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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

18 px往期
光明日报
2026-01-12 ·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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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16 个版面 · 59 篇文章 · 23 张配图 · 约 99,452 字
内容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电子版
生成时间:2026-10-06 22:33
第01版:头版6 篇

习近平复信美国青少年教育交流团访华师生

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1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由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钻石领航学院、佛罗里达大学、迈阿密戴德学院组成的青少年教育交流团访华师生。

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交流团师生在中国度过了一段愉快又充满收获的旅程,感受到你们对中华文化的浓厚兴趣和真挚情感。

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的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5年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启动以来,有超过4万名美国青少年积极参与,为他们认识真实的中国打开了一扇窗,为赓续两国人民友谊搭建起一座桥。这充分说明,开展友好交流合作是中美两国民心所向。期待更多美国青少年加入到中美友好事业中来,做两国友好的新一代使者,为增进中美人文交往和推动双边关系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近日,美国青少年教育交流团访华师生致信习近平主席,回顾2025年10月访华经历,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5年5万”倡议为加强两国青少年相互理解提供了宝贵机会。

勇于自我革命 答好“窑洞之问”

——写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召开之际

“党兴方能国强。”

2026年新年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新年贺词,深刻指出“要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继续回答好延安‘窑洞之问’,书写无愧于人民的时代答卷”。

着眼于答好“窑洞之问”,立志于千秋伟业常青。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松劲、不停步、再出发,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久久为功 把自我革命这根弦绷得更紧

2025年,是“窑洞之问”提出80周年。

80年前的那个夏天,民主人士黄炎培应邀来到延安,走进毛泽东同志的窑洞,提出了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历史周期率的“窑洞之问”,毛泽东同志给出第一个答案,就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这一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不断深化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给出了“窑洞之问”的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

跨越漫长岁月的两个答案,从探寻党和人民的关系,到着眼自身、刀刃向内,一以贯之的是坚守初心使命、掌握历史主动的自觉,是回答好“窑洞之问”的清醒和坚定。

2025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4周年。

党的生日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健全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纠治“四风”长效机制进行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自我革命是我们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从抓作风入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一条重要经验。

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2025年3月,全国两会刚刚结束,一场动真碰硬、一抓到底的党内集中教育——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在全党如火如荼开展。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这次学习教育,把关定向、全程指导、亲自推动,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全党开展好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各级党组织扛牢政治责任、精心组织实施,广大党员干部积极响应、认真参与,人民群众广泛关注、热情支持,在一体推进学查改、动真碰硬解决“四风”突出问题和补齐作风建设制度短板、强化制度执行力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达到预期目的。

惕厉自省,慎终如始。习近平总书记为全党敲响警钟:“必须清醒看到,‘四风’问题树倒根存、土壤尚在,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存量未尽、增量仍然易发多发,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正风肃纪反腐必须打持久战。”

2025年,是很不平凡的一年。

国际风云激荡变幻,国内经济运行中周期性结构性矛盾较为突出,“十四五”即将收官、“十五五”新篇将启……形势与任务、历史与使命,都呼唤着一个更加坚强有力、更加充满活力的党。

2025年10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在京召开,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提高干部队伍现代化建设本领,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

规划建议进一步明确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保障作用,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

“不以铁腕反腐将后患无穷。‘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四中全会上,谈及坚定不移开展反腐败斗争,习近平总书记语气坚定——

“要始终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依法、依规查处腐败案件,从严惩处腐败分子,做到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决不能让腐败分子有任何藏身之地,任何人都不要心存侥幸、抱有幻想。”

从对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提出“两个仍然”的重大判断,到强调“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再到提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做到‘五个进一步到位’”……

过去一年间,习近平总书记以一以贯之的鲜明态度、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传递出把党的自我革命进行到底的清晰信号。

历史川流不息,时代考卷常新。

一切的发展与进步,一切伟大的变革与创新,都离不开坚强有力的党,都源于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标本兼治 为经济社会发展清障护航

“中华全国总工会原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张世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025年12月30日,随着这条新闻的发布,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全年公开发布的“落马”中管干部已达65人,12月更是“一月打九虎”,彰显反腐败“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的坚决态度。

过去一年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持续在加大一体推进“三不腐”力度上下功夫,推动三者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持续形成叠加效应和综合效能。

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深入推进风腐同查同治——

紧盯“关键少数”开展审查调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立案审查调查蒋超良、金湘军、蓝天立、刘慧、易会满等中管干部案件。2025年前三季度,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78.9万件,其中立案省部级干部90人。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持续推进。2025年1月至11月,全国共查处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84万件,处分53.6万人,移送检察机关2万人,直接或推动返还群众财物666.2亿元。

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捷报频传。2025年1月至11月,“天网2025”行动共追回外逃人员782人,共从境外追回赃款236.57亿元。“百名红通人员”周静华从泰国被引渡回国,实现亚洲地区“百名红通人员”清零;外逃28年的“百名红通人员”梁锦文回国投案并全额退赃。

…………

有的长期出入私人会所聚餐饮酒,有的多次收受下属和私营企业主所送礼品礼金,有的政绩观错位、急功近利、脱离实际,盲目举债上马项目……2026年元旦前夕,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7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指名道姓、直指病灶,形成强大震慑。

每逢“五一”端午、中秋国庆、元旦春节等重要节点公开通报典型问题;截至目前已连续147个月公布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月报数据;学习教育期间公开通报3批共4起违规吃喝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2025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着力推动正风反腐一体深化,坚持由风查腐、由腐纠风,以“查”“治”贯通阻断风腐演变,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强化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

2025年,二十届中央第五轮、第六轮巡视先后开展,完成对省区市巡视全覆盖。

与此同时,巡视组织方式创新不断深化,二十届中央第五、六轮巡视中,除常规巡视外,还对云南省昆明市开展了提级巡视,对15个副省级城市开展了联动巡视,全面提升监督精准性有效性,不断提高巡视发现问题的能力和水平。

各地也积极创新,穿插运用机动巡视、专项巡视和“回头看”等方式,推动巡视巡察上下联动、同向发力。2025年,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共巡视2663个党组织,一届任期内巡视覆盖率达到85.7%。

一手抓监督到位,一手抓制度完善。

2025年6月1日,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及其实施条例同步施行。

修改后的监察法及其实施条例,根据反腐败斗争的新形势新任务,进一步授予监察权限,完善反腐败的手段措施,打通理顺制度堵点难点,彰显高压惩治腐败的鲜明态度。

《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修订,进一步拧紧了党政机关带头过紧日子的“螺栓”;纪检监察机关开展政治监督工作办法制定出台,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规定》修订,加强农村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过去一年间,坚持“当下改”和“长久立”相结合,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深入推进,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日益健全,不断压缩权力滥用空间,让腐败分子无机可乘。

增强“不想腐”的自觉,以廉洁文化涵养清风正气——

“‘静远堂’取意于诸葛亮《诫子书》‘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不仅是他严教子孙、传承清廉家风的箴言,更是其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精神境界的写照……”

走进四川成都武侯祠廉洁文化基地,伴随着讲解员的讲述,千年廉洁文化如清风扑面,沁人心脾。

打造廉洁文化基地,提档升级廉洁文化点位,将廉洁元素融入名人故居、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场所中……近年来,四川成都将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作为一体推进“三不腐”的基础性工程来抓,着力构建廉洁文化阵地集群,厚植崇廉尚洁文化土壤。

文以化人,廉以养德。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鲜明提出,弘扬诚信文化、廉洁文化。2025年,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5—2027年)制定出台,对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作出具体部署。各地纪检监察机关联合相关部门,通过精准施策、创新表达、协同联动等多种方式,不断增强廉洁文化的针对性、吸引力和感染力,涵养风清气正政治生态、营造崇廉拒腐社会风尚。

激浊扬清 把党的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当前,已经走过百余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站在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节点。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

打最硬的铁,须是铁打的人。时代的考题、历史的重任,都要求我们党拿起手术刀对向自己,刮骨疗毒、去腐生肌,进行最彻底的自我革命。

“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严峻复杂。腐败存量尚未清除,增量还在持续发生,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和条件任务仍然艰巨繁重。”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的警示振聋发聩——

“反腐败斗争必须坚定不移,任何犹豫动摇、松懈手软或半途而废,都将犯颠覆性错误。”

唯有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决把党的自我革命要求进一步落实到位,弘扬新风正气、纠治顽瘴痼疾、凝聚民心民力,才能推动全党上下凝聚起强大合力,无惧涉滩之险、爬坡之艰、闯关之难,为实现“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强保障。

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式启动全岛封关,我国对外开放迎来新的里程碑时刻。

锚定封关运作总目标,开展集中监督,精准对标封关运作压力测试各环节;用好“监督一张网”平台,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通过线上督办,实行全过程跟踪监督;打造跨区域、跨领域、跨层级、跨部门、跨网络的数字化智慧化监督平台……

顺利封关背后,离不开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护航。海南省纪委监委开展“封关运作监督保障年”行动,对任务、项目、压力测试“三张清单”实施全流程、全方位、立体化监督检查,推动海南自贸港建设扬帆起航。

政治监督是具体的、实践的,必须紧扣“国之大者”、民生大计,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落细。

新征程上,必须紧紧围绕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做深做实政治监督,持续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推动全党进一步夯实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思想基础,进一步增强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站稳人民立场,不断厚植党的执政根基——

不久前,黑龙江省纪委监委推出了2026年群众“点题整治”调查问卷。从教育医疗到食品安全,从养老社保到执法司法……广大群众通过扫描二维码,便可选择关心关切的整治内容。

“我们多渠道征集群众意见建议以及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定点清除、靶向纠治,以整治成效精准回应群众关切。”黑龙江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有关负责同志说。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一个党能不能长久执政,主要看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人民群众拥不拥护、满不满意。

整治中小学“校园餐”突出问题,让孩子们吃上“安全餐”“健康餐”“放心餐”;紧盯养老服务关键环节,靶向监督守护“夕阳红”;开展乡村振兴资金使用监管突出问题整治,合力守好惠农“钱袋子”……

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持续清除惠民政策落实过程中的“绊脚石”,整治群众身边的“微腐败”,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正风反腐加力度、清风正气在身边,才能确保党始终赢得团结带领全体人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共同奋斗的历史主动。

坚持严管厚爱,充分调动党员干部内生动力——

“现在手机上就保留了3个核心工作群,我们也能从手机里解放出来,有更多时间和群众面对面。”这是甘肃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整治工作后,一名基层干部的切身体会。

2025年,“为基层减负”再度入选年度十大反腐热词。

一年间,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多次作出部署要求,从中央到地方多次公开通报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释放动真碰硬的强烈信号。

为基层减负,促实干担当。

唯有把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才能推动更好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浓厚氛围和生动局面。

2025年12月26日,新年前夕,“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列车驶出延安火车站站台,向着关中平原飞驰而去,革命圣地就此迎来“高铁时代”。

80年时光飞逝,“窑洞之问”的提出之地,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以时代发展的要求审视自己,以强烈的忧患意识警醒自己,以自我革命精神锻造自己”。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回答好“窑洞之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党的自我革命进行到底,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必将凝聚起亿万人民的磅礴力量,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记者孙少龙、王鹏、董博婷)

【大美中国】赏梅

【大美中国】

1月10日,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谢庄镇塔子山梅花基地,近两千亩梅花次第开放,如诗如画,吸引游客和市民前往赏花游玩。王小军摄/光明图片

【连续报道·报效祖国 建功西部】“给他们实实在在的支持与托举”

——本报《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人生》刊出后专家学者纷纷建言献策

【连续报道·报效祖国 建功西部】

连日来,本报长篇通讯《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人生》引发的反响持续升温。“我们能为促进‘俊才西部栖’做些什么?”围绕这一话题,很多专家学者给出自己的思考。

“选择西部,需要强劲的内驱力。这离不开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的培养。”天津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李欣认为。

“价值引领,须用好典型人物这一生动教材。”南京师范大学党委研究生工作部部长沈菲表示,高校应持续挖掘弘扬扎根西部典型,以先行者故事点亮更多青年心中火焰。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胡金木提出:“榜样教育应贴近大学生,可组织青年到一线走近模范群体,在真实体验中产生共鸣。”

除了一腔热情,还需“一身本领”。辽宁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高明认为,应根据西部人才需求优化高校专业设置,“可围绕能源化工、生态治理等西部急需领域调整专业,让学生练就西部需要的‘真功夫’”。

“报道中‘刀片山勘测’‘万米深井钻探’等实例,是职校最好的教学案例!”湖南师范大学职业技术学院教授唐智彬建议,职教院校应联合西部龙头企业共建实训基地,让学生在“实战”中“链接”西部。

“要用好东西协作机制,东部高校和西部在科研、育人等层面要紧密协作。”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吴合文提议。

人才“培养端”积极发力,人才“留用端”也须主动作为。“用人单位要为青年搭台,以导师带徒、揭榜挂帅等机制赋能青年成长。”成都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曾文麒说。

中国人民大学人力资源与领导力开发中心主任黄伟提出,可构建“学校+地方+校友”支持网络,为青年职业发展提供持续助力,并通过设立基金、荣誉表彰等,树立“以服务西部为荣”的鲜明导向。

“要在西部建设宜居宜业的现代化生活环境,让青年感到‘此心安处是吾乡’。”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党委书记秦玉友热切地说,“各方力量‘拧成一股绳’,给他们实实在在的支持与托举,才能让‘西部栖’的俊才在这片晴空尽情翱翔!”

(本报记者周世祥、晋浩天、陈鹏、唐芊尔、张亚雄、苏雁、李晓东、吕慎)

【牢记嘱托 感恩奋进·说说我的2025】忙得踏实!

【牢记嘱托 感恩奋进·说说我的2025】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飞机起起降降,货物牵引车来来往往。

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海关综合业务科科长郝琳琳一边核对医用内窥镜零件信息,一边对记者说:“瞧,这是封关后首批医疗器械区外保税维修业务!”

过去,这类境外医疗设备维修是个“麻烦事”。“企业只能把设备运到海外,耗时费力成本高。”郝琳琳说,“现在不一样了,采购和销售‘两头在外’的企业可以把旧设备运进自贸港维修,时间成本大大压缩。”

除了节省时间,还有税收优惠。郝琳琳介绍:“封关后,自贸港享惠税目从1900个扩大到约6600个。以往享受不到关税优惠的配件,现在也能减免了。”

刚刚过去的2025年,郝琳琳和同事们就像备考的学生,全力以赴做好封关准备工作。“既要保证便利,又要管住风险。如今,亲眼见证各项政策纷纷落地,越来越多企业受益,我们非常高兴。”郝琳琳表示,随着封关后业务量增加,工作节奏也明显加快,“虽然忙,但忙得踏实!”

窗外,又一架货机轰鸣着滑向跑道。郝琳琳提高了音量对记者说:“新的一年,我们要把业务练得更熟,用更优质的服务,帮助企业高效通关、对接全球。”

(本报记者 王晓樱 本报通讯员 张阳)

【我是这样做学问的】研理于经,征事于史,济世于民

【我是这样做学问的】

我读大学那会儿,经济学远不像现在这么热。

1978年2月,我接到了高考录取通知书。上面写着——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普通班本科生,这并不是我报考的第一志愿。

当时,包括我自己在内,很多人并不知道大学里有经济系。那个时代,经济研究不被社会普遍关注;经济学也并非显学,给人的感觉更多是沉闷。那时候,在我们兵团营部有个姓陈的北京知青,我问他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结果他想了半天,支支吾吾地说:“经济学可能是学打算盘的。”

12岁那年,我随父亲一路颠簸,来到当时的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二十团,一边参加劳动,一边度过了自己的中学时光。高中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五营五连生产队做农工,后来又被抽调到营部政工组担任宣传干事。

那是个书荒的年代。年轻人都想看书,却找不到书,只能换着看、借着看。当时,我们政工组有个不大的资料室,藏书不多,经典却不少。在那里,我开始读《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逐渐接触到一些社会科学知识。

兵团里有很多年纪相仿的伙伴,主要是来自各地的知青,大家常在一起讨论问题。而那时的我,常常在热烈的讨论中思考国家和自己的未来。

让我们都没想到的是,一则消息突然传来:国家恢复高考了。

填报高考志愿时,我报的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系。因为我觉得,学成后在图书馆工作,读书不用发愁。可偏偏事与愿违,政治经济学专业的这封录取通知书让一脸茫然的我,推开了经济学的大门。

本科4年的学习让我深刻认识到:经济学是一个古老、凝重而现实的学科。经济生活本身非常有活力,对思想史、经济理论和现实的研究有深入的要求。同时,经济学又是很残酷的学科,它不允许“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从容,它所提出的问题是不容回避的,只有直面问题才能更好地解释问题、解决问题。

能在知识的海洋里涵泳沉潜,对我来说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不过,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还是燕园里先生们的学术风骨与大家风范。

20世纪70年代末,陆卓明先生讲授世界经济地理的课堂上,学生总是把教室挤得满满当当。讲义是陆先生一笔一笔刻钢板油印出来的,地图也是他手工刻画的。

陈岱孙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曾任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又辗转到西南联大。陈先生的课讲得精彩、干净、儒雅,我们听得来,却学不来。

石世奇先生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当自己的学术主张引发广泛讨论时,石先生特别引用了马寅初先生的一段话:“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对真理的执着与坚持,先生们向来态度分明。

我的博士生导师萧灼基,曾是北大经济学院最年轻的教授和博导。他不仅睿智,还很勤奋。他曾说过,还在读大学本科时,就许下两个志愿:一是在学习上,希望自己能通读马恩全集;二是在研究上,希望自己能写出《马克思传》和《恩格斯传》。后来,他真的做到了!没有一股长期坚持的韧劲和对马恩学说的执着,怎能做到?

听着先生们讲学教书、纵论古今,我意识到了某些比知识更加重要的东西:做人的高贵、做学问的执着、恪守信仰的坚定。治学严谨、淡泊名利、求真慎独、经世济民,是他们身上共同的标签。

不知不觉间,我自己也站上了北大的讲台,开始了教学生涯,而经济学也在改革开放的春潮下草木蔓发,成为显学。每年新学期开学,我面对的总是十八九岁的青年。作为老师,我需要不断调整,在课堂上与学生沟通交流。这是一件很让人着迷的事情,因为时代赋予他们新的特点,也对传道授业解惑提出了新的挑战。

在课堂上,只有把资料与资料、数字与数字之间的逻辑讲清楚、讲透彻,学生才会了解整个思想的脉络,理解观点产生形成的过程及其中意义。讲课不是炫耀学问,要能让人家读懂你,继而喜欢你讲授的东西,让学生有所收获。

经济学是经世济民的致用之学,最重要的是经济学的理论训练和实践如何结合的问题。为此,我在课堂里引导学生多了解实际、深入实际、调查实际,培养青年学生对理论和现实的敏锐度,这样才能更好理解学科自身的内容。

教书育人40多年来,我深刻感受到经济学教学所经历的三个阶段的变化:

第一个阶段是陌生。那时我们不了解经济学,连它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更不用说去了解国际社会经济学的发展是个什么水平了。

第二阶段是模仿。随着对外开放力度加大,在我们发愤图强、奋起直追的过程中,大量国外经济学教材流入我们的学校,教学都照着人家来。虽然模仿也是一种学习,但这种学习是精神上被动的,其原因之一是我们缺乏自信。

现阶段。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探索,我们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国家在摆脱贫困、推动现代化建设等方面为人类社会作出了崭新的历史性贡献。

现在,越来越多经济学研究者意识到,要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的语言和方式,研究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这种自觉和自信根植于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国家的发展成就,并不是得益于西方理论的指引或参考。

改革开放以来,一代代经济学研究者及时总结新的生动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在发展理念、所有制、分配体制、政府职能、市场机制、宏观调控、产业结构、企业治理结构、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等重大问题上提出了许多重要论断。这些理论成果,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今天,政治经济学面临的时代问题不是少了,而是多了;解答的难度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面对云谲波诡的国际环境和艰难繁重的改革任务,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特别是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引,深化对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才能不断提高驾驭中国经济这艘巨轮的能力和水平。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首先需要植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植根中国式现代化,同时必须借鉴建立在各国经济发展基础上的经济学,并逐渐形成中国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全球性广泛影响。这要求我们从这些历史实践中精准识别和理解最关键的问题:在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国家面临哪些特有的挑战?这些挑战不仅对我国具有独特的意义,同时也在全球范围内具有重要影响,我们是如何应对并克服这些挑战的?我们的任务是将这些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加以总结并提升至学术层面,使其成为学术探索和理论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这方面,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作者:刘伟,系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一级教授,教育部高等学校经济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本报记者张胜采访整理)

第02版:评论5 篇

【光明论坛】绿色消费绘就美好生活鲜明底色

【光明论坛】

近日,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实施绿色消费推进行动的通知》,从顶层设计到落地路径,为中国消费市场的绿色转型绘制了一幅清晰的路径图。在中国经济进行动能转换的关键节点,这一政策的出台不仅将助力扩内需、促消费,更关乎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

从经济规律看,消费端的“绿色投票”,将对供给侧的变革形成强力牵引。过去,政策普遍关注生产端的规模效应,环境治理多集中于生产环节的末端,如节能减排、污染管控。然而,我们更应看到消费端对资源环境的深层影响。如果消费端的模式不改变,高耗能、高排放的产品依然有市场,生产端的绿色转型就难以获得持续的内生动力。此次政策的核心在于利用市场机制,将绿色发展的压力与动力传导至消费终端。当消费者在货架前更倾向于选择带有“中国环境标志”的洗涤剂,或是在购车时果断选择能耗更小的汽车时,这种庞大的市场需求将形成一种强有力的倒逼机制,迫使企业在全生命周期内进行绿色技术革新。从快递行业推广的“瘦身胶带”到餐饮外卖兴起的“以竹代塑”包装,每一个微小的消费选择都在倒逼产业链从原材料获取到生产工艺的改进,再到废弃物的循环利用。

从市场活力看,数字赋能与模式创新正让绿色消费从理念倡导变为时尚潮流。如今,绿色消费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概念,而是通过技术手段融入了商业肌理。各大电商平台纷纷上线“绿色账单”与“碳账户”,通过积分兑换、信用权益等方式,量化消费者的每一次低碳行为。在二手交易领域,从电子产品到图书衣物,闲置物品在数字化平台上“转”了起来,不仅延长了产品生命周期,更催生了千亿级的循环经济市场。同时,线下场景也在加速焕新,首批“零碳咖啡馆”“绿色商场”的出现,利用光伏发电、全降解材料等技术,为消费者提供了沉浸式的环保体验。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政策提出建立“绿色消费积分体系”,将绿色行为资产化、场景化,让绿色不仅是一种道德自觉,更成为一种可收益、可感知的信用资产,构建起长效的正向激励机制。

从民生福祉看,绿色消费绘就了美好生活的鲜明底色。绿色消费,象征着更健康、更具品质的生活升级。从超市里贴有溯源码的有机蔬菜,到家电卖场里热销的“一级能效”变频空调;从手机一点就能扫开的共享单车,到智能家居系统自动调节的节能灯光,绿色消费渗透在人们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它所倡导的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是对过度包装、奢侈浪费等不良风气的有力纠偏,代表着一种从“拥有更多”向“体验更好”转变的新型价值观,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生动实践。可以说,推动绿色消费,就是在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和优质生态产品的需要,这也是高质量发展的最终落脚点。

绿色消费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生产、流通、消费、回收等多个环节,需要政府、市场、社会协同发力。政府应发挥“有形之手”的引导作用,持续完善绿色标准体系,维护市场的公平与透明,确保消费者敢买、愿买;市场应发挥“无形之手”的配置作用,通过技术创新降低绿色成本,提供更多物美价廉的绿色产品;社会个体应积极响应,拒绝一次性餐具、坚持垃圾分类、尽可能选择公共交通、优先购买节能产品等,为绿色未来贡献力量。

当绿色的种子在每一次理性的消费选择中生根发芽,当绿色低碳成为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亮丽名片,中国不仅能收获“金山银山”的经济效益,更能守住“绿水青山”的生态根基。以绿色消费之“锚”,定高质量发展之“向”,这正是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底气所在。

(作者:张小溪,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光明论坛】发展普惠体育,夯实“健康中国”之基

【光明论坛】

岁末年初,全国新年登高健身大会、中国怒江皮划艇野水亚洲锦标赛等轮番上演,掀起体育消费热潮。“体育热”持续升温,直观反映了人们生活品质的提升,更标志着我国全民健身事业与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系统性升级,朝着普惠体育的方向稳步深化。普惠体育的核心目标是实现体育服务“可获得、付得起、有质量”的有机统一,这既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与《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年)》的内在要求,也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应有之义。

“可获得性”是普惠体育的基础。过去一些运动让人望而却步,核心问题就是场地稀缺、机会有限、信息闭塞。如今,通过系统性布局,这一局面正在全面改观。在空间布局上,健身网络越织越密。各地持续推动公共体育场馆开放共享,鼓励学校场地向社会开放,因地制宜建设嵌入式健身设施,“健身去哪儿”的难题逐步得到解决。同时,过去不少服务小众体育的专门场所,也纷纷面向大众敞开大门,有力拓展了普惠体育的空间。

社区赛事、公益培训、体验活动遍地开花,大大降低了运动的专业门槛。数字技术的融入提升了便利度,如线上课程、社群组织、智能预约等服务已成日常,让大众能更便捷找到并参与自己喜欢的项目。在服务对象上,体教融合推动特色项目进校园、适老化改造与专属活动设计、无障碍体育环境持续建设,差异化供给更加丰富,覆盖范围也愈加全面,推动更多体育项目加速走向大众。

打通参与路径后,经济可承受性成为影响群众持续参与的关键,也是衡量普惠成色的核心指标。构建普惠体育体系,关键在于建立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不让经济压力成为健身路上的“绊脚石”。其中,公共财政具有基础支撑作用。公共体育设施的建设、场馆运维的补贴、体育惠民卡的发放、公益性体育活动的开展,确保基本体育服务的可及性与可负担性。各地发挥自身资源优势,推出季节性、差异化的优惠特色体育项目,为公共资源直接惠及于民提供了支持和保障。市场与社会机制也提供了重要补充。市场化运营满足了群众多样化、个性化的健身需求;而通过引导企业提供公益支持、培育社区体育非营利组织、探索个性化费用减免或补贴机制等,让个人体育消费支出可负担,真正夯实了普惠体育的社会根基,促进了公平共享。

“有质量”是普惠体育赢得群众认同、产生长远社会效益的根本。如果服务只停留在“有”的层面,缺乏专业保障、安全底线和文化内涵,其吸引力和持久力终将大打折扣,普惠也会失去灵魂。基础质量关乎安全与专业。完善的设施安全标准、规范的运营管理流程、合格的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是保障群众安全、科学参与运动的前提。近年来,相关领域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监管力度持续强化,筑牢了普惠体育的安全与专业基石,让大家健身放心、锻炼有效。此外,深层质量关乎体验与认同。体育的持久吸引力,源于其蕴含的挑战自我、社交互动、文化认同和精神愉悦等多重价值。推动体育项目走向大众,不仅是推广运动技能,更要挖掘和传播其积极的文化内涵与生活方式。普惠体育的最终目的,是让优质运动体验成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促进社会和谐融入的有效载体,实现体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价值。

实现“可获得、付得起、有质量”的协同提升,是一项需要系统思维与创新实践的社会工程。这需要跨领域的政策整合与资源统筹,推动体育与文旅、教育、康养、城市规划等领域深度融合,打造功能复合的全民健身载体,形成政策合力,让健身服务融入生活方方面面。在此过程中,还要重视并充分发挥科技智慧的赋能作用,通过数字化管理提升设施运营效率,利用新技术拓展运动场景与体验,依托数据分析实现服务精准推送,让普惠服务更智能、更贴心。同时,通过培育基层体育组织、鼓励社区自发性健身团体发展等多种方式激活社会力量,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群众参与的良性治理生态,让普惠体育拥有最广泛、最深厚的实践主体,焕发蓬勃生机与活力。

以“可获得”为前提优化布局,以“付得起”为关键创新机制,以“有质量”为核心提升内涵,三者共同构成了新时代普惠体育发展的“中国方案”。当运动健身真正成为人人方便可达、成本可担、体验优良的普惠公共服务,“健康中国”的基石将更为牢固,社会的发展活力与和谐氛围也将得到更为深厚且持久的滋养。

(作者:戚克敏,系天津体育学院副教授)

【光明时评】推进特殊教育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光明时评】

近日,国家特殊教育数字化资源中心建设正式启动,通过深化综合改革,探索优质融合新路径,打造数字赋能新引擎,推动特殊教育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型。这是推进特殊教育领域普惠包容的又一有力举措。

“十四五”以来,我国推动特殊教育从“兜底”走向“提质”,迈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步伐。教育系统坚持特教特办,通过随班就读、特教学校就读和送教上门等多种方式,一人一案、精准施策,解决残疾儿童上学问题,截至2024年年底,全国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97%。从学前到义务教育再到以职业教育为特点的高中及高等教育,中国特色特殊教育发展体系已经初步形成,体现了衔接顺畅、贯通的残疾儿童少年终身教育特色。特殊教育的每一次提质扩容,都在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夯实了“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的教育支撑。

在实现了全面覆盖与规模扩张之后,构建高质量、可持续的特殊教育体系仍面临一系列挑战。当前,人民群众的期待已从“有学上”升级为“上好学”。伴随着孤独症儿童比例上升等情势变化,人们也呼唤更加个性化、专业化的教育康复支持。随班就读的学生规模虽已稳定,但依旧需要在培养普通教师的特教能力、加强专业的资源支持等方面进一步发力。此外,跨教育、卫健、残联等多部门的协同机制也有待进一步完善,以更好推进“康教结合”。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以及非义务教育学段的资源供给也需更加均衡,强化专业师资尤其是“双师型”教师培养力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十四五”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等系列文件的出台,为破解这些问题提供了政策支撑。未来,应当按照拓展学段服务、推进融合教育、提升支撑能力的基本思路,加快健全特殊教育体系,不断完善特殊教育保障机制,全面提高特殊教育质量。同时,加快建立健全特殊教育评价制度,努力构建以义务教育阶段为主、涵盖学前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的特殊教育办学质量评价体系,推进特殊教育高质量发展。

大力依托融合教育,推动普通学校深度变革,使每一所普通学校都能成为支持特殊需要学生的“无围墙”的资源中心。当前,普通学校仍面临无障碍设施使用率不高、同伴支持系统薄弱等难题。或可依托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创建,探索实施“融合教育示范区”项目,比如中央技改资金倾斜支持普通学校无障碍“微改造”,重点解决卫生间坡道、电梯语音、盲道断点等高频痛点;同时,建立健全残疾儿童随班就读工作长效机制,创设融合教育环境,推进残疾儿童与普通儿童融合发展。

教师专业高度决定特殊教育温度。“十四五”时期,我国特殊教育教师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数量充足,结构合理,专业水平进一步提升,待遇保障进一步提高。未来,持续强化师资力量,一方面可探索实施特殊教育卓越教师培养计划,每年定向培养一定数量具有康复治疗学或心理学双学位的公费师范生,到岗后享受“学费补偿+职称评审绿色通道”双重激励;同时,探索建设国家级“特教+康复”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把言语治疗、作业治疗等康复课程纳入师范生必修课,实行“临床—课堂”双导师制。

此外,还需将特殊教育融入数字中国与技能中国建设的大局,切实打通特殊学生走向社会、融入就业的“最后一公里”。可依托国家智慧教育平台,上线“特殊教育专属空间”,汇聚无障碍课程资源;开发“残疾学生职业能力图谱”大数据模型,多部门和机构共享数据,精准匹配岗位与培训项目;引导和支持残疾学生可自主选择高等继续教育、技能培训或证书考试,形成“学习—培训—就业—再学习”的良性循环,助力残疾人群体在数字经济浪潮中实现“技能增收”。

特殊教育不仅是一类教育,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一个国家对待弱势群体的温度。实践充分证明,只要把特殊教育放在教育强国等大局中统筹谋划,就能让弱势群体更多更好释放潜能。面向未来,我们持续推动制度创新、场景创新、技术创新与人才创新,持续推进普惠包容的特殊教育,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享有人生出彩与梦想成真的机会。

(作者:郭方天,系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光明时评】让全球好物与中国市场互利共赢

【光明时评】

眼下,最热门的水果非车厘子莫属。过去,作为进口水果中的“明星”,车厘子被视作消费能力的象征,其价格曾让普通消费者望而却步。而今年,车厘子供应量猛增,价格较往年更具吸引力,不少消费者从“论斤买”升级为“论箱买”,它已成为许多家庭的餐桌“常客”。“车厘子自由”变得触手可及。

“车厘子自由”成为消费热词,直观体现了人们生活品质的提升。它的实现,既得益于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家庭购买力增强,更离不开中国持续扩大开放的战略布局与长期耕耘。

一颗颗娇嫩的车厘子,从南半球的智利跨越山海,抵达北半球的中国,并以良好的口感和品相出现在千家万户的餐桌上,其中的难度可想而知。这背后是怎样的跨越?让看似“不可能”如今成为“可能”?

