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

【人民需要这样的教育家29】吴良镛：谋万家安居，育天下英才

吴良镛 清华大学供图

【人民需要这样的教育家29】

冬日清晨，菊儿胡同41号院的灰砖墙凝着薄霜，朱漆院门在曦光中虚掩。抬头望去，院里的二层小楼与老屋浑然一体，青瓦坡顶，屋脊微翘，像老树抽出的新枝。

如此整洁静美，人们很难想象，这儿曾是北京城有名的“危房区”：建筑密度高达83%，棚屋挤得不见天日，44户人家共用一个水龙头和公厕，人均住房面积只有5平方米……

改变，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彼时，一位教授带着一群学生来到了胡同，揣着笔、本、尺子，走街串户，边走边记，还常提醒学生：“动一扇窗的位置，可能就影响一家人的采光”“调一道院墙的高度，也许就能保住一棵老树”……

这一画，便是4年。图纸改了又改，楼梯被精心安置在楼体四角，下方留空通风；每户有了独享的厨房与卫生间；造价被严格框定在每平方米500元……曾经拥挤破败的院落，变成了一幢幢白墙青瓦、敞亮通透的小楼。居民们喜笑颜开：“吴教授真是懂我们想要什么！”

老百姓口中的“吴教授”，就是现年103岁的吴良镛，著名建筑学与城市规划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1993年，由他主持改造的菊儿胡同项目荣获“世界人居奖”——这是中国现代建筑作品首次获得这一国际最高荣誉，有力推动了中国城乡建设从“大拆大建”向“有机更新”的历史性转变。

作为建筑家的吴良镛如泰山北斗，而作为教育家的他，同样功高望隆。70年执教生涯，他培养了89名硕博士，大多已成学术、教育、管理等领域翘楚。而他参与创办的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至今已化育成千上万名专业人才，为行业持续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大师是一所大学的灵魂所在。从吴良镛先生身上我们看到了大师最宝贵的品质，就是追求学术卓越、潜心立德树人，就是胸怀美好理想、坚守人生信仰。”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邱勇感喟，先生那深沉的家国情怀、“毕生只为人居谋”的赤子之心，是对后学和弟子最大的精神感召。

1922年，吴良镛出生于南京。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随家人逃难，辗转落脚重庆合川继续学业。1940年，刚结束高考的他就遭遇了日军对合川的空袭，“大火烧了一天一夜，直到第二天清晨下雨才熄”，战火与流离，在他心里埋下了对“安居”最早的渴望。同年，吴良镛考入中央大学建筑系。

真正让他坚定志向的，是两年后另一场风雨。1942年，中央大学建筑系馆在暴风雨中受损，工人修缮屋顶时不慎触电身亡。彼时，年轻的吴良镛正在读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诗句的悲悯、眼前的悲剧、战时的流离，在他心中交叠、碰撞，一个信念自此生根：为天下人筑起能遮风挡雨的“广厦”。

1945年抗战胜利后，吴良镛受梁思成之邀北上，协助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后赴美国匡溪艺术学院深造。1950年，梁思成来信中“百废待兴”四字，让他毅然决然冲破重重阻挠回到祖国、回到清华，把全部才华和热情投入到广育良才、振兴国家的伟大事业中。

令学生们深为感佩的是，吴良镛的治学之路，始终紧贴祖国大地、扎根人民生活。

“我体会吴先生的思想精髓就像中医，只要药方对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有用，那就广泛搜集、采纳，然后通过自己的深入思考和融会贯通，调制成解决现实问题的良方。”有弟子这样感言。

吴良镛的学生、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吴唯佳至今难忘20世纪90年代末的一段经历。当时，吴先生带队赴滇西北调研人居环境。众人再三劝阻，他仍坚持亲赴海拔3400米的中甸地区实地考察。不料当晚，先生便因严重高原反应被紧急送医。事后，他却平静地说：“太值得了。亲眼看了沿线情况，做研究时心里才有底。”

这句话，让吴唯佳铭记至今：“走到老百姓的生活里去，亲身体验了解，才能实事求是地开展科学研究、拿出对策，这是吴先生的信念，也是更多学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正是以这种实事求是、心系万民的精神，吴良镛一边在教育一线深耕，致力于推动整个学科的系统化构建——1953年主持全国建筑学会议，牵头制定共同教学计划，1961年组织编写全国通用教材，主笔完成《城乡规划》等核心教学用书；一边在实践中不断延伸学术服务发展的“触角”。

随着城市化快速演进，他敏锐地认识到，传统“建筑”概念已难以回应日益复杂的城市与社会问题，于是将视野拓展至“聚居”整体，逐步开创了“广义建筑学”的理论框架，并最终引领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居环境科学”体系。

主持开展京津冀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对2004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天津总体规划修编等起到重要作用，主持设计曲阜孔子研究院等建筑……在一个又一个重要课题中，吴良镛带领学生们踏遍千山万水，为解决中国城乡建设的现实问题孜矻前行。

为了跟上甚至引领现实的发展、学科的进步，吴良镛付出了“远超常人的勤奋和刻苦”。

吴良镛培养的博士、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周岚脑海中，总是浮现这样一个画面：吴先生斜挎布袋，手拖装满资料的行李车，精神抖擞地走进研究所，和大家一讨论就是一整天。“我跟随吴先生做博士研究的时候，他已年近八十，但他的思维完全不像一位老人，从不故步自封，总是不断学习，保持思想的开放鲜活。”

“陪同吴先生出差调研，每次停车驻足时，总能看到他拿出速写本，抓紧勾画几下，记录最为深刻的印象，这让我们这些只是四处看看的年轻人汗颜。”吴唯佳回忆。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武廷海至今难忘与老师协作起草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重要文件《北京宪章》的那些日夜。“常常是凌晨两点多，我把按先生批注改好的材料，悄悄放进他家门前的小报箱。”他说，“而凌晨4点左右，先生就已经取走继续修改。如此往复，只为精益求精。”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是吴良镛秉持的育人理念，每个学生开题，他都要结合学生特质兴趣再三琢磨，与其共同讨论确定。

“我带研究生，既要我认识研究生，也要研究生认识我。”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师郭璐至今记得自己初入师门时，吴良镛对她说的这句话。而她更将话语付诸行动：“老师会逐字批改我的论文，记挂我的研究方向与人生选择……他用行动教会我，真正的‘相互看见’是什么样的。”

1999年，77岁的吴良镛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创立“人居环境科学概论”课程。此后18年，每逢秋日，讲台上总会按时出现那个师生们熟悉的、身着深色夹克的身影，他将毕生所思所得，系统而恳切地分享给一代代学子。2017年后，即使不再亲自授课，每学年的第一堂课，他也必定端坐在教室后排，专注聆听。

“现在先生虽因年事太高无法亲临课堂，但开课前，他仍特意叮嘱我：要始终紧扣实践，请最合适的老师，把最前沿的思考带进来。”课程负责人武廷海的话语中饱含敬意。

“我做到现在，觉得才点燃了一支蜡烛。要想照亮未来建筑科学的道路，还需要更多人才加入。”如今，吴良镛依然保持着清晨读书学习的习惯。他始终牵挂着国家的发展、百姓的生活，更时刻系念着莘莘学子的成长：“我虽已年迈，但面对未来无限的可能性，仍然充满期待、充满激情。”

（本报记者 邓 晖 本报通讯员 段 颖）

心相通、情共融、力同聚

1月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2026年“中非人文交流年”开幕式致贺信。非洲多国人士表示，贺信彰显习近平主席对中非人文交流、文明互鉴的高度重视和坚定支持，令他们倍感振奋。非方愿同中方以“中非人文交流年”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让28亿多非中人民心相通、情共融、力同聚，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非中命运共同体注入持久动力。

当地时间8日下午，“中非人文交流年”开幕式在位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非盟总部举行。开幕式上宣读了习近平主席的贺信，200多位在座嘉宾边听边记。贺信宣读完毕，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我认真聆听了习近平主席的贺信，感受到兄弟般的团结情谊。当今世界，这样的合作精神尤为珍贵。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令我们切身感受到，这个世界希望犹在。”埃塞俄比亚总统塔耶在开幕式现场发言中说。

出席开幕式的非盟委员会主席办公室主任苏埃夫·穆罕默德·阿明说：“习近平主席的贺信向非洲及非洲领导人传递一个强烈信息，那就是我们可以信赖中国，并同中国继续紧密合作。”

阿明告诉记者，国家治理与发展应考虑各国不同的地域、民族、文化等因素，中方在同非洲国家合作中一直对此高度重视。他对新的一年非中开展更加广泛深入的合作充满期待，希望双方在治国理政方面进一步加强交流互鉴。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指出，在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之际举办“人文交流年”，是我同非洲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中非友好进一步深入人心的重要举措。非洲多国人士对此深表认同，认为举办“人文交流年”将有力促进非中人民相知相亲。

“举办‘中非人文交流年’影响深远!”长期从事喀麦隆中文教学和推广工作的喀麦隆中等教育部中文教育总督学杜迪说，“人文交流构筑了非中关系最坚实的基础，青年交往尤为重要。期待‘中非人文交流年’帮助推动非洲高素质人才培养，让年青一代尽快成长为非中持久合作的‘桥梁’和‘纽带’。”

加纳智库非中政策咨询中心执行主任保罗·弗林蓬仔细阅读了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他表示，通过举办“中非人文交流年”，学生、艺术家、记者、企业家等各界人士加深彼此信任，使双方伙伴关系更加牢固。“长期来看，应培养更多非中‘桥梁型’人才，推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合作。”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不同文化相互借鉴、彼此交融，才能够激发更持久的发展活力。”南非独立分析人士桑迪莱·斯瓦纳对习近平主席贺信中“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不竭动力”的论述感受颇深。他认为，非中文明源远流长，加强交流对话，有助于打破隔阂、拓展认知，为双方合作注入更深层的思想力量。

肯尼亚国际关系学者卡文斯·阿德希尔持同样看法。“非中文明在古代贸易往来和当代共同追求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交汇，奠定了相互理解的基础。”阿德希尔说，文明交流互鉴为非中关系稳定发展提供了持久而深厚的精神支撑。

“非中文明对话的重要意义在于通过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实现共同发展，为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注入持久动力。”塞内加尔新闻、电信和数字经济部宣传司司长阿比布·迪亚说，加强非中人文交流是推动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合作、共建共享未来的重要助力。治理经验和技术等领域的交流有利于增强全球南方在发展道路选择上的自主性。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提到“促进28亿多中非人民心相通、情共融、力同聚”，引发广泛共鸣。

“‘中非人文交流年’将人民置于双边和多边合作的中心位置。”卢旺达政治分析师让－巴蒂斯特·加索米纳里颇有感触地说，“经济和政治长期以来一直是非中关系的重要支柱，而人文交流则是维系双方伙伴关系的情感和文化纽带。”

