。在城市,推进“新能源+交通”融合,优化充电桩、换电站布局,支持新能源汽车在公交、物流、出租车等领域规模化应用,打造绿色交通示范城市;推广“光伏+建筑”一体化,鼓励新建建筑安装分布式光伏,既有建筑开展节能改造,实现建筑用能自给自足。在乡村,结合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房屋顶光伏开发、生物质能综合利用,支持新能源农机具推广应用,构建乡村绿色能源消费场景。工业领域,推动高耗能企业绿色用能转型,鼓励通过绿电交易、自备新能源项目等方式提升绿电使用比例,培育零碳工厂、零碳园区,实现生产消费协同降碳。

完善政策激励机制,优化转型制度环境。建立市场化激励机制,推广绿色电力证书、碳积分等制度,将个人绿色消费行为与信用评价、消费优惠挂钩,企业绿色采购与税收减免、项目审批优先等政策关联,激发转型内生动力。健全标准认证体系,统一绿色产品、绿色服务的认证标准与标识规范,打击虚假绿色宣传,保障消费者权益。强化科技与金融支撑,支持节能技术、储能设备、智能监测等低碳技术研发应用,鼓励金融机构推出绿色消费信贷、碳账户理财等产品,降低绿色消费门槛。同时,建立跨区域消费协同机制,推动绿色消费标准、激励政策区域互认,避免地方保护,形成全国统一的绿色消费市场,让绿色低碳消费新业态在全国范围内落地生根。

(作者:罗琼,系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天津市委党校教授)

第07版:光明视野3 篇

文化润乡村 振兴添动力

——文化特派员给农村带来哪些新变化

四川兴文县九丝城镇建武村,演员在巡游活动中表演木台铁桩戏。新华社发

游客在福建漳州南靖县梅林镇云水谣古镇参观游览。新华社发

云南曲靖会泽县娜姑镇白雾村历史悠久,风景如画,村内古迹众多。新华社发

【记者观察·文化赋能千行百业①】

文化,正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催化剂”,融入千行百业,赋能千行百业。

且看,文化+乡村振兴,改变中国乡土的模样;文化+工业设计,提升中国制造的附加值;文化+基层治理,凝聚民心走得更深更实……文化+,正给各行各业“+”出新天地、注入新活力。

本版今起开设“文化赋能千行百业”专栏,探访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可能。

第一期让我们关注这样一个群体——文化特派员。2024年4月,浙江在全国率先推出“文化特派员”制度。经过两年探索,一条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路径逐渐展现在我们面前。

从城市来到乡村,手把手地教村民剪纸、画画、弹奏乐器,与村民一起排练节目、建设文化设施,为乡村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出谋划策……放眼广袤的浙江乡村,在忙碌的田间地头、热闹的农村文化礼堂、整洁的农家小院里,总能见到这样一群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文化特派员。

2024年4月,浙江在全国率先推出“文化特派员”制度,选派1574位文化特派员赴乡镇(街道)、结对村(社区)开展基层文化建设。根据要求,文化特派员服务周期为两年。如今,两年过去,这些文化特派员给广大农村带来了什么变化?

村民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2024年5月,余涤非作为文化特派员,被派驻到宁波市鄞州区云龙镇,结对陈黄村。一到村里,他就马不停蹄地开始走访和调研:到村委会了解情况,拜访龙舟非遗传承人,在街头巷尾、文化长廊与村民聊天……作为浙江省乡村振兴促进中心的一名经济师,他在乡村人才培育、农民体育运动等方面有着丰富经验。

“我感受到了村民对文化的热爱和对文化活动的渴望。”在鄞州区委宣传部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下,余涤非尽最大努力满足乡亲们的愿望。于是,村里办起了文艺走亲、亲子教育、助老便民等活动,还引入陶缘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友爱青年志愿服务中心等公益组织,开展创意编织、非洲鼓、唐风宋韵舞蹈等才艺培训。

“以前就是跳跳广场舞、唱唱甬剧啥的,文化特派员来了之后,活动一下子变得丰富了。”陈黄村村民吴波云说,“文化特派员请来了专业的手工老师、舞蹈老师和声乐老师,一个月有四次不同的培训。培训过后,大家的自信心更足了,上台演出状态明显不一样。”

改变村民精神面貌的,还有派驻衢州市衢江区云溪乡孟姜村的文化特派员张森,他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

“村子里在搞考古发掘,村民却对挖出的‘宝贝’根本不了解,这怎么行?”经过细致调研,张森决定依托自己所在的浙西考古工作站,在孟姜村组建农民考古员、志愿文保员、义务宣传员三支队伍,推动村民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让他们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受益者。

孟姜村村民李金良平时做水果生意,成为农民考古员后,积极参加专业培训,跟着张森等考古队员一起到发掘现场干活,逐渐从考古方面的“小白”,进阶为村民眼中的“行家里手”。

“张森老师很耐心,带着我们一起干活,讲了很多考古方面的专业知识,我们对出土的青铜器、玉器、陶器都有了深入了解。这样的活动很有意义,我们也有信心讲好考古的故事。”谈起在发掘现场的工作经历,李金良乐得合不拢嘴。

“考古给这个村庄带来了太多的变化,我们的工作就是把考古成果转化成文化资源。”张森表示,未来会有更多的村民参与其中。

“打牌、搓麻将的少了,唱歌、跳舞、画画的人多了……”与浙江多地的乡亲们和镇村干部交流,经常能听到这样的话。文化特派员制度,搭建起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顺畅通道。自2024年派驻以来,文化特派员累计组建基层文化队伍4700余支,举办各类文化活动4.4万余场次,在大大丰富乡亲们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也有力推动着乡村的精神文明建设。

乡村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从杭州市区出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到位于浙闽交界的丽水市龙泉市宝溪乡溪头村,需要七个小时。这条路,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溪头村文化特派员吴茂英已经走过很多次。

作为长期从事乡村旅游研究的专家,2024年年初,吴茂英因指导溪头村申报世界最佳旅游乡村而与这里结缘。一趟扎实的调研下来,她深深地喜欢上了这个小村庄。“偏远的山区县,较难找到相匹配的文化特派员,所以我就报名去最需要人的地方。”谈起当时选择溪头村的初衷,吴茂英语气坚定。

根据乡亲们的需求,吴茂英请来了文化老师传授各类技能。村民的生活变得丰富起来,大伙的精气神越来越足,但吴茂英并不满足于此。溪头村有着丰厚的文化遗产资源,现存清代和民国时期古龙窑7座,其中五股窑等仍保持着传统烧制活动。为了充分发挥这一优势,2025年暑假,吴茂英指导浙江大学学生,联合浙江外国语学院组建“不灭窑火”志愿服务团队,通过驻村访谈等形式,对当地文旅产业进行全面摸底研究。

摸清家底后,团队决定,要用“轻量化设计”的思路,着力推动青瓷龙窑文化的创新转化:一方面,优化设计“龙窑宴”“开窑仪式”“点火晚会”3套沉浸式旅游体验活动方案,完善溪头村旅游产品矩阵;另一方面,聚焦“不灭窑火”IP,设计开发青瓷吉祥物、青瓷表情包等文创产品,策划“可吃的青瓷”产品线、“指瓷青绿”新消费产品,丰富衍生内容。

“文化特派员用实际行动,将文化的种子深植于乡土,催生了蓬勃的产业之花,是我们溪头村乡村全面振兴路上不可或缺的引路人。”溪头村党总支书记邓叶飞动情地说。

张森所在的衢州市,历史文化资源也十分丰厚,孟姜村周边的姑蔑文化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当了文化特派员之后,我会更多地思考如何将考古成果惠及当地。”为此,张森在全面调查该村具体情况的基础上,谋划了“擦亮姑蔑金名片 走好兴村共富路”项目,加快姑蔑文化成果转化。

一年多来,张森带领考古队成员,完成土墩墓文物元素提取,设计相关纹样20余种;邀请乡村画师,在孟姜村绘制了50余幅姑蔑文化及文物保护知识墙绘;联合衢州市大花投集团,启动孟姜花海公园提升工程;开展“跟着文化特派员去研学”活动,助力乡村开辟文旅产业。

“这里是游客中心,包括一个广场和博物馆主馆。”张森指着村里一处基本完工的建筑场地说,“博物馆预计今年七八月份开馆,其中设计了一个大的活动空间,可以开展研学、文创等活动。我们希望把这个地方打造成姑蔑文化或考古文化小镇,吸引更多游客,助力村民增收。”

产业旺了,腰包鼓了,村民吃上了“旅游饭”,纷纷变成了“上班族”。在浙江的广大乡村,文化激活释放出的乘数效应正持续显现。文化特派员们深入挖掘当地的特色优质文化资源,盘活闲置的乡村资源,因地制宜谋划发展文旅产业,在助力村民增收的同时,也为乡村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政策保障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作为浙江在全国首创的探索性举措,文化特派员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也是一项系统工程。政策的保障,派出单位、基层单位、宣传系统的支持,社会力量的参与和团队的协助等,都是文化特派员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的必要条件。

为了进一步盘活云龙镇的龙舟文化,余涤非向派出单位汇报后,经过多方协调,最终在浙江省委宣传部、省农业农村厅、省体育局的联合主办下,全省农民龙舟大赛顺利举行。

吴茂英的所在单位浙江大学,同样给予了她强大的助力,各种暖心的支持举措纷至沓来:溪头村地处偏僻,优质医疗资源不足,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等医院的医生就组队来到村里,为村民做义诊,开健康知识讲座;吴茂英带领团队在溪头村开发文创产品,浙江大学工会就从村里采购了5000多套青瓷文创;吴茂英指导的本科毕业生邓远程,受吴茂英的感召,毅然放弃头部文旅企业的管培生工作,扎根溪头村创业……

放眼浙江全省,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绍兴市柯桥区制定了强有力的区级资金配套政策,对于省级和市级下派的文化特派员,区财政均给予1∶1的经费匹配,还专门设立区级文化特派员专项资金,确保各个文化项目顺利开展并持续运作。

嘉兴市南湖区制定了《文化特派员管理服务办法(试行)》,建立月度跟进、季度交流机制,为文化特派员开展工作搭建平台。

作为省级文化特派员派出单位,浙江古籍出版社向舟山市嵊泗县菜园镇青沙村农家书屋捐赠了150余册老少咸宜的优质新书,丰富了海岛群众的文化供给。

文化特派员制度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乡村全面振兴的更多可能。目前,浙江构建了“省统筹、市指导、县(市、区)负责、乡镇(街道)抓落实”四级协同、分级管理的服务管理体系,组建90个省市县三级文化特派员工作组。而且,这些体制机制仍在不断完善,推动文化特派员制度不断向纵深发展。

浙江的成功实践,也为全国的基层文化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山西、湖北、福建等地的田间地头,均可寻见各具特色的文化特派员身影。文化特派员制度正在全国多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越来越多的文化特派员活跃在广大乡村,将优质文化资源送到田间地头,滋润着更多乡村,帮助更多乡亲既富口袋,又富脑袋,共同走好乡村全面振兴路。”吴茂英说。

(本报记者 杨永磊 刘习 曾毅)

项目统筹:本报记者 贾月洋

让优质文化资源直达村庄

【专家点评】

农村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党和政府一直以来高度重视、着力推进的重点领域。浙江深入调研、精准研判新时代农村文化发展新态势和农民群众文化新需求,探索创新建设举措,以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为机制,实施文化特派员工作制度,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的理念和方法。

社会主义文化要站稳群众立场,切实保障文化民生,这也是党和政府的重要职责。农民群众是农村文化建设的主力军,近年来风靡全国的“村晚”“村BA”“村超”“村舞”等“村字号”活动,都显示了农民群众的创造热情和能力。要尊重农民群众的文化权益和首创精神,探索乡村文化自治管理模式;要培养农村文化人才,不断巩固“种文化”成效;要珍视饱含深情、期望、准则和价值的民间文艺“深海”,以本土化、生活化的原生能量凝聚情感归属和文化认同。

我国农村文化建设已经取得巨大成效,但基础设施薄弱、优质资源匮乏、人才总量不足、观念陈旧等老问题依然不同程度存在,新发展、新形势带来一系列新问题。要综合运用现代制度、传统美德、乡土情谊等资源,重建体现新时代文化特征的乡村生活共同体,巩固农民群众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要以精准、直接、下沉为路径,推动文化资源供给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文化人才从单兵作战到团队协作、文化服务从粗放供给到精细定制,实现优质文化资源直达村庄;要积极探索文化与经济相融合,激发乡村产业活力;要积极推进数字化改革和系统性重塑,以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优势。

在农村文化工作的各个环节,要建立严谨、规范、高效运营机制,联动教育、财政、人社、文旅等部门形成协同推进的合力;要搭建实体化工作载体,向农村“派人才、供资金、送项目”,常态化提供资源点单、项目跟进、专家指导等服务;要整合政府、企业和社会各项资源,汇聚众志成城的建设力量。文化特派员制度使得一批文化工作者深入农村,感受民生,在立足祖国大地、担起文化使命、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方面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陈野,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项目统筹:本报记者 贾月洋

我在村里“种文化”

讲述人:台州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副教授 郑红

【一线讲述】

刚被派驻到浙江省台州市临海市尤溪镇义城村时,我的心情是忐忑的。因为在我看来,文化特派员的工作不仅要给村民带来一些东西,还应该留下一些内容,从务实的长期主义思维出发,形成可发展的长效机制。于是,我从村情摸排开始,一点点地开始探索。

义城村是全国文明村,在唐朝就有“义诚乡”建制,耕读氛围浓厚。村子里有一所老校舍,房屋的每块石头,都是村里老一辈从山上背下来的。他们对老校舍有感情,因此我计划把这里改造成村里的文化阵地。

想要改造并不容易,光是提出这样的想法,已经面临巨大压力。“外来的人会爱护我们的建筑吗”“怕不是还没建好就离开”“不能空有花架子”……看到乡亲们有顾虑,我一边在村里走访,一边脚踏实地把工作开展起来,希望用实实在在的效果让大家放心。

“修旧如旧”是我们的工作原则。在保持村里原有文化遗存韵味的基础上,我们把其中的两间教室打通,建成了村里第一个书房。书架列立于四壁,中置木书桌,点缀鲜花绿植,保留一份幽静的素雅氛围。花瓶是村民家中的酒瓶、酒坛、行军壶,插上路旁山野的梨花、兰花、野树莓。节约成本是一方面,我更想让乡亲们在找到归属感的同时,也能形成新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让美好融入日常点滴。

书籍之外,书房还设有咖啡吧、茶水间,可以承接团建活动,形成村子发展的轻业态。本村村民被邀请来做书房管理员。他们没有任何相关工作经验,于是我从室内卫生管理、餐具用品消毒、茶水咖啡冲泡等各种细节开始,手把手教他们如何管理。

现在,管理员们把书房收拾得井井有条,乡亲们也把这里当成了茶余饭后的“据点”。告别了打牌抽烟闲唠嗑,大家都有了些读书看报插花的“闲情逸致”。逢年过节,这里是乡亲们共同的“会客厅”。寻常日子里,回乡看望爷爷奶奶的小朋友也有个学习的好去处。他们还把在这里潜移默化养成的好习惯带到了家里,家家户户地板清亮、收纳有序。

改造期间,我们在老校舍的楼梯下发现了从清代道光年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土地契约。现在算上在镇子里收集的契约共有127张,我们计划把另一间教室改造成乡村契约博物馆,为历史学者研究我国土地制度提供原始资料。在村里的支持下,我还努力把村子里的资源进行串联,为未来乡村发展播撒希望的种子。

村旁,修建于明代的义城古道全长6000余米,是很多徒步爱好者的打卡地,我们因此建起了村里第一家餐馆;作为首批越剧之乡,乡亲们农闲时就爱唱两句,这些六七十岁的老人家成为传承传统文化的排头兵;我们筹集文化教育基金,奖励本村优秀学子和在文化领域作出贡献的人士,让文化的力量在义城村生生不息……

(本报记者刘习、陆健采访整理)

项目统筹:本报记者 贾月洋

第08版:教科新闻6 篇

脑机接口进入临床应用

助患者实现脑控抓握“想动就动”

【成果变形记】

“只要心里一动念,瘫痪的手就能应‘念’抬起、稳稳抓握”——这曾是无数截瘫患者深埋心底的奢望。如今,一项突破性技术,让这份奢望真正照进了现实。国家药监局日前批准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上市。这标志着,国际首个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正式进入临床应用阶段。

这个产品,叫NEO系统——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由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洪波教授团队全程自主研发。

大脑与肢体之间的“无线翻译官”

对于颈段脊髓损伤、高位截瘫的患者而言,最大的痛苦并非肢体受损,而是大脑发出的每一个行动指令,都因脊髓这条“信号通路”断裂,无法传递到手臂和手部。明明心里想着抬手、抓握、拥抱,身体却始终无法做出回应,长期被困在无法自主行动的困境里。

NEO系统的核心作用就是成为大脑与肢体之间的“无线翻译官”——绕开受损的脊髓,直接捕捉大脑发出的运动指令,精准解码后转化为控制信号,帮助患者重新实现手部的自主抓握与活动。

25年前,洪波团队踏入脑机接口领域时,主流研究路线分为非侵入式和侵入式两条技术路线,长期面临安全与精度难以兼顾的难题:前者通过在头皮外侧无创放置传感器来采集大脑信号,虽然安全但信号会受到颅骨物理屏障的影响;后者则将传感器直接植入大脑皮层,信号精准,但长期使用会存在生物兼容性、电极脱落等问题。

如何在侵入程度、信号质量和长期风险之间取得平衡?洪波团队另辟蹊径,选择了半侵入式的硬膜外技术路线:把电极放置在颅骨内、硬脑膜外。“如果把人脑想象成一个鸡蛋,颅骨就好比蛋壳,在颅骨下包裹大脑的硬脑膜类似蛋壳膜,脑组织就如蛋白蛋黄。”洪波介绍,“电极贴不直接接触脑组织,不会损伤神经细胞,也不存在电极移位的隐患。这就好比把耳朵贴到会议室的墙上听屋内人交谈,效果肯定比在大楼外要好很多,同时也不会打扰到屋内人。”

抓握解码准确率90%以上

半侵入式脑机接口虽然避免了传统侵入式设备的直接风险,但仍需应对长期稳定性、无线供电、脑信号解码等一系列技术挑战。

例如,植入设备如何长期可靠地采集和传输脑电信号?NEO系统给出的解决方案是近场无线通信与供能技术,一方面实现脑电信号的无线传输,彻底摒弃传统连线插头;另一方面去除体内电池,通过无线方式为体内处理器供电,从而避免反复充电及电池失效引发的二次手术风险。这一“信能一体、里应外合”的创新设计,为植入设备的终身可靠使用奠定了基础。

信号解码则是另一道难关:电极置于硬脑膜外,信号衰减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团队研究通过提取多频带信息,构建“虚拟信号通道”,并将频带间的协同变化纳入解码特征。凭借这一方法,NEO系统仅用8个电极,便实现90%以上的抓握解码准确率,解码延时控制在数百毫秒,能够精准快速翻译患者运动意图,让患者“想动就动”。

团队介绍,2023年10月,NEO系统完成首例植入;2023至2024年,完成4例可行性临床试验,初步验证了系统的有效性和安全性;2025年,在全国11家医院开展多中心确证性临床试验,完成32例颈段脊髓损伤患者的临床植入。临床试验结果表明,全部患者在植入脑机接口后都实现了脑控抓握,脑机接口辅助下的手部运动功能评分显著提升。

很多科学问题仍需研究

“第一例产品的落地,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站在脑机接口技术的最前沿。”洪波清醒地认识到,“团队此次的成果,只是综合考虑我国临床实际需求,运用科学原理与工程方法,解决了一个具体问题,但要实现脑机接口帮助千万人甚至上亿人解决中风、癫痫、抑郁乃至阿尔茨海默病等问题,还有很多科学关卡和技术难点没有攻克。”

接下来要做什么?洪波表示,NEO系统完成了“从0到1”的突破,此后从1到100、1000……的发展,将由产业界更多创新团队接棒完成:“但很多科学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这个不彻底的遗憾,最终会成为制约未来发展的瓶颈。作为科研工作者,我们要看到现象,研究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提出基本的科学问题。”

洪波团队现在的研究方向,正是临床试验中观察到的神经修复现象。在完成临床植入的32例颈段脊髓损伤患者中,有22例患者经过6个月的脑机接口抓握训练,自主的手部运动功能评分获得显著提升,这背后发生了什么?大脑和神经连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如何加速……研究这些暂时未解开的科学问题,成为洪波团队新的任务。

“我想做一个改变世界的工程师。”洪波希望,NEO系统成功获批上市的经历,能激励更多人以原创性成果引领智能芯片、新材料、高端装备、生命健康等前沿领域变革。

(本报记者 邓晖)

五大举措推动京雄教育协同发展

本报北京4月12日电(记者董城 通讯员张新惠)日前,北京市教委、河北省教育厅和雄安新区教育局联合举办“京智赋能·育见未来”——“人工智能+教育”京雄合作启动会。雄安中小学“班超运动汇”正式入驻首都教育新地图。

