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老师
插图：郭红松
1954年，我上小学一年级，所在的前门第二中心小学，校园是由寺庙改建的，庙的模样一眼还能看出来。大殿、后殿和配殿都在，配殿成为老师的一大间办公室，所有老师都在那里办公；前面的空场，安上两个篮球架，立了一个领操台，变身操场；原来的斋堂、僧房和后殿，被隔成一间间，成了我们的教室。大殿最大，灰砖灰瓦和带铃铛的飞檐，显示着老庙的风华，成了学校的礼堂。
在这座小学校里，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张老师。过去了60多年，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叫张文彬。他从我小学四年级开始教我们语文，兼我们的班主任。他40多岁的样子，有着浓重的、我听不出来是哪里的外地口音。他很严厉，站在讲台桌前，腰板挺直，头发乌黑发亮，一根根直戳戳地立着，总让我想起课堂上他讲解的“怒发冲冠”这个成语。
小学四年级时，多了一门作文课。第一次作文课之前，张老师带我们全班同学到儿童电影院看电影。电影院在王府井南口路东，离学校很近。那天看的电影是《上甘岭》。我的座位在楼上，因是第一次来儿童电影院，看什么都新鲜，耽误了时间，等我爬到楼上，电影即将开始的预备铃响了，灯光一下子暗了下来。我看见一层层座位由低而高，像布在梯田上的小苗苗。每一排座椅下面，都安着一盏小灯，散发着柔和而有些幽暗的光，迟到的小观众不必担心找不到座位。那天看电影时我总是走神，忍不住低头看那一排排灯光，好像那里藏着什么秘密……
原来，张老师带我们到儿童电影院看电影，是有目的的，就是让我们写作文。张老师让我们写的作文就是这次看电影的经历，他说：“你们怎么看的，怎么想的，就怎么写，你觉得什么有意思，对什么最感兴趣，就写什么。”我把我所感受到的这一切都写了，当然，我没有忘了写我认为最新鲜最有意思的那一排排灯光。
没想到，第二周作文课讲评时，张老师向全班同学朗读了我的这篇作文。他特别表扬了我写的那一排排灯光，说我观察得仔细，写得有趣。他那浓重的外地口音，听起来那么亲切。作文所写的一切，好像不是我自己写的，而是别人写的似的。童年那颗幼稚好奇的心，让我第一次对作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四年级那间光线昏暗的教室，似乎也明亮了许多。
每年元旦前的晚上，学校都要组织一场新年晚会，在大殿改造的礼堂开演。这是学校的经典节目，虽然临近期末考试，大家还是倾心倾力准备。晚会由各班出节目，有打擂的味道，是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
六年级是我参加的最后一次新年晚会。那天晚上，下着大雪。张老师带我们班的同学表演了话剧《枪》。这是张老师带我们去王府井北口的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看了人家演出的话剧《枪》后，改编的一个精彩的小片段：一群机智勇敢的小八路，偷了一个日本军官的手枪，最后击毙了一个日本兵。
话剧结束，大幕还没有拉上，礼堂的大门忽然开了，一位身穿白羊皮翻毛大衣、戴着白羊皮帽子、长着一脸长长白胡子的老爷爷，像一幅画一样出现了，大门的门框，成为这幅画的画框。
大片大片的雪花，呼呼地跟了进来。关上大门，同学们才看见老爷爷的身上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大布袋子，布袋和他身上披满了雪花。