加索米纳里认为，着眼未来，“中非人文交流年”将为非洲国家人民，特别是非洲青年带来深远影响，有助于培养他们的跨文化能力、创新精神和全球视野，凝聚非中携手应对全球挑战的团结力量。

罗萨莉娅·希韦瓦是一名来自纳米比亚的年轻人，曾在中国学习生活十多年，回国后创立了帮助青年培养领导力与全球视野的学习平台。希韦瓦说，读了习近平主席的贺信，脑海里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自己在中国的点滴生活。她高度赞同非中要加强青年交往。

“逛胡同、包饺子、过春节，那些日常瞬间加深了我对跨文化交流和共同成长的理解。”希韦瓦说，“对中国城市现代化建设的观察，深刻影响着我在纳米比亚推动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参与的思考方式。我希望更多非洲年轻人有机会在中国学习和生活，也希望更多中国年轻人到非洲来。”

卢旺达基加利独立大学发展研究系主任亚历山大·塞布胡拉说，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指出非中“携手推进现代化”，这对双方关系的未来具有深远意义。同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升级、技术转让和治理能力建设等领域开展合作，将助力非洲国家加速现代化进程。这段共同发展的旅程将进一步巩固非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习近平主席关于非中‘携手推进现代化’的主张极其重要，因为这是一个共同和共享的目标。”安哥拉贝拉斯大学国际关系专家茹韦纳尔·奎卡萨说。“非中关系的发展表明，不同国家可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构建合作关系，这为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提供启示，也将在全球层面产生更深层次的影响，有助于逐步推动构建更加均衡、包容的国际秩序。”

（新华社亚的斯亚贝巴1月9日电 新华社记者）

因材施教，方能英才辈出

【短评】

回顾吴良镛先生的治学育人经历，我们能清晰看到这样一条主线：紧贴实际。你看，躬耕学术，他紧贴的是中国城乡建设的实际；涵育俊彦，他紧贴的是每位学生的实际，用吴良镛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俗话说：“一树一花各不同，一人一性难强同。”教育，从来不是“一刀切”的活儿。吴良镛先生深知这个道理。他因材施教，把每个学生都当作一座待建的房子，图纸不照搬，地基量身打。正因为此，他参与创办的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才育得英才万千。

如今，“流水线式”培养屡被诟病，更显吴良镛育人之道的珍贵。教育不是批量生产标准件，而是唤醒每一颗独特的心灵。正所谓“千人千面，百教百法”，愿更多教育工作者以吴先生为镜——少些“万能钥匙”的粗放，多些“量体裁衣”的精细。钥匙和锁配上了，门自然就会开。

（作者：李 晓）

【大美中国】合龙

【大美中国】

1月8日，新建上海至南京至合肥高速铁路控制性工程——南京特大桥跨滁河斜拉桥顺利合龙。沪宁合高铁建成后，将优化沿长江地区铁路网布局，助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新华社发

【改进文风大家谈】为文须有关键词

【改进文风大家谈】

发言或者写文章，一定要有关键词。刘勰《文心雕龙》讲“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没有关键词，言者的精神就会涣散，文章的精气神就跑了。“关键词”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喻指核心、重要的术语、概念和命题，这个意义上的关键词可追溯到中华元典，也就是五经和诸子的时代。

被称为“弥纶天地”的《周易》，其实讲的就是两个关键词：“阴”和“阳”，也就是后来《庄子》说的“《易》道阴阳”。一“阴”一“阳”这两个关键词，既是《周易》言说的对象，即天地宇宙和人类社会之道，也是《周易》言说的方法，即用阴阳类分和阴阳兼美的方式探究天人之道。前者是“说什么”，后者是“怎么说”。

今人写文章是一定要列出关键词的，发言也一样。我们常常听见发言者说“我今天讲两个关键词”，这就开宗明义地用关键词的方法（怎么说），概括性地说出言者所要表达的核心要义（说什么）。

刘勰言说文学理论和批评，是很会用关键词的。《文心雕龙》50篇的篇名，就是50个文论关键词，完整而系统地建构起刘勰文学理论批评的“说什么”。受《周易》的影响，刘勰的关键词是“三有”：一是“有序”，保证了理论言说的逻辑性和层次感；二是“有象”，赋予理论阐释以生命活力和自然灵趣；三是“有情”，彰显言说主体的真性情和大志向。这些都属于刘勰文论的“怎么说”。

我们发言或者写文章，一般都会重视“说什么”，但更应该重视“怎么说”。说的东西再重要再有价值，如果说得无序无象无情无趣，说得听众或读者昏昏欲睡，重要性或价值如何入耳入心？改进文风，其现实意义就在这里。说到底，文风问题是一个文心问题。文心者，为文之用心也，既包括用心之所在，也包括心之如何用，故强调关键词的“说什么”与“怎么说”，实质上是要在言说对象和言说方法相交融的层面重塑文风。

（作者：李建中，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武汉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主任）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温暖瞬间】“树桩”和“雪球”

冬日偶遇“雪球”。陕西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供图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温暖瞬间】

秦岭的冬天不一般。山风吼了一宿，次日清晨推开门，却发现地面和树林已是白毯覆盖。

一大早，陕西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岳坝保护站巡护员王召金和野外调查向导张宗全便踏上了巡查路。咯吱、咯吱……二人踩着过脚踝的积雪，沿着东河右岸一路走去，发现远处有个“雪球”在往坡上滚动——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只大熊猫。他俩默契地停在原地，定格为两截“树桩”。

这里属于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竹林面积达65%，野生大熊猫种群密度稳居全国之首，因此，偶遇“竹林隐士”不足为奇。

对于视力不算好的大熊猫来说，“树桩”不足以改变其行走方向和速度，“雪球”仍若无其事地向前滚着。“树桩”则忍着寒冷，紧盯“雪球”的动向——这可不是一般的“雪球”，它能轻松、娴熟地跨过由十几个水泥墩撑起的简易巡护桥，然后弹蹦到不远处的小径上，离“树桩”越来越近。

当发现“树桩”不仅会眨眼，手脚还会动时，“雪球”才发觉情况不妙：“经常‘巡视’的这段路上，哪里有这两截树桩？！”它不再优哉游哉，而是撒丫子向远处跑去，很快消失在被积雪压弯的竹林中。

经验丰富的巡护队员发现，“雪球”逃离现场后，并未躲起来，而是背靠着大石头，半坐半躺在雪地上开启了进食模式——先“咔嚓”“咔嚓”地咬断竹茎，再将竹梢揽入怀里，然后“吧唧”“吧唧”地大嚼起来……

此刻，白雪与灰岩、翠竹与枯枝，加上忘我进食、憨态可掬的大熊猫，构成一幅颇具生态意趣与审美价值的水墨画。

（本报记者 张 蕾 本报通讯员 曹 庆）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强1月9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研究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有关工作，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修订草案）》。

会议指出，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是扩大有效需求、创新宏观调控的重要举措。要加强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配合联动，充分发挥政策效应，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促消费、扩投资。围绕促进居民消费，优化实施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推动增加优质服务供给，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围绕支持民间投资，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设立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建立支持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机制，优化实施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政策，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门槛和成本。要采取更多便利化措施，切实推动政策落地见效，增强群众和企业获得感。要密切跟踪政策实施进展，加强全链条管理，确保资金规范高效使用。

会议指出，推行由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有利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更好支撑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要着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急难愁盼问题，完善随迁子女教育政策，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健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制度，加强常住地基本医疗保障，强化就业服务，完善兜底性公共服务，让他们更好融入城市。要科学有序、因地制宜推进各项举措，构建适应公共服务随人走的政策支撑和要素保障体系，按照常住人口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强服务事项协同经办，不断完善有利于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共建共享政策。

会议指出，修订自然保护区条例，做好与国家公园法等法律法规的协调衔接，将为高质量推进自然保护区建设提供有力法治保障。要坚持生态保护第一、统筹保护和发展，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特性和内在规律，对自然保护区实行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在确保生态得到保护的前提下提升公共服务功能，构建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社会共享的机制，实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相统一。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丁薛祥会见美国华特迪士尼公司首席执行官艾格

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9日在北京会见美国华特迪士尼公司首席执行官艾格。

丁薛祥表示，中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中国发展得越好，各方获益越大。中国“十四五”圆满收官，各项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为世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擘画了未来5年中国发展蓝图，我们将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欢迎包括迪士尼在内的各国企业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积极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共享中国机遇、实现更大发展。

艾格表示，迪士尼公司对中国发展充满信心，将继续扩大在华投资，更好促进美中交流合作。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联合发布2025年“最美基层民警”

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凝聚建设平安中国、法治中国的力量，在第六个中国人民警察节之际，中央宣传部、公安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基层民警”。

张雷、连捷、任飞、金亮、冯晶、宋柳丰、崔辉、翁红华、宋清罡、万松、廖天红、闫明、谭建华、赵阳、旦知刀杰、陈少峻、居麦·阿卜力孜、林芳德、彭泽栋、易桂平等20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有的奋战在打击违法犯罪第一线，英勇无畏、不怕牺牲；有的矢志以科技破解难题，用数智技术赋能警务实战；有的德法相伴、心系万家，倾心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有的扎根出入境边防检查一线，全力守卫国门安全；有的服务街巷社区百姓，用心用情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他们用实际行动兑现了“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庄严承诺，集中展示了人民警察克己奉公、无私奉献的良好形象。

广大公安民警表示，金色盾牌热血铸就，要以“最美基层民警”为榜样，对党忠诚、听党指挥，自觉弘扬公安机关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决履行好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职责，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据悉，“最美基层民警”发布仪式专题节目将于近期播出。

体育文化建设座谈会在厦门召开

新华社厦门1月9日电（记者林德韧、刘旸）体育文化建设座谈会9日在福建厦门召开，会议以加强体育文化建设为主题，交流经验、分析形势，安排工作任务。

会议指出，体育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要充分认识体育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意义，深刻把握体育的重要战略地位，深刻把握体育的思想文化价值，深刻把握体育的服务人民宗旨，深刻把握体育的文明培育作用，主动担当、勇于攻坚，奋力开创新时代体育文化繁荣发展新局面，为文化强国和体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会议强调，要积极探索方法路径、丰富载体手段，推进体育文化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融会贯通，以体育文化提升公民文明素养，以主流价值引领体育健康发展。深入开展体育强国主题宣传教育，广泛弘扬和践行中华体育精神，持之以恒抓好赛场文明建设，不断丰富活跃群众性体育文化活动，鼓励支持体育文化作品创作传播，努力营造良好体育舆论氛围。要加强顶层设计与系统规划，做好品牌塑造与阵地建设，创新传播内容与方式，增强优质体育文化产品与服务供给，强化综合治理与业态培育，打造风清气正、向上向善的体育发展环境。