雄安新区教育局负责人告诉记者,北京“首都教育新地图”“基础教育AI超市”落地雄安,是京雄教育深度融合、雄安打造智慧教育示范区的新起点,雄安将全面承接智慧教育资源,深化教研协同,强化AI师资建设,以数智化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

以此次合作为起点,北京将携手雄安以人工智能赋能基础教育发展,落实“健康第一”理念,打造“班超”活动共享共建平台,扩大智慧操场设备使用试点,推动两地中小学生通过智能平台互动交流、同台展示,以体育为纽带促进京雄教育深度融合。

启动仪式上,北京市依托智慧教育平台搭建的AI应用超市正式落地雄安新区。该平台始终坚守“优质汇聚、安全可信、公益服务、双向促进”的建设理念,汇聚40余款经过一线实践检验的优质AI教育产品,全面覆盖教、学、管、评、研、育等核心环节,为广大师生选用AI教育工具提供权威参考,为雄安“人工智能+教育”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北京市教委负责人表示,北京将进一步深化京雄教育深度合作,通过开放首都智慧教育资源、提升教科研水平、开展“融铸式”协作、支持学校办学、服务高校疏解等五大举措,支持服务雄安新区教育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由首都高校和中小学教育管理和教学一线的55位专家代表组成的北京教育AI讲师团还将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为雄安教育系统干部教师授课。北京将与雄安共享课程建设、教学案例、评价方式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与实践经验,探索共建中小学人工智能教师交流、研修共同体,联合举办科普讲座等活动,激发青少年对人工智能的兴趣与热情,发掘培养创新人才。

面向未来,京雄两地将持续深化协同:北京向雄安开放数字教育资源,共享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教学的方法路径;两地教育部门联合开展教科研活动;围绕体育美育等开展联合活动,构建五育并举的教育协作新模式;支持“建三援四”学校开展集团化办学,加大对雄安新区学校办学支持力度;支持在京部属高校平稳有序向雄安疏解,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建好基层人才“蓄水池”

——云南开放大学以“双提升”行动助力基层干部成长

清晨的茶园里,露水未干。云南西双版纳勐海县贺开村党总支书记杨泽忠一边查看古茶树长势,一边用手机记录溯源数据。“这些古茶树管理办法,都是在‘双提升’课堂上学来的。”他笑着说。

自2018年云南启动党员干部学历与能力“双提升”行动以来,云南开放大学依托覆盖城乡的办学网络和灵活多样的教学模式,推动党员干部“干中学、学中干”,实现能力素养与实践本领双提升。

紧扣基层治理和乡村振兴需求,云南开放大学与地方组织部门联合开发课程体系,创新打造“一平台+四课堂”混合式教学模式。承载506门课程资源的“云南乡村振兴学习网”及移动端平台,实现时时处处可学;“四个课堂”——空中课堂学理论、固定课堂钻业务、田间课堂练实操、流动课堂解难题,将学习从教室延伸到基层一线。各地还依托党群服务中心、特色产业基地建成1086个实践教学基地,组织学员现场“取经”。

在楚雄州姚安县委党校教师李红菊看来,课堂形态带来的变化十分明显,通过情景模拟,学员现场演练矛盾调解和应急处置,“大家代入角色,讨论特别热烈,学完就能用。”

云南开放大学不断优化“线上学习+农闲面授+实践研修”的教学模式,建立“双导师制”,由高校教师负责理论指导、基层干部负责实践带教,推动学习成果转化为发展成效。

在红河州建水县官厅镇车家村,曾经零散分布的柑橘地,如今连片延展成3000亩脐橙产业基地。参加学习后的村干部苏文平牵头成立农业科技公司,探索“党总支+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带动村民发展脐橙种植。如今,站在山坡上望去,一排排果树整齐铺开,春日里新芽初绽。“变化不仅是产业规模扩大,更重要的是干部思路变了。”红河州委组织部党员教育管理科科长马雄杰介绍,一批基层干部从过去的“经验型管理”逐渐转向“专业化发展”,在产业规划、项目运转和群众组织方面更加得心应手。

在西双版纳州,围绕“双提升”行动,当地构建起组织部门牵头、多部门协同、校地联动的推进机制。在红河州,“双提升”行动成为夯实基层治理的重要抓手,已有5000余名村(社区)干部参加本专科学习,大专以上学历占比显著提升。

从雨林茶山到梯田村寨,从课堂学习到治理一线,“双提升”行动正推动越来越多的基层干部在学用结合中成长,也为云南乡村振兴和基层治理积蓄新力量。截至2025年11月,“双提升”行动累计招收学员近6.3万名,覆盖云南129个县(市、区),建好了基层人才“蓄水池”。

(本报记者 徐鑫雨 刘岩 本报通讯员 史瑶)

水稻生物育种获新突破

科研团队揭示免疫驯化选择如何协调抗病与产量

【瞧!我们的前沿科技】

本报上海4月12日电(记者颜维琦、崔兴毅)近20年来,受全球变暖影响,台风活动频繁,加之水稻主栽品种抗源单一、病原菌变异加快,白叶枯病发生面积持续扩大。加强水稻白叶枯病抗病基因挖掘与育种应用研究,对于维护粮食稳定供给具有战略意义,也是我国生物育种的重大需求。

日前,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何祖华院士团队与上海交通大学陈功友教授团队、浙江大学邓一文教授团队联合发表研究成果——针对水稻免疫模块的驯化选择与广谱抗病重构,团队挖掘了水稻抗白叶枯病新基因Xa48,为作物抗病分子育种提供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要基因资源。同时,团队首次在作物中证实,基础抗病与病菌小种专化性抗病网络的叠加可重构野生稻的广谱抗病性,并能维持高产性状。该发现有望开创育种新范式。

记者了解到,植物免疫系统在野生种到现代作物形成过程中受到驯化塑造,其核心在于平衡生长与防御,在此期间抗病基因往往会受到差别选择,以适应不同的环境选择压力。但是学界和育种界对于植物抗病如何经历差别化的人工选择尚不清楚。

团队通过大规模筛选几千份水稻资源,利用能“攻破”国际上首个克隆的白叶枯病抗病基因Xa21的毒性菌株,在籼稻品种双科早中鉴定到一个新的白叶枯病抗病基因Xa48。研究团队进一步解析基因Xa48在籼稻和粳稻中的差别驯化机制,发现Xa48-OsVOZ1模块严重影响粳稻的产量,而几千年的驯化历程已将基因Xa48从粳稻基因组中剔除,基因Xa48只存在于籼稻资源中。

籼稻传统上种植于白叶枯病频发的东南亚地区(长江以南),而粳稻历史上种植于水患较少的长江以北地区。随着农业人工灌溉体系建立,我国尤其是长江以北地区白叶枯病的发生逐渐减少,因此由于病原菌选择压力,基因Xa48只保留在部分南方籼稻品种中。

团队还构建了水稻针对白叶枯病害的抗性综合平台,在拓展抗病“宽度”的同时增强抗性“深度”。通过长期的遗传育种选择与植物病理学研究,建立了以XA21基础抗病加XA48专化性抗病为核心的免疫研究平台,系统探索二者在作物免疫应答中的协同效应。

“作物的基础抗病性对一个病原菌所有变种都有一定的抗病性,是每个植物都有的,就像人感冒都会打喷嚏一样。而专化抗病性是对一个病原菌的一些变种具有完全强烈抗病性,而对其他变体只有基础抗性。”何祖华介绍,团队杂交聚合两种抗性的水稻新品系,发现在经历台风、洪水等极端胁迫后,仍能在不同稻区保持稳定抗性,且不影响产量等重要农艺性状。由此,首次在作物上证明两个免疫网络的叠加可以重构野生稻的广谱抗病性,为破解作物病害绿色防控难题提供新思路。

乐享周末

春光正好,风清景明。人们纷纷走出家门,以各种方式乐享周末时光。图为4月12日,小朋友在河北省石家庄书城选看儿童书籍。

新华社发

守正创新育英才 心育报国担使命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紧扣国家战略需求、紧跟时代发展步伐,深耕应用心理人才培养十余载,精心构建“一心双核四驱动”应用心理专业硕士培养模式,精准破解行业人才培养痛点,走出一条兼具中国特色、时代特征与实践导向的应用心理人才培养新路径。学院依托心理学A类学科、全国首批应用心理专业硕博学位授权点的深厚优势,已培育大批“知行创”合一的高素质应用心理人才,成为国内应用心理人才培养的标杆典范。

党建引领铸魂 厚植德才兼备底色

学院始终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党的领导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实现从“重能轻德”到“德才兼备”的根本转变。建立党委“四心”工作模式,以担当学院政治核心、培育师生报国忠心、瞄准突出问题靶心、牢记民族复兴初心为核心,筑牢师生报国初心与使命担当;扎实推进师生党支部联学、联建、联创,斩获全国高校“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全国高校样板党支部等国家级荣誉,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领头雁作用;打造“点·线·面·体”四位一体思政工作体系,实现立德树人、铸魂育人、立己达人的辩证统一,助力学生练就过硬专业本领,涵养丹心报国、经世济民、恪守伦理的高尚德行,成长为政治过硬、业务精湛,兼顾个人发展与集体利益的优秀应用心理人才。

公益实践赋能 涵养立己达人情怀

学院以公益实践为重要育人载体,推动人才培养从“重己轻他”向“立己达人”跃升,让学生在服务社会的实践中锤炼专业本领、厚植家国情怀。建强建优三大公益服务平台:打造“教育部华中师范大学心理援助热线平台”,300余名研究生投身心理公益服务,累计服务超30万人次;深耕“湖北省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成长辅导中心”,深度参与省级公益活动,服务覆盖数百万人次;培育以应用心理硕士为骨干的“春雨服务队”,足迹遍布全国12个省份,获评全国样板党支部、湖北省五四青年奖章集体。一系列公益平台的搭建,让学生在社会实践中实现育德、育能、育心有机统一,专业服务能力与社会责任感同步提升。

数智技术赋能 推动培养转型升级

学院立足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要求,以数智赋能推动人才培养从“重法轻技”向“技法双强”升级,全面提升学生专业核心竞争力。依托心理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构建沉浸式专业训练环境;依托学校“小雅”智慧课程平台,打造“微助教”系统,形成覆盖课前、课中、课后的闭环智慧学习生态,服务全校师生;研发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智适应测量模型、心理助人技术AI教练实训平台等前沿成果,使测评效率较传统模式提升30%-50%,实现心理助人技术的自主训练与智能评价,让学生熟练掌握现代技术手段,成长为适配数字时代发展的高素质应用心理人才。

交叉融合拓界 培育拔尖创新能力

学院打破学科壁垒,以交叉融合驱动人才培养从“重本轻融”向“深度融合”突破,着力培育学生的跨域整合与创新实践能力。深化“心理学+”融合发展,与教育、计算机、人工智能等学科共建课程、共享平台、共筑基地,厚植学生跨学科思维;构建校地合作共育机制,与政法、卫健等部门深度联动,组织学生开展心理科普、专业测评、危机干预等服务;与教育、医疗、互联网等产业共建20余个实训基地,贯通“理论—技术—实践”培养全链条,让学生在产教深度融合中提升创新能力与协同能力,成长为兼具专业深度与行业广度的复合型应用心理人才。

十余载砥砺耕耘,硕果盈枝。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的“一心双核四驱动”人才培养模式已被20余所兄弟院校借鉴推广,累计培养1800余名应用心理专业人才,毕业生遍布学校、医疗机构、政府机关等众多领域,成为全国心理健康服务领域的中坚力量。

新征程催人奋进,新使命重任在肩。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将始终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持续深化“一心双核四驱动”培养模式创新,通过完善学科建设、强化平台支撑、深化产教融合等举措,在培养更多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知行创”合一应用心理人才的道路上勇毅前行,为我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健康中国战略实施贡献更多华师力量。

(孙晓军 赵庆柏 苏晓刚)

第09版:文化新闻6 篇

70年“北京跑”迎来新起点

4月12日,2026北京国际长跑节-北京半程马拉松赛鸣枪开跑,共有约22000名跑者参与赛事。据了解,今年是北京国际长跑节70周年、北京半程马拉松10周年。图为参赛选手在比赛中。本报记者 王清彬摄/光明图片

4月12日,北京。清晨7时,2026年北京国际长跑节-北京半程马拉松在天安门广场鸣枪起跑。约22000名跑者沐浴着春光,在黎明的霞光里出发,用脚步丈量古都文脉,用奔跑拥抱一城春色,共赴这场跨越70年的春日之约,续写属于北京长跑的荣耀篇章。

1956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初四),北京市“胜利杯”环城赛跑举行。来自工厂、学校、机关等单位的1450名长跑爱好者冲出起跑线,从天安门起跑,途经长安街、西单、平安里、张自忠路和东单,最后回到天安门广场,全程约13.3公里。赛道两边,市民沿途敲锣打鼓,为选手助威呐喊。从那时起,这场赛事就成为全国最大规模的群众性长跑活动。

今年的比赛路线延续2025年优化后的经典赛道。赛道起点为天安门广场,终点为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全程途经东城区、朝阳区,沿途尽览北京城市风貌,感受双奥之城的独特魅力。

除了数以万计的业余路跑爱好者,今年北京半程马拉松赛还邀请了多位精英选手参赛。比赛中,001号选手王文杰状态极佳,一直处在第一梯队,在10公里处就建立起领先优势。后半程,王文杰速度不减,向着全国纪录发起冲击。最后,王文杰第一个冲过了终点,成绩是1小时01分15秒,创造了男子半程马拉松全国纪录。王文杰表示,赛前,他预想到了比赛节奏,“今天的赛道属于国内比较容易出成绩的赛道”。王文杰介绍,由于平时在北京训练,对这里的气候条件比较适应。女子冠军则是许双双,成绩为1小时09分54秒。

为了让更多的路跑爱好者参与其中,组委会特地将今年的参赛人数扩容,较去年增加了10%,出发时间比去年提前了30分钟,关门时间为10时整。两项改变展现了赛事细化的提升,一方面满足了更多跑者的参赛需求,另一方面减少了赛事对城市交通的影响。

北京国际长跑节-北京半程马拉松是马拉松爱好者的“必跑赛事”之一。作为国内历史最悠久的群众性传统体育活动之一,其从无到有几度变迁,不断发展。今年赛事报名热度再创新高,京内、京外人数分别占64%、36%。海外选手报名人数较去年大幅增长35%,让北京半程马拉松的国际影响力再上新台阶。

20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成立不久,包括本报在内的多家新闻单位为促进体育运动开展,扩大体育宣传,联合发起创办北京市“胜利杯”环城赛跑。

自1956年首次举办后,随着知名度和规模不断增加,这项赛事逐步发展成为一项国际性群众体育交流盛会。1982年,比赛路线大幅度延长。1989年,举办了25届的北京市春节环城赛跑改为春季长跑赛。之后,春季长跑赛向国际化发展,1993年,赛事吸引了来自33个国家和地区的8000多名长跑爱好者,赛事升级为北京春季长跑暨国际长跑节。

北京申奥成功后,全民健身蔚然成风。2007年,赛事与历史悠久的北京国际公路接力赛合并,整合后定名为“北京国际长跑节”,开启新的发展阶段。2008年北京市举办庆祝奥运会倒计时100天系列活动时,北京国际长跑节作为庆祝活动之一,展现了群众期盼奥运的热情。

2016年,北京国际长跑节升级为北京半程马拉松。首届赛事口号确定为“我为北京跑”,这项历史悠久却又年轻的赛事被跑友们称为“北京跑”。

北京半程马拉松路线设计极具城市特色。天安门、护城河、雍和宫、地坛、鸟巢、水立方……北京的传统与现代,都展现在这21.0975公里的距离中。

北京半程马拉松以其高质量的赛事运营和服务赢得了“2017中国田径协会金牌赛事”的称号。2021年,赛事首次获评“世界田联标牌赛事”,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此外,北京半程马拉松还多次荣获“北京市体育旅游十佳精品赛事”称号。

今年的完赛奖牌以“七秩荣光”为设计主题,将马拉松运动的拼搏精神与北京国际长跑节70周年的辉煌历程凝聚在一起。奖牌正面采用简洁现代的视觉语言,突出艺术化“70”符号。背面则以鲜明的70周年彩色标识作为视觉核心,直观点明70周年纪念主题,兼具纪念意义与视觉层次感。1956、2016、2026等年份刻度环绕奖牌四周,象征70周年里每一段奔跑的时光刻度与历史年轮。参赛服装设计方面,则将“天圆地方”的理念与城市气质融入其中。跑者能从衣服的纹理中找到长城青砖、故宫筒瓦的影子。

除半程马拉松之外,赛事的配套活动也丰富多彩。4月11日,欢聚跑、亲子跑分别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和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举行,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北京国际长跑节之中。4月9日至11日,在国际展览中心举行了面向大众的博览会,打造集文化、商业、体育、旅游于一体的综合性展示平台。不管是参赛选手还是普通观众,都能在这里得到贴心服务,感受满满的赛事温情。

(本报记者 王 东)

“以游入学,以学助游”

4月11日,甘肃对外发布“十大主题、百条线路、千堂课程”研学产品体系,重点涉及丝路游、石窟游、黄河游、非遗游四条线路,吸引海内外研学机构共谋丝路研学合作。

当日,“知行甘肃 读懂中国”甘肃省2026年研学资源对接大会暨研学旅游产品展示活动(兰州站)在兰州举办,来自国内近20个省(区、市)的120余家研学机构、研学基地、旅行商代表参加。

活动聚焦甘肃各地深厚的旅游资源与丰富的文化资源,链接各地文旅。从顶层设计到优势整合,打通“产+游+学+研”产业链,以期实现“以游入学,以学助游”的目标,推动甘肃文旅和特色研学项目走向全国。

大会正式发布了甘肃研学旅行主题线路课程指南。该指南依托甘肃深厚文化底蕴,系统规划了十大主题、百条线路及千堂课程。活动重点推介了4条代表性精品研学线路,主要包括“丝路明珠·古韵风华”“百里画卷·石窟走廊”“行吟九曲·锦绣黄河”“美美与共·陇韵非遗”,在行走之间深入解读丝路精神,探寻千年石窟的艺术演变,感受黄河文明与生态之美,体验陇原大地非遗文化魅力。

多个市州开展了专场推介。兰州市推出了“一小时通勤圈”内的六大主题十条线路,突出便捷性与课程化;酒泉市带来“探秘丝路”“摘星少年”等十大主题,重点展示卫星发射中心的航天观礼资源;陇南、金昌、临夏等市州也相继进行了特色推介。

其中,酒泉市对卫星发射中心研学资源的挖掘,以及金昌“火星一号”基地研学项目的开展,将甘肃丰富的历史与充满未来感的航天科技有机结合,勾勒科技进步蓝图,赋能研学产业转型升级。

近年来,甘肃持续推进研学课程创新升级,融入实景模拟、VR体验、非遗实操、科技探究等互动形式,有效破解“游大于研、学而不研”行业痛点;依托黄河文化、丝路文明、红色基因、工业遗产、非遗技艺、自然生态六大优势,构建起覆盖全域、特色鲜明的研学资源体系。

(本报记者 尚 杰 王冰雅 本报通讯员 裴冰晨)

化技为锋 先声铮鸣

——沈阳杂技团《先声》台前幕后的故事

图为杂技剧《先声》演出现场。本报记者 李建斌摄/光明图片

杂技剧《先声》近日在辽宁沈阳盛京大剧院又一次精彩亮相。这部获得“五个一工程”奖、“文华奖”的作品,再次以其独特的艺术力量让近2000名观众在震撼中沉思、在泪水中感动。

是什么让一部杂技剧如此动人?掌声背后有着怎样的创作故事?记者走进沈阳杂技团,探寻《先声》从无到有、从有到精的历程。

《先声》没有一句对白,却用肢体诉说万语千言,让历史穿越时空,在每一束灯光下真实再现。

钟声从黑暗深处荡开,“九一八”前夕沈阳城的秋天在纱幕上醒来。高跷艺人迈着悠闲的步子穿过街巷,舞狮在欢快的鼓点中跃动,车技少年骑着自行车划出轻盈的弧线——糖炒栗子的香甜仿佛能穿过时光飘到鼻尖。

突然,安宁在下一秒被尖锐的枪响击碎。舞台瞬间被火光吞噬,刚刚还在嬉笑的人们开始翻滚、躲闪、跌倒。“从人间烟火到山河破碎,无一字台词,却道尽了一切。”观众林女士观看后说道。

让人震撼的集体爬杆表演,展现了抗日将士在林海雪原中与日寇殊死搏斗的场景。演员们运用身体的力量与技巧,在杆上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每一个腾跃都充满了力量感,每一个定格都凝聚着不屈的精神。

导演李春燕表示,舞狮、高跷、腾空飞杠、爬杆、车技、网吊、钻圈等30多个杂技节目被不着痕迹地融入跌宕起伏的情节当中,使杂技不再是单纯的技巧展示,而成为推动剧情、刻画人物、承载情感的核心叙事语言。

走进沈阳杂技团排练厅,正在排练的花家兄妹尤为引人注目。哥哥花梁铭倒立在高速旋转的金属圆盘上,身体绷成一张拉满的弓。几米外,妹妹花若溪正配合同伴完成高难度的托举动作。“每天六点起来练功,练习完毕一般太阳就落山了。但是看到我们的表演这么受欢迎,就感觉很值得。”花梁铭的话里透着满足感。