只见老爷爷一边朝舞台走去，一边大声向同学们打着招呼：“亲爱的孩子们，我是新年老人呀！我给你们带新年礼物来了！”
同学们都好奇地纷纷站了起来，热烈欢呼。
新年老人？难道真的会有新年老人吗？那不是在童话中才会出现的吗？但，这个正向大家走来的不是新年老人吗？太像了！太像了！而且，他还背着那么满满一布袋的新年礼物呢。他真的就像踏着雪花、远道而来的新年老人呀！不要说一年级的“小豆包儿”觉得像真的，就是我们已经上六年级的同学，在那一瞬间，也有了一种错觉，恍惚中，以为童话的世界出现在眼前。
新年老人走到舞台中央，打开了布袋，从里面掏出一件件用彩纸包裹的新年礼物，里面装的是橡皮、三角板、铅笔等文具和会蹦的“小青蛙”之类的小玩具，平时同学们司空见惯。但是，当剥开彩纸、露出这些礼物的那一刻，大家还是兴奋雀跃不已。因为这些东西，已经不那么平常，而像是安徒生童话中那朵冻僵的玫瑰花，经过了新年老人的大手一抚摸，立刻重新绽放一样，让大家感到无比新奇和兴奋。
新年老人正在把它们分送给同学们。我看出来了，好多同学都看出来了，站在台上的新年老人，就是我们的张老师。那一脸白胡子，是用棉花粘上去的。
我读五年级的时候，学校东边新盖起了一排红砖房，作为高年级学生的教室，和西边的旧庙群落，一红一灰，显示出新旧时代的鲜明对比。我们搬进新教室，感觉大不一样。原来的教室低矮潮湿，光线幽暗，阴天下雨的时候，需要打开电灯照明。新教室最突出的特点，是有好几扇大玻璃窗，和原来教室的花格纸窗不一样。尤其是上午阳光如水，从窗子流泻进来，教室里宽敞明亮许多。
我们的教室窗户，正对着同样新建的校长室的山墙。上午的每一节课，我们总是心旌摇荡，尤其是男生。原来，在新教室前的空场上，有几个水泥的乒乓球台。我们都想在下课铃声打响的时候，第一个冲出教室。稍晚一会儿，球台就会被别人占领。那时，不止我一人，好多同学的目光，都会时不时地投到教室的那一扇扇玻璃窗外，不约而同地落在校长室的那一面山墙上。这时候的阳光常常灿烂无比，每一节下课铃声响起的时候，光线会准确无误地落在从房顶往下数不同排数的红砖缝儿上，仿佛那光线和铃声之间有着极具默契的配合。
我们的校长或许做梦也不会想到，他办公室的山墙，就是我们的座钟。临下课前的那几分钟内，我们伸长了脖子，死死地盯着校长室那面墙上的太阳光线，像听到发令枪起跑的运动员一样，枪响瞬间如同开闸的水般奔涌而出，毫无顾忌地把老师甩在身后。
然而，我们最害怕的是，冲出教室的时候，校长正好从校长室出来。校长姓李，精瘦精瘦，一直很严厉，他的脸好像一面鼓皮紧绷的鼓，不知什么时候就会闷闷地响起，吓你一大跳。如果你犯了错，被他撞见，再把你叫进校长室，你就认倒霉吧，他批评起学生来毫不留情。我们学生都像老鼠见了猫，远远躲着他，谁也怕进校长室。
还好，我冲出教室抢占乒乓球台时，没有一次撞见他。
五年级的寒假，我偷偷从我家的小牛皮箱里拿了5元钱。那时，我爸的工资和家里所有的票证，都放在这个箱子里。四年级写了儿童电影院的那篇作文，张老师表扬后，让我多读点儿课外书，对写作文有帮助。我拿了这5元钱，是为了买4本书：《李白诗选》《杜甫诗选》《陆游诗选》和《宋词选》。这4本书，一放寒假，我就在大栅栏的新华书店看到了。不止一次看，不止一次想买，但买下来这4本书要5元钱，我爸爸不会给我这么多钱。可我实在想买，鬼使神差，便偷偷拿了这5元钱。结果，我的屁股上挨了我爸爸一顿鞋底子。
