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心有寄：刘勰《文心雕龙》的创作动机
演讲人：吴中胜 演讲地点：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文学院 演讲时间：2025年12月
山东日照莒州博物馆的刘勰纪念馆。 照片来源：莒州博物馆
安徽省宣城市谢朓楼。新华社发
参观者走进位于北京的国家典籍博物馆。新华社发
吴中胜 赣南师范大学二级教授、贵阳孔学堂特约研究员、全国优秀教师，兼任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近代文学学会理事等。
《文心雕龙》是由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撰写的经典著作，堪称中国古代文艺理论集大成者。关于其创作动机，刘勰在《文心雕龙》末尾说：“文果载心，余心有寄！”（《文心雕龙·序志篇》）这里刘勰所寄之“心”到底是什么呢？刘勰没有明说，但是我们可以肯定，《文心雕龙》确凿承载着刘勰所寄之“心”。本次讲座，我们结合中国古代文士传统、刘勰的人生理想和整部《文心雕龙》的思想体系，帮助大家理解和体悟刘勰所寄之“心”。
古代文士传统
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篇》中说：
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夫人肖貌天地，禀性五才，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乎风雷，其超出万物，亦已灵矣。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
刘勰认为，人生短暂而智慧无边，所谓“生也有涯，无涯惟智”（《文心雕龙·序志篇》）。这句话源自《庄子·养生主》：“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刘勰要表达的意思是，人应该在有限的生命当中，实现永恒的价值。在刘勰看来，通过什么路径可以实现不朽的人生价值呢？只有靠“制作”即写作。刘勰这里谈及了一个影响久远的中国古代文士传统——“三不朽”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对于中国古代文士来说，“三不朽”中的“立德”“立言”可能性相对要大一些。尤其是“立言”更是被视为古代文士本分。从先秦诸子争鸣，到司马迁“发愤著书”，再到曹丕《典论·论文》，代代相续，文士不绝，形成中国文化一脉精神传统。正如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所说：
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司马迁认为，古代圣贤在人生困顿之时发愤著书，目的在于“述往事，思来者”。也就是说，圣贤们各自的著述可以视为其心灵寄托。这种观念并非司马迁独属，古代士人多有此念。孔子当年周游列国、屡遭困厄，仍不忘整理经典，这些经典成了他的人生寄托：“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司马迁本人著《史记》，同样是发愤著书“立言”传统的延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史记·太史公自序》）至汉末三国，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将著书立说视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古人认为著书立说有精神超越性，其声名可以超越有限的生命和现世的荣辱，实现精神的永恒。正是这样的观念，从先秦诸子到司马迁再到曹丕，让高扬久远的“立言”精神传统得以延续。
刘勰撰写《文心雕龙》也是在践行这种“立言”精神。对于建功立业，刘勰说：“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他认为文士著述志在“达于政事”“纬军国”“任栋梁”，如果没有机会参与军国大事，则应通过著书立说独善其身：“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文心雕龙·程器篇》）对于文章作用，刘勰认为：“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文心雕龙·序志篇》）所谓“五礼”“六典”“君臣”“军国”即“经国之大业”。
刘勰在谈到诸子的人生抉择时感慨：
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百姓之群居，苦纷杂而莫显；君子之处世，疾名德之不章。唯英才特达，则炳耀垂文，腾其姓氏，悬诸日月焉。（《文心雕龙·诸子篇》）
嗟夫，身与时舛，志共道申，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金石靡矣，声其销乎！（《文心雕龙·诸子篇》）
明代杨慎说刘勰：“总论诸子，得其髓者，可见彦和洞达今古。”（黄霖著《文心雕龙汇评》）刘勰把著书立说和文士们的身世处境及人生志向联系起来。他认为，仁人志士要凭自身才华在万古千载的历史长河中找到自己的人生位置，立德立言，申道明志，其声名必将坚比金石。刘勰所说，是先秦诸子以来“立言”传统的再发扬，是中国古代文士传统中最励人心志的一部分。
文化传承之念
2025年高考二卷的语文作文题目，选择了三句关于“梦”的诗句，分别是“昨夜闲潭梦落花”（唐·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我欲因之梦吴越”（唐·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以及“铁马冰河入梦来”（宋·陆游《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以上三句均出自唐宋时期。其实梦也是古代文士传统的重要载体之一。刘勰就以梦来表达自己的文学期望。
刘勰有强烈的继承圣人的思想，他说自己曾经做过两个梦，一个是“七龄”之梦，七岁就梦见紫气祥云，梦中的他还去攀采：
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文心雕龙·序志篇》）
他还曾梦见跟随孔子周游列国，即“逾立之梦”：
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难见也，乃小人之垂梦欤！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文心雕龙·序志篇》）
