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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
2026-03-30 ·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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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17 个版面 · 78 篇文章 · 30 张配图 · 约 109,956 字
内容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电子版
生成时间:2026-10-06 22:34
第01版:头版4 篇

【大调研,我们在行动】协调发展,且看广东“百千万”

潮州市饶平县樟溪镇英粉村景色。潮州市饶平县“百千万工程”指挥办供图

【大调研,我们在行动】

有人对广东夜景卫星图做了对比:

2022年3月,珠三角一片浩瀚光海,而粤东粤西粤北的光亮则暗淡了许多;

而2026年3月,不仅珠三角璀璨夺目,粤东粤西粤北也汇成了一条条灿然明艳的光带。

对经济地理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夜里的灯光是发展的“镜子”,哪里灯变亮、变多、连成一片,就说明哪里人多了、产业旺了、发展好了。

为什么广东的夜景卫星地图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动因是什么?

仲春时节,本报调研组踏上南粤大地。

“硬”“软”齐发力,“末梢”不末

今年春节,80多岁的旅美华侨何圣华携家人回到故乡——广东梅州梅县区松口镇。

这次回乡,何圣华有个心愿,就是看看松源镇的亲戚。想到一个多小时翻山越岭的盘山公路,他内心忐忑不安。

在他的记忆里,以前每次途经泰东村一带,连续急弯陡坡,胃里翻江倒海一般……

可一上路,何圣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双向四车道、人车分流、路面平整、标线清晰、视野开阔,没想到三十多分钟就到了。

何圣华感慨:“变化真大呀!”

地处粤闽赣交界的梅州,群山连绵,交通闭塞。历史上,为了生计,人们背井离乡,松口镇就是客家人下南洋的第一站。长期以来,不靠海、不沿边的梅州,有“交通末梢”之称。

交通发生巨变与2022年12月广东开始实施的“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简称“百千万工程”)有很大关系。在这项旨在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的工程中以县域交通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为总抓手,重点构建县镇村三级物流网络和农村客货邮融合体系,通过重大高铁项目贯通、干线公路升级、农村公路提质,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铺就“快车道”。

如今,昔日的“交通末梢”正加速向粤闽赣边“区域枢纽”转变:外联路网更密了,内部“毛细血管”更畅了,县乡村低等级路段改造扩容提升,让瑟缩在深山的村镇驶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曾因山海阻隔而发展“限速”的粤东粤西粤北,如今都已融入了大湾区“2小时交通圈”。

何止交通!通信光缆越群山穿碧波,山乡孤岛迈入千兆5G时代;电网改造跨峰峦通阡陌,僻壤荒村明灯万盏、动力充盈……

除了“硬设施”,医疗、教育、文化等“软服务”也在不断向县镇村下沉。

69岁的刘伯因胸口不适,来到家附近的饶平县潮汕医院就医,在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专家与本地团队协作下,他成功接受了饶平县首例心房颤动射频消融手术。

“过去遇到危重患者,往往要在转运途中与死神赛跑。而现在,不出县就能救治,再也不用连夜转运了!”潮汕医院急危重症医学部主任郑孝瑜说。

省级专家常驻带教、青年骨干常态进修、高端医疗设备全面进驻……从心脏介入到神经外科,从肿瘤微创到重症救治,越来越多像刘伯一样的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像大城市一样的优质医疗服务。

“百千万工程”实施3年来,广东基层公共服务水平提升显著:医疗更可及了,紧密型县域医共体覆盖65个县(市、区),让“大病不出县”成为现实;教育更均衡了,全省建成义务教育阶段城乡教育共同体599个;文化供给更丰富了,900多个圩镇客厅、千余条示范主街遍布山乡,每个行政村都有了自己的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行走在群山之间,调研组总能听到这样的感喟:“现在的生活,跟城里差不多!”

“借外力”“练内功”,“洼地”不洼

村民陈贵添清晰地记得2022年秋天的那一幕。

站在村子的后山上,望着远处推土机轰鸣作业,他心里有种不真实感:“我们这山边海角的小镇,能变成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怕不是发梦哦!”

十来年前,汕尾市海丰县小漠镇云新村还戴着贫困村的帽子,村民靠浅海养殖为生,年轻人大都外出打工。如今,深汕特别合作区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落户于此,贫困村摇身变为比亚迪工业园。

作为广东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平台,几年时间里,深汕特别合作区就从寂寂无闻的“经济洼地”,成长为现代化滨海新区、产业新城。

“走专属的疏港大道,车辆生产下线不到5分钟,即可直达仅一路之遥的小漠国际物流港扬帆出海。相比国内其他基地转运,每辆车运输成本降低约15%。这里的独特区位优势与深圳的产业优势,形成了完美互补。”深汕特别合作区工作人员告诉调研组。

不仅如此,如今在深汕特别合作区,上游的电池、电机、电控,下游的物流、销售、金融服务,超过百家配套企业纷至沓来,这里正加速形成以新能源汽车为核心的产业集群。

深汕合作,是广东以产业有序转移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缩影。目前,在“百千万工程”引领下,粤东粤西粤北12市及惠州、江门、肇庆各建成1个主平台,累计新承接产业转移项目超2200个,有效破解了欠发达地区产业匮乏的困局。

除了靠发达地区带动,“百千万工程”还立足欠发达地区资源禀赋,一县一策,推动当地特色优势产业提质升级。

茂名高州市根子镇柏桥村,以荔枝种植闻名。种植大户何金明告诉记者:“村里的荔枝种植户,都成了‘技术控’,一有空闲就到科研院所学荔枝种植技术。懂得多,会得多,就能少踩坑多赚钱。”

他告诉调研组,想把荔枝种出高收益,可不是件简单事。过去,“靠天吃饭”,荔枝保鲜期短,碰上大年,产量上去了,价格却上不去。小年就更别提了。如今,情况可大不一样了!“百千万工程”把高校、科研院所、相关企业的人才、技术、信息牵引到县镇村生产一线,破解了荔农的一系列“挠头”难题:

保鲜期短制约销售?华南农业大学、广东省农科院等单位与高州联合攻关,研发了“超低温冻眠锁鲜技术”,建起了冻眠荔枝生产线,让荔枝实现了从“一日色变,三日味变”,到“一季收,全年销,卖全球”的转身;

“大小年”产量不稳?科技特派员、驻村专家走进果园手把手宣传指导,帮荔农优化植保,改良灌溉设施和栽培技术,让荔枝产量越来越稳;

产量大了导致“果贱伤农”?越来越多深加工企业落地高州,荔枝的“变身清单”越拉越长:速冻果肉、荔枝点心、荔枝饮品、荔枝调味品……

近几年,高州种植荔枝效益连年攀升,2025年相较于2024年,带动荔农增收10%到30%。

在新理念、新技术的加持下,新会陈皮、化州橘红、英德红茶、郁南无核黄皮、翁源兰花、澄海狮头鹅……一个个“小特产”已然长成“大产业”。

调研组看到:“借外力”“练内功”,内外兼修,正推动广东县域产业向新向优向强发展。

从“要我干”到“我要干”,动力不竭

来到惠州龙门县龙城街道城西村的百果里农业综合体,一眼望见大门一侧立地而起的几个大字:“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进去一看,别有洞天:花园、果园、梯田、萌宠馆、科普园、书房、工坊、民宿、餐厅、大草坪……好一个“花园式村庄”!

城西村工匠协会会长陈海强介绍:“综合体占地700多亩,基本上是撂荒山地和闲置农房改造成的,融合了种养、加工、文旅、电商、服务。所有工程都是由本村工匠来施工的,想不到吧?”

今年46岁的陈海强1999年从省艺校毕业后留在了广州创业,一直做设计工作。“百千万工程”启动后,他回到了村里。

“‘百千万’是工匠施展身手的好时机!”说起回村的原因,陈海强说,“城西村出工匠,从设计、施工、维护到绿化景观、室内装修、污水处理等,我们都能干!”

在一座村舍前他停了下来,摸着墙面说:“你看,这是我们自创的夯土桔梗混合涂料,融合了传统工艺和现代技术,不仅就地取材降低了成本,还非常环保,村里很多老旧民房改造都用到了它。”

“百千万工程”不仅激发了能人投身乡村建设的积极性,也让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主体意识大大增强。

正值春耕备耕,清远英德市横石水镇江古山村新联组的林伯又细细检查了一遍前不久刚浇筑好的混凝土水渠,满意地点了点头。

“以前,这百来亩农田的灌溉,是乡亲们的心病,庄稼需要水时,要么流得不均匀,要么总跑水。为了浇水,村民抢水源,邻里起争执。现在好了,你看这水渠,这可都是咱老百姓自家拿的主意!”林伯话里透着欢欣。

修这条水渠,是村民通过“英州夜谈”决定的。“英州夜谈”是英德市的一个乡村振兴治理平台。在这个平台上,镇村干部、驻村工作队经常与乡亲们开展拉家常式的交流。

“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队走访时,协调解决了这条水渠的修筑经费。渠该怎么修?决策权交到群众手中。经村民议事会讨论决定,年轻人负责施工、年长者负责保障、村干部负责监督,一场全民参与的建渠行动便开始了。”村党委书记林志旺告诉调研组。

随着“百千万工程”的推进,群众参与集体事务的热情不断提升。而随着热情的提升,让地建绿、拆屋扩路的义举屡见不鲜。

在惠州博罗县徐田村,村民徐伟棉将房屋拆退了4米,使得扩建后的村道与罗浮山1号公路形成了内外循环,进村游客大幅增加。说起当初拆屋时的考虑,徐伟棉爽朗地说:“路通了,大家才能一起发财喽!”

在云浮郁南县桂圩镇新塘村,房前屋后一爿爿小花圃、小菜园点缀其间,公园里,林木葱茏,流水环绕,亭台小径,繁花掩映。说起为建公园村民让地2000多平方米的事儿,村民袁炳强说:“村子是大家的,得靠大家干!”

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从“要我干”变成“我要干”,内生动力的不断增强正在为乡村持续发展注入不竭的动力。

…………

从粤东、粤西到粤北,调研组一路看,一路听,群众说得最多的是:“开心”“踏实”“有奔头”。

“‘百千万工程’探索了一条‘省级统筹、县域突破、镇村焕新’的系统路径,为全国破解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难题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样本。”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庄伟光认为。

实施“百千万工程”以来,广东县域实现了整体人口净流入,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连续高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比逐步缩小。

“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已开始向着“百千万工程”“五年显著变化”的新目标进击。岭南春早,荔枝花已满山遍野地开了。用不了多久,枝头就会挂满红彤彤的累累硕果。

(作者:本报调研组 调研组成员:本报记者王梦敏、吴春燕、严圣禾、唐一歌、王忠耀、雷爱侠)

节水兴业 利泽民生

——当前我国节水事业发展综述

水,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命之源。节水护水,是关乎可持续发展的持久命题。

放眼神州大地,节水蔚然成风。近日,2026年“世界水日”“中国水周”系列活动举办,记者走访看到,得益于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机制创新,我国各地节水事业向纵深推进,为推进水利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水安全蓄积力量。

科技创新赋能加力

绿色无磷薄膜前处理工艺技术、干式喷漆系统……在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多项技术让江淮汽车尊界超级工厂生产线更加智能,也为节水减排立了功。

“按年时基数5000小时计算,仅干式喷漆系统,就能让年产20万辆新能源汽车涂装生产线每年节水4.75万立方米。”江淮汽车技术中心工艺规划技术经理吴明锋说。

记者从各地生产生活实践中观察到,科技创新正全面融入农业、工业、城镇生活等节水重点领域,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

漫步农田,各地灌区现代化建设和改造持续推进,节水灌溉技术广泛推行;探访车间,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推动用水管理向“智能感知、精准优化”转型;置身都市,智慧水务建设释放节水潜力,让百姓用水等更加节约……

直面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以科技创新为驱动,能催生出提质增效的巨大空间。

“十四五”以来,在我国经济总量连跨大台阶、粮食生产连年丰收的情况下,全国用水总量实现零增长。水利部数据显示,“十四五”末,我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较“十三五”末分别下降20%和25%以上。

新征程,新目标。“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强化农业节水增效、工业节水减排、城镇节水降损,单位GDP用水量下降10%,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0.6。

水利部全国节约用水办公室节水产业处处长周哲宇表示,将持续促进水资源监管和节水评价体系关键技术和设备研发,让科技融入节水各个领域,为实现“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作出贡献。

节水产业蓬勃发展

作为天津市武清区大碱厂镇高标准农田示范项目的建设方,深耕节水装备制造的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因地制宜升级排灌设施,目前已新增节水灌溉面积1646亩,实现年节水量7.24万立方米。

以大禹节水为代表,天津节水经营主体不断壮大。目前,天津已初步构建起节水产业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节水服务全产业链条格局,2025年节水经济效益达1386万元。

从一域观全国,节水产业发展成果丰硕。

当前,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节水产业高地和成渝、山东、陕西等多个设备制造、科研创新集聚区为代表的“三地多区”节水产业集群发展格局已经形成。众多企业聚焦节水研发设计、装备制造、工程建设、管理服务全产业链快速发展,形成了系统完备的节水产业体系。

目前,我国节水相关产业市场规模估算超7600亿元,在应用端已遴选发布382项先进成熟适用节水技术设备。

节水产业发展,离不开系统规划、政策支持。

今年2月,水利部发布包含189项相关政策的节水产业优惠政策指引,涵盖财政支持、专项政策、税收优惠、绿色金融服务、水价政策、政府采购、评选表彰等7种类别,覆盖农业、工业、城镇生活、非常规水等重点节水领域,助力节水产业相关经营主体用足用好现行优惠政策。

根据相关规划,到2027年,我国节水产业将达到万亿元规模。

“将联合有关部门统筹完善节水产业发展制度政策体系,以更大力度为产学研用各经营主体做好服务。”水利部副部长陈敏说。

体制机制持续优化

今年年初,一组数据令人振奋:2025年,国家水权交易平台交易单数突破1.4万单,交易水量超16亿立方米,均创历史新高。

数字中,有各地的实践:四川甘孜与内蒙古阿拉善达成第二单黄河流域跨省区水权交易,安徽创新探索开展矿井水交易,海南、山西、湖北等地积极开展再生水交易……水权交易在促进水资源优化配置方面的作用日益显现。

以水权交易为缩影,政府、市场“两手发力”,是近年来节水事业发展的鲜明特征。

近年来,“节水贷”“取水贷”“水权贷”等融资服务逐步推广,政府基于节水重点领域有效融资需求针对性给予信贷支持;水资源费改税全面推行,发挥税收杠杆作用促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让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稳步提升。

创新机制,节水护水更高效;凝聚共识,节水事业“走得远”。

近日,2026年“节水中国行·安徽合肥”主题宣传活动举办。在节水宣传教育系列活动启动环节,全国各地嘉宾扫码参与,共同助力屏幕上的“水柱”节节攀高。

如同攀高的水柱,通过加强水情教育和节水宣传、发动全社会力量建设节水载体等举措,节水护水的理念正在大江南北扎根生长,节水型生活方式正在成为居民的共同选择。

滴水成渠,涓流汇海。以科技为动力、以产业为载体、凝聚各方合力,日益发展的节水事业将为新征程上更美的治水画卷着墨添彩,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多力量。

(新华社北京3月29日电 记者魏弘毅、赵金正、徐思钰)

【改进文风大家谈】改进文风,提倡“三易”

【改进文风大家谈】

南朝著名文学家沈约提出为文“三易”的主张,据《颜氏家训·文章》记载,沈约的“三易”分别为易见事、易识字与易读诵。“三易”不仅对齐梁文风变革产生广泛影响,也能古为今用,对今天的文风改进大有裨益。

其一,易见事。“事”即典故与成语。“易见事”是说典故与成语的使用需要具有大众性,普遍为人所知,使读者在阅读时一目了然,无需刻意查阅相关资料便能知晓其意。文章写作的要义在于观点的表达、材料的支撑与逻辑的建构,典故与成语主要在于辅助并配合义理阐释、优化语辞表述,为表情达意锦上添花,因此务必通俗易懂、明白晓畅,切忌生涩冷门、故设藩篱。如若能够做到“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即用典贴切,无使用痕迹,仿若出自作者肺腑,便是“易见事”之上乘。

其二,易识字。即写作需以常用字、通用字为主体,切忌炫耀才华而使用各种古奥生僻之字。沈约提出“易识字”的本意在于纠正齐梁文坛标新立异、骋才猎奇的不良风气,彼时文坛“一字诡异,则群句震惊;三人弗识,则将成字妖矣”,而“易识字”这一观点也与刘勰所提倡的用字需“避诡异”的策略相映衬。至于今天,“易识字”更是一种对读者的尊重。文章写作的价值不在于显示作者的博学多闻,而在于以通用字作为传达媒介,传递具有价值和正能量的思想,以文字惠及当世,经世致用,启迪人心。

其三,易读诵。沈约主张通过经营平仄、使用韵脚等方式让文章读起来音韵和谐、朗朗上口,从而便于记诵。这一点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今天的文章写作虽无需刻意强调平仄押韵,但也需流畅自然。新媒体与数字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使文章有了从冰冷文字到温情声音的多种路径,如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诵读的生命力,不仅有助于先贤经典的传播,更有助于当代优秀思想文化的弘扬。

文章写作关乎世道人心,“三易”可作为联结作者与读者的纽带,古为今用,既可促成文风的改进,也可推动优质思想观念的普及,助力精神文明建设。

(作者:林家骊,系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

【我在现场】有啥样的地块就有啥样的农机

【我在现场】

梯田围绕着山在转,一圈又一圈,越往上圈越小。

正值插秧季节,往年这时候,田里到处都“插”满了人。现在,记者在云南红河州元阳县马街乡三合寨村看到:插秧的人不见了,山脚的大块田里,“大铁牛”(插秧机)“突突突”;而在山顶的小块田里,“小铁牛”往来穿梭。无论“大铁牛”还是“小铁牛”,所过之处,后面的秧苗横竖成行、疏密均匀。

正在指导春耕生产的县农机管理站站长黄冲向记者介绍:“云南的耕地,多以山地为主。以前,只有大块田能使上农机。这些年,农机生产厂家以市场为导向开发产品,有啥样的地块就有啥样的农机。”

黄冲掰着手指头一项项介绍起来,有不陷泥、爬坡稳的微型旋耕机,有适合窄梯田的微型耕整机,有能在泥脚田里运行自如的小型插秧机,还有能精准播撒秧苗的农用无人机……

种植户车志明驾驶着“小铁牛”刚刚插完一块田到地头歇息,他乐呵呵对记者说:“以前,乡亲们这么说,‘世上只有三件苦,插秧、割禾、走长路’,一亩田四五个人要用一整天。现在,用上了插秧机,‘突突突’还没使上劲呢,就插完了。”

(本报记者 刘岩 徐鑫雨)

第02版:评论5 篇

【光明论坛】深化区域合作,释放发展活力

【光明论坛】

近日,博鳌亚洲论坛2026年年会举行,“深化区域合作,激发强劲活力”是其中的重要议题。当下,深化区域合作不仅是应对经济不确定性的重要手段,更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作为国家重大战略,海南自贸港与粤港澳大湾区,两大区域各具优势。其中,海南自贸港拥有“制度高地”优势,而粤港澳大湾区则以“资本高地”“产业高地”见长。深化两大区域联动发展,不仅需要合作共赢,更需要形成体系化的合作机制。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区域联动发展”,强调“以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为基础,以城市群联动发展为载体,以体制机制协同为保障,推动区域间互融互促、互利共赢,拓展国内大循环空间”。在此背景下,海南自贸港、粤港澳大湾区被赋予了引领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服务新发展格局的重任。两大区域通过深化合作、联动发展,不仅能够实现优势互补、协同共进,还将为全国区域合作提供示范,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推动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关键在于深化海南自贸港同粤港澳大湾区的联动,通过构建更加紧密、高效的合作体系,形成规则衔接、产业协同、要素畅通的完整链条,不断释放区域联动发展的强劲活力。

跨区域合作面临的主要障碍,往往并非资源不足,而是标准不一、机制不畅。近年来,海南自贸港同粤港澳大湾区在制度对接上取得了积极进展。例如,海南不仅与广东签署《推动广东海南相向发展战略合作协议》,也和香港签署《琼港合作备忘录》,在经贸投资、金融、数据流动等领域达成合作框架。这些努力标志着两大区域的合作正从共识走向制度化。未来,两大区域应进一步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专业资格互认、数据安全流动等规则衔接,营造稳定、透明的制度环境,确保两大区域联动行稳致远。

规则衔接奠定基础,产业协同决定区域联动的深度与广度。海南自贸港同粤港澳大湾区在产业上具有高度互补性。大湾区拥有雄厚的制造业基础、领先的科技创新能力以及国际金融和专业服务优势,海南则凭借自贸港政策和开放场景优势,为产业转化和国际化拓展提供独特平台。近年来,这种联动已初见成效。例如,广东海南先进制造业合作产业园自2024年启动以来,已吸引企业347家,落地产业项目47个、总投资124亿元,成功推动粤琼产业协作从意向走向落地。可继续围绕“大湾区研发+自贸港转化”“大湾区服务+自贸港应用”等模式,形成清晰的分工协作体系,培育更多增长点。

规则与产业协同之后,关键在于资金、人才、技术、数据、物流等要素能否高效流动,这是两大区域合作持续释放活力的基础。近年来,海南自贸港在要素流动方面取得了积极突破。例如,在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一些港资企业的技术引入成为技术要素流动的典型。全球领先的医疗技术从粤港澳大湾区引入海南自贸港,通过乐城先行区的制度创新和政策支持,快速转化为实际临床成果,为国内患者提供国际先进的治疗手段。类似案例充分体现了技术要素的高效流动对区域联动发展的重要作用,展示了海南自贸港同粤港澳大湾区在技术要素联动中的显著成效,为两大区域的持续合作释放强劲活力。未来,两大区域可深化在航运服务、物流链协同以及金融领域的合作,不断优化要素流动效率。通过港口群联动提升物流效率、通过金融创新实现资源高效配置,推动区域联动迈向更高水平,助力构建更加紧密的合作体系。

深化两大区域联动,关键在于构建规则衔接、产业协同、要素畅通的完整链条。通过规则解决基础问题、通过产业创造发展增量、通过要素提升运行效率,海南自贸港同粤港澳大湾区有望实现优势互补、深度协作,构建更加紧密的“超级合伙人”关系。这不仅有助于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服务新发展格局,更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作者:梁海明,系海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教授)

【光明时评】把教育作为银发经济重要支点

【光明时评】

据报道,近日,国家老年大学成立银发经济学院,围绕政策研究、标准研制、技能培训、人才培养与产学研融合,开展系统性探索。这一新平台的设立,不仅是老年教育体系的延伸,也折射出我国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的新理念和新路径。过去,我们主要侧重公共服务供给的保障性思路;如今,我们大力发展银发经济,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推动制度与机制建设,并积极探索引导老年人深度参与的产教融合路径。

有预测显示,到2035年,我国银发经济规模有望达30万亿元。然而,仅依赖老年人口数量增长所带来的需求扩张,难以真正支撑银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更关键的在于,我们需要依托教育这一关键支点,优化老年消费市场的供需格局,重塑老年群体的参与方式与能力,让他们不仅能享受优质消费,更“有能力参与、有机会创造”,在老年人口的物质消费与精神追求同步提升中不断拓展银发经济的发展空间,从而实现人口发展与银发经济同步高质量提升的双重目标。

教育的核心作用,首先在于从供需两侧优化银发经济的发展格局。在供给侧,教育有助于破解银发经济发展中的“卡脖子”难题。当前,康养服务、适老化产品、老年护理等领域需求持续增长,但专业人才与优质产品不足、行业标准体系不健全等问题依然存在。以适老化产品为例,目前全球市场已有6万多种老年用品,而我国相关产品不到1万种;部分产品存在附加值不高,精细化、智能化不足等问题。以教育为抓手,系统推进相关学科建设与技能培训,加快多层次专业人才培养,同步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有助于推动产业向规范化、专业化、高端化方向发展。在需求侧,教育正在改变银发经济的需求结构与消费质量。老年群体的消费潜力,不仅取决于收入水平,也与认知能力、信息获取能力和消费理念密切相关。通过老年教育,老年人能够更好地适应数字化环境,拓展消费边界,提升消费品质与审美水平,从而带动相关服务与产品升级。截至2025年6月,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网民规模已超1.61亿,相当于每两位老年人就有一位“银发网民”。但仍有相当数量的老年人面临各种各样的互联网使用障碍,急需精准有效的教育支持。随着越来越多老年人能够熟练使用数字工具,他们的消费选择、偏好乃至生活方式都在发生变化,银发消费的边界不断拓展。教育不仅丰富了老年人的物质文化生活,也推动相关消费由基本生活需求向品质化、个性化、多样化升级,使银发经济在规模扩张的同时实现结构优化。

教育更深层次的作用,在于推动老年群体角色的转变。随着寿命延长与健康水平提升,越来越多老年人具备持续参与经济社会活动的条件。各地实践表明,老年人不再满足于“被照顾”,而是主动寻求参与。在老年大学的课堂里,学员们围坐在一起,不仅学习书法、绘画、健康管理,也讨论如何设计适老化产品。一些学员一边学习手机拍摄,一边尝试剪辑视频、运营自媒体账号。课程结束后,不少学员参与社区服务或文化活动,甚至通过技能培训实现再就业。提升技能与认知水平,不仅有助于延长劳动参与周期,更有利于促进灵活就业、丰富志愿服务参与形式,增强社会活力与代际互动,使老年人的生活焕发新生机。老年群体由“被服务者”向“参与者”的转变,将成为银发经济持续迸发活力的重要基础。

当前,我国老年教育体系建设已初见成效。国家老年大学已设立44家省级分部、66所分校和8.2万个基层学习点,提供729.5万分钟适老化免费课程资源,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注册用户突破1200万人。各地方老年大学也在加速建设中。与此同时,教育与产业的融合不断深化,催生出更多新业态与新消费场景,为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国家老年大学推出“康养学游”,将老年教育与康养服务结合;浙江宁波探索“老年教育+银发经济+文化养老”的融合新模式。随着产学研协同推进,教育正嵌入产业链条之中,成为推动经济模式不断创新与发展的重要力量。

把教育作为银发经济的重要支点,不仅能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为社会注入活力,也为应对人口老龄化趋势提供了更具可持续性的路径。随着越来越多老年人走进课堂、走向社会,乃至融入产业链条,银发经济所承载的,已不只是一个市场概念,更是一幅更加积极、有温度的发展图景。

(作者:刘诗濛,系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长聘副教授)

【新闻随笔】一把春菜里的“时鲜密码”

【新闻随笔】

随着气温回升,时令春菜集中上市。行走在超市生鲜区,到处都是一片“绿意盎然”,香椿、荠菜、春笋、豌豆尖等新鲜蔬菜整齐排列,购物者争相挑选,市场呈现出供需两旺的喜人景象。

伴随时代发展与产业升级,当下的春菜生产已逐步摆脱“靠天吃饭、应季尝鲜”的传统格局,在品种培优、设施种植、绿色生产、冷链流通与品牌培育等环节实现系统性升级。此外,其供给更稳、品质更优、流通更快,从一季时鲜变成了四季常伴的家常美味。春菜产业的变迁,是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实现产业提质增效、绿色低碳发展、民生供给保障的生动体现,与“科技增效率、绿色增潜力、质量增信任、品牌增价值”的现代农业发展方向深度契合。

从供给侧层面来看,主产区作物长势稳健,设施化种植规模持续扩大,春菜上市更早、供给周期更长,市场有效供给能力稳步提升。价格层面,得益于市场供给充裕与产能保障能力增强,春菜整体价格水平运行平稳,波动幅度收窄,消费者实际购买力较上年同期显著提升。此外,从产品结构维度看,时令蔬菜品类供给体系更趋多元,区域特色品种规模化上市,有效满足居民差异化、品质化的消费升级需求。流通效率方面,线上线下渠道实现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力,社区团购、直播电商、即时配送等新型流通业态高效衔接产销两端,部分平台依托数字化工具推出“春菜地图”“时令消费榜单”,帮助消费者打破信息壁垒,有效提升了产销匹配效率与市场出清速度。如今,吃春菜不再只是满足人们的口腹之欲,更演变为集健康消费、场景体验与社交分享于一体的复合型消费形态,推动传统时令饮食文化在现代消费体系中实现创新性发展。

从田间到餐桌,春菜产业的发展离不开种植、流通、营销及品牌培育全链条的升级与创新。如何让春菜在这些环节中实现系统升级,真正种得好、运得畅、销得旺?

当前,时令春菜的生产模式已由传统野外采摘、农户零散经营,逐步转向规模化、标准化与集约化的稳定生产体系。传统模式下,春菜种植与供给高度依赖自然条件,存在产量波动较大、产品品质参差不齐等问题。而在当前设施农业与精准种养技术的支持下,光照、温度、水分等关键生长要素得以实现智能化调控,显著提升生产环境的可控性,从而增强上市时间的可预期性与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全链条推行标准化生产管理,结合绿色防控与生物防治技术,在降低化学农药施用强度、保护农田生态环境的同时,持续提升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推动农业生产由“靠天吃饭”的传统方式向科学种植的现代化路径转变。

在供应链组织与流通模式方面,春菜产业已构建起从生产端到消费端的全程可追溯体系与冷链物流网络,并借助电商平台实现高效直达。采摘后通过快速预冷、分级包装及全程冷链运输,最大程度保持产品的新鲜度与营养成分。包装上的溯源二维码可为消费者提供产地信息、采摘时间及检测结果等关键数据,提高产品质量的可信度与透明度。各大电商平台基于用户评价与消费反馈,构建时令蔬菜优选机制,实现优质产品的精准匹配与高效推送。消费者借助线上下单、就近配送,既突破了传统零售的地域限制,也显著提升了春菜消费体验。

在“地理标志+企业品牌”的加持下,春菜产业将产地资源优势高效转化为市场竞争优势与经济价值。各地依托区域资源禀赋,培育形成浙江临安春笋、山东曹县香椿、上海崇明荠菜等一批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优质产品,构建起辨识度高、认可度强的区域公用品牌体系。龙头企业通过统一品种选育、统一生产标准、统一市场渠道,有效带动分散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产业链,切实提升农户经营收益与产业整体效益。品牌化建设不仅显著提升春菜产品价值,更促进地方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形成产地品牌化、品牌价值化、价值富民化的良性发展格局。

一把时令春菜,承载着中国人对自然时序的尊重、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当千年农耕传统与现代科技、标准体系、市场机制深度融合,春菜便成了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鲜活缩影,为丰富餐桌营养、增进民生福祉创造更多选择。

(作者:王晓兵,系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教授)

【新闻随笔】让体验经济名副其实

【新闻随笔】

从一人一席的沉浸式戏剧,到亲子共享的田园研学课堂;从活化传统的非遗手作工坊,到虚实交融的元宇宙体验馆……当前,大批以“体验”为核心的新业态蓬勃兴起,人们开始从“购买物品”转向“购买体验”,从“追求实用”迈向“追寻共鸣”,让体验经济成为拉动消费增长、推动产业升级的重要新引擎。

当前,我国体验经济覆盖文旅、康养等多个领域,业态边界持续拓展,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正处于“量增”与“质升”并进的关键发展期。随着居民消费需求持续向个性化、品质化、多元化升级,体验经济蕴藏的发展潜力持续释放,而如何抢抓行业发展新机遇,破解供给与需求的结构性适配难题,让每一次消费体验都不负期待,仍需精准破题、系统发力。

现阶段制约体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短板,是供给端的创新乏力与结构性失衡。不少领域盲目跟风、同质化内卷,模板化复制的网红打卡场景往往“火得快、凉得更快”,难以形成持续的用户黏性与商业价值;部分业态融合流于表面,仅停留在元素的简单叠加状态,未能实现深度“化学融合”与价值共生,缺乏独具特色的核心竞争力;加之IP全链条转化能力不足,高品质、高附加值的原创体验产品仍较为稀缺。破解这些行业发展难题,唯有靶向施策、精准发力,才能推动体验经济实现质效双升。

创新是体验经济的生命线,唯有持续的内容创新、技术创新、模式创新,才能不断适配消费者日益升级的体验需求。应鼓励企业加大沉浸式交互、数字孪生等前沿技术的场景化研发应用,推动体验产品向绿色化、智能化、个性化转型。同时,加大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支持力度,扶持兼具文化内核与原创能力的国货体验品牌,让非遗技艺、民俗文化通过更为多元的创新表达融入现代生活,既守住文化根脉,也激发市场活力。

体验经济的核心竞争力,从来不是场景的堆砌,而是兼具情绪价值、文化价值与社交价值的优质内容。要以主题化、社群化思维升级商业空间,立足地域文化特色与资源禀赋策划差异化主题场景,联动周边文旅、生态、商业资源,打造“商业+文化+生态”的全域消费生态圈,让商业空间升级为有温度、有内涵的生活社交舞台。同时,深化数字技术赋能,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精准刻画用户需求、匹配消费供给,全面提升服务效率与供需适配度。

守护“美好体验”,还应构建跨行业创意协作与IP全链条运营机制,夯实行业规范发展的制度保障。要推动文博机构、艺术创作者、非遗传承人与商业主体深度联动,搭建常态化创意协作平台,将优质文化IP、艺术元素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可传播的体验产品与服务,延伸IP产业链与价值空间。同时,健全IP授权规范、利益共享机制与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体系,严厉打击抄袭模仿、虚假宣传等乱象,充分激发原创主体的创新活力。还应加快完善分业态行业标准与服务规范,强化跨部门协同监管,畅通消费维权渠道,为消费者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为行业健康发展筑牢底线。

体验经济的本质,是“以人为中心”的消费升级。唯有以创新为魂、以融合为径、以IP为脉、以规范为基,持续优化供给结构、提升供给质量,才能让每一位消费者都能在体验中收获温暖,让体验经济真正成为拉动内需增长、赋能产业升级的持久动力。

(作者:白雪蕾)

【光明时评】做好心理抚育 走进孩子的世界

【光明时评】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据报道,前不久,北京市宣武回民小学举行了一场题为“懂孩子胜过爱孩子”的专题讲座,近170名家长与社区工作者齐聚一堂。讲座上,有关“爱孩子是本能,懂孩子需智慧”的探讨引发普遍共鸣。

很多时候,父母对孩子的爱意深厚无比,但孩子有时视而不见甚至避之不及,原因为何?家长又该如何真正做到理解与共情,并且长久陪伴孩子?答案或许就藏在“心理抚育”这一命题之中。