放开市场准入是第一步。中国持续推进自由贸易区建设,不断扩大“朋友圈”,为车厘子等全球优质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铺设了“高速路”。中国与智利等车厘子主要生产国签署自贸协定,关税大幅降低乃至为零,显著降低了终端价格。运抵中国后,等待它们的是“智慧通关”“提前申报”等一系列便利化措施,以及几乎无缝衔接的国内冷链物流网络。高速的物流效率、持续升级的保鲜技术、日益完善的电商渠道,共同完成最后一程的“鲜度接力”,最终成就了消费者的“车厘子自由”。今年元旦当天,乘“直航快线”从智利运抵天津港的车厘子,20分钟极速通关,5小时后已出现在京津冀的主要市场,这速度和效率引人叹服。

小小车厘子“闯关”成功,赢得与时间的赛跑,依靠的不是零星偶然的政策便利,而是一整套围绕开放的系统化、制度化安排。这让政策红利更充分释放,转化为更高的市场效率,推动全球好物与中国大市场稳定且紧密相连。

“车厘子自由”,对中国消费者意味着唾手可得的舌尖上的“甜蜜”,对智利等出口国的人民而言,则是象征着发展与增收的“甜蜜”。中国市场“消化”了智利超九成的车厘子出口,为当地创造了大量就业。在中国市场需求的带动和牵引下,当地果农积极引进新技术、提升管理效率,客观上推动了整个产业升级,相关效益还外溢至其他领域。“车厘子自由”不仅是一种消费现象,更是中国与世界开放共赢的又一个生动故事。

车厘子的故事,只是起点。近年来,中国持续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精心打造进博会等高水平开放平台,彰显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力度与决心。当前,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已足够让人印象深刻。未来,14亿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将释放出更强劲的消费潜能。

当中国市场与世界优质供给持续碰撞,必将催生更多互利共赢的新故事,不仅为中国和世界人民创造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也将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可持续的正能量。

(作者:王丹)

【新闻随笔】“银发网红”破圈,充满正能量

【新闻随笔】

近期,“银发网红”现象走红。科普物理常识的退休教授、大别山里为孙子制作美食的奶奶、晒一日三餐平淡生活的大爷……不少老年人借助短视频平台分享日常趣事、乐事,吸引众多青年人前来围观,在数字空间掀起了一场“跨代同频”的情感共振。

“银发网红”现象兴起,首先得益于老年人整体数字能力的较大提升,并能够以开放心态融入现代生活。截至2025年6月,我国60岁及以上“银发网民”已有1.61亿人,相当于每两名老年人中就有一人接入了数字生活。对很多老年人而言,数字技术不再只是应对日常生活的工具,而是追求美好生活的新媒介、新平台。在这种认知的牵引下,更多老年人逐渐学会如何利用技术杠杆撬动人生,从而展现自我、实现梦想。

这种现象,也标志着老年人群正从“适应”数字生活迈向“构建”数字生活的新阶段。如果说前一阶段最重要的是数字能力,那么在新阶段,最重要的就是数字想象力。老年人凭借自身知识和经验积累,不断激发并培养个体的数字想象力与创造力,探索尝试不同寻常的生活乐趣,并在平淡中捕捉精彩瞬间,以更加治愈、更能直抵人心的方式呈现在青年面前,让短视频产品聚合更多人气与流量。

现实中,青年在快节奏生活中承受多重压力,老年人创作的视频,通过制造反差增添喜感,让人精神愉悦并放松下来。更重要的是,幽默的情节之后蕴藏着对儿孙的普遍爱意,这也是其能真正打动人心、获得认同的地方。同时,不少视频也传递出乐观积极的精神,如面对坎坷时的坚定与从容、处理人际关系时的豁达与通透等等,都成为赋能青年人的重要力量。

当然,社会创造的机会条件和文化氛围,也为老年人营造自我表达的空间、促进跨代际交流提供了更多机会。近些年,国家出台相关政策解决老年人使用数字技术困难等问题,并推动适老化的应用产品研发创新,为银发族的数字生活提供了技术支持。这些政策和技术的支持激活了政府、企业、媒体、社区、家庭等多方力量,形成了便于老年人上网用网的良好文化氛围。老年人上网不再被看作可有可无的“玩手机”,而是丰富老人精神文化生活、促进银发经济发展、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手段。

伴随数字时代的蓬勃发展,银发资源的价值应该得到充分挖掘与体现。当下,我国正积极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如何借助数字技术,促进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生活,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是我们要继续发力之处。做到这一点,需要社会各界携手共同努力。

政策托举很关键。应着力解决老年人使用数字技术所面临的困难和风险,从顶层设计和具体实操方面统筹协调多方共同支持老年人参与数字生活,为他们追求美好生活营造更为良好的氛围。

鼓励企业从技术端进一步优化硬件和应用界面,研发更多老年友好型应用和终端,以科学方式引导老年创作者进行内容创作,提升老年群体数字素养。通过组织老年人创作交流、进一步形成互助网络,并提供相关技术指导和咨询服务,促进平台内容更加丰富与多元。

此外,社区也可以积极组织集体文娱活动、搭建居民互动交流平台、组织老年志愿服务队等,为他们提供便捷的数字素养教育服务。当然,家庭的支持也为老年人接触新事物、丰富精神文娱生活构筑了坚实支撑,从而在更加亲密的关系网络中获得精神支持、汲取创作灵感,为弥合代际认知鸿沟、寻求更多情感共鸣创造条件。

(作者:朱迪,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消费与文化社会学研究室主任)

第03版:要闻3 篇

用心用情暖民心

——2025年各项民政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民政工作件件关乎民生,是全社会共同的事业。

2025年,各级民政部门厚植为民情怀,把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实落细;2025年,广大民政工作者想群众之所想,与群众心贴心。这一切,只因——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养老”向“享老”不断跃升

一个社会幸福不幸福,很重要的是看老年人幸福不幸福。过去一年,我国养老服务体系更加完善,“养老”向“享老”不断跃升,为亿万老年人托起更加可感可及的幸福。

来到江西省共青城市,甘露镇养老中心经过改造升级,通过公建民营模式焕发了新生。该中心负责人彭芙蓉介绍,中心现有82张床位,其中护理型床位占66张,并且活动区、康复区等功能分区齐全,旨在为入住老年人提供更多优质服务。

“上午做经络操,下午学手势舞、画画,每一天的日子都充实得很。”入住老人罗怀娥说,在这里不用自己做饭,生活有人照料,越住越踏实。

不只是罗怀娥,越来越多农村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如今有了坚实保障。2025年,为加快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民政部争取2.96亿元财政资金,支持59个地区开展县域养老服务体制机制创新试点。各地因地制宜探索建立政府扶持引导、村集体组织建设、社会广泛支持、老年人相互帮扶的养老服务模式,村级邻里互助点、农村幸福院等互助养老服务设施建设逐步纳入村庄规划。

同时,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持续深化,全国启动2025年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中央财政投入9亿元资金支持50个项目地区建设家庭养老床位、提供上门服务,以项目为抓手,推动“床边有照护、身边有驿站、周边有服务”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提质扩容。

过去一年,江苏省首位养老护理特级技师沈荣有了更多期待。2025年7月,养老服务师职业作为专业技术职业被人社部纳入第七批17个新职业名录,越来越多的养老相关从业者有了明确的职业发展通道。同时,民政部、人社部研究制定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办法,印发养老服务技能人才专项培训实施方案,计划3年内培训技能人才150万人次。

各地也紧锣密鼓地制订养老人才培养培训计划:天津市计划2025年至2027年培训养老护理员、老年人能力评估师等养老服务技能人才1万人次以上;江苏省苏州市打通医养结合机构护理人员职称晋升渠道,卫技人员可参评社区卫生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广东省肇庆市推行“一试三证”培训,学员通过考核可同步获得粤港澳三地养老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未来,我希望和更多年轻人一起,把‘银发事业’打造成‘金领行业’。”沈荣说。

各类群体的福利保障能够“应享尽享”

群众的衣食冷暖,是各级党委、政府最深切的牵挂。过去一年,各级民政部门着力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结出累累硕果。

家住黑龙江省肇东市西园街道的低保对象王某,因肢体残疾行动不便,同时,他的妻子深受疾病困扰。西园街道民政办工作人员得知王某夫妇的情况后,通过社会救助“一件事”集成办,为他们一次性办理了残疾人两项补贴、医疗救助以及公租房租赁补贴等救助事项。王某切实感受到了社会救助“一件事”改革的便利与高效。

2025年7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最低生活保障、临时救助等社会救助事项被纳入国务院办公厅“高效办成一件事”2025年度第二批重点事项清单。在民政部的指导下,各地建立健全民政部门精准认定对象,分层管理、动态监测、因需推送、分类救助、结果反馈的闭环运行机制,形成弱有众扶的“一张幸福清单”。

残疾人是需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的特殊困难群体。在残疾人福利保障上,全国已全面建立残疾人两项补贴标准动态调整与月度报告机制,持续落实“跨省通办”“全程网办”等便民举措。残疾人两项补贴动态调整机制,分别惠及1189.7万名困难残疾人和1664万名重度残疾人,实现福利保障“应享尽享”。

儿童的福祉,衡量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与发展水平。过去一年,儿童福利和权益保障工作的重心进一步向精准识别、精准保障、精准服务倾斜。

在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方面,截至2025年第三季度,全国集中养育孤儿平均保障标准达到每人每月2064.1元,社会散居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1599.5元和1586.5元。

在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关爱保护网络持续织密方面,各地出台“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清单”,推动基本公共服务逐步覆盖常住人口。

在北京,海淀区民政局建立困境儿童动态台账,实施“红黄蓝绿”四级风险评估,完成区内1815名困境儿童分级定档;在浙江,金华市建立以民政为帮扶主线的监护缺失困境儿童全链条帮扶机制……一个个爱心项目的推进,筑起了一座帮助孩子通往更美好未来的桥梁。

社会服务更公平、更可及、更暖心

社会服务关乎民生冷暖。过去一年,各级民政部门持续深化改革、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质量,推动社会服务更公平、更可及、更暖心。

“不收礼金、不搞攀比,也能幸福感满满。”日前,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硖石镇五七村村民高文,和妻子举办了一场简约的婚礼,用实际行动为培育婚俗新风尚添砖加瓦。

高文和妻子的选择,是各级民政部门持续深化婚俗改革的缩影。2025年,民政部指导各地建立长效治理机制,从源头遏制婚姻领域陈规陋习。在七夕、国庆等重要时间节点,各地累计举办结婚颁证、集体婚礼、公益婚恋交友等特色活动8151次,服务超10万人次,有效引导青年树立健康婚恋观与家庭观。

值得关注的是,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在2025年实现跨越式推进。自2025年5月10日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以来,民政部第一时间组织全国婚姻管理工作培训,公开发布政策问答与专家解读;启动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信息化专项行动,实现居民身份证、护照、残疾人证等证件信息“总对总”共享核查,并健全电子档案异地调阅机制,加速推进婚姻登记档案数字化、电子化。

殡葬习俗改革也稳妥有序推进。

在福建省漳州市,一场以生命公园为载体的殡葬改革,悄然重塑当地群众对“身后事”的认知。荒山坡地上建起的生命公园,兼具环保节地优势,更能让逝者长眠于故土,实现落叶归根的心愿。

目前,各地已建立覆盖城乡困难群众的惠民殡葬政策体系,遗体接运、暂存、火化和骨灰寄存四项基本服务全面纳入政府保障范围;2557个县(市、区)实现基本殡葬服务费用减免政策覆盖全体居民。在殡葬设施建设方面,全国已建成城镇公益性安葬设施6068个,农村公益性墓地达26.4万个。

地名是基础地理信息,也是重要的社会公共产品和文化符号。过去一年,区划地名工作成果在赋能基层治理、服务乡村振兴、优化公共服务等方面实现高效转化与深度融合。

例如,山东省东营市深化“乡村著名·邮路畅通”政策探索,建设“数字邮路”,解决物流下乡“最后一公里”导航难题;通过构建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利用标准地名地址库智能匹配路径,发展“智慧物流”;通过打造“地名电商”模式,构建“电商直播+标准地址+冷链配送”产业闭环,线上年销售额突破5000万元,让地名成为带动农户增收、促进产业发展的“金钥匙”。

“展望新征程,民政部门将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持续深化改革、优化服务、强化保障,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落地有声、每一次服务都传递温度,为绘就中国式现代化温暖民生画卷注入民政力量。”民政部有关负责人说。

(本报记者 任欢)

北京亦庄绘就活力奔涌发展画卷

新年伊始,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也称“北京亦庄”)传来好消息:“十四五”期间,这里的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10%,居国家级经开区首位;经济总量连跨两个千亿级台阶,相当于“再造一个新亦庄”!

动力何来?答案在于服务国家战略的担当与作为。

北京亦庄坚持“国家所需、亦庄所能”,投资连续3年保持千亿规模,利用外资居北京市前列。2025年,预计地区生产总值增长9%,工业总产值增长11%,对北京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成为首都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

“十四五”期间,北京亦庄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汽车、生物技术、机器人智能制造四大主导产业蓬勃发展,形成了六个千亿级产业集群。令人惊叹的是,北京亦庄仅用北京1.37%的土地,贡献了北京近四成的工业增加值。集成电路装备产业全国领跑,2025年全产业链产值预计突破千亿元大关,创历史新高。人工智能产业聚集企业超600家,产业规模突破800亿元。生物医药领域创新成果涌现,一类新药临床批件数量全市居首。这片热土正全力构筑“新质生产力典范区”。

创新的火花在这里加速转化为生产力。作为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主平台,亦庄正成为科技成果转化的“高产田”。目前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超过230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190家。研发投入强度超过7%,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在国家级经开区中名列第一。5年间,超过1000项科技成果落地生根,百余项关键技术取得突破。2025年,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认定数量再获北京市第一。

活力的背后,是营商环境这片“沃土”的持续滋养。“高效办成一件事”“一体化综合监管”等改革举措在此先行先试。“综合查一次”让超过2.3万家企业安心经营,政策“免申即享”比例全国领先,“免证办事”成为新常态。北京亦庄综合保税区创造了当年建设、当年验收、当年运营的“亦庄速度”。2025年前11个月,实际利用外资额创下历史新高。

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北京亦庄以创新为笔,以产业为墨,绘就了一幅活力奔涌的发展画卷。

(本报记者 张景华 董城)

图片报道

连日来,受持续降温天气影响,位于山西省吉县和陕西省宜川县交界的黄河壶口瀑布出现冰瀑玉壶壮美景观,吸引了众多游客。图为1月10日,游客在山西省吉县欣赏冰瀑玉壶壮美景观。吕桂明摄/光明图片

第04版:综合新闻8 篇

商务部:今年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

本报北京1月11日电(记者董蓓)1月10日至11日,全国商务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强调,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大力提振消费,推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积极扩大自主开放,推动贸易创新发展,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实现“十五五”商务高质量发展良好开局。

会议明确,2026年要重点做好消费、流通、贸易、外资、对接国际规则、对外投资、多边经贸合作、防范化解风险等八个方面工作。

在提振消费方面,打造“购在中国”品牌。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释放服务消费潜力。优化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实施,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打造国际化消费环境。发展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激发下沉市场消费活力。

会议指出,健全现代市场和流通体系,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强制度保障,优化设施载体,推动零售业创新发展,完善现代商贸流通体系,深入推进试点城市建设。推进内外贸一体化。

外贸外资方面,会议指出,推动贸易创新发展,打响“出口中国”品牌。优化升级货物贸易,大力发展服务贸易,鼓励服务出口,创新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擦亮“投资中国”品牌。有序扩大服务领域自主开放,提升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资服务保障体系。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更大力度推进开放高地建设。全面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进一步提高海南自由贸易港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提升开放平台质效,办好重点展会。

会议指出,2025年是很不平凡的一年。商务发展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提振消费加力显效,对外贸易顶压增长,利用外资结构优化,对外投资有序推进,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作出积极贡献。会议认为,“十四五”时期消费主引擎作用明显增强,利用外资总量稳定、结构优化,对外投资平稳发展,产供链国际合作有序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步伐加快,多双边经贸合作不断深化,维护经济安全能力显著提升,为“十五五”时期商务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重庆奉节:“积分银行”引领文明生活

刚跨过新年,重庆市奉节县鱼复街道新竹社区居民钟开芳就收到了好消息——通过“积分银行”评定,她和丈夫入选了社区的文明家庭。

“‘搭把手、积积分’不知不觉成了习惯,哪晓得还能获得社区的认可呢!”领回“文明家庭”的牌匾,钟开芳欣喜地说。

奉节新时代文明实践“积分银行”实行以来,“文明实践、累积积分、兑换奖励”的观念逐步深入人心。2025年,当地迭代升级“积分银行2.0”,细化遵纪守法、人居环境、和谐邻里等六大类积分扣分细则,还将此前的个人积分转换为家庭积分和网格积分,让“积分银行”从“短期激励工具”向“基层治理抓手”转型。

身边的变化,新竹社区槐花树小区自治委员会主任马林兵看在眼里。“我们小区划分成两个积分网格后,大家‘比学赶超’的热情都很高,还互相分享、借鉴怎么开展邻里志愿服务,成了主动的社区建设者。”马林兵感慨。

截至2025年年底,升级版的“积分银行”已走进奉节142个村社、1027个网格。各镇街根据群众意见,制定了包含“固定项+个性项”的积分细则。

“眼下是脐橙大量上市的季节,我们借助各类积分活动,引导村民规范沿街的外摆摊位,营造好的游览环境。”在白帝城·瞿塘峡景区,白帝镇坪上村第一书记苏炼介绍,“积分银行”就像是新的村规民约,大家商讨着制定,就能共同遵守。

三峡之巅景区所在的石庙村也划分出积分庭院,成为激发民宿经营者改善服务的内生动力,一批主动参与文明实践的村民涌现出来,乡风文明焕然一新,游客体验持续提升。

去年以来,奉节已有100余人通过“积分银行”获得免费游览白帝城等奖励。当地联动建立餐饮、商超、卫生等8大类26项嘉许激励“资源库”,在33个镇街发放餐饮优惠券1.55万份、商超福利券5300份,积分兑换物从单纯的“政府投入”向可持续的“社会资源”转型。

(本报记者 张国圣 黄汉鑫)

洞穴潜行者的极限救援

——记最美基层民警、广西百色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民警闫明

“找到了!还有气!”2025年2月5日凌晨,广西百色一处溶洞水下16米,手电光刺破黑暗,照见科考队员大周苍白的脸。他已在冷水中浸泡7个小时,气瓶早已归零。

洞穴潜水救援,被称为“极限救援里的珠穆朗玛峰”,全球百年间成功案例屈指可数。水下机器人在复杂溶洞中束手无策,能依靠的只有人——像闫明这样的人。这位从警13年的广西百色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民警,此刻正面临职业生涯中最艰难一役。

4小时前,闫明和2名队友潜入这片“生命禁区”。手电光被黑暗吞噬,尖锐石笋如倒悬刀阵。他们贴壁摸索,一小时仅前进百米。黑暗中,只有呼吸器的嘶嘶声和不知来源的敲击声。

闫明镇定地感受水流,在岩壁上固定引导绳——这是他们与外界唯一的联系。当发现大周气瓶已空时,他立即分派队员:一人返回求援,一人继续搜索,自己留在狭窄气室陪伴大周。“兄弟,撑住。”等待的一个多小时里,极度的寒冷、无边的黑暗侵蚀着两人的身心。

援兵终于带着气瓶抵达。在仅容三四人的空间里,闫明帮大周穿戴装备,握住那双冻僵的手搓了搓。“跟着我的灯光!”逆暗流、过险弯,几人如移动的珍珠,在漆黑洞腔中艰难上浮。当大周的头终于露出水面,岸上响起欢呼。

闫明在炭火边烤了一小时才停止颤抖,但救援远远没有结束,大周的学生小周还在下面,这意味着救援者必须再次潜入黑暗。

更深的搜寻开始了,这一搜,持续了3天。

2月8日下午,在水下28米的气室中,他们找到了已出现幻觉的小周。返程途中,一处绳结突然崩断,引导绳缠住小周的脚蹼。危急时刻,闫明迅速上前解索,牢牢抓住险些滑脱的被困者。当晚8点半,历时69个小时的救援宣告成功,创造了我国首个复杂洞穴潜水救援案例。

半年后,闫明连夜奔袭800公里至湖南湘西。在另一处溶洞,他凭借水中的微弱反光,找到了被困110个小时的王先生。虽然自身气瓶告急,洞内二氧化碳浓度令人头晕,闫明仍选择留守陪伴。5个小时后,我国第二例洞穴潜水救援成功。

从警以来,闫明参与各类救援百余次,救助群众160余人。他参与撰写《水域警务实战训练课程》,培训学员超6000人次。他作防溺水讲座逾百场,惠及数万群众。巴拿马、秘鲁等15个国家曾专程派员前来学习,中国救援经验正走向世界。

如今,当闫明再次整理潜水装备时,那些在黑暗洞穴中经历过的生死时刻,早已沉淀为他眉宇间的那份沉稳。洞穴依然深邃,但只要救援人员的身影在其中穿行,希望便不灭。这份希望能穿透岩壁,抵达每一个等待的角落——“坚持住,我们来了!”

(本报记者 彭景晖 刘宇航 本报通讯员 畅诗瑶)

雾凇映雪山

冬日时节,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出现雾凇景观,玉树琼枝与远处的祁连山相映成景,令人陶醉。图为1月10日在祁连县拍摄的雾凇景观。新华社记者 张龙摄

“三姑娘”分红记

“分红喽!”1月2日,9名股东围坐在安徽省马鞍山市三姑娘劳务服务公司会议桌旁,桌上堆着22沓崭新的人民币。抑制不住的笑容,挂在大家脸庞。

韩宝凤特意换了一身新衣服,数钱、领钱、签字……她和其他股东从总经理陈兰香手上接过现金。“这样的日子才有奔头,比天天在水上漂安逸多了。”韩宝凤说。

6年多前,大伙儿还都是长江上的渔民。2019年,马鞍山全市10757名渔民退捕转产,收网上岸。“我家交出5条渔船,包括1995年我结婚时当‘洞房’的那条船。”陈兰香说。

得益于渔民上岸政策,陈兰香一家领到了退捕转产政策补助20多万元,搬进了100平方米的房子,还买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陈兰香的丈夫张周华则找到了水上保洁和巡护的工作,昔日的捕鱼“老把式”转身成了禁捕巡查员,每月能拿到3000多元的工资。

让陈兰香激动的是,2020年10月28日一大早,她拿到了新办的身份证和户口本,此外,还拿到了营业执照“三姑娘劳务服务公司”,法人代表一栏写着:陈兰香。

当了半辈子渔民,除了捕鱼啥也不会……上岸后,陈兰香积极参加就业培训,萌生了开办一家劳务公司的想法。“我们渔民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吃苦耐劳,只要肯干,一定能找到出路。”

8名熟识的上岸渔民加入进来,成了最早的股东。

“刚开始的时候,什么都不懂,谈生意时常常紧张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陈兰香说,政府安排的帮扶员不但帮忙办理各类证照,还陪她一起跑业务。

陈兰香至今记忆犹新。2021年1月接到第一笔业务——一家菜市场的保洁订单。“当时我连合同都不会拟,也不知道什么叫预算,但我想着既然干了,就要做好,办法总比困难多。”陈兰香四处请教专业人士,一点一滴学习业务流程。

2022年1月29日,春节前夕,三姑娘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第一次实现分红。陈兰香将14万元分红款发放给其他几位股东。入股一年多就拿到了分红,这让参股渔民感到既新鲜又高兴。

从那以后,每年陈兰香都坚持分红,累计为全体股东分红90万元。

陈兰香还牵头成立了“渔民之家”,将每年劳务公司盈利的9%作为备用金,用于帮助上岸渔民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难事和大事。

如今,三姑娘劳务公司员工从最初的6个人发展到75人,营业额也冲到300多万元。

陈兰香入了党,成为马鞍山市人大代表和区政协委员。2025年3月20日,三姑娘劳务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了党支部。

1月2日,陈兰香把分红的照片发到微信朋友圈,并写上了这样一段话:“又到了一年一度分红的时刻,往后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本报记者 常河 丁一鸣)

周立伟院士逝世

本报北京1月11日电 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电子光学与光电子成像科学家、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周立伟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1月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周立伟,男,汉族,浙江诸暨人,1932年9月出生。1953年考入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仪器系光学仪器专业学习,195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7月毕业后留校任教。1962年至1966年赴苏联列宁格勒乌里扬诺夫电工学院学习,获物理数学副博士学位。1992年当选俄罗斯圣彼得堡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1999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2000年当选俄罗斯联邦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

周立伟服务国防建设战略需求,深耕成像电子光学与夜视技术领域,创建了宽电子束聚焦与成像相关理论与技术体系,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奠定了我国夜视技术从无到有的坚实基础,培养了大批光学工程与国防科技领域的科技骨干和领军人才,为国防装备现代化作出重要贡献。曾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等奖项。

赣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红医初心”照亮立德树人之路

近年来,赣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坚持以“红医初心”铸魂育人,紧扣高素质卫生健康人才培养需求,推动思政课改革创新,构建起具有鲜明红色底蕴和行业特色的“大思政课”育人体系,努力培养扎根基层、服务人民的新时代健康守护者。

深植“红医初心”,筑牢育人根基。学校立足赣南红色沃土,深入挖掘苏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宝贵精神财富,凝练以“政治坚定、技术优良、救死扶伤、服务基层、改革创新、勇于奉献”为核心内涵的“红医初心”,并将这一精神血脉有机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通过系统化的课程设置、沉浸式的实践体验、数字化的资源赋能,推动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同向同行,着力破解思政课与医学教育结合不紧、特色不显的难题,夯实学生奉献卫生健康事业的思想根基。

创新协同育人,打造立体课堂。学校打破传统课堂边界,构建多维度协同的育人新生态。在校内,创设战地救护实景工坊、医学伦理思辨剧场等情境教学场景,让学生在角色体验中感悟医者责任;在校外,打造“行走的思政课”,带领学生深入红色旧址、基层医疗机构,在服务实践中强化使命担当。同时,积极联动医院、纪念馆、行业协会等社会资源,搭建“校—地—院—馆—会”协同育人网络,并运用虚拟仿真、新媒体平台等数字技术,使“红医故事”触手可及,让思政教育更加鲜活、更具感染力。