会议强调，体育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建立健全统筹有力、协同联动、运行高效的工作机制，激发社会各方面的创新创造活力，广泛汇聚体育正能量。

会议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国家体育总局主办，中央有关部委司局负责同志，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明办、体育行政部门负责同志，有关城市、高校和媒体代表参加会议。

《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丛书》（八卷本）、《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五卷本）在京首发

本报北京1月9日电（记者李苑）《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丛书》（八卷本）和《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五卷本）8日在京首发。

《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丛书》（八卷本）由原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欧阳淞与中国人民大学原党委书记靳诺共同主编，来自国内部分高等学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近20位专家历时7年精心编撰而成，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五卷本）由欧阳淞主编，集结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历时4年完成编撰，湖南人民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作为国家“十四五”规划重点出版物、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等多项重点工程成果，两套丛书分别以横向党的建设专题史与纵向党的建设通史的独特视角，构建起立体完整的党建史研究体系。

《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丛书》（八卷本）由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反腐败斗争七个专题及一部总纲构成，是迄今为止时间跨度最长、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中共党建史研究著作。《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五卷本）以党的三个历史决议为遵循，以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全景式呈现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建设历程。

图片报道

近年来，广西梧州市苍梧县沙头镇积极对接梧州市区及粤港澳大湾区，利用冬闲田种植各种时令蔬菜，既增加了收入，又丰富了梧州市区和粤港澳大湾区的“菜篮子”。图为1月8日，菜农在沙头镇大寨村蔬菜基地采摘蔬菜。黎杰源摄/光明图片

宁夏：移风易俗入心 文明乡风扑面

“结婚‘低彩礼’‘零彩礼’，我打心底赞同和支持。家和才能万事兴，不能因为一点儿彩礼钱，坏了孩子们一辈子的幸福。”近日，在宁夏“移风易俗大家谈”媒体见面会上，吴忠市同心县河西镇石坝村村民杨金福坦露心声。

杨金福的儿子结婚时，亲家只收了两万元彩礼，没了彩礼“大包袱”，一家人和和睦睦攒着劲过好日子，这让他坚定了嫁女不要彩礼的想法。如今，女儿女婿把小家经营得红红火火，还孝顺老两口。曾因“零彩礼”嫁女被说三道四的杨金福，成了四邻八乡的榜样：“我们家是同心县‘好亲家’示范户，享受3年免费体检，发展产业也有免息贷款，村集体还给奖励……现在，越来越多的乡亲都是‘低彩礼’‘零彩礼’了！”

在宁夏，更多“杨金福”见证深刻的乡风文明变革。从“彩礼越高越有面儿”到“零彩礼”“低彩礼”的推行，从“红白事铺张才风光”到践行简约新风尚，移风易俗移走了陈规陋习，迎来了新风扑面。

“移风易俗工作有个‘支点’，就是用心换心，努力搭建党和政府与群众之间的信任桥梁。”中卫市海原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庞娜说，面对根深蒂固的高彩礼问题，海原县没有简单地用行政命令去“堵”，而是深入群众倾听心声，了解他们的难、理解他们的痛，从实际出发“精确滴灌”。

海原县通过开展集体婚礼、举办媒婆培训班、选树“零彩礼、低彩礼”“好亲家”“移风易俗示范户”典型等方式，用身边人婚事新办的鲜活例子触动和引领群众，2025年为61户“零彩礼”“低彩礼”家庭颁发光荣证。这些受表彰的家庭和个人，在乡村公岗安置、创业贷款扶持等方面还能获得优先保障，让文明新风有了实实在在的激励。

如何让这场观念重塑走得更远？建立长效机制是关键。固原市隆德县杨野河村，一套成熟的村民自治体系有效运转。“村里成立红白理事会、村民议事会、禁毒禁赌会、道德评议会‘四会’组织，修订完善村规民约。”村党支部书记杨银贵说，推行的红白事“三书一表”制度，从倡议、承诺到报备，形成管理闭环。自己儿子结婚时，他带头按村规简办，让村民逐渐放下了“彩礼越高越有面儿”的心理负担。

文化也在无声地浸润文明乡风。固原市原州区官厅镇由300多位村民组成的“自乐班”，把孝老爱亲、抵制高额彩礼等倡导，编成快板、小品、戏曲，让政策宣传更接地气。海原县把移风易俗内容巧妙融入花儿、剪纸、刺绣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中，过去一年创作编排《支书嫁女》《高额彩礼要不得》等文艺节目30多个，在乡村大舞台上巡回演出，特别是农民文艺会演中，群众走出家门、走上舞台站C位唱主角，在欢声笑语中理解认同新风尚。

产业发展带来的物质基础，也为观念转变提供了坚实底气。“拒彩礼需要底气，我们的底气就来自产业发展。”吴忠市利通区白寺滩村驻村第一书记刘梦彬说，村里的大青葡萄年产值突破6000万元，村集体收入117万元，村民有了持续增收的路子，就不再盯着彩礼多少了。村里还创新推出“十有礼遇”激励政策，拿出集体收益设立奖励资金，“父母有奖金、新人有激励、技术有服务、生活有保障”，精准解决了群众“怕吃亏”“没保障”的顾虑，用小实惠撬动大格局，文明新风越吹越实。

如何动员更多人向陈规陋习说“不”？身边人的示范效应最具说服力。宁夏各地通过评选群众身边的先进典型，让新风尚可感可学。

吴忠市红寺堡区新台村，马玉兰“零彩礼”嫁女的朴实想法，感染了很多人：“不让高彩礼给小两口的生活添负担，人家看得起咱女子，日子过得才甜蜜。”固原市原州区官厅镇沙窝村村民张忠“低彩礼”嫁女，还倒贴2万元支持小两口创业，像他家这样的故事传得广、学得快，2025年全镇64.8%的新婚家庭是低彩礼，青年婚恋观越来越有正能量，孝老爱亲成了风尚，婆媳矛盾、邻里纠纷少了，各类纠纷较2024年下降近40%。

如今，宁夏移风易俗的工作逐渐从政府引导、制度约束向村民自治、文化浸润转变，这场观念变革正塑造新的精神风貌，为乡村振兴奠定深厚的文明根基。

（本报记者 张文攀 本报通讯员 张 慧）

在网络空间守护万家灯火

深夜，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公安局网安大队的灯光，已是楼里最后一抹亮色。副大队长冯晶关掉电脑屏幕上数个叠放的分析窗口，揉着发酸的眼角。

电话铃声划破了寂静——“警官，我们厂子要完了！”

话筒那头，声音颤抖得厉害。一家本地知名企业正遭受网络谣言袭击，“工人在产品里大小便”的虚假信息如病毒般扩散，订单断崖式下跌，生产线几近停摆。

冯晶瞬间坐直身子，屏幕冷光映亮了她疲惫却那肃然的面容。“马上回来！所有人！”她立刻召集同事。不过几分钟，键盘敲击声再次如雨点般涌起——一场在数据海洋里的追捕，在深夜悄然拉开序幕。

梳理谣言的源头，相当于在数据海洋里捞一根针。眼睛花了，滴两滴眼药水继续看；脖子僵了，左右转转接着盯；饿了就啃两口面包。终于，在三天后的凌晨两点，谣言的源头找到了！顺着这条线索，他们揪出了背后恶意竞争的始作俑者。

但冯晶知道，抓造谣人只是开始，修复受损的信任才是关键。她跟着企业负责人走进车间，用手机记录下生产线上的每一个环节。镜头前，她没有高谈阔论，只是平静地展示：“看，这就是我们绥中自己的企业，每一步都经得起检验。”这条平实却有力的辟谣视频发布后，谣言逐渐退散，订单慢慢回流。企业负责人再次打来电话，声音哽咽：“冯警官，厂子保住了，这几百口人的饭碗，端稳了！”

这一幕，再次印证了冯晶的观点——维护网络空间的清朗，就是实实在在护住老百姓的“柴米油盐”。

2010年，当很多人还视网络为另一个遥远的世界时，她已看清：这里是没有硝烟的新战场。黑客攻击、数据泄露、网络暴力……网络海洋中每一种威胁，都可能让现实世界中的群众生活“触礁”。她和同事们用大数据织网，用人工智能巡逻，在海量信息中辨别异常，在寻常数据里发现端倪。

一件小事，让“绥中诚信”四个字跨越千里。2023年底，河南一位网店店主发来求助：有绥中买家退货后，竟半路拦截了快递又签收。“钱不多，但心里憋屈。”冯晶立即展开调查，几经辗转联系上当事人，用一句“信誉比金子还贵”，唤醒了对方的良知。电话那头沉默许久，传来一声叹息：“警官，我错了。”数月后，一面来自河南的锦旗挂在了办公室墙上，上面写着：“公理之下，正义不朽。”10多年的网警生涯，冯晶的抽屉里常备着眼药水和颈枕，队里同事没人喊苦喊累。他们深知，每一次点击确认，每一次溯源调查，都是在加固国家网络安全防线。“我们的‘火眼金睛’，就是群众的‘安全伞’。”冯晶和同事们常常这样彼此鼓励。

每逢窗外夜色正浓，冯晶常站在窗前，看万家灯火闪烁。她热爱这事业，庆幸自己能守护手机、电脑屏幕前的一个个平安人生。

（本报记者 彭景晖 刘宇航 本报通讯员 畅诗瑶）

国家水网建设加快推进

【来自国新办新闻发布会的报道】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增强洪涝灾害防御、水资源统筹调配、城乡供水保障能力。近年来，水利部会同有关方面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1月9日，水利部副部长陈敏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5年，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结点和省、市、县级水网建设全力推进，全年目标任务圆满完成。

“‘十四五’期间，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68万亿元，181项重大水利工程特别是黄河古贤、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等战略性工程开工建设，94项重大水利工程竣工验收并投入使用，全国新增供水能力318亿立方米，新增水库库容223亿立方米。”陈敏透露，目前，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80.3%，为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等提供了水安全保障。

2025年，水利部重点围绕《国家水网建设规划纲要》明确的国家水网纲、目、结，加快国家水网大动脉建设，同时推动重要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结点建设，新开工的四川引大济岷、湖南洞庭湖重点垸堤防加固、广东黄茅峡水利枢纽等27项重大工程涵盖防洪、供水、灌溉等工程类型，总投资规模达2038亿元，在防洪、供水、灌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司长张祥伟进一步介绍，在保障防洪安全方面，新开工的淮河干流浮山以下段行洪区调整和建设工程，是淮河流域防洪工程体系中的关键性工程，建成后将有效解决淮河中游尾闾不畅的问题。黄河干流内蒙古段的防洪治理、洞庭湖重点垸堤防加固等工程开工建设，将提升黄河上游和洞庭湖区的防洪能力。在保障供水安全方面，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累计向北方调水超850亿立方米，惠及沿线48座大中城市1.95亿人口。去年新开工的四川引大济岷、上海供水保障等工程，去年年底建成通水的重庆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是国家水网南北向2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之一，也是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骨干水利工程，年供水量10.12亿立方米，为1000万人口提供水安全保障。