《先声》的创作,始于对历史的深刻感知。在大幕展开前,全体演员经历了长达几个月的准备期。他们走进辽宁省档案馆,走进“九·一八”历史博物馆,聆听九旬抗战老兵讲述亲身经历。

“我们不要演员去表演历史,而要他们先学习、体会,进而成为那段历史里的人。”执行导演王丹说,创作团队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打捞起的正是这样的生命印记:那个在北大营枪响后第一个吹响警号的沈阳警察,那群在油印宣言上按下鲜红手印的青年学子,那些在漫长寒夜里为抗联队伍悄悄递上一碗热粥的无名百姓……历史因这些具体的人而变得丰满,因这些微小的抉择而显出其重量。

“这是中国杂技剧创作的重要突破,更是辽宁文艺精品创作生产的标志性成果。”中国杂技家协会主席边发吉如此评价。这部作品也是中国杂技史上首部实现“双奖”成就的舞台作品。

如今,《先声》已走过全国十六座城市,完成85场精彩展演。5月15日,《先声》将从南京启程开启新一轮全国巡演。两座城市将以艺术为桥,完成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本报记者 李建斌 本报通讯员 邸 悦)

2025年度人民文学奖颁奖

本报北京4月12日电 记者刘江伟从《人民文学》杂志社获悉,2025年度人民文学奖日前在四川泸州揭晓。范稳《青云梯》、王尧《桃花坞》获长篇小说奖;赵大河《大有》、骆平《这世间所有的飞禽走兽》、罗日新《巴图姆往事》获中篇小说奖;吕阳明《乌兰图嘎》、晓航《云间特快》获短篇小说奖;赵丽宏《为母亲作画》、胡性能《大江流》获散文奖;胡弦《高原升起》、邰筐《收藏星星的人》获诗歌奖;王剑冰《跃动的山影》获非虚构作品奖;韩今谅《雨过天晴》、金晖《先生》获新人奖;白鑫、叶海亚·穆赫塔尔获翻译贡献奖;张炜《狐狸,半蹲半走》、罗怀臻《我的大观园》获特别奖。

据了解,人民文学奖于1986年首次颁发,是国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综合性文学奖项,每年颁发一次。评选范围为该年度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刊发的优秀作品,以及该年度为《人民文学》中文版和外文版作出巨大贡献的作家与学者。

U20女足亚洲杯:中国队晋级四强 获世界杯资格

当地时间4月11日,在泰国巴吞他尼府举办的U20女足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队2比1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晋级四强,同时获得今年9月在波兰举行的U20女足世界杯参赛资格。图为4月11日,中国队球员曾雨佳(前左)在比赛中带球突破。新华社发

躬耕师道传薪火 笃行致远育英才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师强则民族强。面向新时代教育强国建设与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重大战略需求,哈尔滨师范大学坚守教师教育初心使命,深耕师范教育七十五载,连续三轮实施教育部卓越教师培养计划,创新构建“铸魂·赋能·创新·融合”四位一体的基础教育卓越教师本硕博贯通培养体系,以系统性改革破解师资供需结构性矛盾,以全链条育人培育新时代教育栋梁,为龙江乃至全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铸魂定向:三维联动筑牢育人根基

学校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思政铸魂为核心,创建“资源筑基、体系赋能、思政铸魂”三维联动价值引领体系,把牢立德树人根本方向。拓展第一课堂、第二课堂、校园文化、网络阵地“四维融通”资源渠道,厚植行知精神与师魂大爱;构建师德养成、学科课程、技能训练、实践淬炼、教研赋能、数字拓新“六位一体”思政育人系统,将“思政铸魂”贯通教育教学全程;依托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省级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示范中心等平台,推进“师资—课程—教材—专业”一体化改革,实现思政教育纵向贯通、横向协同,引导师范生坚定教育报国、扎根基层的理想信念,锤炼躬耕教坛的使命担当。

赋能强基:四元衔接贯通培养路径

学校聚焦学段割裂、学科壁垒等问题,精心构建课程贯通、模式融合、数字赋能、评价驱动四元衔接培养体系。科学设定“3+X”弹性学制与阶段培养目标,打造“进阶式+模块化”本硕博一体化课程体系,实现通识教育、专业教育、教师教育与科研创新深度衔接;推行“理论讲授、案例研讨、项目驱动、实习实训”交叉融合教学模式,贯通见习、实习、研习实践环节,推动知识传授向能力培养转化;依托“智慧平台+虚拟仿真”智慧教学空间,搭建数字化育人场景;建立多模态数据驱动的一体化质量评价机制,形成“评价—反馈—改进—筛选”闭环管理,保障本科塑魂强基、硕士明理精术、博士悟道创新逐阶达成。

创新驱动:五核强能锤炼实践本领

学校坚持知行合一的理念,构建“课程重构—实训强基—竞赛赋能—实践塑能—研教促能”五核强能实践教学体系。一方面,搭建校内智慧实训空间、GUS教师教育联盟实践平台与三导师指导机制,破解实践教学短板;另一方面,完善“课—训—赛—践—研”能力进阶模块,课程重构对接一线教学需求优化课程体系,实训强基强化实操训练,竞赛赋能以学科竞赛激发能力提升内驱力,实践塑能以真实课堂场景锤炼技能,研教促能推动本科生提升素养,全面培育师范生教学转化、课堂实施、班级治理、教育科研、师德践行五大核心技能,显著提升岗位胜任力与职业发展力。

融合聚力:多域协同构建育人生态

学校立足需求导向,积极搭建“需求牵引、情景浸润、平台支撑、机制保障”四维驱动协同育人体系。围绕国家战略与地方需求,建立专业动态调整机制,推动人才培养与岗位精准适配;构建“实体+虚拟”教学场景,促进科研成果反哺教学;依托GUS教师教育联盟,打造政产学研用协同平台,实现政校协同、科教融汇、产教融合;推行“学分银行”制度,打通竞赛、科研、实践成果转化通道,形成全场景融合、全链条培养的协同育人新生态。

硕果盈枝:示范引领彰显育人成效

历经多年深耕细作,学校卓越教师培养已取得显著成效。师范生竞赛、科研成果屡创佳绩,就业率与贯通培养率稳步提升,毕业生留省从教率大幅提高,成为基础教育优质师资“蓄水池”;17个师范专业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18个专业通过教育部二级认证,获批多项国家级课程与教学平台,培养经验获主流媒体广泛报道,得到上级单位及用人单位高度认可,示范辐射效应持续彰显。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哈尔滨师范大学将始终坚守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持续深化本硕博贯通培养体系改革,不断完善育人机制、提升培养质量,致力于培育更多师德高尚、业务精湛、充满活力的未来卓越教师,为教育强国建设、龙江全面振兴贡献更大力量。

(蒋 鲲 姜洪泉 郭长虹)

第10版:综合新闻7 篇

让出行更灵活便利

——甘肃定制客运发展观察

接到司机的电话,60岁的李雪花从容下楼,到路边等车。她带着新摘的春菜,从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城出发,到天水市秦州区去看望儿子一家。

“儿子从手机上约好了,钱也付过了,就等着司机打电话。到了司机会喊下车,可省心了。”她说。

李雪花乘坐的定制客运,是一款7座的小型客车。记者发现,近两年来,在甘肃省各市州,这种车身上标注着出行区间的小型客车,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城乡道路上。

甘肃省道路运输事业发展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甘肃省定制客运已覆盖全省13个市州及兰州新区,共有85家企业、240条线路、1850辆客车开展定制客运业务,分别较去年同期增长49.1%、56.9%和68.2%,月均客运量突破30万人次。截至目前,甘肃省已初步形成覆盖全省、辐射陕青宁新的定制客运网络。

缘何大巴向小车转型

近日,甘肃省庆阳市镇原县客运中心的一纸公告引发社会关注。公告中称,随着客运行业形势的发展变化、旅客出行方式的多样化,车站经营已难以为继,决定于今年4月10日关闭,所有班次停止发班和售票。

“主要原因是群众出行方式的多样化。”甘肃省道路运输事业发展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张湛勋说,高铁、网约车等更便捷的出行选择,对传统客运形成明显冲击。以陇南到兰州为例,高铁开通前每天往返20多辆大巴,开通后一天一辆还拉不满人。

大巴车遇冷的同时,一些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的“黑车”,也在分食传统班车的客源,同时留下安全隐患。

相关部门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两年前,甘肃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促进全省道路客运行业转型发展的意见》提出,推动定制客运全面发展。另外,每年安排项目资金,鼓励大车向小车转型。

“小车的优势是灵活,客座位远少于大巴车,不用等满座,几个人就可以出发。”甘肃省道路运输事业发展中心客运科科长马君说,目前定制客运车型以7至9座中小型客车为主,占车辆总数的近九成。

车型调整是第一步,如何高效调度、快速组客更为关键。临夏道合集团自主研发了“快点出发”App和小程序,集订票、选座、开发票等功能于一体。企业负责人马麟介绍,集团拥有130多辆定制客运车,每天近200个班次,只需要6名管理人员。目前,“快点出发”平台已覆盖351条线路,业务还延伸至青海、新疆,助力上百家客运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

定制客运有其最佳服务范围,200公里左右的中短运距最为合适。在这个范围内,它扮演着摆渡车角色,为机场、高铁站集散乘客,辐射省会周边区域,填补不通高铁地区的空白,直通农村出行末梢。

定制客运优势在哪儿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定制客运的乘客群体相对固定:早上5点到7点主要是去医院和上班通勤的人,周末则以往返学校的学生为主。

由于工作原因,天水市民邱小锋每周要往返于清水县和麦积区峡口村之间。在他看来,定制客运的座位很宽敞、安静,冬夏都开空调,全程高速,准时快捷,“就跟专车一样”。

由于乘坐频率高,价格也是他考虑的重要因素。“出租车需要100元,拼车也要30元,等的时间长,还不走高速;定制客运25元,性价比很高。”邱小锋说。

乘客感受到的便利,背后是驾驶员工作方式的转变。

“快点出发”平台驾驶员马林以前开传统班线。“开大巴的时候只管开到站。现在不一样了,乘客在哪儿,我就开到哪儿,这要求对市区的线路特别熟悉。”他说。

马林跑的是临夏到兰州的线路,每次出发前一小时,他要一一联系乘客,确认乘车时间和地点。从临夏往返兰州的班次平均每半小时一趟,客流量大时每15分钟一趟。

定制客运的优势,除了灵活方便、性价比高,还在于安全规范。每辆车都装有智能视频监控终端,对超速、疲劳驾驶等情况实时提醒。随着定制客运规范运营,“黑车”的运营空间不断被压缩。

“‘黑车’一旦出事故,乘客往往陷入漫长的维权困境,正规车辆有高额责任险,企业兜底。”马麟说。值得一提的是,临夏道合集团还招聘吸纳130余名驾驶员进行岗前培训,提升其职业素养,有效化解行业和社会潜在风险。

探索定制客运的更多可能

随着越来越多客运企业的运营日臻成熟,行业层面的整合也在推进。甘肃省道路运输事业发展中心打造了“陇意行”微信小程序,作为定制客运聚合平台,实现“一个窗口”登录、“一站式”购票。乘客无需为某条线路单独搜索小程序或下载App。目前,平台已聚合60家定制客运企业、97条线路,服务范围覆盖省内和临近省区。

定制客运正成为综合交通网络中的关键一环。在天水南站,乘客从高铁下车后,可直接换乘“天天行”定制客运,实现“乘飞机、下高铁、坐客运、到家门”的联动。这种与高铁、航空等交通方式的无缝衔接,让门到门的出行成为常态。

针对不同人群的需求,企业也在拓展服务边界。对于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企业保留了电话预约渠道,客服帮忙下单,司机上门接送。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有乘客下单后并不乘车,而是让司机把一件物品捎到某地,当地有人等待领取,这意味着定制客运已延伸出小件快运的功能。部分小程序还上线了网约车、智慧公交卡、智慧停车、智慧文旅等模块,定制客运正在与旅游、物流、医疗等场景结合,探索多元化服务。

未来,还有更大的想象空间。兰州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院长钱勇生表示:“定制客运将以‘定制’理念引领城市更新,以后,城市中心区也许不再拥堵,也不再需要大量停车场,人们将由定制的智能车辆连接工作和生活。”

(本报记者 王冰雅 尚 杰)

戏水

4月12日,人们在海南省琼海市博鳌海滨戏水游玩。新华社发

浙江金华婺城区:人才活水润养发展沃土

春和景明,惠风和畅,坐落在白沙溪畔的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白龙桥镇新昌桥村生机盎然。

小木头雕刻艺术博物馆内,婺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竹木雕刻代表性传承人廖江泺正凝神创作,一刀一刻间,一头黑白分明、形神兼备的木雕金华两头乌跃然眼前,游客们纷纷鼓掌点赞。

婺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漆画代表性传承人倪建新、婺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金华酸茶代表性传承人刘卫滔、摄影师卓德强、画家单跃宗……新昌桥村广纳文艺创客、非遗传承人,引进多种艺术业态,吸引了众多来客,提升了村里的人气。

文艺人才激活乡村振兴软实力,产业工匠筑牢高质量发展硬支撑。

在婺城区的企业车间里,一批批工匠扎根岗位、潜心钻研,以精湛技艺为产业创新发展注入动能。

近日,记者走进浙江润华机电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眼前是一派繁忙景象。公司副总经理张小彬穿梭于研发中心与生产一线,统筹推进订单赶制各项工作。二十多年深耕不辍,他从一线普通员工一步步成长为全国劳动模范,用坚守与钻研实现了从“工”到“匠”的转变。

为培育更多技能型人才,在婺城区相关部门指导下,该企业专门成立技能大师工作室(高技能创新工作室),通过老带新、师徒结对等形式,为企业转型升级和技能人才成长提供支撑,让工匠精神在实践中薪火相传。

近年来,婺城区锚定人才强区、创新强区首位战略,做深做透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两篇大文章,持续拓宽人才引育路径,靶向培育产业急需人才。如今,高层次人才纷至沓来,优质产业项目扎根发展,高能级企业加速落地,暖心实事办结到位。

重庆大学高端装备机械传动全国重点实验室博士生导师李俊阳在婺城区组织的一场“百博入企”活动中,与浙江今飞机械有限公司结缘,共建“今飞机械智能制造应用实验室”,协助企业申请发明专利4项,申请并授权实用新型专利4项,让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落到生产线。

为破解企业技术难题与专家资源对接不畅的痛点,婺城区深入实施“百博入企”专家服务基层模式,建设“百博入企”协同服务平台,搭建起技术供给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的“桥梁”。近5年来,累计选派超70名博士入企,协助企业立项研发500多个项目。同时,积极推动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共建研发中心等合作平台,让技术供给与产业需求“面对面”碰撞、“零距离”对接。

围绕培养紧缺技能人才,婺城产业人才学院根据区域特色优势产业需求,构建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三位一体”,政府、高校、企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四方联动”的人才培育体系。针对高校毕业生、企业在职职工、离校未就业大学生和实习见习生四类群体,分类实行“3+1”“2+1”工学交替和岗位适应性教学模式,开设“岗前培训班”“技能提升班”“浙江工匠班”“暑期实践班”等主题班次,在招生端、就业端、培训端和服务端提供全过程服务,着力培养“大学生型技能人才”“复合型技能人才”。

婺城区在抓实人才引育、推动成果转化的同时,创新构建“一窗总揽+专线直通”服务机制,常态化开展沙龙、培训等暖心活动,解决人才子女入学等关键小事56项,让人才安心安身安业。

(本报记者 陆 健 刘 习)

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揭牌

本报呼和浩特4月12日电(记者高平、王潇)11日,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揭牌仪式暨建设动员大会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召开。

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实施范围119.74平方公里,涵盖呼和浩特、满洲里、二连浩特3个片区,围绕7个领域提出81项改革任务和举措,已复制推广全国其他自贸试验区取得的先进经验和制度创新成果280项。

试验区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确立“5个中心、1个战略高地、1个示范区域、1个战略支点”8个方面发展定位,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

据介绍,内蒙古力争用3至5年时间,将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建成投资贸易便利、创新生态良好、优势产业集聚、国际交往活跃的高水平自由贸易试验区,进而带动全区的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呼和浩特市将依托国际空港、陆港和国家级开放平台,加快推动构建“东融、西联、南通、北开”的全方位开放发展新格局,建设区域性国际贸易、投资、文化、物流等枢纽中心。

满洲里市将聚焦中欧班列满洲里基地建设,打造集物流集散、货物中转、商贸服务于一体的对外通道枢纽;融合“5G+物联网”技术,全力打造全国边境口岸智慧化发展示范样板。

二连浩特市将加快推进公路口岸第二通道建设,使公路口岸年过货能力达600万吨;将密切与天津港、唐山港等港口陆海联动,助力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拓展对蒙俄国际航线网络。

解决“垃圾去哪儿”有妙招

近日,上海“无废指数”再攀新高——2025年度上海市“无废指数”达86.96,比2024年度上升1.23。

垃圾到底去哪儿了?记者跟随“媒体走基层——感知无废城市魅力”活动钻进虹口区的街道和企业寻找答案。

中午11点,在嘉兴路街道办事处食堂,记者看到餐盘、筷子、打包盒整齐摆放。经理赵正亚告诉记者:“光是打包盒和打包袋,这两年就用了大概一万件。这些都是可降解材料。”

他又将食堂内的“光盘红黑榜”和“小份菜专窗”指给记者看,“浪费少了很多”。

在瑞虹四期小区,安丘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雷国兴带记者看了一台新机器:“这台设备是居民自己商量、多方集资买的,一天最高能‘吃’500公斤湿垃圾。”

这些湿垃圾不出小区就能变废为宝,成为小区“芳香疗愈花园”里的废料。记者来到旁边的花园,草木长得正旺,底下的土堆里,正藏着那台机器“吐”出来的有机肥。

同样在虹口区,上海蓝晶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进门处摆着一个醒目的鱼缸。小丑鱼在珊瑚间穿梭,珊瑚被一根根白色扎带固定在礁石上。“这个扎带是用聚羟基脂肪酸酯(PHA)材料做的,能在海水里完全降解。”未来材料业务线高级研发工程师李生辉告诉记者,PHA可采用餐厨废油作为原料。

他算了一笔账:“一吨餐厨废油能做出0.67到0.8吨PHA,创造三四万元的经济价值。”展厅里的勺子、吸管、餐盒全是PHA做的,能在自然环境中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也不会产生微塑料进入人体。

食堂餐具可降解、小区就地处置湿垃圾、企业把废油变成材料,在解决“垃圾去哪儿”这个问题上,不同主体各出妙招。

基层实践的背后,是一场由顶层设计、法治保障、技术创新与全民参与共同驱动的变革。

近年来,上海在全国率先出台《上海市无废城市建设条例》,搭建“无废城市”建设四梁八柱;印发《上海市“无废指数”评估指标体系(试行)》,以数据形式综合表征“无废城市”建设总体水平;完成“7+1+1”固体废物数字化综合监管平台建设,实现固体废物领域“一屏观天下,一网管全城”……

如今,“无废”理念正逐步转化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2025年,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提升至45.3%;小型医疗机构医废收运“最后一公里”覆盖率保持100%,2000余家社区诊所、牙科门诊的“最后一公里”医疗废物应收尽收;全市800家单位实现了五级规范化管理和一码贯通,全过程监管更严密。

从制度构建到基层实践,从源头减量到资源循环,顶层设计与全民行动相互支撑,共同托举起上海“无废指数”的节节攀升——这,正是垃圾去向的答案所在。

(本报记者 孟歆迪)

重庆大足:村民家门口有了物流配送点

“以前寄收快递要走十几里山路,现在都在家门口,方便多了!”晚饭后,重庆市大足区三驱镇佛会村村民梁富明到村里前不久设立的便民服务站取了快递,拎在手里和几个邻居一起散步消食。

大足区地处丘陵与平行岭谷交界带,以往农村物流配送很不方便,村民寄收快递都要跑到乡镇的统一配送点。

2024年5月,重庆出台《推进“邮运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行动计划》,将畅通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作为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民生工程,大足区成为全市首批“邮运通”试点区县。到2025年底,全区已有55个行政村设立“邮运通”便民服务点,每天仅进村快递就超过800件。

“大足改造提升了1个区级寄递物流共配中心、3个镇级共配中心,还升级或新设了村级综合便民服务站。我们也建立了标准化运营流程,进村网购邮件会统一由区级共配中心按村精准分拣后转运至乡镇网点,再由投递人员第一时间配送到村级服务站。”中国邮政大足分公司副总经理何苗介绍,这种共配模式将快递的配送频次从以往的每周2至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配送时间平均缩短了1天多。按计划,到今年3月底大足将有150多个行政村设立村级综合便民服务站。届时,预计每天进村快递将超过3000件。

“不管是哪家公司的快递我们都能配送。”佛会村便民服务站负责人覃述兰告诉记者,村里设立综合便民服务点,不仅解决了偏远乡村快递寄收难的问题,节省了乡亲们寄收快递的时间,农产品的寄递单价也从原来的12元降到了5元。