心理抚育的核心在于情感联结。懂孩子意味着家长作为孩子的第一任启蒙老师要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关注孩子的情感需求,给予他们积极的情感反馈。现实中,有些家长以爱为名,用各种课程填满孩子的生活,看似是爱,实则忽略了孩子的心理需求与成长空间。孩子的内心世界无比丰富,那些对世事的新奇、懵懂、兴奋等情绪,都是这一年龄段独有的特征。这意味着家庭不应仅关注衣食住行的保障,更应注重心灵的陪伴与同行。家庭教育从来不是生硬地讲道理,而是要注重情感的联结、认同与感化。例如,父母与孩子在同游世界、探索新知的过程中,能够筑起坚实的情感纽带,让家庭教育以更为丰富的形式有效开展起来。

要走进孩子的世界,还需要我们从俯视到平视的认知转变,以同理心走进孩子的精神世界。做好心理抚育,要求家长俯下身去,用孩子的视角观察世界、用孩子的认知理解世界,并且共情孩子的喜怒哀乐。实际上,孩子眼中的世界与成人的认知有很大区别。例如,一个7到11岁的孩子,其思维模式尚处于对具象事物的直观感知状态,家长倘若用成年人逻辑要求孩子按照预设“举一反三”,无异于让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尝试参加百米赛跑。所以,家长不如尝试从孩子的身心发展、认知结构出发,让他们真正感受到“被看见”“被理解”,从而回应情感诉求,引导他们拥抱更加多姿多彩的未来。

做好心理抚育,需要我们接纳孩子的不完美,培育适宜的成长土壤。孩子的个性、禀赋都是独一无二的,他们有着自身的发展节奏与前进方向。事实上,孩子是映照家长行为的一面镜子,子女行为往往是父母潜意识的外化表现。很多时候,家庭教育的困境往往来源于父母尚未完成的自我成长。正如一个不愿沟通的孩子背后,往往有一个不允许表达的家庭环境。这些揭示出一个朴素却深刻的道理:心理抚育既要求家长陪伴孩子成长,又帮助家长实现自我“育心”。例如,当我们抱怨孩子沉迷手机游戏时,是否反思过自己刷短视频停不下来?所以,接纳孩子的不完美,本质上是在接纳真实的自己。当我们放下“孩子必须优秀”的执念时,反而可以看到孩子闪闪发光的样子。正是在这种镜像中,我们同孩子一起接纳缺点、完善自我,在保持个性独立的同时,实现双向成长。

当然,心理抚育作为家长理解孩子的重要方式,并不意味着一味地迎合与纵容。实现有效的心理抚育,需要家长“授之以渔”,引导孩子获得卓越的竞争力。不过,这种引导不是传统的说教,而是要用参与式引导丰富孩子的阅历、提升其思想深度、拓展其成长边界。例如,家长与孩子共同规划旅行路线、参加公益活动、让孩子管理压岁钱、在游戏中学会对弈……这些方式不仅有助于了解孩子的真实想法与思考过程,而且可以帮助他们在真实情境中学会规则与合作、思考与表达,培养其决策能力与责任意识。当我们不再是单向灌输地“授之以鱼”,而是在尊重孩子主动性的基础上与孩子“共事”,那么就可以帮助他们获得探索世界的能力。

实际上,最成功的父母不是无所不能的“超人”,而是与孩子共同成长的探索者;最好的家庭教育不是塑造孩子的模样,而是能够激发他们内在的生命力,并朝着心之所向坚实迈步。这样的成长,不仅发生在家庭内部,也需要学校与社区的合力托举。正如这场讲座所呈现的,只有家校社三方携手,在“懂孩子”的道路上同向而行,才能为孩子营造一个更有爱、更包容、更有力量的成长环境。

(作者:李芳,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

第03版:要闻7 篇

深学细悟领要义 真抓实干见成效

——江苏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近日,江苏省扬州市级机关举行“我是党课主讲人”活动。基层一线党员用“沾着泥土、带着露珠”的语言讲述实践故事,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成果与岗位实践紧密衔接。

这是江苏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一个生动缩影。连日来,江苏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一体推进学查改,以高质量发展实绩检验学习教育成效,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江苏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

精心组织,确保抓得准、落得实

江苏省委高度重视学习教育,细化制定20条具体工作举措,逐一明确责任单位。全省各地各部门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责任落实,确保学习教育抓得准、落得实。

淮安市研究制定学习教育问题排查、整改整治工作要点,对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用标准化措施确保问题排查、整改整治工作规范化。

无锡市明确6个方面、20项具体举措,并结合地方实际将“换位跑一次”活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七个专项行动、“一访定心”民生监督平台融入学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用心用情为群众多办实事。

连云港市将学习教育实施方案细化为25项、94个具体任务,结合市委“干部作风优化年”部署,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赣榆区将学习教育与推动中心工作结合起来,组织“对标竞跑”比学赶超、“高效办成一件事”“服务对象接待日”等专题行动,推动党员、干部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

深学细悟,在领会要义上下功夫

江苏各地各部门坚持在深化学习、领会要义上下功夫,用心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带着使命学、带着问题学、带着思考学,不断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盐城市用好新四军红色生动教材,在市委党校主体班中开设新四军红色教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等课程,开展领导干部与学员谈心谈话,引导党员干部学深悟透、知行合一。

南京市六合区通过领导干部带头学、支部集中学、党员覆盖学,着重围绕全区“将心比心 换位跑流程”行动中发现的问题不足,引导各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检视,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产业强区、富民强村”高质量发展。

苏州昆山市紧密结合地方发展实践和基层鲜活经验,打造本土化特色课程体系,开发弘扬“昆山之路”、赓续顾炎武家国情怀等主题的系列精品微党课,推动理论学习系统化、本土化。

结合实际,真抓实干见成效

江苏弘扬真抓实干的作风,推动形成重实干、重实绩、重实效的鲜明导向,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思路举措,不断开创江苏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

南通市坚持“走得勤、找得准、办得好”,一线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海门区创新设立“潮汐门诊”,通过在“热点”科室、高峰时段动态增派医师、灵活调度资源,实现“挂号2小时内完成首诊”。如东县常态化收集民情民意,将民情民意汇入“未诉先办”线索库,更多“日常不起眼的烦心事”被精准解决。

“对老百姓反映的问题,我们采取‘清单制+责任制’形式,确保整改责任不落空。”南京市级学习教育工作专班相关负责人介绍。

江苏各地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夯实发展根基。苏州张家港市把开展学习教育与推进服务企业、服务项目、服务园区和基层“三服务”专项行动紧密结合起来,为企业发展破解痛点堵点。宿迁市沭阳县坚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检验政绩观的重要标尺,建立“企业家见面日”制度,倾听企业诉求和意见建议,全程跟踪服务、回访督办。

(本报记者 苏雁 杜倩 邹晓菁)

联合部署开展“追寻·2026·清明祭英烈”活动

新华社北京3月29日电(记者张勇健)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网信办、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联合印发《关于开展“追寻·2026·清明祭英烈”活动的通知》,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组织纪念祭扫英烈、关爱帮扶烈属、共青团少先队教育实践等活动,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引导全社会崇尚英雄、缅怀先烈、争做先锋。

通知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以“追寻·2026·清明祭英烈”为主题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具有重要意义。活动聚焦纪念缅怀先烈、共青团少先队教育实践、关爱帮扶烈属等,指导各地各部门充分利用烈士纪念设施、长征主题纪念设施、革命遗址旧址等红色资源开展群众性纪念缅怀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就近就便开展“红领巾向英烈致敬”实践,充分利用现代传播技术手段为烈士寻亲,组织“致敬英烈·关爱烈属”“百万鲜花祭英烈”等专项活动,及时帮助烈属家庭解决实际困难。

通知明确,“追寻·2026·清明祭英烈”网上祭扫平台将于今年清明节前夕在中华英烈网、退役军人事务部官网、中国青年网、中国少年先锋队官网同步上线,同时在其他媒体平台策划制作发布新媒体产品,引导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追寻英烈故事,感悟精神伟力,接力奋斗征程。

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加强统筹协调,强化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形成工作合力,确保各项工作高效运转。要增强宣传实效,坚持线上与线下结合,鼓励支持以英烈事迹为题材的文艺创作,生动诠释英烈精神时代价值。要务实节俭,力戒形式主义,杜绝铺张浪费,强化安全管理,确保纪念活动安全有序。

推动20个省份建设186个省级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

本报北京3月29日电 记者金振娅从国家卫健委日前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目前,该委已遴选建设12个国家综合试验区,并指导推动20个省份建设了186个省级综合试验区。

县域作为承上启下的关键枢纽,在落实分级诊疗、实现“大病不出县、小病不出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21年,国家卫健委启动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建设工作,旨在通过先行先试,推进县域内卫生健康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创新,为基层卫生健康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探索有效的路径。

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杨金瑞在发布会上指出,综合试验区在强化政府主导、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能力、创新管理模式等方面积极探索,取得阶段性成效,形成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改革路径。当天的发布会还介绍了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两个综合试验区的相关经验做法。

2026中国网络媒体论坛在郑州举行

本报郑州3月29日电(光明网记者赵鹏超)以“发挥主流媒体引领力 激发多元主体创造力——共创繁荣网络内容生态”为主题的2026中国网络媒体论坛29日在河南郑州开幕。

本届论坛由中央网信办、人民日报社、河南省委网信委主办,系统梳理总结10年来网络内容建设的不凡历程和丰硕成果,交流探讨当前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共同谋划“十五五”时期网络内容建设的新方向、新路径。

今年论坛进一步创新举办方式,做精内容、做实成果。开幕式以“回顾”与“展望”、“变革”与“新局”为逻辑主线,以主流媒体、政务新媒体、商网平台、网络名人等网络内容为建设主体,围绕“万山磅礴看主峰”“枝叶关情润民心”“春风浩荡满目新”“百花齐放春满园”四大主题,让“剧作者”“剧中人”走向台前,通过场景化呈现、故事化讲述、艺术化表达、技术化赋能,鲜活展示10年来多元主体共创繁荣网络内容生态的成效。

中国网络媒体论坛被誉为“观察中国网络媒体发展走向的重要窗口”。本届论坛开幕式现场推介了“强军时刻”“红星照耀中国”“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风从鹏城来”等年度网上重大主题宣传和重大议题设置项目,并发布2025中国正能量网络精品征集展播活动结果,50件十佳网络精品及500件网络精品脱颖而出;启动中央网信办2026年网上重大主题宣传和重大议题设置项目暨“开局之年看中国”网络主题宣传活动。

论坛期间举办了一系列主题活动。其中,“正能量创作者大会”通过交流、展示、分享,生动彰显网站平台、正能量创作者深耕优质内容建设的时代价值;“2026数智赋能正能量生产传播大会”通过场景化演绎、互动化体验和学理性探讨,推动数智技术赋能、融合、驱动多元主体参与网络正能量内容生产传播,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此外,还举行了“变革之路:网络媒体创新实践”“融媒新声:政企新媒体出圈入心新路径”“讲好故事:从共情传播到文化认同”“善用善治:AI内容规范发展”等主题论坛。

双选会助就业

3月28日,湖南省衡阳市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暨“万雁入衡”引才双选会在南华大学举行,来自全国的203家单位带着8236个用人岗位在这里设点供需见面洽谈,助力高校毕业生就业。图为当日,在位于衡阳市的南华大学广场,求职人员与招聘工作人员进行交流洽谈。

曹正平摄/光明图片

河北石家庄崇尚英烈主题地铁站亮相

日前,华北军区烈士陵园与石家庄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携手打造的以“崇尚英烈”为主题的烈士陵园地铁站正式亮相。这座地铁站将红色文化融入城市公共空间,通过沉浸式展陈、互动式体验和庄重氛围营造,打造出一个弘扬英烈精神、厚植爱国情怀的“红色课堂”。图为3月28日,乘客在石家庄市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崇尚英烈主题地铁站出行。

新华社发

线下线上联动,打造“行走的思政课”

甘肃省会宁县长征会师塔下,来自甘肃全省上千名青年学生代表静默肃立,敬献花篮、宣读倡议、接旗出发,嘹亮冲锋号响彻会场,青年学子精神抖擞徒步踏上昔日长征路。与此同时,陇原大地上,同一主题活动在甘南腊子口、陇南哈达铺、定西榜罗镇,在庆阳南梁、张掖高台、兰州沈家岭6个红色育人基地,同步展开。

3月28日,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教育工委等6部门发起的“清明祭英烈 重走长征路”思政实践育人活动在白银市会宁县正式启动,同步开展大型思政公开课“永远不会忘记”,让师生们在触摸历史中感悟信仰,在体验实践中读懂担当。

“‘最后一把米,端来做军粮;最后一尺布,为你缝衣裳;最后一件老棉被,盖在了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也要送到部队上。’这首红色歌谣,字字句句,都诉说着会宁人民对红军的鱼水深情……”在会宁县红军长征胜利景园广场上,甘肃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青年教师陆茸的宣讲,让学子们为之动容。

在腊子口,同学们聆听苗族小战士“云贵川”攀崖奇袭的英雄事迹,感悟红军攻坚克难的无畏勇气;在哈达铺,师生们以情景剧再现“一张旧报纸指明方向”的历史场景,领会追寻光明的战略智慧;在南梁,小小讲解员讲述革命往事,传递红色火种……榜罗镇红军纪律故事、会宁小红军与魏家三代传承佳话、高台西路军浴血壮举、沈家岭先烈与戍边英雄精神接力,串联起沉浸式红色课堂,让思政教育兼具历史厚度与情感温度。

每一处地标,都是一种精神的凝结;每一次讲述,都是一次信仰的传承。一场主题为“永远不会忘记”的大型思政公开课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同步展开。网络直播间内,党史专家、思政工作者与主持人围坐畅谈,回望长征过境甘肃的壮阔征程,讲述革命往事,让红色精神在光影与言语中愈发鲜活。

“我和同学们重走红军长征路,共同领悟到了苦难中的坚守、感受到绝境中的微光。”西北师范大学青年学生张凯博告诉记者,这一堂思政课从“书本里”讲到了“大地上”,信念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脚下的力量、眼中的泪光和胸中的热血。

大型思政公开课“永远不会忘记”,是近年来甘肃着眼加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党史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挖掘本土红色文化资源,创新推出的面向全省师生、贯穿网上网下、突出实践体验的大思政课品牌。今年的活动新增了实践线路,更好推动思政育人实现“学校小课堂与社会大讲堂”深度融合,打造具有甘肃特色的“行走的思政课”。

(本报记者 尚杰)

第04版:综合新闻8 篇

绘就全球科技创新的同心圆

——写在2026中关村论坛年会闭幕之际

春和景明,万物向新。3月29日,为期5天的中关村论坛年会在北京落下帷幕。5天里,论坛会议、成果发布、技术交易、前沿大赛、配套活动5大板块的百余场活动成果丰硕。来自上百个国家和地区的千余名嘉宾齐聚一堂,碰撞智慧、启发灵感,围绕全球科技议题开展深入交流。

自2007年创办以来,中关村论坛以“创新与发展”为永久主题,以开放创新、合作共赢为办会理念,已成为一张全球科技交流合作的“金名片”,为促进开放与共享作出积极贡献。

开幕式上,2025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发布:嫦娥六号样品首次揭示月背演化历史和巨型撞击效应,可控核聚变大科学装置实现“亿度”运行,深渊海沟最深处发现繁盛的化能合成生物群落……成果涵盖地球科学、材料、物理、生命、医学、信息、能源等领域。这是我国基础研究领域重大原创性突破面向世界的又一次“首秀”,彰显着大国自信,令世界瞩目。

在29日下午举行的重大成果发布会上,又有21项重大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我国科学家聚焦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实现多个从“0”到“1”的突破,立足生存环境和生命健康,为人类可持续的未来谋求福祉,力求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

这场科技盛会,也是一座连接现实与未来的桥梁。会场内,“黑科技”无处不在,人工智能“浓度”超高,让科幻片中的想象照进了现实:AR眼镜成为随身翻译官,面对140种语言也毫无“工作压力”,为大会提供服务保障;机器人组团弹琴、跳舞、打太极,它们肢体协调、动作流畅,为参会嘉宾送上精彩的视听盛宴;“机器人餐吧”秩序井然,强悍的“大脑”让不同品牌的机器人完成协同工作,也让更实用的具身智能走进千家万户、服务你我成为可能。

中关村论坛犹如一扇窗口,尽情展示着科技创新的可感可知——科技,即将为我们塑造一个更智能、便捷、有温度的未来。正如本届中关村论坛年会的主题所言——“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中关村论坛力求让科技创意变为市场中的新“火花”。

作为本届中关村论坛年会的重要活动,能让好技术“全球买、全球卖”的2026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大会现场,一片火热:百名技术经理人组成“蓝马甲”队伍,为参会嘉宾提供全流程精准对接与“一对一”专业服务;技术交易“问诊室”内,各领域专家为创新项目提供精准诊断与路径规划……围绕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生命健康等产业需求,大会搭建起多元化的交流平台,让科技成果从“书架”走向“货架”,向全球市场分发,好技术落地应用的进程正在加速。

今年,大会跨境联动、区域协同,合作网络再拓展。在瑞士、英国等5个重点国别的技术交易专场中,多个国家及地区的技术经理人、超百位国际嘉宾,共同推动跨境技术转移落地,为开放协作的国际科创领域构建合作生态;京津冀技术交易成果对接会征集了70余项区域技术成果,打造“耐心资本+场景驱动”协同模式。相关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北京向津冀输出的技术合同成交额比“十三五”时期增长1.7倍。北京(京津冀)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扩围必将为三地深度融合带来全新机遇。

开放科学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是应对全球性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路径。近年来,北京不断推动大科学装置从“国内共享”迈向“全球开放”。本届中关村论坛年会上,北京再次推动“空间环境地基综合监测网(子午工程)”“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两大“国之重器”纳入《开放科学国际合作行动计划》。可见,共享设施平台的开放红利将惠及全球科研力量,促进人才、数据、技术等全球创新要素跨境流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科技动能。

当五湖四海的宾朋又一次齐聚北京,当全球科创智慧又一次在中关村点亮,当创新发展的起跑线又一次在春天拉开,中国将携手更多国家和地区,致力于绘就全球科技创新的同心圆,为人类的美好明天创造更多可能!

(本报北京3月29日电 本报记者 李春剑 董城)

真心换得同心干

——记天津市蓟州区马伸桥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丁兰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丁兰的抽屉里,一直留着几双红袜子。

2019年她本命年时,村里几位大姨赶集回来,将几双红袜子塞到她手里。“丁书记,你不收礼也不吃饭,光给村里搭钱办事了,我们不落忍,给你买两双红袜子喜兴喜兴。”接过袜子时丁兰哭了,那袜子她一直留着。

从育英洼村党支部书记,到马伸桥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十几年的基层工作经历,丁兰总结道:“只要你真心对群众,他们就真心跟你一同干。”

刚到育英洼村时,丁兰接手的是个烂摊子:村里8年没收到承包费,账面上欠着几十万元外债。于是,她带着村干部挨家挨户做工作。几个月后,欠款还清了,8年没收上来的承包费一次收齐,300多亩到期合同重新规范,村集体账上第一次有了结余。

育英洼村盛产苹果和李子,苹果品质好却卖不上价,怎么解决?丁兰一趟趟跑市场、找渠道,最终促成了与企业的合作,通过高端定制,苹果从一块多一斤卖到四五块,累计销售两百多万元。村集体摘掉了“穷帽子”,育英洼村也变成了五星村。

如今作为镇长,丁兰又把这份“真心”带到了全镇。“仅靠一个人的力量无法带动一个地区的发展。”丁兰说,“需要将所有人的力量集中在一起,让大家共同努力。”她在全镇推行“季度座谈”制度——每3个月,把各村党支部书记聚到一起,哪个村的产业有亮点,就带着大家去取经,老村干部和新村干部“传帮带”。

马伸桥镇是农业大镇,蓝莓是主导产业。前几年推广基质栽培、引进新品种时,老百姓心里没底。“这钱投进去,要是效益不好,打水漂了怎么办?”为了打消群众的疑虑,丁兰带领村干部和党员种植户去龙头企业参观,搞起“示范棚”,党员干部先试,技术专家在田间地头手把手教。

“先做给农民看,再带着农民干。”丁兰说,“要把产业发展的坚冰破开。农民看到党员示范带动,技术也越来越成熟,顾虑自然就消了。”如今,马伸桥镇蓝莓种植面积近3000亩,年产值达1.18亿元,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蓝莓种植基地。

崔各寨村紧邻于桥水库,既要保护生态,又要发展经济。村里80多宗宅基地闲置多年,丁兰带着镇村干部反复调研,最终敲定引入社会资本,构建“企业运营、集体协调、农户参与”的模式。

一开始村民怕吃亏,企业怕政策不稳。镇里专班靠前服务,帮企业跑审批,同时一户一户跟村民算账、讲政策,一点一点将信任攒起来。如今,那些曾经破败的老屋变成了网红民宿,企业有了稳定资源,村集体有了服务收益,农户拿到了租金和薪金。

在一次次的座谈交流和外出参观中,村干部们打开了思路,找到了方向。羊肚菌产业从无到有,规模达450亩、年产270吨;果干、果酱、果酒等精深加工产业陆续上马;精品菜礼盒成了抢手货。今年,丁兰趁势谋划“三条旅游环线”——北部康养、中部特色产业、南部邻水,把分散的资源串起来。

今年春节,马伸桥镇的蓝莓提前上市,卖出了好价钱。村民们说,跟着丁镇长干,心里有底。

(本报记者 王艺钊 吕慎 朱斌)

兴庆池头春色浓

近期,陕西省西安市气温持续上升。在西安市兴庆宫公园,兴庆池旁垂柳抽芽、春花绽放,浓浓春色吸引大批游人前来踏青。图为3月28日,游人在兴庆宫公园泛舟赏春。

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摄

更好提升老年群体的综合消费体验

近年来,银发经济逐渐成为高频热词,广大老年人的消费需求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老年人的消费热点有什么新变化等问题,越来越为全社会所关注。

近日,中国老龄协会发布了《银发消费的现状与趋势——中国老龄协会基于银发消费专项调查的数据分析》报告。报告显示,从银发群体自述的消费需求和消费经历看,功能性食品及衣着、旅游度假、健康养生处于第一梯队,消费需求比例在70%左右;文体娱乐、金融产品、居家适老化改造处于第二梯队,消费需求比例在30%至50%之间;智慧产品、抗衰老产品及技术、居家社区服务、教育培训处于第三梯队,消费需求比例大多低于30%。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吕晓莉介绍,2025年,中国老龄协会在北京、辽宁、上海、江苏、浙江、湖北、广东、重庆、四川、陕西等10个省份31个地市的56个县(市、区),通过入户调查方式,组织实施银发消费专项调查,并形成了该报告。

报告显示,银发群体消费理念整体以理性、务实为主。其中,倾向“自我需求优先”,即认同“先保障自己的健康养老开支,有余力再支持子女”的占比将近60%;倾向“代际平衡”,即认同“合理分配开支,兼顾自身生活品质与子女需求”的占比超过20%;倾向“储蓄防御”,即认同“减少非必要消费,尽可能多储蓄以备突发风险”的占比不足10%;倾向“家庭责任主导”,即认同“宁愿缩减个人消费,也要为子女/孙辈提供教育、购房等支持”的占比不足10%。“总体上看,我国银发群体消费潜力巨大,消费需求有待进一步满足。”吕晓莉说。

从实际情况看,各地各部门近年来将银发经济作为保障民生、培育新动能的重要抓手,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加大。比如,有的地方组织开展促进健康消费专项行动,深化医养康养结合,推广居家医疗护理、安宁疗护等服务;有的地方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加快发展养老金融,将居家适老化改造纳入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有的地方通过打造旅居养老基地、增开银发旅游列车、建设便民生活圈、完善康复辅具租售并举等措施推动资源整合,实现产业转型升级融合发展;有的地方强化老龄和养老服务领域科技支撑,实施智慧养老试点示范,推广智能健康监测、紧急呼叫、远程问诊等产品和场景,建设智慧养老院、智慧社区,开展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结对攻关与场景应用试点……此类举措正不断推动银发消费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

同时,随着网络信息技术加速普及和各类电商平台爆发式增长,银发群体的线上消费也日益增多。吕晓莉介绍,报告显示,银发群体通过电商平台的消费已经和在社区门店/便利店消费比例比较接近,均在40%左右,同时,通过大型商场/超市、农贸市场/大集等线下场景消费的比例还都很高,均超过70%。总体来看,线下购物还是当前我国银发群体消费的主流方式。

中国老龄协会会长孙硕鹏表示,培育银发经济的新模式、新业态,要紧紧围绕银发消费需求。“要充分认识老年群体的多样化、高品质需求,积极推动养老、医疗、文化、旅游、体育等多业态融合发展,更好提升广大老年人群体的综合消费体验。”孙硕鹏说。

(本报记者 任欢)

“这是一份责任”

“现在列车密度大,大家要打起精神来,确保绝对安全。”日前,国铁广州局衡阳车务段向阳桥火车站站长蒋从勇像往常一样,在交接班会上布置工作重点。

向阳桥站是京广线上一个不起眼的四等小站。这里不办理对外客运业务,也没有熙熙攘攘的旅客。来自全国各地的动车、普速客车、货运列车在这里交会、通过。高峰时期,每天达280趟左右。

“我们站虽小,但位置关键,列车通过的安全、正点,全靠行车室里的每一次确认、每一条指令。”蒋从勇说。作为站长,他每周离站时间不超过56小时,几乎以站为家。每天,行车室内,电话、电台、控制台信号声此起彼伏,他和同事们像一位“神经中枢”调度员,确保每一趟列车平安穿越这段铁路。

“我爱人常说,一遇到节假日,别人都是往家里赶,咱们家却是往外跑。”蒋从勇笑着说,眼中却闪过一丝歉疚。妻子在耒阳独自照顾家中老人,女儿也同样忙碌于车站服务。“铁路人就是这样,这是一份责任。”说完,蒋从勇转身回到行车室,继续投入到忙碌的工作中。

(本报记者 龙军 禹爱华)

高铁站的守护者

“许工,2号检票口旁边的卫生间,水龙头爆了。”

近日,在位于广东惠州的广汕高铁罗浮山站,正在站房内巡检的惠州房建公寓段管道工许汝桥突然收到紧急消息,他立即转身,三步并作两步冲进卫生间。只见水柱从龙头接口处喷涌而出,地面已积起一层水,一名保洁员正用拖把试图控制局面,但水流太急,鞋子很快湿了。许汝桥单膝跪地,从工具包里迅速拿出管钳关上阀门。

“阀芯老化。”许汝桥对同事解释,手上的动作不停,拆解、清理、更换新阀芯,动作一气呵成,“请把地面清理干净,别让旅客滑倒。”他嘱咐保洁员,起身时自己裤腿膝盖处已湿了一片。

处理完问题,许汝桥又开始巡检。他来到一扇看起来毫无异常的玻璃门前,从包里掏出一把小小的塞尺,蹲下身,将薄如纸片的金属尺插入门框缝隙:“1.5毫米,在标准范围内。”

随后,许汝桥又走到站台边缘。他仔细检查站台边缘帽石是否松动,并俯身用手逐一试探其稳固程度。“站台边缘必须绝对平整牢固,一点松动都可能影响旅客安全。”

夕阳西下时,许汝桥爬上站房屋顶。这里风声呼啸。他沿着检修通道一步步前行,认真查看金属面板,不时用手按压进行检查确认,发现排水通道堵塞时,他徒手拨开淤泥,疏通通道。

在这个高度,整个高铁站人流如织,尽收眼底。许汝桥不禁感叹:“站在这里,看着下面的旅客人来人往,会觉得自己这份工作很有意义。”

天色渐暗,站房内200多盏灯依次亮起。许汝桥开始夜间巡查。他在一个消火栓前停下,拧了拧螺丝。“这个有点松。”他蹲下身,从工具包里取出螺丝刀,重新紧固。

所有设备全部巡视完毕,许汝桥完成了当天的工作,他环顾四周——门窗完好,灯光温暖,每一处都妥妥的。

(本报记者 雷爱侠 吴春燕 本报通讯员 龙鲲鹏)

合武高铁施工忙

春日,中铁十一局合武高铁安徽段站前三标各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施工人员利用春季有利天气,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合肥至武汉高速铁路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时速350公里。图为3月29日,工人在合武高铁安徽段灌集白塔畈河特大桥箱梁架设现场作业。

新华社记者 周牧摄

魏正耀院士逝世

本报北京3月29日电 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军事信息技术专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网络空间部队某研究所研究员魏正耀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3月2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魏正耀,男,汉族,浙江慈溪人,1936年4月出生。1951年7月参军入伍,195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军委某部干校学员,北京大学西语系进修教师,总参谋部某部助理研究员、副科长、科长、副研究员、研究员,总参谋部某部副军职专职干部,总参谋部某研究所研究员,网络空间部队某研究所研究员等职务。1999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魏正耀长期从事军事信息技术领域的研究工作,主持多项国家级重大研究项目,带领团队攻克多个关键技术瓶颈,先后取得一批具有国际和国内领先水平的重大成果,为军事信息技术领域发展作出巨大贡献。曾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军队科学技术进步奖,荣立个人一等功、二等功、三等功。

第05版:红船初心专刊(总第1825期)3 篇

古都文脉润心 红色薪火铸魂

——北京着力完善“大思政课”机制建设

学生参观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交易中心。资料图片

学生在首都博物馆“辉煌中轴”专题展参观研学。资料图片

中国人民大学大中小学生同上一堂思政课活动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举行。资料图片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聚磅礴力量·“十五五”新图景新征程】

两院院士来到孩子们中间解疑释惑,科技馆里一个个“中国课堂”生机勃发,遍布北京中关村、亦庄等地的重点实验室、大科学装置为青少年展现出未来中国的星辰大海……

中国人民大学2025年毕业典礼上,来自西藏日喀则定日县措果乡中心小学的26名六年级学生跨越4000公里,与8390名大学毕业生共同升起国旗,一同合唱《万疆》……

京华大地、首善之区,时时彰显育人担当。近年来,北京市立足首都作为全国政治中心、全国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以下简称“四个中心”)的城市战略定位,围绕机制建设不断走深走实,一堂堂有魂、有力、有温度、有新意的“大思政课”,在青少年心中播撒理想、厚植情怀、培根铸魂,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入脑入心。

把首都实践变成鲜活育人课堂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站在离国旗最近的地方歌唱祖国。”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生刘一淳所感慨的,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当天,40所高校3000名师生组成合唱团唱响经典,33所高校4265名志愿者全程护航,920名师生参演文艺晚会,广场、训练场、排练厅,处处都是育人现场。

北京立足全国政治中心,把重大活动现场变成行走的思政课堂。百万余名大中小学生深度参与新中国成立70周年、建党百年、北京冬奥会、抗战胜利80周年等重大活动服务保障,在亲历中接受精神洗礼。

“对于青年学子而言,要树立正确的就业观、择业观,自觉将‘小我’融入‘大我’,把‘我之所长’与‘国之所需’精准对接,在积极服务超大城市治理和民生保障的一线实践中找准人生坐标、实现个人价值。”在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王清旺走上讲台,围绕在感悟民生建设新成就中树牢正确就业观与师生深入交流。

近年来,北京市主要领导出席首都高校新生教育主题“大思政课”活动,通过“北京市领导干部上讲台讲思政课”机制,带动20余名市领导、百余名委办局领导走进大中小学课堂,强化思政教育的政治底色与价值引领。

“强国复兴有我”新生主题“大思政课”走进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30余所学校300余名师生以情景剧、戏曲、音乐剧等形式同台演绎,2000余名新生现场观看、20万人云端围观,成为刷屏首都教育圈的文化思政盛宴。

置身全国文化中心,古都文脉与红色基因共同滋养青春心灵。“‘京’彩文化青春绽放”行动计划深入推进,7大板块、4000余场活动覆盖40万大学生。思政课堂搬进北大红楼、香山革命纪念馆、首钢园、首都博物馆,青年一代在古都风韵中坚定文化自信,在红色足迹中厚植家国情怀。

结合国际交往中心的城市定位,北京不断彰显开放包容的大国首都形象,使之成为文明互鉴的生动课堂。北京市“携手向未来”行动计划通过6大行动、16个重点项目搭建中外青年交流桥梁。国际学生“北京之夜”、重大外交活动志愿服务等活动接连开展,让青年在交流中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

作为国际科创中心,“爱北京・爱科创”行动点燃青少年报国热情。在怀柔科学城,科学家带领学生走进大科学装置,开展“边走边讲”的沉浸式教学;在中国科技馆,10岁“小小志愿者”王子星托着自制空间站模型,用童声讲述科学家报国故事……一系列科普教育活动,引导青少年不断提升科学素养,有力推动教育强国首善之区、北京国际科创中心和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

让一体化育人体系落地生根

作为全球拥有大中小学最多的特大型城市之一,北京通过持续推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改革创新,打破学段壁垒、校地界限、资源分割,构建纵向贯通、横向融合、全程覆盖、全域协同的一体化育人体系。

针对不同学段认知特点,北京量身定制育人路径:小学重道德情感,以场馆研学、手绘地图、小小讲解激发兴趣;初中重思想基础,以红色实践、主题宣讲强化认同;高中重政治素养,以模拟政协、科技竞赛提升责任意识;大学重使命担当,以科研攻关、社会实践、成果转化升华理想,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塑造螺旋上升。

截至目前,北京全市已建成95个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创新联合体,成立全国首个大中小学思政理论课“金课”建设联盟,上线市级思政课建设平台,布局200个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开发800余个全学段实践教案,编写14册一体化教学讲义,让不同学段思政教育有抓手、有衔接、有梯度。

围绕将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紧密结合,中国人民大学联合58所边疆大中小学共同启动“大国边疆”育人工程,推动思政课走出课堂、走进边疆、走入人心。“当我们与他们建立起真实的连接,才能真正理解什么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本科生柴卓尔说。

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军锋介绍,北京自2024年起全面启动“时代新人强国行”主题社会实践,系统打造“四个100”实践育人品牌,遴选100个实践育人示范共同体、100个实践育人精品项目、100个实践育人优秀团队、100个典型案例,推动思政教育走出校园、走进一线、走向社会。

北京各区、各校立足资源禀赋,把思政课办在创新一线、精神高地、行业现场,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首都范式,让一体化育人真正落地生根。

“真正的梦想从不会一帆风顺,唯有执着向前、不负热爱,才能在属于自己的人生舞台上发光发热。”在北京交通大学的“传习大讲堂”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党组副书记、院长冯远征结合自身多年艺术实践经历,勉励青年学生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

作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改革创新试验区,海淀区将思政课堂直接延伸至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统筹大中小学教师联合备课,在新材料、商业航天、高端医疗器械等展区前,分学段开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主题思政课。