建强育人队伍,激发内生动力。学校将师资队伍建设作为关键一环,着力打造一支既懂政治又精专业、既善教学又重育人的“红医师资”队伍。通过建立思政教师与专业教师协同教研机制、实施双向能力提升计划、构建分层分类的发展与评价体系,有效促进教师政治素养、专业能力与育人水平的融合提升,为“红医初心”的有效传承与实践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育人成效显著,辐射影响广泛。学校深入实施 “红医初心”育人体系以来,有效提升了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认同感。毕业生基层就业意愿持续增强,在各类技能与志愿服务中表现突出,获得用人单位与社会好评。相关育人模式与成果获省级项目认定,吸引多所院校观摩交流。

展望未来,赣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将继续深化“红医初心”的时代内涵与实践路径,不断完善“大思政课”育人格局,为培养更多德技并修的高素质卫生健康人才贡献力量。

(作者:曾凡伟)

呼和浩特民族学院教育学院:创新专业教学 提升育人质量

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浪潮中,呼和浩特民族学院教育学院始终锚定“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教育发展需要,以培养具备先进教育理念、扎实学科知识和较强教育教学能力的人才为目标,突出师范生教育教学创新与教学能力培养。

创新课堂教学形式,为学生学习专业知识提供助力。学院借力科学技术,丰富课堂教学内容、拓宽课堂教学形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针对全院学生开展线上教学工作调查问卷,深入了解当前线上教学运行的基本情况,分析学生对线上教学的适应度和满意度,积极探索更加高效的线上教学模式,改进教学方法,提高线上学习质量和效果。与此同时,学院转变课堂教学形式,强化师生互动,提升学生学习参与度。开展“中小学名师进校园”系列活动暨学科教学能力提升主题讲座,帮助学院学生深入了解小学教育课程标准,有效提升师范生核心素养和教育教学技能,推动卓越教师人才培养。

优化实践教学体系,为学生实践能力提升创造条件。学院深化校校合作,着力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为实现人才培养目标提供坚实支撑。先后与准格尔旗民族小学及薛家湾第七、第八、第十小学等多所基层学校签订呼和浩特民族学院实践教学基地协议,协力搭建理论与实践的桥梁,为学生提供更优质的实践教学资源,提升专业技能,推动学院教育事业迈向新高度。秉持“以赛促教、以赛促学”的育人理念,学院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各类赛事,在赛场中锤炼教学技能、精进专业素养。先后举办教学技能比赛、“三笔怡情 书写锦绣”三笔字比赛等,进一步增强学生对教育专业的认同感与使命感。

提升教师育人能力,为学生成长提供专业支撑。学院以竞赛形式引导教师回归教学本源,深耕业务,持续更新教育理念,组织教师参加课程思政教学比赛、教师教学创新大赛。通过组织教学培训,学院不断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各教研室开展“说课程”系列活动、线上课程观摩活动,举办听评新手教师汇报课等活动,引领教师更好地适应教学工作,增强教学效果,不断优化教学方法,为学生提供更加丰富、高效和优质的学习体验。

(作者:田小禾)

第05版:红船初心专刊(总第1785期)3 篇

黔山古寨焕新彩

——贵州持续擦亮传统村落文化底色

远眺冬日的贵州黎平肇兴侗寨。本报记者陈冠合摄/光明图片

在贵州的传统村落,游客正体验民族服装旅拍。本报记者陈冠合摄/光明图片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聚磅礴力量·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

腊月时节,贵州省黔东南州黎平县肇兴侗寨暖意融融。鼓楼下火塘正旺,侗族大歌悠扬回荡,作坊里人气高涨。寨门口,肇兴村党委书记陆卫敏兴奋地望着眼前热闹景象:“我们把传统建筑保护好,把侗族大歌唱得更响亮,这座千年侗寨人气才能一直这么旺嘞。”

贵州群山褶皱间,散落着757个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村寨,数量居全国第二;312个“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数量居全国第一。这些古寨承载着多彩的民族记忆,蕴藏着贵州最丰富的文化底色。

近年来,贵州省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持续开展传统村落优秀文化保护和传承行动,以打造“十镇百寨”文旅新品牌为抓手,传统村落系统性保护取得积极成效,15项做法被列入住房城乡建设部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可复制经验清单,更多黔山古寨焕发出时代新彩。

修旧如旧,活态保护延续根脉

腊月的山风呼呼,群山环抱的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盘信镇大湾村里,村民王大爷正热情地招呼着游客:“瞧,这房子是我太爷爷手上建的,穿斗式的木构,没用一颗铁钉。”

在苗族聚居的大湾村,200余栋依山层叠的吊脚楼,长期经历着风吹日晒的考验。“前几年雨水多,房顶开始漏雨,木柱也长了霉斑。”站在门槛前,他说起老屋的“心病”,“想修,找谁批、钱从哪来、按啥样子修,真是‘打脑壳’。”

光有情怀留不住古村,还要有实实在在的办法。2017年,贵州颁布实施《贵州省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条例》,给保护工作立了“总纲”。铜仁市出台《铜仁市传统村落保护发展条例》,把全市114个中国传统村落,像编户口一样,全部纳入司法保护范围。

2022年9月,铜仁市首个“传统村落司法协作保护基地”在大湾村挂牌成立。“以后老屋修缮,可以找村里报备,按这个技术图册来,政府还有补贴。”院坝会上,检察官拿着《传统村落保护改造指引》小册子,讲得通俗。王大爷挤到前面说:“我家窗棂上原来雕的是喜鹊,可不能给改坏喽。”

“您放心!我们帮您找专家看看,给老屋量身定制修缮方案。”不久后,在司法部门的协调下,一笔修缮资金批了下来,村里还请来了懂古建的老匠人。看着复原的雕花窗棂,王大爷心里那块石头总算落了地:“老味道没变,‘新房’住起来更安逸嘞。”

贵州不仅以法治织密“防护网”,还以科学规划作为“方向标”,为传统村落稳稳托住了文化根脉。

冬日时节,走进安顺市西秀区大西桥镇鲍家屯村,30多栋明清时期的石头老宅错落有致,格局奇特的古水利工程还在汩汩灌溉良田。曾经,村民老鲍一家七口挤在老屋里,心心念念的是盖一栋亮堂的砖房。

“这些老房子是咱们屯堡人600年的根,拆了,魂就散了。”那几年,鲍家屯村党委委员鲍安凤没少挨家挨户做工作,嘴皮子磨破,效果却有限。

直到镇上专门成立鲍家屯历史文化名村保护开发领导小组,画出一张“两全其美”的蓝图:核心区老宅全部编号,统一按传统工艺“修旧如旧”,内部进行现代化改造;村外规划新区,统一风貌,满足村民新建住房需求。

老鲍家成了第一批受益者。老宅由政府牵头修缮,保留了石板屋顶、雕花石础,屋里接入了卫浴和网络。同时,他家在新区也申请到了一块宅基地。“现在好了,新房住着宽敞舒服,老宅留着做民宿,一年都有收入。”他笑着说。

近年来,贵州在全国率先以省政府名义出台《关于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指导意见》《贵州省传统村落高质量发展五年行动计划(2021—2025年)》,编制完成724个传统村落规划,实施挂牌保护的村落达613个,让更多传统村落既能留住古朴诗意与乡愁,也能看到村民在新生活中洋溢的笑脸。

苗岭飞歌,动态传承融入日常

“咚咚咚。”黔东南州台江县台盘村“村BA”赛场上,一阵激昂的鼓点骤然响起,一群身着盛装的反排木鼓舞者奔腾入场,动作刚劲豪迈,瞬间点燃全场热情。

几十公里外的台江县反排村踩鼓场上,木鼓舞(反排苗族木鼓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年过八旬的万政文老人正一丝不苟地指导着村里的孩子们练习鼓点节奏:“注意听,鼓声就是号令,轻重缓急都有讲究。”

反排木鼓舞,因起源自台江县反排村而得名。舞蹈由五个章节组成,完整跳下来就是一部苗族迁徙的“史诗”。“‘东方迪斯科’名不虚传!”游客们举着手机,喝彩声透过直播传遍网络。

然而,就在二十多年前,这般热闹光景却难得一见。鼓声暂歇,万政文说起往事:“除了13年一次的苗族鼓藏节,平时没人跳。一套鼓谱一百多个动作,难学又换不来饭吃。”最冷清的时候,全村能完整跳下来的人,两只手数得过来。

面对传承困局,县里打出了一整套“组合拳”。首先是精准“输血”。万政文被认定为代表性传承人后,每年有了传习补贴。县里还用摄像机、录音笔,把他记忆中的鼓点、步伐乃至每个动作的含义,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

更重要的是“造血”。万政文有了“新身份”,开始奔走在中小学校园里开展教学。每逢寒暑假和周末,反排村踩鼓场上都鼓声不断。“只要鼓点不停,我们的文化就不会断!”万政文看着认真学艺的孩子们,眼中充满欣慰。

同样的故事,也在歌声中延续。在台江县老屯乡榕山村,苗族古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张洪珍的吊脚楼里,围坐满了学歌的年轻姑娘:“这首唱的是祖先迁徙,那首讲的是男女定情……不仅要会唱,还要晓得歌里的故事。”

苗族没有文字,世代口传心授的苗族古歌就成了一部部无字的“史诗”。2014年开始,台江县启动《苗族古歌》数字化工程,张洪珍与团队完成300余小时音像资料归档。她自豪地说:“现在,来请我教歌的学校多,为了姊妹节等活动来学歌的年轻人更多嘞。”

去年的台江县苗族姊妹节上,台江县中等职业学校师生组成的青春方阵堪称惊艳。“我们学校民族音乐与舞蹈、民族银饰刺绣工艺品制作等专业都成了热门。”台江县中等职业学校党委书记熊金江介绍,学校不仅在所有年级和专业都开设了民族文化课程,还定期组织师生到“村BA”球场开展民族歌舞表演,为台江县苗疆艺术团等单位培养出一大批人才。

贵州省委宣传部统筹开展“乡愁印迹——贵州村史村事征集”主题宣教活动,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数字化记录工作,实施传统村落非遗传承人认定全覆盖工程……一项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正被编织进日常生活的经纬,在动态传承中得到滋养。

“村字号”出圈,文旅融合日子红火

当铜鼓浑厚的声音在黄昏中响起,黔南州荔波县瑶山乡瑶山村村民王小业迎来了“上班”时间。“放在五六年前,哪敢想跳舞也能算‘工作’,还能养家。”中场休息时,王小业擦着汗笑道。过去,村里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精美的服饰锁进了箱底,古老的寨门日渐斑驳。

“我们看中了这里的文化资源,计划把整个村子打造成‘活态博物馆’。”瑶山古寨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白华盛介绍。当地在投资修缮老屋、恢复寨门的基础上,组织村民成立表演队,还把织布、染布、酿酒等传统技艺变成可体验的“非遗工坊”。

“起初大伙儿也犯嘀咕,怕搞旅游把寨子弄乱了。”王小业回忆。为了打消顾虑,项目方和村民们协商定下规矩:表演内容必须由寨老和传承人把关,村容寨貌改造得经过村民议事会同意,景区门票收入的20%直接分给村民。

“现在一天表演两场,月收入稳定在三千多元。加上土地流转和家里的客栈收入,日子比以前宽裕多了。”换下演出服,王小业眼里闪着光,“现在大家发现越是原汁原味的内容,游客越喜欢看。”

传统村落的文化资源正转化为发展动能,带动乡村产业发展,富裕起来的村民们更加自豪地展示本地文化,迎接八方来客。

黔东南州榕江县摆贝村,以精美的“百鸟衣”闻名。然而,繁复的工艺让一套衣服价值不菲,也让它长久以来“藏在深山人未识”。

转机,来自火遍全国的“村超”。当各村组织球队时,摆贝村犯了难。“我们虽然没有球队,但还有牯藏节仪式、百鸟衣,这些可都是宝。”村支书刘正文灵机一动,组织起一支五十人的啦啦队。这群身着华服、头戴银冠的村民在首届贵州“村超”亮相,瞬间引爆了网络。

“电话都被打爆了!全是问百鸟衣的。”刘正文兴奋地说。面对“出圈”后的巨大流量,寨子里的年轻人站了出来。80后村民潘发勇曾在外学过设计,拉着寨里的绣娘们商量:“咱们不能只卖衣服,得把百鸟衣转化成符号,变成T恤、围巾、手包等时尚单品。”

“村超”不仅带来了订单,还引来了人流。潘发勇做起了导游,开了间工作室,搞起个性化定制。举着一件设计新颖的T恤,他介绍:“这件衣服结合了蜡染的铜鼓纹和足球元素,不少年轻客人‘种草’了。”

从“村超”“村BA”到“村晚”“村歌”,从苗绣、银饰的“指尖经济”到非遗研学、农耕体验等新业态……如今,贵州正着力打造“村字号”品牌集群,推动传统村落与乡村旅游、特色产业深度融合。据统计,贵州省已有52个村入选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让文化的“软实力”成为乡村振兴的“硬支撑”。

夜幕降临,瑶山古寨的广场上鼓声雷动,摆贝苗寨的工坊里灯光明亮。放下设计图纸,潘发勇语气里干劲十足:“新年里,我们要把手艺传承好,丰富体验业态,让更多客人爱上民族文化,把日子过得更红火。”

(本报记者 陈冠合 靳晓燕)

以制度创新守护传统村落风貌

【专家视点】

传统村落凝结着农耕文明的智慧结晶,承载着亿万国人的乡愁记忆,是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根基。

经过多年实践,我国传统村落保护已从零散抢救迈入系统性推进、整体性保护的新阶段,全国8155个村落列入国家级保护名录,各地探索出诸多有益路径。但也要清醒认识到,保护工作仍面临治理协同不足、产权界定模糊、主体活力不强等深层次难题,部分地方存在“重申报、轻管理”“重开发、轻保护”现象,或陷入“冻结式保存”困境,或因过度商业化消解乡土本真。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制度创新要强化统筹协同。传统村落保护涉及规划、住建、文旅、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条块分割、权责交叉易导致“九龙治水”,制约保护成效。比如,福建南平建立传统村落保护离任交接制度,将保护责任纳入干部履职清单,实现“在任担责、离任交责、失职追责”,确保工作接续推进;云南通过出台省级保护办法,构建“规划管控、分级保护、动态监管”全链条体系,将保护要求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监督实施。实践证明,唯有通过制度设计明确各级权责,建立统筹协调、联动高效的机制,才能凝聚保护合力,提升工作的系统性与整体性。

制度创新要深化产权改革。产权清晰是资源合理配置的前提,更是破解“保护无资金、开发无路径”困局的关键。比如,浙江松阳搭建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创新传统建筑使用权流转模式,在坚持集体所有权不变前提下,通过修缮补助、技术指导等政策吸引社会资本参与,让闲置古民居焕发新生;安徽黟县制定古民居产权流转管理办法,建立“产权人+运营商+村集体”利益共享机制,实现保护与增值双赢。产权制度创新既破解了资金瓶颈,又让沉睡的文化资源转化为乡村发展的优质资产,构建起“保护—利用—增值”的良性循环。

制度创新要凸显村民主体。村民是传统村落的创造者、守护者,更是直接受益者,其参与度直接决定保护工作的可持续性。保护传统村落,必须坚持“保护为了人民、保护依靠人民、保护成果由人民共享”。比如,福建永定创新“政府引导+村级主导+企业运营+村民受益”联营模式,让村民在旅游发展中获得租金、股金、薪金多重收益,村集体经济显著增长;广东潮州龙湖古寨成立村民议事会,让村民全程参与规划制定、项目实施等关键环节,确保保护工作贴合民生需求。同时,要加强技能培训与文化引导,培育乡村工匠队伍,提升村民保护意识与参与能力,推动村民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受益者”,让传统村落始终充满烟火气。

制度创新要推动融合赋能。传统村落保护的核心是活态传承,既要守住文化根脉,也要适配现代生活需求。要坚持“保护优先、合理利用”原则,推动传统村落与文旅、生态农业等产业深度融合。比如,陕西袁家村以传统民居为载体打造民俗体验街区,让饮食文化、传统手工艺在经营中传承;福建屏南县通过引入艺术创作业态,吸引年轻人回流,唤醒古村文化活力。此外,要强化科技赋能,借助三维扫描、虚拟现实等技术建立数字化档案,实现精准保护、动态监管与全景展示,让传统村落文化魅力在数字时代广泛传播。通过制度设计规范开发边界,杜绝过度商业化与同质化,守住乡土本真,实现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有机统一。

传统村落保护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关乎文化传承、乡愁寄托与乡村振兴。以制度创新破解发展难题,构建“政府引导、社会参与、村民主体、科技赋能”的长效格局,既能让传统村落保留“老味道”,又能焕发“新活力”。唯有久久为功,不断推进制度完善与创新实践,才能让传统村落真正成为承载乡愁记忆、彰显文化自信的精神家园。

(作者:张大林、季飞,分别系贵州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贵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山东潍坊:非遗进校园 薪火永相传

“传拓,是用纸墨与历史对话的技艺,每一张拓片都藏着时光的密码、文化的基因……”寒冬渐深,在山东潍坊昌乐一中英才实验学校的非遗教室里,暖意融融、墨香袅袅。昌乐县非遗传拓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肖广德正手持拓包,为同学们示范传拓技法——铺纸、润湿、压实、上墨,指尖起落间,古器物上的纹路与文字渐次浮现,引得阵阵惊叹。

这样的别开生面,是潍坊校园里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近年来,潍坊积极实施非遗校园教育“薪火工程”,通过机制创新、课程重构、平台搭建与产教融合,将木版年画、安丘剪纸、传拓技艺等非遗瑰宝,与教育教学体系深度融合,转化为立德树人、培根铸魂的鲜活教材,取得了良好的育人成效。

剪纸摊位前,传承人指尖翻飞间,便将红纸变成花鸟的技艺;黑陶体验区里,学生们亲手触摸泥土的厚重肌理,在体验中感受非遗魅力……走进位于诸城市的潍坊工商职业学院,只见62项非遗代表性项目齐聚一堂,学生们纷纷驻足体验。诸城市定期组织“非遗进校园”活动,将诸城派古琴、泥塑等传统技艺融入课堂,使其在校园中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潍坊高新区北海学校则把京剧引入课堂,通过音乐课、美术课、综合实践课有计划地开展京剧文化教育;同时,专门将京剧这门艺术开发了系列课程,如身段课、唱腔课、欣赏课等,学生在近距离感受传统艺术独特魅力的同时,大大提升了美育素养与文化自信。

在潍坊安丘市兴安街道城北小学,铿锵的腰鼓声持续回荡了三十多年,已深深融入学校的文化基因。该校不仅编写了系统的《花样腰鼓》校本教材,成立了专业的教师指导团队和梯级学生社团,更将腰鼓文化与体育、音乐、德育深度融合。每天的课间操是千人腰鼓操,每年的体育节、艺术节是腰鼓成果展示会。孩子们在整齐划一的鼓点中锤炼纪律,在复杂多变的队形中学会协作,在激昂奋进的节奏中涵养家国情怀。“这不仅仅是一门技艺,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三十多年,变的是学生,不变的是那份通过腰鼓传递出来的精气神。”校长鹿立华说。

安丘市着力推进非遗进校园,出台《中小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习和实践活动评价办法》,将学生参与非遗学习与实践的情况,与其综合素质评价直接挂钩。同时,累计投资5000余万元,建成集展示、体验、研习等于一体的青云山非遗研学中心、世界风筝公园非遗实践区等校外实践基地。

截至目前,安丘市累计组织各类非遗进校园活动230余场次,参与师生数十万人次;70所学校形成了特色鲜明的非遗品牌;全市中小学共组建各类非遗及传统文化社团468个,基本实现了“校校有项目、班班有活动、人人有接触”。

“非遗进校园绝非简单的‘才艺培训’或‘活动点缀’,而是一项系统的育人工程。”安丘市教育和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振升说,它将地方文化的“根脉”与学校教育的“主业”相结合,将传统的“技艺”与现代的“育人”目标相贯通,将文化的“传承”与产业的“创新”相融合,为如何在新时代背景下培养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强烈家国情怀和扎实实践能力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立体而丰富的实践样本。

(本报记者 宋喜群 李志臣)

第06版: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刊2 篇

新年贺词中的家、国、天下

山东省惠民县淄角镇文化书院内,社区居民在学习剪纸。新华社发

宁夏吴忠市青铜峡境内的黄河景色 新华社发

自2014年新年起,习近平总书记每年都会发表新年贺词。贺词以家、国、天下为价值坐标和实践逻辑,传播理念、凝聚共识、塑造形象、联通世界。那一句句深情寄语、一个个温暖瞬间、一项项重大成就、一份份庄严承诺,不仅勾勒出国家发展的壮阔图景,更以深厚的“家国天下”情怀,将个人的梦想、民族的期盼与世界的命运紧密相连,擘画出贯通个体、家庭、民族与人类的美好愿景。

1.家是最小国: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与家国同心的双向奔赴

贺词中最温暖的是那份对“家”的深切关怀。贺词中的“家”,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柴米油盐、三餐四季的生活场景,是就业增收、教育医疗、养老育幼、居住环境等民生议题,是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庄严承诺”,是对体育健儿、科技工作者、基层干部、快递小哥、环卫工人、出租车司机等“每一个人都是主角”的讴歌礼赞,是基础养老金提高、房贷利率下调、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范围扩大的政策红利。这些具体可感的民生福祉和浸润着烟火气的民生实践,将宏大的家国叙事落脚到“千家万户”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犹如点点星光汇聚成璀璨星河,照亮了亿万家庭的幸福之路,“家”成为感受国家发展温度的最直接载体,构建了“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的价值坐标系。

这份对百姓小家幸福的深沉的爱、对父老乡亲安危冷暖的牵挂、对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容易的共鸣,生动彰显了大国领袖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和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也让国家发展的宏大主题拥有了最贴近人心的温度和最广泛的情感基础。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每个‘小家’热气腾腾,中国这个‘大家’就蒸蒸日上”。贺词中的“家”与“国”始终同频共振。孩子的抚养教育,年轻人的就业成才,老年人的就医养老,是家事也是国事。国家通过一系列惠民政策为小家纾困解难,而无数家庭的辛勤付出,又汇聚成国家发展的磅礴力量——从田间耕作的农民到车间钻研的工匠,从科技创新的研究者到基层服务的工作者,每个普通人在家庭中的责任担当与在岗位上的奋斗拼搏,让“家”的幸福与“国”的发展双向奔赴,共同浇灌出民族复兴的参天大树。

2.国是千万家:民族复兴的实践逻辑与中华文明的赓续传承

贺词中的“国”,以民族复兴为历史使命,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核心议题,不仅记录了我国经济总量不断迈上新台阶的历史跨越,更构建了涵盖改革开放、科技创新、文明传承、生态文明、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多维实践叙事,展现了中国作为“千万家”的发展历程与使命担当。

贺词见证了改革从系统整体设计推进到深层次攻坚突破的演进历程。强调“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包括“开弓没有回头箭,改革关头勇者胜”的决心,“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气魄,“改革的脚步不会停滞,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的承诺,清晰勾勒出“中国式现代化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更加广阔的前景”,形成了改革不止步、开放不停顿的发展逻辑。

贺词记录了中国从科技追赶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历史性跨越。从C919大型客机总装下线、首艘国产航母下水到“天问一号”“嫦娥五号”“奋斗者”号的科学探测实现重大突破,从“中国天眼”落成、“墨子号”升空到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再到芯片自主研发有了新突破、首艘电磁弹射型航母入列,这些创新创造展现了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硬核实力,彰显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催生了新质生产力,提升了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贺词贯穿着对中华文明的深情回望,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厚重。从“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的由衷感慨,到“‘中国’二字镌刻在‘何尊’底部,更铭刻在每个华夏儿女心中”的深情表述,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文博热、非遗热不断升温,悟空和哪吒风靡全球,古韵国风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顶流审美”。贺词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使中华文化在传统与现代交融中绽放更加灿烂的光芒。

贺词弘扬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从“长江两岸绿意盎然”的礼赞到“黄河安澜是中华儿女的千年期盼”的牵挂,从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顺利推进到美丽中国画卷徐徐铺展,贺词中的生态叙事彰显了从理念到制度,再到价值引领的理论逻辑,诠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实践逻辑,标识了生态文明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涵和中国式现代化的亮丽底色。

在历年贺词中,“全国各族人民”的温暖表述始终贯穿其中,从统一的美好祝福到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生动写照,展现了各民族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的亲密关系,诠释了各民族心手相连、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也勾勒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铸牢的历史和实践逻辑。

贺词如同一根情感纽带,串联起海峡两岸与港澳同胞的家国情怀。从“祖国统一是历史必然,两岸同胞要携手同心,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的美好愿景,到“两岸同胞一家亲,谁也无法割断我们的血脉亲情,谁也不能阻挡祖国统一的历史大势”的坚定宣示,再到“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祖国统一的历史大势不可阻挡”的铿锵誓言,贺词承载着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凝聚起促进国家统一大势如江河奔涌,势不可挡的磅礴力量。

3.天下一家:人类命运的共同关切与“为世界谋大同”的博大胸襟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历年新年贺词,以时序演进为脉络,以人类命运为观照,构建出一幅“天下一家”的实践图景与“天下大同”的价值蓝图。贺词既延续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又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通过和平坚守、发展共享、文明互鉴的实践行动,将“天下大同”的追求转化为解决全球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从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愿景,到积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务实行动,再到呼吁“世界各国风雨同舟、团结合作”的真诚倡议,展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胸怀,闪耀着胸怀天下的格局担当。

和平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前提,也是“天下大同”的首要特征。“和平”是贺词中的高频词汇。从“坚定不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政治宣言,到“和平发展始终是主旋律,合作共赢始终是硬道理”的科学论断,这些“立己达人”的宣言举措,展现了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并不太平的大背景下,中国人民珍视和平,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建设更加美好世界的天下情怀。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也是实现“天下大同”的物质基础。贺词中的“天下”是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发展共同体。贺词始终将发展作为核心议题,既展现中国自身的发展成就,也关注全球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传递出共同繁荣的价值追求。从“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推动全球治理变革,深化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承诺,到“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邀约,贺词体现了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追求,彰显了中国始终坚持开放发展,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发展成果的责任担当。

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文明互鉴是“天下大同”的灵魂。贺词明确提出“中国愿同各国一道,做友好合作的践行者、文明互鉴的推动者”,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聚同化异的大智慧、兼容并包的大胸襟、多元互鉴的大交流破解所谓的“文明隔阂”“文明优越”“文明冲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持久的精神动力。

读懂新年贺词里的家、国、天下,就是读懂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价值追求与使命担当。这份追求与担当,源自百年大党的初心使命,根植于中华文明的深厚沃土,更顺应时代前进的澎湃潮流。在新的历史征程上,家、国、天下的价值逻辑将继续指引中国前行,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筑牢家国根基;又秉持胸怀天下的使命担当,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在追求美好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储新宇,系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发展中心副主任)

统筹发展和安全 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学思践悟】

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统筹发展和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是立足新发展阶段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中央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其经营发展不仅关系经济命脉,更直接关乎国家安全。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央企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明确要求其在新征程上要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并特别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风险,不断夯实企业安全发展的基础”。深入探讨中央企业在重点安全领域的具体实践、其发挥骨干和支柱作用的深层逻辑以及未来的使命方向,对于我们在新起点上筑牢国家安全屏障、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中央企业分布在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与关键领域。近年来,中央企业不断增强忧患意识,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在重点安全领域切实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基础保障和战略支撑作用,将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略要求落实为具体行动。

在粮食安全领域,中央企业承担着保障初级产品供给的战略任务,构建了从田间到餐桌的全产业链体系,并通过高标准粮仓建设、智能化仓储管理,确保国家粮食储备数量真实、质量良好、储存安全。在能源安全领域,中央企业全力增产保供,加大国内油气勘探开发和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同时积极布局新能源,参与构建新型能源体系,保障了国家能源需求的稳定供应。在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安全领域,中央企业是维护产业韧性的关键节点,通过技术创新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优化产业链供应链发展环境,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安全。在国家金融安全领域,中央企业在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中作用突出。他们严格执行宏观政策,发挥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功能,为市场提供了稳定的金融环境。在国家网络和信息安全领域,中央企业持续建设安全可靠的信息基础设施,在网络安全核心技术攻关上取得进展,共同守护国家网络空间安全。在生态环境安全领域,中央企业带头推动绿色转型,实施大规模节能降碳改造,为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贡献力量。

由此可见,中央企业并非一般市场主体,其运营深度融入国家战略,在关键时刻能够调集资源、攻坚克难,是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最可信赖的力量。中央企业之所以能够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发挥重要支柱作用,也是由其独特的战略属性和综合能力所决定的。

从国内建设与经济发展维度看,中央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其产权属性和治理结构决定了必须将国家战略目标和公共利益置于重要位置。这使得中央企业能够超越单纯的利润目标,在投资周期长、风险高但关乎国计民生的战略性、基础性领域进行长期布局和持续投入。同时,中央企业通常规模巨大、体系完整,具备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和跨产业协调能力,能够在国家需要时迅速形成合力,应对系统性风险。这种国家所有、服务人民的根本属性,是中央企业承担安全发展重任的重要前提。

从国际合作与大国博弈维度看,中央企业是国家参与全球竞争与全球治理的关键载体。当前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世界经济面临的风险挑战增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构风险。中央企业作为中国经济的国家队,在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保障海外资源供应、维护跨境基础设施安全等方面扮演着主力军角色。他们通过市场化方式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合作项目,不仅推动了共同发展,也在复杂地缘政治环境中有效维护了国家的海外利益与战略安全,增强了我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主动权和影响力。

从科技发展与产业升级维度看,中央企业是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维护产业安全的主导力量。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既是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也是国家安全的根本保障。许多涉及国家安全的尖端技术研发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需要系统性的组织与攻坚。中央企业凭借其资金、人才和产业链优势,有能力组织大规模创新联合体,在航天深海、能源资源、信息通信等关键领域实施重大科技项目,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这种引领产业升级、攻克“卡脖子”难题的核心作用,是其他类型企业难以替代的。

“十五五”时期,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对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央企业需要按照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进一步明确方位、找准定位,系统谋划、精准发力,全面提升服务国家战略的核心能力,更好履行肩负的职责使命。

坚持党的领导,在强化政治保障中引领改革发展。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中央企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要将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地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确保中央企业在改革发展的复杂局面中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为履行好新时代赋予的职责使命提供根本政治保证。

聚焦主责主业,在服务国家大局中展现更大作为。中央企业要自觉将主责主业与国家战略需求紧密对接,自觉将自身发展置于国家发展全局中谋划。这意味着要主动融入区域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等重大战略,在规划、投资、建设、运营各环节体现国家意志。特别是在推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保障能源资源供应等重要任务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专业优势和骨干作用,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支撑。

立足实体经济,在筑牢产业根基中积极发挥作用。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与韧性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紧迫课题。中央企业不仅要在关系国计民生的传统优势领域巩固提升,更要积极布局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要着力补齐短板、锻造长板,通过构建产业生态、联合上下游企业,提升关键环节的自主可控能力。通过自身的转型升级和产业链引领,带动我国产业体系整体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构筑起抵御外部冲击的现代产业防线。

强化创新驱动,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勇挑重担。中央企业要将科技创新摆在核心位置,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强化应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探索。集中力量攻坚关键核心技术,提升关键共性技术的供给质量,勇于挑战重大科学问题和工程技术难题。通过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力争在更多领域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转变,从根本上增强我国发展的独立性、自主性和安全性。

优化经营理念,在有效防范风险中夯实企业安全发展的基础。将安全发展理念贯穿企业决策和经营管理的全过程。这要求中央企业在国内外市场拓展、重大投资运营中,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建立健全涵盖战略、投资、金融、法律、海外运营等领域的、全方位的风险管理体系。提升精准识别风险、有效化解风险的能力,特别是在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中,提升防范化解地缘政治、经济金融等各类风险的能力,坚决守住不发生重大风险的底线,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

深化改革攻坚,在完善治理体系中激发内生动力。提升中央企业核心竞争力是更好服务国家安全战略的内在要求。中央企业应以建设世界一流企业为目标,持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健全权责法定、权责透明、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结构。着力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在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提升国资监管效能等方面走在前列,通过改革充分激发企业活力、创造力和市场竞争力。

(作者:王鹏,系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第07版:光明视野3 篇

AI医疗,效果咋样

观众在第四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数字医疗展区参观智能医疗设备。新华社发

第16届香港国际医疗及保健展上的AI康复治疗机器人。新华社发

江苏东台市,影像云诊中心的医务人员集中读片。新华社发

参观者在上海一展会上了解人工智能医疗产品。新华社发

【解码数智+①】

今天,你AI了吗?