寒假过后，一天上午课间操结束，我从操场回教室，走过礼堂时，看见布告栏前围着好多同学。平时，学校里一些通知布告都张贴在里面，也不定期张贴一些学生的优秀作业和作文。我的作文有时会被张贴在布告栏里，这是让我露脸的事情。我很想挤进前去看看，有没有我交给张老师的寒假作文。我刚要往里面挤，有同学用一种异样的眼光望着我，很多同学像犁铧耕地时的泥土一样翻到了两边，给我让出中间的一条过道。我走进去一看，里面只贴着一张课本一样大小的纸，上面写着细细的毛笔字，第一行醒目地写着：当众警告处分。下面赫然写着我的名字。最下面，是李校长粗粗毛笔字的签名。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一下子炸开了。是什么原因呢，突然给我这样的一个当众警告的处分？上面并没有写明，只是笼统地写着违反小学生守则、违反学校纪律这样几句话。我细细琢磨后，心想，肯定是我偷拿那5元钱买书的事，不知怎么传到了学校。
我像挨了一闷棍的小狗，耷拉着脑袋回到了教室，一上午的课都没有上安稳，时刻觉得同学的目光都落在我的身上，心里像塞满了蒺藜狗子，扎得我疼痛无比。尽管那学期期末，那个当众警告的处分就撤销了——撤销处分的通告，同样贴在布告栏里，通告的下面，还是李校长粗粗毛笔字的签名。那时我对这个李校长，真的是恨死了！
1973年秋天，父亲病故，家中只剩老母亲一人，我从北大荒回到北京，一时待业在家。有一天，二中心小学的李校长竟然来到我家，这让我分外吃惊，不知道他来我家有什么事情。他落座之后我才知道，他是好心邀请我到学校代课的。
从1960年小学毕业离开二中心小学，已经13年了，他居然还记得我。我向他表示感谢，他却抱歉地对我说：“现在，你的户口还没有回来，我没法让你成为正式的老师，工资也没法给你。但是，我是真心希望你来咱们学校当老师的，我知道在北大荒你当过老师。只要你的户口一办回北京，到时候，我就把工资补发给你，你看行不行？”
我真的非常感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第二天早晨，我来到学校。校园的格局没有任何变化。老师的办公室还挤在配殿里，教室也大多在斋堂和僧房里。校长室还在那一排红砖房教室的旁边。
我叩响了校长室的门，第一次走进校长室。
小学毕业，我考入汇文中学，这是一所百年老校。在这所学校，没有体育老师、音乐老师和美术老师担任班主任的，而杨鹏声老师是个例外。他教体育，却是我们初二3班的班主任。
他是我们学校高中毕业留校任教的老师，很年轻，还没有结婚，所以精力充沛，有大把的时间投入工作。他最大的特点是事必躬亲，什么都要管到，像个鸡婆婆，恨不得把所有的学生都拢在自己的羽翼之下，方才放心。
初二一开学，他要求每个同学每天必须写日记，而且，要在第二天早上第一节课之前，把日记本交到他的手里，他要逐本审阅，写下批语，当天下午放学之前发回给大家。全班40多个学生，这个工作量够大的，可是，他乐此不疲，目的是掌握全班同学的思想动态，以便带好这个班。
每天清早，第一节课前，同学们都要把日记本放在讲台桌上，厚厚地码成两三大摞，摞得比所有科目交上来的作业本都高。看着杨老师抱着那么多日记本，像体育课上抱着一网兜篮球，鼓起了大肚子，昂首挺胸往前走，企鹅似的样子，让我们觉得既可爱，又可敬，还有些好笑。
我对杨老师这个做法，是有意见的。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总要写点儿自己心里的秘密，怎么可以像公园一样向别人开放呢？班主任就有这份权力看每个人的日记吗？当然，这样的想法，只是腹诽而已。大家都写日记，都交给老师，我怎么能搞特殊呢？只是，从一开始，我就买了两个日记本，一本是专门写给杨老师看的，一本是写给自己看的。写给杨老师看的，所写的内容都是每天学的什么，看了什么书，班集体有什么好人好事；偶尔也会写点儿诸如作业写马虎了、对自己要求不够严格之类，显得真诚点儿。有时候，也会敷衍，字迹潦草，匆匆交差了事。当然，这样的日记，杨老师火眼金睛，一眼洞穿，批语上少不了批评。