北京二中教育集团成立全市首个青年马克思主义学院。“青年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课程贯通小、初、高三个学段,通过搭建理论学习平台,开展综合社会实践活动,帮助学生铸牢理想信念根基。”北京二中教育集团党委书记薛丽霞告诉记者,学校聘请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等高校的12位专家、模范担任学院首批导师,采用主题化、项目式、多学科融合的方式,将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鲜活生动的实践。

助思政教育从书本走向现场

近日,教育部组织编写的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典型案例发布,来自北京的案例数量位居第一。

办好思政课,关键在教师,核心在课堂。北京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程,把线上线下融合作为重要路径,全力提升马克思主义学院办学水平与教师育人能力,推动思政课从“要我听”变为“我要听”,从“课堂讲授”变为“全域浸润”。

“参观中,我对城市更新、可持续发展有了更直观的认识,未来希望能投身产业创新实践。”北方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本科生赵晨琳走进首钢园,在三高炉数字博物馆学习钢铁工业发展史、在滑雪大跳台感悟北京冬奥精神内涵。

2025年年底,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委宣传部出台支持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高质量发展十项措施,明确高校党委书记联系马克思主义学院,举全校之力建强思政课核心阵地。依托市级多学科协同创新中心、思政课高精尖创新中心,加大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培训力度,为中小学教师设立专项研修访学计划,重点马院带头帮扶民办、职业、艺术院校马院建设,带动全市思政课师资整体提升。

“作为一名高校思政课教师,我见证了北京大思政体系的不断完善,深刻体会到唯有持续深耕、守正创新,才能不断提升思政课育人实效。”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青年教师车宗凯说。

通过实施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年活动,北京市组织教师走进党政机关、乡镇街道挂职锻炼,让教育者先受教育、先懂实践。创新“时代先锋说”模式,战斗英模、院士专家、大国工匠、奥运冠军、一线建设者走进课堂,用真实故事打动青年、用榜样力量引领成长。

线下课堂有温度,流动科技馆走进平谷、怀柔、顺义等远郊区,82场巡展把优质资源送到家门口;科学家手迹巡展覆盖21.2万人次,泛黄手稿诉说赤诚初心;红领巾讲解员开展92场宣讲,用少年力量传递科学家精神。宣传传播有声势,北京教育融媒体中心牵头搭建全媒体矩阵,统一标识、强化品牌,让首都“大思政课”被看见、被记住、被喜爱。

从首都“四个中心”建设的生动实践,到大中小学一体化育人的系统创新;从马院与师资队伍的强基固本,到线上线下融合课堂的全面升级,北京“大思政课”建设始终坚持首善标准,以青年喜闻乐见的方式创新内容形态、活化育人场景,推动思政教育从书本走向现场、从课堂走向社会、从知识传递走向价值塑造,为教育强国首善之区建设筑牢思想根基、注入青春动能。

(本报记者 董城 本报通讯员 薛雨桐)

课堂与产业“握手” 学生与岗位“对话”

乍暖还寒的初春时节,济南职业学院比亚迪标杆产业学院实训基地内,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新能源汽车专业大二学生孔祥玉戴着白手套,正用企业标配的检测仪器排查动力电池故障,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流与比亚迪济南基地生产线上的实时数据同步更新。

“以前课本里的‘BMS电池管理系统’只是个抽象名词,现在我们每天都要和它‘过招’,故障排查精度能控制在0.01V以内,和企业工程师的标准完全接轨。”孔祥玉抹了把额头的汗说。

这样的场景,在济南职业学院早已成为常态。近年来,学校面向数控技术、机电一体化、工业机器人等专业方向,与多家龙头企业联合培养高技能人才3000余人。这些毕业生大多留在济南及周边地区就业,成为区域装备制造企业争相聘用的“香饽饽”。

从“课堂”到“生产线”,从“课桌”到“大市场”,济南职业学院与区域企业合作,走出了一条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新路子。这条路,既培养了一批批“精操作、懂工艺、会管理、善协作、能创新”的现场工程师,也为区域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职业教育要‘开门办学’,让课堂与市场对接、让学生与岗位对话。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出企业需要、社会认可的高素质技能人才。”济南职业学院党委书记尹元华说。

近年来,作为国家首批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济南牵头成立黄河流域产教联盟,组建省会经济圈(7地市)产教联合体,统筹区域内职业院校专业设置,校企共建产业学院66个,合作培养项目317个,3个项目入选教育部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专项培养计划。

“在校企共建的泰山钢铁学院里,我们不仅是学生,更是企业的‘准员工’。”这是莱芜职业技术学院钢铁智能冶金技术专业许多学生的共同感受。针对传统冶金人才培养中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学校与山东泰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深度合作,把企业的内训体系、新技术新工艺、考评体系直接引入教学,逐步建立起与产业发展、市场需求同频共振的人才培养体系。

该校2022届毕业生魏世鑫如今已是泰山钢铁集团的高炉炼铁工。在校期间,他所在的“泰钢订单班”实行的是“招生即招工”模式。课堂作业不再是纸上谈兵,而是直接对标泰山钢铁的实际生产项目。在一次高炉炼铁生产实训课上,学生团队模拟操作的配料方案被企业工程师认可,并采纳应用于实际生产的微调优化。这种“真刀真枪”的演练,让魏世鑫一毕业就走上核心操作岗位。

如何更好支撑区域经济和健康产业发展?作为济南市唯一一所市属卫生类公办高等职业院校,济南护理职业学院创新构建“区县医疗机构(企业)+学校+社区”人才共育机制,与行业企业共建现代产业学院达50个。通过“病房里设课堂”“厂中校”“校中厂”等场景化教学,将三类培养模式覆盖全体在校生,构建起协同育人新生态,实现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无缝衔接。

“我们按照‘集群培养’思路,发挥护理康养、药品食品、数智医学技术三大省级高水平专业群带动效应,精准对接各区县产业链布局,让教育课堂与产业前沿‘握手’,系统重构产教协同人才培养新模式,切实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输送高质量人才。”济南护理职业学院党委书记周敬表示。

(本报记者 李志臣 宋喜群)

乡村工匠火了“老手艺”

在宁夏固原市原州区的一家掇绣非遗工坊里,绣娘们凝神穿针引线,针起针落间,一个个憨态可掬的马年主题摆件跃然眼前。“这些文创绣品都是机场的订单,从年前就一直补货,客户就认咱这手艺,抢手得很!”年轻的“男绣娘”刘飞说。

刘飞是原州区非遗代表性项目掇绣代表性传承人,也是自治区乡村工匠名师。这些年,在当地政府扶持下,他将传统掇绣与现代审美相结合,设计出一系列受年轻人青睐的文创产品,让这门老手艺重新“火”了起来,也带动了乡亲们增收。

“农业农村部门年年组织我们外出学习,扩建车间、招工培训,样样都支持。”刘飞说,从最初9平方米的地下室,到如今5000平方米的工坊,他已带动3000多名家庭妇女实现家门口就业,还建起10个社区手工坊和20个“非遗+文旅”工作室,帮助低收入妇女稳定就业,“老手艺不再只是绣一双鞋垫、一对枕巾,而是制作各式各样的手工艺品,走进大市场。”

传统技艺的活态传承,离不开扎根乡土的手艺人。在宁夏,像刘飞这样的乡村工匠已有550余人,其中不乏年轻人的身影。为传承保护、创新转化传统工艺,带动农民增收致富,这几年,宁夏持续培育选树了一批技艺精湛、带富能力强的老手艺人、乡土能人和手工业者,从资金、政策、技能培训等方面给予支持。比如,被认定为国家乡村工匠名师工作室、大师传习所,并带动脱贫人口(监测对象)15人及以上就业的,一次性给予30万元奖补;带动脱贫人口传承技艺、稳定就业6个月以上的,按每人5000元给予奖补;认定为自治区乡村工匠名师工作室,带动脱贫人口(监测对象)10人以上就业的,按国家级标准的80%奖补。

在固原市隆德县凤岭乡于河村,政策的支持让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卜文俊更有底气。走进魏氏砖雕厂,一边是机器忙碌运转,一边是手艺人精雕细琢。为破解传统手艺“慢工细活”难以适应市场需求的难题,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固原砖雕(魏氏砖雕)代表性传承人卜文俊,将流水线引入砖雕厂。“机器做‘骨架’,手工修‘灵魂’,老手艺与现代科技各展所长。我们开发出300多个新产品,订单源源不断。”卜文俊说。

去年,魏氏砖雕入选全国第二批“非遗工坊典型案例”,这里不仅是技艺传承基地,更吸引了大批研学游客。“政府在非遗基地建设、技艺传承、品牌推广方面很支持,愿意接触这门手艺的人越来越多,我还带出了4位乡村工匠呢。老手艺一定会更加红火!”卜文俊信心满满。

下一步,宁夏将聚焦乡村工匠培育的关键环节,重点扶持工匠名师设立手工作坊、工作站(室)等传承空间,鼓励文创产品研发、劳务品牌打造,支持工艺创新、技艺交流和产销对接,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活力。

(本报记者 张文攀)

第06版: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刊4 篇

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国企高质量发展

2026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通知》,明确提出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顶梁柱”,要把开展学习教育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以实绩实效回应人民群众新要求新期待。

1. 强化价值引领

价值引领是正确政绩观赋能国企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前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国企作为特殊市场主体,其政绩不仅体现为经营效益的提升,更体现为对国家战略的践行、对社会发展的支撑、对产业升级的推动。正确政绩观为国企高质量发展划定价值坐标,厘清“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核心命题,破解传统政绩观下的发展迷思,引导国企摆脱短期利益束缚,坚守初心使命,实现经济价值、政治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

坚守政治导向,锚定国企发展根本立场。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是坚持党的领导,把服务国家战略作为国企树政绩的根本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光荣传统,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是我国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其发展必须始终服从服务于国家发展大局,将政治责任贯穿政绩创造全过程。国企的政绩首要体现为践行国家战略的成效,自觉对接国家重大发展部署,把政治标准融入政绩评价,在关键领域、核心环节主动担当作为,彰显国企的政治属性和责任担当。

坚守价值导向,践行高质量发展本质要求。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是以质量效益优先、价值创造为主,正确政绩观正是这一本质要求的集中体现。传统政绩观侧重规模扩张、速度增长,忽视发展质量和效益,导致部分国企陷入产能过剩、效益低下、发展后劲不足的困境。正确政绩观能够引导国企转变发展逻辑,从“规模优先”转向“质量优先”,从“要素驱动”转向“价值驱动”,将价值创造作为衡量政绩的核心标准,注重提升核心竞争力、资产运营效率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坚守责任导向,实现多元价值协同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中央企业要充分认识肩负的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勇担社会责任,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大力量。”经济责任是国企生存发展的基础,体现为提升经营效益、增强市场竞争力;政治责任是国企的根本使命,体现为服务国家战略、保障国家安全;社会责任是国企的价值归宿,体现为保障民生福祉、推动共同富裕、促进生态环保。正确政绩观能够打破单一效益导向的政绩认知,引导国企在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主动履行社会责任、践行政治使命,实现多元价值协同,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2. 明确实践路径

明确实践路径是推动正确政绩观落地生根、赋能国企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抓落实作为开展工作的主要方式,动脑子、想办法,拿出真招实招来,切实把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各项任务一项一项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键在于将理念转化为具体行动,贯穿国企改革发展的各环节、各领域,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实践体系。

聚焦战略布局优化,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战略布局是国企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首要环节,正确政绩观引导国企立足国家战略,优化产业布局、调整业务结构,摆脱盲目扩张、多元经营的发展模式。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央企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立足实体经济,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国企需立足主责主业,聚焦核心领域和关键环节,集中资源做强做优核心产业,提升产业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同时,对接国家重大战略,在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国家安全等领域加大布局力度,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以科学战略引领高质量发展。

聚焦改革创新驱动,激活高质量发展动能。改革创新是国企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也是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路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创新引领发展,树牢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的理念,以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保障高水平安全”。以正确政绩观引导国企摒弃墨守成规、安于现状的思维,将改革创新作为创造政绩的核心抓手,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激发企业内生动力。在体制机制改革方面,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健全法人治理结构,理顺权责关系,提升企业治理效能;在科技创新方面,加大研发投入,培育创新主体,完善创新体系,突破核心技术瓶颈,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在管理创新方面,优化管理流程,提升运营效率,降低经营成本,实现精细化管理,以管理创新提升发展质量。

聚焦经营管理提质,提升高质量发展效能。经营管理是国企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载体。正确政绩观引导国企转变经营理念,从“粗放管理”转向“精细管理”,从“短期盈利”转向“长远盈利”,提升经营管理的科学性和实效性。“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加强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国企需强化成本管控,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产运营效率,实现降本增效;强化风险防控,健全风险管理制度,防范化解经营风险、金融风险、市场风险,保障企业稳健运营;强化人才队伍建设,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机制,培育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3. 健全保障体系

健全的保障体系是确保正确政绩观在国企落地生根、长效运行的重要支撑。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是一蹴而就的任务,需要构建涵盖考核评价、激励约束、文化建设的全方位保障体系,破除传统政绩观的惯性影响,形成“人人讲政绩、事事求实效”的良好氛围。

完善考核评价体系,树立正确政绩导向。考核评价是引导国企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指挥棒”。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处理好稳和进、立和破、虚和实、标和本、近和远的关系,坚持底线思维,强化风险意识,自觉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要打破“唯利润、唯规模”的考核导向,构建涵盖经济效益、政治责任、社会责任、创新发展、绿色发展等多维度的考核指标体系,增加质量效益、创新能力、社会责任等指标的权重,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考核评价格局。同时,结合国企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设置差异化考核指标,避免“一刀切”,确保考核评价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实效性,引导经营管理者聚焦高质量发展,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强化政绩创造动力。激励约束机制是推动正确政绩观落地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坚持‘三个区分开来’,更好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激励方面,建立与正确政绩观相匹配的激励机制,将考核结果与薪酬分配、职务晋升、评优评先等挂钩,对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高质量业绩的管理者和员工予以表彰奖励,激发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约束方面,健全问责追责机制,对政绩观偏差、搞短期行为、损害企业长远发展的行为,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鲜明导向,倒逼经营管理者坚守正确政绩观。

厚植政绩文化氛围,凝聚高质量发展共识。政绩文化是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精神支撑,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经营管理者的政绩认知和行为选择。要加强正确政绩观宣传教育,通过专题学习、研讨交流等形式,引导全体员工深刻理解正确政绩观的核心内涵和实践要求,摒弃传统政绩认知,树立质量意识、责任意识、长远意识。同时,培育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鼓励员工立足岗位、担当作为,把正确政绩观融入日常工作,形成“重实干、重实绩、重担当”的文化氛围,凝聚起推动国企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作者:陈洪玲,系北京理工大学党建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以整体性治理的制度创新开创人民城市建设新局面

【学思践悟】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提出赋予浦东新区“改革开放新的重大任务”,要求浦东努力成为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排头兵、彰显“四个自信”的实践范例,更好向世界展示中国理念、中国精神、中国道路。这些重要要求不仅为浦东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也为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提供了实践范型并擘画了发展图景。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民城市”重要理念,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的开创性实践,以人民主体性、公平正义导向和包容共享发展为核心内涵,坚持人民是城市的主人、建设者和成果共享者,注重通过民主协商实现公共资源配置的公平正义,追求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人民城市”重要理念,立足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观,强调围绕人的生产、生活、生态等方面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其内涵的“人民性”突破和超越了聚焦资本主导逻辑与利益群体冲突的西方传统城市理论框架,为中国式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了价值遵循与理论路径,实现了对人类城市理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塑与范式跃迁。

近年来,浦东深入贯彻落实“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紧紧把握“现代化”与“人民城市”这两个主轴,持续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开创了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新局面。面对城市快速发展、产业快速升级、就业群体及其社会关系结构的深刻变化,浦东通过强化党建引领,积极推进经济治理、社会治理、城市治理统筹发展和有机衔接,不断提升引领区的示范效应和辐射能级,呈现出以下四个方面的转型特点:

一是治理主体转向“多元共治”。浦东将党建引领贯穿城市治理全过程与各环节,在居民区、街区、街镇等层面构建了不同类型的基层民主协商议事制度,并广泛设立人大代表“家站点”等协商议事平台,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持续深化基层自治协商和“多格合一”网格治理精细化实践,积极打造涵盖新兴业态、新兴就业群体的新型治理架构,有力塑造城市基层社会公共性,生动展现了构建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的城市治理共同体的精彩实践。

二是治理手段升级为“数智前置”。浦东深入探索高水平新型智慧城市规划建设,以新一代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赋能城市治理,推动城市治理由人力密集型向人机交互型转变,依托“一网统管”贯通区、街镇、居村三级城运体系,打造以“城市大脑”为核心的智能治理新模式,实现全域感知、全数融通、全景赋能、全时响应,通过智能感知与自动派单,大幅提升事件发现与处置效率,推动基层治理由事后处置向事前预警和智能感知转变。

三是民生供给迈向“品质可感”。浦东以“精品城区、现代城镇、美丽乡村”三个圈层有序推进现代化城区建设,持续推进城市更新和“两旧一村”改造,惠及3.86万户居民;全域建成“15分钟社区生活圈”有效整合街区范围内的公共资源,“宝宝屋”实现街镇全覆盖,居住、托育、养老、文体等公共服务更加均衡优质,打造更高品质的城市生活。

四是城市发展理念转向“全生命周期友好”。浦东把健康、安全、生态融入城市更新规划建设,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不断增强,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构建起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服务体系;加快推进韧性城市建设,健全城市安全预防体系,强化城市基本运行保障体系,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以绿色低碳发展擦亮城市生态底色,优化城市生态环境,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

在“十五五”新征程上,浦东要立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战略定位,推动城市治理实现从“优化问题应对”向“构建制度生态”跨越,持续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创新城市公共服务、推进共同富裕向标杆水平发展,不断开创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新局面。

一是推动治理创新从“多元共治”向“制度共治”再到整体深化。城市发展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也要发挥主体性作用并形成参与城市建设发展的相应能力,这是人民城市重要理念的题中应有之义。要进一步将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贯穿于现代社会多元共治探索,着力健全常态化、法治化的共治框架,构建全域统一、权责明晰、运行稳定的共治制度体系。比如,优化社区在党建引领下的议事规则与决策程序,明确各类主体的权利义务;强化街镇资源统筹与诉求响应机制,推动有效实践上升为制度规范,真正实现“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

二是推动公共服务供给从“静态配置”向“动态适配”再到全面升级。城市建设与发展的根本在于民愿所向,想人民之所想,行人民之所嘱,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面对人口高频流动、家庭结构多形态、需求日益分化的新趋势,要进一步提升实时感知、前瞻预判和灵活调整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例如,打通教育、卫健、民政等数据,以动态研判托育、医疗、养老、安居等需求;针对产业园区、城中村、国际化社区等不同区域,分类制定配置指引,真正实现供给更精准、服务更包容。

三是推动数字治理从“效率优先”向“公平与效能并重”再到包容性转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推动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创新,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让城市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在优化智能应用的同时,面对老年人、灵活就业者等群体的数字鸿沟问题,适度保留并提升线下服务的可及性;推动数字平台从“办事工具”向“协商载体”升级,支持居民在线参与社区议事、方案评议等公共事务,让技术赋能全过程人民民主,探索数字时代的善治。

四是推动基层治理从“任务承接”向“自主赋能”再到公共性深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其效能高低直接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和人民群众福祉。要聚焦权责精准匹配、资源充分动员、能力适应引领等领域,在居村事项清单、“多格合一”基础上,推进权责体系与支撑机制的系统性重构,严格事项准入、切实为基层减负,赋予街镇在资源配置、应急调度、民生服务等方面更大的统筹权限。

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是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的伟大实践,也是中国为全球城市治理与可持续发展贡献的原创性智慧与方案。这一伟大实践不仅系统性、制度性、结构性地回应了城市发展进程中面临的实际挑战,更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生态智慧、治理理念等有机结合,是“两个结合”在城市治理领域的生动实践。站在新起点上,浦东需要率先探索数智化社会的未来形态、现代化人民城市的实践路径以及共同富裕的实现场景,坚决扛起“经济挑大梁、改革当先锋、民生作标杆”的使命责任,坚持人民城市重要理念,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不断引向深入。

(作者:李友梅,系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上海大学教授)

数智时代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

【论点摘编】

王岩、高天赐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6年第1期撰文指出,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从文化环境上看,数智技术重构了文化生态,使文化强国建设面临充满矛盾与张力的文化环境。对此,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需发挥引领、建构、导向与整合作用,通过引领数智文化发展优化文化环境,主导数智文明建构塑造未来发展范式,把握网络舆论导向净化传播生态,整合数智资源配置促进成果共享。面对数智化的滚滚浪潮,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化解数智时代文化发展矛盾的根本之策、坚守文化主体性的必然选择、引导数智文化向上向善的坚实保证。数智时代要持续推进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从主体、客体、介体三个层面推动党的文化领导能力提升和实践创新,巩固党在数智文化领域的核心领导地位。

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社会主义传统

【论点摘编】

姚选民在《理论与评论》2026年第1期撰文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扎根于深厚的科学社会主义传统,包括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传统和实践传统。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传统让中国式现代化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作为支撑,从而确保现代化发展方向不偏,彰显现代化的人民性。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传统让中国式现代化具备厚实的实践智慧支撑,能够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创新性发展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前行过程中创造性实践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论断;二是中国式现代化之生成有其独特的东方社会时空环境;三是中国式现代化与时俱进地解决科学社会主义面临的实践难题,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第07版:光明视野2 篇

奏响城市治理“大合唱”

北京市东城区钟楼湾胡同的老年人在社区内的四合院养老驿站休闲。新华社发

山东济南市泉城公园内,健身爱好者在全龄智能健身区练习太极剑。新华社发

小朋友在广东深圳市福田区梅丰小型消防站开放日活动中体验多功能消防水枪。新华社发

河北石家庄市民在滹沱河生态区(城区段)休闲赏景。新华社发

【聊聊咱的城市11·一线讲述】

近年来,人们参与城市治理的热情愈发高涨。小区议事会里你一言、我一语,民意直通车里关切不断、点子频出,“随手拍”给城市挑毛病,“哨兵群”反映身边隐患……

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人,一座城市的美好,就在这种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里。本期,让我们走进街头巷尾,感受城市治理的群众智慧。

院坝议事会里点子多

讲述人:重庆市高新区白市驿镇驿站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曾静

新落成的驿路口袋公园,街坊们有说有笑,孩子们在球场上奔跑,老人围坐在石桌上下棋……看着这美好祥和的场景,我不禁会想起这里过去的另一番模样。

我们社区曾有一片1700多平方米的零碎闲置荒地,杂草丛生、垃圾乱倒,成了社区治理的“顽疾”。空地旁边就是成渝古驿路,还有一座270年历史的牌坊。居民们常来社区反映:“能不能把这片地整整,让大家有个遛弯的地方?”

去年1月,重庆发起“城市治理我建言”金点子征集活动,给我们解难题带来了好机会。我立刻组织社区工作人员挨家挨户宣传,在楼栋下面的小巷子里设征集点,还特意把热心居民请来开座谈会。一开始,大家还有些顾虑:“咱们的想法,市里能当回事吗?”我跟大家说:“咱们先把想法提出来,只要是为社区好,我一定帮大家往上递。”

居民的热情一下子被点燃了。胡阿姨拉着邻居提议“拆围墙、铺缓道、融文化”,有年轻妈妈希望“建球类活动区”,老人们提出“保留花果树”,汇总起来竟有20多条。我把这些“金点子”逐条整理,附上院坝会签署的征求意见结果,第一时间报上去。没想到真的被选中,成为首批领办项目。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居民,大家都激动地拍起了手。

项目启动后,最难的是让“纸面方案”贴合居民需求。我牵头组织了3场临时院坝议事会,把设计师、施工队负责人请到居民中间,现场征求意见,把“居民满不满意”作为设计和施工的第一原则。记得第一次拿着设计图给居民看时,戴阿姨直接走到图纸前说:“那条小巷,建议修成梯坎,防止摩托车乱穿。”设计师觉得有道理,当场调整设计。那段时间,我和网格员的手机每天响个不停,居民有想法就找我们。来回沟通十几次,方案终于得到大家的认可。

施工期间,为了让居民放心,我们成立居民监督小组。有一次,监督员发现施工队没按设计修井盖,我们立刻叫停施工,项目组重新调整工序,最终居民看到安装后的成品都很满意。看到自己的意见能被采纳,大家可自豪了。

院坝评审会上,大家就更积极了,早早就来到公园,有人搬出自家的老式长条木凳,有人拿出暖水瓶,有人烧开水,现场十分热闹。大家都说:“这是咱们自己的公园。”

如今,每天清晨和傍晚,口袋公园里满是欢声笑语。我深深体会到,城市治理不是政府的“独角戏”,而是居民和社区共同参与的“大合唱”。今后,我们会继续当好“连心桥”,把居民的“金点子”变成更多惠及民生的“金果子”。

你我都是“城市管家”

讲述人:辽宁沈阳市铁西区虹桥路示范和平家园居民 宋百慧

我家门前有一排老杨树,枝叶撑开像把大伞。有一天下班回家,我刚走到车旁就顿住了:一截小臂粗的树枝断在车顶,米白色车衣被划开一道半尺长的口子,指尖摸过车顶边缘,还能感觉到轻微的变形。看着好好的车被砸了,我心里又急又无奈,突然想起朋友说过“沈阳数字城管”小程序能反映城管问题,于是掏出手机拍了树枝和车损情况,点开了那个蓝白色图标的小程序。在“城市管家”板块,我写明了情况,并附上照片和定位,提交的那一刻还忍不住想:这么小的事,会不会没人管?

效率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提交还不到15分钟,就收到提醒说我反映的树木修剪问题已派人处理。当天下午,3位穿橙色工作服的师傅就来了,扛着油锯、拿着修枝剪,还特意带了块塑料布铺在车旁,他们说:“怕锯末掉车上,先遮着点。”油锯嗡嗡响了半小时,杂乱的枯枝被锯下来,然后捆好。师傅们把树冠修得整整齐齐,连垂到路边的细枝都剪了。

慢慢地,利用小程序上报问题成为一种习惯。现在,一旦发现暴露垃圾、边石破损、电缆脱落、井盖缺失,我都会第一时间上报等待处置。

去年,小程序更新优化,增加了“城管献策”模块,我第一时间就提了建议:“雨水大风高发季节,树木易产生断枝,希望能加强临街树木日常养护。”3天后,园林部门就给了正式回复,不仅感谢我“及时提醒隐患”,还附了一张专项排查时间表,说会在半个月内对全市临街树木做一轮排查。更让我想不到的是,他们提出“每月会组织一次养护人员实操培训,重点就是进行枯枝识别和安全修剪”,还要求各个行业部门“定人定责”——每个街道的树木都对应专人管理,每周都有养护记录,确保“每棵树都有人管、每处隐患都能及时发现”。

原来,现在的城管服务连家门口一棵树、一包垃圾、一个井盖都能被放在心上,不仅解决眼前的麻烦,还会顺着一个诉求优化整体的管理。这样“听得见、办得快、管得久”的服务,才是真的接地气、暖人心。

每一个声音都被听见

讲述人:广东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党工委书记 张高攀

不久前,深圳“卷尺哥”的故事在网上刷屏,这件事让我和同事们感触颇深。它生动地说明,一座城市的品质,恰恰是由这些细微之处来定义的。而提升城市的品质,需要大家共同参与。

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声音通过12345热线、民意速办平台、舆情等渠道向我们涌来,它们或急或缓,都关乎实实在在的生活。这些声音,代表着群众的急难愁盼,代表着他们参与建设这座城市的热情。倾听这些声音,是我们基层政府职责所在。

消防安全,曾是悬在不少城中村居民心头的事。一次走访中,不少人向我们反映:窄巷弯弯绕绕,遇上火情,大型消防车根本进不来。警报拉响的那一刻,时间是以秒计算的,不能让“最后一百米”成为救援的阻隔。我们立即组织人手,带着尺子钻进各条巷道反复测量,和专家一起琢磨推敲。后来,就有了那辆全市首创的消防“小推车”。它体型不大,能带着水带着工具穿梭在城中村里,30秒内就能把长达120米的“生命之水”送至角角落落,救援响应时效较传统方式提升60%以上。

保障好残障群体的权益,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尺。有一次我们在民意速办平台看到一条信息,内容是龙悦居四期居民反映“无障碍车位常被占用”。我们马上到现场核查,发现光靠劝导和标语,确实难以根治。于是,召集物业、居民一起商量,最终拿出一套“组合拳”:把车位改造得更规范,装上识别残障车辆的智能地锁,再辅以日常的暖心引导。当那位居民告诉我们他现在每天都能顺畅停车时,我深深感到,“接诉即办”不仅是在完成一张工单,更是守护一个人在这座城市里有尊严、无障碍的生活。

这份对公平出行的守护,也从个体延伸到公共空间。红山地铁站是地铁4、6号线交会的交通枢纽,早晚高峰期人流量大,站外流动摊贩无序、非机动车乱停现象一度十分突出。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能在民意平台上看到市民的吐槽,以及五花八门的建议。必须把这个“堵点”疏通。针对乱摆卖,我们设置临时摊贩疏导点,并编制摊贩经营规范管理实施办法,既满足摊贩经营需求,又让摊位规范有序。针对非机动车乱停放,我们协调物业、热心居民等多方力量,建立“文明引导+分段清运+远端疏导”机制,引导居民有序停车。我们还协调新增上百个停车位,并推广“码上寻车”小程序,居民扫码就能到指定地点找车、取车。现在红山地铁口通道畅通了,摊贩有序了,车辆归位了,整洁的道路又回来了。

前路还长,我和同事们会继续耐心倾听,扎实做事。我们相信,每一次及时的回应,每一次切实的改变,都是在生动诠释“人民城市”的深刻内涵,为这片土地注入更多温情与活力。

“哨声”响处有温情

讲述人:浙江温州市瓯海区茶山街道梅泉社区党总支书记 贾国强

送单途中目睹居民骑电瓶车摔倒,小哥上前查看后迅速拨打120,陪伤者等待救护车;凌晨3点看到有人躺在酒店门口不省人事,小哥当即报警求助;发现路面有不少玻璃碴,小哥把实况照片和具体位置及时反馈到群里……这样的暖心片段,每天都在梅泉社区“哨兵小队”微信群里上演着。

梅泉社区毗邻温州大学城,每天有800多名外卖和快递小哥如同“流动雷达”般在周边奔波。随着“哨声行动”的创新实践,在瓯海区全域开展“红骑暖新”行动牵引下,越来越多城市“穿行者”发挥起“千里眼”“顺风耳”的作用,成为守护社区的“哨兵”。

然而就在去年2月,我们和小哥之间还隔着“最后一米”。尽管社区牵头打造了功能齐全的城市驿站和多个暖心角,却面临着小哥不愿来的尴尬。在他们眼里,驿站是光鲜的办公场所,与他们无关。于是,我们主动联系外卖站点负责人,通过他们宣传驿站功能,也更系统地了解小哥的需求。听说不少小哥闲暇时喜欢打台球,我们马上调整布局,引入两张台球桌,驿站顿时热闹了起来。

距离拉近了,服务也持续跟上。小哥反映送餐时小区“门难进”,社区联合物业、业委会开展三方议事会,推出“骑士友好卡”,小哥凭卡到小区录入人脸信息,实现刷脸无感通行。小哥反映一些小区内住户可骑电瓶车通行,但骑手车难进、车难停,我们在小区、商圈处设置了“小哥爱心车位”。

一系列暖心举措迅速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我们还成立了梅泉社区小哥协会,为小哥剖析新型诈骗套路、安全骑行法规、应急处置知识等,初衷是为小哥赋能,却意外收获了一批优秀“哨兵”。他们通过“随手拍”等方式参与基层治理,化身“移动探头”。行道树断裂、红绿灯故障、护栏破损……“哨兵群”里反映的问题各种各样,已累计反馈矛盾纠纷、火情、车祸、食品安全等数百起。除了提供线索,捡到手机物归原主、扶正脚手架、搬移路面障碍物等好人好事也是屡见不鲜。社区每季度会评选“梅好哨兵”,设立“荣誉银行”,持续激励小哥们参与城市治理。

我们欣喜地看到,小哥们对这里有了更多归属感,社区治理效能也随之提升,梅泉社区迎来了温暖的双向奔赴。

项目团队:本报记者 陈海波、方莉、李宏、张国圣、严圣禾、李建斌、陆健 本报通讯员 黄冰娥、陈柏仁、韦小可、王悦翔

倾听人民呼声 建设人民城市

【专家点评】

当前,人民城市理念正越来越多地融入城市治理的方方面面,热心参与城市治理的市民也越来越多。各地针对城市问题的反映渠道日趋多样,参与机制不断完善,“接诉即办”成绩显著,主动治理也在积极推进。不过,在城市共治的过程中,政府主体导向多于民众主体导向、碎片化的关注多于整体化的考量等现象需引起关注,这对城市治理范式提出了新要求。

什么是人民城市?一言以蔽之,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要实现人民城市,至少要达到以下标准:人民切身感受到其生活和工作的城市是自己的城市,有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人民的合理诉求有渠道反映,并能得到回应和解决,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能得到保障;人民有良好的公益精神,能主动参与城市公共事务,尤其是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遇到公共问题能主动反映或积极参与;城市管理部门通过制度化的渠道,最大限度将民意化为路线、方针和政策并执行;城市治理的重点是民生保障和服务,即聚焦于民众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和安居乐业;城市治理者向人民负责,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符合人民的利益。

人民城市理念给城市治理提出了一个看似平实但实质很高的要求,如何更好地践行这一理念?