一些村级综合便民服务站还拓展电商直播间业务,助力特色农产品出村进城,2025年全区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超过6.3亿元。

(本报记者 张国圣 黄汉鑫 本报通讯员 李 东)

生产忙

4月11日,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临淮镇一家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在生产线上熟练操作,将一根根丝线加工成优质渔网。作为当地特色产业,临淮镇渔网产业已形成完整产业链,产品畅销全国,带动群众家门口就业,助力乡村振兴。周鹏摄/光明图片

第11版:光明学人2 篇

牟钟鉴:循道求真 刚健中正

牟钟鉴 图片由作者提供

《中国宗教通史》 图片由作者提供

《民族宗教学导论》 图片由作者提供

学人小传

牟钟鉴,1939年生,山东烟台人。哲学史家、宗教学家,中央民族大学荣誉资深教授。1965年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方向研究生毕业。1966年起在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1987年起任教于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兼任国际儒学联合会荣誉顾问、中国宗教学会顾问等。曾获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全国优秀教师称号。著有《儒道佛三教关系简明通史》《新仁学构想》《当代中国特色宗教学十二论》《君子人格六讲》及《中国宗教通史》(与张践合著)等。其中《中国宗教通史》《儒道佛三教关系简明通史》分别获教育部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二等奖。

北京海淀魏公村南,中央民族大学家属院里,牟钟鉴的书房改了几次,一个写着“真善美”三个大字的条幅总是高悬在一进门最显眼的位置,从来没有挪动过。据牟钟鉴的爱人王月华说,近些年牟钟鉴已经忘了很多事,开始进入一种返璞归真的孩童状态,但对于这三字条幅却格外看重,念念不忘。

求学北大

1939年春,牟钟鉴出生于山东烟台芝罘。父亲老实忠厚,信奉孔孟之道,以热心助人闻名乡里。少年时代,牟钟鉴认为父亲就是“老封建”,但父亲并不和他过多辩论。多年后,牟钟鉴回忆说:“我确实受到了家庭很大影响,但年轻的时候思想还在‘理性’的层面,还不能接受和理解父亲的观点,过了几十年,回归了,觉得当时的我肤浅,父亲在方向上是对的。”1951年,牟钟鉴考入烟台二中读中学。在语文课上,他跟着老师从《诗经》开始依次学习古典诗文,逐篇背诵,从此在心中植下了经典的种子,对传统文化有了兴趣。

1957年,牟钟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经过1952年的院系调整,北大哲学系大师云集,不同的学术传统交织融合。到了牟钟鉴入学的时候,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等学校相继恢复哲学系,调走了一部分师资,但在牟钟鉴眼里,北大哲学系依然是星光璀璨,阵容强大,“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比得上”。牟钟鉴听说,就在他入学那年的1月,北大举办了一场影响很大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会上,冯友兰先生阐释了他对中国哲学史遗产继承的看法,认为古代哲学命题有其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抽象意义没有阶级性,可以继承,具体意义有阶级性,不能继承。如“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其抽象意义是,无论学什么都要及时地、经常地温习与实习,这是很快乐的事,这样去理解,这句话今天还有用,就能继承。牟钟鉴赞同冯先生的看法,认为哲学要总结人类的思维经验,认识宇宙和社会的一般规律,我们继承前人的哲学遗产,当然只能继承那些带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至于具体应用,必须随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冯先生的说法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一般与个别、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

在北大哲学系,牟钟鉴接受了系统的哲学课程训练。课下,他用大量时间研读马列经典著作。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书中,牟钟鉴既得到了丰富的知识,又学习了深刻的理论。他至今仍保留着那本1955年出版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空白处满是当时写下的读书心得。读到“像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时,牟钟鉴立马想到儿时在村里看大人扬场,用木锨把碾压过的麦糠麦粒混合物一次又一次扬向上空,借助微风把麦糠吹落在稍远的地方,麦粒则下落在近处,再用大扫帚轻轻一扫,就把糠与粒分开了。这不就是最形象的“扬弃”吗?中国人对待传统文化不也应当如此吗?这种理论思维能力的训练,对他后来的学术道路、人生道路都起了重要作用。

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课让牟钟鉴受益良多,五年本科结束后,1962年,他坚定地报考了中国哲学方向的研究生,那年秋天被录取为任继愈先生的研究生。冯友兰当时是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主任,牟钟鉴和同学曾多次到燕南园冯先生家请教问题。冯先生反复告诫牟钟鉴他们的,主要就两条:一是要循序渐进,按部就班,“按照学习计划,一步一步扎实学习”;二是涵泳其中,先学后评,要进得去,“但‘进得去’也不光是进到里面去,能够在里边自由穿梭,也要能‘出得来’,尤其不要一上来就批判”。牟钟鉴说:“冯先生总是要言不烦,把做学问的诀窍传授给我们,我当时记住了,却没有真懂,直到若干年之后才开始受用。”

那时,任继愈正在主编《中国哲学史》教材,平时住在中央党校,牟钟鉴只能利用周末他回中关园宿舍的机会去他家请教。每次见面,牟钟鉴提出问题,任继愈往往不是直接回答,而是提示他去看什么书,向哪位先生请教,让他通过自己的努力找答案。在宏观上,任先生强调要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揭示中国哲学的发展规律,也要把资料和观点统一起来。

“师者的第一位责任是原道和传道。”牟钟鉴一直这么认为,“我们这一代学人如果不能把上一代学人所原之道承接下来,又如何创新和传续下去呢?”牟钟鉴常说自己不是冯友兰的嫡传弟子,但是在传承前辈学者的学术统绪上,他的愿望从未游移,那就是“高度自觉、加倍努力,把学术传统接续起来,使之常驻常新”。

博采兼修

研究生毕业后,牟钟鉴被分到了刚成立的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由任继愈负责组建,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20世纪70年代末,任继愈开始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牟钟鉴与孔繁、余敦康等学者成为写作组成员。这个写作组学风纯正而开放,任先生不设框框,任凭大家独立探讨与发挥,但要求突出新颖的重点问题,省略学界讲得烂熟的内容。因此,《中国哲学发展史》打破了以往教科书的套路,读起来不会觉得老调重弹、令人乏味,而有开眼界、扩心胸的新鲜感。

任先生把原始思维、道教以及对列子、墨家的研究评价等专题交给牟钟鉴写。他把这当作从头摸索、苦练功夫的好机会。写原始思维,他就学习研究原始宗教神话,还学古人类学、考古学、儿童心理学、少数民族宗教与文学。写墨家,他就精读《墨经》,逐字逐句加以校订解读。读完《墨经》,他就把墨家以类比推理为特色的逻辑学与亚里士多德的演绎逻辑学、印度佛教的因明逻辑学相比较。在研究道家和道教关系的时候,他对宗教与哲学的关系产生了兴趣,成为日后从事中国宗教史研究的肇始。此外,他还领受了写作魏晋南北朝儒佛道三教关系的任务,便阅读《北史》《南史》《魏书》《梁书》《弘明集》《广弘明集》等典籍,领略三家学说要义及彼此异同,思考中国思想史上人文与宗教的互动关系和外来佛教中国化的过程。这些都是他参加写作组之初未曾料到的收获。他后来回忆,在《中国哲学发展史》写作中,自己更大的收获是懂得了做学问需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独立思考,运用辩证法。在先哲思想的熏陶下,他对中华文化的敬意和亲近感日益浓厚。

牟钟鉴参加了《中国哲学发展史》前四册的编写,但是在编第五册时,他选择了退出,原因是与任继愈产生了一个理论性的分歧——不赞成任先生的儒教说。他说:“我很尊重任先生,但我不能违心。我把自己的想法坦诚报告了任先生,他虽然看上去不高兴,却没有责备我。我顺利进入写作组是任先生对我的提携,顺利退出是任先生对我的大度,我不会忘记这一段重要的学术经历。”

学术研究的路向,常常取决于定力,亦得益于机缘。改革开放后,经历过学术积淀和人生洗礼的牟钟鉴迎来了人生的两个重要转变。一是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要组建宗教学学科,牟钟鉴好友吕大吉邀请他加入。牟钟鉴考虑了学术、家庭等多方面因素,于1987年从中国社科院调入“老师多民族、学生多民族,多姿多彩”的中央民族学院。在这个温暖的大家庭里,牟钟鉴工作生活都十分愉快,新的学术征程也随之开启。“我觉得我后来的转向,和民族大学有关。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相交织,一个问题搞不清楚,另一个问题也搞不清楚。”20世纪80年代后期,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学界和社会上产生巨大影响。牟钟鉴十分认同这个观点,作为呼应,开始从宗教史的角度研究民族宗教学。面对这个全新领域,牟钟鉴迅速打开了局面,而“哲学也没白学,哲学思维可以帮我处理这些问题”。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孔子基金会、国际儒学联合会先后成立,牟钟鉴以极大热情参与了这两个机构的工作。他大量参与相关活动、会议,“很多文章,许多儒家的东西,都是这阶段写出来的”。他来不及规划自己的学术道路,常常是因为哪项工作需要,或者哪个会需要,或者哪个刊物推动,就写哪个方面的文章。“这样我就成了一个杂家了。”牟钟鉴自嘲,自己“只是小杂”,“达不到大杂,大杂需要大学问”。

但在杂与多之间,牟钟鉴也坚守主攻方向,前期以研究儒道互补为主,后期以研究民族宗教为主,既坚定了自身的情感追寻,又锚定了终生的学术路向。以张岱年先生提出的“综合创新”为精神引领,牟钟鉴不断开拓个性化的学术之路,结出了令人惊叹的学术硕果。

他对儒学研究中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认真探讨,并把这种探讨与应对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当时学界对于儒学的核心理念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是“仁”,有人认为是“礼”,有人认为是“和”。牟钟鉴认为,儒学的核心与精华所在是“仁”。仁与礼的关系是仁内礼外,以仁为体,以礼为用。仁与和的关系也是体用关系。礼代表秩序和规则,和代表和谐与平等,皆当以仁爱为基础。没有仁爱的礼教是冰冷的,没有仁爱的和谐是虚假的,都不会有真实的生命。他重点研究了孔子仁学的真谛及其在历史上的演变,从孔孟的“仁者爱人”,到朱熹的“仁者生意”,再到谭嗣同的“仁以通为第一义”,展示出仁学“爱、生、通”三大内涵,提出“新仁学”构想的六要义:“以仁为体,以和为用;以生为本,以诚为魂;以道为归,以通为路。”回顾儒学的历史,特别是儒学在二十世纪的衰落与复苏,牟钟鉴预言,儒学将重新振兴,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贡献。

牟钟鉴的中国宗教史研究,开端于初期道教和儒佛道三教关系研究,调入中央民族学院后,这更成为他的主攻方向。2000年,他与张践合著的《中国宗教通史》出版。这部书介绍了中国宗教的各种类型、比较完整的宗教历史,力求揭示每一时期宗教文化的综合面貌,还研究了宗教与哲学的关系,展示了宗教文化的多侧面和宗教功能的多样性。此后,牟钟鉴从理论上把以往平行发展的民族学和宗教学结合起来,创立了民族宗教学,为中国特色宗教学增添了新的分支学科。

朱熹曾言:“涵泳玩索,久之当自有见。”牟钟鉴尽己之性,博采兼修,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学术芳华。冯友兰先生在西南联大纪念碑文中写的一段话,牟钟鉴经常动情吟咏:“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他也在用自己的一生追求践行冯先生向往的境界。

旧邦新命

2012年,在第五届世界儒学大会上,牟钟鉴获颁孔子文化奖。颁奖词这样评价:“他是本土文化的守望者,具有包容的胸怀,开阔的视野。在多元文明并存互动的今天,他一方面致力于振兴中华学术,探索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提出了中华文明‘多元通和模式’新论断;另一方面坚持孔子的‘和而不同’思想,倡导多元文明平等对话,主张会通中外,融合百家,汲取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为我所用,再创中华文明的辉煌。”牟钟鉴在感言中说道:“是伟大孔子的思想照亮了我的人生道路,还有老子智慧的帮助,他们使我确立了‘修己以安人’和‘返璞归真’的人生态度,以研究国学、弘扬中华文化、推行仁和之道为己任,不再彷徨四顾,不再为世俗偏见所迷惑,沿着‘至诚无息’‘和而不流’的生命之路坚定前行。”

对于自己的思想源头,牟钟鉴将其归之于恩师冯友兰。冯友兰家有一副很有名的对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牟钟鉴说:“早年他研究理学,构建新理学,发掘‘共相’与‘殊相’的精义,目的是寻找中国现代化的特殊道路。现代化是共相,中国道路是殊相,共相寓于殊相之中。这就超越了全盘西化论和国学独尊论。”

牟钟鉴坦言,自己的学术人生道路受到冯师的影响,不愿做考据之学和辞章之学,研究中国哲学总是带着强烈的现实关切,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力图把历史与当代贯通起来,通过自己对古典的觉解,使中国哲学具有真实的活的生命,能帮助当代青年吸收一些先哲的智慧,更好地思考现实问题,共同推动中华文明的当代转型。所以牟钟鉴写了《儒学价值的新探索》《走近中国精神》《中国文化的当下精神》等书,反映了他走出象牙之塔,用“返本开新”“综合创新”“推陈出新”的“三新之方”对中国文化路向和新时代民族精神走向所进行的探索。

步入新世纪,中华文化的独特价值日益受到各界重视,国学研究方兴未艾。牟钟鉴置身事内,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鼓与呼,在《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质疑〈国学质疑〉》《儒学是什么样的学问》《马克思主义和儒学会通之路》等一系列文章。他还以罕见的斗争姿态,对社会上的一些不良思想倾向或观点进行正面批判。这些也许算不上学术成果的文字,恰恰展现了一个真实的牟钟鉴:一方面兼容,温和,倡导以和为贵;另一方面,刚健中正,和而不流,有自己的坚持。

也可能因为这个原因,2006年1月,《光明日报》发表了陈来和牟钟鉴两位学者的对谈《儒道对话:如果没有道家》,陈来代表儒家立场,牟钟鉴代表道家立场。在对谈的最末,陈来教授幽幽地来了一句“牟先生对道家、道教都很有研究,并且有个整体的框架,但他骨子里是个儒家”。现场听众会心一笑。

孟子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这是牟钟鉴的家国情怀所在。因此,他毕生向往“八音合奏,终和且平”,不懈追求“真善美”。

(作者:罗容海,系北京师范大学继续教育与教师培训学院副研究员)

探寻中华文化的内在逻辑

——牟钟鉴的哲学与宗教研究

在互鉴融通、兼收并蓄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文化形成了和而不同、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华文化多样性与一体性的辩证统一,不断推动中华文明创新发展,不断建构、增强中华儿女的文化自信。牟钟鉴深耕中国宗教与中国哲学,凝练提出“多元通和”理念,深度解析了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内在逻辑。

●分析中国传统信仰生态

自从宗教学学科产生以来,“宗教”概念长期被赋予一神信仰的烙印。随着宗教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快速发展,其在非西方信仰世界中的解释力经常面临挑战,研究中国宗教的学人对此感受尤其深刻。

牟钟鉴在2000年出版的《中国宗教通史》(与张践合著)指出,西方宗教学百余年间的发展,因其缺少中国宗教史的资料,有两个明显的问题:一是西方宗教学所总结出来的一般性原理原则,缺乏充分的普遍价值;二是西方学人在涉及中国宗教历史特点的认识上存在着模糊和误解。因此,当代中国宗教学学者有责任用世界比较宗教学的眼光,系统而深入地研究中国自己的宗教史,并从中总结出正确和明晰的理论观点,建立中国特色宗教学。因此,《中国宗教通史》对中国历史上复杂多样的宗教形态进行了全面研究和阐述。如此丰富的内容,的确难以用一种宗教或一个神灵的宗教概念去理解。面对诸多人群混处华夏、诸多宗教你来我往的现实,“多元通和”成为彼此精神世界的最大公约数。该书系统揭示了中国宗教“多元通和”的丰富内涵,有力突破了西方宗教学研究中对于宗教概念的固化理解,为精准把握中国宗教的本质、构建中国宗教学自主知识体系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这部专著中,牟钟鉴对中国宗教“多元通和”的思想及其模式进行了全方位的诠释。第一,人文性与宗教性融通。人文理性引导宗教信仰,两者互为补充,从而避免了像欧洲中世纪那样的神权政治和神学垄断,使宗教义理贴近现实生活,有益道德教化。第二,民间性与正统性互补。民间信仰与正统大教既相别又互动,不仅同时满足了上下阶层的信仰需求,而且在互动中保持着宗教的生命活力。第三,民族主体性与多元开放性统一。敬天法祖为全民尊奉并数千年不变的基础性信仰;以儒、道互补为底色,同时具有和而不同、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博大胸怀,易于接受外来宗教并使之中国化。第四,通和性与多样性并存。在儒家“和而不同”和道家“有容乃大”思想引导下,不同宗教互相接近会通、彼此和谐。历代王朝文化政策的主流是三教或多教并奖,信仰关系以和谐为主旋律。这样的宗教生态,显然不同于一神主导的西方社会。中国宗教史作为中国文化史的有机构成,记录着中国人向往神圣、追求超越、探索奥秘的漫漫长途。

●解析中华文化内在逻辑

中国宗教的“多元通和”模式,并不完全是中国宗教自身造就的,其深刻的内在逻辑和文化根源,还需要从中华文化一以贯之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追求中去追寻。在系统性宗教产生之前,“和实生物”“阴阳互补”“五行生克”等观念与思维,早已弥漫在中华大地。在人类文明史上,中华文明以其独有的魅力绵延数千年,至今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其内在价值本身就具有无穷的魅力。牟钟鉴2018年出版的《儒道佛三教关系简明通史》,就是一部解析中华文明密钥的著作。

在这部凝聚作者数十年心血的大作中,牟钟鉴以三教关系的生成发展历史为经,以具体时代的三教及三教关系为纬,为读者完整呈现了三教关系的发展脉络。论著在“总论”部分首先破题“儒道佛三教内在结构的多元互补性”及儒道佛三教的主要内涵与精神,在“结语”部分总结“三教关系历史发展的特点与趋向”,通篇着重阐述中华文明“三教之间相融为一种文化共同体,内部和而不同,聚同化异,互补互渗,共生共荣”。围绕这一点,牟钟鉴首先探讨“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儒道关系史”,指出“中华早期文明从开始就独立发展,具有多元性与通和性,没有一元排他的基因”。此后分述不同历史时期三教关系的具体发展,使整个儒道佛三教文化的纵向流变、横向扩展、多元会通、中心边缘、兴盛衰复等历史脉络一览无余。

该书还在历史脉络的梳理中,尝试规律性的理论凝练。在讨论“儒道佛三教内在结构的多元互补性”时,牟钟鉴强调:儒道佛三教虽然具有三元性,但三教之间的关系与结构,使得人文与宗教可以互补互制互鉴,“形成多元文化互动的良性机制,从而避免了一元文化独占而带来的单一性和文化专制主义”。儒家的人文理性,既提升了道家、佛家内在的宗教理性,又同时约束着道教、佛教内在的非理性因素,从而有效避免了中国宗教向非理性的极端主义发展,加强了它们的人道主义意识与温和中道风格,形成济世为善的传统。同时,道家佛家的出世信仰和彼岸向往,与儒家的世俗主义互补,使得儒家保留对天命鬼神的敬意,坚守慎终追远的传统,重视神道设教,用以解答百姓对善福相悖的困惑与死后问题的关切。人文与宗教良性互动的结果,使得儒家对于宗教的态度是温和与包容的,导致中国佛教、道教总是把行善积德、尊重生命作为第一要义,并把爱人作为爱神的必要前提,达成了人道与神道的高度统一。

牟钟鉴的学术视野,不止于儒道佛三教,而是整个中华文化。在半个多世纪的矻矻探寻中,他的观察与反思始终以复兴中华文化为己任。从研究《淮南子》与《吕氏春秋》的思想开始,他对道家道教、儒家儒教、宗法性传统宗教等诸多具体领域,都进行了深刻反思,提出了“孔子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导师”“中华文化的多元通和模式”“新仁学”等极富创新的思想观点。牟钟鉴学术研究所选择的个案是特殊的,但学术背后的民族情怀、人类关怀是普遍的。

(作者:孙悟湖 刘明晖,分别系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

第13版:文史哲周刊·文学遗产2 篇

《诗经》中的“颂”名是指“舞容”吗

《毛诗诂训传·周颂·清庙之什》书影。资料图片

【图①】

“风”“雅”“颂”乃《诗经》作品之类名,与“赋”“比”“兴”一起构成《诗经》学体系之核心“六义”。《大序》释“颂”名云:“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周礼·春官·大师》有“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郑玄注:“颂之言诵也、容也,诵今之德广以美之。”郑氏《周颂谱》说:“颂之言容。”刘熙《释名·释言语》也说:“颂,容也……”有清以降,学者释“颂”名每每将以上各家所谓“形容”或“容”落实为“舞容”。比如阮元云:“‘颂’之训为‘美盛德者’,余义也。‘颂’之训为‘形容’者,本义也,且‘颂’字即‘容’字也……‘容’‘养’‘羕’,一声之转,古籍每多通借……所谓‘商颂’‘周颂’‘鲁颂’者,若曰‘商之【图①】子’‘周之【图①】子’‘鲁之【图①】子’而已,无深义也。何以三《颂》有【图①】而《风》《雅》无【图①】也?《风》《雅》但弦歌笙间,宾主及歌者皆不必因此而为舞容,惟三《颂》各章皆是舞容,故称为‘颂’。”(《揅经室集·释颂》)周贻白《中国戏剧史长编》等翕然遵从此说。此说俨然已成为学界常识。

但这种说法难以契合《诗经》学的大量事实。《墨子·公孟》篇记子墨子谓公孟子曰:“丧礼,君与父母、妻、后子死,三年丧服……或以不丧之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若用子之言,则君子何日以听治?庶人何日以从事?”马瑞辰指出,毛传释《诗经·郑风·子衿》“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一句,谓“古者教以诗乐,诵之歌之,弦之舞之”,“……正本《墨子》,三百篇皆可诵歌弦舞已”(《毛诗传笺通释·杂考各说·诗入乐说》)。若“颂”名确指舞容,何以只用来指言《颂》诗呢?