值得注意的是，刘勰梦见的孔子是正在为自己理想而周游列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孔子。刘勰认定这是圣人“垂梦”于他，于是决心继承圣人思想，“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文心雕龙·序志篇》）刘勰认为，在他之前，汉代马融、郑玄这些大儒们在注解儒家经典方面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对比前人之作，他不足以自成一家，于是转到文章领域。刘勰认为文章也是经典派生出来的“枝条”：“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文心雕龙·序志篇》）由此，刘勰决定通过讨论文章来实现夙愿。
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篇》中勾勒出他眼中从上古到孔子的人文发展链条：
自鸟迹代绳，文字始炳，炎皞遗事，纪在三坟，而年世渺邈，声采靡追。唐虞文章，则焕乎始盛。元首载歌，既发吟咏之志；益稷陈谟，亦垂敷奏之风。夏后氏兴，业峻鸿绩，九序惟歌，勋德弥缛。逮及商周，文胜其质，雅颂所被，英华日新。文王患忧，繇辞炳曜，符采复隐，精义坚深。重以公旦多材，振其徽烈，制诗缉颂，斧藻群言。至夫子继圣，独秀前哲，熔钧六经，必金声而玉振；雕琢情性，组织辞令，木铎起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响，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
通过列举，刘勰把孔子置于中国古代文化传承发展的链条当中，然后把自己也置于此链条之中。这种意识在《文心雕龙》的《征圣篇》和《宗经篇》中亦有体现。
刘勰此举也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士的文化传承观念。这种观念影响深远，我们在唐代韩愈的《原道》中也能找到类似的思想表达：
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宁概括韩愈的思想为“拟圣意识”（《同道中国：韩愈古文的思想世界》），我们认为，刘勰的“继圣”，韩愈的“拟圣”，均可视为中国古代士人的人文传统体现。
岂好辩哉
刘勰写作《文心雕龙》，体现了强烈的现实情怀。他说：“岂好辩哉，不得已也！”（《文心雕龙·序志篇》）他提到在百家争鸣的时代，战国诸子为了阐明自己的治世方略，不得不出来论辩：“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六印磊落以佩，五都隐赈而封。”（《文心雕龙·论说篇》）
刘勰的“岂好辩哉，不得已也”一句出自《孟子·滕文公下》：
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孟子认为要挽救世道人心需要自己为道义辩解。与孟子类似，荀子也认为“君子必辩”（《荀子·非相》），韩非子则提出“上之不明，因生辩也”（《韩非子·问辩》）。这种“为道义而辩”的诸子思想对刘勰产生了较大影响。《文心雕龙》可以视为刘勰为文道文心所作的辩解。
刘勰谈到了他所观察到的当时文坛出现的创作及评论两方面的弊端。关于文学创作层面，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篇》中说：
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
刘勰总结远古至自己所在时代文学发展的趋势，发现总的趋势是“从质及讹，弥近弥淡”（《文心雕龙·通变篇》），他认为这种不良文风必须扭转。正如文学史家朱东润所说，当时的四位文学批评家，刘勰、钟嵘、萧统、颜之推，“对于当时文坛之趋势，皆感觉有逆袭狂澜之必要。《文心雕龙》之作，其中心思想，实在于此。”（《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刘勰提出必须“还宗经诰”（《文心雕龙·通变篇》）。他提出这样做的理由：“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文心雕龙·宗经篇》）针对六朝文坛弊端，刘勰举起经典大旗，实在是针对现实文风有感而发的。
关于文学评论，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篇》中列举前代论文著述：
详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至于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玚《文论》，陆机《文赋》，仲洽《流别》，宏范《翰林》，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或臧否当时之才，或铨品前修之文，或泛举雅俗之旨，或撮题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功，《翰林》浅而寡要。又君山公干之徒，吉甫士龙之辈，泛议文意，往往间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
刘勰认为，此前的这些文论“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有的“密而不周”，有的“辩而无当”，有的“华而疏略”，有的“巧而碎乱”，有的“精而少功”，有的“浅而寡要”。这里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刘勰列举前人论文不足，并非对前人观点的一概否定，相反，他在《文心雕龙》中对前人的观点和思想多有吸收，如：
故魏文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故其论孔融，则云“体气高妙”；论徐干，则云“时有齐气”；论刘桢，则云“有逸气”。（《文心雕龙·风骨篇》）
魏文比篇章于音乐，盖有征矣。（《文心雕龙·总术篇》）
故魏文称文人相轻，非虚谈也。（《文心雕龙·知音篇》）
故魏文以为“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文心雕龙·程器篇》）
刘勰一方面肯定和吸收前人论文的相关思想，另一方面，他显然并不满足于此类“各照隅隙”的零砖碎瓦。他要的是“观衢路”“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式的体系建构。