应深入群众之中,倾听人民的呼声,有求必应,有事必办。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贯穿于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全过程和各方面,特别是涉及人民群众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健康休闲、安居乐业等,应广泛征求民意,将其吸纳到相关规划、设计、施工、管理等工作。

应相信人民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鼓励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切忌包办代替,大包大揽。目前各地普遍推行的基层民主协商、民主恳谈、“大家商量着办”等创新举措,正是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的集中体现。

可将社区作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突破口和试验场。社区是城市治理的基本单元,是民生矛盾的集中地,是社会治理的重心。社区应统筹和联合小区产权单位、物业及其他单位,通过走访社区居民,了解他们的急难愁盼,查找问题和原因,发动居民献计献策;凡是与社区居民利益相关之事,物业和社区居委会都应先与相关居民商量,充分尊重和听取大家意见建议的基础上做出决定,在决定执行过程中及时告知居民进展,欢迎大家监督。主体虽多元,彼此却同心,众人的事情众人自己办,如此就能难事变易、大事变小、小事化了,党群干群就会相通,服务者和被服务者就会相融,基层治理共同体才会真正形成,民众对社区就会有归属感,人民城市就会自然扎根于人民群众心中。

在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过程中,还应同步提升多元主体的素质和能力,共同致力于现代化人民城市的构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对于城市管理部门的党政干部而言,他们一方面要为人民群众服务,另一方面也要在服务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强化公仆意识、服务意识和法治意识,提高沟通能力、政策制定和执行能力等。对于人民群众而言,他们不仅仅是单纯地接受服务,还需要作为合作者和促进者参与其中,因此,广大民众应有主人翁意识、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意识、公共事务的参与意识,不断增强合作意识,提高共治能力和水平。对于物业企业等委托服务方而言,应明确自己与业主之间的委托与代理关系,依法做到财务公开和服务事项公开,有事与业主商量,增强向业主负责意识,自觉接受政府、社区和居民的监督,不断改进服务,提升服务水平。

(作者:万鹏飞,系北京大学地方政府治理与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项目团队:本报记者 陈海波、方莉、李宏、张国圣、严圣禾、李建斌、陆健 本报通讯员 黄冰娥、陈柏仁、韦小可、王悦翔

第08版:教科新闻8 篇

中国国家创新指数升至世界第九

本报北京3月29日电(记者杨舒)29日,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在2026中关村论坛年会上发布《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25》,从创新资源、知识创造、企业创新、创新绩效、创新治理5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对世界60个国家创新能力开展评价。结果显示,中国国家创新指数综合排名世界第九,较上年提升1位。

国家创新指数是反映国家综合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可为测度和研判创新型国家和科技强国建设进程提供重要参考。报告显示,2025年,位列世界前十位的国家依次为美国、瑞士、瑞典、英国、德国、日本、丹麦、韩国、中国和荷兰。相比2012年,我国综合排名提升了11个位次,是近十余年来进步最快的国家,也是唯一进入世界前十行列的中等收入国家,向创新型国家前列和科技强国目标稳步迈进。

从具体得分看,中国国家创新指数得分为67.2分,超过法国、荷兰,与日本、英国、德国等国家间的差距缩小,主要指标增速高于发达国家水平。总体来看,中国创新能力接近人均GDP在5万美元左右的发达国家,且处于稳步上升的通道。

从一级指标和基础指标的整体表现看,中国科技创新实力大幅上升,总体处于“从高原向高峰攀登”的关键阶段。在“创新资源”“企业创新”“知识创造”3个方面,中国表现相对突出:

“创新资源”方面排名第五。2023年,中国R&D经费(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额达到4708.8亿美元,规模约为美国的1/2。R&D经费投入强度为2.58%,排名世界第十四。STEM毕业生数量占毕业生总数比重位居世界第一。世界一流科研机构数量、高被引科学家人数、研究生学历教育在学人数均位居世界第二。世界大学排名TOP3上榜高校平均得分排名世界第四。

“企业创新”方面排名第九。中国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排名第十七,前十的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排名第十九。三方专利数占世界比重达到11.9%,排名第三。高成长科技企业(独角兽+瞪羚)数量为598家,排名第二。新注册企业密度排名第十五。

“知识创造”方面排名第十。中国SCI科技论文数量、论文被引次数、高被引论文数量,以及工业设计注册申请量均排名世界第一。但同时,在产出效率和影响方面排名较为靠后,百万美元研发经费的科技论文数、高被引论文数量占本国论文比重分别排名第四十九、第三十九。获得国际重要科技奖项数量排名第十七。

报告建议,面向科技强国建设目标,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度,优化投入产出结构,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更加有力地支撑和引领国家高质量发展。

【新闻背后】

重心东移趋势更加显著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科技创新赛道上的竞争更加激烈。那么,《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25》到底勾勒出怎样一种发展格局与态势?

通过分析以下几组数据,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党委书记刘冬梅认为,全球科技创新产出重心东移的趋势更加显著——

先说主要国家的研发经费投入。2023年,全球R&D经费投入(以美元计)较上年增长5.2%左右,高于全球经济增长速度。主要国家研发经费投入持续增长,世界R&D经费投入排名前十的国家为美国、中国、日本、德国、韩国、英国、法国、加拿大、以色列、意大利,其中有7个国家R&D经费增速下降。中国R&D经费投入增速在主要大国中仍处于较高水平,与德国增速基本相当,高于美国、日本、英国、法国、韩国等国家。

从区域上看,亚洲地区的东亚和南亚国家占全球份额上升从2010年的27.2%上升至2023年的30.0%,增加2.8个百分点;北美国家份额从2010年的35.6%上升至2023年的40.4%;欧洲国家份额下降较为显著,从2010年的29.5%下降至2023年的22.6%,减少6.9个百分点。

在科学和技术产出方面,东亚和南亚国家国际科学论文数量占全球比重从2010年的23.2%上升至2023年的46.7%,增加23.5个百分点;发明专利拥有量占全球比重从2010年的58.5%上升至2023年的70.9%,增加12.4个百分点。北美国家科学论文、发明专利拥有量份额分别减少10个百分点、14.1个百分点。欧洲国家科学论文份额减少4.8个百分点,发明专利拥有量份额基本稳定在10%左右。

最后看创新能力。无疑,北美地区仍是世界创新能力最强的一极。其中,美国和加拿大两国人口合计占全球的4.7%,GDP占全球的27.6%,但两国R&D经费投入总量占全球的40.2%。欧洲地区的瑞士、德国、法国等26个国家人口合计占全球的9.3%,GDP占全球的23.8%,其R&D经费投入总量占全球的21.6%。而东亚、太平洋地区主要国家表现优异,上升趋势明显。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6个国家人口合计占全球的20.4%,GDP占全球的25.9%,R&D经费投入总量占全球的30.4%。

(本报记者 杨舒)

四川实现校园膳食监督家长委员会全覆盖

本报成都3月29日电(记者周洪双、李晓东)“无论是城市地区,还是偏远农村地区,每一所中小学校均已建立校园膳食监督家长委员会。”日前,四川省教育厅副厅长蔡光洁透露,全省中小学校已实现校园膳食监督家长委员会100%全覆盖。

据介绍,家委会成员由各班家长通过民主推选产生,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能够充分反映不同年级、不同家庭的实际需求,为家长有序参与“校园餐”监督搭建了制度化、常态化的平台。

近年来,四川大力推广“互联网+AI监管”模式,集成视频资源汇聚、视频流抽帧分析、AI预警处置闭环等核心功能,提升监管效能,目前省级平台已接入学校食堂16134家,覆盖率达84.26%。同时,在食材询价、验收、陪餐等关键环节,家长的参与也逐步走向深入和常态化。

在食材询价方面,四川各地搭建家长自主参与通道。雅安市明确确定食材采购基准价时,鼓励邀请校园膳食监督家长委员会组成人员等参与食材询价,价格主管部门也会按照有关规定监测并公开食材价格。

在食材验收环节,四川严格落实“双人或多人联检”查验制度,家长可自主申请参与,有效提升了食品安全保障水平,家长信任度显著提升。在遂宁市河东新区紫竹路小学,食材到货时,家长代表参与验收监督,对食材的质量、数量、新鲜度等进行严格把关,坚决杜绝不合格食材进入校园。

陪餐过程中,家长与学生“同菜品同价格”,可直观体验餐品的口味、营养与卫生状况,并就食堂管理提出意见建议,推动学校膳食质量的提升,让学生吃得更营养、更健康。

对家长提出的意见,四川建立起“收集—处理—反馈—改进”的闭环机制。四川在全省推行“校园餐”陪餐评价系统,家长陪餐后可通过扫码自主评餐,评餐结果直达省、市、县级教育主管部门。各校普遍设立家长意见反馈渠道,对于家长提出的意见建议,学校会进行研究处理,并及时向家长反馈结果。教育主管部门则定期汇总分析辖区内家长反馈情况,针对共性问题开展专项督导,推动供餐管理持续优化。校园膳食监督家长委员会也会定期收集家长意见建议和发现的问题,分类反馈或直送教育主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或纪检监察机构核实处置。

“我们还创新实施‘妈妈餐’模式。”蔡光洁说,四川鼓励中小学校优先选聘有意愿有能力且符合条件的学生家长从事学校食堂工作,使其以“家长代表+食堂工作人员”的双重身份参与食堂运营与监督。目前全省67%的中小学校有学生家长在食堂工作。

多款智能设备亮相

2026医学装备大会暨医学装备展览会3月26日至29日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行,超800家企业参展,众多医学装备创新成果与前沿技术集中亮相。图为3月29日,观众在展览会现场体验支气管镜机器人。

新华社记者 黄伟摄

江西发现两个石蛾新物种

本报宜春3月29日电(记者王洋、胡晓军 通讯员欧阳园兰)日前,江西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湖北博得自然生态科技服务中心研究团队在开展昆虫多样性调查时,发现两个石蛾新物种——五枝缺叉等翅石蛾和多刺缺叉等翅石蛾。

五枝缺叉等翅石蛾和多刺缺叉等翅石蛾均属于昆虫纲毛翅目等翅石蛾科。研究团队通过形态学比较和分子生物学分析,确认两种石蛾均为未记录的新物种。

官山保护区正高级工程师王国兵表示,五枝缺叉等翅石蛾和多刺缺叉等翅石蛾主要活动在溪流附近,幼虫阶段生活在水中,对水质变化极为敏感,是评估水体健康程度的重要指标。“此次新发现,充分彰显了官山保护区作为珍稀物种栖息地和生物基因库的重要生态功能。”王国兵说。

据悉,官山保护区位于赣西北九岭山脉西段南北坡,地处鄱阳湖、洞庭湖和江汉三大平原之间的中心地段,是赣西北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拥有保存完好的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和复杂多样的溪流湿地生境,为水生昆虫提供了理想的栖息环境。

创学融合 赛课融通

——深圳第二职业技术学校动漫专业育人改革探路

“我来负责机器人建模、动作设计和镜头拍摄。”日前,在首届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新闻传播赛道“动漫制作”赛项的赛场上,17岁的顾佳馨沉稳地分配任务。作为团队的“主心骨”,她主动扛起了最核心的创作重担。

赛场内气氛凝重,4名少年却出奇地从容。从一张稚嫩的绘画草图,到一个憨态可掬的机器人形象跃然屏上;从静态的三维模型,到灵活生动的角色动作;最终,一段20秒的动画短片在简单却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中完整呈现。

当提交按钮被按下,顾佳馨和3名队友长舒一口气。评委席投来肯定的目光——他们脱颖而出,将金牌收入囊中。这枚金牌,是广东省深圳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近年来“奖牌墙”上的又一抹亮色。数据显示,该校已获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动漫制作”类奖项6项,曾连续3年获得金牌。

在深圳这座以创新为基因、创意为脉搏的国际化都市,数字文化产业正以前所未有的活力蓬勃发展。然而,人才培养的深层难题也随之浮现。

“中职生课程体系偏重软件操作技能训练,工具化倾向明显,创新创意培养薄弱;课堂教学场景与真实前沿的产业生产环境严重脱节,学生实战能力不足。”校长王波指出问题所在。

为此,学校以“思政引领、创学融合、赛课融通”的培养理念,开启一场系统性育人改革。

“我们推动课程与技能竞赛高度绑定,以赛促学、以赛选才,覆盖全员参与。”动漫专业主任温励颖介绍。技能大赛的专业要求,让学生接触到更广泛、更深入的知识,视野得以拓宽,技能水平持续提升。

为破解创意培养薄弱的困局,学校以创客实践为突破口,打破传统“一间教室到底”的模式,打造了三维、VR、AI、动态捕捉等紧跟技术前沿的实训室集群。让“教学容器”变为“成长土壤”,创意空间与专项课程双轮驱动,激活创意思维、提升原创能力。

如今,顾佳馨已被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数字动画专业本科顺利录取,她正准备在大赛队伍中“传帮带”,手把手指导学弟学妹们再创佳绩。

这些没有通过普通高考路径升学的学子,在特色化职业教育的培养下,正不断书写着精彩的成长篇章。近5年,深圳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升入深圳职业技术大学人数高达1509人,连续5年位居深圳市、广东省单个中职院校第一。

“唯有热爱,方能致远。”王波说,“我们希望用融合价值塑造、创意培养与产业实战的全新职业教育,激发孩子们用热爱的力量创造奇迹的可能,让他们成为自己的‘超级英雄’。”

(本报记者 党文婷 严圣禾)

丁肝单抗药开出首张处方

本报北京3月29日电 记者邓晖从清华大学获悉,首款丁肝单抗药立贝韦塔单抗注射液近日在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开出全球首张处方。

立贝韦塔是中国第一款丁肝治疗药物,也是全球病毒性肝炎领域第一款单抗药物。值得一提的是,该药物打破了以往绝大多数原研药通常由科学家先取得基础研究突破,再由制药公司跟进开展靶点确认、分子设计及临床研究的传统路径,而是从发现病毒感染的靶点机制到新药创制的全部过程,都由清华大学生物医学交叉研究院/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教授李文辉团队主导研发,是我国生物医药源头创新的标志性成果。

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有慢性乙肝病毒感染者2.54亿左右,其中约5%的患者合并感染丁肝病毒;我国乙肝病毒感染者超过7500万。但自20世纪60年代发现乙肝病毒以来,寻找乙肝病毒受体的科学家均无功而返。

所谓受体,就是病毒入侵人体的“大门”,只有找到它,才能深入了解乙肝病毒的感染机制,建立研究体系,进而开发治疗药物。

2007年,李文辉团队将目光锁定在寻找乙肝病毒受体这一世界级难题。历时5年攻关,该团队于2012年证实钠—牛磺胆酸共转运蛋白(NTCP)就是乙肝/丁肝病毒的关键受体,明确了病毒感染的核心靶点,为抗体药物研发奠定了科学基础。

此后,该团队开始在此基础上着手研发能有效阻断乙肝病毒/丁肝病毒感染的抗体药物研发原创药物,进一步验证发现NTCP的科学意义,也让患者真正受益。2023年5月,立贝韦塔的注册临床研究在全球8个中心相继启动。2024年10月,注册临床研究结果表明,该药物不仅在病毒学应答和谷丙转氨酶复常等方面疗效显著,而且可明显改善患者肝脏硬度,在伴有肝硬化患者人群中效果尤其突出。

凭借显著的疗效和安全性,立贝韦塔于2023年、2024年先后被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和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授予“突破性疗法(BTD)”认证。2026年1月23日,立贝韦塔获批上市。

李文辉介绍,目前基于该药的新一代针对乙肝的药物研发,也已进入临床Ⅱ期阶段:“我们处于一个基础科学和应用相互促进的时代。团队现在不断有年轻人加入,我希望和他们一起,探索科学的边界,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从根本上控制病毒,让更多患者受益。”

2026全球开发者先锋大会在沪举办

本报上海3月29日电(记者孟歆迪、颜维琦)27日至29日,以“宁智毋庸,创领未来”为主题的2026全球开发者先锋大会在上海举办。这场盛会不仅集中展示了上海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成果,更向全球创新者发出诚挚邀约——以更懂开发者、更赋能人才的姿态,以务实高效的“上海速度”,加快推进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创新高地。

大会期间,《开源智能体开放协作倡议》发布,科学智能专项基金同步启动。

据悉,本次大会以“1场主论坛、3+专业赛事、50场工作坊、100场互动体验、N场嘉年华”打造丰富活动体系。

科学管护

近日,山西省运城市抢抓有利墒情,及时开展春耕、春播、春管等各项农业生产,科学管护保丰收。图为3月29日,盐湖区陶村镇五曹村村民在田间除草。

杨建峰摄/光明图片

第09版:文化新闻6 篇

守护文化遗产 延续历史文脉

眉山三苏祠游人如织。资料图片

眉州老城门今貌。资料图片

“眉山市历史悠久、文化厚重,文化遗产资源丰富,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保存较好,地域特色鲜明,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近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将四川省眉山市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不是为了争一块牌子、添一份荣誉,而是源于对这片土地的敬畏、对历史文化的珍视。”眉山市委书记黄河说,眉山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自2015年启动以来,历时11载,终结硕果。眉山将以更高标准护好文化遗产、以更活机制转化宝贵资源,让“千载诗书城”在文脉赓续中熠熠生辉。

眉山不只有“三苏”

“历史文化名城评选竞争激烈,必须找准差异化定位,同时依托年代分布广泛、类型多样的资源体系提供支撑。”四川省文物局局长唐飞指出,眉山的文物资源地域特色十分鲜明,有极具辨识度的文化名片,即三苏遗址遗迹;有极具完整性的历史年轮,从旧石器时代到近现代绵延不绝;有极具多样性的资源类型,几乎囊括文物所有类别。

唐飞介绍,眉山是“三苏文化”的发源地,也是全球“苏迷”心中的圣地,这里汇聚了三苏祠、中岩寺摩崖造像等全国重点文保单位,以及苏洵家族墓地、连鳌山石刻等省级文保单位,还有苏坟园、重瞳观、瑞草桥等众多三苏相关遗存,在三苏文化实物见证的数量、规模和保存完整度上,均居全国首位。

眉山的文物资源贯穿完整历史脉络。坛罐山遗址将成都平原的人类活动史追溯至旧石器时代,莲花坝遗址为新石器时代中期研究提供珍贵的地层证据。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获评“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和“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加之眉州城遗址等重要遗存,构成了清晰、连续的历史证据链。

眉山是四川的文物大市,在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壁画等方面,都有重量级的代表性遗存。“这种资源的丰富性,奠定了眉山在四川乃至全国文化版图中的独特地位。”唐飞说。

眉山拥有2300余年城市建制史,是四川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截至目前,眉山有文化遗产总数1910项,含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23个、历史文化街区5片、各级文物保护单位476处、历史建筑330处。这些遗址遗迹穿越历史、薪火相传,既是这座城市的独特印记,也是巴蜀文化连续性的重要缩影。

以文化浸润城市肌理

如何在现代化建设中守护好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如何让千年文脉在新时代焕发绚丽光彩?眉山以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为抓手,将守护千年文脉的历史自觉,转化为赓续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定行动,推动历史文化与城市发展共生共荣。

“2000多年的文化积淀,是眉山最具辨识度的城市标识。只有守住‘根’和‘魂’,名城才能实至名归。”黄河解释说,眉山突出以文塑城,用厚重底蕴浸润城市肌理。

眉山先后实施三苏祠、太和老镇、太平古街等街区的文物保护项目28个,更新提升历史街巷40余条、历史建筑132处。时至今日,千百年前眉州城的9条主街、5段古城墙,依然构架着城市空间、诉说着悠久历史。

2013年芦山地震后,眉山对三苏祠做了历史上规模最大、最彻底的一次修缮,按“原形制、原结构、原材料、原工艺”进行了复原。“今天走进三苏祠的人,能看到时间的痕迹,柱子上的裂缝、门槛上的磨损、碑刻上的包浆,这些才是真实的历史印记。”眉山三苏祠博物馆馆长陈仲文说。

眉山以东坡诗词意象命名街道110余条,让古风古韵随处可感可及。眉山聚力推出“中国有三苏”“寻宝数百年·出水惊天下”等文化名片,携手惠州、儋州等城市轮流举办“东坡文化节”,把每年11月定为“东坡文化月”,举办系列文化惠民活动、学术研讨活动。眉山大力弘扬三苏家风家教,选树“东坡好儿女”等榜样,推动名城建设由“表”及“里”、由“形”入“神”,让实干创新争先的精气神成为这座城市的鲜明底色。

让历史文化更好融入日常

眉山是四川省获批的第9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四川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厅长邓立军表示,将大力支持眉山等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推动历史文化保护与城乡建设、乡村全面振兴、文旅发展深度融合。

“我们将全力抓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切实把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城市软实力和民生福祉。”眉山市市长王斌达说,眉山将着力抓好保护传承和转化利用,让名城红利更多惠及民生。

目前,眉山已颁布实施6部法规文件,建立数字化管理平台,推动保护工作从阶段性转为常态化、从政府职责拓展为社会共识。全市各类遗产挂牌保护和历史建筑测绘建档率达100%,每一处文化遗产都有了“数字身份证”,每个人都能参与到治理中来。

王斌达说,眉山将严格守护眉山古城“椭圆形城廓、风车型结构、九街十八巷”的传统格局,以及“一江两岸、东侧群山”的山水风貌,坚决杜绝大拆大建、拆真建假;高水平办好苏轼研究学术年会、东坡论坛,讲好有温度、有深度的东坡故事。

王斌达表示,眉山将积极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文旅布局,构建“文旅+百业”“百业+文旅”发展格局,推动形成一批独具特色、显示度高的文旅融合发展业态和消费场景,更好带动城市品质提升、群众就业增收。

(本报记者 李晓东 周洪双)

在诗与乐的交响中遇见《诗的中国》

3月27日,上海民族乐团原创音乐会《诗的中国》在捷豹上海交响音乐厅奏响。作为第41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主题引领”板块的重磅项目,这场穿越时空的“文化回乡之旅”让不少观众耳目一新。

演出开场前,一场别开生面的“听曲猜诗”活动让观众迅速热身。4位乐师分别以4种民乐器演奏一小段旋律,邀请观众分享脑海中出现的诗词。当大家对音乐意象产生好奇、因猜中诗句而欣喜时,一场跨越千年的诗乐对话已经开始了。

整场音乐会分为6个篇章:《万物生息》从“天命玄鸟”的创世神话出发,追溯文明源头;《江河滔滔》中,从“昔我往矣”的柔肠到“大风起兮”的豪情,诉说先辈踏遍山河留下的英雄长歌;《朝日流霞》把“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与酣畅融进旋律,乐舞相合,气韵流淌;《空山月明》讲述“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旷达,在乐团笛子声部首席金锴看来:“‘采菊东篱下’的悠然,不是慢,是不急,是中国文人骨子里的从容。”第五篇章由唢呐演奏家胡晨韵演绎《风骨铮鸣》,在“人生自古谁无死”的赤诚中,在“三十功名尘与土”的壮怀里,回望生生不息的民族气节。终章《星河共潮》,从“无边落木萧萧下”的深沉到“大鹏一日同风起”的昂扬,唱出从历史深处奔涌而来的东方潮音。

这是一场以民乐为笔、以诗词为魂的精神写意。乐团驻团指挥姚申申执棒上海民族乐团、苏州交响乐团附属合唱团以及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小伙伴艺术团合唱团,携手一批优秀青年演奏家,共同谱写他们心目中的中国诗乐篇章。

在音乐会的打磨历程中,上海民族乐团特邀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古典文学专家骆玉明担任文学顾问与文学策划,青年作曲家孔志轩担纲作曲,融合书法、国画、多媒体、混声合唱等多样艺术形式,呈现一场“古今观照”的舞台诗篇。

《诗的中国》艺术总监、上海民族乐团团长罗小慈告诉记者,这是《诗的中国》第七次与观众见面。从去年11月在上海国际艺术节完成首演,到赴新疆喀什、走进高校巡演,再到新春跨年时陪伴大家度过中国年,4个多月的时间里,乐团边演边改,反复打磨。“我们希望用民族乐器,让古老诗词与今天的生活重新牵手,让大家在旋律中重新感受,那些属于古人的风骨与浪漫从未走远,而是藏在我们的生活里。”罗小慈说。

“为了呈现更好的舞台效果,孩子们不断调整站位、音量、音色,享受被诗歌和民乐浸润滋养的过程。”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小伙伴艺术团合唱团指挥俞利佳说,“看到孩子们讨论某个民族乐器的名字和特征,讨论诗句背后的家国情思,那一刻,我觉得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回顾这场音乐会的台前幕后,姚申申坦言,《诗的中国》的创排是一次全新的挑战,“在打磨的过程中,我们一直提醒自己,要顺着诗词的呼吸走,找到那份经得起观众反复听的‘恰好’。”

但“恰好”何其不易。在民族管弦乐发展史上,如何超越单纯的乐队合奏,赋予大型器乐作品深厚的文化内涵,始终是创作的核心课题。回溯中国艺术传统,诗与乐本为一体,诗乐同源、相辅相成的内在关系早已在“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中道尽。如何对中国的诗乐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诗的中国》发起了一次有价值的尝试——不再局限于传统协奏或交响形式,而是将乐队整体塑造成一幅“流动的精神长卷”,实现从“为诗配乐”到“诗乐同构”的范式革新。

“当观众带着自己的故事走进音乐厅,当他们的情感与古人的诗句在音乐中交汇,《诗的中国》愿成为一个开放的场域、一个诗意的家园。在这里,人们能在忙碌的日常中寻得内心的宁静。”罗小慈说。

(本报记者 颜维琦)

“光明影院”就在身边

灯光渐暗,银幕亮起。温暖的画外音细腻流淌,与电影对白、音效交织,将人物神态、场景变换、情感起伏一一勾勒。近日,广西南宁市兴宁区三街两巷南宁人民剧院内,无障碍版电影《你好,李焕英》温情上映,为视障观众搭建起一座跨越视觉障碍的光影桥梁。

“旁白讲得清楚,音效特别带劲,太真实了,我好像真的‘看见’了。”影片落幕,视障人士杜清伟难掩兴奋。

早在2017年,中国传媒大学联合相关单位发起了无障碍观影公益项目“光明影院”。如今,这束温暖的光在八桂大地上找到了新的落点。南宁青秀区“光明影院”以旁白传递《狙击手》的热血;桂林恭城流动放映队带着视障老人“触摸”《1921》的风云岁月;防城港“光明影院”借着生动解说让《守岛人》的故事直抵人心……

广西的实践,并非简单复制,而是充满本地智慧的“精细耕作”。桂林恭城瑶族自治县在项目启动前,工作人员便深入全县9个乡镇细致调研。结果显示,87.5%的受访者希望就近观影,超过半数人偏好节假日参与。于是,一套“流动放映为主、集中观影为辅”的特色服务模式应运而生。

恭城在瑶族博物馆设立了固定放映点,组建了一支40余人的专业志愿服务队。队员们经过系统培训,熟练掌握从设备操作到沟通引导的全套技能,形成了标准化服务流程。志愿者结合各乡镇需求与传统节庆,携带放映设备和影片,把电影送到乡亲们家门口。活动现场,志愿者还会讲解节日习俗与瑶族敬老传统,医护人员现场义诊,青年志愿者提供义剪服务,让视障老人在享受精神食粮的同时,感受到全方位的关怀。

同样的温情,在广西多地流淌。防城港市举行“光明影院”试点单位授牌仪式,正式启动本地服务;玉林市将无障碍观影与按摩技术交流、盲人创业经验分享相结合;陆川县则在观影之余贴心安排义诊义剪,于细微处传递温暖。

在梧州市万秀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多位视障人士第一次完整地“观看”了电影《飞驰人生》。他们微微侧首,用耳朵紧紧捕捉每一句解说,在脑海中构建赛车驰骋的激昂画面。视障人士许先生的话道出了众人的期盼:“希望这样的活动能经常举办,让更多残疾朋友感受电影带来的快乐。”

对许多视障人士而言,走进影院曾是一件不敢奢望的事。恭城瑶族自治县文明办主任何彬宾回忆,观影现场有视障朋友表示今后只要有电影放映,就“场场必到”。“光明影院”不只是一项文化服务,更是一次社会融合的生动实践,为视障群体架起一座被看见、被理解、被尊重的桥梁。

(本报记者 王瑾雯 周仕兴)

非遗+文旅,沉浸式体验丽江风情

春回大地,万物生发。3月26日,云南丽江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纳西族传统佳节——三多节。这场拥有1200多年历史的纳西族传统盛会,通过庄重的非遗传承仪式、丰富的民俗文化展演和沉浸式的文旅体验,全面展现丽江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与新时代文旅融合的勃勃生机。

三多节作为纳西族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节日,2021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承载着纳西族对自然的敬畏、对美好生活的祈愿,以及各民族包容互助的历史记忆。

清晨,玉龙雪山下的白沙北岳庙内,一场祈福活动在这里举行。纳西族群众身着传统服饰,以古朴的仪式祭祀民族保护神“三多”,祈愿风调雨顺、民族团结、社会和谐。

祈福活动以《吉祥鼓舞》激昂的鼓点拉开序幕,歌伴舞《祖先》、纳西童谣《太阳月亮好》、舞蹈《幸福家园》轮番上演,生动呈现了纳西族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时代活力。“点嘎米”仪式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随之而来的万人打跳活动中,《纳西三部曲》《丽江欢迎您》《摩梭甲搓》《团结花开丽江美》等民族乐曲接连奏响,各民族群众与游客手拉手、围成圈,在欢快的舞步中共同庆祝这一民族盛典。

为推动特色文化融入现代生活,本次盛会打破传统节庆边界,设置主会场与多个分会场,打造多元体验场景。雪山路樱花大道上,纳西特色“千人长街宴”与“樱花树下下午茶”相映成趣,传统美食与现代休闲方式碰撞,让市民游客在花海中品味丽江风情;丽江古城玉河广场内,非遗技艺展示与文旅推介同步开展,东巴文书写、民族服饰秀等互动体验,让传统文化可触可感。

活动期间,一系列兼具传统韵味与现代气息的活动轮番上演:“百名歌手唱丽江”用潮流旋律演绎民族风情,交响乐专场、星空露天电影丰富市民精神生活,商贸展销与户外野炊则将民俗文化与现代消费、休闲需求相结合。同时,丽江推出景区免票、百万文旅消费券等惠民举措,让传统文化融入日常消费与休闲场景,实现文化传承与文旅发展双向交融。

从玉龙雪山脚下的传统祭祀到古城街巷的现代演绎,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坚守到年轻群体的参与,如今的三多节已从单一民俗活动,演变为集文化体验、休闲消费、民族交融于一体的综合性盛会。它既保留着纳西族的文化根脉,又主动适配现代生活节奏,让古老非遗焕发新生,也让“舍不得的丽江”品牌更具温度与活力。

(本报记者 刘 岩 徐鑫雨)

春满大地

3月28日,孩子们在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屈原故里文化旅游区赏花游玩。新华社发

陕西渭南:村庄里的国潮服饰秀

土布、刺绣、草编、植物染……3月28日,在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孙镇甘北村万亩梨花的掩映下,一场非遗服饰大秀正在进行。50余位渭南非遗传承人、优秀妇女代表等身着融入渭南非遗手工技艺的特色服饰,手持非遗作品、地方特产、产业成果等特色道具,走上T台。

本次活动创新推出“非遗+文旅+巾帼+乡村”融合模式,让非遗真正“穿在身上、走向市场”,实现非遗文化向文旅经济的有效转化。活动现场吸引来自北京、珠海、西安等地的上千名游客前来观秀赏景,12家企业与渭南非遗产业带头人达成合作意向,近50套非遗服饰实现成果转化,意向订购623套,巾帼好物成交123单,渭南市女企业家协会与多家商会、社会组织等达成渭南巾帼好物产销对接合作意向。

“老粗布是中国传统手工织布工艺。”陕西一家布业公司的相关负责人马艳勤表示,“我会把这份带着温度与情怀的技艺传承下去,让传统老粗布在新时代被更多人看见、喜爱。”

这份扎根乡土的时尚实践,不仅让古老非遗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更以巾帼之力赋能乡村振兴。未来,渭南将持续深化“非遗+文旅+巾帼”核心价值,串联地域文化、特色产业与乡村旅游多元资源,让文旅融合成为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劲引擎,让更多优秀中华传统文化在传承中创新、在交流中绽放。

(本报记者 张哲浩 李 洁)

第10版:综合新闻7 篇

新农人春耕忙

3月24日,在重庆市梁平区,农民通过机械传送带将水稻育秧盘运送到田里。新华社记者 唐奕摄

【春耕进行时】

一架无人机稳稳升空,吊起一个个传送带,精准地运送到田间指定位置……春日的清晨,在重庆市梁平区仁贤街道仁贤社区夏家坝的千亩水田间,一幅别样的春耕图正在展开。

与传统农耕场景不同,在这个田间地头,现代化的农业机械轰鸣作响,一群00后新农人正在忙着挥洒汗水与智慧。

“这些传送带是用来运送秧盘的。以前全靠人工搬运,费时费力;现在用无人机,几分钟就能摆放到位。”熟练操作无人机的唐宏伟,是梁平职教中心的高三学生。他一边灵活拨动遥控器,一边自豪地告诉记者,经过几年的学习和实践,如今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无人机驾驶、维修保养等技能。春耕的田园成了他施展才智的大舞台。

在水田的另一边,今年20岁的肖银正带着几个“新徒弟”坐在无人驾驶拖拉机上,忙着在水田四周打点,以便拖拉机自动规划出最优路线。肖银2024年从梁平职教中心毕业,短短两年时间,就成长为合作社的新农人。

“以前平整水田,人得跟着机器走,一天下来腿都迈不动了。现在好了,动动手指就能搞定。”梁平味源现代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世飞说,拖拉机在水田里匀速前行,泥土被翻整得松软均匀,比人工劳作的效率高了许多。

“近年来,多家现代农业专业合作社与梁平职教中心携手,开办起智慧农业产业学院,通过无人机操作、现代农业机械维修等实用课程的培训,带出一批批懂技术、会操作、善管理的全能型新农人。”梁平职教中心校长何豹告诉记者,如今,这些新农人成了梁平智慧农业发展的生力军。

在水田边,正忙着操作无人机播撒底肥的姚东成,之前一直沿用传统方式从事农业种植。2025年加入现代农业专业合作社后,经过系统培训与实践操作,他成长为喜欢琢磨技术的新农人。

“我要跳出传统的农业种植模式,成为主动拥抱现代农业技术的农村青年。”姚东成对投身现代农业充满信心。

“新农人的‘新’,不仅在于掌握了新工具,更在于带来了新理念、新模式。”李世飞说,新农人的加入,将不断提升耕种管收各环节的机械化和智能化水平。

(本报记者 李 宏 张国圣)

新疆吉木乃口岸果蔬出口量何以飙升

3月26日,新疆吉木乃口岸传来喜讯:今年1至2月,吉木乃口岸出口果蔬4100.4吨,同比增长888%,口岸果蔬出口企业数量从去年同期的70家增至140家。

“我们公司的出口额相比去年前两个月增长了超过500%,很多朋友也开始选择做出口生意了。”新疆安达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戴海刚感触颇深,“早几年我就跟许多做果蔬的朋友建议,试试把货卖到国外去。大家一听都连连摆手,一是怕运输时间没保障,果子烂在路上;二是怕搞不清楚国外的规则,白忙活一场,还可能赔钱。”

这些顾虑如何解决?“企业怕不清楚规则,我们就做他们的‘政策说明书’。”吉木乃海关监管科关员颜晨说,他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及时跟踪解读境外法规。“像欧亚经济联盟最新的植物检疫决议、哈萨克斯坦的具体进口要求这些关键信息,我们都会第一时间组织宣讲会,或者直接到企业去,‘点对点’讲明白,确保他们报出去的单子、做的准备都合规达标。”颜晨说。