而且,后人援以支持“舞容”说的以上旧解根本不指涉舞容。孔疏解《诗序》“颂者,美盛德之形容”,引《周易·系辞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曰:“……形容者,谓形状容貌也。作颂者‘美盛德之形容’,则天子政教有形容也。可美之形容,正谓道教周备也……”其解甚是。与阮元所说相反,《大序》释“颂”之要不在“形容”而在“盛德”,所涉“形容”必为“盛德之形容”(即道德教化之“周备”),它整个作“美”的受动部分;“美盛德之形容”即描摹歌颂盛德之形状容貌。《释名》沿袭《大序》,亦绝非从舞容层面诠解“颂”名。其《释言语》云:“颂,容也,叙说其成功之形容也。”《释典艺》云:“称颂成功,谓之颂。”后者出现在诠释“《诗》”“兴”“赋”“比”“雅”的整体语境中,确指《诗经》之“颂”。合观这两条文字,断可见“颂”名之本在叙说称颂成功,称之为“颂”是因为“颂”字指言“容”或“形容”,叙说称颂成功就是叙说称颂成功之“容”或“形容”。《释名》“叙说其成功之形容”与《大序》“美盛德之形容”完全一致。孔疏释《周颂谱》之“《周颂》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诗”,曰:“言‘致太平德洽’,即‘成功’之事。据天下言之为太平德洽,据王室言之为功成治定。王功既成,德流兆庶,下民歌其德泽,即是颂声作矣。”“德”“功”一而二二而一,《释名》释“颂”仅言“成功”乃就其一面言说,其所谓“称颂成功,谓之颂”,确凿说明了颂“成功”才是根本,所谓“形容”可略而不言。总之,《大序》《释名》释“颂”,是说“颂”被称为“颂”,乃因其指归在天子“盛德”或“成功”之“容”亦即形状容貌,孔疏也称之为“容状”。

郑玄对《序》说做了局部调整,认为《颂》诗所以叫“颂”,不是因为“颂”字指言盛德之形状容貌,而是因为它指言天子盛德之容养天下、万民。《周颂谱》云:“颂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无不覆焘,无不持载,此之谓容。于是和乐兴焉,颂声乃作。”其释“颂”之“容”被明确界定为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无不覆焘,无不持载”之包容;《诗序》疏概言此意为“德能容物”。《颂谱》“……此之谓容”、孔疏“德能容物”二语,明显拒斥以“容”释“颂”时偏离政教伦理之核心关切,据字面附会引申。《周颂·噫嘻》云:“噫嘻成王,既昭假尔。”毛传:“成王,成是王事也。”郑笺:“噫嘻乎能成周王之功,其德已著至矣。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也。”此笺再次证明,意味着“德”之著至的“容”即“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根本不指舞容。郑注《周礼》所谓“颂之言诵也、容也,诵今之德广以美之”,乃以“德广”落实“容”字。“德广”之具化,即“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无不覆焘,无不持载”云云,也正是盛德之形状容貌。

依儒家之见,臻至盛德境界的典型人格是尧、舜、伊尹、周文、周公以及孔子。

尧。《尚书·尧典》云:“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传曰:“既有四德,又信恭能让,故其名闻充溢四外,至于天地。”疏曰:“……圣德美名充满被溢于四方之外,又至于上天下地。言其日月所照,霜露所坠,莫不闻其声名,被其恩泽。”

舜。《左传》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记:“吴公子札……见舞《韶箾》(按,为舜乐)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

伊尹。《尚书·君奭》记周公曰:“君奭,我闻在昔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传云:“尹挚佐汤,功至大天。谓致太平。”正义云:“‘功至大天’犹尧‘格于上下’,知其‘谓致太平’也。”

周文。马王堆帛书《五行》说文第二十三章称文王格知心之性为“好仁义”,“执之而弗失,亲之而弗离,故卓然见于天,著于天下”。“卓然见于天,著于天下”即“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格于皇天”“光于上下”,亦即“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或者“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五行》说文第二十一章称论说以文王为表征的“君子”人格“仁覆四海、义囊天下”,基本上是同样的意思。

周公。《尚书·洛诰》记成王对周公说:“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孔疏曰:“言公之明德充满天地,即《尧典》‘格于上下’,勤政施于四方,即《尧典》‘光被四表’也,意言万邦四夷皆服仰公德而化之。”

孔子。《礼记·中庸》云:“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郑注:浸润萌芽,喻诸侯也),大德敦化(郑注:厚生万物,喻天子也),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郑注曰:“此以《春秋》之义说孔子之德……孔子所述尧、舜之道而制《春秋》,而断以文王、武王之法度……此孔子兼包尧、舜、文、武之盛德而著之《春秋》,以俟后圣者也。”

以上政教人格,尧、舜是一类,文王是一类,伊尹、周公是一类,孔子是一类,并不完全相同。尧、舜有德有位;文王有德,无天子之位而膺天子之命;伊尹、周公辅成天子之道德;孔子据尧、舜、文、武之盛德,以《春秋》建构天子应然之政教。但是他们都从不同层面凸显了政教伦理之最高境界:泽被万邦四夷,厚生万物,化成天下。以此为据,更可确定郑玄在“天子之德”层面上释“颂”为“容”,且用“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之类话语来界定和落实“容”字,跟“舞容”绝无关系。《颂》被称为“颂”,被视为“容”,指归在这种政教伦理境界之覆四海囊天下。“天地”成其表征,是因为它们容养万物。如《周书·艺术传》记黎景熙所云:“……天地称其高厚者,万物得其容养焉。”总之,依《大序》《周颂谱》《释名》等典籍、旧注释“颂”之名言及“形容”或“容”,论断“颂”指“舞容”,完全背离了早期《诗经》学的核心关切。

与此同时,这种做法背离了早期《诗经》学体系中“风”“雅”“颂”分层设计的政教伦理架构。“风”“雅”“颂”在政教伦理层面的等差,最早系统地呈现于季札之评周乐,如其评《风》之《周南》《召南》瞩目于“始基”,评《小雅》瞩目于“周德之衰(小)”,评《大雅》瞩目于“文王之德”,评《颂》瞩目于“盛德之所同”等。但孔子《诗经》学体系后来居上,上博简所见《孔子诗论》牢固确立了《风》《雅》《颂》三者的政教伦理境界之差等(参见附表):

《诗论》根本关切乃在君上之政教。“残民而逸之”,是邦国政教之失,凸显于《邦风》;“民之有戚患也,上下之不和者”,是天子政教之失,凸显于《小雅》;“盛德”是天子政教之美,凸显于《大雅》;“塝(大)德”“有成功”是天子政教之“至”境,凸显于《颂》,显然侧重于《周颂》。承孔子《诗经》学体系的《大序》以“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定义《风》的核心关切,以“王政之所由废兴”定义《雅》的核心关切,且指言政之大者为《大雅》、小者为《小雅》,以“盛德”“成功”定义《颂》的核心关切,其间政教伦理境界逐层升高,孔子关于《诗》的观念框架明显被继承。应该注意的是,《大序》明确将“风”“雅”释为“政教之名”,曰“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故曰风”,“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孔疏云“雅者训为正也,由天子以政教齐正天下,故民述天子之政,还以齐正为名”)。郑玄注《周礼·大师》、为《周颂谱》则明确释“颂”为政教之名,断言“颂”即“容”,指天子容养天下之至德。孔疏释《大序》六义,指出:“风、雅、颂者,皆是施政之名也……风、雅、颂同为政称,而事有积渐,教化之道,必先讽动之,物情既悟,然后教化,使之齐正。言其风动之初,则名之曰风。指其齐正之后,则名之曰雅。风俗既齐,然后德能容物,故功成乃谓之颂。先风,后雅、颂,为此次故也。”诸家释“颂”名,《大序》偏于“盛德之形容”,郑玄偏于“容物”“容养”,孔疏既讲“容状”“形状容貌”,又讲“容物”,实兼采、贯通《诗序》和郑玄之意。硬说诸家释“颂”名意在舞容,就完全破坏了“风”“雅”“颂”分层政教建构的顶层设计。

此外,尽管《风》《雅》《颂》均可舞,但古人看《诗》之重点殊不在舞,而在诗、乐、歌。季札观“周乐”之记载,于《周南》至《颂》均曰“歌”,于文王乐《象箾》《南籥》至舜乐《韶箾》均曰“舞”。《孔子诗论》第十章论《颂》瞩目于“其乐”“其歌”“其思”,论《邦风》瞩目于“其言”“其声”,亦均不及舞。《诗谱序》叙《颂》诗,要在“颂声”,而不及所谓舞容。

总之,《大序》释“颂”之“形容”,郑玄、刘熙释“颂”之“容”,指归在政教人伦之至境,后人据此论断“颂”名指舞容,恐诸前哲始料未及。

(作者:常 森,系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

自孔子用《诗》《书》《礼》《乐》《易》《春秋》教育弟子后,这些文化典籍便成为儒家经典,统称为“六经”。孔子“述而不作”,虽然偶有对“六经”个别篇章词句的阐述,但并没有系统解释“六经”的专著传世。后人学习和研究“六经”,便按照各自的理解对“六经”加以阐发,形成不同的学术流派。这些流派虽然各有自己的思维路径和学术方法,但大体而言,不外“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两种。

所谓“六经注我”,就是用“六经”中的某部经典或篇目甚至字句来注释“我”的思想和认识,其关注重点不是“六经”原始文本的字、词、句、篇的本来面目,以及这些字、词、句、篇所要表达的确切含义,而是选取“六经”原始文本中那些对表达“我”的思想和认识有用的字、词、句、篇来加以阐发。

“六经注我”的早期代表学者是西汉武帝时的董仲舒。他的《春秋繁露》是“六经注我”的典范之作。该书以《春秋公羊传》为基础,融合阴阳五行、黄老道法等思想,构建了一套系统化的国家治理的思想体系和哲学体系。《春秋公羊传》是对儒家经典《春秋》经的解说,其核心包含“大一统”“天人感应”“张三世”“通三统”等理论。董仲舒以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所以必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所提出的“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政治观、“人副天数”的宇宙观、“性三品”的人性论、“三统三正”的历史循环论,以及“《春秋》决狱”的社会实践论,显然不能说都是儒家经典《春秋》的原始意涵,甚至不都是《春秋公羊传》的原有思想,有不少其实是董氏对《春秋公羊传》思想的提炼和发挥。

《春秋》“公羊学”据传源自孔子弟子子夏的再传弟子公羊高,通过问答阐释《春秋》“微言大义”。早期仅为口传,至西汉景帝时才由公羊寿与弟子胡毋生将其著于竹帛,形成《春秋公羊传》文本。董仲舒是西汉著名《春秋》“公羊学”家,而“公羊学”属于“今文经学”流派,强调阐释《春秋》中的“微言大义”,主张“以疏为师”“一字褒贬”,其思维路径以“经世致用”为核心,强调从经典中提炼国家治理原则和历史规律,服务于现实治理与社会变革,基本方法是不重史实考据,而聚焦文本中字里行间的政治寓意与道德判断。这便为董仲舒的国家治理的思想体系和哲学体系的建构提供了便利的思维路径和学术方法。

孔子修《春秋》在于“正名分、寓褒贬”,强调历史责任与道德评判。《春秋繁露》则以《春秋》为“天人之书”,认为其间蕴含“天意”,需通过“微言大义”来解读。这样,董仲舒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借《春秋》来阐述自己的国家治理思想体系和哲学体系。而他的思想体系和哲学体系深刻塑造了汉及以后的社会意识形态,也适应了汉武帝时期强化思想文化大一统的国家治理需要。元朔五年(前124),武帝立《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博士”,并遴选博士弟子员在太常署接受博士教育,最终完成了“五经博士”的设立和经学教育的制度化。需要指出的是,武帝所立“五经博士”全为“今文经学”博士,而“今文经学”的共同特点就是重视经典义理的解说,而不重视经典原始文本的研究,这便为他们根据现实需要随意解释经典留下了足够的阐释空间。

由此可见,董仲舒的“六经注我”,其要点不在研究“六经”本身,而在建构他自己的国家治理思想体系和哲学体系,“六经”只是他建构体系的媒介和佐证。“我”既是研究的出发点,又是研究的归属。这种研究的价值不在“六经”本身,而在“我”的思想和学术是否有创新价值。

所谓“我注六经”,就是用“我”对“六经”字、词、句、篇的理解,包括“我”所掌握的语言、文字、史实、制度、文化等有关文献来注释“六经”,目的是弄清楚“六经”中这些字、词、句、篇的确切含义,以便还原“六经”的原始语境、真实内涵以及当时意义,获得对于这些经典的准确理解和正确认知。

“我注六经”的早期代表学者是西汉后期的刘歆。他整理完善的《春秋左氏传》是“我注六经”的经典之作。成帝河平三年(前26),刘歆随其父刘向校雠汉皇室藏书,见到藏本《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十分喜好,开始研习。丞相史尹咸与他同好,丞相翟方进也熟习《左传》,时与讨论。于是刘歆广引文献,整理完善《左传》,“使之章句义理始备”。他还与熟习《春秋穀梁传》的父亲辩论,更坚定了对《左传》的信心。《左传》为古文文本,未立学官。哀帝建平元年(前6),刘歆请将古文经《左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立于学官,遭到朝廷大臣反对。哀帝令刘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希望以此确立“古文经学”的学术地位,但“诸博士或不肯置对”。这一状况既可以看出朝廷大臣和“今文经学”博士的保守,也可从中感受到“古文经学”对“今文经学”的巨大威胁,以及“古文经学”家为争取地位的艰苦努力。无奈之下,刘歆只得以书信形式责让太常博士,以表达自己的不满。

《左传》也是对儒家经典《春秋》的解释,为何会引起“五经博士”和朝廷大臣的反对呢?这是因为,汉武帝以降,“今文经学”已经控制了社会意识形态,“今文经学”家也掌握了朝廷的话语权,他们不希望他人染指。另一方面,“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思维路径和学术方法也迥然有别,同意《左传》立于学官就是同意开放学术竞争,自然为“今文经学”家所忌惮。刘歆“由是忤执政大臣,为众儒所讪,惧诛,求出补吏为河内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后复转在涿郡,历三郡守数年”(《汉书·楚元王传》)。直到王莽掌握政权,爱好“古文经学”,《左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才被立为学官。

刘歆是文献学家,并非思想家或哲学家,他整理和推崇《左传》,不是想在书中宣扬自己的思想,或为当时社会提供治理方案,而是将《左传》视为解释《春秋》的一本历史资料,提供阅读和研究《春秋》的学者参考。这样看来,“我注六经”重点不在“我”,而是“六经”,“我”只是人们阅读和研究“六经”的拓荒者和引路人。

“我注六经”似乎可以客观呈现“六经”本体,防止主观理解和强制阐释,其实也不尽然。因为“我”的知识结构和学术视野会有局限,“我”的生活环境和文化背景与“六经”诞生的时代会有差异,“我”对文献资料的掌握也不可能绝对准确、全面和完善。凡此种种,都使得“我”的注释难以与“六经”契合无间,误读误释难以避免。例如,经刘歆整理并奏请立于学官的《周官》(《周礼》),曾经作为王莽进行社会官制改革的文献依据,实践结果却以失败而告终,以致后来康有为撰《新学伪经考》力诋《周礼》乃刘歆伪作,是为新莽篡位造势,不可信据。由此可见,“我注六经”也不一定能够完全做到客观公允。

“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是两种不同的思维路径和学术方法,往往会有不同的现实目的和价值诉求。前者偏重于思想理论的创新,往往成为改良派的自觉选择,如近代的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等都是“公羊学”的信奉者,他们都坚持“托古改制”,宣传自己的改良思想;后者则偏重于历史文献的复活,成为文化保守主义的温床,如唐人孔颖达编纂《五经正义》,于《春秋》经就没有选择《公羊传》和《穀梁传》,而是选择了《左传》并为其正义。显然,“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各有利弊,也各擅胜场。学者选择哪种研究路径和方法,关键看他的兴趣所在和想要达到的价值目标,不存在绝对的好或绝对的不好。

“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的思维路径和学术方法虽然是针对解释儒家经典而形成的,但也适用于一切传统文化的研究,如历史、文学、教育、艺术等。因此,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问题时,也常常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学术判断,形成激烈的观点论争,这些判断和论争其实正源于“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两种不同的思维路径和学术方法。直到今天,学术界仍然重复着这样的路径和方法,从而产生了不同的学术判断和观点论争。例如,当前关于中国古代小说观念的研究,就明显存在着这样的情况。

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应该从神话、寓言、史传、辞赋等文体中寻找其来源,因为这些文体中有虚构,也有故事,而这些虚构的故事正是形成中国古代小说观念的重要元素。的确,从现存的神话、寓言、史传、辞赋等作品中,从古人关于这些文体的讨论中,是不难找到有关证明存在虚构故事的材料的。然而,仔细分析,这样的研究采用的就是“六经注我”的路径和方法。因为研究者先有一个“小说是虚构的故事”的固定认识,然后从古代文献中去寻找可以证明这一认识的材料,以便说明“我”坚持的观点。于是,那些神话、寓言、史传、辞赋中的材料,就成了注释“我”的认识的证据。至于它们是否具有古人心目中的“小说”的内涵,或者说古人是否以它们为“小说”,研究者其实是不大在意的,他们所关注的只是这些材料对于“我”的观点的论证价值。

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应该从古代“小说”概念产生的历史文献中,从古人以为是“小说”的文本中,从古人对于“小说”的评论中去挖掘梳理。这些认识不是今人给予古人的,而是古人自己原本就有的。他们是否以为“小说”应该虚构,或者一定要是故事,不能由今人去界定,而应该由古人来界定。因此,今天的研究者所要做的,是搜寻那些被古人称为“小说”的文本,讨论那些被古人规范的“小说”定义,将这些文本和定义放在它们所产生的时代背景下,放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根据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实际,客观地探讨各个时代小说观念的存在形态,不同历史时期小说观念之间的传承、演进、变异和重组,从而获得对中国古代小说观念比较接近历史真实的理解。显然,这里采用的是“我注六经”的路径和方法,即尊重历史文献的价值,不是让历史文献服务于“我”的观点,而是用“我”的解析激活历史文献。

“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虽然都是学术研究有用的路径和方法,但其有用性是有所不同的。“六经注我”比较偏重于思想阐发,对于思想家和哲学家可能更为有用;“我注六经”比较偏重于文献阐释,对于历史学家和文献学家可能更为有用。就古代小说观念研究而言,“六经注我”虽然可以证明中国古代有所谓“小说是虚构的故事”的相关材料,但其所证明的“我”并非真是我的创见,而是今人的普遍共识,并且这种共识是中国近代从西方引进的,其思想原创性自然不足,其学术价值也就有限。而“我注六经”虽然没有证明中国古人的小说观念与今人合拍,却提供了古代“小说家”的各种面相、古代“小说”文本的各种形态、古人对于“小说”的各种见解,以及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于“小说”认识的联系与差别,为研究者作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它不仅具有文献价值、历史价值,也更具有学术价值,因为它所呈现的就是它自己。

(作者:王齐洲,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第14版:文史哲周刊·史学3 篇

“周秦之变”与秦、汉之制

——“二千年秦政大盗论”相关问题辨析

【学术争鸣】

谭嗣同有言:“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仁学》)多年来,学界多有批判秦代君主制度的观点,其中不乏将秦制同周制与汉制相比较的视角与阐释。笔者以为,由周至汉的制度变迁,涉及政治、社会与文化等多层面,是中国古代社会意义深刻的历史变迁,关乎这一主题的诸多讨论虽不乏精辟观点,但亦有一些值得进一步商榷与辨明之处,本文拟对此略作探析。