如今,我们的生活与工作似乎越来越离不开人工智能(AI)等数智技术,而技术每天还都在“成长”。从“数智+消费”“数智+文旅”到“数智+体育”,从自动驾驶、智能制造到智慧城市,数智技术正加速融入千行百业,不断开辟新的应用场景,持续改变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

本版今起开设“解码数智+”栏目,与读者一起走进不断涌现的数智技术应用新场景,观察其带来的无限可能。

从导诊机器人,到医学影像的肿瘤早筛,人工智能(AI)技术在医疗领域的应用场景日益多元。在人工智能大模型掀起的热潮中,“生病问AI”格外引发关注。当患者拿着AI生成的诊疗建议走进诊室,当AI的“意见”甚至挑战医生的判断时,一系列问题亟待解答:AI医疗靠谱吗?会替代医生吗?在拥抱效率的同时,患者和医生又该如何规避风险?

AI成为诊疗好帮手

打开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微信小程序里的“AI肝胆医院”,记者在对话框中输入“右上腹不适”。很快,AI跟记者“聊”了起来:“您的症状是持续性的还是间歇性的”“是否伴随发热或恶心呕吐”……几个问题后,AI给出了去肝胆内科诊疗的建议。

“清华长庚医院正在开发肝病全周期管理大模型,初步版本已在医院微信小程序上线,目前可基于患者的症状进行预问诊,并给出分诊建议。”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肝胆内科主任医师杨明介绍,这套AI系统会结合患者的症状和化验检查给出分诊建议,准确率较高。

采访中,不少医生反映,患者拿着AI诊疗建议前来就诊的情况越来越多了。

“有些患者会在看病之前用AI梳理一下想法,带着相对清晰的思路来看病。”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师陈修远告诉记者,患者会利用AI大模型,根据自己的病史和检验检查数据,获取初步的疾病解释和可能的诊疗方向。

“这相当于提前为患者进行了一次疾病科普,让他们对疾病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从而更容易理解医生的专业判断和建议,使后续的沟通更加顺畅高效。”杨明说。

患者问诊有AI,医生看病也用上了AI。

多位医生在采访中表示,对于直径小于5毫米的结节,医生的检出率较低,而使用AI后检出率显著提升。“很好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放射科主任医师王屹评价。

“如果把外科手术类比成开车,那么CT就如同一张精确的纸质地图,而有了AI三维重建,相当于有了更为精准直观的电子地图。”陈修远口中的“AI三维重建”算法,已经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部署多年,这套系统借助AI对肺部复杂结构进行更为精准的呈现,解剖结构的准确识别率得到提高。

“这类系统的运用,可以帮助医生从繁重的影像初筛工作中解放出来,将更多精力投放到结合影像结果进行更深入的综合分析、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以及处理更复杂的诊断问题上。”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胸外二科副主任医师张运曾说。

不只是医学影像,在手术规划上,AI也有出其不意的效果。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骨科医学部关节外科副主任医师李海峰以关节置换手术为例介绍:“过去,这类手术为防止型号不匹配,往往需要为每位患者准备全套不同型号的假体,造成资源浪费。现在,AI可以通过分析患者的CT数据,结合海量既往手术数据模型,提前精准预测所需假体型号。”

信息“过载”容易加重焦虑

AI在辅助医疗的过程中已经展露出一定的效率和精度,它是否会取代医生?

采访中,虽然医生普遍认可AI在辅助诊疗方面的价值,但对AI给出的具体结论或治疗建议,仍持审慎态度。

“我只建议患者用AI问诊作为了解疾病的途径,并不建议患者执行AI的建议。”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脾胃肝胆科主任医师李晓红说。

对此,杨明解释:“目前AI问诊主要是基于大模型,抓取的资料会对其生成结果有较大影响。”

“这些内容确实很有逻辑性也较成体系,但是否适用于不同患者还需进一步判断。”王屹指出,如果患者对疾病没有太多的了解,可能很难识别出问题。

针对AI的医疗建议,不少专家表示,“过载”的信息反而会加重患者的焦虑。

李海峰表示:“有时患者用AI生成的报告非常详尽,列出了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导致他们带着困惑甚至恐慌来找医生求证。然而实际情况是,很多假设不具有临床意义。”

“有些疾病是多因素叠加的系统性问题,仅仅依靠患者提供的症状描述,很难得出准确的诊断。”李晓红坦言,随着人们对AI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大家逐渐意识到AI生成的内容需要经过真实性考量。

一张处方,不仅意味着对症下药,背后还有医生的责任与担当。

“医生以专业知识作为诊疗的出发点,但面对每位患者时,需要结合其本身特点来调整治疗方案,在这方面AI可能有所欠缺。”杨明以肝病为例解释道,比如一位转氨酶升高的患者,有乙肝、脂肪肝病史,近期又有大量饮酒和服用他汀类药物史。“AI在诊疗时可能只会主动询问其过往病史,基于其患乙肝的信息,给出‘需要服用抗病毒药物’的建议,但会遗漏患者未主动提供的关键细节,如饮酒和药物史,因此给出的建议易失之偏颇。”

“在影像领域,虽然AI已经被广泛运用,然而在目前的筛查技术条件下,仅依靠AI可能漏掉一些非常早期的、形态不典型的病灶。”张运曾表示,如果没有结合用药史、既往影像对比等多维度信息进行综合判断,很可能导致误诊。

“大模型可以解放手脚,但不能替代大脑。”李晓红认为,医疗决策依赖复杂的临床判断与丰富经验,尤其是面对不典型病例或多病共存的情况,经验丰富的医生能够捕捉到细微症状和体征,这是AI目前难以企及的。

“医生不仅仅是疾病的治疗者,更是患者的心理支持者。”张运曾直言,“AI很难为患者提供心理支撑,而医学是有温度的,这种温度是通过医生来传递的。”

让AI更“懂规矩”更“透明”

需要警惕的是,AI大模型在生成内容时会有“AI幻觉”,即编造信息的现象。

“临床使用中,AI偶尔会犯一些啼笑皆非的错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张道强举例,临床影像学的变化极为复杂,有时看到的可能是无诊断价值的“干扰信号”,而AI却可能将其判断为病变,“还有一些用户在使用AI协助生成内容时,发现它存在杜撰医学名词出处、虚构参考文献等情况。”

针对这种信息编造问题,张道强认为,应从算法和数据两方面着手改进。“医疗领域十分特殊,必须严格控制失误,这要求我们在大模型研发初期必须严格把控数据的唯一性和准确性。再拿算法来说,提升AI的抗干扰性与可靠性是重要课题。当AI从实验室走进真实环境中,怎样提高系统在真实环境下的识别精度与可靠性?任何信息变化,都可能造成细微的偏差。”张道强说。

可解释性也是AI医疗的发展方向。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秦杰解释:“AI的决策过程更像是一个‘黑箱子’,患者可能无法判断结果是如何得出的。因此,应当解释决策得出的路径,从而帮助人们更好地作出判断。让AI本身更‘懂规矩’、更‘透明’,是我们的思考方向。”

对于数据样本而言,样本的规模和质量都会对AI生成的结果产生很大影响。“如何将医生的经验与数据驱动的大模型更好结合?如何让顶尖医生的经验在AI上复现?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研究的。”秦杰说,从模型的任务和性能来讲,“通专结合”是AI下一步发展方向,“也就是在大模型基础上,结合垂直场景进行任务深挖。”

面对AI,我们既要积极拥抱新技术,又要保持理性。

“AI只是工具,绝对不是偷懒神器。”王屹表示,医生使用AI时,应结合自己扎实的专业基础和丰富的临床实践,对AI提供的信息进行批判性思考和理性分析应用,不能过度依赖。

采访中,专家也建议,有关部门应整合医疗大数据,统一研究和设计,制定AI医生的标准和评价考核体系,让AI更好地辅助医生。

“从法律角度来说,涉及AI案件的责任主体认定与归责更为困难。”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马一德指出,“AI应用的开发部署往往涉及多个环节、多个主体。从算法设计,到具体操作,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对最终的AI行为产生影响。责任链条的拉长和分散,使得出现问题时难以锁定责任承担者。”

马一德建议,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强化数据安全、建立权责机制和加强伦理监管等举措,推动AI医疗应用的规范化部署。

目前,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已明确,利用AI进行疾病诊断、辅助决策、影像识别等的医用软件,属于医疗器械范畴,必须按照医疗器械法规进行注册和监管。

“患者使用AI进行问诊,AI的回答不需要负法律责任,而对医生来说,他们需要对病人的诊疗结果负责。”杨明提醒,应确保AI技术在法律框架下合理应用,严守数据安全与伦理底线,确保技术应用始终服务于医疗本质。

(本报记者 崔兴毅)

(项目统筹:本报记者 陈海波)

打通AI医疗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专家点评】

以大模型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赋能医疗健康领域,在医学影像判读、疾病风险预警、辅助诊疗决策等领域展现出巨大潜力和应用价值,有力助推临床诊疗模式优化升级,为解决医疗资源分布不均难题、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注入新动能。深化人工智能在医疗健康领域的融合应用,打通AI医疗落地应用的“最后一公里”,是让技术创新红利真正惠及亿万民众健康福祉的关键所在。

“最后一公里”畅通与否,关乎人工智能技术能否在基层落地生根,最终能否让优质医疗资源突破时空壁垒,切实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民生关切。当前,加速构建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智慧云平台,正是打通这一堵点的核心枢纽。这条以省县联动、多级协同为支撑的智慧“高速路”,高效贯通上级医院的专家、技术与数据资源,助力AI影像诊断、远程会诊等智能服务精准下沉基层,使优质医疗服务便捷可及、“家门口”可享,显著提升了健康服务的公平性与可及性。

AI医疗前景广阔,但要真正打通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将技术红利充分转化为惠及全民的健康实效,仍面临多重现实挑战。首先,数据要素流通壁垒亟待破除。高质量、标注规范的医学数据是AI模型训练与迭代的基石。但当前医疗数据“孤岛”现象突出,跨机构、跨区域的数据互联互通面临权属界定模糊、隐私安全合规要求趋严等多重制约,高质量、多中心、标准化临床数据集建设明显滞后,成为技术深化应用的突出瓶颈。其次,算法临床应用的评价体系亟待健全。部分AI医疗产品在实验室或特定场景下表现良好,但在复杂多变、个体差异显著的真实临床环境中,其诊断稳定性、结果可解释性及对疑难杂症的适应能力,仍需经受严格验证。针对AI辅助诊断与决策工具的权威临床评价标准、规范审评路径及全链条动态监管框架尚未系统构建,国家层面权威、统一、高效的第三方验证机制仍处于空白阶段。再次,伦理治理框架亟须前瞻性构建。人工智能深度介入临床决策,衍生出权责界定不清、算法可解释性与公平性缺失、医患信任重构等新型伦理挑战。算法“黑箱”特性易削弱医生专业判断空间与患者知情同意权能,若训练数据存在隐性偏差,易加剧健康资源分配不公。最后,临床应用转化与价值实现机制有待贯通。AI技术的核心价值在于实质性提升诊疗效能与患者健康水平。但现实中,技术与临床需求脱节,“为技术而技术”的倾向尚未根除。

破解这些深层挑战,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强化协同攻坚,以体制机制创新为根本动力,打通“最后一公里”关键堵点。

构建国家主导的健康医疗数据治理新体系。强化顶层设计与制度供给,由国家层面统筹制定并强制实施统一、开放、可互操作的医疗数据标准体系与严格的数据脱敏及安全技术规范,坚决破除机构间数据壁垒。同步健全立法保障与激励机制,优先建设服务于国家AI医疗战略的高质量、多中心、分病种权威医学数据库。

建立健全覆盖全周期、适配多场景的临床评价与监管新机制。加速完善覆盖AI医疗产品研发、测试、审批、应用、监测全生命周期的临床评价技术指南、分类注册审评路径及全链条动态监管机制。构建国家主导、权威公信的第三方验证评估平台体系,强化在真实世界复杂医疗环境下对算法有效性、稳定性和透明可溯性的多中心、大样本循证医学评价。

前瞻性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AI医疗伦理治理新范式。加快引领性制度供给,率先制定国家医疗人工智能专项伦理审查指南与算法治理国家规范,清晰界定算法辅助决策的合理边界、临床医生的主体责任边界及患者知情选择权的保障机制。强制要求高风险AI医疗系统具备透明可溯能力,建立常态化算法公平性审计与偏见识别矫正制度,坚决防范技术应用固化或放大健康领域的不平等。

推动AI深度融入临床实践与基层健康服务体系。坚决摒弃“技术空转”,牢固树立以临床需求为导向的研发应用理念。聚焦“最后一公里”攻坚,将AI技术部署深度嵌入国家“千县工程”和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全局,一体化协同推进基础设施适配升级、高发慢性病防治适宜技术遴选、医护人员智能技能实训、覆盖全流程的诊疗服务模式重塑以及医保财政协同支付机制创新。

(作者:梅浩,系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络空间公共安全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项目统筹:本报记者 陈海波)

我的AI医疗助手成长记

讲述人:湖北大冶市人民医院放射影像科副主任 吴伯勋

【一线讲述】

从事放射影像科诊疗工作多年,我从未想过会与人工智能成为“同事”。2020年,我们科引进AI阅片系统,这段奇妙的“人机协作”之旅就此展开。

记得去年,一位75岁老人在我们医院做前列腺电切手术。手术切下上百条细碎组织后,我们病理科同事面临巨大挑战——在显微镜下一一检视这些组织,就像大海捞针,不仅耗时长,更可能漏诊。这时,AI展现了它的魔力。仅仅几秒钟,就完成了所有切片的初步识别,迅速进行热点定位,清晰标注出需要重点关注的区域,大大提高了诊断的准确性和效率。最终,我们及时发现病灶,为患者制定了最合适的治疗方案。

在日常的肺结节筛查中,AI同样创造着奇迹。一位女性患者在做胸部CT时,AI系统精准识别出她右肺下叶有一个磨玻璃结节。6个月后的复查中,AI不仅清晰捕捉到结节的细微变化,还精准测算出结节体积增大19%。这个关键数据成为我们临床决策的核心依据——基于AI的精准量化分析,并结合专业判断,我们及时为患者进行了胸腔镜下肺段切除术。术后病理证实是微浸润腺癌,因为发现得早,患者预后非常好。

这两个案例,一个在前列腺病理诊断中化繁为简,一个在肺结节筛查中见微知著,都让我深刻意识到,AI不是要取代医生,而是为医生赋能。

当然,我们在实践中也遇到过窘境。有时候,AI会把肺部的条索灶误判为结节,或者将正常的血管沟当成骨折线。这些误判提醒着我们,AI再智能,也离不开医生的最终把关。

这几年的AI应用之路,让我愈发明白:医生的价值,在于对生命的理解、对疾病的洞察,以及对患者的共情——这些可能是机器永远学不会的。技术为医生赋能,医生为技术“赋魂”,这种“人机协同”正是未来医疗最动人的模样。

(本报记者陈海波、王建宏采访整理)

(项目统筹:本报记者 陈海波)

第08版:教科新闻6 篇

我国有望迎来更严格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日前,生态环境部就《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征求意见稿)》(修订GB 3095—2012)及其配套技术规范等3项国家生态环境标准公开征求意见。本次修订主要收严了颗粒物以及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等的浓度限值,这意味着我国有望迎来更加严格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为何要收严PM2.5等多项污染物浓度限值?标准收严会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哪些影响?新修订的标准将如何实施?相关专家就此回应。

现行标准实施以来,我国环境空气质量显著改善

我国现行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是2012年发布的。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度二级限值为35微克/立方米,对应世界卫生组织《全球空气质量指南》的第一阶段过渡值。

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宣教司司长裴晓菲介绍,与2015年相比,10年来全国PM2.5平均浓度下降了36%,重污染天数减少了68%;同时,国内生产总值上升63%,汽车保有量增长111%。

裴晓菲说,通过实施相对严格的空气质量标准,我国引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实现了四个战略性转变:由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向空气质量改善转变、由单一污染物向多污染物协同控制转变、由工业源向多种污染源综合治理转变、由局地污染控制向区域联防联控转变。

“从实践经验看,标准修订不仅极大改善了全国空气质量,还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裴晓菲表示,相对严格的标准,不仅能引领空气质量改善,更好保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也能为经济发展注入绿色动能,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为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提供引领和支撑

国内外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以PM2.5为代表的空气污染物对人体健康存在显著影响。除PM2.5外,PM10、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等污染暴露也会带来健康风险。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郝吉明表示:“基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保障公众健康的宗旨,需要通过修订标准,进一步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美丽中国建设要求到2035年全国PM2.5平均浓度降至25微克/立方米以下,而目前近半数(124个)的达标城市PM2.5年均浓度还高于25微克/立方米,与美丽中国建设目标还有差距。

对此,郝吉明表示,有必要修订标准,为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提供引领和支撑。

“本次修订还综合考虑我国的发展阶段、产业结构、空间布局、资源禀赋、环境容量和治理能力等因素,合理设定标准限值。”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张远航表示,按照碳达峰碳中和牵引下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污染系统治理的情景分析,我国在2035年可以实现PM2.5年均浓度下降到25微克/立方米以下的目标。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朱彤认为,实施新标准带来的健康收益还与人口年龄结构密切相关。随着我国人口结构老龄化程度的上升,修订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开展多种空气污染物的协同治理,能够进一步减少疾病负担、保护易感人群。

“十五五”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

朱彤认为,在此背景下,修订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持续改善环境空气质量,将延长国民平均预期寿命,节省居民医疗支出,进一步提升公众蓝天幸福感,满足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期盼。

修订后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将分两阶段实施

“从实施方式看,标准修订对经济社会发展及民生福祉改善的正面推动作用更加明显。”裴晓菲说,本次修订对PM2.5和PM10浓度限值采取分阶段实施的方式,就是为了降低标准修订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在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的前提下实现平稳过渡。

据了解,修订后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按照两阶段实施——

第一阶段为2026年至2030年,执行颗粒物浓度过渡限值,即PM2.5年均和日均浓度二级限值分别为30微克/立方米和60微克/立方米,PM10年均和日均浓度二级限值分别为60微克/立方米和120微克/立方米,其他污染物浓度维持现行限值不变。

第二阶段自2031年起,全面执行修订后的颗粒物、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等污染物的浓度限值。

此外,“十五五”期间还将设置过渡限值,在全面实施前继续发挥标准的引领作用;同时,为各地稳妥有序实施新标准留出准备期,降低标准修订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期压力,实现平稳过渡。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贺克斌表示,多家研究机构开展的空气质量模型模拟和情景分析研究表明,为实现2035年全国PM2.5平均浓度下降至25微克/立方米以下的目标,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还需削减二至三成。为保证空气质量改善路径的顺利实施,需要推进能源、产业、交通三大领域的系统减排和协同治理。

“空气质量达标是一个渐进式过程,并不一味追求改善速度,达标涉及的大气污染防治政策文件和相关行业领域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会逐步出台,达标所需的配套资金、技术、方法手段也会循序渐进落实到位。”裴晓菲说。

(本报北京1月11日电 本报记者 张胜)

无人机足球赛

1月9日,2025—2026年秦皇岛市无人机足球联赛开赛。据了解,此次比赛吸引了河北省秦皇岛市24所学校、255名选手参赛。赛事以“科普推广、趣味参与、以赛促学”为核心,设置团队对抗、精准操控等竞赛项目,旨在探索校园科技体育新模式,助力青少年科学素养与运动精神提升。图为当日,在秦皇岛市职业技能公共实训中心内,参赛选手正在进行比赛。曹建雄摄/光明图片

同济大学重组成立两所新学院

本报上海1月11日电(记者颜维琦)记者日前从同济大学获悉,经重组,该校原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更名为“机械工程与机器人学院”,原汽车学院更名为“汽车与能源学院”。1月10日,两所新学院成立暨学科发展研讨会举行,来自政府部门、行业和兄弟高校的专家学者与会,研讨“十五五”时期学科高质量发展新范式、新路径。

同济大学党委书记郑庆华表示,两所新学院将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锚定新域新质方向,深入推进学科交叉,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协同,为加快制造强国、能源强国建设贡献更多力量。

同济大学校长杨金龙表示,将以学院学科重组为契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与会专家学者建议布局重点领域,做强特色优势,既要重视学科底座,更要深挖产业需求,建好科研平台与育人体系,推动更加广泛的学科交叉与产教融合。

在此次学科重组中,还有同济大学原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的暖通学科调整至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新增“建筑技术科学系”;土木工程学院水利工程系更名为“地质与水利工程系”。

甘肃两当:“妈妈食堂”守护校园舌尖安全

中午时分,下课铃一响,甘肃省陇南市两当县香泉中学的食堂窗口迅速排起了长龙,热气蒸腾,饭香直往外飘。

“一定吃饱,不够再回来加!”食堂阿姨郑萍工装整洁,手中的菜勺稳稳当当,给学生的饭盆里添上满满的排骨。

她是一位在校学生的陪读妈妈。在香泉中学的食堂里,包括她在内的8名员工,全部是陪读妈妈。

“把妈妈们请进食堂,是一举多得的办法。”两当县教科局副局长杨宝红介绍。一些初中、高中面临食堂用工短缺的困难,而不少陪读妈妈既有工作能力,也有就近就业的意愿。

县里经过调研,设立专项经费,优先吸纳陪读妈妈进入食堂工作。通过自愿报名、试餐操作和健康体检等程序,一批妈妈走进了学校后厨。

每天清晨五点半,妈妈们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从食材验收、清洗加工到烹饪留样,每个环节都有明确的规范和标准。

每学期开学前,教育部门会联合市场监管部门为“妈妈员工”开展岗前培训,帮助她们快速掌握食品安全规范。学校还制作了“妈妈监督卡”,清晰列出了从采购到留样全流程的监督要点,便于日常对照检查。妈妈上岗,自然格外细心,每周更换菜谱,并加入孩子们喜欢的菜品,力求少油少盐、健康可口。

近年来,两当县逐步提高“妈妈员工”的工资待遇,对于部分有住宿需求的“妈妈员工”,学校还提供免费住宿。

“能够覆盖房租,还能补贴家用,关键是挣钱和照顾孩子两不耽误。”郑萍对此很满意,“孩子为我在这里工作而骄傲,我也感到自己已经成为校园的一分子。”

目前,全县18所供餐学校已吸纳37名“妈妈员工”。“未来,我们计划建立‘妈妈食堂’人才库,探索‘妈妈员工’随子女升学跨校流动的工作机制,并研究解决她们相关待遇的可行方案,让这项惠及教育与民生的举措持续发挥作用。”杨宝红说。

(本报记者 王冰雅 尚杰)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在生产场景中培养高技能人才

“船舶振动、电磁干扰等因素,会导致数据传输信号衰减,在施工过程中,如何在不增加过多成本的前提下确保传输质量?”近日,在重庆一家船舶公司内,多名企业技术人员和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的师生讨论热烈。

“接触企业生产运营中的真实项目,对我们专业学习很有帮助!”参与讨论的学生陈澄说,这学期,老师已经带着他们到企业参加了好几场现场研讨。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现代移动通信技术专业的师生,每学期都要到企业调研,将5G工业应用、智能化改造实操场景,第一时间转化为教学案例融入课堂教学。

“立足真实任务,才能不断提升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现代移动通信技术专业负责人任奇说,以该专业为例,产学研深度融合,不仅助力重庆齿轮箱有限责任公司、中冶赛迪装备有限公司等5家企业完成智能化改造,提高企业生产效率,还加快了优秀人才的培养进程。

近年来,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创新“三融合力、三端联动、三环贯通”的人才培养改革路径,从课程、实训基地、师资三个维度发力,构建起“需求导向—场景支撑—能力保障”深度融合的校企合作实践教学新体系,为产业升级同步注入技能人才动能。

学院软件技术专业联合行业协会,多次开展成渝地区各类企业调研,系统梳理企业软件技术岗位能力的典型工作任务,与企业工程师、院校专家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工业互联网技术专业在教材开发过程中,校企团队同步为江津工业园区企业提供工业互联网数据采集方面的服务,帮助多家企业完成老旧设备的数据联网改造,助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这种集群化的产学研合作模式,5年来吸引企业投入5633万元。学生参与企业研发项目200余项,孵化13家科技企业,获专利201项。

“工业互联网技术专业的学生,可对生产线物件建模,并搭建虚拟产线与真实产线运行情况对比;大数据技术专业学生,能全程参与真实生产数据采集,完成数据的分析与可视化……”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张志刚说,基于真实生产场景、紧贴产业前沿的技能实践和专业学习,让学生更能适应现代制造业的需求。

(本报记者 李宏 张国圣)

白城师范学院:以“扎根的教育”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作为吉林西部唯一一所省属本科院校,白城师范学院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战略属性、人民属性,立足区域发展和师范主业,高擎“扎根的教育”的教育理念旗帜,通过“扎理想信念之根、扎吉林西部之根、扎基层情怀之根”的创新实践,将高质量发展要求融入教师教育、区域服务、文化育人等全过程,形成了地方师范院校落实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特色模式。

锚定教育政治属性,扎理想信念之根,抓牢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白城师范学院锚定教育政治属性,通过举办系列特色思政活动,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和师德师风建设,为区域教育发展贡献力量。学校坚持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发布《吉林西部+大中小学校师德师风建设共同体宣言》,举办以“躬耕扎根的教育 弘扬教育家精神”为主题的“吉林西部+”大中小一体化师德师风论坛,开展“弘扬践行教育家精神行动年”活动,协同探索特色发展、跨越发展的师德师风建设。围绕“扎根的教育”实验示范协作区建设,设立“扎根的教育”卓师班,致力于培养教育情怀深厚、教学技能突出、专业知识扎实的卓越师资,为吉林西部、内蒙古东部的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学校将本土红色资源转化为鲜活教材,主办“大中小一体化”特色思政课展演之原创精品话剧,举办“青春邂逅红领巾 同上红色‘第一课’”研学活动,为白城市大中小学生打造了一堂堂别开生面的沉浸式、行走中的思政课。

立足教育战略属性,扎吉林西部之根,找准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坐标。教育的战略属性是由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作用决定的,在社会发展的大格局中具有深远影响。白城师范学院直面锚定转型突破、聚力振兴发展的吉林西部发展现状,坚决立足教育战略属性,深度对接地方核心需求,主动肩负区域使命与育人责任。学校牵头成立“‘吉林西部+’校地协同创新联盟”,承办吉林西部内蒙古东部应用型人才供需洽谈会,举办丁香文化节,持续扩大区域影响力和贡献度。组织“吉林西部+”基础教育名家论坛,深入推动基础教育课堂改革,促进高等师范教育和基础教育协同融合发展。精心打造“丹心向党 同心铸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展馆,涵盖5个室内场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体验馆、吉林西部生态文明展馆、唐鸿胪井刻石展馆、通榆年画展馆、中国楹联文化展馆)、“扎根的教育”师道文化主题广场及大学生文化步行街,形成了一个全领域、多维度的文化育人空间。