解决了规则问题,更紧迫的是与时间赛跑的运输难题。果蔬易腐,对通关时效要求极高。“我们所有的流程都围着‘快’和‘鲜’两个字转。”颜晨介绍,口岸为果蔬等农副产品设置了快速通关“绿色通道”,实行24小时预约通关。“很多货车司机都知道,哪怕半夜到了口岸,打个电话,我们关员也会立刻出来验放,真正做到‘车到即办、办完即走’。”

高效通关离不开硬件的支撑。口岸推动多家物流仓储企业升级改造设施。“以前我们冷库的温控波动大,心里总不踏实。”一位仓储企业负责人说,“海关来人指导,帮我们按标准整改。现在好了,从入库到出库,温度、病虫害监测这些关键指标都能稳定达标,货交给我们,客户也放心。”

“现在感觉完全不一样了。”新疆江楠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经理屈小玲说,“从车辆进场到办完手续出境,时间大大缩短。我们的柑橘、柚子这些娇贵水果,品质更有保障,损耗也降下来了。”她透露,正因为通关顺畅、预期稳定,公司通过吉木乃口岸走的订单越来越多,下一步拓展中亚市场的底气也更足了。

戴海刚的观察则从物流链条印证了这种变化:“现在很多客户都采用‘海外仓’模式,先把大批量货发到俄罗斯新西伯利亚等地的大仓,再根据订单往周边分拨。这种模式特别依赖口岸通关的稳定和可预期。”

从最初的犹豫观望到如今的信心倍增,口岸企业与海关合力,正让新疆的果蔬“走”得更远。

(本报记者 赵明昊 黄小异 姚 昆)

春染茶山

清明临近,各地茶园陆续进入采摘期,茶农忙着采摘明前茶,供应市场。图为3月28日,采茶工在广西梧州市苍梧县六堡镇哈口茶园采茶。新华社发

2026全国精品首发季启动

本报北京3月29日电 记者董蓓从商务部获悉,2026全国精品首发季暨“首发上海”系列活动发布仪式28日在上海举行。

据介绍,举办2026全国精品首发季,是商务部积极发展首发经济、打造“购在中国”品牌、大力提振消费的具体举措。

商务部将指导各地开展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精品首发活动,培育一批高能级首发平台载体,打造一批体验感强、带动面广、显示度高的消费新场景,因地制宜发展首发经济,不断激发消费新动能,推动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雄安新区雄东综合文体中心投用

本报雄安3月29日电(记者陈元秋、耿建扩)河北雄安新区雄东综合文体中心28日正式投入使用。作为2026年雄安新区首个亮相的组团级公共文体设施,该中心的启用,标志着雄安新区公共文化服务网络进一步织密,城市功能持续完善。

据介绍,雄东综合文体中心启动运营是雄安新区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具体体现,该场馆以“大众全面参与共享的群众文化艺术馆”为定位,集文化演艺、全民健身、艺术体验于一体,与新区已建成的雄安图书馆、雄安体育中心及一系列社区级文体设施形成联动,共同构建起便民利民的“15分钟文体生活圈”,让群众在家门口即可享受高品质文体服务。

开业期间,雄东综合文体中心将推出惠民演出、全民竞技赛事、沉浸式艺术体验等系列活动,涵盖相声、戏曲、舞台剧及群众体育赛事等多种形式,突出参与性与公益性,着力打造群众愿来、常来的“城市会客厅”。

3月28日至29日,葫芦相声社雄安城市巡演率先登场。4月4日至6日,雄安戏曲世家李派传承人李继春将率内蒙古艺术剧院京剧团走进雄安。4月11日至12日,开心麻花携口碑力作《开心聊斋·三生》首次登陆雄安,亮相雄东综合文体中心。

3月28日起,“ON燃雄安”城市IP全民竞技赛在群众立方运动中心火热开赛。该赛事面向广大群众,创新推出“赛季连贯制”竞技模式,从雄东出发,联动多个文体中心,再到雄安体育中心辐射整个新区,以球会友、以赛融情,激发起全民参与的运动热情。

届时,雄东综合文体中心广场将变身开放式的全民艺术舞台。社区群众、雄安建设者皆可随时登台演绎,用歌声与故事讲述属于自己的雄安记忆;手作活动体验区域化身创意工坊,非遗传承人与现代设计师联手,引导居民在指尖流转中感受传统技艺与现代审美的碰撞;巡游表演队伍化作流动的风景,从社区穿行至建设一线,让艺术在城市的每一处角落生根发芽。

该场馆负责人王琦介绍,雄东综合文体中心的启用,标志着新区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配套迈上新台阶。未来,雄安新区还将坚持公益性与市场化相结合、专业性与综合性相结合,建设运营一批既普惠共享又各具特色的高质量组团级公共文体设施,容西工人文化宫、昝岗综合文体中心将于4月、5月陆续开馆运营。

宁波镇海有群爱“星”合伙人

日前,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蛟川街道临江社区里,一场明快有力的非洲鼓表演,拉开了社区新春联谊活动的序幕。这支成立于2024年的鼓队,队员平均年龄10岁,都是被诊断为孤独症的儿童,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星娃”。

社区党总支书记胡维君看着孩子们饱满的情绪,眼里有了泪光:“孩子们一路的成长,很令人感动,也离不开社会各界的爱心助力。”

2021年6月,胡维君与社区干部一起走访新搬来的住户,在小朋友彭彭家里,看到了孩子孤独的身影。“孩子今年4岁,还不会说话,也不愿出门。”彭彭的妈妈说,孩子确诊孤独症后,他们在日复一日的康复训练中承受着经济与精神的双重压力。对接残联和民政部门,帮助家长了解康复补助政策后,胡维君开始关注这个群体。

在走访中,胡维君发现社区还有5户有类似情况的家庭。“能不能建个群互相交流一下?”胡维君的建议得到了几户家庭的一致支持。在街道的帮助和协调下,胡维君牵头成立项目组,邀请专家加入互助群,以爱“星”合伙人团队的方式,为家长提供支持服务。

“自己独自面对的时候,其实挺无助的。后来跟其他家庭一起抱团取暖,再后来请教专家,越来越感到有依靠了。”彭彭妈妈说。

临江社区有一群爱“星”合伙人的消息传开后,其他社区的家庭也来寻求加入。目前,群里已经有了14户家庭。从互不相识到相互支持,14户家庭在社区的牵线搭桥下,成为同行的伙伴。

社区也积极策划开展户外研学、手工实践等亲子活动,让孩子们走出家门,接触更大的世界。为了让孩子们的业余生活更加丰富,社区还积极挖掘才艺能人加入团队。目前,共有6位才艺能人成为爱“星”合伙人。

周颖是临江社区的居民,专注特殊群体手鼓教学已近5年。胡维君找上了门,想让她在社区教“星娃”们学非洲鼓。“我们没有经费,完全公益。”胡维君话未说完,周颖就一口答应了下来。“非洲鼓的节奏感很强,也是宣泄情绪的一种方式,从每次上课的状态中看得出,孩子们都很喜欢。”在周颖的悉心教导下,孩子们打得越来越好,开始在多个场合参加演出,他们也在掌声和鼓励中变得更有自信、更有活力。

5年来,在爱“星”合伙人的陪伴下,“星娃”们在社会交往及自理能力方面得到明显改善,其中6名孩子已进入校园学习,情绪自控方面也有了很大的提升。一路走来,一些家长也从原来的受助者,成为“孤独症”关爱行动的志愿者,参与早筛查、早干预的普及。“孩子在成长,家长也在成长。有了爱‘星’合伙人的陪伴,‘星娃’们不再孤独。”志愿者、“星娃”家长刘女士说。

(本报记者 曾 毅 本报通讯员 陈燕玲)

深化科产教融合发展 锻造新商科卓越师资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自觉肩负响应国家战略、培育时代新人的使命担当,紧跟新商科建设的时代浪潮,创新构建面向新商科人才培养的高素质师资队伍建设体系,打造出一支由高层次领军人才组成的新商科师资队伍,切实支撑新商科人才培养体系的创新与实践,走出了一条守正创新、共荣共生的高质量办学之路。

打破学科壁垒 重塑教师角色

学院以新商科建设为引领,突破教师传统的“知识传授者”角色定位,创新提出“三维能力重塑”理念,实现教师身份的多维塑造。

实现“学术专家”向“跨界融合者”转变,培养教师的交叉研究能力。学院鼓励教师参与“工商管理+软件工程”“工商管理+自动化”等双学位项目及工业工程“2+2”项目,联合理工科专家展开跨学科合作,通过“老中青传帮带”的科教融合模式,引导教师将前沿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案例,实现科研与教学双向赋能。

实现“知识讲授者”向“产业赋能者”转型,提升教师的社会服务能力。学院联合大湾区典型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鼓励教师承担南方电网、美的集团、广汽集团等企业横向课题,将真实产业问题引入课堂,并健全激励机制,通过将企业咨询成果纳入绩效考核,倒逼教师主动参与产业实践,提升实践指导能力。

实现“本地教育者”向“全球传播者”跃升,拓展教师的国际视野。学院依托广州国际校区“在地国际化”教育改革试点,引导教师参与国际商学院协会(AACSB)等国际认证并担任评审专家;组建中外协同团队,开发双语课程,并通过国际高校联合教研,实时追踪世界顶尖商学院课程动态,持续提升国际化课程设计与多元文化教学能力。

完善制度体系 筑牢成长基石

学院以人才队伍建设制度为重要抓手,系统构建涵盖培养机制、评价机制、资源协同建设、动态迭代机制的“四维保障工程”,为教师的成长和发展筑牢坚实的制度保障。

完善培养机制,实施分层分类培养。青年教师通过“导师制+企业挂职”培养机制,有效提升实践能力,资深教师则通过“企业咨询诊断”,引领课程创新。同时,学院设立专项基金支持教师参与大湾区产教联盟和国际认证项目。

创新评价机制,激活内生动力。学院突破单一评价体系的局限,建立“教学—实践—就业”联动评价机制,通过毕业生就业质量、企业满意度反向优化教师考核,形成教学成果、产业贡献、科研成果三位一体的多维评价体系。

深化资源协同,筑牢硬核教学支撑。学院依托国家级“双创”示范基地,打造集AR/VR、元宇宙为一体的智慧教学平台,同时整合企业案例库、国际课程库和行业资源库,构建跨专业资源共享平台,为教师提供一站式教学支持。

建立闭环反馈系统,实现动态迭代。学院基于大湾区产业需求调研和校友追踪数据,动态调整教师培训方向,实现教师能力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

累累硕果盈枝 尽显实践成效

历经六载风雨兼程、砥砺奋进,学院精心构建的高素质师资队伍建设体系取得显著成效。

国家级科教平台建设取得重大突破。学院获批以“数智化运营与供应链管理”为主题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群体项目,以及教育部首批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

复合型人才培养成果斐然。近10年,学生在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挑战杯”系列竞赛等重大赛事中累计斩获奖项1600余项;超三分之一的毕业生进入世界500强企业,一批优秀本科生毕业后继续深造,后奔赴南洋理工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知名高校任教。

国际化办学水平显著提升。学院于2025年再次通过AACSB国际认证,成为全球仅6%荣获此认证的商学院之一;开设工商管理“全英班”,联合美国罗格斯大学等国际院校开展本科双学位项目,实现人才培养的双向国际化。

新时代,新征程。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将始终坚守育人初心,持续加大师资队伍建设力度,致力于以更优学科布局、更实制度支撑,推动高素质师资队伍建设体系迭代更新,以更加积极实干的姿态,奋力书写新时代高等教育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与时代发展同向共行的崭新篇章。

(许 治 钟远光 许小颖)

第11版:光明学人2 篇

江畅:把生活融入哲学

(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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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畅(中)和同事在一起。(图片由作者提供)

学人小传

江畅,湖北浠水人,1957年出生,2025年去世。1977年考入武汉师范学院(今湖北大学),1982年毕业留校任教。曾任湖北大学党委副书记、湖北省教育考试院院长、湖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部政治哲学研究中心教授,曾兼任国际价值研究学会会长、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等职。著有《江畅文集》(12卷本)等。

老同学江畅的墓地安卧在武汉龙泉山,墓碑上镌刻着他生前提炼的25字箴言:“走幸福之路,做智慧之人,修德性品质,创和谐环境,过优雅生活。”这是“幸福主义伦理学”的高度概括,也是他一生最后的嘱托。

从翻砂工到哲学青年

2025年12月20日,江畅走了,很突然。那天晚上,我到他家里时,脑子里突然闪过一组画面——那是母校湖北大学九十周年校庆专题片。片中有江畅的镜头:他作为杰出校友在会上发言,语调平稳,神情从容,花白的头发在灯光下格外醒目。镜头不过数十秒,却足以让人想起他几十年的学术生涯——1981年提前毕业,留校任教;1993年获武汉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做过湖北大学党委副书记、湖北省教育考试院院长,行政事务繁忙也没放弃学问;2012年辞去行政职务,回到母校任教;2013年成为湖北省属高校首位“长江学者”;2019年,《江畅文集》十二卷问世。这些节点记录了他的学术道路,而更动人的,是他作为“学人”的姿态——他把学问视作生命,把生活融入哲学。

回到家里,心里还是那种不真实的恍惚。我打开电脑,桌面上是一篇写江畅的文章。就在两个多月前,我还把这篇文章发给他提意见。他夸我写得好,又谦虚地说有些“溢美之词”,还提到近几年自己学术上又有了新进展,约我见面细聊。

2025年10月20日,我们相约见面,商量改稿的事,主要是听他讲解《哲学三部曲》的创新点和它在学术发展史上的意义。快七十岁的人了,他身上没有一点儿老态,说起话来依然兴致勃勃,带着那种粲然的笑。没想到,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江畅的老家在湖北浠水,那里是闻一多的故乡,山水之间有种说不出的灵气。他生于1957年,15岁那年,走进湖北鄂城重型机器厂,当了一名翻砂工。我曾想象过那种场景:车间里炉火正红,铁水翻滚,热气混着粉尘扑面而来。少年江畅日复一日,跟炽热的铁器打交道,那份辛苦,不说也能明白。可后来江畅聊起那段日子,却说那时候虽然累,但厂里对他很好,后来提了干,加了薪,只是感觉自己文化底子太薄,心里总想着找个机会再读书。

1977年,高考恢复,我和江畅一起考入武汉师范学院(湖北大学前身)政治教育系。开学后彼此熟悉了,聊起以初中学历考大学的共同经历,感觉格外亲切。起点虽然相似,我们的兴趣却很不一样。

那时大学里哲学课,教材条条框框多,概念干巴巴的。我心里更喜欢的是文学。当时社会上传阅的新小说,像《伤痕》《灵与肉》《人到中年》,我总想方设法找来读,读得心潮起伏。听说有知名作家来学校讲座,也常常跑到中文系去旁听。

江畅却不同,他迷上了哲学。有一次我问他,那些康德、黑格尔的原著,佶屈聱牙的,你怎么读得进去?他笑着解释:“你觉得枯燥,是因为还没钻进去。真读进去了,书里蕴含的思辨和智慧,魅力无穷。”他说这话时眼睛发亮,偶尔还会随口背出几句哲学家的名言。那不是炫耀,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流露,像是想起了老朋友的叮嘱。我印象最深的是北京大学张世英先生来学校讲《逻辑学》。大教室里坐得满满当当,可讲到精微深奥处,一些同学听得很吃力。江畅却一直坐在前排,听得入神,时不时在笔记本上记着什么。课间休息时,他凑到讲台边跟张先生讨论,神情专注,眼里有光。那一刻我忽然觉得,人与人真是不同。有些人上学,是为了拿到一块敲门砖;而江畅坐在这里,更像是为心灵找到了归宿。

回看我们77级那批学生,大多都珍惜来之不易的机遇,学习刻苦。江畅的特别不在于刻苦,而在于那种发自心底对理性思考的热爱。同学们都知道,老师布置作业,他的小论文篇幅常超出要求,不是凑字数,而是真有问题想探讨。图书馆里,他总抱着厚重的原著,一坐就是半天。那些西方哲学家论述的抽象概念,在他那里,好像慢慢生出了可以触摸的筋骨。

1981年,因为成绩优异,他提前半年留校任教,被派到中国人民大学进修伦理学。听说,在北京,他不满足于本校课程,还常常跑去北大旁听。那股子求知若渴的劲儿,一直没褪。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他考进武汉大学,师从陈修斋先生,专攻莱布尼茨哲学。1995年,他的博士论文《自主与和谐:莱布尼茨形而上学研究》出版。这本书,成了他学术大厦的第一块基石。

后来有人问他,读哲学,苦不苦?他总是粲然一笑,说:“你要是见过我在铸造车间的样子,就会觉得我能坐在书桌前安心看书,已是福气。”这话他说得平常,我却听出了深意。那炉火的炽热,和书页间的清光,在他生命里从未断裂,而是同一条河流的上游与下游。正是这种心态,让他从翻砂工的车间,稳稳走向了哲学的讲堂,走得沉静,也走得笃定。

从个体自主到幸福主义伦理学

江畅的学术之路,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像一条河,这条河的源头,可以清晰地追溯到他博士阶段的研究——那本《自主与和谐》。

在莱布尼茨的文字里,江畅敏锐地觉察到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个体的自主与整体的和谐如何共存?这并不是纸上的辩题,而是贯穿人生的难题。个体追求幸福时,如何不以自我为中心而损害公共秩序?共同体追求安宁时,如何不以整体为名而牺牲个人的尊严?他不断追问这些问题,并逐渐将其转化为一种既能入学术之堂,也能落生活之地的思想。

他的总结后来提炼为一句简练的箴言:“走幸福之路,做智慧之人,修德性品质,创和谐环境,过优雅生活。”

在他看来,“走幸福之路”是总方向与终极关怀。这是将幸福从静止的“拥有”状态,转化为动态的“行走”过程,强调幸福存在于积极的生命实践与持续的价值追寻之中,是贯穿一生的旅程而非终点。

“做智慧之人”是通往幸福之路的途径。江畅把智慧理解为抉择的能力,而不是知识的堆积。这让人不在欲望与诱惑中迷失,而在矛盾与冲突中找到可以承受的善。

“修德性品质”是人格的内在基石。智慧若缺乏德性的定向,易流于机巧;幸福若失去德性的根基,则易沦为私欲的满足。德性品质为智慧提供价值锚点,为幸福赋予道德深度,是连接内在修养与外在实践的枢纽。

“创和谐环境”是实践的外部展开。个人的幸福、智慧与德性,需在人与己、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中得以实现、得到滋养。这强调伦理的社会性与共生性,幸福之路必须在共创的和谐场域中延伸。

“过优雅生活”是生命完成的审美境界。当幸福、智慧、德性与和谐共同作用时,生命便呈现出一种从容、丰厚且有分寸感的优美姿态。优雅是内在修养的自然外显,是伦理生活的艺术化表达。

这五个维度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以“幸福”为旨归,以“智慧”为路径,以“德性”为基石,以“和谐”为场域,最终达致“优雅”之境。它们从内在到外在,从个人到社会,从理性到审美,形成了一条从“修身”到“成境”的完整实践路径。

这一框架,既凝聚了江畅对中西伦理思想融会贯通的深邃理解,也体现了他将高远理想落实于具体生命的深切关怀,是其“幸福主义伦理学”最为精练而生动的宣言。

记得有一次我问他:“考试院工作那么忙,你怎么还有心力做系统的学术研究?”他想了想说,做学问,只靠刻苦不够,就像光有柴火点不旺炉子一样。首先,得有一颗真正的“火种”,那就是对问题本身持久不衰的兴趣和热爱。火种点燃后,要想让火焰持续燃烧、越烧越旺,就需要一个坚实的“炉膛”,那就是方法。这个形象的比喻,或许与他早年的经历有关。

他从自己几十年的实践中,总结出了支撑学术生命的四个习惯,或者说四根支柱:一是勤勉。即便在担任行政职务最忙的那几年,他也几乎每天深夜都要独坐片刻,把白天的零星思考整理成文字。数十年如一日,这习惯已像呼吸一样自然。二是专注。读书时,他总带着“我如何理解”的问题去与经典对话;写作时,他心无旁骛,致力于搭建自己思想的屋宇。他常说,真正的创造,产生于深度专注之中。三是节律。他不是苦行僧,却善于为学术生活建立一种稳健的节奏。繁忙时,他利用会议间隙、乘车途中这些碎片时间构思、默想;一旦有整块时间,便迅速进入沉浸状态。他的效率,来自这种张弛有度的节律感。四是回应。这是他衡量学术价值的准绳。他始终认为,学问的意义不在于生产多少文字,而在于能否真诚地回应真实的人生困惑和时代挑战。他的幸福主义伦理学,正是为了回应“人该如何活得更好”这一根本问题。

这四根支柱,支撑起了他宏大的学术建筑。从对莱布尼茨的专精研究出发,经过对“个体与整体”关系的长期思索,最终抵达“幸福主义伦理学”的构建,他的学术河流脉络清晰,水量充沛。2019年出版的《江畅文集》,像一座高耸的航标塔,标记着这条思想之河已经抵达的浩瀚;而他生前全力投入的《哲学三部曲》和《实践哲学三部曲》,则标志着他正在向着更深、更远处开拓,进行新古典主义哲学体系的构建。对他而言,学术从来不是一项可以完结的工作,而是一条“可以终身走下去的路”。这条路,始于对“个体自主”的哲学追问,最终通向的是每个人内心那份可望亦可即的“幸福”。

从书斋到社会

2012年江畅辞去湖北省教育考试院院长职务,有些人不理解。那时他若继续留在行政轨道上,前景可谓广阔。然而,他在内心,始终自视为一个“读书人”。他的兴奋点,永远停留在那一方学术天地。我看得出,在江畅身上,行政事务与做学问之间,存在一种持续的张力。学术于他,是“血液里的文化基因”,无法割舍,日夜呼唤着他的回归。

于是,当湖北大学需要一位全身心从事专业研究的学术带头人时,一切便显得水到渠成。这既是时代选择了他,也是他最终选择了内心的归宿。他说:“学术,是我可以终身走下去的路。”在外人看来,这是惊人之举,在我眼中,却是游子归家,如鱼得水。

回归书斋后,他的学术能量并未囿于方寸之间,反而以一种更蓬勃、更开放的姿态辐射开来。他深感真正的思想不应是象牙塔内的独白,而应是与社会共振的交响。2013年,他牵头成立了湖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并以此为平台,做了一件在省内乃至全国学界都颇有影响的事——连续多年主办“世界文化发展论坛”和“中国文化发展论坛”。

这些论坛的成功,固然得益于他的学术声望和组织能力,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他身上那种令人如沐春风的真诚与包容。学者梅珍生在回忆文章里写到与他的交往,称其为“君子之交”,说他“在能够帮助的时候,伸以援手,在无暇自顾的时候,又相互理解”。正是这种人格魅力,凝聚起一支跨学科的学术团队,让思想的交流超越了简单的观点碰撞,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建设性对话。

他的学问也深深浸润在教学之中。他面对学生时,那份温和与耐心始终如一。他授课从不照本宣科,而是善于从一个个真问题出发,引导学生“反思”——反思已知,觉察未知。他将“幸福主义伦理学”的理念化为具体的育人实践,提炼出“四爱精神”:爱智慧、爱教育、爱学生、爱学校。这不是口号,而是他的日常。他个人生活简朴,却慷慨捐资30万元设立了“哲人奖学金”。在他心中,教育是点燃火焰、唤醒智慧,是帮助年轻人找到那条属于自己的“幸福之路”。

更难得的是,他始终致力于拆除学术与公众之间的藩篱。他不仅是专业期刊上的作者,也常常应邀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上发表文章,用清晰通俗的语言,阐述他对幸福、公正、文化自信等时代命题的思考。他也活跃在许多高校和公共讲坛上,面对不同专业背景的听众,他总能将深邃的哲学理念,转化为贴近生活的智慧分享。听他讲座,你感受不到居高临下或艰深晦涩,只会领略到一种平和而坚定的理性力量。他曾说:“哲学若不能观照现实、回应人心,其生命力便会枯竭。”

与此同时,他主持的多个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人民至上’价值及其实践研究”,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认同伦理研究”;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传统、历史经验和世界意义研究”,到文化协同创新中心的建设等,都鲜明地体现了他学以致用的学术取向。他带领团队,将理论思考扎实地落位于对文化发展、价值建设、社会进步等现实问题的深入研究中。在他身上,学者的人文关怀与社会责任感融为一体。

他仍“在场”

江畅告别仪式那天,冷雨扑面。一个鲜活、热忱、充满思想活力的生命,就此与我们天人永隔。但我知道,江畅并未真正远去。

他的著作,静静立在无数图书馆和个人书房的书架上。文字不死,思想便常在。他所构建的“幸福主义伦理学”体系,是他留给世人的一座开放式园林,框架已成,景致初具,后来者尽可进入其中,漫步、思索、添砖加瓦,或沿着他指出的“幸福之路”,走向自己的风景。他的学问,不是随着个体生命终结而凝固的标本,它仍然活着,仍在对话,仍在生长。

他的风范,更在无形中延续。在湖北大学的校园里,他倡导的“四爱精神”依然在扩展;他设立的“哲人奖学金”仍在资助着一届届学子。他的学生们,如今许多也已成为老师,他们把从江畅那里感受到的对智慧的热爱、对教育的虔诚、对学生的关心,融入自己的言行,继续传递下去。

雨终会停,云总会散。当我们这些老同学再次聚首,提起“江畅”这个名字时,最初的沉重悲痛会随着时间慢慢沉淀,而浮上心头的,更多的是温暖的回忆,是他谈论哲学时眼中的睿智,是他温和的笑容,是他那句“走幸福之路”的期望。他走了,但他以著述、思想、风范以及一段忠实践行了自己理念的人生,完成了一种更深邃的“在场”。我想,江畅的墓志铭不仅镌刻在石碑上,随着岁月的流逝,它将会镌刻在更多后来人的心上。这,或许就是一位学者、一位挚友,一个我们7701班老同学所留下的永久纪念。

(作者:张继年,系湖北省教育厅原巡视员)

砚边岁月

——忆江畅的“破烂”人生

2025年12月20日,江畅猝然离世。那个永远神采奕奕、满怀学术热忱与创造活力的身影,从此定格;一段深耕不辍、硕果累累的学术人生,戛然而止。

江畅这一生,于学问笃志求真,于生活安贫守俭。那顶千疮百孔的蚊帐、那些一茬又一茬被坐破的板凳、数件袖肘被磨损的衣衫,成为他四十余载治学生涯中最朴素又最鲜明的印记。

我与江畅是大学同班同学,性情相契、志趣相合,彼此欣赏、相互尊重,更以包容之心守护着相伴的岁月。1981年9月,江畅受武汉师范学院委派,赴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进修。1983年,我赴京探望。因领证后未办婚礼,我们决定在此期间补办仪式。没有亲人,没有宴席,做了几碟小菜,仅邀几位同窗围桌小酌,便完成了这场极简婚礼。入夜,陋室中那张局促的单人床,配上那顶千疮百孔的破蚊帐,令我啼笑皆非,暗忖“太便宜这小子了”。可转瞬,心疼与笃定便取代了嗔怪——除了周末挤出时间陪我逛逛京城,尝尝小吃,其他时间,江畅或奔波于两校课堂,或伏案于方寸陋室,风雨无阻。那份对学术的赤诚与专注,让我看到了他胸中的丘壑与眼底的光芒。

1983年返汉后,我们暂居于我父母家,陋室虽小,却是江畅安心伏案、潜心治学的一方天地。次年,他在这方寸之地撰写的论文便有4篇被发表,3篇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让他在伦理学界初露锋芒。等有了自己的小家,我们首先就是花七百元“巨资”置办了一套木制家具——一张长方形书桌、一把椅子。在这个“学术阵地”,江畅一坐就是12年。到1999年,那把木制的椅子竟被他生生坐出一个臀型的凹痕直至破损。但他还是没有舍得丢掉,而是找了块五夹板仔细钉补,又若无其事地坐上去继续读书、写作,直到后来搬家才换了新的。

我们总是劝他不要太辛苦,但他以此为乐,终日与书桌为伴。就这样,桌椅换了一茬又一茬,直至2017年,念及他已是花甲之年,我为他添置了一套符合人体力学的舒适桌椅。他满心欢喜,连连称赞舒适。到2024年,那座椅的两个皮扶手前端,便又被他磨损,直至今日仍用旧袜子包裹着。江畅从来都没有刻意追求“坐冷板凳”,只是一门心思扑在学问上,日复一日地坐在书桌前,不知不觉就把“板凳”坐得没了模样。这些新旧更替的破“板凳”,陪着江畅熬过无数个笔耕不辍的日夜,是他心无旁骛做学问最真实的见证。

江畅的衣衫有个特点——别处尚新,唯左肘与袖口因常年伏案工作而最先被磨得破损。有时破口太大,实在无法缝补,他依旧坦然穿着。想来无数次,他脱下外套与同人、学生论道时,那藏不住的破洞,成为淡泊名利、潜心治学的无声注脚。江畅素来不重衣着,不追求名牌傍身,只求舒适自在。在他眼中,高档皮鞋拘束夹脚,超市里平价的休闲皮鞋穿起来更舒服。可就是这样一个对自己极尽俭朴的人,对身边有困难的朋友、学生,却向来慷慨大方,常常倾囊相助,用善意温暖着每一个相识之人。

江畅的离去,是我生命里无法弥补的空缺。那些与旧蚊帐、破板凳、褴褛衫同行的“破烂”岁月,那些他低头写作、抬头论道的瞬间,那些清贫却充盈的日常,早已镌刻进我的生命深处,成为永不褪色的记忆。砚边相伴四十余年,我们是相守一生的家人,更是灵魂相契的知己、并肩同行的伙伴。他以学术之光照亮前路,以温柔之责守护家庭,以赤诚之心对待亲友,而我幸得与他相守,这份彼此扶持、双向奔赴的感情,便是岁月赠予我们最珍贵的礼物。我将带着这份刻骨铭心的思念,从容前行,不负他一生的赤诚与深情。

(作者:张汉明,系江畅妻子)

第12版:国际新闻6 篇

美以黩武冲击全球,促和止战刻不容缓

【鸣 镝】

“我们正遭受这场战争造成的严重经济冲击。”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如此描述当前美以伊战事令欧洲付出的“代价”。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所引发的经济冲击,正如投入湖面的巨石,激起的波澜早已远超中东地理边界。

根据德国政府内部测算,2026年德国经济增速或降至0.5%,远低于此前1%的预测。德国经济过去三年持续处于困境,号称该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举债投资计划落地后,才给这台欧洲经济的引擎注入些许动力。然而,动荡的中东局势又给德国人浇上了一盆冷水。有德国官员认为,若冲突持续,不仅将加剧德国政府财政整顿的难度,也会迫使欧元区整体经济增长前景面临重估。3月26日,德国联邦银行将美以伊战事列为一季度德国经济可能陷入停滞的重要因素,并下调经济预期。

同样,刚有回暖迹象的意大利经济也遭遇冷风,意政府拟将2026年增长预测下调至0.5%。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警告称:“我们正面临一场真正的冲击,可能超出了我们目前的想象。”她表示,目前金融市场的反应过度乐观了,许多技术专家认为,已经有太多能源基础设施遭到损毁,根本不可能在几个月内恢复,这导致“我们对当前危机严重性的评估存在某种滞后”。

国际能源市场持续震荡。《华尔街日报》报道认为,若要判断能源价格究竟还可能冲到多高,就不能只盯着华尔街分析师平时追踪的那两个基准指标——美国基准西得克萨斯中质原油和欧洲基准布伦特原油。“表面上看,油价似乎会随着每一条有关这场战争的新闻标题起落波动,实际上这些冲击要沿着从井口到加油站油枪之间那套复杂的物流与金融体系层层传导,往往需要数周甚至数月”。

摩根大通的分析师说,截至3月23日,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已使全球日均石油供应减少1600万桶。尽管不少原油改由管道运输,多国释放了战略石油储备,全球经济每天仍将面临1000万桶石油的供应短缺。

对一些国家来说,供应缺口数字正在快速转化为工厂停产、商品短缺,损害民生福祉。3月24日晚,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宣布,因受中东冲突影响,“国家能源供应的可用性和稳定性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菲石油库存仅够维持45天,全国进入国家能源紧急状态。同时,为缓解能源压力,菲律宾政府还将政府人员工作日缩短为每周4天,并向全国摩托车、出租车司机及其他公共交通从业人员发放每人5000比索(约合人民币573元)的补贴,部分城市为学生和上班族提供免费公交服务。菲律宾能源部长莎伦·加林表示,由于天然气运输受到战争严重冲击,菲律宾计划提高燃煤发电厂的发电量,以压低电价,缓解供电压力。

生产领域的压力传导则更快也更难把握。韩国一家有50多年历史的塑料工厂已将产量降低至正常水平的七到八成。韩国方便面企业三养食品表示,冲突若长期持续,可能导致包装材料短缺并推高成本。印度政府限制对塑料产业的液化天然气供应,以保证普通家庭的燃料需求,但由于塑料瓶和瓶盖价格飙升,国内瓶装水价格也在上涨。

印度等农业大国的大量尿素进口需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运输中断深刻影响这些国家的生产,进而可能推高粮食价格;而海湾国家的大部分食品依赖进口,其75%的大米,90%以上的玉米、大豆和植物油需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

冲突持续还将造成数百万在中东国家工作的孟加拉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工人的侨汇收入锐减。孟加拉国政府已实施紧急燃料配给制并关闭大学以节约电力。尼泊尔政府实施燃气配给措施。随着能源价格的不断上涨,一些承压能力弱的经济体很快将出现外汇储备见底、经济运转停滞等更大困难。

从更宏大的视角看,这场战争对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冲击同样严峻。世界贸易组织预测,如果能源价格持续居高不下,今年全球商品贸易增长将从1.9%放缓至1.5%,北美出口增长将从1.4%降至1.1%,欧洲出口将遭重创,萎缩0.6%;今年亚洲经济增长率从3.9%放缓至3.1%,欧洲经济则几乎陷入停滞,增长率将从此前预估的1.6%放缓至0.4%。

这场由战争引发的经济动荡远未平息,因其产生的秩序裂痕与信任危机将更为深远和持久。英国《卫报》的评论文章犀利地指出,“美国不再是服务于国际稳定的可靠伙伴,而可能是全球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

国际社会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滥用武力只会带来严重后遗症,战事外溢威胁地区安全稳定。当前,必须为促和止战创造最大可能性,让国际社会回到稳定、确定、可预期的道路上来。