刘勰建构的文论体系框架是这样的：第一部分分别是《原道篇》《征圣篇》《宗经篇》《正纬篇》《辨骚篇》五篇，刘勰称之为“文之枢纽”（《文心雕龙·序志篇》），也即全书的基本思想，今天人们称之为本体论。这部分又分前后两个部分，前三篇是正，阐述道、圣、经三者关系，所谓“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文心雕龙·原道篇》）。第二部分是从《明诗篇》到《书记篇》共20篇，这部分讨论各种文体，南朝时期对文体大致区分为“文”和“笔”，即“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文心雕龙·总术篇》）。所以刘勰又把这个部分称之为“论文叙笔”，在全书中属于“纲领”（《文心雕龙·序志篇》）。可见刘勰非常重视文体。刘勰在讨论每一种文体时都从四个方面着手，“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文心雕龙·序志篇》），探讨文体源流、文体定义、代表性作家作品、文体理论总结。关于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学界历来存在争议。按照刘勰的本意，似乎可把剩下篇目均视为第三部分，即从《神思篇》到最后的《序志篇》都是“剖情析采”，是“毛目”（《文心雕龙·序志篇》）。而现代文论往往还有“批评论”或曰“鉴赏论”。这样的话，第三部分就是从《神思篇》到《总术篇》共19篇，刘勰称之为“剖情析采”。现代学者们单独列出来的几篇则被视为第四部分。《文心雕龙》全书有严密的逻辑体系，清代史学家章学诚称《文心雕龙》“体大而虑周”“笼罩群言”（《文史通义·诗话》），确是中肯之评。
刘勰对自己建构的文论体系是非常自信的，他在《文心雕龙·序志篇》中说：
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
刘勰认为，如果自己所说的理论跟前人相同，并非他附和前人，而是无法改变的趋势所决定的；如果他与前人观点不同，也并非有意标新立异，而是道理本身不得不异之故。无论同异，根本的还是要追求文章真理。
余心有寄
刘勰撰写《文心雕龙》，希望有人可以理解他、与他心灵相通。但是他明了知音难觅：“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文心雕龙·知音篇》）关于知音，刘勰还联系到了秦始皇和韩非子、汉武帝和司马相如的典故。这两个典故流传甚广，我们这里只略作介绍。秦始皇起初看到韩非子的文章，非常欣赏，但见到韩非子后，却听信李斯等人谗言，把韩非子囚禁起来。文献中关于汉武帝和司马相如的记载也比较清楚，汉武帝非常欣赏司马相如的文才，每次收到司马相如的赋都非常高兴。但刘勰认为：“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文心雕龙·程器篇》）他认为汉武帝不应只看到司马相如的辞赋才华，还应该让他在治国安邦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刘勰看来，汉武帝对待司马相如是不够“知音”的表现。秦始皇和汉武帝都是“鉴照洞明”（《文心雕龙·知音篇》）的君主，仍然犯了“贱同而思古”（《文心雕龙·知音篇》）的毛病，其他眼光庸拙的人就更容易犯这个毛病了。基于韩非子、司马相如的典故，刘勰感慨，知音真是难觅。
刘勰感慨知音难觅，也源自他的人生经历。刘勰曾担任南朝梁“东宫通事舍人”，“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梁书·刘勰传》）后昭明太子萧统早逝，刘勰失去了一个知音。刘勰由此认识到，人生的机遇并不多，要善于抓住时机：“君子藏器，待时而动。”（《文心雕龙·程器篇》）这句话源自《周易·系辞下》：“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刘勰特别重视“时”，在《文心雕龙》中提出“随时”“趋时”“因时”“时运”“时序”“沿时”“时势”“贵时”“待时”“奉时”等概念，如《征圣篇》的“抑引随时”，《通变篇》的“趋时必果”，《定势篇》的“必随时而适用”，《镕裁篇》的“变通以趋时”“趋时无方”，《章句篇》的“随时代用”，《总术篇》的“因时顺机”，《时序篇》的“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才略篇》的“遇之于时势”“贵乎时”，《程器篇》的“达则奉时以骋绩”等。
刘勰认为，这些“时”大致可以分为“时代”和“时机”两类。
以“时代”来说，刘勰认为，无论做人、行事还是作文都要跟上时代，与之相呼应。刘勰列举说，在他之前文学发展经过了九个时代，可谓“富矣盛矣”（《文心雕龙·才略篇》），其中有的时代文学处于高潮期，有的时代文学处于低谷期。“魏时话言，必以元封为称首；宋来美谈，亦以建安为口实。”（《文心雕龙·才略篇》）刘勰这里说到两个文学高潮时期，一个是西汉武帝元封年间，一个是东汉献帝建安时期。《文心雕龙·明诗篇》描写建安时期的文坛盛况：“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三曹七子并驱文坛，诚如曹丕所言，“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典论·论文》）
大约也是基于把握时机的认识，刘勰曾求见当时的重臣同时也是著名文学家的沈约。《梁书·刘勰传》载：
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约便命取读，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
这段描写中的刘勰，身背《文心雕龙》全部书稿，求见当时的达官贵人也是大文豪沈约，犹如商人兜售货物，画面极富戏剧性。沈约读《文心雕龙》后极是看重，认为《文心雕龙》“深得文理”，经常置于书案上。可能由于沈约的推赏，刘勰的文学才华得到当时更多人的重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梁书·刘勰传》）
把握时机之外，刘勰更寄希望于后世能读懂他的《文心雕龙》：“茫茫往代，既沉予闻，眇眇来世，倘尘彼观也。”如今，《文心雕龙》历经千年，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有其地位。当年刘勰所寄之心至今熠熠生辉，研究《文心雕龙》的“龙学”影响也日益广泛。刘勰于《文心雕龙·指瑕篇》中尝言：“文章岁久而弥光。”此言或可视为《文心雕龙》后世传承的某种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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