长期以来,一些学术观点片面肯定“八百年周制”,认为秦制取代周制是历史的倒退。在笔者看来,“周秦之变”或言秦制取代周制是在民众力量推动下实现的,体现着历史的发展与进步。政治体制方面,周制分封之下诸侯征战不断,先有“春秋五霸”,再有“战国七雄”,百姓深受战乱之苦,统一逐渐成为社会的普遍诉求,孟子也提出“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的主张。诸国的激烈竞争之后,最终由秦国完成了诸侯林立到“并天下”的历史使命。起源于春秋时期的县政最初由卿大夫掌握,战国时则变为国君直接任免县令,完成了周制分封到秦制“海内为郡县”(《史记·秦始皇本纪》)的政体之变。官爵制度方面,周代血缘关系主导的世卿世禄制,被新爵制和流官制所取代。新爵制以崇尚功劳、不问贵贱的制度精神激励百姓,流官制以科层化、任期化的官吏管控国家。这是战国时期各国变法的制度选择。土地制度方面,井田制被废弃,齐国“相地而衰征”,晋国“作爰田”,鲁国“初税亩”,秦国以户主身份名田宅,建立起小农私有土地所有制。春秋战国时期,诸侯革故鼎新,纷纷抛弃周制,建立新制。随着秦的统一,最后确立为秦制。这是诸国竞争的结果,更是优胜劣汰的历史选择。秦制以中央集权的皇帝制度、大一统的郡县制度、选贤任能的官爵制度和分配到户的土地制度为核心,塑造了中国二千年政治的基本形态,可以说实现了对周制的历史进步。

秦制取代周制,更是民众力量的体现。周代的礼乐制度常被称颂,但它“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阶级等级森严。“周秦之变”的历史过程,正是阶级等级制度被打破的过程,是在民众力量推动下实现的。春秋时期的“曲沃代翼”,小宗得以取代大宗,在于曲沃“得民心”,“晋国之众皆附焉”(《史记·晋世家》)。战国初期的“田氏代齐”,逃亡齐国的田氏(陈完入齐后改为田氏)竟然取代姜氏,实现异姓嬗位,在于其以大的私量借贷,而以小的公量收债,“大斗出,小斗进”,百姓“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左传·昭公三年》)。晋国六卿为抢夺政治资源,纷纷扩大土地亩积,争取百姓支持。范氏、中行氏以160步为亩,韩氏、魏氏以200步为亩,赵氏以240步为亩(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吴问》,智氏的简文残缺),远大于晋公室百步为亩的周制,最终六卿执政,韩魏赵“三家分晋”。秦国实行不问出身(奴隶斩首可获爵位)、实用且完备的身份制度,分田到户、亩积最大(240步)的土地制度,以及标准最低的田租(什一之税)、户赋(每户32钱)制度,制度优胜于六国,也成为秦并天下的制度基础。所谓的“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甚至“陪臣执国命”,亦是诸侯、大夫、陪臣凭借民众力量挑战周制政治秩序的体现。王莽时中郎区博曾说:“周道既衰,而民不从。秦知顺民之心,可以获大利也。”(《汉书·王莽传》)就此而言,周制的消退,到秦制在天下的确立,深刻诠释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历史真理。

统一天下后,推崇法制的秦制弊端逐渐暴露,严刑峻法,苛政虐民,很快二世而亡。在批判秦政的诸多言论中,有切中要害的学术洞见,但似乎也有一些认识值得商榷与讨论。

以法家论断代替现实秦制。学者经常征引《商君书》《韩非子》等法家思想来批评秦政,这有史料不足的缘故,但亦须注意的是,并非法家的所有论断都成了现实的秦制内容。《商君书·靳令篇》将修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等道德视为“六虱”,《韩非子·显学篇》强调道德“不足以止乱”,主张圣人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这是一些研究批判秦制不重伦理道德的重要证据。但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有“父盗子,不为盗”,维护父权地位。岳麓秦简有“殴泰父母,弃市”等律文,严惩殴打、辱骂长辈的不孝行为。甚至“不听父母,笱(苟)若与父母言”,顶撞父母也要被逮捕治罪。岳麓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要求“敬长兹(慈)少”“宽俗(裕)忠信”,将慈孝、忠信等道德要求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法家不救济贫弱的主张也并非事实。《韩非子·显学篇》认为懒惰且生活奢侈才会贫穷,反对国家“布施于贫家”。《史记·商君列传》也载:“事末业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但里耶秦简中有多条“以贷贫毋种者”的档案记录,证明当时政府有救济贫弱的行为。《为吏治官及黔首》要求“孤寡【图①】病当巢”,说明救济贫弱是普遍的社会责任。不过,《韩非子·备内篇》批评“徭役多则民苦”,主张“徭役少则民安”,但这种利国利民的论断也没有转为现实秦制。这些例子说明,法家的思想论断与现实秦制之间存在不小的距离,二者并不完全等同。

以秦制文本代替秦政实践。秦律是秦制文本的主要载体,但引用秦律论证秦政恐需十分谨慎。岳麓秦简载:“【图②】訽詈新黔首,赀一甲;殹〈殴〉笞,赀二甲。”法律严禁官吏殴打、欺辱六国故地的百姓,但违法行为仍时有发生。《史记·项羽本纪》载:“诸侯吏卒异时故繇使屯戍过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无状”,路过关中的百姓经常遭到秦吏欺辱。岳麓秦简律令禁止官吏“受人财”,禁止官吏低买高卖以获利,但《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秦迁徙六国富豪时,被迁徙者“少有余财,争与吏”,争相贿赂官吏。即便是岳麓秦简中“毋苛徭”的皇帝诏令,能在何种程度上落实也难以确定。因此,虽然出土简牍所见秦律可以极大丰富秦制内容,也将改变以往秦政残暴的简单认识,但决不能将秦制文本等同于秦政实践,更不能以此美化秦政。

将早期秦制与晚期秦制混淆。法律繁苛是批评秦政的重要内容,但这并非秦制的最初面貌,而是不断累加的结果。商鞅变法时律令特别是秦令极少,只有《垦草令》等少量秦令。睡虎地秦简《语书》说南郡守腾“修法律令、田令”,强调“良吏明法律令”,但墓主摘录了秦律30种(含王伟析出的《兴律》),没有一条秦令,表明此时秦令依然稀少。在统一后使用的岳麓秦简中,律令却非常繁多。不仅新增了《奔敬(警)律》《具律》《索律》《亡律》《狱校律》《杂律》《贼律》等,还有《尉郡卒令第乙七十六》《备盗贼令 廿三》等大量秦令。秦令以官署名/事项+干支+数字的格式命名,干支以“令癸”为最,数字以“七十六”为最。已见秦律37种,秦令数量更为庞大。秦律令的不断累加,最终出现了“秦法繁于秋荼”(《盐铁论·刑德篇》)的局面,法律逐渐繁苛。学者或将统一天下视作秦制走向繁苛的转折点,或将“焚书坑儒”视为秦暴政的转折点,都表明早期秦制与晚期秦制存在区别。

因此,只有明晰法家论断、秦制文本与秦政实践三者之间的差距,动态考察秦制的时代变化,破除简单等同的认识误区,才能更加全面地认识与评价秦制。

秦制的失败教训成了后继者汉制的前车之鉴。不过,汉代的皇帝制度、郡县制度、官僚制度甚至法律制度等,都是承袭秦制。就制度核心而言,汉制与秦制都是君主集权的政治体制,并无本质区别。

早期汉制在承袭秦制的同时,也汲取秦亡教训,推行与民休息政策。一是轻徭薄赋。田租从秦的什一之税降至十五税一,再降至三十税一。更役从秦的“月为更卒”改为每三年一个月,男子傅籍年龄从秦的17岁(凌文超新说为18岁)推迟到20岁。二是宽省刑罚。文帝废除亲属连坐,废除秦律中的黥、劓、斩脚趾等肉刑,代以打板子的笞刑。景帝进一步减轻笞刑数量,制定定菙令,规范刑具长宽厚度和笞打部位,禁止施刑途中换人,弥补“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汉书·刑法志》)的制度漏洞。早期汉制大力纠正秦制的暴虐内容,铸就了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

早期汉制可能与我们熟知的汉制有所区别。以汉武帝时期为分界,西汉从“无为而治”的早期汉制转入“外儒内法”的成熟制度。早期汉制以“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汉书·曹参传》)为制度精神,推行与民休息的“无为”制度。汉武帝开始的汉制,以“独尊儒术”为思想指导,推行“有为”的大一统制度。大一统的汉制既承袭了秦制的基本政治制度,又增添了儒学的政治表达。不仅神化皇权,主张君权神授,还独尊儒术,通经入仕,察举贤良,又以《春秋》决狱,儒化法律,更推行三纲五常,以孝治天下。政治理念、意识形态和社会伦理三位一体,儒学规范体系形成。君主集权体制与儒学规范体系的结合,形成了“外儒内法”、更加成熟的汉制模式。它有别于法家主导的秦制,也有别于黄老政治的早期汉制。

“外儒内法”的汉制成为汉王朝四百年统治的政治基础,但该体制也存在不少弊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说明当时土地兼并极为严重。朝廷用度不足,“奏请一切增赋”,不仅“税城郭堧及园田”,养马牛羊也要交税(《汉书·翟方进传》),赋税非常沉重。不仅如此,司法也转为严酷。汉武帝时有律令359章,大辟409条,1882事,死罪决事比13472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汉书·刑法志》)。西汉末年,“郡国被刑而死者岁以万数”,冤死者无数,早已不见文景时期的“刑措之风”。哀帝时期,谏大夫鲍宣控诉“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民有七死而无一生”,公卿“以苟容曲从为贤,以拱默尸禄为智”(《汉书·鲍宣传》)。东汉桓灵时期,朝政日乱,“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后汉书·儒林列传》)。在这种制度体系下,儒学规范体系中的一些内容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了束缚、压迫百姓的工具。董仲舒提出“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繁露·玉杯篇》),试图以天的意志约束皇权,但却并未能得到充分贯彻。“君阳臣阴”的主张,一变为“君为臣纲”的政治伦理,再变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理念。基于孝顺人伦的“以孝治天下”成为普遍的社会准则,君权、父权、夫权不断扩张。

总之,秦制取代周制虽是历史的进步,但秦代法治过于繁苛,道德黏性不足,体制弊端根深蒂固,终成国家治理的暴政典范,“二千年秦政大盗论”即精辟揭露了传统政治体制的症结所在。相较而言,“外儒内法”的汉制成为后世借鉴经验的制度模版,但君主体制弊端始终无法根除,汉制模式虽不断得到后世的改革与承袭,仍不能代表国家治理的完美方案,应当辩证看待。

(作者:苏俊林,系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专家学者研讨中国古代史学科前沿动态

——2025年度中国古代史学科研究“十大热点”发布

【信息与动态】

近日,“2025年度中国古代史学科研究‘十大热点’发布会暨学科前沿动态研讨会”在中国历史研究院举行。此次发布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主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等科研院所的40余位专家学者参会。

与会专家学者指出,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十周年。十年来,全国史学界以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为使命,持续深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化的探索与实践,聚焦党和国家事业大局和重大时代课题,形成一批重要学术成果。回顾2025年,中国古代史研究始终围绕“构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这一主线,紧扣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国家基层治理、古代海洋文化、古文字与AI应用等热点,积极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在史料整理、多语种翻译、冷门绝学研究等领域实现突破。

会上,学者们就“2025年度‘十大热点’研究情况”“人工智能与中国古代史发展前沿”等问题进行了研讨。参会学者一致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立足新时代史学发展要求,强化学术共同体建设,着力解决中国古代史学科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不断提升史学研究与国家战略、社会发展的契合度。

会议发布了2025年度中国古代史学科研究十大热点,包括:“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历史底蕴研究”“人工智能与中国古代史研究方法革新”“国家治理视域下的基层社会研究”“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制度研究”“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国古代海洋文化与琉球学研究”“古文字与AI应用研究”“尕日塘秦刻石的发现与研究”“西夏学等冷门绝学研究”“全球史视角下的明清经济史研究”。

(赵凡)

山西吕梁新见元碑中的地方社会与民族交流

今山西省元朝时属于腹里地区,留存大量元代文物遗迹。《山右石刻丛编》《山西碑碣》《三晋石刻大全》等介绍了山西地区古代碑石的基本情况,并收录现存、已佚碑文,为利用碑刻文物提供了便利条件。中外学者对此非常关注,推出了聚焦金元士人科举、基层水利建设、蒙古诸王分封等主题的丰富成果。但是,这些研究以山西中、东部地区的碑刻为考察重点,而对晋西地区的情况几未涉及。今吕梁市柳林县所存元代碑刻,能直观反映该地区大一统王朝统治下的基层社会面貌和民族交流情况,对相关内容的挖掘,也可为学界利用晋西地区的元代碑刻提供新线索。

香严寺位于山西柳林县城东北隅,始建于唐代。(康熙)《永宁州志》卷二《建置志·寺庙》记:“香严寺,在州西六十里,贞元间敕赠香严,旧名阁则寺。正隆、大定年重修。碑存。”该寺后经元、明、清历代修葺,留有三代碑石若干,并保留一座宋代、两座金代、五座元代、四座明代、一座清代建筑(乔云飞:《柳林香严寺研究与修缮报告》,文物出版社2013年版,第12页)。

香严寺内现存两通元代碑刻,分列大雄宝殿前左右侧,立石时间皆为大德二年(1298年)。一为碑首刻“香严院宗派图”字样者(下文称“第一通碑刻”),二为碑首刻有“信士院众”字样、记新制祭祀供床之事者(下文称“第二通碑刻”)。检核相关书目,第一通碑刻虽实物仍存,却仅有少量碑文收录于书目“佚失石刻”部分(《三晋石刻大全 吕梁市柳林县卷》,三晋出版社2013年版,第427页);第二通碑刻以《无题碑》为名,仅收录碑阳录文,可知此两通元碑刊布信息不全,目前学界亦对此尚无深入研究。

据实地考察,第一通碑刻实物高约122厘米,宽约64厘米,厚约10.5厘米,基本保存完整,但已有部分刻字损毁。此碑碑阳述寺内僧众砌造龙凤花锦供床之事。碑刻实物右数前4列(每列满行45字)可对应上述书目内容,最后一列末端可辨认出“……僧名开列于后”字样,可知后文所列者即参与砌造供床的僧人名号。由此至碑文落款处的立石者姓名,未见于既有录文。其间一列文字十分引人关注。可辨认出“赐授 只必帖木儿大王令旨本院□宿……”等字样。根据文意推测,此处或表明香严寺曾得到元朝时期权势颇重的宗王只必帖木儿的庇护。目前已知此王颁布的另一道令旨,保留在陕西省户县重阳宫埋藏的石碑上(道布等:《回鹘式蒙古文只必帖木儿大王令旨释读》,《民族语文》1998年第2期,第9页),其内容是保护全真教宫观不受侵扰。香严寺的碑刻内容反映出,蒙古宗王对汉传佛教寺院同样关注。蔡美彪曾利用山西芮城县《河东延祚寺碑》,指出封地不在此处的宗王小薛却颁布令旨庇护延祚寺,与当时其部民流徙于此、侵扰寺院有关,印证《元史》“小薛所部扰民”之说。类似地,只必帖木儿封地并不在晋西地区,而其令旨却见于香严寺碑文,亦值得深入分析。

经实地测量,第二通碑刻实物高约139厘米,宽约67厘米,厚约19厘米,碑阳记录寺院施舍财物以添置供具的功德主名单,其中有大量人名、官职名,由此可窥见元朝中期晋西石州地区的基层社会情况。

该名单首两列以“都功德主”“副功德主”为名目,后罗列添置供具的主要出资人;后列有“都维那”“全管正面供康维那”“立石都维那”与“上留村维那”“百泉村维那”等两类管事名称。与寺院修葺相关的山西现存元碑中,多见罗列捐资“功德主”和管事“都维那”者,但所记“都维那”人数、官职,少见如此碑丰富者。如翼城《创建岱岳庙记》、长子《唐虞庙重修记》等碑,仅记“都维那”“副维那”两种管事名称;黎城《路堡村重修圣源王庙碑》、芮城《重修东岳岱山庙碑》等所记“维那”人数众多,却无任何官职信息。

在名单所列人物中,有官职者基本以家族为单位记载姓名、官职,如首两列“功德主”:“都功德主前石州权州康兴相,男前务官康晖,孙男康仲国。副功德主前孟门主簿刘鼎,男刘珦,孙刘思义、刘敬、刘应、刘演,重孙刘添添、朴朴、回回、永彩。”可见具体到某家族之中,又以长幼辈分划分前后次序,且仅收录男性成员。而山西元碑中亦有收录女性成员的情况,如曲沃《道教功德碑》、绛县《雕藏经主重修太阴寺碑》等碑中“功德主”部分,出现“妻”“夫人”“母”等字样。

参与添置供具之事者,多为当地居民,姓氏明确、取名文雅。但偶见如上引刘鼎“重孙刘添添、朴朴、回回”,“立石副维那”高柔家中晚辈“男骡骡、偎偎”,此乃以俗字或当时出现的“回回”“偎偎”等族群名称作为儿童小名。另外,名单中还出现“孟门副使速来峦”,“速来峦”应为元代常见外来语译名“速来蛮”的讹写。此类名字的使用,体现出元朝民族交流带给山西吕梁地区基层社会的影响。

名单所见官职中,首先是基层军事和行政官职。军事官职如“百户”“征行弹压”。百户为蒙古军队编制中的中下级长官,统辖百人队,“征行弹压”指征行千户中的弹压一职(陈高华等点校本:《元典章》卷九,第一册,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87~288页)。这些官职均与千户制度密切相关。日本学者饭山知保曾关注《定襄金石考》所收《重修洪福寺碑》,其中亦有“功德主都维那题千户/百户者”等信息,他认为,“并不清楚它们隶属于怎样的组织”(饭山知保:《另一种士人 金元时代的华北社会与科举制度》,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49页)。而类比来看,此类千户、百户,应与参与香严寺佛事的军官身份类似。行政官职有“前石州权州”“前孟门权县”“前孟门擢县”“孟门县管民官兼诸军奥管”“西京大同县尉”等。其中带“前”字样者,皆为以往任职;带“权”“擢”等字样者,或表示行使代理职权。“管民官兼诸军奥管”一职,疑有讹写,应为“管民官兼诸军奥鲁”。此职即元朝地方最高级别行政官员——达鲁花赤。达鲁花赤兼管奥鲁,源于至元九年规定:“今拟各路、府、州、司、县达鲁花赤管民长官,不妨本职,兼诸军奥鲁。”(《元典章》卷一一,第一册,第382页)据《元典章》,县尉是从九品官,主管捕盗之事。此外,名单中还有“司吏、人吏、机察”等职名,前两种是配合基层长官的吏员,机察则多为地方自设,职责是抓捕盗贼。

其次是“务官”“前务官”等职,如“方山务官”“前孟门务官”“石州孟门务大使、孟门副使、攒典”等例。所谓“务官”,指征收地方茶、盐、酒、醋等商品课税的院务官,属于元朝基层税务人员。名单中还出现“盐官”一职,也属此类。大使、副使是院务官的职衔,攒典则是吏员。

再次是负责地方各类专门事务的“提领”“提控”官,如“太原路管莺鹞提领”“延安路阴阳提领”“铁匠提控”“散乐提控”“石州教方司提控”“医兽提控”等例。这些官职体现出鲜明的元代制度特色。元朝实行诸色户计制度,除民户外,还有打捕鹰房户、阴阳户、匠户、乐户等诸种类别。这些户种均设相应官职进行管理,上述诸“提领”“提控”,即地方基层各户种的管理者。另外,名单中还有一种列于“社长”“里正”之后的“提控”,如“社长逯仲贤、张环……里正刘亨、曹仲贤……提控宋汝良……”,疑为地方自设的管理职务。上述《重修洪福寺碑》亦有类似“提领”“提控”等职名,对比碑文信息和香严寺碑内容,也可将其归纳为管理诸色户计、地方自设两类情况。王锦萍注意到《纯阳万寿宫提点下院田地常住户记》所载常住户中多次出现“提领”,推断此职为常住户头目(王锦萍:《蒙古征服之后:13—17世纪华北地方社会秩序的变迁》,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版,第110页)。此职很可能是基层社会自设管理职务的例证。

最后是“社长”“里正”和“乡老”等头衔。名单中除有官职者,还记“社长”“乡老”“里正”等名目,后有若干姓名,排序依据不明。社长、里正是负责基层民政的官员,职责各有侧重。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元朝正式设立社长一职,专管农事(《元典章》卷二三,第二册,第916~917页)。里正主要负责催办钱粮和杂泛差役等事。乡老之名源于《周礼》,二乡设一人,监督乡大夫行政,为顾问,无常职,后来主要负责基层社会的教化。名单中还有“大夫温彦”“马先生”等称号。前者即“乡大夫”,亦出自《周礼》,执掌一乡政教禁令。后者为“乡先生”,源于春秋战国时辞官归乡养老的卿大夫之称。总之,出现在元碑中的乡老、大夫、先生等称号,均与地方文教风化等事务紧密相关,也反映出当时的晋西基层社会所继承的中原文化传统。

根据《元史·地理志》,可知立碑时香严寺属于太原路总管府管理。《元史·地理志》记石州为下州,下辖离石、宁乡两县,故同碑可见“宁乡县北村”。孟门、方山后并入离石,故亦见“孟门县管民官兼诸军奥管”“孟门副使”“太原路石州孟门县巡检”等官职。第一通碑刻出现“方山法觉院”“方山福昌院”等寺院名,也是地缘相近的缘故。