保障粮食安全方面，去年，我国新开工广西黑水河、安徽江巷、湖南【见图1】水、云南大勐统河等7处大型灌区，设计灌溉面积超560万亩，同时整装推进宁夏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设计灌溉面积506万亩。“去年，水利部推进15处在建大型灌区建设和157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水利部农村水利水电司司长倪文进告诉记者，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耕地灌溉面积达10.9亿亩，比“十三五”末增加5300万亩以上，耕地灌溉面积的粮食产量达80.76%。其中，大中型灌区粮食播种面积占全国的38.89%，粮食产量占全国总量的50.9%，亩均产量1164斤，是全国耕地平均水平的1.5倍，大中型灌区的粮食生产“主力军”作用凸显。

2025年，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28万亿元，吸纳就业315万人，有效发挥稳增长、促就业作用，完成9420处农村供水工程，提升1.34亿农村人口供水保障水平，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6%。国家水网建设加快推进，为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2025年，6894座（次）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1202亿立方米，减淹城镇1082个（次）、减淹耕地面积830万亩、避免人员转移306万人（次）。”陈敏举例说。

近年来，水利部还大力推动河湖生态环境复苏。水利部总规划师吴文庆介绍，2022年以来，聚焦河道断流、湖泊萎缩等问题，水利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88条（个）母亲河（湖）复苏行动，通过加强节水、优化水资源调配、实施生态修复、严格河湖管理与保护等措施，79条河流全部实现全线贯通，9个湖泊有效保障了生态水位（水量），河湖面貌实现了根本性改善。此外，水利部会同各地和各有关部门全面推进幸福河湖建设。“2025年，各地已建成幸福河湖1700多条，累计建成5500多条，打造了一大批亲近自然、畅享生活的高品质滨水空间。各地将幸福河湖建设与产业发展、改善人居环境有机结合，因地制宜构建河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以高品质河湖生态环境来支撑流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陈敏指出。

2026年，水利部将靠前实施一批重大水利工程。比如在保障防洪安全方面，开工福建上白石水库、太湖太浦河后续一期工程；在重大引调水工程方面，开工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湖北引江补汉沿线补水工程；将新建广东雷州半岛等大型灌区，整装推进四川都江堰等灌区的现代化改造，进一步完善区域、省级水网格局。陈敏强调，水利部将继续深入实施国家“江河战略”，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统筹存量和增量、“硬投资”和“软建设”，加快完善国家水网体系，力争2026年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持续保持大规模、高水平态势，着力推动水利高质量发展，保障我国水安全。

（本报记者 陈 晨）

推进工业绿色微电网建设与应用

本报北京1月9日电（记者刘坤）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业绿色微电网建设与应用指南（2026—2030年）》（以下简称《指南》），引导工业企业和园区推进工业绿色微电网建设与应用，扩大工业领域绿电应用，促进工业重点行业领域节能降碳。

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有关负责人介绍，工业绿色微电网是以向工业用户提供绿色电力为主要目的，集成应用光伏、风电、高效热泵、新型储能、氢能、余热余压余气、智慧能源管控等一体化系统，可融合工业生产过程与电网友好互动并实现协同自治的综合能源系统。当前，我国微电网相关技术装备不断取得突破，电力辅助服务市场机制逐步完善，但工业绿色微电网整体仍处于试点和示范阶段，在技术标准、市场化机制、与大电网协同等方面存在困难和挑战。

《指南》共五部分，包括建设原则、建设主要内容、建设模式、应用场景和建设要求。《指南》明确，工业企业和园区新建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每年就近就地自消纳比例原则上不低于60%；推动高效电解水制氢装置、高效燃料电池发电设施、一体化风光柔性制氢系统等技术装备开发应用。

《指南》围绕不同工业行业用能特征，将工业绿色微电网的应用场景分为高载能、灵活性、可调节、高可靠四大类，并列举不同场景下的负荷特点、功能需求和应用示例。《指南》强调技术指引，重点是帮助工业企业和园区了解工业绿色微电网建设模式等，引导经营主体参与实施项目建设与应用。

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主体任务基本完成

本报北京1月9日电 记者温源从9日召开的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经验交流会上获悉，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实施以来，各地、各中央企业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截至目前，深化提升行动主体任务已基本完成，国有企业核心功能日益增强，核心竞争力有效提升。

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李镇表示，深化提升行动取得了积极成效，国有经济布局新质生产力明显提速。中央企业开展一系列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着力推动产业向重点领域、优势赛道集中。各地围绕发展支柱性实体产业板块，开展了116组战略性重组，涉及一级企业229户。各地、各中央企业着力推动传统产业技术创新、工艺革新、数智焕新。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2025年1至11月，中央企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营收突破11万亿元。

国有企业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中央企业牵头建设97个原创技术策源地。不少地方和中央企业出台原始创新长周期激励和创新免责制度。“十四五”以来，中央企业研发经费年均增长6.5%，2022至2024年连续3年破万亿元，基础研究投入年均增长达19%。中央企业主导建设23个创新联合体，对外开放中试验证平台134个，在16个重点行业打造了800多个应用场景。

国有企业市场化经营机制更加巩固深化，绩效与薪酬、晋升、退出“硬挂钩”已成为常态，2024年度中央企业各级子企业经理层成员因绩效评价导致薪酬增减20%以上的超过2万人，约占16.7%。各地、各中央企业管理人员末等调整和不胜任退出机制普遍推行，中央企业调整退出比例达6%。科研人员积分制、里程碑节点激励等措施更广推行。

国家医保局：加快实现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使用

本报北京1月9日电 记者邱玥9日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近日，国家医保局会同财政部发布《关于做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将加快实现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济使用，支持近亲属就医购药、参保缴费。

《通知》要求加强跨省共济关系的管理。明确跨省共济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共济关系可由双方自愿建立或解除，参保人医保关系变动时该关系自动解除，且一人可与多人互建共济关系。

《通知》明确跨省共济资金的使用范围。共济资金可用于支付被共济人就医购药的个人负担费用、居民医保及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在共济额度内，共济人不能再使用该额度的个人账户资金。关系解除后未使用额度返还共济人账户。

《通知》提出开展跨省共济资金清算的管理。个人账户跨省共济产生的费用按月全额清算，参照跨省异地就医清算流程，由国家统一清分、省市分级清算，可依托预付金保障清算时效，资金规模动态调整。

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通知》进一步优化了原本的个人账户共济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共济范围从省内拓展至全国。通过共济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使用，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跨省共济将让亲情关怀即时触及可达，群众医疗费用负担有效减轻，基金使用效率得到提高，促进制度更加公平、更可持续。

据了解，前期，国家医保局指导各省开展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省内共济已彰显成效，5年来累计共济超7.8亿人次，金额超1000亿元。同时，指导试点省市探索开展跨省共济，337个统筹地区开通医保钱包并实现跨省共济。此次新政将在总结前期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跨省共济政策，实现更大范围的共济，让群众更加高效、便捷地享受跨省共济的改革红利。

图片报道

1月9日，江苏无锡至宜兴城际轨道交通工程（锡宜S2线）两台14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在上海和长沙同步成功下线。锡宜S2线全长约61公里，其中穿太湖段隧道为工程核心控制性节点，将采用4台14米级泥水平衡盾构机施工，是国内首条穿太湖超大直径盾构隧道。新华社发

冬季用火用电，这样防范隐患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冬季我国气温冷暖起伏显著，寒潮等强降温事件频繁，部分地区大风过程多、大雾天气易发多发，华中西部、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东南部有阶段性低温和雨雪冰冻天气。岁末年初，企业生产经营旺盛，群众聚集活动增多，用火、用电、用气和节假日出行出游进入高峰。

近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请他们为广大读者防范化解身边的安全风险支招。

守住取暖安全防线

冬季天气寒冷，电暖器、电热毯等大功率电器使用频率增加。应急管理部沈阳消防研究所副研究员吴莹指出，冬季各式各样的“取暖神器”使用频繁，火灾风险也随之攀升。在日常生活中，要把好选购和使用两道关，守住冬季取暖的安全防线。

吴莹说，在选购方面要把握3个“硬标准”：一是认准“3C”标志；二是紧盯核心安全功能，电暖器要有“过热保护”“倾倒断电”功能，电热毯要带“自动断电”功能，电热暖水袋要有“防爆阀”；三是不要购买“三无”产品。使用时，要远离可燃物，电暖器周围1米内不要堆窗帘、衣物，也不要让电暖器靠着沙发和床铺。

进入冬季，一些农村地区常用“土暖气”“烧火盆”等方式取暖。“这些场景有共同的特点，就是在密闭空间内燃烧固体燃料发热，燃料如果不完全燃烧，会产生大量的一氧化碳。”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工程师李俊毅表示，防止一氧化碳中毒，要加强通风。如果在室内使用，要给窗户留一定的缝隙或定期开窗通风，保证新鲜空气能够流入室内。此外，可以在室内安装一氧化碳报警器，及时发现超标情况。

做好农业大棚防护

低温雨雪冰冻天气不仅会给农业生产带来不利影响，还会威胁农业设施和田间作业安全。如何做好安全防护和突发险情应对，是不少农村地区关心的问题。

湖北省荆门市应急管理局防汛抗旱科科长吕垚表示，要赶在冰雪到来之前做好防护。钢架大棚重点检查焊接点、连接件和地脚螺栓，及时进行紧固或补焊；竹木大棚及时更换掉老化、开裂的材料，加密拉杆，必要时加设立柱支撑。同时抓紧修补棚膜、清理干净杂物，确保棚顶坡度不小于25度，便于积雪滑落。

此外，如果棚顶积雪太厚，没有办法及时清除，会有坍塌风险，可以“破膜保棚架”，减轻骨架压力。万一大棚坍塌、人员被困，要第一时间拨打110、119，千万不要盲目救人，避免发生二次伤害。

自查家中消防隐患

家中的消防隐患如何自查？一旦家中突发火情，早期应怎样处置？

吴莹介绍，自查隐患可以从4个方面入手，包括查电器安全、用火安全、生命通道、消防设施。家用灭火器要确保在有效期内且压力正常，烟感报警器功能正常，防烟面罩可以正常使用。