杨老师的批语，字体硕大，常会跑出格子外，但写得认真，也真诚。让人感动的不是批语本身，而是杨老师的这份认真执着。
现在想想，非常有意思。我买的这两本日记本，一本是从我家住的胡同西口专卖处理品的复兴成文具店买的，正值全国经济困难时期，日记本里的纸，很粗糙，很薄，很黑，本子卖得很便宜。另一本是在前门大街的公兴文化用品商店买的美术日记，道林纸，很白，很光滑，价格很贵。前一本处理的日记本，每天交杨老师看；后一本美术日记，则留给自己。
初二那年，语文教研组老师们创办的《百花》墙报问世，这在我们学校，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几块墨绿色的乒乓球台挂在教学楼大厅的墙上，上面贴满了一张张规格400字每页的稿纸。有报头，有栏目图，有尾花，都是老师们画的画。稿纸上，用钢笔写的文章，有高年级学长写的，也有老师写的，还有高校长写的。
那时，我是班上的宣传委员，《百花》墙报上，没有我们初二学生的文章，对我有些刺激。第二天上学，我和几个同学商量，咱们自己也办个墙报怎么样？大家立刻赞成，跃跃欲试。我们马上找平常作文写得不错的同学分头写文章，也抄录在400字一页的稿纸上。大家都摩拳擦掌，想把文章写得漂亮点儿，拿出水平来。再找班上两位画画好的同学，负责画报头、栏目图和尾花。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得给自己的墙报取个名字呀。大家议论纷纷，我说：老师办的叫《百花》，咱们的就叫《小百花》，怎么样？大家同意。这时候，杨老师出场了，他大大地表扬了我们一番。我说：咱们的《小百花》贴在哪儿呀？杨老师笑了，让我们跟着他来到体育组。体育组在操场旁边，走进去一看，原来杨老师早就为我们找来了一块黑板。我们把黑板抬到教室，大家一起动手，把一张张稿纸贴在黑板上。和《百花》一样，《小白花》也有报头，有尾花，有栏目图……沙场点兵一般，齐齐整整，五彩斑斓。
我们把我们的《小百花》墙报搬到大厅，摆放在《百花》左侧墙前的架子上。不一会儿就围上来好多同学和老师，大家边看边啧啧赞叹。我知道，不是我们的文章写得有多好，是大家觉得新鲜，这个《小百花》竟然出自初二小同学之手，还敢和《百花》叫板，有点儿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意思吧。
《百花》定期登出，我们《小百花》也定期登出。我被杨老师封为《小百花》的主编，嘱咐我一定坚持下去，说学校里的老师看了，都认为不错，语文组的老师还说要写文章表扬你们呢！（果然，后来在《百花》上贴出了由《百花》主编王西恩老师写的文章《为〈小百花〉鼓吹》。）
每期《小百花》搬到大厅，放学之后，我都会悄悄地躲在一旁，看有多少人来看，听着他们的议论，心里暗暗得意。有一次，我看见高校长也来了，高度近视的他，俯下身子，凑近前去，仔细地看，眼镜都快撞上黑板了。再一看，有一位老师远远站在大厅的门口一侧，正望着高校长呢——是我们的杨老师。
在我们汇文中学，余朝龙老师有点儿另类。
他中等身材，秋冬时爱穿一件皮夹克，样子潇洒，有些威猛；头发直立，有点儿桀骜不驯；双目望人，常常犀利如炬；讲课时嗓音苍哑，却时有激情，掷地有声，不容置疑。
他教高中物理，但业余爱好颇多，最大的爱好是表演，让我常觉得他大学选择物理专业，一定不那么情愿。学校每年的新年联欢会，搞得都非常热闹，多管齐下，遍地开花。礼堂里，有全校师生的聚会，文艺社团精彩纷呈的演出，显示出学校的文艺水平；各班有各班的联欢会，各班还会选出自己班级的拿手节目，相互串演，显示自己的实力；晚上，老师还要单独组织自己的联欢，一般是在学校五楼的阅览室。有一年，我当学校学生会主席，和同学负责筹备会场，我们把桌椅移到一旁，腾出中间一个空场，便是老师表演节目的舞台。张灯结彩忙完之后，便留下看老师们的表演。