(作者:李曾骙)

司法改革公投失败重挫意大利政府

【国际观察】

近日,意大利围绕司法改革举行全民公投,最终以约54%反对票和46%赞成票的结果否决了这项改革。这被普遍认为是梅洛尼就任意大利总理三年多来遭遇的最大政治挫败,打破了其在历次选举中“不可战胜”的光环。此后,梅洛尼迅速展开“止损”行动,接连迫使同属其领导的意大利兄弟党的司法部副国务秘书德尔马斯特罗、司法部办公厅主任巴尔托洛齐及旅游部长桑坦凯三人辞职。总体来看,公投失败虽尚未引发政府危机,却在事实上削弱了梅洛尼的执政掌控力和现任政府威信,使得意大利各主要政党围绕2027年大选的角逐提前拉开了帷幕。

2022年10月上台的梅洛尼政府由极右翼的意大利兄弟党、极右翼的联盟党和中右翼的意大利力量党联合组建,执政联盟在参众两院均拥有稳定多数席位,因此本届政府天然具备较好的稳定性。总体而言,作为二战结束以来意大利“最右”的政府,梅洛尼政府上任后的表现有力回应了此前外界的种种疑虑:一方面在处理经济、社会与外交事务上灵活务实,积极争取民众支持;另一方面则着力推进制度性改革,试图塑造改革与创新型政府的形象。

此次诉诸公投的司法改革就是其力推的三项制度性改革之一。改革涉及修订宪法,主要包含三项内容:第一,调整司法体系内部结构,将检察官与法官的职业路径分离,以解决政府认为检察官权力过大的问题;第二,破除内部管理垄断,将负责法官与检察官任命、晋升和调动的最高司法委员会拆分为法官委员会与检察官委员会,同时规定其委员产生方式由同行选举改为抽签决定;第三,加强外部监督,新设独立的高级纪律法院,将处理司法人员纪律问题的权力从最高司法委员会中剥离出来。

梅洛尼政府期望以此项改革回应国内社会对司法体系效率低下的长期不满,同时也有履行欧盟资金支持的国家复苏与韧性计划所涉改革任务的考虑,强调改革将使意大利司法体系更公正、更高效。改革在2025年内完成两轮议会审议,但未达到修宪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门槛,因此定于2026年3月举行公投。

在意大利,党派斗争异常激烈,政府发起的涉及修宪的全民公投即便针对的是具体的制度设计,其政治象征意义也常因党派博弈而超出议题本身,进而演变成是否支持政府的政治对决,结果不确定性极高。2016年12月,前总理伦齐就曾因一场修宪公投黯然下台。此番梅洛尼政府司法改革公投失败的一个关键原因,也在于议题被反对党政治化,进而演化为对政府的信任投票。梅洛尼领导的执政联盟原本试图将改革界定为提升司法效率的技术性调整,但民主党、五星运动等中左翼反对党以及意大利活力党等部分中间派在野党则有意通过媒体话语与社会动员,将复杂的改革简化为是否支持政府扩权的二元选择,使公投逐渐偏离改革本身,最终导致被多数选民否决。

此外,公投失败还有另外两个重要原因。其一,改革触动了“司法独立”的敏感神经。在意大利的政治文化中,特别是经过20世纪90年代初的“净手运动”后,司法独立受到高度重视。此次改革被法律界普遍解读为将削弱司法独立性,遭到司法界强烈反对,而铺天盖地的政治辩论也令部分摇摆民众转向反对,客观上形成了否决合力。其二,改革内容技术性强,普通民众不易形成直接判断。一方面,政府难以提出简明易懂的基层动员口号;另一方面,摇摆民众容易受反对声音影响,认为改革会带来风险,但是收益并不明确,因此倾向于维持现状,也即投反对票。

欧洲有分析认为,梅洛尼本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关系密切也或多或少影响了公投结果。特朗普政府的高关税政策冲击意大利出口利益,其在伊朗发动的战争加剧地区紧张,引发意大利社会普遍担忧。在此背景下,意大利部分选民开始质疑梅洛尼政府的对外政策路线,并在公投中以反对票表达不满。

截至2026年3月底,梅洛尼政府已执政超过三年零五个月,是1946年意大利共和国成立以来执政时长排名第三的政府。鉴于意大利政府向来更迭频繁,而梅洛尼又是意大利共和国历史上首位女总理,本届政府能长期保持稳定实属不易。目前来看,由于执政联盟在议会拥有稳定多数席位,且主要政党未出现分裂迹象,公投失败尚不至于演变为政府危机。

然而,就中期而言,其政治后果不容低估。首先,梅洛尼的权威性或将持续削弱。梅洛尼上任后始终依托强势领导风格和领先的个人支持率,在执政联盟内部发挥主导作用。公投失败表明其个人号召力已触及“天花板”,这无疑令其在政府内的权威受损。其次,未来梅洛尼政府将更加缺乏勇气和魄力推进重大制度性改革,执政联盟的凝聚力也会相应下降。一旦执政联盟在后续地方选举中表现不佳,或民调持续下滑,党派间博弈很可能会加剧,进而增加政府重组甚至提前下台的可能性。接下来,意大利主要党派将围绕2027年大选展开较量,该国政治将从此前的相对稳定期,转入竞争更激烈、博弈更复杂的新阶段。

对于中左政党而言,虽因在公投中联合对抗梅洛尼政府而提振了士气,但是要在大选中获胜,必须尽快弥合分歧,组建起紧密的竞选联盟。对于右翼政党而言,梅洛尼仍是盟主,未来她既要发挥自身政治沟通能力,最大限度维护执政联盟团结,又要尽快走出公投失败的阴影,调整对内对外政策以提升民众信任。值得注意的是,从中长期看,此次公投失败或将弱化意大利政府后续推进重大制度性改革的动力,这不利于提高国家治理效率,进而会对该国营商环境改善及经济复苏前景带来负面影响。

(作者:孙彦红,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欧洲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图片报道

由于美国国土安全部“停摆”持续,负责机场安检的员工已数周领不到工资,请假甚至辞职的人数激增,人手短缺造成机场混乱局面日益严重,全美各地机场出现了严重的安检排队时间长和航班延误问题。图为3月27日,乘客在美国纽约拉瓜迪亚机场排队等待安检。新华社发

德研究报告:中国工业数字化水平全球领先

新华社柏林3月28日电(记者杜哲宇)德国慕尼黑大学和咨询公司MHP近日联合发布的《2026工业4.0晴雨表》报告显示,中国工业数字化水平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在数字孪生技术、人工智能、供应链透明度和自动化等方面表现突出。

报告显示,全球工业领域的数字化水平继续上升,相关晴雨表指数已由2022年的48%升至目前的68%。其中,中国达到72%,较去年提升3个百分点,美国是69%,印度和墨西哥分别为68%和67%。

慕尼黑大学数字服务与可持续发展教授约翰·克兰茨说,从各国比较来看,中国和美国的企业应用数字化生产技术的速度更快,采取了比欧洲企业更具一体化和规模化特征的实施路径。

报告还显示,数字孪生正成为工业领域增长最快的技术之一,中国企业在使用该技术方面明显处于领先地位,特别是在物流领域。在工业生产中使用人工智能方面,中国企业的使用比例也处于领先地位。

这份报告分析了来自世界多国的1200多名工业企业代表的反馈,受访者主要来自机械与设备工程、信息与通信技术以及汽车行业。

探索高校数字人才培养新路径

云南财经大学牵头联合多所高校,历经10年探索,构建了适配当地需要的高校数字经济人才数字素养培育新模式,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破立并举,构建“七位一体”协同育人体系。学校以“服务边疆、知能兼授”为理念,创建了“学科—专业—课程—师资—教材—平台—科产教”七位一体协同育人体系。将人工智能深度融入通识教育,建成国家级一流课程3门、省级一流课程5门。组建以“云岭学者”领衔的高水平师资团队,团队成员在国家级与省级教学大赛中斩获各种荣誉20余项。编写规划教材及优秀教材30部,实现教学内容与边疆实际精准对接。同时,建成“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数字化教学实训体系”,入选云南省“人工智能+高等教育”典型应用场景案例;建成“云南省现代物流与供应链大数据服务平台”,为政府决策、行业监测、人才培养提供数据支撑。

科教融汇,打通科研与教学之间的壁垒。学校坚持将科研优势转化为育人优势,依托云南省服务计算重点实验室、云南省服务计算与数字经济创新团队等,将科研环境直接转化为教学场景。将本科生纳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云南省重大科技专项等科研项目进行训练,将跨境数字贸易、智慧口岸建设等前沿成果开发为特色教学案例,形成“企业出题—师生解题—产业用题”的实战育人闭环,让学生在真实项目中锤炼本领。与企业合作开展“分段式实践教学”,低年级开展基础实训,中年级参与企业项目,高年级进驻实训基地。学生在“互联网+”“挑战杯”等赛事中,获国家级、省级奖项百余项。

铸魂育人,将家国情怀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在思政育人方面,学校将价值塑造与专业教学深度融合。以云南省“新工科”课程思政示范课项目为牵引,依托服务河口、磨憨等口岸的真实项目,将边疆奉献精神、民族团结教育、跨境贸易伦理等思政元素深度融入案例教学。创新“四维四阶”伴随式智能评价体系,围绕职业素养、技术技能、工程思维、创新潜质4个维度,贯穿课前诊断、课中监测、项目评测、毕业综评4个阶段,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塑造同频共振。

学校通过系统实施数字素养培育新模式,显著提升了数字人才培养质量,成果在全国性院长论坛等高端平台分享,为同类地区提供了可复制的改革范式。

(姜 茸 卢启程 张金鹏)

“同心铸魂”守初心 经世致用担使命

暨南大学文学院联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历经近10年的深耕细作,打造了基于“粤港澳大湾区—中国—世界”3个圈层的“同心铸魂”教育模式,在历史学研究生培养方面开展创新性探索,成效显著。

思政育人,打造“同心铸魂”课程体系。学院根据各门课程的具体内容,分别融入不同思政元素,引导包括港澳台侨学生在内的研究生自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侵袭,形成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其中“中国近现代政治史”课程入选教育部首批研究生课程思政示范课程,上线全国高校课程思政教学资源服务平台“新华思政”,受到广泛关注。

科研育人,实施人才培养新路径。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为核心,学院历史学科近年来获批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10余项、一般项目50余项,为研究生提供了充足的科研实践机会。导师团队基于国家级项目设立专项科研经费,鼓励研究生自主选择论题开展研究,在校研究生参与课题率在70%以上,毕业生凭借自主选题获批国家级项目10余项。

课堂育人,探索创新思维训练新模式。学院将问题意识与创新思维培养作为研究生教育的核心,精心挑选具有重大创新或讨论空间的学术论著作为教学素材,采用研讨式教学,突破思维定式,强化辩证思维训练,提高了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成果发表于学科权威期刊《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等刊物。

实践育人,积极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学院与广东省博物馆、档案馆、广州市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合作建立研究生实践基地,以“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料汇编·港澳台侨卷”“新中国成立以来粤港澳地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重要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等重大课题为抓手,培养了一批优秀硕士、博士研究生,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经过近10年的实践探索,学院“同心铸魂”教育改革取得了标志性成果,获得了广泛社会影响。下一步,暨南大学文学院将继续深化“同心铸魂”教育模式创新,完善交叉学科建设,让更多海内外学子在历史学习中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民族认同。

(朱文亮 蔺志强 郭世强)

第13版:文史哲周刊·文学遗产3 篇

“李白《夜宿山寺》”生成始末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世传李白的这首《夜宿山寺》,文字凝练,想象丰富,明白如话,深得人们喜爱。随着小学《语文》教科书的选录,这首绝句现已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名篇。可是,这首诗是怎样生成的,很少有人关注。

源出《麈史》

《夜宿山寺》,传本《李白集》未录,最早见于北宋王得臣《麈史》。《麈史》卷中载:“南丰曾阜子山尝宰蕲之黄梅,数十里有乌牙山甚高,而上有僧舍,堂宇宏壮。梁间见小诗,曰李太白也。‘夜宿乌牙寺,举手扪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布衣李白。’但不知其是太白所书耶?取其牌归于丞相吴正宪公。李集中无之,如安陆石岩寺诗亦不载。”曾阜,字子山,江西南丰人,元丰间(1078—1085)任黄梅县令。据王氏记载,诗牌由曾阜发现于乌牙山寺,后转给了丞相吴充;全诗二十字,没有题目,落款“布衣李白”;墨迹不能确认为李白所书,李集虽然未载,但集外佚诗已有先例。

王得臣与曾阜二人同朝为官,耳目相及,所记“出夫实录”“无溢美,无隐恶”,可谓客观。《麈史》之后,此传闻虽有变异,而李白“夜宿山寺”主题未改。像赵令畤《侯鲭录》将离城数十里的“乌牙寺”变成了去城百余里的“峰顶寺”,邵博《河南邵氏闻见后录》变“蕲州”为“舒州”等,但所涉主要人物依然是李白、曾阜等,诗歌文字除了呼应地点改首句为“夜宿峰顶寺”外,其他照旧。

异闻伴生

与《麈史》《侯鲭录》等传录不同,宋人江少虞《皇朝事实类苑》引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记载了另一传闻:“杨文公亿数岁未能言,一日,家人抱登楼,误触其首,忽便言。家人惊谓曰:‘汝既能言,能吟诗乎?’曰:‘能。’遂令吟《楼》诗,应声吟曰:‘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后为天下文章宗工。”王辟之生于天圣九年(1031),字圣涂,山东临淄人。《渑池燕谈录》同《麈史》一样,所记皆为作者宦游时的耳目所及。该传闻中的杨亿为宋初诗人,与李白相隔甚远;其“登楼”之事,与“夜宿山寺”亦大相径庭,可杨氏所吟与落款“布衣李白”的诗作重复两句,不能不让人相互关联。这为“李白《夜宿山寺》”的生成埋下了不可或缺的伏笔。

古今诗句同义者有之,但文字重合,甚至整首相契者,只能有一个缘由,即同出一源。从传闻所涉诗人看,李白在杨亿之前,后者有承袭前者之嫌。从载体成书时间说,《渑水燕谈录》在《麈史》之前,但“夜宿山寺”“登楼”皆属传闻,二者源头很难分清先后顺序。所以,“夜宿山寺”与“登楼”二说一直并行流传。

随着时间的推移,同属于“登楼”一说的传闻,主人翁也出现了变化。如,《古今诗话》沿袭《渑水燕谈录》所记,“杨文公数岁”“家人抱登楼”,而到《太仓稊米集》则成了“李白襁褓中,其家携之上楼”,再后来又出现了晏元献、王元之少年登楼赋诗传说。尽管人物一变再变,但是其所吟诗作始终未改。综观这些诗人,无论是李白,还是王禹偁、杨亿、晏殊,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神童,自幼能文。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传闻者才得以附会,以神其人。

关联歧说

宋代学者在传播“夜宿山寺”“登楼”二说的同时,开始思考其真伪问题。像《竹坡老人诗话》卷一在复述幼年杨亿作“登楼”诗事后,云:“旧见《古今诗话》载此一事,后又见一石刻,乃李太白夜宿山寺所题,字画清劲而大,且云‘布衣李白作’。而此又以为杨文公作,何也?岂好事者窃太白之诗,以神文公之事欤?抑亦太白之碑为伪邪?”

竹坡老人发现了传闻诗作的关联性,疑惑其中的矛盾,而无为子直接指出其真伪是非。无为子《西清诗话》卷中云:“蕲州黄梅县峰顶寺,在水中央,环伏万山,人迹所罕到。曾子山阜为令时,因事登其上,见梁间一榜,尘暗粉落,蛛丝蒙罥,几不可读,涤拂之,乃谪仙诗也。‘夜宿峰顶寺,举手扪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世传杨文公初时诗者,误矣。”这里结论铿锵,理由未明。

不论是竹坡老人,还是无为子,他们在怀疑、按断时,突出的是李、杨诗文的相似性。而在“夜宿山寺”与“登楼”诗之间,不管谁学了谁,他们在承袭的同时,也有了自己的创作成分:前二句既有别,且其主题又不同。正如明人郎瑛所说:“予意太白之诗前二句‘夜宿峰顶寺,手可扪星辰’已与杨不同,而其集中亦不见载。及考杨之言行录,亦无。但古今人相同一二句者,往往有之,不可即定为一人者也。”郎氏不仅强调了二诗的差异性,似乎也看出了其间传播者参与创作的痕迹。

文题错搭

尽管北宋时人们已经注意到所谓李、杨二诗的相关性,但其后依然分别被称引。他们或传闻伴诗,或独立引诗,“夜宿山寺”与“登楼”二作文、题从未错位。那么,是谁促成了“李白《夜宿山寺》”呢?

洪迈《万首唐人绝句》五言卷二四收录有“李白《夜宿山寺》”:“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怕惊天上人。”这是至今发现最早将世传“上楼诗”和“夜宿山寺诗”作者及诗文皆调换的诗集。《万首唐人绝句》编成于绍熙年间(1190—1191),原作蒙学读物。这里洪氏显然是受到了《竹坡老人诗话》的影响。之前,李白夜宿山寺诗,传闻中一直没有题目,人们常用首句拟题,而《竹坡老人诗话》云“乃李太白夜宿山寺所题”,与洪迈录“李白《夜宿山寺》”一致。同时,他处所载诗歌末句均为“恐惊天上人”,唯《竹坡老人诗话》称“怕惊天上人”。不过,洪氏没能真正理解竹坡老人原意。《竹坡老人诗话》中提到了李白《夜宿山寺》,但并没具录诗文,而且其《次韵林察院贺章正言得子》自注曰:“唐人载:李白襁褓中,其家携之上楼,问颇能作诗否,即应声作绝句一首,所谓‘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者’是也。”这里只引了李诗的末两句,所伴传闻仍属“登楼”,其并没有混淆“上楼”和“夜宿山寺”诗题。而洪迈在将李、杨二诗作者错位的基础上,进一步把题、文错搭,构成了李白《夜宿山寺》定型的蓝本。

定型成因

“李白《夜宿山寺》”传承脉络大体是清晰的,而且不同的版本都写出了人们登高的普遍心理感受,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但为何大家更愿意接受今天的定型版本呢?

从诗歌本身看,传本与今本最大的区别在题目及一二句。传本首句“夜宿乌牙寺”或“夜宿峰顶寺”,虽然开篇点题,交代时间、地点,但过于直白,与诗歌含蓄美追求不太相符,同时与下文“星辰”在表示时间上重复。今本首句“危楼高百尺”,跳出题目,突兀中起笔,生出高原上登峰的效果。二句“举手扪星辰”或“抬手扪星辰”,均不若“手可摘星辰”具有意义包容性。“举手”“抬手”不足以形容人与天齐的高耸之状,相对“手可”来说,至少还差一“抬”一“举”之距。“扪”即握住、摸到,“摘”是取下、拿到,两相比较,后者更显力度和气势。末句异文“怕”与“恐”,都有担心之意,但“恐”兼有估摸、揣度之意。结合声律平仄、语义轻重,选择“恐”字更有抑扬顿挫之美。取“夜宿山寺”为题,用原“登楼”诗文,不但毫无违和感,而且诗旨更具“普遍性”,诗歌意境更上一层。

从作者归属看,传闻所涉诗人诗风或清新平易,或雕饰典丽,或豪放飘逸,皆有相近之处,但就其极度夸张的想象、简洁明快的语言来说,该诗更贴近李白。而且较之“夜宿山寺”,“登楼”之说更加离奇,难以让人相信。

总之,“李白《夜宿山寺》”源自传闻,间有传播者创作的成分,经过南宋洪迈的“美丽”错搭,加上选家的取舍,最终形成了今天所见的定本。

(作者:韩震军,系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重出版本”与“孪生底本”孰优孰劣

——《古风》为李白自我编修的文本内证

目前所见唐人别集中,李白诗歌异文尤多。其产生原因,众说纷纭,前人多笼统地归咎于传唱或传抄失误,抑或后人窜乱修改。近年来,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是李白自己有意修改,如陈尚君在《李白诗歌文本多歧状态之分析》一文中,就列举了诸多内证,认为李白诗歌有初稿、定稿之别,许多诗歌都经他本人反复修改才最终完成。尤其是《古风》五十九首,大量“异文”“一作”“重出版本”和“孪生底本”的存在,直接证明了诗歌文本的不确定性,并涉及“古风”的编排、修改、定名等一系列环环相扣的复杂工作。

就李白《古风》诗歌的异文情况而言,一字异文、两字异文为多,这种情况最为复杂,传唱或传抄失误的可能性最大;三字以上者,可称作整句异文,整句异文过半者(包括脱句和衍句),可视为整篇有异,包括《客有鹤上仙》《登高望四海》《倚剑登高台》三篇,“两宋本”中以“正文”与“一作”标注,已显露初稿和定稿之别。另有一种情况最为特殊,即目前所见李白《古风》类诗歌中,有三组六首诗歌,两两相对,整篇重出,虽个别字句有差,但整体面貌极为相似,可视作“孪生底本”。编辑者分别在《古风》和《感兴》中两存之,而不是删汰其一,用“一作”的形式出注。然而,我们从情感表达、起兴用典、遣词造句等各方面两相比较,孰优孰劣,立时可辨,似可印证《古风》极大可能乃李白晚年自我精拣编修的观点。

首先,是情感的克制表达。《古风》其二十七“燕赵有秀色”与《感兴》其六“西国有美女”,此与《拟古》其二“高楼入青天”篇亦颇多相似暗合之处。前人已指出《感兴》篇模仿之劣:“是袭子建《美人篇》(即‘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众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观。’)后半首意以简淡见致,但‘观’字押得无力。”但与其说是韵脚问题,倒不如说是从情感表达上看,《古风》虽凄怨清冷,表情达意上却更加含蓄克制,而《感兴》中“高节夺明主”至“不为人所观”对心迹的剖白显得太过直露,有失含蓄蕴藉。《古风》的改动主要集中在五至八句,“碧草”二句以自然草木衰败、时节易迁为转折,于清怨中含蓄寓意,极具画面感;“玉琴”二句承接上两句对周遭环境的渲染烘托,自然过渡到对主人公行为动作的描写,但其所怨所叹,至此仍不说出;直至末句“焉得”“共乘”才表明心迹,起承转合之间,顺畅自然。反观《感兴》篇,“高节”二句直指明主,自我心理剖白过于直露;“彩色晚”也不如“碧草晚”更具生命力,更贴合自然节序,欠缺兴发感染之力;“人所观”“配君子”等语,亦有伤直露之嫌。清人王琦指出:“此篇与二卷中《古诗》之二十七首互有同异,想亦是其初稿,编诗者不审,遂重列于此耳。”但“编诗者不审”的说法未免草率。

其次,是典故的切当呼应。《古风》其三十六“抱玉入楚国”与《感兴》其七“朅来荆山客”重出,相似度极高,几乎只有首二句、“西山”句及数字不同,当可视为“孪生底本”。萧士赟曰:“按此篇已见二卷《古风》。但有数语之异,是亦当时初本传写之殊,编诗者不忍弃,两存之耳。”朱谏也说:“按此与《古风》三十六首文意少有相同而多相似,岂当时传写之误,而编次之不审乎?当以《古风》为正。”都当作是传写之误。但两相对比,《古风》版本明显比《感兴》精妙许多。首句“抱玉入楚国”叙事简洁明了,“见疑古所闻”说理顺畅自然,且能自然引出下文珍宝终被弃,三献亦徒劳之叹。“朅来”两句则皆为叙事,只是感叹卞和的遭际,缺少“自古如此”的徒劳无用之叹。“西关”句用典切当,对仗工整,且与末二句鲁仲连和老子的典故相呼应,表达全身远祸之意;而“西山”二句后用伯夷、叔齐之典,来赞扬谦逊让德的品质,但鲁仲连和老子都是修道之人,伯夷、叔齐却是儒家典范,并不十分相配。“东海汎碧水,西关乘紫云”,汎,一作沉,而《感兴》其七中写作“有碧水”。虽然严羽评本载明人批语认为:“‘有’字浑然,胜彼‘沉’字。”但此显然是恶评。“汎”通“泛”,漂浮之意,“汎”“乘”皆为动词,乃两句字眼,表意丰富。反观《感兴》其七中,“有碧水”“多白云”,则明显是明人所喜之烂俗套语。

最后,是用词的关联性修改。《古风》其四十七“桃花开东园”与《感兴》其四“芙蓉娇绿波”,萧士赟曰:“按此篇已见二卷古诗四十七首。必是当时传写之殊,编诗者不能别,姑存于此卷。观者试以首句比并而论,美恶显然,识者自见之矣。”朱谏曰:“按此诗与《古风》歌诗二(应为四)十七首相似,而首句不同,且芙蓉非春花,与下文意不相续,当与《古风》为正,大抵李白之诗,未尝经意,先儒考订编次,故差误相仍,而无归一之说也。”虽然都承认《桃花开东园》篇更显正大端美,但又以“编诗者不能别”搪塞之。此二篇唯首尾有异,从用词修改的关联度上更能见出“孪生底本”的存在,以及李白对《古风》文本的系统性修改。《感兴》开头“芙蓉娇绿波”除朱谏指出芙蓉乃夏花,非春花,与下文意不相续的问题外,改以“桃花”开篇的优点有四:一是避免了朱谏所指出的常识性错误;二是删去芙蓉,省略“李树”,聚焦于桃花,使描写对象更加集中;三是“桃花含笑,夸耀枝头”,形象更加生动;四是桃花形象的凸显,与末句凌寒松作对比,一柔弱一孤直,各自特性更加鲜明。同时,又因开头删去了“芙蓉”,所以末尾零落“互”相失,也改成了“早”相失。末句“千载长守一”只强调坚守时间之久,改为“独立自萧飋”则不仅有独立不迁之意,更蕴含即使萧瑟寥寂、孤独凄冷也不改志向的坚贞之情,意涵更加丰富。这样的关联式修改,择优而录,很难说仅仅是“传写之误”造成的。此现象并非孤证,而是在多篇中均有出现,我们用“孪生底本”来概括,似比“传写之误”更能说明问题。

李白此类《古风》《感兴》等诗歌存在“同体异名”现象,也与“初稿”和“修改稿”两存有关。不管是内证还是旁证,几乎都印证了以下观点:(1)李白晚年对《古风》诗歌极为重视,《大雅久不作》“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表明了他在功名之望破灭后,想借此“垂名后世”的宏愿;(2)《古风》有统一的风格定位,即“清真雅正”“雍容和缓”,保存在《古风》中的版本均与此风格一致;(3)李白对《古风》某些篇目做过修改,“重出版本”显示出“初稿”和“修改稿”两存的痕迹;(4)目前入选《古风》中的重出篇目,从情感表达到遣词造句,均比保留在《感兴》中的“孪生底本”要精良,显然是经过精心筛选的;(5)《古风》的定名者由此当可浮现。以上各个环节,“定位—修改—裁汰—编次—定名”是一系列环环相扣、需要协调统一的工作,基本只可能出自同一人之手,即原作者李白。

最重要的是,唐末诗人张祜已明确提及读到李白《古风》,其《梦李白》诗曰:“匡山夜醉时,吟尔《古风》诗。振振二雅兴,重显此人词。”因此“古风”的定名至迟不会晚于张祜。虽然我们还未能从出土文献中确凿证明“古风”之名乃李白自己晚年整理作品时所定(或为李阳冰、范传正等),但考虑到古风旨归、篇目修改、拣择裁汰等一系列工作的一致性,则基本可以认定是李白自己所为。目前所见李白《古风》五十九首,整体情感走向显露出从希冀入世至灰心绝望,风格变化从清新明媚至萧瑟凄凉,基本符合李白一生从青年至老年的时间线,至于个别篇目如《北溟有巨鱼》明显作于早年,却排列于“其三十三”,当是李白去世之后,中晚唐时期的李白集未能完善保存编辑之初的原貌,后至宋初,又经曾巩、宋敏求重新搜求编次,在此过程中出现“二次(甚至多次)窜乱”的缘故。

(作者:谷维佳,系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李颀笔下的盛唐气象

在殷璠的《河岳英灵集》中,李颀是入选诗歌数量仅次于王维、王昌龄与常建的第四位诗人。不过,相对于其各种题材、体裁均有一流之作的整体诗歌成就,殷璠对李颀所作“发调既清,修辞亦绣,杂歌咸善,玄理最长”的总评,却稍嫌虚泛。“玄理”云云,甚可引起李诗开宋诗面目之联想。李颀究竟如何体现盛唐诗歌的时代风貌特征,仍需结合其代表作,予以具体揭示。

清人管世铭说:“李东川(颀)七言古诗,只读得两《汉书》烂熟,故信手挥洒,无一俗料俗韵。”初唐以来,诗人不断于创作中驱遣两汉史料,一部杜诗,使用《史记》《汉书》事典、语典总计超过八百五十例(据《杜诗详注》统计),咏《后汉书》人物、史事则更突出,除三部史学巨著本身之辞义价值外,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炎汉声威与大唐气象在发扬刚健民族精神上的息息相通,也更易为盛唐文人接受。据《缓歌行》,李颀少时亦曾托身豪贵,其后则折节闭门读书。这种读书,不仅为其带来“业就功成见明主,击钟鼎食坐华堂”的登第入仕,还推动其形成“早知今日读书是,悔作从前任侠非”的人生体悟,尤其奠定了其开拓胸襟、踔厉意气的坚实文化基础。李颀曾屡以汉代豪杰比拟盛唐一流人物,写法上颇可认作后来杜甫《夔府书怀四十韵》《八哀诗》等国朝英雄颂赞诗的先声。而大约作于早年的《湘夫人》《渔父歌》《绝缨歌》《郑樱桃歌》等诗,更在咏史中每发不俗之见,特别是后二诗对楚王“宁爱贤,不爱色”品格的称扬,对石季伦淫昏不悟、身死形灭的嘲讽,只要参对王维初入长安前后所作《过秦皇墓》《西施咏》《李陵咏》等诗,就可见一代诗人即便尚未正式进入社会,已能在对前事古典的回望吟咏之中,表现出昂扬自信的盛唐气派。

李颀开元二十三年(735)进士及第,自此直到其天宝初年从新乡尉任后返归家乡颍阳隐居(参傅璇琮《李颀考》)的十来年间,其活动范围一直在最能体现盛世风华的长安、洛阳一线。这段两京经历,首先为其全方位感受时代的光明创造了有利契机。其《送刘四》诗中写洛阳秩序井然:“洛阳十二门,官寺郁相望。青槐罗四面,渌水贯中央。”《望秦川》诗写关中地区的山河明远:“秦川朝望迥,日出正东峰。远近山河净,逶迤城阙重。”这些都折射出诗人对于时代的正面认知。其《赠张旭》诗中的张旭,嗜酒豁达,放神八荒,作书时,“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读经时,“瞪目视霄汉,不知醉与醒”,与杜甫《饮中八仙歌》一样,都仿佛一幅“盛唐士大夫生活的招贴画”(余恕诚语),极富神韵。

李颀向以古体诗垂名后世,但他的近体律绝成就同样不应忽视,特别是其七律,虽仅存七首,亦被明人尊为“正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这类诗作反映了以京洛为中心的绚烂时代光影,那些七律中的名联,如“归鸿欲度千门雪,侍女新添五夜香”“南川粳稻花侵县,西岭云霞色满堂”“千岩曙雪旌门上,十月寒花辇路中”“夜动霜林惊落叶,晓闻天籁发清机”等,著辞设色,均达晓畅鲜明之境。《送魏万之京》诗:

朝闻游子唱离歌,昨夜微霜初渡河。鸿雁不堪愁里听,云山况是客中过。关城树色催寒近,御苑砧声向晚多。莫见长安行乐处,空令岁月易蹉跎。

送人远行,又是入冬时节,一般难掩愁绪,但此诗却写得和平温婉,特别是三联先用帝京景物营造清雅规整境界,末联再致以劝勉惜时之意,使全诗情调肃穆开展,既不低沉亦不粗豪。明人冯复京评李颀七律:“秀丽和平,深婉浑雅,神韵超然,队伍肃然,允矣独步盛唐。”是否独步另当别论,但李颀的近体诗所以能表现出与其豪爽古体所不同的“如此韶情”(黄周星《唐诗快》),确因其对盛唐京洛生活怀抱特殊的亲熟与爱恋。

从现有诗歌特别是《古塞下曲》《采莲》《杂兴》等篇可见,李颀有过江南之游,更曾亲赴边塞。这两大地理区域,或因长期经济开发,或缘持续军事经营,在盛唐时代均显满涨活力。诗人置身于此,更易发现那些作为时代生活与精神表征的光明元素。《塞下曲》诗:

黄云雁门郡,日暮风沙里。千骑黑貂裘,皆称羽林子。金笳吹朔雪,铁马嘶云水。帐下饮蒲萄,平生寸心是。

边塞苦寒,但年轻将士怀抱为国戍边之心,不畏艰险,云屯荒外,在黄云日暮之际,笳鸣马嘶之中,举杯酣饮,声色愈壮,这正是典型的盛唐健骨远势。而另一首《送刘昱》:

八月寒苇花,秋江浪头白。北风吹五两,谁是浔阳客。鸬鹚山头微雨晴,扬州郭里暮潮生。行人夜宿金陵渚,试听沙边有雁声。

秋江八月,落木渐萧,但此诗中所出现的芦花、微雨、暮潮等景,沙雁、鸬鹚、扬州、金陵等风物地名,却无不散发一派悠远流美又自在怡然的情韵。

伴随涉世渐深,李颀当然也会接触到时代各种角落的暗影,但能否保持对于暗影的抵抗力,又能否在暗影中仍然相信光明的召唤,考验着诗人的风骨与襟怀。

李颀主要活动的开元末、天宝中,正值唐王朝在边疆上妄举兵衅之时,但李颀却能在一系列边塞题材诗中皆表现出难得的沉着。著名的《古从军行》,以深沉情感凝练刻画远戍兵人、边疆儿女饱受战争之苦的艰辛与血泪,格调苍凉雄浑,特别是末尾四句“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既高度肯定广大边防将士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又深刻指出战火迁延不止的危害,确实“发人警省,开中唐张、王乐府先河”(马茂元语)。另一首写音乐的名篇《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语弄房给事》,在对幽音变调曲尽形容时,先说“胡人落泪沾边草,汉使断肠对归客”,次说“嘶酸雏雁失群夜,断绝胡儿恋母声”,再说“乌孙部落家乡远,逻娑沙尘哀怨生”,都表达了一份超越现实的民族关怀,既显盛唐气骨,也开启后来大历诗坛李端、卢纶、李益等才子真诚哀矜胡儿羌女遭际的远源。