坚守教育人民属性,扎基层情怀之根,绘就高质量发展的民生底色。白城师范学院始终将“扎根基层”作为践行教育人民属性的关键抓手,制定《白城师范学院“扎根的教育”实验示范协作区建设实施方案》,与白城市、松原市、兴安盟等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基础教育学校共同组成教师教育新质培养协作体,通过党建共建、文化共建、科研共建、教学共建、团学共建、资源共享等措施,破解基础教育领域难题,促进各方协同发展。至今,学校已建立洮北区三合乡学校、青山镇中学、洮河镇小学、松原第十二中学、松原油田实验小学、通榆县第九中学、通榆县第四中学、乌兰浩特第三中学、兴安盟红城初级中学9所“扎根的教育”实验示范区基地校,并深入实施“丁香花开”支教计划,让教育人民属性在服务基层中落地见效。

白城师范学院“扎根的教育”的教育理念,正是地方师范院校落实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理念+实践+成效”的闭环模式,在营造浓厚校园文化氛围,增强学生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加速推进建设高水平师范性应用型大学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更为吉林西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师范力量”。未来,学校将不断深化“扎根的教育”的教育理念,继续书写地方师范院校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贡献力量。

(作者:车广波)

第09版:文化新闻3 篇

书香如约而至

——2026北京图书订货会观察

1月8日至10日,2026北京图书订货会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朝阳馆)举行。本报记者 韩寒摄/光明图片

作为2026年第一场大型图书交易会,第38届北京图书订货会(以下简称“订货会”)在业界与读者的共同期待中如约而至。本届订货会以“谋新篇 开新局 启新程,续写出版发行业新辉煌”为主题,由中国出版协会、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联合主办。

1月8日至10日,711家单位携40万余种图书,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朝阳馆)与公众会面,并带来新书发布会、访谈、文创体验等420余场活动。逾10万人次涌入展览面积达5万平方米的场馆,共同感受图书行业的新潮流、新趋势。

聚焦重点出版物宣介

每年的订货会,书都是绝对的“主角儿”。本届订货会亦集中展示了大量体现时代精神、深耕学术研究、富有创新理念的新书与重点图书。

在《出版商务周报》的纸质和新媒体平台,90多位出版机构负责人推荐了各自为订货会准备的重点图书。其中,既有《汉书全本全注全译》《张謇未刊手札》等古籍和文献整理类“大书”,亦有《风雅颂——中国音乐文化通识》《且上书楼:藏书楼里的中华文脉》等轻巧但文化含量十足的“小册”;既有《长江画传》《东坡在人间》等展现中华文化丰富内涵的单本,亦有“大中小一体化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教材”等聚焦时代新技术的系列书籍。

每年订货会,都是各类出版社展现自己“镇社之宝”的平台。记者见到,在科学出版社展台,新近出版的16卷本《中国出土金银器全集》,汇集全国364家考古文博机构800余名专业人员的智慧,对中国出土金银器进行了系统梳理。在浙江大学出版社展台,新近出版的《中国丝绸艺术大系》第一辑12卷,采集从战国到近代的2000余件丝绸艺术珍品,汇集故宫博物院、湖南省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馆藏精华。

在北京出版集团展台,记者见到了“大家小书”系列等长销的“老面孔”,不同年份出版的各类版本汇集在一起,蔚为大观。在东方出版中心展台,《看脸:国宝里的中国面孔》一书的扉页上写着“样书”字样,已被翻阅得有些磨损的书页,说明这个热腾腾的“新面孔”备受各方关注。

新书发布会,是每年订货会的“重头戏”。在2026年订货会的新书发布活动中,一场《博观山西·典藏版》众筹启动会显得有些特别——这套由山西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编的丛书,以河山、文物、非遗、名士、古建、晋商6个类别,串联起山西从旧石器时代到近代的文明脉络。“图书内容已经编定,以众筹的形式发布,是希望为这套书积攒更多人气,同时也尝试下图书众筹这种新的业态。”山西教育出版社总编辑潘峰告诉记者。

订货会组委会介绍,在本届订货会构建的“行业峰会+定向对接+一对一洽谈”多层次对接服务系统的帮助下,省团展区、集团展区、社科少儿等专业类出版单位展区、部委联合体展区、民营书业展区、馆配区悉数亮相,吸引了全国各地3000家左右图书馆、馆配商、机关团体等单位前来采购图书。

跨界文化产品展区扩容

近年来,文创产品成为各大书展和图书市集上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数据显示,文创产品销售额已占据各类书市交易额相当大的比例,让书市从“图书展销会”升级为“图书+文创+市集”的复合型文化消费场景。

本届订货会顺应文化产业融合发展趋势,扩容了跨界文化产品展区,设标准展台99个、跨界文化产品展区展位数101个,比上届增加了1/3。产品则覆盖非遗文创、IP周边、潮玩文具、文博文旅、科创体验等品类。

记者见到,由中国出版协会出版文创工作委员会指导组织的“讲好中国故事”出版文创优秀精品展,汇聚了近百种精品文创——机械工业出版社打造的苏州园林“忘忧亭”模型,南宋书房制作的“宋徽宗的猫”杯垫、“北宋交子”流沙冰箱贴,中国法治出版社带来的“鼎好”纸雕摆件,等等。

这些展品,既契合各类出版企业本身的定位和主营图书业务,又将各类文化符号从抽象的文字中提炼出来、打造成具象产品,拓展了出版企业的IP变现能力和收入来源。

“业内人士都认同,文创产品是一种文化附加值高但成本相对较低的产品,有较大利润空间。再者,文创产品以轻量化、趣味化的方式,吸引了原本对纸质书籍阅读兴趣有限的群体加入书市和书展。”此次参展的民主法制出版社工作人员这样分析。

订货会的跨界文化产品展区,还成了集中展示地域文化的窗口。

“先把颜料均匀地涂抹在木版上,每一个凸起的地方都要抹匀,再把宣纸覆盖在木版上,用刷子刷平。等几秒,现在可以把纸揭起来了。看,一个又大又红的‘福’字!您带回家吧。”在跨界文化产品展区的活动交流区域,天津杨柳青书画社的工作人员正耐心地教授观众拓印技艺。

此外,吉林出版企业制作的“你若常来,就是长春”系列帆布包,岭南出版企业打造的“清欢自在”沉香制品等,都让人印象深刻。

强化科技赋能

本届订货会强化科技赋能,人工智能与数字化出版成果成为重点展示内容。

记者见到,从智能编校系统、数字阅读平台,到虚拟现实图书和AI创作助手,多项新技术应用集中亮相,展现了出版业在数字化转型方面的探索。

在科学出版社展台,参展人员正向前来咨询的高校教师介绍“科学智码融合出版资源服务”。该服务是科学出版社推出的图书生产、流通、阅读、学习与资源获取的一体化解决方案,只要用电子终端扫一下图书附带的二维码,就能链接所有视频资源,覆盖教学、学习、科研等各类场景。

据记者观察,一种内容生产的“黑科技”正向学术类出版机构蔓延——只需要采集教师的部分影像和声音,输入讲义的文字内容,就能根据文字生成该教师的视频讲座,视频和真人讲座看起来相差无几。当然,生成的视频经过严格的审校流程才会正式发布。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地改变各行各业的形态,出版行业自然也不例外。”在订货会期间举办的“红沙发”访谈活动上,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畅谈行业面临的变化——一方面,人工智能给图书选题搜集、内容生产与编校、图书阅读环节带来了巨大便利;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数据造假、“算法陷阱”(根据阅读偏好推送内容导致信息茧房)等难题。

应对这些变化,柳斌杰认为出版行业要坚守初心,经过精心的选题策划、严格的“三审三校”,从源头上为各类信息的阅读者提供优质产品,着力打造融合新技术手段与传统内容生产把关机制的出版新生态。

(本报记者 韩寒)

看一场舞,入一幅画

——“剧展联动”激活山西文旅

步入山西大剧院,舞台上,迁建者的身影与永乐宫三清殿的藻井影像徐徐交融,台下掌声与哽咽低语交织,久久回荡;场外展厅内,暖光洒满《入画山西》巡展中的三清殿模型,策展人员正引导观众体验AR互动——戴上AR眼镜,指尖轻触,藻井便随舞剧韵律流转旋舞,与舞台的余韵遥相呼应……

岁末年初,舞剧《永乐未央》全国巡演自太原启程,同步推出的《入画山西》主题壁画巡展,以“剧展联动、随演而展”的模式,构建起“展览阐释历史、舞剧活化场景”的传播闭环。观众得以在观展中明晰文化渊源,在观剧时深化情感共鸣,在观展后仍回味许久。

山西芮城永乐宫作为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壁画总面积超1000平方米,其中《朝元图》更是元代壁画艺术的巅峰之作。“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避三门峡水库淹没,永乐宫经历了一场历时近十年、与黄河赛跑的整体搬迁。这是中国乃至世界文物保护史上的伟大创举。我们希望借此剧,让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山西省文旅厅厅长、舞剧《永乐未央》总策划王爱琴道出创作的初衷。

舞台之上,艺术表达尽显匠心巧思,诸多片段更是成为触动人心的经典。其中,“藻井团龙”舞段以精妙的队形变换,复刻出古建藻井的结构与神韵,让穹顶之下的静态彩绘,化为迎面而来的流动奇观,带来极具冲击力的审美体验。王爱琴感慨:“那种将静态瑰宝转化为动态艺术的震撼,给人带来极大的愉悦。”而“蓝釉角神”舞段,则通过光影技术重现孔雀蓝釉神韵,舞者以肢体为笔,将中国画“以线传神”的美学理念转化为流动的舞蹈语言,实现文物“活起来”的艺术突破。

舞剧尾声,当永乐宫整体搬迁的历史照片在幕墙上缓缓呈现时,许多观众与王爱琴一样,瞬间湿了眼眶。“那一刻,我掉泪了。”她回忆道,“20世纪50年代末,我们国家还不富裕,搬迁没有先例,没有经验,前辈们靠着两万多张图纸手稿,完成了这场艰苦卓绝的创造性保护壮举。文化的传承,正是由一代代默默无闻的守护者接续而成。这些照片让我再次被教育、被感动。”

而步入展览,迁建者的手稿复刻件、琉璃构件展品依次陈列,与舞剧所展现的迁建故事、琉璃技艺精准呼应。“先通过展览摸清了迁建的艰辛历程,看舞剧时,那些拆梁运砖的场景直戳心底,再配上演员们极具感染力的肢体表达,这种联动让遥远的历史变得鲜活可感。”来自北京的古建爱好者李女士手持票根,难掩激动。

“我们的初心很简单,就是为厚重的山西文化打开一扇轻盈的窗。我们希望通过搭建这样一个窗口,让前去观剧的观众,不仅可以看一场舞,更能入一幅画,从壁画这条线索,走进山西浩瀚深远的文化山河。”《入画山西》策展人员布晨阳表示,依据舞剧《永乐未央》“筑广厦、绘至境、炼釉心、承光阴”的四幕结构,策展团队对应设计了展览第一单元的四大章节——“天宫巍峨”“丹青巨作”“流光溢彩”“光华再现”。通过这样的结构呼应,为舞台内容提供注解,为观众带来更好的观剧体验。

从北京首演的座无虚席,到山西归乡的情感共鸣;从剧场内的沉浸体验,到展厅里的互动探索,这场文化活动不仅让永乐宫跨越时空,更为山西古建文化传播开辟了全新路径。“这种‘动态艺术+静态展览’的模式,让文化不再是冰冷的史料,而是可知、可亲、可感的情感载体。”王爱琴表示。

据悉,为延伸文化体验,运城、芮城推出文旅礼包:自2026年1月1日至巡演结束,观众可凭有效票根免费游览永乐宫等六大景区,集章打卡可兑换限定文创;芮城还同步推出三条主题旅游线路,串联舞剧相关的历史遗迹,全力推动“从舞台到实地”的深度文化之旅,让三晋古建文脉在行走中得以传承延续。

(本报记者 杨珏 张楠 本报通讯员 郝璐瑶)

图片新闻

在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黄山路与怀宁路交叉口南,有一组筒仓建筑群。这里原本是旧粮仓,如今变身潮玩地。图为1月10日,游客在合肥市新粮仓商业合集滑冰。新华社记者 杜宇摄

第10版:综合新闻7 篇

我国将深入实施稳岗扩容提质专项行动

本报北京1月11日电(记者邱玥)日前,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加快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深入实施稳岗扩容提质专项行动,突出抓好重点群体就业,全面提升就业服务质效,全力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会议强调,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人力资源开发利用为主线,加强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突出稳就业、强技能、优保障、激活力、防风险,统筹推进各项工作,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会议明确,要以“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为牵引,深入推进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精心办好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完善技能评价机制,促进技能就业、技能增收、技能乐业。加快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持续深化重点改革,防范和化解基金安全风险,打造更加便捷的经办管理服务,促进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持续深化人事人才体制机制改革,深入推进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优化完善海外引才支持保障机制,更好促进人力资源优化配置。健全劳动关系协商协调、争议处理、行政指导和监察执法机制,聚焦重点领域、重点群体,完善劳动权益保障制度,规范企业工资收入分配秩序,深化治理欠薪,更好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会议要求,要用情用心用力做好岁末年初各项工作,扎实开展治理欠薪冬季行动,确保各项社保待遇按时足额发放,组织好春风行动、就业援助季等专项活动,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和处置,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和管理制度,守住兜牢民生底线。

环海南岛海上气田群年产量创新高

本报北京1月11日电 记者邱玥从中国海油获悉,该公司所属环海南岛海上气田群2025年累计生产油气当量突破1000万吨,创历史新高,较“十三五”末实现产量翻番,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支撑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实现建设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在海南海域发掘和利用海洋油气资源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早期石油工作者曾创造用两个浮筒搭建的简易平台下海挖油的壮举,开辟了中国能源化工行业“向海探油”的全新路径。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我国首座对外合作气田崖城13-1气田的建成投产,海南开始成为我国海上天然气的重要产区。

“十四五”时期,中国海油以国内油气增储上产“七年行动计划”为指引,深入分析研究海南海域莺歌海盆地、琼东南盆地和珠江口盆地三大含油气构造的资源赋存情况,持续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加快海洋能源基础设施建设,针对深水深层、高温高压和地层低渗等复杂情况展开系统科研攻关,在陵水、东方、乐东、崖城和文昌海域建成包含19座海上平台、3个陆地终端和若干水下生产装置的国内最大海上天然气生产集群。

“保持在产气田高产稳产,推动新建项目有序建产,是我们提升气田群整体产量的基本思路。”中国海油海南分公司生产部经理李跃喜表示,公司生产管理团队采取多项精益管理举措,一方面对已经投产运行的“老气田”进行深度挖潜,推广应用“降压生产”等成功实践经验,有效提升在产海上气田采收率;另一方面稳健落实新建产能计划,确保“深海一号”二期等重点项目顺利投产,探索海上复杂油气藏经济开采的科学路径,夯实长期稳产增产基础。

村晚

1月9日,陕西省华阴市“老腔新调”系列活动之“福满双泉”村晚在华阴老腔发源地——双泉村开演。13个节目涵盖传统非遗、现代歌舞、乐器演奏、民俗表演等多种形式,进一步丰富乡村文化,让乡村成为宜居宜业的幸福家园、文旅消费的热门目的地。图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皮影戏(华阴老腔)代表性传承人张喜民领衔90人团队演绎经典曲目《将令一声震山川》。崔正博摄/光明图片

“接件即调”提升群众满意度

前不久,一货车驾驶员驾车从山西前往重庆涪陵,行驶至国道348线时,因车辆支架遮挡机动车号牌被执法人员现场查处。该驾驶员不服,随即提交行政复议申请。

收到复议申请后,行政复议机构工作人员按“信复调”调解先行审理模式的核心要求,第一时间启动案前接件即调评估。在详细倾听驾驶员诉求与事件细节、充分掌握其异地滞留的实际困难后,迅速与相关执法部门对接,核实案件查处情况并征询调解意愿。

为精准认定事实,工作人员调取工信部车辆备案公告,现场见证驾驶员演示车辆支架操作流程,确认该款专项作业车未存在改装、加装行为,号牌遮挡系车辆本身设计缺陷及角度差异导致。

在查清事实、明确法律依据的基础上,工作人员组织开展“一站式调解”,向各方精准释法明理,清晰界定案件核心争议焦点。最终,执法部门结合核查结果与调解意见,认可申请人陈述意见。

“本以为要在涪陵滞留很久,没想到案件受理前就帮我解决了问题!”该驾驶员撤回复议申请时感慨道,争议的快速化解,不仅为他节省了时间、住宿等维权成本,更有效避免了矛盾累积升级。

近年来,涪陵区创新培育“信复调”工作品牌,在全市率先形成行政复议“复调并行、多元联调、调解直通”工作路径。此次跨域行政争议的高效化解,是涪陵区司法局推行“信复调”调解先行审理模式的生动实践。

作为重庆市“复调对接”六大创新机制之一,“信复调”模式通过“案前接件即调”的前置化调解方式,打破了常规行政复议流程壁垒,构建起“矛盾早化解、争议不累积”的化解路径。

数据显示,涪陵区2025年行政复议首选率76.5%,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率达94.6%,有效破解了行政争议实质化解难问题,切实增强了群众法治获得感与满意度。

(本报记者 张国圣 李宏)

梁峁间,文明新风温润流淌

沐浴着冬日的暖阳,甘肃定西市漳县武当乡利用农闲时间组织召开了一场座谈会,参会人员围绕婚丧嫁娶、人情往来、民俗活动中存在的陈规陋习和铺张浪费现象,摆事实、讲利弊,谈感受、树新风。

“按照以往标准,一场婚事花费巨大。选择简办新办,能省下20多万元,这笔钱足够年轻人买辆车或作为创业启动资金。”武当乡张坪村党支部书记、文明实践站站长汪慧现场算了一笔账,“我们不仅要讲政策,更要帮大家算清经济账、人情账和长远账”。

“以前总觉得彩礼要少了没面子,现在明白了,孩子们婚姻幸福、未来可期才是最大的面子”“大操大办既浪费钱,也给新人添了沉重负担”……座谈会上,“准丈母娘”们纷纷畅所欲言。

近年来,张坪村将治理高额彩礼等移风易俗内容纳入村规民约,并实行红白事提前3天报备制度。“通过持续深入的宣传引导与群众间的共商共议,村民的思想观念显著转变。”汪慧介绍,目前村民人情负担较往年已减轻60%以上,敬老爱亲、邻里和睦、勤俭节约逐渐成为乡村新风尚。

张坪村的实践,是定西市创新举措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的缩影。自2022年以来,定西市深入治理高额彩礼、推进移风易俗,以“唤醒”淳朴民风,涵养文明乡风。

在安定区香泉镇青岗村,村党支部书记王贵在嫁女时,将1.8万元彩礼当场退还,成为全村“零彩礼”典范。王贵说:“以前村里红白事攀比成风,彩礼水涨船高,大家都被面子绑架,苦不堪言,我们党员干部理应带头破冰。”

移风易俗是文明实践必须啃下的“硬骨头”。定西市印发殡葬改革、文明婚俗等专项文件,全面推广“一碗烩菜办丧事”“准丈母娘座谈会”等特色做法,巧妙引导民众观念转变,让“丧事简办、婚事新办、喜事小办、余事不办”日益成为社会新时尚。

如今的陇中大地,文明实践的热潮在城乡间涌动,文明新风在梁峁间温润流淌,向善向上的良好风貌为定西市高质量发展凝聚了思想共识、汇聚了实践力量。

(本报记者 尚杰 王冰雅 本报通讯员 文雪娅)

冬日画卷

1月11日,在山东省荣成市天鹅湖,大天鹅在积雪的湖畔休憩。新华社发

把马年元素融入冰雪乐趣

北京什刹海的冬天,是从冰面上的第一声欢笑开始的。

1月10日,当第一缕阳光洒在鼓楼灰瓦上,什刹海冰场已热闹起来。

七岁的小雨拉着爸爸的手,双眼打量着冰场上那些彩色冰车:“爸爸,我要那个海豚形状的!”

“今年我们以‘飞马踏冰’为主题,把马年元素融入冰雪乐趣。”负责冰场运营的北京市西城区蓟城山水集团一名负责人一边检查冰车一边介绍。在他身后,3.5万平方米的冰场在阳光下宛如一块巨大剔透的琉璃,冰上自行车、双人冰车等设施已各就各位。

随着什刹海冰雪嘉年华的启幕,冰场成了欢乐的海洋。小雨稳稳坐上冰车后,爸爸在后面轻轻一推,他就像只快乐的小鸟滑向冰场中央。“慢点!慢点!”爸爸笑着追了上去。

先有什刹海,后有北京城。什刹海是中国大运河北京段的核心,历经千年,见证了“城之源、都之始、河之端”的沧桑故事。人们来到什刹海冰场,既是溜冰嬉戏,也是对北京人文风貌的沉浸式体验。

不远处,大学生王帆和同学正围着蓝色飞马雕塑摆造型。“看!鼓楼当背景,飞马在中间,这构图绝了!”快门声与欢笑声交织,京城地标与冬日欢乐被一同定格。

安全员老赵在冰场边缘踱步,手中的冰钻不时探入冰层。“我们每天早中晚三次验冰,确保冰层厚度保持在15厘米以上。”他在这片冰场守了十多年,见证过无数欢笑,也守护着每一份安全。冰场四周,应急救援点和专业救护人员静静值守。

夕阳西下,冰场换上另一番妆容。环湖灯光渐次亮起,湖畔树枝上的红黄灯笼随风轻摇,映得冰面流光溢彩。

“在什刹海滑冰,滑的是乐趣,更是老北京的情怀。”带着一家三代前来的“老北京”张建国感慨,他的小孙女正在帮奶奶推冰车,三代人的笑声在冰面上回响。

夜幕渐深,冰场的热度却未消减。飞马雕塑在灯光下仿佛真要踏冰而起,承载着这座古城冬日的欢腾与温情。

这个冬天,什刹海的冰依旧晶莹,笑依旧爽朗。当飞马遇上冰雪,当年味浸入欢笑,一场关于冬日、关于京城、关于寻常百姓的欢乐,正在这片古老的冰面上温暖上演。

(本报记者 张景华)

第11版:光明学人1 篇

在文学中读出自己、看见世界

——作为文学教育家的李广田

云南大学校园里的李广田雕像。图片由作者提供

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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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广田(右)和女儿李岫在一起。图片由作者提供

李广田(1906—1968),山东邹平人。文学家、教育家。曾任西南联大、南开大学、清华大学教师,云南大学校长。著有新诗集《汉园集》(与卞之琳、何其芳合著)、散文集《画廊集》、长篇小说《引力》等,文学研究和教育类代表作有《文学枝叶》《文艺书简》《论文学教育》等。

1906年,李广田出生于山东邹平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从小在乡下长大,养成了淳朴、忠厚的性格。他热爱读书,自己偷偷攒下路费,背着家人考入济南一师,由此接触到新文学。乡下人的朴实,让李广田一开始就十分关注新文学与现实人生的关联,继而拿起笔来抒情达意,成了一名优秀的新文学作家。

1930年,李广田开始发表新文学作品,从此一发不可收,成了“汉园三诗人”之一,也是散文家、小说家。李广田的诗歌,如《地之子》《笑的种子》等,流淌着朴素的谦卑和纯挚的深情;他的散文,如《桃园杂记》《花潮》等,对乡土中国和童年故园的描绘纯朴自然;他的小说,如《引力》《欢喜团》等关注现实人生和命运,写出了动荡背景下小人物的艰难生存与离合悲欢。发表出版多部散文集、1部诗歌集和1部小说集之后,20世纪40年代,李广田将更多精力放在了文艺理论和文学教育研究方面,先后出版了《诗的艺术》《论文学教育》等,相关见解既高屋建瓴又切中肯綮。这既得益于其文学创作成就的滋养,又和他一直在从事的文学教育事业密切相关。可以说,李广田对文学、文体的理解和定位,是他教育家的身份使然,而他的文学教育理念,则融入了作家、批评家的真实体验。

提倡学习“文艺性语体文”

20世纪40年代,社会上使用文言文的情况仍然相当常见,整体的语文课程教材相对重实用而轻审美。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广田提出,应该以现代的文艺性语体文作为中学生教材的主要内容。很多人认为他的想法过于偏激、不切实际。

李广田为什么要提倡“文艺性语体文”呢?首先,他站在文学发展史的视野中,认为现代文学“正面地表现现实生活,而且都表现得宽阔而深刻”(李广田《论文学教育》),因而容易引发同时代青年学生的情感共鸣;其次,与他的亲身经历有关。李广田在小学和县立师范讲习所读书期间,在老师的引导下,花了大量时间精力去研究儒学和佛学。当时李广田才十几岁,下足了克己反省的功夫,却压抑了天性,结果大病一场,“这以后才把兴趣转移到文学方面来”(李广田《自己的事情》)。这样的经历让李广田深切体验到了新文学的新鲜与活力。

李广田还进一步提出,文艺性语体文教材要以现代散文为主,这基于他关于散文文体的实践经验和对人情、人性的理解。李广田本身就是一位优秀的散文家,他的散文“文字朴实平淡,题材普通平凡,却能有感人至深的力量”(张维《“我永嗅着人间的土的气息”——李广田散文风格初探》)。在李广田看来,散文有两大特点:第一是透彻完全地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这使得散文能够表达现代经验,连接学生的生活与情感,使学生更容易从散文中读出自己、看见世界;第二,散文家会费尽心力去琢磨“最恰当的字和语辞的最恰当的变化,以传达出那些字的全意与情趣”(李广田《论现代散文风格》),使得其文本充满张力和感染力,因而特别能够激发学生的审美体验。新鲜、紧密联系现实生活的现代散文作品,最能激发学生学习国文的兴趣,引发他们的重视,从而真正提升他们的国文程度。

今天,学生们使用的语文教材,已经实现了以文艺性语体文为主要内容,且散文占多数,可见李广田的观点是颇具先见之明的。而李广田关于散文的论述,一方面为“散文的本体意识,列出了一种相对科学的定义”(林非《〈李广田评传〉序言》),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具体的散文教学提供参考,如注重感受其中作者独特的情感经验,品味精准的言语表达等。

当然,李广田的思考并不局限于散文,而是在不同文体的对比中,尝试去厘清相应特征。在他看来,散文的特点是“散”,小说应该“严”,诗要“圆”。换一种说法,“散文如行云流水,小说是精心结构的建筑,诗是浑然无迹的明珠”(李广田《论散文》)。尽管我们有时候很难分清鲁迅的《一件小事》、萧红《祖父的园子》是小说还是散文,鲁迅的《野草》是散文还是诗歌,但李广田的说法,确实为我们体会和把握不同文体的特征提供了来自作家、批评家和教育家的解读。

李广田为什么要苦苦思索不同文体的差异,并考虑哪种文体更适合教学呢?诗人冯至的说法一语中的,“广田是诲人不倦的教师。作为教师,经常要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而且要说得清楚。”“学生提问,教师都要回答。这些并不很容易回答的问题,会常常在教师的脑子里旋转。”(冯至《人如其文、文如其人》)李广田的一生,大多数时间都在不同学校间辗转。1923年,17岁的李广田还没有从邹平县立师范学校毕业,就到了小学教书;1928年,在山东省立师范院校读书,因为传播新文学书籍被捕入狱几个月,出狱后又到了小学教书,直到1929年考入北京大学;1935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回到济南,担任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国文教员,边教书边写作;1937年底,迫于抗日战争的紧急形势,带着一批青年学生开始了两年多的流亡生活;1939年抵达四川罗江,继续在中学教书;1941年,在卞之琳的推荐下,到西南联大教书;抗战胜利后,先后在南开大学、清华大学任教……多年的教育教学经验,和学生全方位接触,使得李广田十分了解学生们喜欢、适合读什么样的作品,从而提出,要让学生阅读和他们生活经验密切相关的、有生命力的、流淌着现代血液的文艺性语体文。李广田对文体内涵的阐释,是出于对青年学生发自内心的关心和爱护,让我们感受到了为师者的责任与担当。

也是因为怀揣着作为教师的热忱,李广田的文艺评论,很多是文学批评课程的讲稿,其中的“教育”痕迹十分明显,读者对象清晰地界定在了“青年学生”上。比如他在《文学论》中对文学的定义,分别从文学的发生发展、特质、创作、内容与形式、价值的角度,层层推演、逐步建构出了文学的定义:“文学是以实际生活为素材,以语言文字为工具,通过作者的认识与想象,用艺术的手段,作形象的表现,而构成一个内容与形式完全一致的完整世界,其作用为,使读者认识生活,鼓舞生活,并创造生活。”且不论这一定义是否准确,有无陷入偏狭,这种渐次完善学生对大概念建构的方式,就十分契合多数学生的接受心理和认知逻辑。而这本《文学论》,是1941年李广田到西南联大之后,就着手撰写的文学理论课程讲稿。他在教学中不断思考、实践、反思,历时五年,直到1946年才完成了初稿。

李广田很多关于文体、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类的文章,都是他不断思考教学内容和方法的结果。他对自己的教育成绩也颇为满意,“在过去多少年来的教育工作上,我相信我不曾发生过坏影响”(李广田《自己的事情》),足见他在教育方面用力之深。

学会欣赏文学

李广田有一颗爱美之心。他小时候喜欢养花,后来一直创作文学作品,还带着学生们朗诵诗歌、编文学杂志,支持学生演话剧。通过多年文学教育实践,李广田发现,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如何欣赏美、获得审美愉悦,是需要“教”的,由此,他提出,应该引导青年学生学会欣赏文学作品,掌握欣赏的具体方法。