两通元碑中还有“延安南门□魂寺”“绥德州昌佛寺”等寺院名,与“延安路四门巡检使”“延安路阴阳提领”等官职名。除香严寺所在行政区、临近延安路等信息外,元碑中还有石州地区的若干村名。从清末《永宁州志》卷六《坊都》中,可以找到几处对应者:穆村,《永宁州志》记“杨家坪距城七十里……穆村八十里”;薛村,《永宁州志》记“薛村距城八十里”;长峪村,《永宁州志》记“长峪所长峪里距城九十里”;元藏村,疑为《永宁州志》中距城八十里的“园藏村”;贺遂村,根据当地方言读音,疑为《永宁州志》中距城一百一十里的“贺须村”。由此可见,吕梁地区的一些基层乡村名一直保留到清末。

香严寺内两通元代碑刻直观展示出元朝中期当地社会的真实场景:在大一统王朝的稳定统治下,石州及临近地区的基层官员、百姓积极参与佛事活动,在碑文中留下了诸多历史信息。这一例子展示出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地方社会的日常生活图景,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持续融合发展的生动证明。

(作者:陈 希,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讲师)

第15版:文史哲周刊·理论·哲学2 篇

中国传统伦理价值的当代表达

中国传统伦理乃是一个自足的逻辑体系,是一个自我生成着的、自我外化、普遍社会化的道德认知、判断、选择和行动的过程。以日常意识和日常行为实存的实践形态的伦理,以概念、话语、句式和语法实存的思想形态的伦理,是中国传统伦理体系的两种基本类型,它们是流动的善,是充满生命力的伦理精神,是中国人在千百年来的生产、交换、交往和生活中生成的德性思考与行动规范。作为一种伦理资源和精神财富,中国传统伦理始终影响着中国人的道德思考、选择和行动,深入阐发中国传统伦理价值的当代表达,既是实现“第二个结合”的重要方式,也是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的题中应有之义。

“为仁由己”主体论

“为仁由己”是儒家主体性伦理学的标识性语式和句式,它的语法就是德性之原始发生的内在逻辑。它既是个体之德性得以生成的原初状态,又是道德哲学的原问题;儒家伦理学的主体性维度,构成了儒家伦理学的“元伦理学”。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立德为本、立功为终、立言为途。仁为众德之首,亦为众德之基。没有立德,便没有立功和立言。那么,仁来自何处呢?《论语》有言:“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作为众德之基,原是人先天具有的潜能和潜质,当它在具体的情境中与人和事相关联时,便即刻发挥出了仁的效力。人何以先天拥有仁这种潜能和潜质?事实上,这是道德本体的一种承诺,而且这种承诺是可以被具体的道德实践所证明的。孟子从“四端”和先验的“良知”“良能”证明仁的先在性,主张良知良能具有明见性。在孟子看来,“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作为人之固有的仁,通过先在的良能和良知而成为可能。通过良能,仁获得了实践效力,通过良知,仁被觉知到。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若从心而出、率性而为,那必是从善如流。仁、良知、良能均立于原初的“人性”之上。而人性作为一切德性和规范立于其上的基石,乃由天性和习性构成。良知良能就是天性,是无须学习和思虑便可拥有的潜能和潜质;但它们要通过后天的学和思显现出来,从可能能力生成为可行能力。但良知良能亦可被私欲所蔽、被外物所累,因而须时时处处“明明德”,方能使人性中的善念、同情彰显并践行。孟子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成为一个追求功利和快乐的主体依靠的是利己动机和为我意志,而成为一个道德主体,须有善良意志、自律能力。儒家伦理学从先验自我和经验自我两个维度,为“为仁由己”作了本体论承诺和现实性论证。而“正心诚意”的德性论又进一步地深化了这种论证,使之成为具有真正的必然性和严格的普遍性道德命题和伦理判断。

“正心诚意”德性论

德性既是一种可能能力和可行能力,又是能力得以充分发挥所生成的优良品质。能力是品质的基础,品质是能力在善的意义上的充分实现。使行为适当、使事物适度的德性,既是非客体化的情感、意志以及由它们构成的能力,是非客体化的善念和善意,又是由它们共同生成的善的事物,是善念和善行的对象化过程及其结果。如果说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是一种结构论和功能论,那么中国传统伦理学则是一种生成论的德性论。中国传统伦理学用生成论的致思范式将具有各种道德功能的诸要素和诸环节呈现于表象之中、把握在意识之中。指明德性是什么、有何功能固然重要,但澄明德性是如何生成、养成和运行的更加重要。在传统的德性结构中,贯穿着从觉醒到觉知、从内省到省思、从意愿到行动、从善念到善行的发生逻辑,这是心灵哲学意义上的德性发生学。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优先回答了尽性修德的始点、途径和目的,阐明了明德为始、亲民为途、至善为终的进阶逻辑。人有本体之善德,是先验自我中的基底,它虽不是具体的德性,但却是生成能力和品质的潜能,这便是孟子所说的良能和良知。明明德的过程,就是使德性从被物欲牵引和侵蚀的状态中走出,复归原本明亮的状态的过程。明明德并非一次便可完成的事业,相反,必须时时用心、处处用情,方可“明之”。然而,明德并不是一种先天的可以直接运用的可行能力,不是既成的能力和品质,只是一种可能能力;作为潜能和潜质,必须经历一个将良能与良知同具体的思考与行动相互嵌入、相互共属、相互共在、相互共出的过程,亦即经历一个由先验自我转变为经验自我的过程。这个过程被曾子标划为一个始于“知”而终于“得”的进阶逻辑,以及与具体场域密切结合着的实践逻辑。前者是在意识中完成的,后者是在行动中实现的。人并不天然知晓和领悟天道、人道和心性之道,只有在反复进行的生活实践中,在诸种感知与感受、体验与经验中,才能形成对于道的感悟。儒家的基于心灵哲学之上的德性发生学,无论从学科高度、问题深度和论证力度上都较之于西方的德性论更加周详而深刻、精微而完整。中国传统道德哲学和伦理学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形而上学,毋宁说,它是一种实践哲学意义上的身体哲学、情感哲学、意志哲学、精神哲学和行动哲学。它们都在场域哲学中找到了实现和显现自己的现实基础;实现了道德叙事和道德哲学叙述的完美统一。

那么,良知良能如何由先验自我而成为经验自我、由可能能力而成为可行能力呢?孟子以建构性的原则,预设了四端“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若是将心规定为拥有先天的信、知、情、意之资质的心灵,那么四端就是植根于心灵之上的各种道德能力和优良品质。这些能力品质是心灵的具身性的功能和属性,是与人的存在状态、结构和方式须臾不可分离的“自然禀赋”。心为基、情为端;性为隐、行为显。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乃心之资质的显现,是朝向善之事物的意向、意愿、情感、意志;当四端对象化为善之事物时,便生成了将具身性的自然禀赋和附身性的善之事物有机关联起来的优良品质,这就是仁义礼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儒家的德性论赋予德性以自我生成、自我显现和自我完成着的生命力,一如生命是流动的感知和感受、体验和经验那样,基于心灵之上的善之心和善之行,也是流动的。德性既是一种潜能、潜质、可能能力,又是一种充满生命力的现实力量,是流动的善。

“仁义礼智”规范论

德性为体,规范为用;德性无规范则罔,规范无德性则空。任何一种规范都是社会秩序的观念表达,而秩序的原初形式就是道。遵天道而行,以求天人和谐,循人伦之道而为,以求社会和谐,照心性之道而动,以求身心和谐。和谐就是按秩序而行动所产生的伦理结果。当人们将认知和理解了的道、秩序呈现在表象里、把握在意识之中,就形成了规范意识,将规范意识外化为语言文字、话语体系,就形成了以劝诫、劝告、命令为核心要义的命题和命令。在诸种规范类型中,道德规范是在人们反复进行的生产、交换、交往和生活过程中逐渐产生出来的命令句和祈使句。道德规范在类型和性质方面的复杂性程度,取决于人们在生产、交换、交往和生活方面的复杂性程度。

在儒家伦理学的规范论向度中,虽无康德意义上的道德规范类型学,但它却将道德规范还原到了行动者的道德意识、情感、意志和行动之中,融入了行动者的具体的社会角色之中,它是在道德情感和实践理性相互嵌入和相互共属中实现情中有理、理中有情、情理相合、合情合理的;它将德性与规范的具身性和附身性特质融通于主客体之间和主体之间的交互关系之中,具有鲜明的场域感和情境感,构造出一个以情为本体、以理性法则为根据、以合情合理为途径的充满人性感情的伦理世界。在这一世界里,道德规范已经与人们的日常意识、概念、话语、行为交融在一起,以意识、情感和意志的方式发挥范导作用,具有普遍有效性。

在以差序伦理为基础的传统社会,道德规范也以差序的方式呈现出来,并在充满鲜明特征的社会角色中得以实现。在道德规范的逻辑与社会角色的结构之间呈现出明显的“家族相似性”;一如任何一种社会角色都是具体的、确定的那样,每一个道德规范也是确定而具体的。在传统的道德规范谱系中难以找到一个只有意向主体而无意向客体的道德范畴,即便是最令人难以把握的仁,其内涵和外延也是确定的。在“家族相似性”的逻辑体系中,约有三种类型。其一,具有普遍有效性的道德规范体系。其二,具有特殊性的道德规范体系。其三,具有个别有效性的道德规范体系。总之,不仅在行动者的交往和生活中,遵循着充满普遍性、特殊性和个别性的道德规范,而且在儒家的规范伦理学中,以知性范畴见出的道德规范结构,也同样蕴含着由普遍到个别的逻辑进路。道德规范生活化和日常生活规范化,构成了中国传统规范伦理学的鲜明特色。

人是在反复进行着的思考与行动、交往与生活中,将潜藏于人的心灵深处的求真向善趋美的潜能和潜质显现出来,不断构造、矫正、修正与行动须臾不可分离的道德规范体系。那么,一个能够思考和行动的主体,是如何践行道德规范、充分运用德性而创造、分配和享用诸种善的呢?“学而习之”的道德命题,为澄明这一过程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致思范式。

“学而习之”实践论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所学者在我,所行者亦在我,故有说(悦)之体验可言。拥有最基本的实践理性知识、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能力的人,都会在反复进行的效仿和觉知中领悟做人做事的道理,并将被领悟了的道理充分运用到前行动结构、行动过程和后行动结构中。

在前行动结构中,行动者要以慎独的形式,将行动的动机和意愿立于向善的道路之上。在动机和意愿上,行动者不能原本为着私欲而却向他者显示出遵道而行的样子,这便是不诚的行为表现,是自欺欺人的行为。一个持续的道德行为既不是自发的,也不是直觉性的,而是有正确与错误、善良与邪恶、美好与丑陋的比较和判断的;不诚或自欺欺人的行为就是那种明知其不善却向他者显现为善的行为。行动者在自明其行动的伦理性质情形之下,要把善的动机立为首要价值,要把私欲置于道德规范的约束之下。这是仁义礼智信等道德情感和道德规范共同作用的结果。

如何在行动过程中充分运用德性、践行规范,儒家伦理从各种角度和不同层次给予了深刻而全面的论证。或许可以说,道德动机论是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最具特色的思想资源。由于一个善念和善行都要历经时空结构的考验,或因外部困难而使乐善好施行为终止,或因外部利益诱惑而使私欲立为首要价值,从而使前行动结构中的善的动机和意愿,或因外部困难、诱惑,或因道德情感的磨灭、道德意志的衰退而使吾道难以一以贯之。因此,在行动过程中,行动者若欲成为道德主体,将善念贯彻到持续的道德行动中,就必须拥有更加坚实的道德情感和顽强的意志品质。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如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拥有完整的道德人格且在行动中充分运用道德人格,最终实现求真向善趋美的主观目的,取得创造、分配和享用善的客观效果。

在后行动结构中,行动者以后思或反思的方式给予自己的行动以道德鉴定和伦理判断,将反思得来的判断和观念累积到道德认知和道德意识中,从而成为后续行动的前意识和前判断。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言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时时省思、反思自己的言行,并将反思后的心得落实到后续的行动之中,才能日进无疆,趋于至善。无论从先人的道德认知、判断、选择和行动的道德叙事中,还是在儒家伦理的理论体系的构造中,并无宏大叙事之表,却有人伦日用之实。中国传统伦理生活和伦理学理论,都充满了真实的、真诚的道德景象。当我们以属于自身的立场、态度、胸怀和眼光看待中国传统伦理的价值时,我们便是在表达自身的道德人格特征及其实现方式。然而,如何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指导我们当下的德性倾向和伦理规范,就必须经过一个“返本开新”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

“返本开新”建构论

中国传统伦理价值的当代表达,深刻体现着思索、判断和意愿三种智性生活方式。作为思索的对象,传统伦理是古人们在其属己的生产、交换、交往和生活中生成的道德人格、创制的道德规范体系,是他们具身性的德性结构和附身性的约束体系;德性和规范为他们通过诸种手段之善追求终极之善进行着道德意识前置和伦理基础奠基。所有这一切都立于他们的社会空间生产和再生产活动之上。于是,当我们以属于当代的逻辑、范畴、话语言说传统伦理价值时,我们无疑是以第三人称予以分析和论证的。一如我们无法把古人们发现诸种手段之善、创造和实现终极之善的活生生的思考与行动直接移植到属于我们的生活世界那样,我们也无法将古人们的道德认知、判断、推理、情感、意志直接变成属己的德性结构。属己的德性只能在我们当下所进行的诸种思考和活动中生成并得到充分运用。

如何在判断和意愿这两种智性生活中,实现既有理论前提又有实践基础的有机结合,有两个重要问题需要深入研究。第一,什么是流动的善?当我们以各种方式言说传统伦理及其当代价值时,分明是说,古人的道德思考与行动不是以物质的方式,也不是以他们过往的具体德性活动影响着我们,而是以概念、观念的方式在我们的生活中显现着,这就是伦理精神。只有被理解了的、领悟了的伦理精神才是充满生命力的流动的善。我们对传统伦理文化的感受性、敏感性、选择性和接受性,是将传统伦理精神变成流动的善的主体性根据;传统伦理既能够矫正现代伦理文化的缺陷又能激发现代伦理精神的生成,是使传统德性和规范成为流动的善的客体性基础。在现代社会中,无论是“为仁由己”的主体论,还是“正心诚意”的德性论、“仁义礼智”的规范论和“学而习之”的实践论,都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彰显其道德价值和伦理意义。这与其说是因我们的思考与行动使得传统伦理精神成为流动的善,倒不如说是人类普遍的伦理精神促使我们必须借鉴传统、发展传统、创新传统。第二,中国传统伦理精神中的身心相合、情理相容,具有鲜明的现代价值。德性与规范从来就不是将情感体验完全排除出去的纯粹的形而上学问题,而是身心相合、情理相容的整体性的道德人格。无论是在儒家、道家和佛教中,还是在日常的道德自觉和道德教化中,身体、情感和精神都是融会贯通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感同身受、言传身教、不言之教,所呈现的正是情感与理性、经验与判断、自律与他律融会贯通的情形。这就是中国传统伦理价值之当代表达的内在规定和重大意义。

(作者:晏 辉,系湖南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特聘教授)

宋代经学诠释学与儒学复兴

在中国经学史的长河中,北宋庆历年间(1041年—1048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南宋陆游言,“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清代学者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援引南宋王应麟“经学自汉至宋初未尝大变,至庆历始一大变也”之论,将庆历开启的时代称为“经学变古时代”。在这一前所未有的诠释学变革中,宋儒以“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胸怀、“致广大而尽精微”的精神返本开新,立足儒家之本位,融会佛道之优长,赓续中华文化命脉,彰显出宋代经学诠释学深远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求诸吾心”:诠释主体与“经”之关系的重塑

宋代经学诠释学的变古以开新首先体现于,诠释主体与儒家经典的关系由对外在意义的固守因循转向直达圣人之心的内在体解,突破了汉唐经学将“经传”视为一体的注疏传统,从经世致用的现实关怀出发,抉发儒家经典的实践价值。

自唐代至宋初,经学处于皮锡瑞所称的“统一时代”。隋末唐初经学家陆德明汇集汉魏六朝二百三十余家的音切与训诂资料撰成《经典释文》。唐太宗命颜师古考定五经,又诏孔颖达等撰《五经正义》,作为取士之范本。这一经学统一化进程虽解决了魏晋以来南学与北学之分立,但其中多抵牾矛盾、杂引谶纬,未能真正自成一家。唐代取士制度以诗赋为重,明经不为重视,“九经”按经文多少分大中小三等,采用贴经课试之法。宋初学风仍承袭唐学之弊,“然笃守古义,无取新奇,各承师传,不凭胸臆,犹汉、唐注疏之遗也”。北宋理学家孙复也写道,“国家踵隋、唐之制,专以辞赋取人,故天下之士,皆奔走致力于声病对偶之间,探索圣贤之阃奥者,百无一二”。总体而言,唐代至宋初,虽然其经学集前代注疏之大成,却是相对缺乏原创性释经家与思想家的时代。

在皮锡瑞看来,“惟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乃孔子所手定,得称为经”,而历代经学家的“记”“传”“笺”“注”“疏”等是附着于“经”的副文本,应当与“经”相分别,然而在后世的经学流传中,“经”的具体内容却囊括了释经之书,如唐代立为官学的“九经”中《春秋》分三传,《礼经》分三礼,将“记”“传”升格为“经”,《五经正义》的颁布更是使原本作为“经”之意义辅佐的“注疏”被奉为圭臬。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庆历时期经学家们面临的核心任务,即是摆脱汉唐注疏的窠臼,重塑注疏与“经”之间的关系。孙复在《寄范天章书》中有言:“汉魏而下,诸儒纷然四出,争为注解,俾我六经之旨益乱,而学者莫得其门而入。”欧阳修痛感众说蔽亏圣经,其在《答徐无党第一书》中指出:“凡今治经者,莫不患圣人之意不明,而为诸儒以自出之说汩之也。今于经外又自为说,则是患沙浑水而投土益之也,不若沙土尽去,则水清而明矣。”

宋儒以“经之本义在”“圣人可学”的自信重构“经”之意义,注经风格走向议论化,产生了如洛学、关学、新学、蜀学等自有师承的学说派别,在直承先儒的“传”“义”“说”“注”等释经体例的同时,又形成了“口义”“精义”“语录”等新的解经形式。由此,儒家经典意义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即转向学者与儒家经典文本的直接对话的心解,回归探求圣人之志意与“学以至圣”的原始经学理想。程颐言:“学者必求其师。记问文章不足以为人师,以所学者外也,故求师不可不慎。所谓师者何也?曰理也,义也。”陆九渊也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学者以经为正,不惑传注的“去中介化”诠释姿态,从深层上看,则源于儒家经典之“文”与圣人之“道”一体化的儒学诠释信仰,“经”不仅是文字载体,更是圣人心意的直接呈现。只有去除汉唐注疏的层层中介,学者才能在通经致用的现实观照中,与圣人之经实现心灵对话,从而创获新义。

“理与己一”:经学理学化的诠释自觉意识

宋儒在突破汉唐经学、建构新经学的诠释实践中,通过对儒家经典意义的重释与反思,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诠释学新原则,建构了独特的理学诠释方法论与本体论,标志着中国本土诠释学在自觉性与原创性层面达到了新的高度。

西汉经学重大义微言,东汉后期今古文兼通,魏晋玄学则玄言思辨,皆是诠释学思想繁盛的时代,相比较而言,宋代经学家不仅不惑传注,而且疑经、删经、移易经文,呈现了与前代经学颇为不同的新面貌。究其深层原因,则是宋代经学的诠释学标准原则发生了深刻变化,“理”成为普遍经学诠释学原则,这源于诠释主体构建自身哲学思想体系的诠释需要,体现了理性思辨的人文精神与普遍性的法则意识。

在经学研究中,历来对文献文字的改易持极为审慎的态度。即使朱熹这样重视古注体例的学者,其《论语集注》对于重出之章保留原貌,不加删节,《诗集传》也多据古本,不轻易改字,但《大学章句》却遵从二程之说多处移易经文,并补作传文,《孝经》则依据胡宏、汪应辰等说删改原文,至于王柏《书疑》《诗疑》的改易更为大胆,四库馆臣斥其“奋笔而进退孔子”。宋儒的这些诠释行为对于自身理学体系建构有重要价值与意义,这些看似无所凭据的改易其实是在理学诠释学循环中以“理”为普遍标准的意义权衡。

宋代的理学诠释学将“理”提升为经学诠释学的普遍法则与哲学原则,内化为主体的内心尺度与存在方式。“义理”“文理”“事理”“人情”“理势”“天理”等成为普遍经学诠释学范畴。如欧阳修以“文意相属以成章”“以人情求之”为普遍解经原则论辩《毛诗传笺》对《诗经》的诠释之失;苏轼有“幽居默处而观万物之变,尽其自然之理,而断之于中。其所不然者,虽古之所谓贤人之说,亦有所不取”之观念,并提出“理势”“以类求之”等普遍解经原则;王安石援引《周礼》为变法的理论依据,提出“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为天下国家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的普遍解经原则,“夏之法至商而更之,商之法至周而更之,皆因世就民而为之节,然其所以法,意不相师乎”;二程确立了以“四书”为门径的“先识义理”的普遍解经原则,“后之学者,却先须识义理,方始看得经”。