李颀一生仅至县尉,以至于殷璠也要发出“惜其伟才,只到黄绶”的感叹,但这更多基于其不愿与俗俯仰的主动人生选择。在可以算作是自表心迹的《不调归东川别业》《晚归东园》二诗中,诗人既说“惭无匹夫志,悔与名山辞”,又言“请谢朱轮客,垂竿不复返”。《行路难》诗中,诗人面对百弊丛生、日渐腐朽的唐代社会现实,更是对“世人逐势争奔走,沥胆隳肝惟恐后”的浮嚣世态予以辛辣讽刺,表示自己要以弃官蹈海的鲁仲连为榜样。以此心态主导,李颀特别注意描画野老、炼师、逸人等特具壮神奇采的时代人物。他笔下的高适,“饮酒或垂钓,狂歌兼咏诗”;他笔下的裴腾,“放情白云外,爽气连虬须”。《别梁锽》与《送陈章甫》两首最负盛名的人物诗,不仅传神写出两位主人公倜傥昂藏、坦荡高蹈的节貌气概,尤其从中凝练出许多极见筋骨风度的警策,如“莫言贫贱长可欺,覆篑成山当有时。莫言富贵长可托,木槿朝看暮还落”“腹中贮书一万卷,不肯低头在草莽。东门酤酒饮我曹,心轻万事皆鸿毛”,都是特别当得起殷璠“足可歔欷,震荡心神”之谓的盛唐壮句。

尽管为宦甚短旋即归隐,但李颀仍愿对时代作整体上的正面理解,着力开掘其进取质素。在许多送别友人赴任的诗章中,不仅每有“春官含笑待,驱马速前程”“客心君莫问,春草是王程”的积极慰勉,更常常可见明远温丽的风景描画,像“斗酒对寒食,杂花宜晚晴。春衣采洲路,夜饮南阳城”“穆陵关带清风远,彭蠡湖连芳草春”,都能折射其对时代的通达情感。将其《裴尹东溪别业》《与诸公游济渎泛舟》两诗与杜甫《题张氏隐居》《陪李北海宴历下亭》《夜宴左氏庄》等前期名篇对读,更可见一个空前盛世的光风霁月给一代诗人所注入的澄澈基因。也只有注意到这一点,才可真正理解李颀诗之所以有前人所指出的“冲秀”“超凡”品格,既由盛唐时代孕育而生,也是对盛唐气象的特殊贡献。

(作者:王树森,系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第14版:文史哲周刊·理论·史学5 篇

全球历史进程中的晚清中国再审视

尽管人类不同文明之间早有交往交流的历程,甚至有人提出诸如“世界体系5000年”的说法,但不可否认的共识是,直到地理大发现后,飞速发展的全球联动关系才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格局。随着欧洲在近代的强势崛起,中华文明从19世纪起遭遇来自西方文明越来越严峻的挑战,亦越来越深入地被卷入西欧国家主导下的现代世界体系。这一时期的发端,恰恰处于中国最后一个传统王朝即清朝的后期。因此,晚清中国的社会发展进程,与外部世界产生了空前密切的关联。这主要包含两条基本线索:其一是,外部世界的重大变动对于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过程具有深远影响;其二是,晚清时期也是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上从沉沦走向复兴的初始阶段。要揭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历史渊源及其脉络,从全球史视野下重新审视晚清中国的社会发展进程,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关于近代以来世界变局与晚清中国之间的关联,早先的欧美学界几乎完全从“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出发,致力于叙述中国如何被西方纳入现代世界体系的过程,或者是中国如何在西方影响下逐步发生重大变化的过程。20世纪初,以斯宾格勒(Spengler)、汤恩比(Toynbee)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学者,对于“西方中心论”的统治地位提出了质疑,认为应该在反对“西方中心论”的前提下,重新认识欧美历史以外的历史、西方文明以外的文明。

客观而论,在反对“西方中心论”思路的影响下,不少以世界范围内历史变迁为论述对象的研究,的确突破了早先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叙事,对于其他地区文明给予了更多关注。但就总体而言,这种反思思路不仅还未被充分贯彻,而且往往在不经意间又回到了“西方中心论”的坐标系之内。对此,有关近代世界变局与晚清中国的不少论述,都显著地凸显了这一点。一些著述虽然把论述范围扩展到了全球,但是有关近代世界变迁与中国的关联却只有十分零散、片段的叙述。

在海外学界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专门研究中,对于近代世界与晚清中国的关联所做的考察,同样存在缺陷。这种缺陷主要表现在,当中国面临西方的挑战时,其失利的结果总是被归结为保守和落后,其发生变化的主因又总是与学习、模仿西方经验联系在一起。迄今为止,这种框架在许多海外中国史论著中都或明或暗地被遵循。而其根本缺陷,正如柯文(Cohen)所批评的那样,不仅“很容易鼓励人们把并不仅仅是,或主要并不是对西方作出回应的发展错误地解释为是对西方作出的反应”,而且还会使人认为“凡是和西方入侵没有明显联系的中国近世史的各个方面都是不重要的——或者说只有当这些方面有助于说明中国对西方之回应时才是重要的”。

应该承认,在反对“西方中心论”思路的指引下,海外学界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确出现了不少新气象,也为调整认知中国历史的视角和内容起到了积极作用。不过,经历了最初的激荡后,我们也应该冷静地反问一下:这种研究取向和学术潮流,是否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提供了不再具有“西方中心论”意味的认知结构?从具体实践上来看,许多学者所理解的“中国中心”,只不过实现了位置转移,即从“东方学”式的西方立场跳转到中国一边,而这种位置转移根本未做出相应的、必要的眼光调整。正如夏明方教授批评的那样,这种观点本来力图“打破传统与近代二元对立的所谓欧洲中心论模式”,却又竭力论证“去冲击论”“去近代化论”和“去帝国主义论”的结果,把出现在近代中国的西方力量大为弱化甚至于消解,不免有矫枉过正之嫌。

就国内学界而言,对于世界变局与晚清中国之间的关联,更多着意探讨这种关联造成的内部变化及其后果。这方面的首要代表,是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发生发展而逐渐成形的革命史范式,该范式正确阐明了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目标,为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胜利做出了理论注脚。改革开放以后,现代化范式逐渐成为引导国内学界的重要潮流。按照虞和平教授的概括,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下开始和展开的,两者几乎并肩而行,因而使得现代化的外因和内因的关系变得特别复杂”。而要准确理解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必须对其中各种因素及其变化过程进行更为全面和广泛的考察,尤其是现代化的国际和国内环境、现代化的西方经验与中国实际、现代化的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等重要问题。如果仅仅关注现代化的内容与指标,忽视近代中国在世界现代化潮流中的特定处境与具体国情,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选择,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实现现代化历程中的重要性和必然性。

总的说来,国内外学界都承认,从晚清时期开始,近代中国进入“数千年所未有”的剧烈变化阶段,基于外来因素与内部因素的相互作用,引起了中国在政治体制、经济制度、思想文化和社会结构等诸多方面的重大变动。同时,许多既有研究成果也表明,对于这种内外因素互动作用的具体过程与实践逻辑,学界整体上还缺乏更为充分细致的揭示。美国中国学界生发的“中国中心”研究取向虽然宣称从中国内部视角出发,但因其所强调的内在积极因素主要在19世纪前才有更为显著的表现,从而使得这种取向指引下的研究更多注重前近代时期,对于中外互动关系的注意力较为衰减。

近十多年来,有些聚焦近代中国的研究,较为自觉地运用全球史视野,从世界变局和中国社会互动作用的角度出发,对于重新认识和把握晚清中国的发展线索,具有良好的启发意义。例如,林满红著《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一书,为重新审视鸦片战争的发生打开了新视角。她认为,类似于气象学中的“蝴蝶效应”,19世纪初期拉丁美洲独立运动以及相应的全球经济变化,对于清朝产生了为以往所忽视的深远影响。这种影响的基本线索是,拉丁美洲的独立战争(以及欧洲大陆的拿破仑战争)使得西班牙政府无法维持拉美地区正常的银矿生产,导致19世纪20年代世界金银产量减少了约50%,由此引发了世界市场内可以用来支付中国丝茶等大宗商品的白银严重不足;为了维持对中国及印度大宗商品的需求,鸦片贸易得到英美等国的高度重视,用来吸纳中国的白银,从而形成了中国白银大规模外流的局面。从林满红的论述推论,对于清朝来说,力图通过禁烟阻止白银外流之举,也是一种被世界变局激发的连锁反应。而到1856年,随着拉美局势的稳定,世界市场内白银供应量基本恢复正常,清朝白银外流的局面和银贵钱贱的危机突然缓解。只不过,鸦片战争所激发的国内矛盾已无法平复,直至引起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由此可见,鸦片战争绝非仅仅关涉中英两国,而是一个需要在全球化贸易和世界体系变动的大背景下加以深耕的问题。

对太平天国运动的研究在经历了20世纪的两次热潮后渐渐趋于冷落。而近年来从世界与中国的联动角度出发进行的考察,为该领域带来了新的瞩目点。周伟驰著《太平天国与启示录》一书,通过发掘近代西方基督教全球传教史的线索,探讨了太平天国意识形态的基督教来源及其影响。该研究表明,太平天国的兴起与18、19世纪基督教两次“大觉醒运动”有密切关联。这一时期,英、美两国兴起了以卫斯理宗、摩门教为代表的一批新宗派,带有强烈的宗教使命感。该研究认为,太平天国运动受到新教传教运动影响,因为带有洪秀全自传性质的《太平天日》有意识地模仿了《启示录》,而《启示录》的神魔斗争论和末世论又通过洪秀全而对太平天国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至于洪秀全何以能够赞同洪仁玕的资本主义化改革方案《资政新篇》,在此背景下也得到合理解释。因为这是洪仁玕基于基督教文明观而设计的方案,涉及政教合一、使中国文化基督教化等方面,无不合乎洪秀全的思想倾向。因此,全球基督教运动发展的历史,确实应该在太平天国研究中得到更多注意。

裴士锋(Stephen R.Platt)所著《太平天国之秋》一书,则从国际关系的格局出发,重新审视了太平天国运动的世界意义。在裴士锋看来,1861至1865年的美国内战和太平天国运动看似相隔遥远、互不相关,其实有极大关联,因为这两场内战都与英国的利益密切相关,其结局也都与英国的决定不无关系。其间的线索是,中、美两国在这一时期是英国最大的两个经济市场,而两国的内战使得英国面临同时失去这两个市场的巨大风险,最终英国决定不干预美国内战而在中国发生的战争中放弃中立,遂演变出中外联合剿杀太平天国的局面。

另外,黄宇和在评论裴士锋此书时认为,应当重新审视与太平天国运动交织发生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有研究指出,整个19世纪,英国和俄国在近东至远东的漫长战线上展开竞争,其中以中亚为核心的“大博弈”是重点所在。英、法、美、俄等列强一方面竞相争夺在华利益,另一方面并未放松在欧洲和中东地区的国际斗争。1853至1856年发生的克里米亚战争,便是这场斗争的一个集中体现。英、法联合支持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与俄国开战,致使俄国在这场战争中惨败,扩张野心遭到重挫。正是这场挫败使得俄国加大了侵略清朝的力度,遂造成清朝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丧失大片国土的状况。

以上例子表明,对于晚清时期的中国社会变迁过程,如今到了一个需要重新加以审视的时候。关于对近代中国重大事件的认识,如果不能掌握其与世界变局之间的贯通,也就无法系统认知和把握近代中国在全球格局中从沉沦走向复兴的整体进程。面向未来,我们更需要具有全球视野的中国史研究,也更需要能够体现中国影响和中国因素、渗透中国关切和情怀的世界史研究。可以说,只有在这两个学科大力融合的基础上,才能确切揭示近代以来世界变局与中国发展进程的互动关系,才能深入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底蕴和发展脉络,才能在推动人类文明共同体建设的目标下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作者:朱 浒,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重大招标项目“近代以来世界变局与中国发展进程研究”首席专家、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副所长)

界与部:汉代地方统治模式的一个观察视角

【论点摘编】

沈刚在《史学月刊》2026年第4期撰文指出,在汉代行政制度中,界不仅是物理空间,也是行政权力空间。长吏负责界内行政事务,并且这一权力又严格限制在其界内。部是为控制下级行政机构而划分的区域。部吏是上一级机构的属吏,汉廷或长吏利用他们来控制下级行政机构。刺史分部监察。郡下之部突破单一的监察职能,也管理刑狱等特殊事务。县下之部不仅督责乡里胥吏,而且要处理部分乡里行政事务。东汉时期部、界混淆。部从单一监察、治安等地方管控权,开始渗入日常行政,拥有了部分行政权力。这是由于部吏权力伸张,西汉时期边地出现部、界混同以及县域以下行政治理模式变迁等因素导致的。

二十世纪前三十年中国制造工厂的能源消费转型

【论点摘编】

徐毅在《近代史研究》2026年第1期撰文指出,20世纪前30年,中国制造工厂在能源消费转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912年与1933年工厂数据的比较表明,动力设备由蒸汽机为主升级为以内燃机和电动机为主,能源消费结构由煤炭主导转向以电力为核心、多种能源并用的格局,能源供给渠道逐步由进口依赖转向国内调配与公共电厂供电。沿海地区多经历渐进式升级,中西部地区则表现为跳跃式发展。轻工业通过能源效率提升逐步由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在高资本与高技术门槛下依赖间歇性改造,转型艰难。华资中小工厂成为能源转型主力,依托“公共电力+小工厂”的模式推动工业扩散,形成渐进与跳跃并存、轻重分化并行、自主与依附交织的后发型路径。受制于设备国产化不足、基础设施不均衡等限制,这一时期中国制造工厂虽未能实现全面、高效、均衡的能源转型,但其探索为现代能源体系的奠基及新中国能源体系自主建设提供了历史借鉴。

五代进献时务策及其与选举、时政之关系

【论点摘编】

金滢坤在《中国史研究》2026年第1期撰文指出,五代士人进献时务策是在唐代“上书、献策拜官”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种人才选拔新形式。详定院详定进策人的时务策可行与否及施行数量,并奏请皇帝敕准施行;门下省、枢密院等机构对进策人进行试策并评定等第,以决定是否给予进策人减选、授官或出身的优待。这一制度缓解了五代官员的滞选问题。五代出现的大量新的社会问题迫使各朝君主不得不改革弊政,下诏求贤、鼓励献策。于是谙熟社会时弊和矛盾症结的基层官员积极“审明利害”,为国家法治、经济、政务等方面的改革提供了不少行之有效的应急良策。五代进献策还对宋代科举制度和吏部选举产生了一定影响。

张璁和张居正历史地位的新认识

——读《从张璁到张居正:明代改革的经验与教训》

【图书评介】

明朝中期,王朝统治深受各种矛盾和危机的困扰,甚至濒临崩溃的边缘。但明王朝每当朝政极弊、形势危殆之时,便会反弹性地出现旨在振弊起衰的自我调整活动,从而暂时缓解了统治危机。与明中叶的自我调整相比,明后期开展的改革运动的力度和效果都要大得多。而开启明后期改革新局的,正是自外藩入继大统的明世宗以及一批精明强干的大臣。而在“大礼议”中骤然崛起、深受器重、曾三次位居首辅的张璁,毫无疑问是嘉靖初期改革群体的中坚人物。在以往的学术研究中,大多数聚光灯都照射在张居正改革上,而张璁和嘉靖革新却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田澍教授的新著《从张璁到张居正:明代改革的经验与教训》,把张璁和张居正放在嘉隆万改革的背景下来考察,对两位政治家的政治角色和历史地位做了新的分析和定位,提出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

明朝嘉靖以前的政治史,可以英宗登基为转折点分为两个阶段。从洪武至宣德的近70年间,先后君临天下的有太祖、惠帝、成祖、仁宗和宣宗五位皇帝。尽管在个人性格和治国方略上有刚强与柔弱之别,但五位皇帝登基时都已经是成年人,政治经验比较丰富,处理政务比较勤奋,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营造出一个吏治比较清明、社会比较安定的政治环境。《明史》曾评论说,从太祖以迄仁、宣,“抚循休息,民人安乐,吏治澄清者百余年”(《明史》卷二八一《循吏传》)。一些史书还给仁、宣两朝冠以“仁宣之治”的美称,将这一时期视为可以与周朝的“成康之治”、汉朝的“文景之治”相媲美的太平盛世(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八《仁宣致治》)。当然,在这一时期,明朝统治体制中潜藏的矛盾和问题并非没有显露。只是由于建立时间尚短,政治弊端和社会矛盾的积累程度还比较低,而且朝廷能及时推出一些缓解弊端和矛盾的措施,才大体保持了政治和社会经济的平稳运转。

从英宗统治时期开始,以前潜藏的矛盾和问题迅速变得突出起来。英宗之后,景帝、宪宗、孝宗和武宗先后登上皇位。尽管他们并非都无所作为——如景帝有安定社稷之功、孝宗有清除积弊之举,但总体看来,王朝统治正在走下坡路,深受各种矛盾和危机的困扰,其表现包括宦官擅权屡次出现、行政效率明显下降、财政状况日益恶化、土地兼并日趋严重等。到正德年间,各方面的危机都达到空前严重的程度,除频繁爆发农民起义外,还发生了两次藩王叛乱,明王朝的统治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嘉靖二年(1523年),大学士杨廷和等在奏疏中指出:“祖宗天下,至正德间几倾覆矣!赖陛下再造,转危为安,中外军民始获苏醒。”(《明世宗实录》卷三四,嘉靖二年十二月庚戌条)

清代史学家赵翼在《有明中叶天子不见群臣》中提出这样一个疑问:“何以尚能延此百六七十年之天下而不遽失,诚不可解也。”(赵翼:《陔余丛考》卷下)其实,明王朝倾而未覆、危而未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每当朝政极弊、形势危殆之时,便会反弹性地出现旨在振弊起衰的自我调整活动。这种自我调整活动,在明中叶就曾周期性地发生。比如,在英宗被俘后起而主持朝政的于谦,立即推出一系列整顿内政和武备的措施,使正统末年的混乱政局迅速得到改观;在以荒怠闻名的宪宗之后登基为帝的孝宗,更因即位初期大力革除前朝秕政而获得“中兴之令主”的美誉。(夏燮:《明通鉴》卷四○,孝宗弘治十八年五月辛卯条)但是,与明中叶的自我调整相比,明后期开展的改革运动的力度和效果都要大得多。而开启明后期改革新局的,正是明世宗君臣,正如明人霍与瑕所说:“嘉靖初政,自洪武、永乐以后,百年仅见。”(霍与瑕:《霍勉斋集》卷一六《读陆子余与友人书》)

最近20多年来,田澍教授先后推出《嘉靖革新研究》《正德十六年——“大礼议”与嘉隆万改革》《明代内阁政治研究》等论著,对明代后期,特别是嘉靖至万历时期的政治嬗变进行了层层深入的探究。202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从张璁到张居正:明代改革的经验与教训》,是围绕这个主题的又一部力作,也提出不少突破成说的新看法。正如该书所说,其旨在把张璁和张居正“放在嘉隆万改革的背景下来考察,与传统观点不同,对张璁的评价要高,因为他要么被长期丑化,要么被忽略;而将被过分放大的张居正拉回到合理的区间,相关的认识也有较大变化”。“明武宗猝死后,明代政治需要大刀阔斧的改革……张璁以其敏锐、自信、求实和坚强意志经受住了‘大礼议’的考验,同时得到了世宗的赏识和信赖,出现了新的君臣关系。张璁是明代六十年改革的开启者”。

在政治新旧交替的关键时期,张璁能够骤然崛起并成为改革群体的中坚人物,除了各种因素的因缘际会之外,与他具有突出的政治才干是密不可分的。《明史》虽然对于张璁不无非议,但也肯定他“刚明果敢,不避嫌怨”(《明史》卷一九六《张璁传》)。田澍教授对张璁的政治素养进行了专门的分析,将其概括为如下几点:一是担当与创新。要领导改革,必须具有敢为人先的创新意识,具有冲破旧例的胆识和勇气。张璁在“大礼议”中的特殊表现,充分显示了其与众不同的见识和胆略。二是廉洁与自律。要真正领导改革并确保改革的顺利进行,改革者必须要自身清正。张璁骤贵之后,始终能够以“修身”“齐家”规范自己,以“治国”“平天下”为追求的目标,表现出了一位真正的改革家所应有的廉正素质。三是负重与忍辱。改革会触动许多人的私利,必然会产生诸多杂音。面对反对势力的各种攻击,张璁不计个人得失,忍辱负重,冲破重重阻力,对明代弊政进行了多方改革。正是基于这样几点,书中认为“张璁在明代改革历史中具有特殊表现、特殊建树、特殊作用和特殊地位”。

与张璁长期受到贬低和非议相反,张居正一直被视为大改革家而备受赞誉。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关于张居正的评价有些过高。比如,毛佩琦先生曾发表《张居正历史定位再议》一文,对张居正的政治举措进行了重新审思,他指出:“使用‘改良’,似比使用‘改革’更为妥帖。”(毛佩琦:《张居正历史定位再议》,《明史研究》第11辑,黄山书社2010年版)这部新著的特点,是从长时段的宏阔视野,把张居正改革放到嘉隆万改革的大背景下加以观照和评价。“张居正是张璁改革的继承者和实践者,张居正在万历前期所推行的‘新政’是在效法嘉靖革新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他反复强调,“将张璁与张居正联系起来考察是推进明代中后期历史研究的一大突破口”;“离开了张璁,离开了嘉靖、隆庆时期的改革,就不可能真正解读万历前期张居正的思想和行为特点,更不可能理性认知张居正时期的政治特点”。

为了准确评价张居正的历史地位,田澍教授在书中对张居正的政治角色做了重新定位。他指出,“只有用顾命的视角来看张居正的言行,才能客观地认识他的处境,才能明白他的使命”;“才能对其辅政有充分的理解,对其死后的遭遇也会有清醒的认识”。晚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有这样一条记载:“江陵以天下为己任,客有谀其相业者,辄曰:‘我非相,乃摄也。’摄字于江陵固非谬,但千古唯姬旦、新莽二人,今可三之乎?庚辰之春,以乃弟居谦(按,当为居敬)死,决意求归,然疏语不曰‘乞休’,而曰‘拜手稽首归政’,则上固俨然成王矣。”(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九《三诏亭》)由此看来,张居正是把自己定位为摄政而非宰相,这一认识或许更加符合他自己和当时人对其的政治定位。

从顾命大臣的视角观察张居正的言行举措,自然会得出不同于以往的新认识。田澍教授指出,明穆宗弥留之时,皇太子年纪尚幼,所以指定三位阁臣作为顾命大臣,要求他们“协心辅佐”,其意图是建立一种相互协作的集体顾命模式。但作为次辅的张居正,却联合宦官冯保和李太后,驱逐了作为顾命首臣的首辅高拱。巧合的是,高拱被逐后的第八天,另一位阁臣高仪也病故了。这样,“穆宗临终对三位阁臣的嘱托便成了对张居正一人的托付”。张居正掌握大权后,“竭力效法明世宗,故将他称为‘改革家’,也是能够说得过去的”。但张居正“没有自觉地结束顾命格局,未能将皇权有计划地顺利转移到神宗手中”。不仅如此,张居正联合宦官和后妃发动政变的行为,“标志着宦官干政的再次出现”,对晚明政治与社会造成了负面影响。

以往学者研究万历时期的政治,往往“把首辅张居正与亲政后的神宗划清界限”。而田澎教授反对“简单地将张居正与其身后的万历政治割裂开来”,他认为万历时期阁权由强变弱的时间,并非像大多数学者认为的那样是在张居正之后,其根源恰恰是在张居正柄政时期。“张居正时代既是阁权所能达到的高峰时代,又是阁权必然开始弱化的时代”。这是因为,张居正对于自己的阁权,并没有充分的自信。他确保权力稳定运作的做法“完全改变了选用阁臣的传统,成为明代内阁设置以来最大的变化”。

田澍教授包括本书在内的一系列论著,对明代后期的政治脉络做出了不同以往的新解释,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当然,这些新观点的提出,并不意味着探索和争论的终结。张璁、张居正等都是非常复杂的历史人物,正如书中所言,围绕他们的争论“还会继续下去,这是正常的历史现象,也是正常的学术现象”。

(作者:高寿仙,系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会长)

第15版:文史哲周刊·理论·哲学5 篇

文化养心志、育情操的路径与机理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发挥文化养心志、育情操的作用,涵养全民族昂扬奋发的精神气质”。那么,文化究竟如何养心志、育情操?其基本路径和内在机理是什么?这不仅事关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如何真正落实到人民的思想境界、精神状态和文化修养上,而且是一个触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甚至与人类存在本质相关的重大命题,需要从学理上加以深化与澄明。

养心志、育情操彰显文化育人功能

文化育人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养人心志、育人情操。文化育人就是以一定的思想文化资源为依托,以社会所倡导的主流价值为引导,通过文化教育、文化熏陶等方式,实现人的精神成长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践活动。文化育人本身就内含着文化具有育人功能的逻辑。文化的育人功能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文化为人提供了一种超越生物本能的意义框架与价值坐标。人诞生于自然,却不止于和不固于自然,其区别于其他生灵的特质在于能够构建并栖居于一个由符号、意义、规范共同编织的文化世界之中。对人类而言,世界的首要功能便是教化,即引导个体从混沌未开的自然状态,逐步融入并理解人类共同体累积的生存智慧与精神遗产。教化与教育不同,它不是狭义上的知识灌输或技能训练,而是一种更为根本的、关乎人之为人的形塑过程。这一过程体现为人类对共同记忆的承载与传递。也就是说,文化可以通过神话、史诗、历史记载、文学艺术、节庆仪式等诸多形态,将时间碎片串联成具有连续性的叙事,使个体得以知晓自己从何而来,所属的群体走过了怎样的历程,应该遵守哪些共同的行为规范,文化育人的目的就这样悄然达成了。这种历史文化意识的培育,是文化赋予人的深厚底蕴,使人能超越一己之私和一时之困,在特定的价值框架内,以更为辽远的视野审视自身的存在,以更加主动的姿态明晰应如何安顿好自己的现在与未来。

其次,文化本身就是一套潜移默化的规范体系与行为尺度,主要是用来指称社会的生活方式,包括价值观、风俗及人际关系等。因此,文化蕴含了特定群体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关于是非、善恶、美丑、荣辱的一些基本的共识性判断。这些价值判断并非总是以成文律法的刚性面目出现,而更多的是内化为风俗习惯、伦理观念、礼仪礼节乃至生活趣味。个体从牙牙学语开始,便置身于这无形的规范之网中,通过观察、模仿、互动与内省,逐渐将社会的期待转化为自我的要求。文化以此方式,将外在的社会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道德律令,完成从“他律”到“自律”的过渡,从而培育出具有社会责任感与伦理自觉的个体。这正是心志养成和情操孕育的重要场域,心志与情操中的是非感、同情心、意志力皆深深植根于此种文化的规范内化过程。

再次,文化能够激发并滋养人的审美感受力、创造力与想象力。文化不仅关乎理智与伦理,也关乎情感与感知,而心志与情操自然离不开审美情感。文学、音乐、舞蹈、建筑、器物乃至饮食,凡经文化浸润之物,皆承载着独特的美学追求与情感表达。从《诗经》的“兴观群怨”到宋明理学所探讨的“孔颜乐处”,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礼乐教化,强调以艺养心、以美储善。审美体验具有净化与升华的作用,它能调节情绪、陶冶性情、使粗糙的感觉变得细腻、浮躁的心绪趋于宁静。在此过程中,个体不仅欣赏美,更可能被激发出创造美的冲动。文化所提供的丰富符号系统与表达范式,为个体的创造性想象提供了素材与翅膀。这种审美与创造能力的培育,极大地丰富了人的内心世界,使其情感表达更为精致、深邃,心灵空间更为开阔、悠远,这正是养心志、育情操更为精微而深刻的一层。

最后,文化能够提供终极关怀与安顿精神的可能路径。面对生命的有限、存在的偶然、苦难的无常,人类需要超越经验层面的解释与慰藉。各种文化传统中的哲学思考、宗教信仰、宇宙观念等,便是在回应这些根本性的困惑。它们试图为人生确立终极的意义与目的,为苦难提供解释的框架,为死亡赋予超越的希冀。无论是对“道”的体悟、对“仁”的践行、对“涅槃”的追求,还是对“天人合一”境界的向往,这些文化提供的超越性维度,能帮助个体在面对命运巨浪时保持内心的镇定与尊严,在世俗纷扰中守护精神的独立与高洁。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提出“人生四境界”说,指出人可通过觉解与修养,从“自然境界”跃升至“天地境界”。这种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探索与安顿,是文化育人功能的最高体现,它直接铸就了个体心志的坚韧性与情操的超越性。

总之,文化育人通过承载记忆塑造历史认同,通过规范内化培育伦理自觉,通过审美熏陶提升情感品质,通过终极关怀安顿精神生命,进而实现“自然人”向“文化人”的转化。这个转化过程,从个体意义上讲,可以塑造一个具有历史纵深感、社会责任感、审美感受力与精神超越性的完整的人;从社会整体的意义而言,可以将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不断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养心志、育情操的文化路径

如果说,养心志、育情操凸显文化的育人功能,是强调文化在养心志、育情操中的主动姿态,那么对养心志、育情操的文化路径的探讨,则是揭示养心志、育情操的过程对文化条件的依循。心志关乎志向、意志、品格与胸襟,是精神主体的骨架与方向,因此养心志重在坚定理想信念,树立责任担当与奋斗进取的精神;情操涉及情感、趣味、态度与情怀,是精神主体的血肉与温度,故而育情操强调涵养高尚的道德品质、审美境界与健全人格。那么,养心志、育情操的实现,为何必须凭借文化,而不能仅仅依赖遗传本能、自然经验或抽象思辨?这并非偶然,而是源于精神成长的内在规律。其必要性根植于心志与情操自身的特质,以及文化所具有的无可替代的媒介与滋养作用,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彼此塑造的内在机理。

心志的养成,需要典范的引领与意义的支撑。人之心志,尤其是高远之志、坚韧之志、澄明之志,并非与生俱来,也难以在封闭的自我冥思中产生。它往往需要在与伟大精神传统的对话中,在典范人格的感召下,才能逐渐明晰与坚定。从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执着,到司马迁忍辱负重铸就“史家之绝唱”的坚韧;从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襟怀,到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气节;等等。这些璀璨的精神坐标,跨越时空,持续为后世提供立身的参照与能量的补给。这种精神的传承不仅仅是文字的延续,更是血脉的相通。个体在阅读、聆听与感悟这些文化结晶时,实则是在进行一种跨时代的精神对话,从中汲取人格的力量,照亮自身的志趣与方向。每一次与经典的相遇,都是灵魂的洗礼;每一次对先贤的礼敬,都是心志的淬炼。经由文化所承载的深厚精神谱系与意义资源,个体的心志才能获得历史的深度与超越的高度。

情操的培育,需要情境的浸润与符号的涵泳。情操是一种稳定的、高级的情感倾向与价值态度,如爱国之情、仁爱之心、审美之趣、敬畏之感等。它不同于本能的情绪反应,而是经过了文化的陶冶与塑造,融入了认知、评价与审美判断。这种塑造无法像学习公式定理那样直接灌输,而必须在一个充满意义象征、情感氛围与集体实践的文化情境中,经由长期而潜移默化的浸润方能完成。文化的情感教化功能,正体现在这润物无声的涵养之中。例如,对家国的深厚情感,不仅源于对地理疆域的认知,更源于对共同历史、语言、文学、艺术与风俗的深切体验与认同。文化提供了丰富而细腻的情感符号与意义网络,个体在其中生活、感知、互动,情感得以被唤醒、被引导、被升华,逐渐积淀为稳定而高尚的情操。

心志与情操的整合与升华,需要文化共同体的滋养与超越性维度的激励。心志并非孤立个体的内心独白,情操也非纯粹私人的情感波动,二者皆在社会互动与文化共同体中得到确认、强化与完善。个体在共同体的文化土壤中生长,其精神品格必然打上共同体的烙印。文化定义了一个共同体所共享的价值理想、生活形式与精神追求。无论是庆典仪式、艺术欣赏、学术研讨,还是日常交往,个体在参与共同体的文化活动中,其心志能够得到同道的砥砺与认可,其情操也能够获得共鸣与强化。这种共同体氛围所提供的,正是一种精神上的归属感与支撑力。同时,文化往往蕴含着超越当下、超越个体的维度,无论是哲学的玄思、宗教的信仰,还是艺术的永恒追求。这种超越性维度,能够帮助个体突破一己得失与时代局限的束缚,将心志提升至更普遍、更永恒的层面,使情操脱离狭隘与庸常,趋向博大与崇高。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士人情怀,这些超越个体功利的价值追求,正是文化赋予心志以高度、赋予情操以深度的明证。

文化养心志、育情操的作用机理

机理不同于机制,前者是指一个系统、现象或过程的内在运作方式,包括其构成要素、相互作用关系、因果链条及动态规律,是对事物“为什么”发生以及“如何”发生的深层原理性揭示,而后者则是指系统的结构、互动方式与运行规则,回答“怎样运作”。文化养心志、育情操的作用机理复杂而精微,常常体现在内化与外化、认知与情感、个体与群体、历史与当下多重维度动态交织的过程中。

其一,象征系统的内化与意义世界的建构相统一。文化本质上是一个庞大的象征系统,语言、文字、图像、仪式、器物等都是其载体,背后指向特定的意义。个体学习文化的过程,就是学习这套象征系统并借此理解世界、解释经验、表达自我的过程。当个体熟谙本民族的经典、故事、格言时,他便逐步接纳了其中蕴含的价值观念、人生智慧与道德训诫。这种内化是潜移默化、无所不在的,它发生在家庭叙事的耳濡目染中,发生在学校教育的有序引导中,发生在社会生活的广泛接触中。通过内化,文化的意义世界逐渐移植于个体内心,成为其观看世界的透镜、判断是非的尺规、安身立命的依据。心志的方向,如是追求“立功立德立言”的不朽,还是追求“采菊东篱下”的淡泊,便由这内化的意义世界所引导。情操的倾向,如对何种事物产生美感、对何种行为产生道德愤慨,同样深受此意义世界的塑造。文化象征系统的内化,是个体精神结构得以形成的认知与价值基础。

其二,实践参与的具身体验与情感共鸣相统一。文化不仅是需要认知的符号体系,更是需要参与和实践的生活形式。养心志、育情操绝非纯粹的观念接受,它必然要求身体力行,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获得切身的体验与深刻的情感触动。投身一次公益志愿服务,个体获得的不仅是助人的满足,更是对仁爱理念的切身理解;练习书法、围棋、传统乐器,个体锤炼的不仅是技艺,更是专注、沉静、谋略的心性;漫步于古迹遗址,个体遥想的不仅是过往云烟,更是历史兴衰带来的震撼与启迪。这些具身的、情境化的实践参与,将抽象的文化价值转化为可感可知的鲜活经验,直接叩击个体的心灵。正是在这种亲身体验中,文化所倡导的精神才能真正落地生根,从“知之”到“好之”再到“乐之”,内化为稳固的心志定力与自然的情感流露。