李广田对文学的接受和学习,是从不断阅读、欣赏新文学开始的。他把欣赏看作是“严正的文学批评”的一部分,“一个批评者同时又必须是一个欣赏者,一个创造者,因为最好的文艺批评,是必须包含有欣赏的过程,和创造的成分的”(李广田《谈文艺批评》)。而由于教师的身份,李广田自然认为,青年学生应该学会欣赏,尤其学会欣赏文艺性的语体文,通过欣赏文学作品“陶冶性情”“启发想象”“丰富并平衡其情感”“增强其生活意志”,最终养成“高尚的人格”。这里的“增强其生活意志”,和其他学者的欣赏概念差异最大,是李广田在最艰难的岁月里磨砺出来的真知灼见。1938年底,李广田和他的学生们踏上了抗战救亡的征途,一路上,他们不但见识了国民政府的贪污腐败、人事纷争,更体验到了饥饿、疟疾和极度的物质匮乏。在这样的困境中,李广田仍然坚持从报刊上选择新文学作品,印发给学生,引导学生欣赏新文学新气象,这成了很多学生流亡日子里难得的精神财富。诗人朱健回忆:“李老师给我们讲的第一篇小说是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着重向我们讲了文学的语言来自生活的道理。以后,还向我们讲授了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吴奚如的《一个连长的遭遇》、丘东平的《第七连》,这些都是传诵一时的名篇,从中我们知道了文学要写人,写人的性格……全文朗诵宣讲《阿Q正传》时,简直成了我们的节日。”

面前有了优秀的文学作品,却不会欣赏,这是很多学生阅读文学作品的难点,也是李广田苦心琢磨以期解决的问题。基于自身的阅读经验和相关文学理论,李广田提出,欣赏应该是一个不断体会、琢磨、思考,从而使得思维不断进阶、审美体验不断深化的学习过程,教师的指导和同学之间的切磋是非常好的助力欣赏的方式,作者、时代、环境、作品、创造过程、章法、句法、字法、印象、比较、批评以及作品中的人情世态,无巨与细,“都应当在教师的指导之下,与同学朋友的互相研究之中,弄得一清二白,然后再反复细读,这才能谈到欣赏”(李广田《中学生的文学修养》)。在他看来,“欣赏的快乐,须通过种种功夫才能获得”,欣赏不是远观,不是“不求甚解”,而是需要进行“细致考察”,从而获得对美好作品的品评能力,感受到阅读的乐趣。

为了让欣赏更具可操作性,李广田勾勒了细致研读文学作品的基本路径。首先是去充分体验和感受。阅读时,读者会情不自禁沉浸到作品中,分享人物的喜怒哀乐,感到某些作品不忍卒读或味同嚼蜡,这其实是带有强烈个人阅读体验和情感判断的审美直觉,也是欣赏的重要内容。接下来,读者需要分析自己的阅读感受,探究自己喜好或厌恶作品的原因,从文本内部、作者背景等方面进行细读和批评,从而对作品进行相对恰当的评价。最后一步,则是要与作家作品共鸣,实现对作品的再创造,如王国维谈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的三种境界,就是对内容的创造性理解和应用。

李广田对一些作品的评论,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他为“欣赏作品”所作的示范。结合《圆宝盒》《断章》《泪》等篇章,他阐释卞之琳诗歌如何在对句法和章法、格式和韵律、用字和意象等的综合运用中,展现诗歌内容和诗行形式上的艺术追求。其中既有强烈的阅读感受,又有对诗歌风格、形式、内容和思想内涵的深入剖析,为普通读者走近与欣赏新诗扫除了诸多障碍。而李广田的作品批评和对文艺观念阐释的文章,针对具体作品的特点和其中精妙处娓娓道来,则可以视为由阅读而创造、“欣赏”的佳作。比如李广田谈论小说的氛围、情调营造和叙事节奏时,举了鲁迅《风波》和《示众》的例子,认为《风波》中九斤老太“我已经活够了”“真是一代不如一代”近十次重复,《示众》中反复出现胖小孩卖包子的呼声,明显是用来调节文本节奏的元素。这些属于文字中“用以表现情调的节奏,就正如水上的波浪,一起一伏,一层推涌着一层而前进,我们就清楚地意识到水的存在,而且觉得那是活水了”,因为“没有这些重复的节奏,文章的主题与情调,是一样可以表现的,但有了这些节奏,那情调就表现得更强,就更容易为读者所感到”(李广田《论描写》)。

迄今为止,诸多文学评论家都讨论过“欣赏”,但李广田关于欣赏的思考,已然从对欣赏的提倡,进入了“如何欣赏”的方法论层面。也许,我们可以沿着李广田“欣赏”的思路和示范,建构相应的文学阅读教学基本范式,他关于文本深层次谋篇布局、咬文嚼字等价值意义的探讨,可以为当前开展“欣赏式”的文学阅读教学,提供非常好的借鉴。

像作家一样写作

作为一名作家,李广田不断在反思和超越自我,“想想过去出版的那些东西,只是叫人脸红”(李广田《自己的事情》)。他不断改进自己的写作,创作视野逐步扩大,题材从身边琐事拓展到现实生活中卑微、平凡的人物,思想境界也日渐提升,走上了“时代的道路”(李广田《朱自清选集序》)。在切身经历中,李广田意识到了写作对人生的意义,20世纪40年代,他从“立人”、人的不断成长和发展的角度,提出了一个观点——学生要像作家一样去学习写作。当然,这里写作的形式与内容,仍然是文艺性的语体文,也就是新文学。究其原因,自然有希望借此发展新文学、延续新文学的愿望,但李广田思考更多的还是文学如何培养人、发展人。

正所谓言为心声,作品往往显露着作者的“心灵”。在《谈文艺创造》中,李广田提到文艺创造最好的状态,是“为己”与“为人”合一,“我自己的生命与无数人的生命共鸣,我生命中有人,人生命中有我,一切从自己真实体验中出发,而这个自己又是一个扩大了的人格,他像一个风信机,他把自己造成一个标志,他感到四面八方的气候。”这其实是说,真正优秀的文艺创作者,具有敏感而广博的“赤子之心”,可以通过自我思想情感表达出全人类的共同体验。如果青年学生可以像作家一样关心现实和人生,表达自我思考和丰富体验,这就是对人生自我价值的提升和美好精神世界的塑造。而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自然可以将“为学”与“做人”有机融合起来,在学业的精进中同步淬炼人生。众所周知,以“八股文”为代表,学生作文中历来夹杂着一些缺乏真情实感的空话、套话,这一直是写作教育的痼疾,其中自然有教学方面的原因,但主要原因在于学生把写作当成了作业、任务、苦差事,而不是像作家一样,有一种强烈的用文字表达自我体验和感受的渴望。像作家一样写作,可以让写作回归到本真、自然的状态。今天的学界,有学者提出,要让学生像专家一样学习,其实与李广田的观点有诸多相通之处,目的指向的都是训练学生专家级的大脑,专家一样的思维和表达方式,让教育真正为“成人”服务,而作家,就是写作领域的“专家”。

在物质极度匮乏、生活极端艰苦的流亡岁月里,李广田仍然鼓励学生阅读、写作,一方面帮助学生创办《狂飙》《紫塞》《黑白》等壁报;另一方面,还担任艺术指导,支持学生演出抗战剧目,鼓舞民众的抗战热情。在这个过程中,李广田亲眼看见,学生刚开始不会写作,但随着人生经验的增加,阅读并演绎了很多语体文剧本后,竟然多数都学会了写作,而写作也提升了青年的思维能力和精神境界。这样的经历,让李广田看到了青年学生进行创作的潜力和意义,因此,他更加鼓励青年进行创作。在西南联大任教期间,因为李广田“待人谦和诚恳,又肯于助人”(魏荒弩《忆李广田先生》),所以经常有学生和文学青年以各种形式向他求教。西南联大学生高庆琪,多次到李广田家中拜访,他们一起谈论雪莱诗歌的翻译,比较翻译和创作之间的关系,还针对具体作品谈论如何创作(高庆琪《远行人的足音——忆李广田老师》)。这样的亲身指导,对学生的成长可谓善莫大焉。可以说,李广田是在不厌其烦地与青年交流创作经验,指导他们写作。在此过程中,李广田也在不断思考,将自己关于如何创作的想法写下来,惠及更多学生。这些倾注心力的文字,不但见于一些散论中,还体现在《创作论》《诗的艺术》等专书中。

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李广田关于创作的诸多论述,会发现他的创作初衷与实际效果之间已然达成了某种平衡:他的文字,至今仍为青年的写作实践提供着切实的指引。

李广田对文学创作选材的思考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借鉴。比如《论无事可写》,我们通常都会把“无事可写”的原因,归于“选材”方面,如生活单调、没有经验之类,但李广田认为,无事可写其实是因为没有一定的思想和信仰,所以对看到的很多事情无感。如果写作者能够对很多事情作出价值判断,就会像诗人一样,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在寻常事物中找到写作素材。也就是说,思想感情决定了是否有内容可写,这实在是基于作家自我成长经验的真知灼见。他还鼓励青年提升自我,改造自己的生活,能够像了解身边琐事一样透彻了解时代的血雨腥风,这样才能有丰富的题材,写得真、写得好。

在具体的写作策略上,李广田也做了诸多事无巨细的指导。比如《论描写》,不但总结了陈词滥调的四种写法和俗套,“虚伪的,模仿的,装模作样的”“陈腐的比喻,庸俗的比喻,不恰当的比喻”“门面话,口头禅,可笑的通套,借用的装饰”“无聊的对偶,勉强的押韵,声调与内容的不相称,幼稚的表现”,还分析了那些有创意、新鲜、不落窠臼的描绘,如鲁迅写中年杨二嫂像“细脚伶仃的圆规”,茅盾《当铺前》描写饥饿小孩的瘦脸,“小小额角上的嫩皮起了皱纹,像个老太婆”,卢焚《巨人》中“一脸坎坷的肌肉,凝固的倔强执着,全部像一颗燧石”。尤其放在作品的上下文语境中,作家们通过这样创造性地使用字、句,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这些分析细致而深刻,我们今天仍然可以拿来指导学生,进行“创意写作”。而李广田关于青年写作内容的具体指导,如《论诗短简》基于文本细读与诗歌创作的美学原则,选取自己喜欢的和认为不太自然的诗句内容,对之进行分析和点评,提醒青年要发乎真情,写出自己的本色,注意选择自己能驾驭且不落俗套的内容,为写作教育树立了一种真诚、专业的“传道”典范。

时至今日,“中文系不培养作家”的观点已得到很多人的认同,从这个角度看,李广田提倡学生“像作家一样创作”颇有点儿“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理想主义性质,似乎与他“过分稳重”“往往显得懦弱或迟缓,因之主观的动力不够强,而被动的成分则较多”(李广田《自己的事情》)的性格不符。我想,也许正因为对自我性格的反思。李广田十分提倡“创造”,他说,“比较应用的,应更注重创造的”(李广田《中学国文程度低落的原因及其补救办法》)。毕竟,在李广田看来,文艺创作本身就是一种伟大的创造,而很多青年人,本身就是“没有作品”的诗人(李广田《论中学国文应以文艺性的语体文为主要教材》),应该挖掘他们文艺创造的潜能。

“文如其人、人如其文”,这是很多朋友、学生对李广田的评价,具体到李广田的文学教育理念更是如此。他基于丰富的创作经验和扎实的知识储备,饱含着对青年学生的关心与爱,既思考了文学教育的理论框架,又探讨了具体的实践思路,直到今天仍给我们以启示。在文学教育方面,李广田也像他的诗一样既憧憬晴空,又脚踏实地,他的《地之子》如此写道:

我在地上,

昂了首,望着天上。

望着白的云,

彩色的虹,

也望着碧蓝的晴空。

但我的脚却永踏着土地,

我永嗅着人间的土的气息。

(作者:韩卫娟,系北京联合大学副教授)

第12版:国际新闻4 篇

当北约攻击北约,欧盟反对欧盟……

图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纳尔萨克镇的码头。新华社发

【记者连线】

“格陵兰人不想成为美国人。”格陵兰岛各政党领导人1月9日发表联合声明,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民自己决定,希望美国停止对格陵兰岛的“蔑视”。

自2025年上任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并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的可能性。就在9日当天,特朗普称,美国需要得到格陵兰岛,如果无法“以简单的方式”就格陵兰岛达成协议,他将不得不采取“艰难的方式”。当美国冒天下之大不韪,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夫人并移送出境后,特朗普政府关于格陵兰岛的相关言论显然更加引发丹麦等欧洲国家的强烈反对和担忧。

围绕格陵兰岛展开攻防

格陵兰岛位于北美洲东北部,是世界第一大岛,属于丹麦自治领地。美国对格陵兰岛的执念由来已久。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近期表示,特朗普“并不是第一位研究或考虑过如何获得格陵兰岛的美国总统”,“美国对此一直存在兴趣。所以我只是提醒大家一个事实,不仅哈里·杜鲁门总统当年想这么做,特朗普总统从他第一个任期开始就一直在谈论这件事”。据报道,19世纪以来,有多届美国政府曾考虑过以购买的方式获得格陵兰岛。

近日,特朗普政府关于得到格陵兰岛的相关言论再度升温。1月4日,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称,“我们绝对需要格陵兰岛”。1月7日,鲁比奥透露,他计划与丹麦官员会面,讨论美方提出的有关格陵兰岛的要求。同日,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说,特朗普及其国家安全团队正在积极讨论可能“购买”格陵兰岛的方案。此前,她表示,特朗普及其团队正讨论“一系列选项”以得到格陵兰岛,包括“购买”和“动用美国军队”。

特朗普政府的相关表态再次让哥本哈根和格陵兰岛陷入愤怒。丹麦首相梅特·弗雷泽里克森回应道:“当特朗普说他想要格陵兰岛时,必须认真对待。”她的担忧并非毫无缘由。美国在格陵兰岛上拥有一个军事基地,驻扎着约600名美军士兵。据英《每日电讯报》等媒体报道,丹麦国防部证实,根据规定,若美国武力夺取格陵兰岛,丹麦士兵可以先开枪再请示。

北约以其第五条集体防御条款而闻名,即“对于一个或数个缔约国的武装攻击应视为对缔约国全体的攻击”。而如果作为北约成员国的美国对格陵兰岛采取军事行动,那么就会出现“北约攻击北约”的情况,该条款将陷入悖论。对此,弗雷泽里克森警告称:“如果美国选择对另一个北约国家发动军事攻击,那么一切都将停止,包括北约本身,以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所建立的安全体系。”

伦敦国王学院公共政策助理教授乔治·萨马拉斯也阐述了类似的观点:“如果北约的一个成员国威胁另一成员国,这不仅会引发争执,还会让联盟的共同防御承诺显得有条件且带有政治色彩。这将意味着北约的终结。”

面对外界对于美国将破坏北约的质疑,特朗普选择再次抨击北约。1月7日,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批评部分北约成员国此前未能履行缴费的义务,仅提供GDP的2%作为军费,“美国当时愚蠢地替它们买单”。特朗普还表示:“我怀疑如果我们真的需要北约,它们是否会站在我们这边。”

有评论分析称,从“接管”委内瑞拉,到“绝对需要”格陵兰岛,再到对哥伦比亚、古巴等多国发出日益强硬的威胁,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言行已经引发美国内部及其盟友的警惕,他们担心特朗普政府的相关举动可能会破坏北约的稳定。美国共和党参议员米奇·麦康奈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官员就格陵兰岛的主权问题进行威胁和施压,既不体面,也适得其反。如果美国动用武力去夺取最忠诚、最有能力的一位盟友所拥有的领土,那将是一种对美国自身及其全球影响力具有灾难性影响的战略自残行为。

据报道,随着外界对特朗普政府坚持“无论采取何种手段都要获得格陵兰岛”的立场日益担忧,数个北约国家的大使于1月8日在布鲁塞尔举行了一场闭门会议,讨论采取措施加强北约在北极方向的防御。

但是,不少分析认为,欧盟在对美博弈中面临无牌可打的窘境。咨询公司欧亚集团欧洲区董事总经理穆杰塔巴·拉赫曼认为,尽管许多人呼吁欧洲对美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但欧洲实际上缺乏施加影响的筹码。“许多欧洲领导人希望能够挺身而出,指出所看到的问题,但他们根本没有能力这样做,因为长期以来他们的安全一直依赖于美国”。

欧洲的双标暴露无遗

美国通过军事行动强行控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夫人并移送出境,明显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中确立的主权原则。但是,不少欧盟领导人对此的表态含糊其词,没有明确谴责,以避免激怒特朗普政府。

1月4日,欧盟27个成员国中的26国发表联合声明,只是表示:“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遵守国际法原则和《联合国宪章》。作为国际安全架构的支柱,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负有维护这些原则的特殊责任。”声明全文中,唯一一次提到美国,也仅是“我们正与美国以及地区和国际伙伴保持密切沟通,支持并推动与所有相关方展开对话,促成一项由委内瑞拉人主导、通过谈判实现的民主、包容且和平的危机解决方案”。当有记者提问,美国的行动是否构成“入侵、干预、侵略行为或外部操控政变”时,欧盟委员会发言人拒绝发表正面回应并表示,“我们实际上并没有讨论过该如何称呼这件事”。

打脸来得太快。当美国转身索要格陵兰岛时,即便美国尚未真正采取军事行动,欧洲的双标却已暴露无遗。1月6日,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西班牙、英国和丹麦7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强调格陵兰岛属于其人民,只有丹麦和格陵兰岛才能决定其自身事务。各方要坚持《联合国宪章》原则,包括主权、领土完整和边界不可侵犯。同日,丹麦、芬兰、冰岛、挪威和瑞典等北欧五国外交部长发表关于格陵兰问题的联合声明,强调涉及丹麦及格陵兰岛的事务应完全由丹麦及格陵兰岛自行决定。作为北欧国家、北极国家及北约成员国,五国共同致力于维护北极地区安全、稳定与合作;五国已各自采取措施提升在北极地区的威慑与防务能力,包括发展新的能力、开展相关活动、扩大驻军规模以及提升态势感知能力。声明强调,北极地区安全建立在尊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之上,包括边界不可侵犯。

正如一句网络上的流行语,“人甚至很难共情曾经的自己”。就在短短几天前,针对委内瑞拉局势,丹麦外交部发帖称:“委内瑞拉局势发生了剧烈变化,我们正在密切关注。我们需要重回缓和局势、展开对话的轨道。国际法必须得到尊重。”在帖文评论区,就有网友评论道:“当美国在格陵兰岛采取类似的措施,我们还能看到你们关于对话和不谴责的声明吗?”

有分析指出,起初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时,欧盟没有严厉谴责,因为有反恐为借口;美国对叙利亚发动军事行动,欧盟没有严厉谴责,因为有化学武器为由头;美国打击也门胡塞武装,欧盟没有严厉谴责,因为维护航行安全是“很好的理由”。现在,美国要拿走格陵兰岛,欧盟立即严厉谴责,却明显难以招架,在美国强压下难有还手之力。

在处理地区和国际事务方面,欧盟随美起舞多年,所谓的战略自主知易行难,常使其身陷“左右互搏”的复杂境地,即欧盟决策反对欧盟政策、欧盟成员国反对欧盟成员国。法国巴黎高等商学院欧盟法教授阿尔贝托·阿莱曼诺分析指出,如果欧盟谴责美国针对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它可能会疏远美国这一主要安全保障者,这将加剧跨大西洋关系的紧张态势。英国《卫报》认为,尽管欧盟对特朗普政府有关格陵兰岛的威胁在口头上反应比对委内瑞拉事件更为强硬,但没有人愿意明确说明,如果美国试图采取任何形式的夺取格陵兰岛行动,欧盟及其成员国会采取哪些实际措施。

(本报日内瓦1月11日电 本报驻日内瓦记者 孙铁牛)

法国制药业的光环与暗礁

法国制药业素来以优秀创新能力和良好质量口碑在国际舞台占据重要地位。因为重视研发投入、人才培养和创新产业集群构建,法国既有世界级的顶尖企业,也有在细分赛道具备优势的中小型药企。

然而,面对药企利润被压缩、科研人才流失、国际竞争加剧和严格的监管制度,法国制药业承受巨大压力,如何应对光环下的“暗礁”备受关注。

法国制药业享誉国际

法国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9月底,该国有260多家制药企业,400多个生产基地,形成了高度密集的产业布局。

其中有多家世界顶尖的大型制药企业。比如在免疫学、罕见病、肿瘤学方面知名的赛诺菲集团,在肿瘤学、心血管代谢和神经病学方面建树颇深的施维雅集团,在特效药研发领域表现出众的益普生制药集团,还有业务横跨制药和皮肤美容领域的皮埃尔·法布雷集团等。

法国也有在细分赛道具备优势的中小型药企,它们积极探索基因疗法和细胞疗法等方向,在生物技术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不同体量的企业共同塑造了法国制药产业的强大实力。据法国制药企业协会介绍,2023年,法国药品出口额达到334亿欧元,为法国带来20亿欧元贸易顺差,是法国第四大顺差行业。

法国制药企业协会2025年3月发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是全球第五大制药市场。按销售份额计算,法国制药占全球市场份额的2.9%,在欧洲位居第二,仅次于德国。

繁荣局面的多重因素

高强度的研发投入、充满活力的产业集群和科研人才的培养,都是促使法国制药业繁荣的重要因素。

官方数据显示,整个法国制药行业近年来超过12%的营业额被投入研发。赛诺菲2024年研发支出已提升至营收的18%,益普生2024年则将营收的20%左右投入研发。

施维雅研发中心位于巴黎南部的萨克雷,与法国巴黎-萨克雷大学为邻。研发中心建筑呈环形,聚集众多初创企业。“这里集中了法国约25%的研发活动”,施维雅研发执行副总裁克洛德·贝特朗告诉新华社记者,顶尖研究机构基本都在这里设点,形成多领域的创新生态系统,而且仍在快速发展中。

“巴黎-萨克雷癌症集群”是其中的一个创新生态系统,它包括古斯塔夫·鲁西癌症研究所、赛诺菲、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巴黎-萨克雷大学和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等机构,能够促进学界、产业界等在癌症研究领域的互动与合作。据贝特朗介绍,施维雅通过这个集群推动了胰腺癌研究等项目,与集群内的伙伴签订科研合同,各展所长。

法国药企也很重视人才培养。贝特朗以施维雅为例说,除在当地招聘人才之外,施维雅还在整个萨克雷教育体系中织密合作网络,施维雅研究人员到大学或工程学院授课,参与各类培训项目,启动博士课题。

光环下的“暗礁”风险

多重光环下,法国制药产业也面临若干风险。据法国国际信息与前景研究中心介绍,在制药行业中,法国的市场份额在过去20年间持续下滑,降幅甚至超过了整个制造业部门的降幅。疫苗领域尤为典型:2000年,法国占全球疫苗出口的23%;到了2020年,这一比例已降至14%。

出口市场份额流失,主要原因包括企业利润压缩、科研人才流失和某些严格制度遏制创新等。

法国医药咨询机构IFIS集团说,多年来,法国制药市场增长一直乏力。药品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停滞不前,背后是对药品用量和价格的严格控制。2023年,虽然法国药品净销售额增长了3%,达到261亿欧元,但这没能有效改善医疗领域公共财政,法国医保的赤字近年来仍在增长。

人才流失也是困扰法国制药界的难题。法国《世界报》援引法国高等教育与研究部的数据介绍,该国35岁研究人员每月收入平均约为3600欧元,这样的薪资在欧洲缺乏竞争力。法国全国科学工作者工会2024年报告指出,高等教育和公共研究领域是不稳定就业的重灾区,不稳定就业率高达33%,年轻研究员和女性研究员首当其冲。编制不足、以项目经费替代固定岗位薪酬等因素导致人才不断出走。

在药品审批等方面,欧洲严格的法律法规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法国制药业发展,有关程序带来的延误和成本可能对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构成障碍。

(新华社巴黎1月11日电 记者罗毓)

“永恒之火”生生不息

——巴拿马纪念“护旗运动”62周年

1月9日,在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人们举行游行纪念“护旗运动”62周年。新华社发

1月9日在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拍摄的纪念“护旗运动”的“永恒之火”纪念碑。新华社发

在巴拿马运河畔的阿斯卡尼奥·阿罗塞梅纳培训中心,一团“永恒之火”常年燃烧。21根立柱环状分布守护火焰,柱身上刻着21名青年的名字,他们是62年前巴拿马“护旗运动”的烈士。

9日,“护旗运动”62周年纪念仪式在该中心举行,巴拿马总统穆利诺向“永恒之火”敬献花圈。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缅怀“护旗运动”烈士,就是再次坚定宣示:任何力量都不能凌驾于一个民族的尊严与主权之上。

自20世纪初起,美国通过与巴拿马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控制巴拿马运河以及总面积逾千平方公里的运河区。该区域内不得升起巴拿马国旗,进入该区域受到严格限制,大量巴拿马居民被迫离开家园。当时,阿斯卡尼奥·阿罗塞梅纳培训中心所在地,是专属美国侨民子女的巴尔博亚高中。

1963年1月,巴美两国达成协议,规定巴拿马国旗应与美国国旗一起在运河区公共场所升起。然而,1964年1月1日协议生效日到来时,运河区内多个场所并未执行相关安排。

1月9日,上百名巴拿马学生护送着巴拿马国旗前往运河区,要求巴尔博亚高中升起巴拿马国旗,遭到运河区美国学生、家长以及警察阻挠和殴打,国旗也被撕毁。消息传出后,数万巴拿马人带着国旗走上街头抗议,遭到美国军警暴力镇压,最终20余人死亡、数百人受伤。这被称为“护旗运动”。

“护旗运动”成为巴美关系的重要转折点,并最终推动双方开启谈判。1977年,巴美两国签署《托里霍斯-卡特条约》,巴拿马于1999年12月正式收回运河主权。

阿斯卡尼奥·阿罗塞梅纳就是当时遇难的第一位学生。如今,以他名字命名的培训中心可供公众查阅“运河区”历史,也用于培训运河管理局的员工。

在“护旗运动”62周年纪念活动上,巴拿马外交部长哈维尔·马丁内斯-阿查说,“护旗运动”向世界宣告,巴拿马主权不可谈判,必须得到尊重。

“护旗运动”参加者阿道夫·阿乌马达也曾参与《托里霍斯-卡特条约》谈判。他告诉记者,在1964年之前,巴美之间的谈判内容多不涉及核心矛盾,而“护旗运动”让人们认识到必须签订全新的协议。

纪念活动当天,在首都巴拿马城,巴拿马民众高呼“同一片土地,同一面旗帜”“没有斗争就没有自由”等口号,从阿罗塞梅纳的母校“国立学院”出发,游行至国民议会所在地。

巴拿马工会联合阵线领导人爱德华多·希尔表示,纪念“护旗运动”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因为巴拿马领土正面临美国政府的威胁。“一种极其令人担忧的趋势已经显现——巴拿马可能成为美国下一步攫取资源的目标。”

“正是在这样的威胁之下,巴拿马人民必须加倍团结、共同努力,防止以生命换来的历史性成果被夺走。”希尔说。

(新华社巴拿马城1月10日电 记者许咏政)

埃塞俄比亚启动建设非洲最大机场

新华社亚的斯亚贝巴1月11日电(记者刘方强)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日前宣布启动比绍夫图国际机场的建设,该机场建成后将成为非洲最大航空枢纽。

阿比10日在机场动工仪式上表示,这个大型机场项目是埃塞发展战略的一部分,旨在支持航空业快速发展并巩固埃塞作为非洲主要航空运输门户的地位。

该机场位于埃塞奥罗米亚州比绍夫图市,距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约40公里。据悉,该机场项目总投资约125亿美元。

阿比说,比绍夫图国际机场预计四年后完成一期工程,届时该机场每年将能接待旅客6000万人次;全部完工后,该机场每年客运承载量将达到1.1亿人次。

据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梅斯芬·塔塞乌介绍,该机场项目一期工程包括两个大型客运航站楼、两条平行跑道、可容纳180架飞机的停机坪、一家酒店、一个年处理150万吨货物的货运航站楼以及一个飞机维修中心。

此外,一期工程项目还包括修建一条连接新机场与亚的斯亚贝巴的现代化高速公路以及一条长38公里的高速铁路。

目前,亚的斯亚贝巴博莱国际机场是埃塞主要的机场,最大年客运承载量约2500万人次。

第13版:文史哲周刊·文学遗产3 篇

先秦文学的图像阐释与视觉传播

先秦时期诞生的《诗经》《楚辞》《尚书》《春秋》《论语》《孟子》《庄子》等典籍,以其宏阔深邃之蕴含,奠定中国文学的基石。千百年来,世人多借助传、笺、注、疏等文字文本探寻其奥义,却忽略图像这一与之并行不悖、交相辉映的传承路径。实际上,先秦文学的演进历程中,衍生过蔚为壮观的图像谱系,构成中华文明视觉表达的重要载体。深入探究先秦文学如何被“描绘”与“观看”,剖析图像如何拓展并重塑其意义,对于全面理解中国文学的多元形态、增强文化自信具有重要价值。

文学与图像的结缘,根植于中华文明初萌时期的“观物取象”思维。上古“左图右史”传统,揭示出“文图一体”的共生语境。这种共生首先体现为文本的图像化生成:无论是“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的传说,还是关于《山海经》“据图立说”的推断,皆表明图像曾是先民整合经验、传达认知的重要媒介。部分先秦文学作品更是直接孕生于图像场域,形成图像先导的创作模式。如王逸所述,屈原《天问》乃“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因书其壁,呵而问之”,堪称因图制文的杰作。推而广之,《诗经·大雅》中《大明》《皇矣》等篇所展现的画面感与仪式指向,很可能源于诗人在宗庙壁画前的“图赞”实践。由此可见,先秦时期的图像与仪式、口头讲诵相互融合,共同构成文学生产、传播与接受的原初现场,为后世“看图讲诵”的文艺形态奠定基础。