宋儒以“理”为核心的诠释学不仅是方法论诠释学,也是本体论诠释学,推动了宋代经学向哲学化的转型。朱熹将《大学》的纲领所统归于的“至善”释义为“事理当然之极也”;将“格物致知”诠释为“穷至事物之理”的“心”之全体通明,“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陆九渊据于孟子“先立乎其大者”的诠释立场,提出“此理在宇宙间,未尝有所隐遁……人与天地并立而为三极,安得自私而不顺此理哉”。朱熹与陆九渊鹅湖之会(1175年)的公开论辩则是在经学理学化的诠释学思想进程中,开启了后世的“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这两条殊途同归的哲学诠释学路径。

“穷理尽性”:基于儒学本位的创造性诠释

宋代是中国经学思想史上继魏晋玄学之后,又一次文化融合的高峰。与魏晋玄学不同的是,宋学以复兴儒学为使命,更具有立足于中华文化、主动吸纳融会佛道学说的本位意识,展现了高度的文化自觉与理论主体性。正如陈寅恪所言,宋儒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又“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最终实现了一种“新儒学”的体系性创获。在这一过程中,宋代经学采取了“援佛入儒”“援道入儒”的诠释策略,不仅回应了佛老在哲学思辨层面的挑战,更是在三教思想的深度融合中使儒学重获生机。

回顾经学思想史,在汉末至魏晋的中衰时期以及南北朝的分立时期,由于道教思想的发展及佛教的本土传播,儒学渐失独尊的地位,但因佛道二教在竞争中常援引儒学攻击彼此,反而维持了儒学地位;然而,在佛教禅宗化的本土传播进程中,较之本土儒学,其富于哲理思辨、系统精微的心性之说,日益走进了士人的信仰领域与精神世界。在此种思想交锋的场域中,如何通过创造性的诠释激活儒家经典的当代意义,以挽救儒家文化面临的挑战,成为自中唐以来经学诠释学必须回应的重要课题。

宋代理学家将宇宙的本原追溯至“诚”“气”“天理”“太极”等最高范畴,在本体论架构上与佛老学说形成对照,同时以儒家政治哲学的终极视域统摄其宇宙观,创造性地发展了原始经学中的“理”“心”“性”“诚”等范畴的哲学内涵。宋儒通过对佛老由“入乎其内”到“出乎其外”的批判性吸收,摒弃其“虚空”“无为”的精神内核,而代之以儒家“成己成物”的终极价值。

借助“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即事尽天理”“性即理”“心即理”等结合原始经学的命题阐释,宋儒将人之“心性”的哲学探讨提升到了“赞天地之化育”的高度,使个体的现世生命在茫茫宇宙中获得意义的安放,既涵纳宇宙本原的宏阔,又不离人伦日用的细微,将天道与人事相贯通,诠解主体安身立命之依据,矫正佛老本体之虚空,复归儒家入世哲学之根本。如张载所称,“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一经学理学化诠释学范式是中国经学诠释学的独特贡献,是基于诠释自觉将他者学说有选择地吸纳而实现的体系性创获。

《宋史·道学传》言:“凡诗书六艺之文,与夫孔孟之遗言,颠错于秦火,支离于汉儒,幽沉于魏晋、六朝者,至是皆焕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此宋儒之学,所以度越诸子而上接孟氏者欤。”这种融会诸说、立本开新的自主诠释意识不仅在中国经学思想演进中具有特殊的意义,也可为新时代构建立足自身、融通中外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宝贵镜鉴。

(作者:梁丹丹,系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

第16版:国际新闻3 篇

美伊谈判21小时,为何无果而终

图为4月12日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拍摄的谈判举行地点塞雷纳酒店外景。新华社发

【国际观察】

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美伊谈判从当地时间11日上午开始,入夜未休。12日凌晨,历时21小时的三轮谈判结束,双方未达成协议。

毕竟,这是一次没有丝毫信任的谈判。伊朗方面称,由于“美方的贪婪和野心”,双方未达成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方已明确提出自身“红线”及可接受与不可接受的条件,而伊朗方面“选择不接受这些条款”。

眼下,美伊代表团只能启程回国。是否有下一轮谈判不得而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12日敦促美伊双方继续恪守停火承诺,巴未来将继续坚定推进美伊双方的和平谈判。

谈判曾现乐观信号

在承接谈判的塞雷纳酒店乃至整个伊斯兰堡,巴基斯坦方面实施了最高级别的安保措施,全市交通受限、安检升级。

在巴基斯坦的斡旋下,美伊这次谈判虽无信任可言,却不乏对结果的期待。据半岛电视台报道,谈判本来是美伊谈判团队分处不同房间,由巴基斯坦方面传递信息的间接谈判,最终变为“面对面”的三边直接会谈。

在11日的第一轮谈判之后,态势一度较为积极。双方就包括黎巴嫩停火需求在内的一些基本条件取得一定进展。有报道称,双方同意将以色列打击行动限制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伊朗方面要求解冻其资产一事也释放出乐观信号。

到12日凌晨,双方进行了三轮“实质性讨论”,但最终未能取得成果。虽然美伊双方均未透露谈判细节,但显然核问题仍是一个关键分歧。万斯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方要求伊朗不仅当前不发展核武器,还需在长期内承诺不获取相关能力与技术,但“尚未看到这样的明确意愿”。他强调,这一目标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核心诉求。

万斯说:“我认为这(未达成协议)对伊朗来说,比对美国来说更是坏消息。”他同时对巴基斯坦方面的斡旋表示感谢,称其在推动双方弥合分歧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并强调谈判未果“对伊朗而言影响更大”。

与特朗普“毁灭文明”的威胁相比,万斯的狠话显得很温和。万斯表示,美国在此次谈判中提出了一份“最终也是最好的提议”,要看伊朗方面是否接受。

巴基斯坦:“不会影响任何一方”

谈判开始前,巴总理夏巴兹分别会见了美伊双方代表。他说,对实现永久停火而言,“成败在此一举”。

作为东道主,巴基斯坦的职责不只是提供场地和安保,更在于让毫无信任的双方能够进行对话。达尔早前表示,巴方的职责是促成美伊“坐在一起”,而不会影响其中任何一方。为此,巴方为美伊谈判做出了两手准备,既能为双方“面对面”谈判提供便利,也能以“背对背”形式,通过巴方居中传递信息进行谈判。

最终,美伊实现面对面谈判。双方谈判代表团阵容强大,在很大程度上也符合外界期待。伊朗方面由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约70人组成,其中包括主要谈判团队、专家团队、媒体代表以及礼宾和安保团队。代表团成员包括外长阿拉格齐、中央银行行长阿卜杜勒纳赛尔·赫马提和防务委员会秘书阿里·阿克巴尔·艾哈迈迪安。美国代表团则由副总统万斯、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万斯的参与,使这次会谈成为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美伊间举行的最高级别直接会谈。

谈归谈,双方的分歧显而易见:其一,美国表示黎巴嫩并非停火参与方,而德黑兰坚持认为黎巴嫩是停火参与方。其二,伊朗希望美国解冻其资产,并取消多年来严重拖累伊朗经济的制裁。华盛顿方面则表示,愿意大幅解除制裁,但前提是伊朗在核计划和导弹研发方面做出让步。其三,伊朗希望得到国际社会对其拥有霍尔木兹海峡管辖权的认可,美国则希望该海峡对油轮及其他各类船只完全开放通行,不得设置包括航运通行费在内的任何限制。其四,伊朗要求为六周战争期间遭受的所有损失获得赔偿,美国尚未就赔偿问题发表评论。其五,美国希望伊朗的导弹能力大幅受限,但德黑兰方面表示,其导弹库是不可谈判的。其六,伊朗希望美国作战部队撤出地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并承诺不发动侵略,但特朗普誓言在达成和平协议之前,将在中东保留军事资产。

伊朗:“信奉对话,行事理性”

在巴战机护航下,10日下午,卡利巴夫带着伊朗遇难儿童的相片和书包来到伊斯兰堡。此次伊朗谈判代表团命名为“米纳卜168”,以纪念伊朗米纳卜小学遭袭遇难的168名儿童——这表明伊朗方面占据道义高地,代表着近六周来遭受轰炸之苦的本国人民前来谈判。

伊朗是战争中损失更大的一方,却未必是谈判中心理更脆弱的一方。巴基斯坦前空军元帅马苏德·阿克塔尔就认为,尽管伊朗遭到美以军队的强势打击,但其代表团仍“略占上风,且时间站在他们一边”。他甚至说,美国“已时日无多”。此前,特朗普三次推迟停火最后通牒,在外界看来,这意味着伊朗方面在谈判上有一些心理优势。正如7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的声明所言,停火代表着“伊朗的胜利”,它基于一项已原则上被美国接受的“十点计划”。

“十点计划”列出的承诺包括互不侵犯条约、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接受伊朗进行铀浓缩活动、解除一级和二级制裁等。对于这一计划,美国先似默认,后又指消息不实,强硬声称其“完全无效”。

经历多次外交欺骗与战火灼烧,伊朗是以完全不信任的态度与美国进行谈判,其“手指仍会扣在扳机上”,不会“在主权权利上妥协或退让”。“我们信奉对话,行事理性。”关于谈判基础,伊朗拒绝了特朗普的十五点方案,推出自己的“十点计划”,明确传递了一个信号:这一次要彻底解决问题,不再无谓地妥协。

在谈判前夕,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将伊方诉求浓缩为三点主张。9日晚,他就前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殉难40天等议题发表书面讲话时强调:一是伊朗必定向侵略者追索“战争赔偿”,追讨“烈士血债”;二是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必将进入一个新阶段;三是伊朗绝不放弃自身正当权利,将把地区所有“抵抗阵线”作为一个统一整体加以考量。

美国:果然派出了万斯

万斯带队谈判,或是美国显示诚意的最佳选择。万斯被视为本届美国政府中更中立的调停者,且长期以来反对美国陷入外部冲突。据信伊朗最初遭美以袭击时,他并未深度参与其中,且自始至终都反对这场战争。因此,伊朗将万斯视为特朗普总统核心圈内最反战的人物之一,也是最有可能本着诚意寻求达成协议的人。

当然,谈判桌上的万斯不仅代表他自己。他在谈判前表示,总统特朗普就此次谈判向他下达了非常明确的指示,还警告伊朗勿“耍弄”美方。在此次谈判过程中,美方与特朗普及其国家安全团队保持“持续沟通”。

与此同时,特朗普则在社交平台上继续输出美国的“胜利”,并称伊朗“正在输,而且是大输”。不过,为了谈判的顺利开始,特朗普应该是也做了工作——压制以色列的进攻欲望。据以色列《国土报》报道,特朗普一直敦促、施压并指示以色列总理降低姿态,至少停止攻击贝鲁特,并与黎巴嫩政府进行接触。美伊双方约定停火之后,以色列大举进攻黎巴嫩、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的行径,证明以色列是美伊达成协议的最大阻力。

对于伊朗来说,特别警惕的是美国将以色列描绘成“独立一方”,从而逃避自身责任。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11日说,如果伊朗在伊斯兰堡与“美国优先”的美方代表谈判,很可能达成一项对双方乃至世界都有利的协议。然而,如果面对的是“以色列优先”的美方代表,那么就不会达成任何协议。

“美国优先”,实际就是“特朗普的急所”。路透社/益普索近期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近日跌至其重返白宫以来的最低点。大多数民众表示担心美国军事人员的安危,并且随着能源价格飙升,他们对个人财务前景持负面态度。约一半的人预测中东地区的稳定性会进一步恶化,超过四分之三的人反对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因此,特朗普必须锁定战事胜利,停止战争消耗,稳住油价通胀,这是美国民众的核心诉求,也是中期选举的风向标。

往远些看,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大日子,也是特朗普的心结。他已于10日宣布,联邦政府向美国美术委员会提交了拟在首都华盛顿特区建造的“凯旋门”设计方案和效果图。根据项目设计方案,这座“凯旋门”建成后将比林肯纪念堂高出很多。该计划在美国国内已经引起争议,弗吉尼亚州民主党籍众议员唐·拜尔在社交媒体上抨击道:“这无关美国建国250周年,也无关对退伍军人的敬意,这关乎唐纳德·特朗普的虚荣心——我们必须阻止他。”

这看似题外话,但从中可以窥见特朗普政府此时的心态。正如一名巴基斯坦政府官员11日对中国媒体透露,目前,美方似乎急于实现某种目的,而伊朗方面则不急于求成。

美伊伊斯兰堡谈判虽已落幕,和平的可能却不应就此熄灭。在两周停火期所剩不多的时间里,希望双方能在巴基斯坦斡旋下,为塑造持久和平相向而行。

(本报记者 杨逸夫)

一位德国作家的“长征骑行记”

图为4月9日,在德国柏林中国文化中心,德国旅行作家福尔克·黑林分享在中国的骑行之旅。新华社发

138天,近7000公里。

从江西瑞金出发,德国旅行作家福尔克·黑林和同伴克里斯蒂安·施密特一路北上西进,沿着当年的中央红军足迹,历经4个多月骑行,到达了陕北吴起县。

9日,57岁的黑林在柏林中国文化中心分享了这段跨越2023至2024年的中国骑行之旅。台下座无虚席,黑林用德语夹着中文,给德国民众讲雪山、峡谷,也讲长征路上的历史故事。

“如果你不理解长征精神,就无法真正理解中国。”一位长征老兵20多年前告诉黑林。

“从那天起,我就下决心一定要做这件事。”黑林说。

出发前,黑林和当时67岁的施密特一直在想同一个问题:沿着长征路线,到底还能看到多少与长征有关的事物?出发后,他们很快发现,沿线对长征历史的保存和呈现,远远超过预期。

步道、红色标识、墙绘、群雕,连同沿途的博物馆和纪念设施,几乎每隔一段路就会出现。在瑞金、遵义、泸定桥这些关键事件地点如此,在很多县乡、山口和渡口也同样如此。“长征并没有因为年代久远而退出中国人民的生活,”黑林说,“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存在。”

长距离骑行的艰难,很快让他们吃不消。冰冷寒夜里,他们几乎整晚都无法入眠;翻越第一座雪山时,海拔4100多米,漫长的爬升几乎耗尽了体力。在川西和藏区边缘,寒冷、逆风、高海拔和连绵起伏的地形,让“下坡”也困难重重。到了后期,机械故障接踵而至:变速器坏了,车轮辐条断了,甚至在距离终点约450公里时,黑林的电动自行车的电机彻底报废。他们被迫临时改线,绕开那些没有电助力几乎无法征服的强爬升区。

也正是在面对困难时,黑林更真切地感受到一路遇到的善意。他回忆,他们“经常被请吃饭”,总有人把橘子、香蕉等食物递到他们手里。黑林说,一旦人们知道他们是在重走长征路,原本的拘谨和迟疑便很快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热情和尊敬。问路时有人帮忙打听;前路走不通时,有人告诉他们下一班车何时来、哪条小路还能走。车坏了,也总会找到人帮着联系修车师傅,让他们能把长征路继续走下去。“遇到了那么多善良淳朴的中国人,是这一路上的宝贵财富。”他说。

这已经不是黑林第一次讲述中国,甚至很难说清是第几次了。1990年,年轻的他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时,对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几乎一无所知。30多年过去,他写出好几本关于中国旅行的书,带过一支又一支骑行团穿行于中国的城镇和乡野,还在北京生活了很久。不知不觉间,他成了朋友圈里公认的“中国通”。

30多年间,黑林在中国骑行超过6万公里。

“90年代我去中国学习中文时,还没有胆量骑行中国。那时火车票很难买,我只能坐长途汽车,从吐鲁番一路坐到中部某地,辗转3500公里,仅最后一段车程就坐了24个小时。”他说,正是那段经历,让他后来开始尝试骑自行车去了解中国。

90年代末,黑林在敦煌租过一辆老式“飞鸽”自行车,从市区骑到莫高窟;后来又在桂林、阳朔一带骑行。彼时,中国的很多主干道还没铺沥青,有些地方只有石板路、土路。

“现在完全不同。”黑林说。在他看来,过去30多年里,中国的道路设施极大改善。“如今在中国很多地方,已经可以长时间在低车流环境下骑行了。”

施密特对此也深有感触。他对记者说,过去前往偏远地区,尤其是高原地区,往往受困于路途遥远、颠簸之苦;如今,高铁网络不断延伸,甚至通达曾经的交通孤岛,旅行便利性大幅提升。

黑林说,在中国旅行,体验感早已今非昔比。移动支付、电子地图等数字技术深度嵌入出行各个环节,让旅行变得更加便捷。“我真的非常建议大家去中国看看。”黑林在分享活动结束时说,唯有亲身到访,才能在行走中真正触摸到现代中国的发展脉搏。

(新华社柏林4月11日电 记者褚怡、杜哲宇)

面对中东危机,韩国或加快能源结构改革

中东的战火烧了40天,进入了暂时的停歇期。此战表面看是美国、以色列在与伊朗较量,但战火早已波及海湾的美国盟友,由此带来的能源市场波动更远及东亚和整个世界。

4月8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京畿道义王市出席一物流业座谈会时针对美国和伊朗达成两周停火一事表示,局势发展仍难以预测,对当前经济形势并非短暂冲击,而是一场“持续时间未知的巨浪”,必须采取非常规措施应对。

韩国是全球主要能源进口国,对中东具有极高的依赖度,约70%~72%的原油进口来自海湾国家,且相当一部分液化天然气来自卡塔尔等国。霍尔木兹海峡等关键航道因战事封锁,直接威胁韩能源生命线。能源价格飙升迅速传导至韩国,推高汽、柴油及电力价格,导致采暖和工业用气成本激增,加剧通货膨胀。此外,中东战事伴随航路受阻,导致海运运费上涨和航行时间增加,影响韩国对欧洲等地的出口效率。避险情绪升温通常会导致韩元汇率走弱(贬值),进一步增加进口成本,导致资本外流压力加大。

同时,韩作为制造大国,能源进口成本增加会直接导致韩国贸易逆差扩大,削弱整体经济增长动能。虽然中东不是韩国的核心市场,但能源价格上涨和物流延迟会增加半导体、汽车、化工等核心产业的生产成本,部分石油衍生品及特殊化学材料的供应因中东地区动荡而变得不稳定。据韩媒最新报道,自2月28日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韩国汽油均价从约1680韩元飙升至近2000韩元,涨幅约18.5%,4月11日首尔汽油价格更是涨至2024韩元;另韩3月消费者物价上涨2.2%,创近两年最大涨幅。

李在明近日表示,受中东战争引发的油价上涨和供应链中断影响,韩国经济已处于“战时级别”的危机中。为此,他呼吁国会迅速通过26.2万亿韩元(约171亿美元)的补充预算案,将其比作“抵御危机浪潮的防波堤”,以保护民生和弱势群体。同时,他认为这场危机也是推动韩国经济体系根本转型的契机,提出需加快能源结构改革。

面对能源安全威胁,李在明多次强调加速新能源转型的必要性。他批评国内转型速度过慢,称能源问题已让他“焦虑得整夜睡不着”,并要求政府果断行动,加快电动汽车普及,以降低对中东石油的依赖。此举被视为韩国寻求战略自主、向中国等新能源领先国家看齐的重要信号。

韩国专家学者对李在明政府应对中东局势的举措持审慎肯定态度,认为其危机管理框架具备战略前瞻性,但在执行细节与长期转型路径上仍面临挑战。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KIEP)专家指出,政府迅速推出26.2万亿韩元的补充预算案,并设立“石油价格上限制度”,有效遏制了油价非理性上涨,避免了民生经济进一步恶化。这一举措被视作近30年来最果断的能源干预政策,有助于稳定公众预期。

韩国庆熙大学未来文明院教授安秉镇认为,将当前局势定义为“战时民生经济”状态,不仅是危机动员令,更是推动经济系统根本性变革的契机。他强调,李在明政府提出加快向可再生能源转型、全面普及电动汽车等战略方向,若能持续推进,将显著降低韩国对中东能源的依赖风险。

然而,也有分析提出担忧。韩国产业研究院(KIET)研究员指出,尽管100万亿韩元市场稳定项目旨在缓解金融波动,但大规模财政支出可能加剧债务压力,需警惕后续通胀反弹。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当前政策仍偏重“节流”与应急,如公务车限行、燃料补贴等,而在能源进口多元化、本土储能技术突破等“开源”层面,尚缺乏清晰的时间表与产业配套支持。

总体来看,韩智库学界普遍认同李在明政府对危机严重性的判断准确,反应迅速有力,但能否将短期危机应对转化为长期经济韧性提升,仍需观察后续政策落地效果。

而对于大多数老百姓来说,中东战争最直接的影响不是炮火,而是物价。每当中东局势升级,人们第一反应往往是“油价是不是又要涨了”。能源价格上涨会引发链条反应,导致食品和服务价格普涨。因此,韩国民众对中东战事常有一种“希望赶紧结束,别拖累经济”的务实心理。

(本报记者 刘欣伟)

第17版:公告(中缝)1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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