我们学校藏龙卧虎，老师吹拉弹唱，个个身手不凡。其中就有余老师的一个节目。他徒手表演，站在空场中间，一言不发，一动不动，就那么愣愣地站了一会儿，不知他要干什么。忽然，只见他头一抬，脖子一歪，眼睛一转，然后轻挪脚步，一步一步慢慢地向前走去，走到半截，戛然停住，轻舒手臂，张开手掌，猛地扑过去，像是抓到了什么东西。当他小心翼翼打开手掌，有东西从手心里飞了出去。原来，他表演的节目是《扑蝶》。
他望着飞走的蝴蝶，轻轻叹口气，不那么甘心，四下观看，静静等了片刻，等着蝴蝶又落在花上，便又轻轻地走过去，扑上去，追着蝴蝶，绕着圈，满场飞。几次失败，其中一次还跌了个大跟头，惹得全场大笑。最后，他终于扑到了这只和他周旋不已的蝴蝶，得意地捧在手心里观看。看了半天，他双手向空中一送，把蝴蝶放飞了。然后，鞠躬下场。掌声和笑声一并响起。我看见，余老师走回自己的座位，缓缓坐下，腰板笔挺，有些得意。
从此，我对余老师格外崇拜，没有想到物理课之外，他还有这样一手独门绝技。
全校师生都知道，余老师爱好表演。我们学校曾经出过好几位不错的演员，人艺的修宗迪便是其中一位。学校的家长中也不乏演员，儿艺的陈默也是其中一位。学校的家长会和各种聚会，常能见到这些人，这是学校的骄傲。我不知道余老师是否和他们切磋过，但我知道他和我们学校的话剧队常有来往，话剧队活动时，他常去露面。不过，有些奇怪的是，话剧队排练演出独幕剧《一百分不算满分》，未见余老师加盟。话剧在学校礼堂首演那天，我坐在距离余老师不远处，听见他和身旁的一位老师议论这出话剧。我听不清他们的议论，但我隐隐能感到他在指点江山般说台上表演的长短，赞扬之余，多少有些不以为意。心里便悄悄觉得，余老师大概为自己未能上台而感到遗憾吧。
余老师未能参与话剧演出，会不会是学校对余老师钟情表演而影响正业有所不满？作为学生，我不可能了解真相。也许，这只是我的瞎猜而已。
证明我的猜忌无端，是在学校的《百花》墙报上，看到了余老师写的专栏文章《大科学家的小故事》，让我的心里一惊，眼睛一亮。惊的是没想到余老师演《扑蝶》不输正儿八经的演员，写文章居然也不亚于语文老师；亮的是那时候，介绍中外科学家，尤其是以故事这种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来介绍的文章和图书很少。余老师这一系列文章，颇受大家的欢迎。余老师的文章每期一篇，每出新的一期《百花》，很多同学都会围上前，好奇地看看余老师又写哪位科学家了，一连几日，这便成为爱看余老师文章的同学们议论的话题。
原来余老师不仅物理课教得好，知识还这么丰富，知道科学家那么多趣闻轶事。他将这些故事讲给我们学生，让我们从小热爱科学，鼓励我们向科学家看齐。余老师以其自身为榜样，向我们学生证明：艺术和科学是相通的，业余爱好和专业学习是可以相互促进的。
在汇文中学，余老师这一组《大科学家的小故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60多年过去了，还会不时想起。前年，出版社出版了我写的关于世界著名音乐家和画家故事的两本小书，我将书取名为《大音乐家的小故事》和《大画家的小故事》。因为我想起了余老师的《大科学家的小故事》，想起已经故去20余年的余朝龙老师。
（作者：肖复兴，系《人民文学》《小说选刊》原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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