正是植根于文图共生传统,先秦文学的图像阐释在思想转型、审美变迁与技术革新等的推动下,呈现出脉络清晰的演进历程。先秦至汉代是“萌发生成期”,图像与文学共同服务于礼乐教化体系,承担强化伦理秩序的宣教功能。此期图像开始大规模、模式化地转译文学叙事,如汉画像中反复出现“孔子见老子”“荆轲刺秦王”等场景,即为典型体现。魏晋至宋代进入“生发完善期”,随着纸张普及与士人阶层参与绘画创作,“诗画交融”成为核心美学追求。宋代马和之《毛诗图》以简淡笔触诠释《诗经》意旨,李公麟以白描重塑《九歌》神祇,标志着对文学内蕴进行自觉视觉转化的成熟。元至明中后期步入“范式塑形期”,雕版印刷术的普及推动图像阐释走向模式化。元刊“全相平话”确立上图下文模式,以及明代戏曲小说插图繁荣,共同促使图像阐释走向商业化、大众化与程式化,确立稳定的图文出版样式。明末至近现代则可称为“延展再生期”。西洋画法的传入带来透视、明暗等新视觉语言;同时,图像与市民文化、商品经济融合,其功能不再限于经典阐释,而是渗透日常生活,如《诗经》图样应用于工艺美术纹饰,实现从教化工具到生活美学的转型。

历经两千年的创造性转化,先秦文学的图像阐释凝结为三种互相关联又各有侧重的模式,构建庞大的视觉阐释体系。

其一为对先秦文学文本的视觉图解。此模式旨在将文字转化为图像,可分为两类:一是追求“形似”的知识性图谱,如从唐程修己《毛诗草木虫鱼图》,到宋杨甲《毛诗正变指南图》《春秋笔削发微图》、元朱公迁《诗经大全图》,至明钟惺《诗经图史合考》、清焦循《群经宫室图》、江永《乡党图考》等,多以写实笔法呈现名物制度,实现文图互鉴,使先秦文学之意涵直观可感。二是追求“神似”的艺术性造境,或通篇取意,如明萧云从《离骚全图》、清《御笔诗经全图书画合璧》等,或撷取片段,如东汉刘褒《云汉图》《北风图》、元钱选《西旅献獒图》、清任颐《老子授经图》等。后世更围绕《豳风》《九歌》《庄子》等形成“图像群”,如对《庄子·秋水》的演绎,产生李唐《濠梁秋水图》、仇英《南华秋水图》、方证《濠梁逸趣》、兰香女史《濠梁香鱼》等作品,将抽象的哲学对话转化为可游可居的山水情境,并融入画家个人体悟与时代精神。

其二为先秦文学主体的形貌事迹图像。这类图像多超越肖像写生,是对先贤的综合性视觉建构。艺术家取材于文本、史籍与传说,攫取先贤形貌特征、性格爱好、行为事迹等,在特定时代精神驱动下进行创作。从汉画中的周公、老子、孔子及“周公辅成王”“孔子见老子”等,到魏晋王廙《孔子十弟子图》、唐吴道子《孔子行教像》、宋李唐《采薇图》《晋文公复国图》、元赵孟頫《孔子燕居图》、明戴进《渭滨垂钓图》、清任颐《洗耳图》,再到体系化的《孔子圣迹图》《孟子圣迹图》,不同时代的政治、文化诉求与文人情怀被不断投射其中。其核心功能在于“鉴善劝恶,耸人观听”,通过视觉化的“偶像”塑造,实现“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社会教化目的。

其三为基于先秦文学衍生文化故事的视觉叙事。此模式最具活力,体现文学经典在传播中不断被赋予“当代性”的衍生能力。图像成为连接古老文本与历代现实生活的视觉桥梁。如《诗经》图像拓展至社会礼俗领域:谢时臣《鹿鸣嘉宴图》脱离《小雅·鹿鸣》本意,转而描绘文士雅集场景,《鹿鸣燕会图》《柏舟图》《豳风八图》等被用于庆贺登科、颂扬贞节等礼仪生活;出于对屈原的纪念与对“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风尚之追慕,催生《龙舟竞渡图》《端阳即景图》《饮酒读骚图》等作品。图像由此衍生出社交媒介、民俗记忆等新功能,使先秦文学在不同时代持续焕发新的生命力。

此种生命力的延续,得益于先秦文学图像多层次、跨领域的传播网络。其视觉媒介几乎覆盖所有艺术门类:从早期的帛画、壁画、画像石/砖,到后来的卷轴、册页、书籍版画,乃至器物与建筑上的立体装饰,共同构成丰富多元的载体系统。创作与传播主体同样涵盖广泛:帝王敕命绘制以昭示正统,文人士大夫借图像寄托情怀,民间画工则批量创作以满足世俗需求,甚至形成跨文化的视觉传递。由此,一张自上而下、融雅入俗、跨越疆域的视觉传播网络逐步建立,使得先秦文学得以通过图像持续激活、代代流传。

该网络在传播中承担多重文化功能。首先,作为跨越时空的视觉知识图谱,它将先秦文学中的抽象哲理与古奥名物转化为直观形象,构建可视化的认知体系。如《春秋世本图谱》梳理世系,《楚辞香草图》图解《楚辞》名物,皆以图像降低理解门槛,使微言大义可触可感。其次,作为意识形态的视觉教化载体,圣贤图像如同无声教科书,承载并传递源自先秦文学的价值观念。从汉代为确立儒家正统绘制孔子及弟子像,到明清以“圣迹图”强化道统叙事;从文人借《屈子行吟图》《庄周梦蝶图》寄托哲思,到民间在《龙舟竞渡图》中寄托情感,图像以视觉叙事凝聚共识,绘制出民族精神图谱。最后,作为经典意义再生产的视觉媒介,图像让先秦文学走出书斋,嵌入岁时节庆、人际交往与日常器用。从先秦“看图讲诵”的仪式传播,到明清将《诗经》图像用于社交礼赠,视觉成为文学融入生活、参与文化建构的重要方式,使文明血脉在日用常行中延续。

先秦文学的图像阐释历程,可谓跨越千年的“可视史诗”。它表明,以《诗经》《楚辞》为代表的文学元典,其传承从未局限于文字一维;图像是与文字同等重要、并行不悖的“第二文本”。从庙堂壁画的宏大叙事,到文人笔端的哲学意境,再到市井器用的生活图景,图像以其直观、多义与包容的特性,构建出庞大精妙的先秦文学视觉阐释体系。该体系的生命力,正体现在动态、多元的传播过程中。从上古“文图一体”的共生原境,到后世绵延不绝的“图像群”;从早期礼教宣导的视觉转译,到明清以降深入日常的视觉应用,阐释与传播始终相互交织。每一次视觉化尝试,都是对先秦文学的再理解与再激活;每一次跨媒介、跨阶层、跨疆域的传播,又不断拓展着阐释的边界与意义。二者共同构成一个生生不息的循环,使先秦文学得以超越时空,持续参与中华民族的文化建构与精神塑造。

(作者:罗建新,系西华师范大学教授)

东汉士人“以文会友”的三种范式

构建和谐融洽的社会关系是文学的重要社会功能。这在先秦就受到了士人的关注,“《诗》可以群”的提出就是代表。其实书信、辞赋在古代士人生活中,其社会功能也非常突出,诗可以群,书和赋也可以群,共同构成了古代士人“以文会友”的三种范式。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士人“以文会友”三种范式的确立是在东汉。因为此时诗歌、书信、辞赋才成为“以文会友”中“文”的三大文体,通过士人以创作诗歌、书信、辞赋会友的实践,“诗可以群”“书可以群”“赋可以群”作为“以文会友”的三种范式,也获得了确立。

诗可以群

“诗可以群”主要指士人借作诗来交友。这既与先秦士人的“以文会友”有关,也与孔子的“《诗》可以群”相连。“《诗》可以群”是用《诗》交友,“诗可以群”是作诗交友,经过了从用《诗》到作诗的转变。

先秦时期,“《诗》可以群”是士人“以文会友”的代表形式。《左传》中记载的春秋诸侯会盟时的赋《诗》、引《诗》等,可视为其典型。《汉书·艺文志》云:“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文心雕龙·明诗》也曰:“春秋观志,讽诵旧章,酬酢以为宾荣,吐纳而成身文。”揭示了春秋士人“《诗》可以群”的用《诗》特征和《诗》的“群”的社会功能。西汉时期,士人继承了先秦士人的传统,关注的是《诗》的教化功能,四家诗各派间的《诗》学交流,就是如此。

东汉时期,因士人“以文会友”的发展,“《诗》可以群”发生了向“诗可以群”的转向,其表现就是赠答诗的出现和成熟。在我国古代诗歌史上,赠答诗孕育于先秦的赠言和《诗经》中的赠诗,尽管现传有西汉苏武和李陵的赠答诗,但其真伪仍有争议,故文献记载最早可考的赠答诗则为东汉的《客示桓麟诗》和桓麟的《答客诗》。后又出现了朱穆、秦嘉、徐淑、蔡邕、刘桢、徐干等人的赠答诗作,今存50余首。赠者、答者在创作的赠诗与答诗的往来中相“会”,实现了交流的目的。在“会”中赠诗和答诗成为“以文会友”中“文”的主体,促成了“《诗》可以群”向“诗可以群”的转变。受此影响,又派生出了士人宴集、游览时的同题与唱和等诗作,充实了诗的“群”的内容,赋予了其更丰富的社会功能。如秦嘉的《赠妇诗》和徐淑的《答秦嘉诗》,他们分别以赠诗与答诗,完成了双方心与心的交会。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云:“秦嘉夫妇往还曲折,具载诗中。真事真情,千秋如在,非他托兴可以比肩。”东汉其他士人的赠答与唱和诗,如刘桢《赠五官中郎将四首》其二云“望慕结不解,贻尔新诗文”、曹植《赠徐干》曰“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等,也是其交友的载体。正如梅家玲所说:这些赠答诗“为人际间沟通往还的模式另启新页”。诗成为士人彼此联系情感、增进关系的重要方式,“诗可以群”作为“以文会友”的一种范式也得以确立。

可见,东汉士人经过作诗交友的实践,“诗可以群”取代了先秦和西汉士人“以文会友”中的“《诗》可以群”,完成了从“《诗》可以群”向“诗可以群”的转变。

书可以群

书信在古代又称书牍文、尺牍文。其作为士人交流的工具在先秦就出现了,只是内容多关涉军政外交等国家大事。秦和西汉随着士人交友的发展,书信的内容不再局限于公共事务,有关士人日常生活交流也会以书信来达成。司马迁《报任安书》、刘歆《与扬雄书从取方言》等,就是典型。不过,此时书信仍然是以传递国家事务为主,体式和类型也相对单一。

东汉时期,随着士人交友的扩大,书信在“以文会友”中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士人日常情志作为书信的内容,愈益普遍。另一方面,出现了《文心雕龙·书记》中所说的记、笺等新的书信形式,以及荐举书、家书等新的类型。士人借书信,或交流看法,或征求意见,或讨论问题,或相互问候,或表达情志,或倾诉衷肠等,书的“群”的职能不仅得到了拓展,而且笺、记等新的书信形式也趋于完备。东汉士人书信现存约270余篇,内容广泛,涉及了政治、文化,乃至亲情、友情、爱情、日常饮食等士人生活中公私事务的方方面面,打破了时空、内容的限制。如书写夫妻相思之情的秦嘉的《与妻书》与徐淑的《答夫秦嘉书》,表达深挚友情的延笃的《与张奂书》与马融的《与窦伯向书》,描写论学之乐的窦章的《移书劝葛龚》与葛龚的《答窦章书》,交流文学观点的曹植的《与杨德祖书》和杨修的《答临淄侯笺》等,莫不如此。正是基于士人的大量实践,“书可以群”作为“以文会友”中的一种范式,走向了独立。

所以,东汉士人的“以文会友”,有不少是靠彼此写给对方的书信来完成的。此时书信在士人交友中,作为士人“文”的主要文体,承担了“群”的社会功能,标志着士人“以文会友”中“书可以群”的定型。

赋可以群

士人“以文会友”中的“赋可以群”,也可追溯至先秦。战国后期楚襄王率宋玉等游兰台之宫,宋玉借作赋以寄讽喻之意,就蕴含有“赋可以群”的色彩。西汉藩国诸侯王和朝廷帝王也常召集士人举行辞赋创作活动,又使该传统得到了继承发展。这在以吴王刘濞、梁孝王刘武、淮南王刘安等为首的藩国士人集团和以武帝、宣帝等为首的朝廷士人集团举行的辞赋创作活动中,均有体现。与先秦相比,此时士人以作赋会友中赋的“群”的社会功能得到了增强。因为,这些藩王、帝王多是喜爱辞赋者,那些士人也多擅长作赋,共同的辞赋爱好促使他们会集一起,时常集会进行辞赋创作。他们在作赋中交流,在交流中作赋,辞赋自然成为“以文会友”中“文”的文体。“赋可以群”作为“以文会友”中的一种范式有了明显发展,只不过赋的“群”的社会功能还相对单一。

东汉时期,士人在继承前代以作赋会友传统的同时,又赋予了辞赋更多的“群”的社会功能,使其具有了与“诗可以群”“书可以群”相比肩的地位。据统计,该期士人宴集创作与同题创作的辞赋现存不少于132篇。从明帝诏贾逵、班固、傅毅等同作《神雀赋》,到灵帝的“开鸿都之赋”,再到建安诸子的应命、唱和之赋等士人以作赋会友的实践,赋的“群”的社会价值日趋凸显。此外,地方行政长官的私下集会、士人家庭成员的游览登台等活动中的辞赋创作实践,又拓展了以作赋会友中赋的“群”的社会功能。如《后汉书》记载章陵太守黄射宴会宾客时,让祢衡即兴创作的《鹦鹉赋》;《三国志》载邺城的铜爵台新成时,曹操命诸子创作的《登台赋》等,就是明证。可见,东汉士人创作的辞赋,既是士人日常交友的桥梁,也是其寻找知己、切磋技艺、施展创作才能、提高辞赋素养的手段。这是对前代士人以作赋会友的发展,使士人“以文会友”中“赋可以群”进入了成熟阶段。

总之,东汉士人经过不断的“以文会友”实践,“文”的内涵实现了从文化学术,到兼指诗歌、书信、辞赋等作品的发展,目的也从对文化学术社会功能的重视转向了对诗歌、书信、辞赋三大文体社会功能的关注,“以文会友”成为作诗交友、借书信会友、以作赋会友的综合体。士人在彼此交往中,通过作诗赠答、书信往来、同题作赋等形式,奠定了我国古代士人“以文会友”中“文”以诗歌、书信、辞赋等作品为主的新格局,使“以文会友”中“诗可以群”“书可以群”“赋可以群”的三种范式获得了确立。这不仅成为古代士人构建和谐融洽关系的重要方式,而且为以后士人的“以文会友”提供了遵循,有其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作者:张振龙,系信阳师范大学教授)

“君子不器”辨

关于孔子说的“君子不器”(《论语·为政》),钱穆先生是这样解读的:“不器非谓无用,乃谓不专限于一材一艺之长,犹今之谓通才。”(《论语新解》)意思是说,君子应该成为通才、全才,而不是专才、专家。学界类似看法还有不少。问题是,这些看法准确吗?笔者以为不然,孔子说的“君子不器”应该被理解为:君子不能仅仅满足于成为“器”,还要努力追求“道”,坚守“道”。

首先,从先秦时期的词语运用来看,“器”常常相对于“道”而言(与“器”类似的词还有“技”“术”“艺”“才”,这些词也常常与“道”相对而言)。《周易·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礼记·学记》:“大道不器。”《礼记·学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尹文子·大道上》:“大道无形,称器有名。”《孟子·尽心下》:“其为人也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也。”这都是“道”“器”对举的用法。虽然“君子不器”这一说法并未出现“道”字,但结合先秦时期的词语用法,我们不难理解到它的真实意思:君子不能仅仅是“器”,还得有“道”。

其次,我们能在《论语》中找到很多内证支持这种解读。在《论语》中,我们不仅看到孔子说过“君子不器”,还说过“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泰伯》),“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卫灵公》)、“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这都是在鼓励君子求道,让自己具有高尚的道德、远大的理想、强烈的使命,而不要仅仅满足于掌握谋生之技,解决衣食之忧。这些话虽然不是与“君子不器”同时说的,但它们都出现在《论语》中,对我们理解“君子不器”具有启发作用,可以互相补充。

孔子不仅以“君子不器”来修身,也用它来教育学生,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孔子与子贡的两次对话:

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卫灵公》)

孔子的回答是一种比喻的说法,意思是君子需要“贤”“仁”,就像“工”需要“器”。古代士与工的社会分工不同,因而对他们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在孔子看来,士作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方面面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国家的兴衰存亡息息相关,因此对士的道德要求要明显高于工。所谓的“贤”“仁”,正是“士志于道”“君子谋道”中的“道”,这是对士的要求,而工只需要掌握“器”即可。

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公冶长》)

子贡主动问老师:“赐也何如?”作为学生,子贡自然渴望得到孔子的表扬。但当孔子说他是一个“器”的时候,他似乎不满足,所以忍不住又追问下去:“何器也?”最终,孔子以“瑚琏”这种重器来比喻他,意思是他很有才。这当然是孔子对子贡才华的高度表扬,但从“君子不器”的标准来看,孔子对子贡的表扬有所保留——在孔子看来,子贡还算不上君子。子贡自然记得老师平时常常教导弟子们积极求“道”,以他的悟性,想必能明白老师的这种保留态度,因而没有继续追问。这段对话,如果不结合“君子不器”来理解,我们未必能读出人物这么丰富的心理,也未必明白孔子是用“君子不器”的道理教育子贡应该积极追求“道”而不要满足于“器”。

如果我们结合孔子对其他学生的表扬和批评,就能更好地理解孔子对子贡的态度。樊迟向孔子请学稼、学为圃,孔子很不满,称之为“小人”,原因是:“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子路》)“小人”并非指人格卑鄙之人,而是指老百姓。这段文字常常被用来作为批评孔子歧视劳动人民的证据,其实不然。在孔子看来,如果子贡是小老百姓,那么学会农业耕作这些器物层面的事情就可以了;但如果要成为君子,成为对邦国有用的人才,就必须通过学习礼、义、信等,使自身达于道的层面。孔子时代,天下兴亡是士的责任,士担负着国家的命运与前途,因而他认为,士不能将眼光局限于农业耕作这种“器”物层面,而要成为礼、义、信的道德表率。因此,他希望樊迟学君子之事,也就是不要满足于做一个“器”。孔子对樊迟的批评,与他对子贡的表扬而有所保留,在思想上是一致的,那就是“君子不器”。

孔子对子贡的评价高于对樊迟的评价,但不及对颜回的评价。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雍也》)这是孔子从“仁”的角度对颜回的表扬。比较来看,孔子“瑚琏”之评并没有直接说子贡是君子或者仁人,这个评价不如他对颜回“三月不违仁”的评价高,显示出他对子贡的表扬确实有所保留。

子贡是“孔门十哲”之一,是“言语”科的高才生,兼善“文学”和“政事”,“德行”或许不及颜回等人,但也超出一般人,这样的人才即使放在今天也可称为通才,但孔子还是以“君子不器”为标准对其谆谆教导。很显然,孔子说的“君子不器”不是要求学生去做通才,而是教育学生追求“道”、坚守“道”。当然,我们也不能据此就说孔子否定“器”的价值。他说过:“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子路》)所谓“器之”就是量才使用的意思,这话的前提是承认“器”的价值。可见,孔子认为为人处世不能满足于“器”的层面,但并不否认“器”的价值。不过,《论语》中对“道”的肯定远多于对“器”的肯定,显而易见,孔子更重视的是“道”而非“器”。正因为如此,孔子才会提出“君子不器”。

“君子不器”体现的是对“道”的追求,古代已有学者作了这样的理解,如邢昺《论语注疏》:“君子之德则不如器物各守一用,言见几而作,无所不施也。”朱熹的解读大体也是这个意思:“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论语集注》)他们用“德”来解释“不器”,跟本文说的“道”意思接近。李零先生在《丧家狗:我读〈论语〉》中解释“君子不器”的时候说:“器是用来载道的。君子追求的是道,不是器,就像人吃的是饭,不是饭碗。”这个解释较之钱穆等人的见解更接近古人的看法,也更符合《论语》的原意,钱穆等人的见解则属于误读。目前来看,这种误读似乎还比较普遍,我们有必要指出来,以求更准确地理解这句话的真实含义。

(作者:叶帮义,系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第14版:文史哲周刊·理论·世界史2 篇

坚决阻击任何妄想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图谋

——访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胡德坤

记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公然发表涉台错误言论,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日关系,性质和影响极为恶劣。如何从历史的视角,认识这种现象背后的深层动因?

胡德坤:高市早苗的这种危险言论,反映了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仍在作祟。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渊源,可追溯至日本战国末期与德川幕府时期。16世纪末,日本实际统治者丰臣秀吉提出征讨朝鲜、攻占中国的狂妄计划,妄想以朝鲜半岛为跳板,“席卷明朝四百余州,以为皇国之版图”。德川幕府时期一些学者,如本多利明、佐藤信渊等人,主张日本要“经略”满洲,征服南洋诸岛。幕末,吉田松阴在规划未来日本的“出路”时,明确日本应“北割满洲,南取台湾、吕宋诸岛”。他们的侵略主张,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渊源。

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继承了战国末期与德川幕府时期形成的军国主义思想,迅速走上军国主义的对外扩张道路。1874年,日本以琉球漂流民在台湾被杀为借口出兵中国台湾。次年,又挑起侵略朝鲜的“江华岛事件”。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王国。

1894-1895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并迫使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窃取中国台湾为其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利用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之机,急剧在华扩张势力,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制定了从港口到内陆侵略中国的总目标。20世纪30年代初,为了摆脱经济危机、转嫁国内矛盾,日本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1941年12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于1942年夏攻占了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地区。

日本在这些地区实行残暴的殖民统治,政治上进行残酷镇压、屠杀,经济上疯狂掠夺资源,使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中美英苏盟国的共同打击下,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所谓“大东亚共荣圈”随之崩溃瓦解,标志着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奉行的军国主义扩张道路,以惨败告终。

战后盟国对日本军国主义战犯进行东京审判,披露了他们的战争罪行,向世界宣示了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坚定信念。在此基础上,美国对占领下的日本实施了三大改革,从政治、经济、思想等各领域清除军国主义赖以生存的土壤,制定“和平宪法”,促使日本走上和平发展道路。

但随着冷战拉开帷幕,美国对日占领政策从“惩罚”改为“扶持”,为日本顽固坚持历史修正主义的右翼势力提供了生存空间,并长期影响日本政治走向。1982年担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任职期间打出“战后政治总决算”口号,要求修改“和平宪法”,尽快确立日本在国际上的政治军事大国地位。

2012年安倍晋三再度当选首相后,右翼媒体针对历史问题的发声呈现明显的常态化趋势,在公众视野中一再否定强征“慰安妇”、南京大屠杀等历史问题,日本军国主义大有死灰复燃之势。

高市早苗的涉台错误言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其本质是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行径张目,大有重走军国主义老路之虞。

记者:高市早苗扬言,如发生被认定为威胁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即便并未直接遭受攻击,日本也将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以所谓“存亡危机”和“自卫”为名发动对外侵略,日本军国主义曾有哪些典型事例?

胡德坤:在历史上,日本多次以“存亡危机”为由发动侵略战争,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有代表性的事例,可以列举如下——

第一,九一八事变。1927年田中义一内阁召开东方会议,把日本对华侵略扩张的重点置于“满蒙”地区。1928年末张学良宣告东北易帜,使日本妄图通过操控奉系军阀控制中国东北的图谋破产。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等人赤裸裸地鼓吹“由军部主动通过谋略来制造机会”,加紧谋划武力侵占东北。1931年1月,满铁副总裁松冈洋右在国会上叫嚣“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的报纸也纷纷制造舆论,渲染“满蒙”危机。在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人的策划下,9月18日,关东军自行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段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所为,制造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迅速攻占我国东北。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将中国政局变化作为日本“存亡危机”,以此为借口发动侵略战争的典型事例。

第二,七七事变。日本占领我国东北后便着手向华北扩张。1935年,日本企图在华北炮制傀儡政权失败。1936年,日本以保护日侨为名,擅自增加天津驻屯军,随后日军频繁进行军事演习,蓄意挑衅中国军队,伺机挑起战事。1937年7月7日晚,驻丰台日军声称遭到中国军队的“不法”枪击,以此为借口进攻卢沟桥和宛平县城,挑起“七七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

第三,太平洋战争。由于日本在中国的武力扩张,继而侵占法属印度支那,跨出了南进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第一步,引发英美等国对日本的贸易制裁与经济封锁。日本竟称遭到英、美、中、荷等国的“包围”,又以“生存危机”为借口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

今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台湾有事”与日本“存亡危机”相关联,这种“熟悉”的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历史话语,不能不引起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高度警惕。

记者: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亚洲和世界各国人民带来哪些深重灾难?

胡德坤:日本军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亚洲和世界各国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暴行,在人类文明史上书写下最为血腥、最为黑暗的一页。

集体屠杀与日军侵略步伐如影相随,自甲午战争至二战结束,日军在中国及东南亚制造了大量灭绝人性的惨案。早在甲午战争期间,日军在侵占旅顺之后便制造了旅顺大屠杀,死难民众超过两万人。1932年9月,日军派抚顺守备队和宪兵分遣队闯入平顶山村,将全村3000余名百姓驱赶到野外全部射杀,是为“平顶山惨案”。自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中国进行多次大规模集体屠杀,其中南京大屠杀是其犯下的最严重的集体屠杀事件,被害者总数达到30万人以上。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攻占菲律宾巴丹半岛,美菲联军7.5万名俘虏在被押往120公里外的战俘营途中饱受虐待,死亡约1.5万人,被称为“巴丹死亡行军”。

日军无视国际法,对抗战大后方城市实施无差别轰炸。1941年6月5日,日军出动大批飞机夜袭重庆,大量民众被迫长时间拥挤在通风不畅的隧道中甚至窒息而死,造成“重庆大隧道惨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对东南亚城市同样实施无差别轰炸。1941年12月9日上午,日机飞抵婆罗洲坤甸市上空,投下大量炸弹和燃烧弹,坤甸市区化成火海,造成2000余人死亡。

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发动的生化战,是极残酷的反人类罪行,其中尤以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所从事的人体实验最骇人听闻。这支部队为了明确病理和采集毒性致病菌,对被实验者实施极为残忍的活体解剖;为了观察测定生化武器的杀伤力,甚至将被实验者捆绑在野外靶场的木桩上,让他们承受飞机投掷或大炮发射的细菌弹、化学弹的攻击。日军在中国战场滥施化学武器,造成20多万中国军民伤亡。

性暴力与性奴役也是日军在战地犯下的恶行。全面侵华战争时期,日军在沦陷区强征、掳掠良家妇女充作“慰安妇”,开设大量慰安所,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军又把慰安所推广到东南亚。“慰安妇”除来自中国大陆、朝鲜之外,还包括中国台湾、东南亚各地,是对人权的粗暴践踏。

日军对占领区内的民众实行强制劳役。至1944年,日本在东北强征的劳动力达300万人,其中被压榨虐待致死的占29%。在华北,从1937年至1942年,被日本侵略者抓捕出关的劳工就达529万人,另有4万多中国劳工被运往日本,仅在秋田县花冈矿的986名劳工,就有418人悲惨死亡。在东南亚,因日军修建泰缅铁路,从泰国、缅甸等地强制征用的劳工超过20万人,大量劳工和战俘在高强度劳动之下死亡,这条铁路也由此被称为“死亡铁路”。

总之,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滔天罪行,给亚洲和世界各国人民带来前所未有的深重灾难。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人以上,约占第二次世界大战各国伤亡人数总和的1/3。

记者:战争胜利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等国际法律文件对日本作为战败国的义务作出明确规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华的错误言论,在哪些方面违背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胡德坤: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议,专门商讨盟国对日作战的相关重大问题,形成《开罗宣言》。宣言中强调,要使日本窃取中国的领土,如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地归还中国。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德国波茨坦举行会议。会议期间,中美英三国以宣言形式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立即无条件投降,并申明“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可以领有之小岛在内”。这一公告不仅重申了日本战后必须将殖民扩张侵占的领土归还给中国及相关国家的规定,同时也规定了日本在战后的领土范围。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向国民发布《终战诏书》,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同年9月2日,在日本东京湾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日本外相和参谋总长代表日本政府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该文件载明,“余等兹为天皇、日本国政府、及其继续者,承约切实履行波茨坦宣言之条款”。这意味着,不仅当时日本政府承诺接受《波茨坦公告》,而且此后日本历届政府都必须遵守《波茨坦公告》的规定。《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书》奠定了战后东亚国际秩序的法律基础。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涉台言论,不仅直接挑战《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律文件确立的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而且严重违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1972年签订的《中日联合声明》,日方明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日本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1978年签订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申明缔约双方应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等各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1998年、2008年两国发表的《中日联合宣言》与《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都强调恪守《中日联合声明》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确立的这些原则。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高市早苗抛出所谓“台湾有事”的谬论,既违背国际法,违反中日关系准则,也违背日本的“和平宪法”,必然遭到中国、亚洲、世界各国人民的反对。

记者:今天国际社会如何有效防范、坚决阻击这些挑战和威胁,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守护世界和平?