其三,叙事认同与典范模仿相统一。人类是叙事的动物,我们经常通过故事来理解自我与人生,通过历史来理解存在与过去的关系。而文化中充满了各种叙事,从宏大的历史传奇、英雄史诗,到微小的家族往事、民间传说。这些叙事不仅传递信息,更塑造认同。个体在聆听、阅读、传播这些叙事的过程中,会不自觉地与其中的角色、群体产生认同,将其命运、选择与价值观投射到自身,从而思考“我是谁”“我应如何”的根本问题。对民族英雄叙事的高度认同,能激发深厚的爱国心志与奉献情操;对圣贤君子故事的反复咀嚼,能引导个体向往并模仿其人格风范。典范模仿是另一种强大的心理机制。文化所树立的圣贤、英雄、艺术家等典范人物,以其鲜活的人格魅力与卓越的精神成就,成为个体敬仰与效仿的对象。这种模仿并非简单的行为复制,更是精神上的向往与靠拢,是“见贤思齐”的内在动力。通过叙事认同与典范模仿,个体将文化的宏大价值与具体的人格形象相结合,找到了心志成长的生动模板与情操培育的情感纽带。

其四,审美沉浸与反思超越相统一。文化中的艺术与美学部分,通过其形象性、情感性与超越性,对人的心志与情操产生独特而深刻的塑造力。审美活动要求主体全身心地沉浸与投入,暂时悬置功利考量,与审美对象进行直接的、直观的交流。在沉浸中,主体的感知被锐化,情感被激活,想象被放飞。观赏一幅雄浑的山水画,可能心胸随之开阔;阅读一部悲剧作品,可能对命运与人性产生更深切的悲悯与理解。这种审美体验能直接净化与提升情感品质,是情操培育的重要路径。同时,优秀的文化作品不仅提供沉浸,也激发反思。这些作品通过对现实的提炼、变形、夸张或理想化,促使观者跳出日常思维,对习以为常的生活、价值与存在本身进行再审视与再追问。这种反思可能会带来困惑、挑战甚至痛苦,但正是通过这种思辨层面的磨砺,个体的心志才能从盲从与混沌中挣脱,走向独立与澄明。审美沉浸带来情感的丰盈与升华,反思超越带来理智的清醒与深刻,二者辩证交织,共同推动精神向更高境界跃迁。

其五,文化共同体的交互确认与批判性传承的张力相统一。个体的心志情操并非在真空中形成,而是在与他人的持续互动中,在文化共同体的反馈与期待中,不断被确认、调整与强化的。一个人的志向得到师长朋辈的鼓励与认可,会变得更加坚定;其高尚情操在集体中得到褒扬与效仿,会获得正向强化。这种社会互动提供了精神成长的外部动力与参照系。同时,文化的传承并非机械的复制,而是一个充满张力的、批判性对话的过程。每一代人面对历史文化遗产,既有继承,也有基于新的时代境遇的反思、选择与创新。个体在接触传统文化时,也会经历类似的心智过程:他可能被某些内容深深吸引并内化,也可能对另一些内容产生疑问甚至批判。这种批判性对话并非对文化的否定,恰恰是文化保持活力、个体保持精神独立的关键。正是在继承与批判的张力中,个体不仅接纳文化,更可能参与文化的更新,从而使其心志与情操既植根优秀传统,又具有时代性与主体性。

在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的当下,深入理解并自觉运用文化养心志、育情操的机理,显得十分迫切。这也意味着我们要珍视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其提供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土壤;意味着教育应超越单纯的知识技能传授,更加注重文化浸润与精神陶冶;意味着社会应营造富含文化养分、鼓励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整体氛围。唯有如此,个体才能在快速变迁的世界中安顿心灵、树立志向、涵养情操,成长为底蕴深厚、品格健全、精神丰盈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者;人类文明也才能在物质的洪流中守护其精神的灯塔,驶向更为开阔、深邃、美好的未来。

(作者:李建华,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教授)

从“兴于诗”到“立于礼”:孔子“仁”论的思想推进

【论点摘编】

卢春红在《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1期撰文指出,在成就仁道的理论诉求中,孔子对诗与礼的关注显示出特殊意义。就“诗”通过“兴”而指向不同事物间的关联性而言,其与“礼”以“仁”为内在基础显示出相同的致思方向,即均指向对“道”的呈现。然而当这一“道”是通过“诗”与“礼”来呈现,并最终通向“成于乐”时,一条特殊的现实化路径得以彰显:相比于“兴于诗”只是以“言说”方式呈现这一现实化路径,由“立于礼”而来的“行”则真正开启了现实化过程。更重要的是,成就仁道的现实化方式同时彰显了其对于古代思想的重要推进:如果说《道德经》以其摆脱具象的普遍性视角将“易”之道推进为“常道”,那么,正是通过孔子论“仁”的现实性指向,“道”得以在由“言”到“行”的思路转换中呈现自身的真容,并由此开启“仁人”成圣的可能路径。

应用伦理学对伦理学的三重赋能

【论点摘编】

戴茂堂在《道德与文明》2026年第2期撰文指出,应用伦理学已成为当代伦理学的主要形态,但伦理学界在如何把握和阐释应用伦理学对伦理学的特殊赋能上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应用伦理学真正赋能伦理学的有三个方面:第一方面“动词特性”是应用伦理学直接赋能给伦理学的,应用伦理学通过把僵化的道德概念拉回生动的人间,通过把德性这个语焉不详的大词还原成具体可感的特殊德行,直接赋能了伦理学自带的“应用特性”即“动词特性”;第二方面“纯粹特性”是“应用伦理学”在以“无用之用”与“工具之用”展开的直接较量中间接强化给伦理学的东西;第三方面“普遍特性”是“应用伦理学”在以“学术的普遍之理、整全之理”与“部门伦理学可能陷入的窄化现象”展开的直接对抗中,间接强化给伦理学的东西。

人工智能技术社会中的技术物问题

【论点摘编】

邹诗鹏在《探索与争鸣》2026年第1期撰文指出,不同于机械时代技术物的“座架”性质,当今人工智能技术社会的技术物日益呈现出社会整体智能化与系统化的特征。人工智能化成为社会生活及其组织运作的前提,而人工智能技术物及其与世界的连通,也越来越呈现为“管道”形式。人工智能作为技术物,逐渐被赋予社会存在与生存论意涵。西蒙东基于电子管技术设定了技术物的两重规定:不确定性与技术个体化。但在人工智能技术社会中人工智能作为技术物越来越需要与人类整体意义上的确定性相关联,技术个体化也不应被滥用,有理由规避各种打着奇异化旗号的社会离散现象。人工智能作为技术物,意味着劳动可替代性的增强,因此应更本质地理解劳动与人工智能的关系,劳资关系仍是理解人工智能技术物的前提。人工智能技术社会的关键问题,还是人工智能逐步替代人类活动时,如何理解人工智能社会,以及如何运用和保护人类的知识创造能力。

传统“乡射”礼与社会“共同体意识”的塑造

射礼是中华古礼之一,起源于借田猎来进行的军事训练,为先民重要的生活内容之一。“射”最初不限于“射箭”,举凡投枪掷矛的行为,均可归为射之范畴。随着古代人们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发展变化,“射”除了保留其军事意义之外,还演化出礼教的意义。孔子曾感慨道,“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可见,在古人看来通过“射”这一行为或者礼节,可以养成君子高尚的情操。实际上,古人通过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组织“射”的活动,形成一整套礼仪制度,整合群体行为,推行主流价值观,从而使“射”这一原本偏重于实用性和竞技性的活动,转化为一种能够“正人心、厚风俗”的道德教育措施。

射礼种类很多,包括大射、宾射、燕射、乡射等,其中“乡射”最能体现礼的道德内涵,诚如《礼记》所云,“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诸己,己正而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就是要通过“乡射”礼的举行,激发仁人仁心;通过有序竞争,培养君子人格,最终形成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共同体”。如征诸三礼,其核心内容是“三番射”,通过合耦、一番射、二番射、三番射、旅酬5种仪制,将外在的射箭技艺与内在的礼乐教化相结合,最终实现对参与者德行的考察与培养。《周礼》曾具体阐释过“乡射”之礼:“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兴舞。”对此,清代学者凌廷堪有进一步诠释。他认为“一曰和,二曰容”,是说在“合耦”和“一番射”的步骤中,不用统计射中次数,但取其容仪合于礼节,所以称为“和”与“容”;“三曰主皮”,是指第二番射,这时讲究技术和力量,最好能射中贯穿,所以称为“主皮”;“四曰和容,五曰兴舞”,是指第三番射,这时既要仪容合于礼节,步伐和发射都要合乎音乐的节奏,所以既要有“和容”,又要能“兴舞”。这已经不仅仅是技术和力量的要求,而是艺术与修养的提升,达到孔子所谓“依于仁,游于艺”的境界了。

由此,“射”从一种单纯的实用技术,逐渐演化为兼具实用技术与文化符号意义的“礼”,目的是养成文质彬彬、能文能武的“君子”,体现了“礼教”最原始的深刻内涵。孔子所谓的“不学礼,无以立”,就是在这层意义上言说的,这个“礼”自然涵盖“乡射”在内。当然,通过“乡射”礼,也不仅仅旨在塑造恺悌君子,还有助于增强社会共同体意识,提升社会文明程度。笔者拟从以下三方面阐发乡射之礼的现代意义。

首先,“乡射”礼是在尊重“公序良俗”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有较强的社会共识为支撑。“君子行礼,不求变俗”,“乡射”礼更像是民间射箭比赛或者高雅娱乐活动,兼具娱乐性和竞技性。“合耦”是为了使比赛双方尽量势均力敌,“一番射”则是允许人们有练习和试错的机会,而在最后的“旅酬”环节中,不分长幼和胜负多寡,都能参与饮宴。故而射礼绝非单纯崇尚输赢,相反,这是一种在谦抑的气氛中进行的有严格程序规范的仪式,旨在构建一个长幼有序、敬让和谐的社会共同体。

其次,“乡射”礼提倡一种“有序竞争”的团体观。其最激烈的竞争环节,就是“二番射”,选手要将最佳的竞技状态展示出来,即射中贯穿的“主皮”。“主皮者”自然能够证明其力量和技术的高明,但是这并不妨碍其他射手依旧有继续参与的权利,只要射中靶子,同样能够得分。这就是孔子所谓的“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因为各人的力气大小不同,君子无所争,尚礼不尚力。这实际上是乡射之礼表达出的更深一层的内涵。乡射之礼之所以高于普通射箭比赛,其核心在于它所体现的不仅是竞技层面的技艺较量,更是对体育精神与道德自觉的内在彰显。通过举办“乡射”礼这一活动,不断扩大各类型社会成员的集体参与,营造充满竞争与信任的社会氛围,树立良好有序的人际规范,能够为构建和谐的社会秩序奠定基础。可以说,通过这种礼仪形式,有助于培育社会成员之间的互信,规范公共参与,在提升合作水平、增进互惠意识、强化集体认同的过程中形成良性的互动循环。

最后,“乡射”礼彰显了对人类精神“向上升华”的期待。“乡射”礼旨在射箭和雅乐(礼乐)之间构筑一道联系,这实际上就是要求人类超越自身的局限性,不能安于现状、耽于“舒适区”,而应树立高尚的理想信念。共同的理想信念,恰恰是社会共同体意识塑造最强大的精神动力。《论语》中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孔子听后很欣慰,欣然赞许道:“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何以有这样的效果?正因为子贡表达的就是达到“贫而乐,富而好礼”的境界,必须时刻砥砺自己的理想信念,即“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而“乡射”礼,恰恰蕴含着对人类精神“向上升华”的期待。

传统“乡射”礼,与君子人格的培养、社会共同体意识的塑造息息相关。人类历史和现实都证明,社会的整合是文化与政治共同作用的结果。文化整合是自然发生的人类自组织系统,以家庭、宗族、村社、民族等具体关系构成共同体;政治整合则是以国家、团体、个人的权力配置等抽象关系构成共同体。前者更多依靠血缘和道德情感维系,而后者更多依靠政治和法律制度维系。传统“乡射”礼恰恰兼具了文化和政治的社会整合纽带之用。它强调规范程序,强调竞争,体现了政治整合的色彩,同时又强调雍容揖让,强调个体修养,则体现了文化整合色彩,从而在无形中增强了社会共同体的凝聚力。

总之,我们应当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传统“乡射”礼蕴含的精神转化为当代社会治理的文化资源。理解和吸收“乡射”礼的核心精神,再相应地创新表达形式,以适用于当代社会快节奏的仪式或集体活动,传承弘扬“乡射”礼的内在精神。进而积极发掘公序良俗中有益的成分,倡导有序竞争,筑牢理想信念,凝聚最大共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夯实根基。

(作者:宋 玲,系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第16版:文化记忆·秦刻石学术钩探2 篇

新见秦刻石提到的“车”或为礼仪用车

甘肃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地出土的2号车(复原件)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有关新见秦刻石的“现象级学术事件”吸引多学科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深入讨论,成果越来越多。昆仑山所产之“药”乃是西王母掌管的“不死药”,这种非现实的“神药”,如何采得?又如何运回秦宫?结合此前学者的观点,我推测刻石中提到的“车”很可能是类似于甘肃礼县圆顶山秦贵族墓葬中出土的“神车”——“四轮方车”,或是类似山西闻喜县上郭村西周贵族墓出土的“刖人守囿青铜六轮车”。

秦人的车马文化传统

易华等学者认为,马车是商代以前从中亚传入我国的。商周古车一般为双轮,独辕,车厢呈长方形或方形。商代甲骨文、金文及西周早期金文中的“车”就是这种形象。迄今为止,中国考古出土商代多辐条两轮车超过百辆,例如安阳孝民屯南地和小屯所出车的车辀较平直,车厢较小,用材粗大,已经具备中国古车的形制结构特点,其滥觞当在夏代或更早。西周车辀向上弧曲,车厢演变为左右宽、前后短的长方形,轮辐增多,用材减小,颇多铜制结构装饰器物。春秋战国时期车型变得多样化,用材及结构更为合理,车辆坚固、轻便,铜器件减少,如虢国墓地、侯马上马、太原金胜等遗址出土的车型。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的铜车马基本继承了商周古车的特征,但在使用功能上变化较大。

殷商时期,古车作为运输工具的同时,还用于作战。而周人不仅将车作为战具,还用车辆标识等级身份,成为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秦代开始,战车逐渐退出战场,只保留辎重车,《汉书·赵充国传》记载赵充国曾将先零羌驱赶到青海湖周围,并“虏马牛羊十万余头,车四千余辆”。这里的车就指辎重车,也表明青藏高原畜力资源丰富,车辆使用较多。

秦人有着深远的车马文化传统,秦祖费昌、中衍都善于驾车,他们分别为商汤和商王太戊驾车。秦别祖造父为周穆王驾车,秦祖非子在天水为周王室养马有功被封为附庸,秦国由此走向强大。

秦朝建立后,大力发展作为上层社会交通工具的乘车。考察秦陵铜、木车马及战国时期马家塬、庆阳、固原、鄂尔多斯等不同地域出土的车马实物,发现秦式马车装饰主要以髹漆、彩绘、丝绸等为主,并且影响了戎与胡之车。马家塬遗址是战国时期秦人统治下的西戎贵族墓地,出土68辆礼仪性车辆,用透雕或剪裁的金、银、铜、铁等质地的动物纹、几何纹、花草纹装饰车体,体积巨大,雍容华贵,与秦陵铜车马的形制、构造、葬俗差别不大。马家塬、秦陵等地所出马车虽然专为随葬制作,但也能推知现实中车的华丽程度及其在秦人贵族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另外,青海海西州距今3000年的野牛沟岩画中,有未完成的车和两马驾单辕车形象,柴达木盆地诺木洪遗址中也发现过两件车毂。据此推知,自西周开始,车马成了羌人、戎人首选的交通运输工具。

具有“升仙”功能的“神车”

礼县圆顶山秦国墓地出土的“四轮方车”,在现实生活中既无对应原型,又无可资参照的装饰物组合,可能有特殊的意义。“四轮方车”整体呈盒型长方体,长11.1厘米、宽7.5厘米、高8.8厘米,由盒体与轮轴组成,盒盖设计为对开式双扇小盖,一扇顶部设蹲坐熊形钮,另一扇为跪坐人形钮,盖沿四角各嵌一只可旋转的青铜小鸟。盒体侧面四角附四只张口仰天的虎形饰,底部轮轴由四只圆轮组成。盒体五面均装饰有蟠虺纹。与其伴出的鼎、簋、盉、壶等青铜器也大多装饰有蟠虺纹和熊、虎、鸟等造型。这些属于秦人信奉的神话动物,它们也经常出现在与昆仑山主神西王母相关的刻石或画像中。

我认为,即便“四轮方车”在现实中有原型,其实用功能也无法与两轮车相比,尤其是在道路崎岖的西部山地。据此推测,“四轮方车”是具有登天升仙功能的“神车”,设计成四轮、四角,可能与古老的“天圆地方”观念有关,墓主要在死后仍然掌管生前的势力范围。

20世纪80年代山西闻喜县上郭村西周贵族墓出土了一件“刖人守囿青铜六轮挽车”,通高9.1厘米,长13.7厘米,宽11.3厘米,车厢四角有四只回首的熊罴,两侧中部卧伏一对小虎,车厢帮上还装饰有两对小鸟。车下有六个车轮,前有两只卧伏的虎抱着四个小车轮,车身后部还有一对大轮子。车厢盖顶有一只猴子,提动猴身,便可以打开厢盖。车厢前面的两扇大门也可以开闭。车门左侧嵌着一个左手还拄拐杖、失去左脚的人。中国古代有墨、劓、刖、宫、大辟和膑刑等残酷刑法,《周礼·秋官·掌戮》中记载“刖者使守囿”。这位小铜人显然遭受过“刖”刑,这辆车的设计用意可能是由他在冥界为墓主掌管熊、罴、猴、虎、鸟等动物。我认为,这些动物并非“囿”中观赏之物,而是被装饰在具有“升仙”功能的“神车”相关位置,执行特殊使命。

《前汉书》记载了四轮车在升仙中的特殊作用:“或言黄帝时建华盖以登仙,莽乃造华盖九重,高八丈一尺,金瑵羽葆,载以秘机四轮车,驾六马,力士三百人黄衣帻,车上人击鼓,挽者皆呼‘登仙’。”

秦国“四轮方车”与西周“六轮挽车”之间,似有文化上的承继关系,尽管轮子数量略有不同,但装饰的鸟、虎、熊等重要神性动物基本一致。鸟是秦先祖的图腾崇拜物,西王母神话中也有“三青鸟”;秦人虎崇拜的历史文化渊源可追溯到西迁前的东夷部族时期,《山海经》中几处提到西王母的形象亦与虎有关;先民崇拜熊的历史也非常久远。叶舒宪认为黄帝名轩辕、号有熊这一符号现象,包含玉璜(天桥)、天车(轩辕)和天熊三种天地之间的中介物。“六轮挽车”上的熊罴、“四轮方车”中央的坐熊,可能都属于这种至关重要的“中介物”——既能联系轩辕黄帝和帝之下都“昆仑山”,又能作为西王母的重要侍者统领其他神性动物。

目前考古所发现的唯一一辆四轮车实物,是2024年在秦陵“帝国第一陪葬墓”墓道中发现的“四轮独辀木车”,其四轮独辀结构与战国晚期主流的双轮车形制不同。该车总长约7.2米,上带有完整方形彩绘车盖,东西宽2.6米,南北长4.2米,车盖下压有方形木架,当为车厢。其两侧共有四个车轮,附有大型铜质车軎。陪葬坑P1、P2各出土四马驾独辀木车一辆;陪葬坑P3残留遗迹显示有独辀木车四辆,双辕木车一辆,其中一辆独辀木车由并排六羊驾。这些车反映出秦朝陪葬车马形制与组合的新变化、新形式。特别是出现六羊驾车,反映出秦文化对古羌人“引路羊”葬俗的吸收。古羌人认为羊能沟通生死,甘肃高台骆驼城、许三湾魏晋墓中就出土了与羌人葬俗相关的殉葬实物羊与画像砖。

“四轮独辀木车”不但要承载墓主灵柩,还要护送墓主灵魂往返于冥界和天界。多形制和多用途的车辆集中于一墓,且以“四轮独辀木车”作为专用载柩工具,符合秦人倚重车马的历史传统,同时也继承了人们在升仙登天神话中出现的新思想:商周以前,先民灵魂升天依靠鸟、龙、熊、虎、龟等神话“物精”,后来随着车马在军事、运输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不断提升,车也被赋予通行天界的功能,并以虬、螭等幻想灵兽为驾,如屈原《九歌·大司命》:“乘龙兮辚辚,高驰兮冲天。”《涉江》:“驾青虬兮骖白螭。”“虺”在古代一般指首尾有口的小蛇,“蟠虺”即屈曲、盘绕、交叠的蛇。装饰“四轮方车”的蟠虺纹,或许就与虬、螭等灵兽的巫术功能相同。

研究者多认为“四轮方车”是一件作为明器的挽车模型。尽管“四轮方车”、山西闻喜“刖人守囿青铜六轮挽车”的形制与秦陵陪葬墓中发现的“四轮独辀木车”有很大不同,“四轮独辀木车”上也未发现“六轮挽车”和“四轮方车”上装饰的鸟、虎、熊等神话动物,但它们对车在登天升仙中的功能有着相似的认知。

根据以上讨论分析,探讨新见秦刻石中的“车”时,应该特别重视“己卯车到”四个字。刻石铭文被确认为“卅七年”,这是秦始皇生命的最后一年,形势危急,我认为采药团队不会刻文纪功,更没必要强调作为交通工具的车。有学者推测“翳”似对神而言,我赞同是说,并进而认为翳就是向西王母求告,“臣翳”显然是翳替代秦始皇向西王母祷告、求药时的自称。但人神不能直接沟通,必须借助装饰着神性动物的“车”和文字。文字和图像都是人与神灵沟通的媒介,商王占卜时,巫师在具有通灵属性的龟甲上刻下“贞问某事”的卜辞和翳一行人在昆仑山岩石上刻写祷告文字,两者的功能与意义本质相同。刻石是翳等人祷告、接引“不死药”庄严仪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外一个可以支持这种探讨的证据是羿和翳的名字中都带有“羽”。翳既不同于一般的朝廷命官,也迥然有别于普通的术士,很可能是出身秦贵族、深受秦始皇信任的特使。他率团前往昆仑山“采药”,乃是仿效曾经成功取回“不死药”的羿。造父跟随周穆王见到的西王母还是部落酋长形象,到秦代,西王母已经神仙化,而屈原“登昆仑兮食玉英”的书写也是黄帝“种玉”“食玉膏”神话的延续。西王母掌管的“不死药”无论是玉膏、玉英还是灵芝之类,都在神话语境中,而非现实生活中可接触的药物。羿可以直接从西王母处带回“不死药”,而翳则要通过刻字向西王母祷告,借助最高礼仪规格的“神车”接引“不死药”,所以要在刻石中特别强调“车到此”。

综合上述,我认为新见秦刻石中提到的“车”乃指翳等人在昆仑山求取“不死药”神圣仪式中的礼仪用车,其体积、装饰大概与盒型长方体的“刖人守囿青铜六轮车”“四轮方车”类似,而不是翳等人的乘车或辎重车。

(作者:冯玉雷,系甘肃省先秦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车到此”的实证问题

图①天峻县卢山岩画马车图像 作者供图

图②天峻县卢山岩画古藏文石刻 作者供图

图③刚察县舍布齐岩画(局部)作者供图

图④天峻县鲁茫沟岩画(局部)作者供图

为推动新见秦刻石研究的深入,我想从历史交通地理视角,谈谈“车到此”的实证问题。有学者从交通可行性和秦人与羌族关系等方面进行分析,提出秦人通过“羌中道”来到扎陵湖是完全可能的。还有人认为,河源地区先秦时期就有使用车辆的传统,且较为普及,因而推测当时已形成简易路面和初步交通网络,并将唐蕃古道的历史提前。

据伍光和教授等主编的《青海省综合自然区划》的描述,“青南山原”具体在布尔汗布达山、布青山以南的青海省东南部,包括东昆仑山地区、黄南甘南高原山地和青南高原。扎陵湖、卾陵湖一带就位于青南高原区。我认为需要重视青南山原与青海北部的地理差异,以及特殊自然环境对“车到此”的制约。

何处是“羌中”

“羌”原是古人对居住在中国西部半农半牧部落的一个泛称,历史上多称氐羌、西羌、羌戎等。秦人在周初被流放至“西陲”,春秋末期其西部疆域还在渭河上游,西面的洮河流域及以外则属于氐、羌、戎人地区。随着实力增强,秦国不断西进。公元前688年,秦武公在天水、甘谷一带设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县制,标志着秦国对陇西地区治理制度化的开始。

秦昭襄王时灭义渠等戎而置陇西、北地、上郡等郡,六盘山东西两侧以羌族为主体的诸戎逐渐为秦国所融合,秦国疆界扩展至洮河流域。这时,秦戎相互影响和融合,史书称为“秦杂戎翟之俗”“秦与戎翟同俗”。秦始皇时,“务并六国,以诸侯为事,兵不西行,故种人得以繁息。秦既兼天下,使蒙恬将兵略地,西逐诸戎,北却众狄,筑长城以界之,众羌不复南度”。秦长城西起临洮、东至辽东,将羌人驱逐至洮河流域以西的河湟谷地等区域。

汉初经“文景之治”,至汉武帝时国力强盛,设立“河西四郡”。武帝元鼎五年,“始置护羌校尉,持节统领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盐池左右”。《汉书·地理志》有“水出羌中”“山在羌中”“昆仑山祠”“盐羌”等记载,《后汉书·西羌传》对“羌中”或羌族迁徙的地域范围记载尤详:“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接鄯善、车师诸国。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又《后汉书·段颎传》载颎自张掖追西羌:“且斗且行,昼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余日,遂至河首积石山,出塞二千余里。”此处“积石山”即今黄河源东北的阿尼玛卿山,“河首”则指今青海玛多一带的黄河上游。

综合《禹贡》《史记》《汉书》和《水经注》等史籍记载,可知“羌中”主要指祁连山与阿尼玛卿山、布尔汗布达山之间的河谷或盆地,尤其是黄河、湟水、洮河、大通河一带的民族走廊,故有“河湟羌”之谓。羌人多是“会放牧的农民”或“会种地的牧民”,故今人释藏语中的“戎”为农区或农人,即河谷地带称戎。因此,“羌中”应主要分布在海拔3500米以下的农牧过渡地带。

“羌中道”何往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对于交通运输的规划和建设极为重视,《史记》将“车同轨”与“一法度衡石丈尺”和“书同文字”同列。秦在都城咸阳与各地城邑、北方军事据点之间,完成了总长12000公里的道路建设。其中约7500公里称为驰道,即宽约69至70米的干道,还在一定间隔设置馆舍邮驿。除了修筑驰道外,还修建了“北边道”“五尺道”等道路,以满足征战和开发全国各地的需要。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秦始皇首次西巡的路线是西出咸阳,过陇县,经关山古道到达陇西郡。关山古道是古人跨越六盘山、沟通中原和西域的重要通道,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初步形成。秦人肇兴于甘肃礼县,其崛起和东迁,无疑为关山古道的形成奠定基础。秦始皇西巡至陇西郡,但未过黄河,或可间接佐证黄河以西地区当时无车路可通,亦即秦代交通发展与疆域拓展、治理范围高度同步。

汉代正式开通的“羌中道”,主要通过河湟谷地与青海湖(或茶卡-共和盆地)和柴达木盆地共同组成的横贯青海省中部的地势较低地带。它东接从临夏或兰州西行的丝绸之路,渡黄河后取道湟水河谷穿行于古羌人聚居地,经民和、乐都、西宁,或北渡大通河翻越祁连山,抵张掖与河西大道交接;或西出翻越日月山,经青海湖、柴达木盆地,复经阿尔金山噶斯山口直达若羌,接西域南道。《汉书·张骞传》记其出使西域,返回时“欲从羌中归”即此道。

有观点认为,“采药昆仑”的路线可视为“羌中道”的组成部分,我认为这是不符合秦汉交通地理实际的。因为“羌中道”并不经行布尔汗布达山、布青山以南的河源地区。《后汉书·西羌传》记载:“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发羌、唐旄等绝远,未尝往来。”羌人首领无弋爰剑及其族群世居河湟地区,其后裔仅有极少数部族“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而成为“徼外蛮夷”,但因昆仑山脉东支的地理隔绝作用,遂不复往来,何谈秦地与河源之间存在畅通的驿路交通。

随着东晋十六国时期羌人和中原地区交往日益密切,以星宿海为河源的认识逐步深化,隋朝以此为据在阿尼玛卿山北麓古赤水城设置河源郡。郡名河源,故应距当时认识中的河源不远,从而在事实上纠正了汉代的“伏流重源”说。由于唐朝和吐蕃王室建立了密切关系,从公元7至9世纪,黄河上游就成为内地进入西藏的一条交通要道,此即唐蕃古道。

唐蕃古道是中原唐王朝与吐蕃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交通孔道。其在河源地区的具体经行路线,除通过玛多县黄河沿渡口的正驿官道外,还有一条支路沿黄河左岸而行,经鄂陵湖北岸,从扎陵湖和鄂陵湖之间过黄河。该支路过河后,继续沿扎陵湖东南岸、溯卡日曲河谷而至通天河。至于唐蕃古道是否经过扎陵湖北岸,目前无人给出确切的考证,倒是历史文献给出了不少反证。

河源地区古代只有两个渡口:一处在鄂陵湖、扎陵湖之间的周毛松多,即黄河上渡;一处在其东200余里的黄河沿,即黄河下渡。周希武《玉树调查记》记有自兰州至结古的见闻及沿途史地沿革,为研究唐蕃交通史的重要资料。其附录《宁海纪行》校释云:“此地为赴两湖大道之分路处,自甘南、洮、岷等处赴藏者经果洛至此,西南行,沿唐蕃大道迳赴两湖之间。”该书所附《玉树二十五族简明图》标明唐蕃古道位于两湖之间,可证历史上不将经扎陵湖北岸西至约古宗列曲的通道作为入藏孔道。

那么,是否存在秦代古道经过扎陵湖北岸,而后世改道东岸的可能?答案应是否定的。陆路交通路线在东部平原地区开发较早,形成后往往随整个经济格局的变化而变化。但在西部山区,则因地形条件的限制,某交通路线自初次开辟以后很少变化,一直可以延续到近代。“羌中道”、唐蕃古道、清代以来的“入藏大道”,乃至今天青康公路的选择,无不与自然地理的客观条件有关。这就是说,秦代河源地区如果存在交通道路的话,它们在唐代以前就已基本定型。今天讨论“车到此”,若不以自然地理的客观事实为依据,不参照前人早已开拓出的道路,其论断将难以经得起检验。

何以“车到此”

有学者引用汉宣帝时赵充国伐先零羌缴获四十余车辆的史料,为“车到此”提供依据。要知道在海拔2000米上下的河湟谷地,出现车辆并不稀奇,且各种古代车马只能在平地道路上行驶,不能作为海拔4300米以上的青南山原可通车马的实证,除非出土相关秦代遗物。还有学者提及青海2000年前就出现以车辆为主题的岩画,认为车在高原的使用较为普遍,并以距离扎陵湖300公里的格尔木市野牛沟和天峻县卢山均有车猎岩画为据,推测扎陵湖附近先民从很早就开始使用车辆。问题是,这些岩画的断代本身就存在争议。

卢山岩画位于海拔不足3400米的山丘上,主要有动物、狩猎、战争等场面,可见多幅勇士射猎野牦牛和车猎的场景(图①)。根据考古发现推断其时代不早于唐代。其依据一是该岩画点共存唐代初期才发明的古藏文(图②);二是距离卢山约44公里的刚察县舍布齐岩画,动物画面以野牦牛为主,狩猎画面为骑马引弓射猎(图③),岩画上限为吐蕃、下限为晚唐;三是距离卢山约19公里的天峻县鲁茫沟岩画,刻有78幅画面,再现了一幅较大的高原动物群居生息的场面(图④),标志碑注明为唐代。

退一步讲,即便卢山车马岩画断代为秦,但因青海湖流域与河源地区自然环境差异显著,故不宜将较低海拔地带具有车马信息的岩画,作为海拔4300米以上高原腹地“车到此”的证据。河源地区交通运输路线受高海拔地形制约,具有突出的自然特点:一是路线必须沿着水草丰茂的地区通过,以解决人畜的需求;二是山高路险,雪峰耸立,湖沼遍地,交通道路都有较固定的垭口、古渡。从陇西郡前去河源,沿途需多次在峡谷中穿行,翻越拉脊山、日月山、鄂拉山等高山。其中共和盆地是必经之路,它与南侧鄂拉山高差可以达到1000米左右,且山势陡峻。

有观点认为,依据当时青藏高原气候环境及交通条件,冬季无疑是最适宜秦朝采药使团出行的季节,有利于车队人马跋山涉水。其实并不尽然。例如,自大非川(共和盆地)经鄂拉山垭口(海拔4499米)至黄河沿渡口的驿道,人烟稀少,徒行此地,以8、9月为最宜。冬则大雪封山,水冻草枯。正如《旧唐书·薛仁贵传》记载:“军至大非川,将发赴乌海……乌海险远,车行艰涩……仁贵遂退军屯于大非川。吐蕃又益众四十余万来拒战,官军大败,仁贵遂与吐蕃大将论钦陵约和。”此段记录的是历史上著名的大非川战役,由于副将郭待封不遵调度,导致辎重尽失,后勤无着,以唐军失败告终。唐朝军队尚且难以逾越鄂拉山而达于河源地区,在没有后勤保障的情况下,秦朝使团车马,又如何翻越鄂拉山进入青南山原?尤其河源地区多湖泽湿地,在无道路的情况下极难通行。

综上,我认为唐蕃古道在秦始皇时期已经打通了最为关键环节的看法,仍需考古发现佐证,或使用秦制木轮车进行冬季田野实践证实才能成立。鉴于历史研究孤证不立,期待今后围绕河源开展的区域系统考古调查,能够发现秦代驿路、青铜礼器、两轮木车等遗物,构成多重证据链。

(作者:王乃昂,系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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