“针对家里突发火情，早期处置建议遵循‘判—报—灭—撤’的流程。”吴莹说，起火的1分钟内是黄金处置期，要迅速判断火势大小、燃烧物类型，明确自己处于安全处置的边界。如果火势超过A4纸的面积或1分钟内没有得到控制，应立即放弃自行扑救。发现火灾要立即报警，清晰地说明起火地点、火势大小、有无人员被困等关键信息。在安全的前提下，可使用灭火器或锅盖等工具科学扑救。如果火势失控，要果断撤离，不要贪恋财物，不要乘坐电梯，撤离后及时提醒他人避险。

普通民众如果发现所在楼层或单元起火，应如何科学避险逃生？吴莹建议，判险为先、逃生有序、固守有方。在无异常的情况下，快速开门通过楼梯向下逃生，要随手关闭逃生途中的门窗来阻断烟气。如有异常情况，要在房间固守待援，立即拨打119报警，同时关闭房间与其他区域连通的门窗，也可以采取泼水降温、堵塞门窗缝隙等方法有效减少空气的流通，延缓火势和烟气蔓延，等待救援。

（本报记者 姚亚奇）

纪念茅以升先生诞辰130周年系列活动举行

本报北京1月9日电（记者李丹阳、詹媛）1月9日，纪念茅以升先生诞辰13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出席会议并讲话。

武维华指出，茅以升先生是海内外著名的土木工程学家、卓越的教育家、知名的社会活动家和德高望重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在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科学技术深刻影响国家前途命运和人民生活福祉的背景下，学习宣传茅以升先生的生平事迹和崇高精神，号召九三学社成员大力弘扬爱国民主科学优良传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拼搏奉献、履职尽责，尤其具有深远意义和时代价值。

为纪念这位中国现代桥梁科学与技术的先驱，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指导，中国科学技术馆与北京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联合主办了“纪念茅以升诞辰130周年系列展览”。

系列展览包括“幸以桥梁度春秋——茅以升生平事迹展”“山海无界——中国古今桥梁科技文化展”“中国古今桥梁摄影作品展暨全国大学生桥梁创意设计作品展”等。展览深度融合实物陈列、互动体验、沉浸式场景与AI影像等多元展示形式，全景呈现茅以升先生的科学人生及中国桥梁事业的壮阔发展历程。

其中，“幸以桥梁度春秋——茅以升生平事迹展”的展览面积达400平方米，共展出互动展品7件，茅以升的手稿、证书等相关实物原件24件、复制品24件。在这里，观众可以从动态灯箱的光影中追寻茅以升立志求学的足迹；在透明屏上探秘钱塘江大桥的建造技艺；在微型全息剧场中感悟茅以升“炸桥护国”的爱国之心；翻阅多媒体动态投影书，探寻茅以升笔下关于未来桥梁的奇思妙想；驻足复刻讲台前，聆听茅以升跨越时空的演说；观看电子相框中的AI动态照片回顾先生波澜壮阔的一生。

“山海无界——中国古今桥梁科技文化展”的展览面积达1000平方米，展出互动展品38件（套），借展珍贵实物12件（套），打造了沉浸式、多维度的观展体验。在这里，观众可以亲手搭建桥梁模型，借助MR眼镜、镜面屏等配套设备直观了解桥梁基础知识；可以通过架桥机模拟体验或操作造塔机模型、起重船模型，解码大国重器的奥秘；还可以模拟操作桥梁缆索检测机器人，近距离感受人工智能在桥梁建设与养护中的革新力量。

“中国古今桥梁摄影作品展暨全国大学生桥梁创意设计作品展”包含“中国古今桥梁摄影作品展”与“全国大学生桥梁创意设计作品展”两个板块，面积200平方米。48件摄影佳作以光影为笔、桥梁为魂，精准定格从古代石拱桥到现代跨海大桥的一个个经典瞬间。画面既彰显古今桥梁震撼人心的工程力量，又饱含藏于桥畔的人文诗意，深情礼赞中国桥梁跨越千年的技艺传承与文化积淀。

整个系列展览以桥为脉络，贯通历史、科技、艺术与未来，既是对茅以升先生科学精神与人格风范的深切缅怀，也是对中国桥梁科技文化成就的系统梳理，更是一场面向公众的工程美学与创新理念的生动传播。

【瞧！我们的前沿科技】火星近地表液态水有了新证据

【瞧！我们的前沿科技】

本报北京1月9日电（记者晋浩天）火星似乎传来了属于它的“心跳”声——一种规律性轻微脉动，或将揭示这颗红色星球的深藏秘密：它的地下深处很可能流动着液态水。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李嘉琪团队获得的这一突破性发现，为探寻火星生命之源提供了令人振奋的新证据。相关成果日前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通讯》。

“火星上有没有水？一直以来都是行星科学最核心的前沿问题。答案直接关系到火星是否具备孕育生命的条件。”李嘉琪介绍，过去，科学家们主要通过分析卫星拍回的影像或雷达探测的信号寻找蛛丝马迹，但这些“远观”得来的线索常常模棱两可。

这一次，研究团队创新采用另一种方法——“倾听”火星的地震。他们巧妙借鉴了地球上的已知现象：冰川融水渗入地下，有时会引发小型地震。“那么，火星上季节性地震，会不会也是地下冰融化成水、悄然活动的结果？”李嘉琪抛出问题。

带着这个猜想，研究团队分析了国际“洞察号”火星探测器记录的地震数据，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一类特殊的“火震”，总像预约好了一样，集中在北半球的春天和夏天“打卡”，到了寒冷时节就近乎消失。这种像“开关”一样突然出现又消失的响应节奏，很难只用气温升降这类缓慢变化的原因来解释。

“这很可能是因为火星浅层地下存在冰。”李嘉琪向记者描绘出这样一幅动态图景：当春夏来临，温度回升，这些冰开始融化成水。水会顺着岩石缝隙向下渗透，这个过程如同给生锈的齿轮滴了点润滑油，“滑到”地下深处断层，同时水挤进缝隙也会产生压力。两者结合，就可能引发一次轻微的“火震”。等到天气转冷，水重新冻结，断层闭锁，这类“火震”也随之停止。

李嘉琪推测，由于大气稀薄且距离太阳更远，火星的平均地表温度低于地球，通常处于冰点以下。然而，火星地表分布着大量盐类物质，盐分则扮演了高效的“防冻剂”角色，使得冰能在更低温度下融化。因此，即使在火星寒冷环境中，仍可能存在液态水，只不过是以“盐水”混合物的形态存在。

为了验证该想法，研究团队在实验室里成功模拟了火星环境。实验表明，盐分确实如同高效的“防冻剂”，并且形成的盐水会顺着盐度差异快速向下“钻”，形成输送通道。“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地表附近的季节变化能影响到地下几公里深处，并足以引发能被仪器捕捉到的‘火震’。”论文第一作者、北京大学博雅博士后石静说。

综合多项证据，李嘉琪指出，火星北半球中高纬度地区（约北纬30度以上），是目前最有可能找到这类季节性活跃液态水的地方。这不仅为火星现今存在液态水提供了独立证据链，更揭示了一个可能的水文循环动态框架：水以某种方式（如从大气凝）“注入”浅层土壤，在温暖季节融化下渗，触发“火震”；“火震”又可能震开新的裂缝，为水向更深处迁移打开新的流体通道。如此，“水”与“震”相互影响，形成了一个动态闭环。

这项研究首次通过“听音辨位”的方式，系统地推断出火星这颗红色星球的浅地表正在发生的水文过程。“它极大推进了我们对火星的理解——它并非一个完全‘沉寂的世界’，其地下可能正进行着微妙的物质与能量循环。这一发现也为我国未来火星探测任务的着陆区选址与宜居性评估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科学依据。”

【瞧！我们的前沿科技】AI助力药物虚拟筛选提速百万倍

【瞧！我们的前沿科技】

本报北京1月9日电 记者邓晖从清华大学获悉，该校智能产业研究院（AIR）兰艳艳教授联合生命学院、化学系团队创新研发AI驱动的超高通量药物虚拟筛选平台DrugCLIP，筛选速度对比传统方法实现了百万倍提升，同时在预测准确率上也取得显著突破。依托该平台，团队首次完成了覆盖人类基因组规模的药物虚拟筛选，为创新药物发现带来了新的可能性。相关研究成果于近日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

目前，人类对靶向药物的探索约覆盖人体全部可成药靶点的10%。面对数以万计的潜在靶点，如何在广阔的化学空间中快速筛选苗头化合物，已成为该领域里的瓶颈。研究团队介绍，若使用当前最先进的分子对接工具筛选1万个蛋白靶点，假设每个靶点面对109个候选分子，则需完成约1013次蛋白-配体打分，一台计算机即使日夜不休也需数百年才可完成计算，严重制约了新靶点与新分子之间匹配的筛选效率。

团队进一步介绍，DrugCLIP将该计算量缩短为一台计算节点（高性能计算或分布式计算系统中的一个基本单元）一天的机时，并首次打通了从蛋白结构预测到药物发现的关键通道，实现覆盖人类基因组规模的虚拟筛选。

硬件方面，基于128核中央处理器和8张图形处理器的计算节点，DrugCLIP即可实现万亿级蛋白口袋小分子对打分日吞吐能力。其核心突破在于将传统的分子对接，转化为蛋白口袋与小分子在向量空间中的高效语义检索，较分子对接等传统方法的速度提升百万倍。

依托DrugCLIP，联合团队首次完成了人类基因组规模的虚拟筛选项目，可覆盖约1万个蛋白靶点、2万个蛋白口袋，分析筛选超过5亿个类药小分子，总共富集出超200万个潜在活性分子，构建了目前已知最大规模的蛋白-配体筛选数据库。该数据库已免费面向全球科研社区开放，为基础研究与早期药物发现提供了强大数据支持。

同时，筛选服务平台也已同步上线，支持对用户上传的靶点和蛋白口袋进行定制化筛选。截至论文发表，半年来，该平台已累计服务1400余名用户完成了13500余次筛选。团队介绍，未来，DrugCLIP将与科研与产业生态伙伴深度合作，在抗癌、传染病、罕见病等方向加速新靶点与首创新药的发现。

“找矿”再获新进展

本报北京1月9日电（记者杨舒、张胜）近日，我国“找矿”再获新进展，铬铁矿与非常规油气勘查双双获得新突破。

铬铁矿是我国紧缺战略性矿产，呈黑至棕黑色，具有半金属光泽，主要用于冶炼含钴、镍、钨等元素的特种合金，是航空、航天、汽车、造船等领域不可或缺的材料。在新疆萨尔托海南矿带覆盖区，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联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开展铬铁矿找矿勘查，新发现萨尔托海27矿群，圈定矿体20个，平均品位30.73%，实现该地区近40年来最大找矿发现，为“十四五”铬铁矿找矿目标任务完成提供了有力支撑。