胡德坤:结合高市早苗一贯的“修宪”“拥核”等主张,不难发现其背后右翼势力积极酝酿突破战后国际秩序,加快日本成为军事大国的战略意图,对中国、亚洲和世界构成了战争威胁,将会破坏战后以来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好局面。为此,中国、亚洲和国际社会都必须高度警惕。

第一,强化国际监督和国际法约束。国际监督和国际法约束是应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必要举措。倘若任何国家以周边“有事”之论,行干涉他国内政之实,那么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必将荡然无存。《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文件至今仍有法律效力,不应被国际社会忽视。我们应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尤其要通过联合国强调这些法律文件是不可动摇的“铁律”,呼吁成员国共同维护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国际秩序;针对日本右翼势力的嚣张言论与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右倾化,我们应当继承反法西斯同盟“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的精神遗产,充分运用外交舞台、法律追责、舆论宣传、学术交流等方式,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倾向实行国际监督,向国际社会发出正义之声。

第二,加强历史警示,对涉华错误言论绝不姑息。鉴于近代以来日本军国主义惯用“存亡危机”“自卫”等借口发动侵略,我国学界应持续揭露与批判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美化侵略的诸种谬论及其背后的险恶用心,尤其要用铁的历史事实向国际社会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对世界和平的危害性及其罪恶本质。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既是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日本右翼势力否定侵略的历史,推卸战争责任,本质上是为了突破“和平宪法”,打破既有的国际秩序。我们要旗帜鲜明地批驳日本右翼势力鼓吹的历史修正主义,将军国主义的丑恶面目昭然于天下,精准戳穿其借尸还魂的图谋。

第三,宣示中国维护国家主权的决心和信心。假若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对外发动战争,首当其冲的仍然是中、俄、朝、韩等邻国。当今中国已不再是昔日任人宰割的中国了,岂能容允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历史重演?中国政府已经正告日本以高市早苗为代表的极端右翼势力,不要低估中国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和能力,无论形势如何发展,中国维护国家统一的决心不会动摇,如果日本胆敢用武力介入台湾问题,阻挠中国的统一,必将带来万劫不复的严重后果。

总之,国际社会应当借鉴盟国合作共同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历史经验,高度警惕、坚决阻击任何复活军国主义的图谋,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稳定局面。

(本报记者 周晓菲)

高市早苗错误言行暴露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危险倾向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接受质询时声称,若有关方面出动军舰、动用武力,或者对台湾实施“海上封锁”,日本可能将其视为“存亡危机事态”,进而行使集体自卫权,公然将所谓“台湾有事”纳入日本国家安全政策与军事动员框架之中。高市论调严重背离一个中国原则,冲击战后秩序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充分暴露了战后日本军国主义遗毒远未根除,披着“正常国家”化外衣的新型军国主义正在日本加速抬头,其动向须引起亚洲国家及整个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军国主义历史遗毒与新型军国主义的现实威胁

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是明治维新后日本在“脱亚入欧”过程中,西方殖民主义与本土武士道精神相结合的产物,是典型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它将军事力量置于国家建设的核心地位,将对外扩张视为实现国家目标的最高手段,为实施侵略而疯狂扩军备战,核心特征是军事至上与霸权主义。它以近代天皇制为中心,构建了以所谓“忠君爱国”为伦理支撑的思想控制体系,通过强调绝对服从与个体牺牲,将整个社会高度军事化。它不仅扭曲了民族情感,催生出极端排外的国家主义,还绑架了自身现代化进程,本质上是一种战略短视的机会主义。它试图通过军事冒险打破国际秩序,最终将国家命运押注于战争赌博,导致了灾难性后果。

二战后,在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塑造下,日本在制度层面经历了“去军国主义化”过程,通过审判甲级战犯、解散帝国陆海军,将“放弃战争和不保持战争力量”写入宪法,以“经济立国”确立了和平国家形象。

然而,制度改造并不等于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彻底肃清。在冷战思维影响下,战后日本大量战犯、被褫夺公职的大批军国主义分子重返政界执掌权柄,军国主义遗毒未能彻底肃清。自20世纪80年代起,参拜靖国神社、篡改历史教科书等问题频发,军国主义历史叙事愈演愈烈,推动日本重新走上强军扩武的老路。这种在侵略历史尚未得到彻底清算的前提下所进行的“战略转型”,不仅削减了促使日本对历史进行深刻反思的内外部压力,也为其不断谋求突破“和平宪法”约束埋下了伏笔。

进入21世纪,日本政治生态持续右倾化,打着“正常国家”化幌子的新型军国主义思想倾向与政策路径日益清晰,其本质是在刻意渲染外部威胁的基础上,不断把国家战略重心向军事安全倾斜,包括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出台“安保三文件”、大幅提升防卫预算、推动自卫队作战方针向“先制性威慑”转型,发展“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无视冲绳民众和平诉求、强化西南方向军事要塞化等。

高市早苗作为极右翼势力代表,其施政方针更是集中体现了这一危险趋势,包括任命前自卫队高级将领担任首相安保辅佐官,使国家安全决策更深嵌入“军人视角”;推进修订“安保三文件”,增加防卫费,修改“无核三原则”,大力发展进攻性军事力量等,反映出日本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的动向。

高市早苗错误言论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背离与挑战

是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精神的公然背弃。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论实质是否认中国对台湾地区享有的完整主权,从根本上背离了战后国际秩序的法理基础。1943年《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包括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地必须归还中国;1945年《波茨坦公告》第八条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同年9月,日本签署《日本投降书》,承诺忠诚履行《波茨坦公告》各项规定之义务。由此,确定了战后日本疆域和台湾归属的基本法律框架,即台湾回归中国,日本领土范围被严格限定在四个大岛以及盟国认定的几个小岛。因此,日本根本无权将台湾问题这一涉及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内政问题视为可以“出兵干预”的对象。高市早苗以“存亡危机事态”为由,把“台湾有事”包装成日本可以动用武力、突破现有安保框架的“场景”,属于否定上述法律文件的既定安排,动摇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根本基石。这种行径既在国际法上站不住脚,也释放出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颠覆战后国际秩序的危险信号。

是对中日四个政治文件所确立涉台法理底线的严重突破。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日本政府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前提下,明确表示充分理解并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还有在前言中对中方提出的“复交三原则”予以确认,这些均构成日方在涉台问题上的基础性政治承诺和国际法义务。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两国间最高法律形式确认了上述原则精神,进一步明确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和相互义务。此后,1998年《中日联合宣言》再次重申双方在历史与台湾等重大问题上的共识;2008年,两国发表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确认继续恪守三个文件的各项原则。高市早苗的错误言论,意在突破上述文件与条约所确立的法理底线,把既有承诺视同无物,不仅损害中日互信基础,也严重违背“条约必须遵守”的国际法基本原则。

是以国内法否定国际法义务和政治承诺的危险倾向。2015年,日本通过“新安保法”,设定“存亡危机事态”等三种“事态”,标志其安全战略的外向化、进攻性转型。然而,“新安保法”作为日本国内法,不得用来削弱其既有国际法义务,更不能作为干涉他国内政的所谓“法理依据”。高市早苗暗示将“台湾有事”纳入“存亡危机事态”的可能性,企图据此援引“新安保法”进行军事介入,本质上是以国内法架空《联合国宪章》等战后国际法秩序和中日既有政治法律承诺。依据中日四个政治文件,中日关系须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是日方在涉台问题上必须恪守的底线。然而高市早苗却试图通过“事态”划分,将台湾问题包装为日本可以动用集体自卫权的“法律适用”对象,试图用国内立法对抗并改写国际法和条约安排,本身就是严重违法行径,其危害远超一般政治“失言”,实质上是在冲击战后亚太国际秩序的根本基础。

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倾向对地区及世界和平构成严重冲击

高市渲染“台湾有事”,进而将其界定为日本“存亡危机事态”,意在把台海问题强行纳入美日安保体制适用范围及日本国家安全战略坐标体系,推动日本在第一岛链的军事角色由“防御型存在”转向“前沿介入者”。在此逻辑下,日本以“应对危机”为名持续提高防卫费,2026年防卫预算再创新高,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强化西南方向军事部署,解体“无核三原则”,这些势必打破亚太战略平衡,加剧地区军备竞赛,迫使周边国家被动调整安全与军备规划,增加互竞式军备扩张和“安全困境”螺旋上升风险。东海、台海、南海等方向的危机链条也会随之联动拉紧,亚太地区长期积累的合作红利、迄今维持的和平局面将被快速消耗。

同时,日本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之一,其国家战略一旦在新型军国主义安全观驱动下发生方向性剧变,相关外溢效应将远远超出地区范畴。一方面,日本若在对外政策中不断强化阵营对抗叙事,将台海炒作为“军事对抗前线”,势必推动军事同盟网络在本地区迅速集聚,挤压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安全机制作用空间,冲击《联合国宪章》确立的和平解决争端原则。另一方面,日本作为深度嵌入经济全球化市场体系的国家,一旦在台海问题上谋求军事化介入,不仅会严重威胁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还将通过金融市场、能源价格、全球航运等管道机制释放全球性动荡因素。由此观之,高市早苗错误言行折射出的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倾向,如果得不到有效遏制,不仅可能把亚太重新拖入“冷战式分裂”和阵营对抗的危险轨道,也将对当今世界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发展局面构成结构性、颠覆性重大威胁。

(作者:杨伯江 王一晨,分别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第15版:文史哲周刊·理论·哲学2 篇

“建立《五经》,为置博士”与汉代经学诠释学的繁盛

汉代是中国经学诠释学的“繁盛时代”,也是儒家思想发展的“转型时期”。清代经学家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有言,“经学至汉武始昌明”,“自汉元、成至后汉,为极盛时代”。经学之昌明始于汉武帝,当因其“建立《五经》,为置博士”的政教举措与制度构设。职是之故,儒家学说遂由王官失守后的诸子之学再度回归王朝一统的官学,而经学诠释学亦成为汉代以来的国家诠释学。

《五经》博士与“师法”“家法”的分立

汉武帝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置《五经》博士,《汉书》载曰:“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盖因《诗》之鲁、齐、韩三家在汉初已为博士,非武帝所立,故未言及。考之《史记·秦始皇本纪》,秦时已有博士七十人,但“备员弗用”。及至汉景帝时代,儒者仍不受任,“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博士“掌通古今”却只能“具官待问”,这一局面的打破仍然要仰赖汉武帝的决策,其在立《五经》博士之后又采纳了公孙弘的奏议,“……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弟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自此,博士由“顾问官”转变为“教育官”,并掌有候补官员的选拔权,实已跃迁至位卑而权重的“清要之职”。同时,汉代经师和儒生重获“官师合一”的身份,这也推动了中国经学诠释学的重大转折。

因此,皮锡瑞有言:“汉人最重师法。师之所传,弟之所受,一字毋敢出入;背师说即不用。”这一特点实为汉代经学诠释学在诠释观念、诠释原则与诠释方法上所凸显的具有学术宗法血缘关系的官师传承与思维惯性。如前所述,《书》《礼》《易》《春秋》四经,因其仅一家师传,遂各止一家博士。而《诗》在汉初已分三家,学非一师,故不得不分。后者既体现出维系国家政教一统的经学诠释学在具体经文诠解上所秉持的适度包容性与开放性,又为日后今文经学内部其他四经之“师法”“家法”的分裂与分立埋下了伏笔。甚至刘歆争立“古文经学”,亦可被视作另寻“师法”“家法”之传承谱系以谋求解经话语权的诠释学策略。

就博士官制的发展而言,汉代《五经》博士虽已占据官师一体的“清要之职”,但其员数却较之前大为减少,直至汉宣帝时才有所增加。宣帝复立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施、孟、梁丘《易》,公羊《春秋》又有颜、严之学。而汉元帝时,又增立京氏《易》,加之鲁、齐、韩三家《诗》和欧阳《尚书》,至此方有“今文十四博士”之谓。然而,皮锡瑞却称:“师法之严如此。而考其分立博士,则有不可解者。”其实,由五经博士分为十四博士,深蕴着汉代经学诠释学以学术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师法”“家法”之传承与新变。在传统经学史的叙述之中,或如近代经史学家马宗霍所言,浑而统之,则师法、家法“名可互施”;析而分之,则二者之间“微有不同”。而“师法”和“家法”的微异之处在于,汉武帝初立之博士及汉初三家《诗》均可称之为“师法”,汉宣帝、元帝所复立则宜名之曰“家法”。但是,若就诠释学之动变关系而论,“师法”实为汉代经学维系其政教一统的解经“常数”;而分立博士的“家法”即是这一思维惯性中不可或缺的“变量”。皮锡瑞所谓“背师说即不用”,当为《汉书》所载孟喜因改“师法”而不见用一事。但其后仍被立为博士,即“施、孟、梁丘《易》”中的“孟氏《易》”。在其“纯正”的今文经学立场中,皮锡瑞无法包容同一师法之下任何一点差异性的诠释“变量”。在其看来,除《诗经》之外,其他各经本“同师共学”,何以“颛门教授”?

“颛门”一词出自《汉书》,唐代颜师古注曰:“颛与专同。专门者,自别为一家之学。”而这一点正是皮锡瑞所“不可解者”:若“别为一家之学”,则必有背师之处,法当严禁,却反而为之分立博士。可若跳出“纯正”的今文经学立场,其又变得“粲然可解”:汉代经学诠释学恰是在“尊师”与“背师”的夹缝中寻求适度的平衡以曲折前行,且只有分立为博士,或为背师的“家法”方可融入学术宗法血缘关系驱策下的诠释惯性以实现“师法”。

西汉今文经学的嬗变:从“训诂”到“章句”

汉代经学的师法、家法之裂变,即如《后汉书》所言,“虽曰承师,亦别名家”。唐代李贤等人注曰:“言虽承一师之业,其后触类而长,更为章句,则别为一家之学。”注中所言之“章句”,正是汉代经学诠释学中最具标志性的释经体例与释经方法。而与“章句之学”相表里的“虽曰承师,亦别名家”,不仅为汉代经师儒生对《五经》的解经释义提供了内在的诠释学动力,而且促成了汉代经学诠释体例、诠释方法的发展与嬗变。东汉儒者徐防更是在儒家崇圣思维的惯性下,将“发明章句”者追溯至圣人孔子的嫡传弟子“子夏”。其实,“章句”在汉代经学诠释学中的出场时间相对较晚,近代历史学家钱穆指出,“直捷言之,则‘家法’即‘章句’也。汉儒经传有章句,其事亦晚起,盖在昭、宣以下”。

既然“章句”晚出,那么西汉前期经学诠释学的释经体例与释经方法实以“训诂”为主。“训诂”亦可作“训故”“解故”“训传”等解。东汉经学家许慎《说文解字》曰:“训,说教也。”清代经学家段玉裁注曰:“说教者,说释而教之,必顺其理,引申之凡顺皆曰训。”《说文解字》对“诂”的解释为“训故言也”。段注亦曰:“训故言者,说释故言以教人,是之谓诂。分之则如《尔雅》析诂、训、言为三,三而实一也。汉人传注多称故者,故即诂也。《毛诗》云故训传者,故训犹故言也,谓取故言为传也。取故言为传,是亦诂也。贾谊为左氏传训故。训故者,顺释其故言也。”按照段玉裁的解释,“诂”实际上是“训”的一种特殊形式,即通过“说释故言”以“教人”。

由此可见,汉代的“训诂之学”并非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训诂学”,其本为经学诠释学的早期样态之一,并且承袭了先秦原始经学“口传注经”之余绪。《汉书》载曰:“申公独以《诗经》为训故以教,亡传,疑者则阙弗传。”颜师古对“亡传”的注释即为“口说其指,不为解说之传”。而随着《五经》“章句”的大规模涌现,“训诂以教”这种实践技艺型诠释学,终被“离章辨句”的经文注疏型诠释学所取代。加之后世儒者争相“别是一家”以立学官,遂使“章句繁多”而不知自省,反以深明“微言大义”为辞。以后视前,则申公之“多闻阙疑”,遂成释经严守“师法”之美谈。《汉书》中也记载了大、小夏侯在释经体例与释经方法上的一段著名争论:“(夏侯)胜从父子(夏侯)建字长卿,自师事胜及欧阳高,左右采获,又从《五经》诸儒问与《尚书》相出入者,牵引以次章句,具文饰说。胜非之曰:‘建所谓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胜为学疏略,难以应敌。”然考之《汉书》,大、小夏侯对《尚书》均有《章句》及《解故》。由此可知,在争立博士、成家名学的诠释学处境之下,原有的“训诂之学”已显得疏略难当。尽管夏侯胜讥讽夏侯建为“章句小儒”,其本人亦无法自外于汉代经学之“学、术纠葛”,只有次序章句以立学官,方能确保其释经话语的合法性与权威性。

“繁琐与破碎”是汉代“章句之学”为人诟病的主要原因。《新论》曰:“秦近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几个字的说解竟达几万言或十几万言,若为实录则其繁琐程度已是无可复加。《文心雕龙》亦有相似的记述:“若秦君延之注《尧典》,十余万字;朱普之解《尚书》,三十万言;所以通人恶烦,羞学章句。”《汉书》则曰:“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然而,“章句之学”的“繁琐与破碎”只是其极端的释经形态而已。“多闻阙疑”固然是一种严谨的学风,但也可被视作“因循守旧”的托词,而中国经学诠释学的历史既不应该也不可能总是在“阙疑”中自我重复或停滞不前。

不可否认,说经远较“训诂”细密的“章句之学”,是汉代经学诠释学繁盛的重要表征。不过,对于中国经学诠释学及儒学思想史研究而言,令人深感遗憾的是,汉代五经章句均已亡佚,于今只能在《孟子章句》《楚辞章句》中得窥一斑。清代经学家焦循曾对东汉经学家赵岐的《孟子章句》给出过极高评价,“赵氏于《孟子》,既分其章,又依句敷衍而发明之,所谓‘章句’也。章有其指,则总括于每章之末,是为‘章指’也。叠诂训于语句之中,绘本义于错综之内,于当时诸家,实为精密而条畅”。所以,就《孟子章句》而论,其与后世《五经正义》或《十三经注疏》在释经体例上并无本质不同,甚至于“精密条畅”之处还可能启示着后者。而且,通过比较诠释学的互鉴与反观,汉代章句之学的“条叠绘错”之功,在同一时期的世界诠释学史上亦可谓绝无仅有。

东汉古文经学的蔚起:从“繁琐章句”到“训诂大义”

因此,汉代“章句之学”的“繁琐与破碎”,实际上与作为释经体例与释经方法的“章句”本身并无必然关联。但西汉早期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学,其配合王朝宪政的《春秋》为汉制法、《春秋》当新王、《春秋》大一统等“目的论诠释学”的“大义”,却在具文饰说的“繁言”中耗散殆尽而沦为另一种“疏略之学”。然物极则必反,《论衡》有言:“王莽之时,省《五经》章句,皆为二十万。”及至东汉,章句亦不断减省。《后汉书》载:“初,(桓)荣受朱普学章句四十万言,浮辞繁长,多过其实。及荣入授显宗,减为二十三万言。(桓)郁复删省定成十二万言。”又曰:“初,《牟氏章句》浮辞繁多,有四十五万余言,(张)奂减为九万言。”实际上,由班固执笔的《白虎通》就是为了减省章句而形成的国家经学会议纪要。

《白虎通》又称《白虎通义》,即以“疏通大义”的形式从国家诠释学的层面讲议《五经》异同等思想。而回归“训诂”以“疏通大义”,似乎已成为一种与“繁琐章句”相抗衡的经学诠释学实践。《汉书》称扬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后汉书》亦称桓谭“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又称班固“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其实,汉代“章句之学”已将“训诂”条叠于其中,上述将“训诂”与“章句”对峙甚至对立的表述,并非要回到“多闻阙疑”的释经老路之上。“繁琐章句”之后的“训诂大义”,实是去其繁辞而存其精义,可谓汉代经学诠释学的“复返式更新运动”。随着“训诂大义”而崛起的,正是东汉古文经学之大兴。

在《魏晋玄学论稿》一书中,哲学家汤用彤将汉代今、古文经学置于世界诠释学史“复返式更新”的宏阔语脉中,指出:“大凡世界圣教演进,如至于繁琐失真,则常生复古之要求……均斥后世经师失教祖之原旨,而重寻求其最初之根据也……汉初经学,繁于传记,略于训说。其后罢传记博士,而章句蔚起……刘歆斥博士为信口说而背传记。许慎诟俗儒鄙夫为怪旧艺而善野言。古文之学遂乘之而起。”学界一般将“古文经学的肇始”追溯至西汉末年刘歆的《移书让太常博士》,其欲以广道术、复往古之名“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

刘歆所谓之“古文经传”主要是“中秘古文”和“孔壁古文”,均由战国文字写成,必依“训诂”方可识读。而今文经学之经传则以汉代通行的“隶书”写定。然今文、古文经学之间,“非惟文字不同,而说解亦异矣”。其最为重要的不同,即在于“六经”与孔子的关系。今文经学断言“六经”皆孔子手订,孔子为“至圣”;而古文经学则以“六经”为周公之旧典,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刘歆推崇“古文”,实为绕开“今文”,另辟蹊径以争立博士。《汉书》曰:“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左传》是否传《春秋》,亦是今文、古文经学聚讼不已的焦点,孰是孰非,姑且不论。而刘歆在“训故”的基础之上,引《左传》以解《春秋》并发明“章句”,显然是为求说经之密以应“今文”之敌而立于学官。

然而,由于古文经学在其根本上动摇了今文经学,所以遭到今文经学博士的极力抗阻。汉平帝时,《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仅短暂得立。终东汉一世,古文经学虽未置博士,但章帝时“已诏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穀梁》《左氏春秋》”。此亦反映出今文经学由“训诂”“解故”之疏略,进而发明“章句”之详备,然终衰落于太过浮华与虚妄。继之而起的古文经学,则再次以其“训诂”“考证”之丰赡,成就为一种具有考索型诠释学特质的“求是之学”。但就中国经学诠释学之整体而言,许慎“以字解经”的释经方法与诠经理路,既无法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平息《五经》异义,且同样具有“繁琐破碎”之可能。而东汉经学家郑玄亦无从“述先圣之元意”以“整百家之不齐”,然其“以经解经”(以礼注经)、合通今古的释经立场与释经实践,不仅在中国思想史上完成了汉代经学诠释学的自我中和,更在世界文明史中彰显了儒家文化的弘毅与包容。

(作者:姜哲,系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历史定力”的哲学智慧

“历史定力”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基于宏阔历史视野提出的原创性范畴,意指历史主体在深刻洞察历史规律与时代大势基础上,为实现崇高理想和伟大目标,所秉持的坚定不移、沉着稳健的战略能力与精神境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保持历史耐心”,“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这为理解“历史定力”蕴含的哲学智慧提供了根本指引。从大历史观审视,历史定力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是长远目标与阶段任务的统一,是民族复兴与人类进步的统一,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推进历史进程的理性自觉与价值自觉。

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历史定力,首先体现为对历史方位的准确把握、对前进方向的根本抉择,即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这一选择建立在对历史发展大势的深刻洞察之上,是科学认识历史规律、坚定恪守人民立场与勇于作出实践决断的有机统一。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百余年奋斗历程,正是这一立场一以贯之的生动实践与写照。

“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其根本在于实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历史进程,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其间正确与谬误交织,前进与倒退并存,呈现出鲜明的复杂性。然而,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纷繁复杂的表象之下,历史终究“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这个客观规律就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运动所规定的历史必然性。因此,历史正确性首先体现为“合规律性”,即始终遵循和符合客观规律的要求,自觉地按规律办事。中国共产党的百余年奋斗历程正是把这一原则性要求转化为具体实践的典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领导人民打“上层建筑的仗”,“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旨在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人民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并认识到需要不断地调节和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才能使其更好地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认识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不能自动带来生产力的发展,如果体制机制僵化,同样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并形成“改革是全面的改革”的理念,着力推动经济体制等各领域改革,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进入新时代,我们党推动改革向“全面”和“深化”的方向发展,强调“社会基本矛盾总是不断发展的,所以调整生产关系、完善上层建筑需要相应地不断进行下去”,同时,为适应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需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体现了始终遵循社会发展规律筹划和推进改革的历史定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握住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顺势而为”,其本质就是要求我们将对历史的规律性认识,贯穿于谋划社会变革的始终,这也构成了我们党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的坚实认识论根基。

然而,历史并非无主体的自在过程,它同时是人类追求和实现自身目的的活动展开,因而具有“合目的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这一“目的性”,并非外在于现实历史的抽象道德预设,而是植根于历史活动主体超越自身既有生存状态的内在要求,并最终指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终极目标。中国共产党将这一哲学层面的“合目的性”具体化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心是最大的政治”的重要论断深刻揭示,始终追求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自觉“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的本质要求。“以人民为中心”的自觉贯穿于党的全部理论与实践。进入新时代,这一原则通过聚焦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打赢脱贫攻坚战、推动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等一系列治国理政实践得以创造性展开,并不断转化为现实成果,凝聚起磅礴的历史合力。

“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在实践中辩证统一。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造中,“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不断得到能动实现与升华。“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既需要洞察规律的清醒与坚守价值的坚定,更需要将二者熔铸为指引实践的科学理论。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和发展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形成党洞察时代、谋划未来的锐利思想武器,将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转化为战略实践的高度自觉,将人民的价值追求牢固建立在对现实矛盾运动的科学把握之上。这种深刻的辩证统一,决定了党的战略抉择既是契合真理的科学判断,也是彰显道义的正义行动,从而确保了其在风云变幻的考验中始终保持深远的战略清醒与不可撼动的历史定力。

保持历史耐心

“保持历史耐心”是历史定力在时间维度上的实践形态,体现为历史主体在深刻洞察历史进程的长期性、复杂性和曲折性的基础上,所展现出来的一种战略从容和接续奋斗的实践智慧。历史定力为历史耐心提供方向指引与价值支撑,历史耐心则是历史定力在漫长实践中的能力确证与实践彰显。二者相互规定、辩证统一。

历史耐心这一范畴深刻诠释了主体能动性与客观条件性的辩证张力。马克思指出,人们“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历史的。历史耐心首先体现为对这些“既定的条件”的充分尊重与科学分析。然而,历史耐心绝非被动顺应,而是在此约束框架内的主动作为与能动创造。这种能动性表现为两个层面的统一:战略层面保持定向的稳定性,于纷繁复杂中,始终保持由历史定力所廓清的根本目标与核心路径不偏移、不动摇;实践层面凸显行动的渐进性,以钉钉子精神和致广大而尽精微的智慧,将宏伟蓝图科学分解为前后衔接、循序渐进的现实步骤,通过持之以恒、稳扎稳打的努力,逐步破解难题、积累条件、开拓新局。正如荀子所言,“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贯。一废一起,应之以贯,理贯不乱。不知贯,不知应变”。这里的“道贯”,可理解为历史定力所把握的根本规律与方向;而“应变”,则是在尊重“道贯”的前提下,因时因地制宜、灵活务实地推动事业前进的策略与能力,其所体现的正是历史耐心。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大胆试、大胆闯的探索精神与蹄疾步稳的务实节奏之辩证统一,正是在尊重现实条件约束中持续发挥历史创造性、通过渐进性积累实现历史性进步的生动写照。

在保持历史耐心中彰显历史定力,深刻体现了历史连续性与阶段性相统一的原则。历史并非孤立事件的堆积,而是基于内在矛盾运动演进的有机整体。马克思指出,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这一论断表明,任何具有历史意义的进步,都必然呈现为由若干相互衔接、循序递进的具体历史阶段构成的连续性过程。宏伟目标的实现不可能一蹴而就,它注定是“由一个一个阶段性目标逐步达成的历史过程”。在此,历史定力表现为一种基于“长时段”视野的战略清醒,即始终将实践视野锚定在历史运动的深层脉络和未来走向上;而历史耐心,体现的正是这种战略清醒在面对历史“长期性”时的实践智慧和精神品质,它要求主体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谋划长远,以“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完成每一阶段的核心任务,通过持之以恒的量变积累实现质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历史耐心,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持续推进”,正是对这一辩证法的精准把握。当前,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擘画与接续奋斗,正是历史定力通过历史耐心稳步引领历史连续性发展的典范。

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

历史定力还内在包含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全球视野与文明担当,即在“世界历史”的宏大进程中确立自身方位与责任,自觉“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这深刻表明,在世界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历史定力体现为对文明发展方向的清醒判断与主动塑造,以及将民族国家事业融入人类历史进程并贡献于人类进步的理性自觉。

从大历史观的视角来看,“人类进步”是一个在普遍性维度上衡量历史运动的方向性概念。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创立唯物史观,实现了对世界历史理解的科学革命。他们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一个客观的物质运动过程。这一由资本逻辑主导的进程带来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和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为整个人类的解放奠定了基础。然而,正如美国学者沃勒斯坦所揭示的,这一进程内嵌着深刻的“体系性悖论”,即资本在编织全球网络、创造空前财富的同时,也在生产出中心与边缘的结构性失衡、文明间的紧张乃至对抗。因此,“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绝非对既定霸权体系或线性进步叙事的简单认可,而是一种基于历史辩证法视野的“批判性建构”。它要求我们以“长时段”的眼光穿透纷繁表象,洞察深层矛盾结构,并致力于扬弃旧有逻辑中的对抗性与排他性内核,推动历史朝向更加公正、包容、可持续的文明形态演进。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其百余年奋斗历程始终贯穿着“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的自觉实践。面对前所未有的全球性挑战,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人类的高度,提出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理念。这一范式创新的理念,在学理上实现了三重超越:其一,它超越了以“绝对主权”与“均势”为核心的传统现实主义国际关系范式,提出了一种基于“关系性存在”与“共生哲学”的新型国际交往伦理。其二,它超越了“历史终结论”的单一现代性想象,在尊重文明多样性的前提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其三,它超越了“文明冲突论”的悲观预设,旨在通过发展实践与制度创新,将不同文明共存的“客观现实”转化为和谐共生的“主观建构”。如共建“一带一路”,并非简单的经济合作计划,其核心是通过推动全方位的互联互通重塑全球空间生产逻辑,构建多维立体的互联网络,打破发展壁垒与地理隔阂,为共同发展创造新的结构性条件。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自身的发展为世界提供了一种强调有效治理与集体福祉的“国家能力”范式参照,这一范式与新自由主义模式截然不同。因此,“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所彰显的历史定力,本质上是一种“在张力中创造”的文明定力,这一定力表明,我们始终站在“时”与“势”这一边。

(作者:许恒兵 许迪,均系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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