本次勘探中，创新形成一套有效的铬铁矿勘查技术方法，建立“岩相分带+蚀变分带+构造”的找矿标志组合，创新“物探多方法多尺度微弱异常信号提取”技术，基于物探成果实施13个钻孔验证，其中10个见厚层块状铬铁工业矿体，矿体定位精度大幅提升。新疆萨尔托海找矿会战取得的重要找矿成果，创新形成的勘查技术方法和找矿新认识，不仅提振了铬铁矿找矿信心，更对同类型铬铁矿找矿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同时，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联合湖北省地质局等单位，通过统筹部署与协同攻关，在鄂西地区聚焦二叠系页岩层系成功实现非常规油气工业气流突破，开拓了非常规气新层系新类型，实现了页岩气勘探从四川盆地向鄂西地区的有效拓展。新增页岩气地质资源量1329.5亿立方米，进一步夯实鄂西页岩气资源接续基地的资源基础。该成果形成的成藏理论认识和高效返排技术，将对复杂构造区页岩气勘查部署产生重要指导作用，具有显著的理论价值与工程实践意义。

我国将持续强化地震科技创新支撑

本报北京1月9日电 记者王美莹从近日召开的全国地震局长会议上获悉，我国地震实时智能处理系统的核心技术与综合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并将持续强化地震科技创新支撑、大力实施人工智能赋能与数据治理列为2026年重点工作。

会议指出，2026年将持续强化地震科技创新支撑，加强有组织科研和成果转化，攻关地震安全韧性评价、地震灾害情景构建、数智化风险监测与震后安全评估等关键新技术，攻关研究基于人工智能和泛在感知新一代预警技术、智能化全谱系振动分析识别技术等，加强地震仪器装备研发；加快地震构造三维建模、多类型地震事件智能判别、“烈绘系统”等科技成果在地震基本业务中的推广应用。

值得注意的是，“实施人工智能赋能与数据治理”被单独列为重点工作之一。具体举措包括：制定“人工智能+防震减灾”三年行动方案，建立年度目标评估和动态调整机制；统筹算力资源，解决大模型训练需求，与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共同打造人工智能发展良好生态；指导开展西安市人工智能试点。同时，加大监测预测预警、灾害评估、各类事件识别等智能化技术研发攻关，形成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加大“震典”“谛听”等数据集开放服务，加强数据全流程管控，推进数算一体化平台建设，提升数据安全防护能力。

浙江财经大学：“隐形资助”让温暖精准抵达

“饭卡里突然多了600元，看到手机短信才知道，原来这是学校的爱心餐补！”近日，浙江财经大学(以下简称“浙财大”）多名学生收获了“意外”之喜。

“学校的‘隐形资助’让帮扶更精准、也更暖心。”浙财大学生处负责人说，不同于“申请—审批—公示”的传统路径，浙财大推出主动发现、精准推送、隐形帮扶的智慧资助模式，资助全程不公示、不点名。

学校打通校园消费、生活服务等多维度数据链路，建立动态监测分析模型，既能针对日常消费异常偏低的学生自动发放餐费补贴，又在低温寒潮等特殊节点为御寒有困难的学生推送“冬令御寒补助”。截至目前，学校已通过该模式帮扶学生2400余人次，发放资助金额约95万元。

“不只是资金上的帮扶，学校还围绕学习能力、科研素养、兴趣特长、国际视野、价值引领五大核心维度，构建了多层次、个性化的成长支持体系。”该校学生处负责人介绍，学校以朋辈辅导破解学业难题；以科研实践项目培育创新思维；设立国际交流访学项目搭建视野拓展平台；引入校友资源支持长期发展。

截至目前，在浙财大，有1万余人次学生在各类发展性项目中受益，实现了从被动受助到主动成长的转型。

如今，“受助—成长—回馈”的青春接力正在上演。今年夏天，54支由浙财大本科生、研究生组成的资助宣传大使队伍，跨越山海奔赴全国50余个县（市、区），从浙江文成到青海海北，从贵州六盘水到新疆阿克苏，累计行程超3万公里。

“‘传帮带’不单是一种方法，更是情感的接力和经验的传承。”一位参与活动的同学告诉记者，出发前的培训会上，曾受资助的优秀学长学姐会把自己的宣传笔记、政策解读手册分享给新成员，细致演示如何用通俗的语言向农村地区家长解释“生源地助学贷款”“学费减免政策”，如何回应“孩子上学后能不能申请补助”“勤工助学岗位多不多”等高频问题。

“宣传者们深入家乡、走进学校、亲历志愿服务现场，用自己的成长故事讲述‘被照亮’和‘照亮他人’的意义。”该校学生处负责人表示。

（本报记者 刘 习 陆 健 本报通讯员 车 鹏）

上海举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题展演活动

1月9日，上海三林龙狮队在展演现场表演。新华社发

1月9日，演员在展演现场表演戏曲联唱《声动梨园》。新华社发

1月9日，由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主办的“青声传韵 申声不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题展演活动在上海儿童艺术剧场举行。

2025年新增446款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完成备案

本报北京1月9日电（记者王美莹）9日，记者从国家网信办获悉，2025年全年新增446款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在国家网信办完成备案，对于通过API接口或其他方式直接调用已备案模型能力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或功能，由地方网信办开展登记，新增330款完成登记。

为促进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创新发展和规范应用，网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按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要求，持续开展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工作。截至2025年12月31日，累计有748款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完成备案，435款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或功能完成登记。

据介绍，提供具有舆论属性或者社会动员能力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可通过属地网信部门履行备案或登记程序。已上线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或功能，应在显著位置或产品详情页面公示所使用已备案或登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情况，注明模型名称、备案号或上线编号。

北京图书订货会举行

2026北京图书订货会于1月8日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朝阳馆）开幕，共设立10余个专题展区，总面积5万平方米，展出图书40万余种，参展商700余家，展台数量2700余个。图为1月9日，读者在订货会上选购图书。本报记者 郭俊锋摄/光明图片

山西垣曲北白鹅墓地发现春秋早期中下级贵族遗存

本报太原1月9日电（记者张楠、杨珏）近日，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公布山西垣曲北白鹅墓地最新发掘资料，此次发掘清理出春秋早期中小型墓葬、灰坑等，为全面进行墓地与遗址的综合研究补充了重要资料。

垣曲北白鹅墓地位于山西省运城市垣曲县英言镇北白鹅村东，处于太行山南缓坡地带，北依太行牛心山，南临黄河，东南距河南洛阳70余公里，地理位置险要。2020年，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地方文物部门对北白鹅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总面积1200平方米，出土铜器、石器、陶器、玉器、漆木器、骨器等各类文物500余件套，其中包含近50件带铭文铜器，以及曾引发网络热议的盛放先秦果酒的铜壶和盛放周代化妆品的铜盒，为研究晋南地区两周时期的丧葬制度、人群族属、社会生活等提供了资料。

此次北白鹅墓地发掘面积约1400平方米，共清理出中小型墓葬6座，灰坑14座，马坑、灶各1座，以及车马坑和沟等。综合其中4座小型墓葬所出铜鼎、铜兵器、玉石器等器形特征，可以判断这批墓葬、灰坑的年代为春秋早期。

考古人员指出，此次发掘的墓葬墓主应属于当时的中下级贵族，仅有M1033随葬铜鼎、铜戈，墓主可能为等级稍高的武职身份贵族。此外，考虑到垣曲地区春秋时期生活着东山皋落氏人群，一处灰坑出土的环首铜刀暗示着北白鹅墓地可能受到戎狄文化的影响。

北白鹅墓地项目负责人杨及耘表示，作为一处内涵丰富、保存较为完整的大型遗址，北白鹅墓地对探讨黄河文明、探索晋南与成周地区之间的关系、探索晋南地区文明化进程在整个中原地区的地位都有重要意义。

从数据洪流中淘洗“铁证”

山东省经侦民警在对案件资金流进行研究分析。山东省公安厅经侦总队供图

上海市公安局资金分析鉴定中心资金分析师开展案件受理工作。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供图

北京市公安民警在东城区永定门公园进行普法宣讲。林海摄/光明图片

【法眼观】

日前，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侦办一起非法经营案时发现，犯罪嫌疑人利用虚拟货币非法买卖外汇，涉及多道资金清洗、跨境转移的复杂流程。然而，在海量的数据中获取关键证据并不容易，须对区块链的链上链下进行双向比对，通过计算机技术进行资金穿透分析。而能作为司法审判中有效证据的第三方司法审计报告，难以高效地“胜任此职”。

在今天的打击经济犯罪战场上，核心证据的获取变得越来越复杂。数以万计的资金流水，凭借互联网技术的加持，在虚拟空间交织。经侦民警如何从复杂数据的“洪流”中，尽快找出关键证据？

早在2023年，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与北京市公安局围绕这一问题的解决，提出“金析为证”的概念。

所谓“金”，是资金流水，是犯罪留下的“数字足迹”；“析”，是专业分析，是穿透迷雾的“技术利刃”；“为证”则是目标，让分析成果跨越从“线索”到“证据”的鸿沟。

两年多的实践，这场探索已在全国公安经侦战线生根发芽。

海量数据分析有了“鉴定标准”

过去，在经济犯罪案卷里，常能看到侦查人员手绘的资金流向图。它们形态各异，多是内部推理的辅助。

“好用，但不‘正规’。”一位资深律师坦言，“法庭上，它们往往只能作为参考，难以独立担起证据重任。”

若要形成正式证据，传统路径是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司法审计报告。然而，这条路常伴随着高昂费用、漫长周期和难以预料的各种情况。

“一起复杂案件，审计费可能高达数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诉讼过程拖上一年半载也不稀奇。”北京市公安局法制总队副总队长王守俭介绍。

“金析为证”的探索，正是要破这个局。其关键是建立一套公安机关提供的具备高度公信力的专业化资金分析鉴定体系。

北京市公安局成为这场破局行动的先行者。他们率先在涉及虚拟货币交易、非法集资等复杂新型经济犯罪中，将“金析为证”付诸实践。

在一起地下钱庄案件中，犯罪团伙利用多个银行账户频繁交易，并以虚拟货币进行兑换，资金流向隐蔽、环节复杂。经侦民警运用资金分析技术，融合可视化图表，直观展示出资金从境内银行账户流向虚拟币平台，再兑换成外汇出境的全过程。

这份清晰的报告，快速锁定了犯罪事实，还通过分析人出庭答疑，有效回应了法庭对证据的质询。该案也因其典型性而入选北京高院“法治引领意义典型案例”。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从实体法角度进行了观察：“经济犯罪案件，特别是非法集资、传销等，涉案人员众多。如果每案都依赖冗长的外部审计，诉讼进程将严重拖延，那些情节较轻的从犯的‘迅速受审权’可能无形中受损。”他认为，“金析为证”在保障司法公正的同时，提升了司法效率。

实践的成功，助推了制度性探索的逐渐深入。

2025年4月，公安部印发《公安机关资金分析鉴定工作程序规定（试行）》（后文简称“《规定》”），“资金分析鉴定”成为公安机关法定鉴定项目。

“其意义，不只在于多了一个鉴定门类。”中国刑事警察学院经济犯罪侦查学院院长、教授吴丹评价道，“这同时填补了经济犯罪侦查领域专业鉴定的空白，也让海量电子数据证据的转化有了‘国家标准’。”

对群众而言，这项破局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当合法权益受到经济犯罪侵害时，公安机关锁定证据、追赃挽损的“内功”更深厚了。制度化的标准让证据更透明、更可预期。

从“内部参考”到“裁判依据”

一份证据的价值，在于它是否经得起严格的交叉质证，能否真正帮助法庭发现事实。

起初，“金析为证”不乏来自辩护律师的质疑：公安机关自己分析、自己出具报告，如何保证中立？如何避免“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

从《规定》内容看，资金分析鉴定遵循合法、科学、公正、独立、及时、安全的工作原则，鉴定人须按照资金分析技术标准、规范和方法实施鉴定，全面、客观、准确地记录鉴定的过程、方法和结果。

面对来自社会的疑问，最好的回应是开放与透明。

在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公诉方首次申请资金分析人员出庭。面对辩护律师的细致盘问，出庭民警清晰地展示了数据来源的合法性、获取过程的规范性、分析模型的科学性。承办该案的检察官表示，这份资金分析报告清晰、完整地再现了资金流转全貌，与其他书证、言辞证据互相印证，构建了坚实的证据体系。最终，这份报告因其严谨扎实，获得了法庭的采信。

这样的认可并非个例。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7个省区市超过200起案件的判决书中，将公安机关出具的资金分析报告作为证据使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樊强表示：“规范的报告让复杂的资金往来一目了然，为我们准确认定犯罪数额、区分主从犯责任提供了极大便利，提升了审判质效。”

当然，发展的过程也伴随着反思与完善。专家建议，未来的资金分析鉴定应更注重建立“商谈机制”，可探索在特定环节听取辩护方对分析模型合理性的意见，让结论更具说服力。同时，对于传销与电诈交织、虚拟资产与现实货币混同等全新挑战，分析规则也需继续迭代。

在各地公安两年来的实践中，人们看到了一种努力：在尊重法律程序的前提下，积极探索科技赋能执法的新路径；在追求办案效率的同时，始终坚持证据标准的严谨性。

正如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经侦支队民警王宇所说：“我们做的每一份分析报告，都可能影响一个人、一个企业的命运。这种责任感，让我们对每个数据都不敢掉以轻心。”

警营里的“数据侦探”

再先进的机制，也需要人来执行。资金分析是一项高度复合型的工作，要求从业者既懂金融会计、熟悉数据技术，又能准确把握法律要求。过去，这类人才的稀缺，是制约办案质效的瓶颈。

“金析为证”推开的同时，一场大规模、系统化的人才锻造工程在全国公安经侦系统启动。公安部经侦局组织编写统一教材、建立分级测试题库，推行资金分析能力测试认证。截至目前，全国已有近2万名民警接受培训，超过8000人通过测试认证。

上海公安推行资金分析师分级认证制度，通过理论培训、实战考核、案例演练，培育市、区两级分析师梯队。目前全市经侦中级资金分析师已占经侦总警力的20%。

山东公安2024年起将资金分析鉴定人才培育纳入全省公安尖刀力量培育工作计划，至今已有267名初级资金分析人员、52名中级资金分析人员。

在北京，通过积极选派骨干参加公安部培训、自主设计实战进阶课程等多个措施并举，人才培养工作上升到“战略高度”。2025年11月，“北京市公安局资金分析鉴定中心”正式揭牌。这一机构的民警需熟练掌握多种数据分析工具，并能针对地下钱庄、虚开税票、非法集资等不同犯罪类型，构建相应的分析模型。

“感觉就像警队里有了‘数据侦探’特种部队。”王宇形容道，“以前面对一堆银行卡流水头皮发麻，现在有了思路和工具，知道从哪里下刀，能最快接近真相。”

公安院校也加入了这场人才储备战。中国刑事警察学院与辽宁省沈阳市公安局共建联合实验室，开设专门课程，挑选的40名学生在辽宁省的初级认证中通过率高达100%。“我们从学生阶段就开始接触实战数据，培养‘数据感’。”一位参与该项目的学生表示，“这让我们对未来从事经侦工作充满了期待和信心。”

一些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积极评价：“建设一支既精通技术又恪守规范的过硬队伍，是‘金析为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专业队伍的壮大，直接转化为战斗力的提升。对于报案群众，最直观的感受是“案子办得更快了”。过去因等待审计而停滞的案件，现在凭借公安机关自身的专业力量得以加速推进，赃款流向被更快厘清，损失挽回的希望也变得更加切实。

在数字经济时代，经济犯罪的形式更加复杂多变，就需要尝试用更加科学、规范、透明的方式守护经济安全。从这个角度来看，“金析为证”的探索或许只是开始。

（本报记者 彭景晖）

以法治引领自动驾驶的精细化治理

【资政场】

日前，在重庆成渝环线高速云雾山隧道，两名驾驶人醉酒后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功能驾车，随后在隧道内睡着导致车辆临停，二人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立案侦查，将面临刑事处罚。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智能驾驶汽车已逐步走向市场，进入千家万户，为广大消费者带来更多科技体验。与此同时，酒后使用“智能辅助驾驶”作为“代驾”的案件时有发生。从个案处理看，关于醉驾入罪的现行刑法规定足以覆盖此类行为，但如何在既有规则基础上进一步细化技术等级、运行场景和责任分配，成为未来自动驾驶健康发展绕不开的法治课题。

监管规则有待进一步分级细化

当前，我国已逐步建立起分层级的自动驾驶汽车管理制度体系，以国家标准《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为依据，分成０级至５级，分别对应“应急辅助、部分驾驶辅助、组合驾驶辅助、有条件自动驾驶、高度自动驾驶、完全自动驾驶”六个等级。等级间的核心区别在于驾驶自动化系统能够执行动态驾驶任务的程度、角色分配以及有无设计运行范围限制。

在道路测试阶段，监管部门对参与测试的主体、车辆条件和测试场地都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必须在可控环境中开展测试，逐步验证技术安全性。在准入与上路阶段，则将“自动驾驶”限定在《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中驾驶自动化等级的3级和4级，通过试点方式积累管理经验。对于已在市场上大规模应用的所谓“智能辅助驾驶”，监管部门多次重申，其性质只是“组合驾驶辅助”而非“自动驾驶”，明确要求不得以“自动驾驶”等表述进行误导性宣传，并强调驾驶人须全程监控路况、随时准备接管。最近发生的多起“智驾醉驾案”，所涉及的只是已经广泛应用的2级组合驾驶辅助技术。

在这一制度背景下，在相关的“智驾醉驾案”中，法院明确指出，2级组合驾驶辅助功能并未改变驾驶人负有持续观察、随时接管的法定义务，酒后操控车辆即构成危险驾驶罪，这充分明确了既有规则在新技术情境下的适用边界。

未来，有待于进一步细化的制度规则主要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对不同等级系统在不同运行场景中的适用边界和管理要求，缺乏更加统一、具体的规范表述。二是相关规定分散在多个部委文件和局部试点中，上位法规范、部门规章、技术标准之间仍有待进一步衔接。三是对于已经普及的驾驶辅助功能，从事前的统一风险告知，到使用过程中的强制提示和接管机制，再到事后依据数据记录分配驾驶人和生产者责任，尚缺乏一整套可以直接执行、可供执法和司法参照的具体规则。

以分级责任立法应对技术迭代挑战

自动驾驶不会在短时间内完全取代人类驾驶，而是长期处于二者交织并存的状态。如何通过分级责任，为未来更高等级自动驾驶技术的成熟提前预留制度空间，是当下需要思考的问题。

未来的自动驾驶立法有必要在现有基础上尝试建立与技术等级相匹配的分级责任体系。第一，1级部分驾驶辅助和2级组合驾驶辅助坚持“人主责”，将驾驶人持续观察、随时接管的义务和对酒驾醉驾、超速闯红灯的“零容忍”作为不可动摇的责任基线，企业仅就严重说明、提示瑕疵承担补充责任。

第二，3级有条件自动驾驶和4级高度自动驾驶实行“严格责任+过失责任”复合模式：系统缺陷、硬件故障、数据安全问题引发的事故由生产者、系统提供者承担严格责任，通过保险和追偿在内部分配成本；驾驶人在明确、可行的接管指令下拒不接管的，仍承担过失责任，并依托标准化数据记录装置厘清人机责任边界。

第三，为5级完全自动驾驶预留以生产制造者、系统运营者、数据控制者为核心的责任框架，辅之以强制保险、缺陷召回和持续安全运行记录等制度。通过这样的分级责任体系，以“谁控制、谁负责”为原则实现动态匹配，既避免无人负责的真空，也防止将新风险简单堆压给个体驾驶人。

构建多元协同的自动驾驶治理格局

未来技术发展和制度建设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过程，必须在持续的互动中同步推进，不断调整和磨合。自动驾驶技术如何研发、如何界定功能边界、以何种方式进入道路运行，归根到底都要通过规则来加以确认和引导。以法治为引领，就是要在技术不断迭代的过程中，通过及时、精准的制度供给，把自动驾驶的发展纳入可预测、有约束的规范轨道。

强化顶层设计与标准体系协同。一方面，要在法律层面明晰自动驾驶车辆的法律地位以及相关主体的基本权利义务，为部门规章和技术标准提供统一的规范依据；另一方面，要加强道路交通安全、产品质量、网络与数据安全等领域立法之间的协调。

从立法上织密贯穿全过程的监管与责任网络。在事前，通过规定自动驾驶车辆的市场准入条件和安全评估要求，从源头减少风险；在事中，明确运营主体的持续监测义务和监管部门的干预手段，防范运行风险；在事后，完善数据留存、事故调查、缺陷召回等制度，使责任追究与整改落实形成闭环。

发挥地方试点的探索与反馈功能。在法律授权范围内，支持试点地区围绕运行场景划分、责任规则细化、数据治理规范以及事故调查机制等开展可控探索，建立从地方试点到国家立法的经验反馈通道，使经过实践检验的好经验、好做法能够及时上升为更高层级的统一规范。

对于自动驾驶的法治规制路径而言，最重要的是顺应自动驾驶技术发展的趋势，抓紧完善规则体系、责任结构和监管机制。抓住自动驾驶技术加速发展的关键窗口期，以法治为主线统筹安全与发展，在法律框架内不断细化运行场景、厘清责任边界、完善治理机制，以实现对自动驾驶的精细化治理，让技术在法治的轨道上安全、可控、可持续发展。

（作者：李德嘉，系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未办结婚登记育有一子，分手后彩礼能否要回？

【案例苑】

●案情：李明（化名）与华娟（化名）经人介绍相识，共同生活后生育一子，后来双方举行结婚仪式，华娟收到李明彩礼款16万元，但并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后双方感情破裂，终止同居关系。李明起诉主张华娟返还80%彩礼，共计12.8万元。

●判决：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明、华娟双方共同生活并按民间习俗举行了婚礼，双方在共同生活期间生育一子，且共同生活期间必然因日常消费及生育、抚养孩子产生相关费用，若在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数年且已共同养育子女2年后仍要求返还彩礼，对华娟明显不公平。最终，法院判决驳回李明的诉讼请求。李明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说法：彩礼是我国常见的婚嫁习俗，然而当婚姻破裂，彩礼返还问题常常成为婚姻家庭案件的争议焦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五条，法院应支持返还彩礼有三种情形：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一般情况下，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如果未共同生活，或者同居时间较短，通常要返还彩礼。

本案中，法院认为，上述关于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应返还彩礼的规定，应当限于未共同生活的情形。本案中，男女双方举行结婚仪式后共同生活较长时间，且已育有子女，只因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而不具有法律上的夫妻关系。但在审理彩礼返还纠纷时，不应当忽略共同生活的“夫妻之实”。本案中，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按照当地习俗举办了婚礼，双方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三年有余，且已生育一子，驳回返还彩礼的诉讼请求有利于平衡各方当事人利益，特别是对妇女合法权益的保护。

（本报记者王金虎整理）

天冷了，这些疼痛别“硬扛”

【幸福处方】

寒冬来临，风湿病患者的关节仿佛成了“天气预报”，一遇冷风阴雨便酸痛不已。

在许多人印象中，风湿病总与“受风”“受湿”紧密相连。然而，现代医学揭示，其真相远非如此——它更像是一场发生在体内的“免疫风暴”。本应护卫健康的免疫系统，因功能紊乱而“敌我不分”，持续攻击自身组织，从而引发关节乃至全身多系统的复杂病症。

那么，这场“风暴”究竟该如何识别与应对？面对冬季加重的疼痛，是“硬扛”、求“神药”？还是……记者近日采访了相关专家，共同揭开风湿病的“伪装”，探寻科学防治之道。

识别“伪装” 这些风湿病的症状易被混淆

“很多人一听说风湿病，就以为是简单的关节受凉疼痛，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风湿病科主任医师侯秀娟介绍，风湿病在中医属“痹病”范畴，其表现千变万化，堪称“伪装大师”。

风湿病可能表现为久治不愈的关节痛、不明原因的乏力、反复的口干眼干，甚至咳嗽、皮疹等，极易与其他疾病混淆，导致患者“走错门诊”。侯秀娟说，很多伪装的症状容易跟老年人常见的疾病混淆。比如，关节痛当做关节老化引起；认为口干眼干是饮水不够，或者是血糖异常；还有不明原因乏力、咳嗽……其实，这些症状都可能是风湿病引起的。

侯秀娟特别提醒，风湿病影响的人群也有伪装性：“人们通常认为这种病老年人更易得，但实际上，从儿童、青年到老年人，各个年龄段的人都可能受到它的影响。”

“风湿病变化万千，临床上大多是疑难杂症，而且可能会影响到人体全身各个系统。风湿免疫科绝不是单纯治疗颈肩腰腿痛的科室。”侯秀娟举例道，除了大家熟知的类风湿关节炎、骨关节炎、痛风，还有被称为“身体旱灾”的干燥综合征，“东方美女病”的大动脉炎，“生命隧道遭遇交通事故”的血管炎，“频频剥夺女性成为妈妈权利”的抗磷脂综合征等。

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李梦涛从现代医学角度补充道：“风湿免疫病是一类因免疫功能异常、紊乱，错误攻击自身组织而导致的慢性疾病，如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系统性红斑狼疮等。”他强调，这类疾病目前虽难以彻底根治，但绝大多数患者通过规范治疗，完全可以实现病情控制、症状缓解、高质量长期带病生存。

摒弃误区 天冷≠病因，“硬扛”更危险

冬季气温骤降，气压变化，关节局部循环受影响，导致许多患者症状“亮起红灯”。面对疼痛，常见的“硬扛”或寻求“偏方”“神药”的做法，被专家一致认为是危险误区。

“‘硬扛’可能延误最佳干预时机，导致不可逆的关节损伤；而成分不明的‘偏方’，可能违规添加激素或其他有毒物质，不仅耽误病情，还可能造成额外伤害。”李梦涛强调。

此外，对于民间常说的“风湿病是冻出来的”这一观点，李梦涛明确表示：“将风湿病的病因简单归结于受凉、受潮是不科学的。”在他看来，虽然寒冷、潮湿环境下可能会使患者感觉局部症状加重，但这些只是外在因素带来患者自身体验的变化。

“寒冷潮湿环境可能使症状加重，但不能因此认为风湿病是‘冻出来的’。”侯秀娟从中医角度分析说，中医经典虽认为“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强调外部环境是诱发因素，但发病的关键在于内在的“正气不足”。

“好比一所房子，如果本身结构坚固（脏腑功能强、气血充沛），即便外面风雨交加，屋内也能安然无恙；反之，若门窗不固（肾虚、气血失调），则容易受损。”她说，临床常见许多患者并无长期身处湿冷环境，仍患上风湿病，其核心内因多与肾虚、血瘀有关。肾为先天之本，主骨生髓；气血瘀滞则不通则痛。

“风湿病是免疫力低下导致的”也是常见的误区。李梦涛强调，风湿免疫病的本质不是简单的免疫力强弱的问题，而是免疫功能紊乱导致失衡的状态，“敌我不分”，最终攻击自己的身体。

此外，对于“风湿病是不死的癌症”这一悲观认知，李梦涛说，风湿病被称为“不死的癌症”是因为这类疾病目前确实难以做到根治。但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诊疗技术的发展，绝大多数患者通过规范、系统的诊疗，能够非常好地控制病情进展，缓解症状，减少器官损伤。

在治疗方面，针对公众对激素副作用的担忧，李梦涛说，激素是治疗风湿病的重要手段。大家所担心的骨质疏松、糖尿病、股骨头坏死这些副作用，其实主要与长期、大剂量、不规范使用激素相关。“在医生指导下遵循‘个体化、适量、逐渐减停’的原则，并配合钙剂、维生素D等预防措施，可将副作用风险降至最低，患者不必过度恐惧。”李梦涛说。

科学防治 规范治疗与保暖调护

那么，风湿病患者正确的冬季应对策略是什么？

李梦涛给出了“规范治疗为主，保暖锻炼为辅”的几点建议：

针对诊断明确的患者，坚持规范治疗是核心。如果疼痛症状加重，建议患者第一时间与医生沟通，评估是否为病情进展，在专业医生的帮助下调整治疗药物，而不是患者自行减药、停药或加药。

冬季寒冷，物理保温非常重要。对疼痛关节采取局部的保温、热敷，佩戴相应防护工具都是对的。当然也要防止过热，避免局部皮肤烫伤。

生命在于运动，关节很重要的就是运动功能。因此在寒冷的冬季，适度的功能锻炼不可少。在病情得到很好控制的情况下，要坚持适量的运动，散步、广播操等低强度运动有助于维持关节功能和肌肉力量。还要避免盲目进行高强度、负重的器械训练，以免加重关节损伤。

“要科学预防风湿病、维护免疫系统稳定，关键在于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李梦涛就此解释说：首先应学会管理情绪、避免长期精神压力，因为持续压力会干扰免疫系统正常功能，诱发失衡；其次必须严格戒烟并远离二手烟——吸烟是多种风湿免疫病明确的发病与加重风险因素；此外，冬季尤其需注意预防呼吸道或肠道感染，这些感染可能打破免疫平衡，诱发或加重病情。

李梦涛特别提醒，如果出现感染后皮肤及关节症状加重，不明原因发热等情况，要及时到风湿免疫科进行排查，实现“早期诊断、早期干预和治疗”，才能更好地控制住风湿免疫病。

（本报记者 王美莹）

辅助调理风湿,中医有巧招

【延伸阅读】

目前治疗风湿病的各种新药各领风骚，西医在诊断风湿病方面有较为全面的手段，而中医药以其整体观和辨证论治指导下的优势也受到患者的认可。比如治疗风湿病从肾论治，以治其本，络脉痹阻是发病之标，活血活络也是重要治疗方法。

1.异病同治，补肾活血巧通痹

中医药治疗风湿病有丰富的经验，有很多卓有疗效的古方，比如独活寄生汤，出自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具有祛风湿、补肝肾、益气血的功效。在此基础上的补肾活血方，以骨碎补、牛膝为君补肾活血，为人体正气提供“原材料”。白芍缓急止痛，川芎行气活血，为机体气血运行提供“动力”。鸡血藤养血活血、穿山龙祛风湿活血通络，二者同为佐使引药归经，共同起到治疗风湿病的作用，临床中多有应用。

2.居家日常可做的小治疗

穴位外敷：选取有活血补肾功效的中药，贴敷在具有补肾、活血的穴位，比如肾俞、脾俞、肝俞、局部痛穴如阿是穴。

穴位按摩：选取有补肾、活血的腧穴穴位，每日按摩1~2次。

耳穴按摩：耳穴是耳廓皮肤表面与人体脏腑、器官相互沟通的部位，能反应机体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比如耳穴中的肝、脾、肾等穴位，以及其他相对应的出现病变部位都可以进行按摩。

喝柠檬水养生？先看看你是不是“禁忌人群”

【健·真言】

柠檬富含维生素C，不仅可以提高免疫力，还对皮肤美白有益，所以，“泡柠檬水喝”是很多人的养生“秘籍”。殊不知，柠檬虽好，却不是人人适宜，需避开这些暗藏的“小陷阱”。

柠檬属于低热量、高营养密度的水果。每100克柠檬含22毫克维生素C，是优质的天然维生素C来源。

柠檬皮中含有柚皮素、橙皮苷等类黄酮类物质，这些成分具有抗炎、抗氧化、调节血脂的作用。

矿物质方面，100克柠檬含209毫克钾、100毫克钙等，能辅助维持人体电解质平衡，而1.3克的膳食纤维（其中可溶性纤维约0.5克），则有助于促进肠道蠕动。同时，其有机酸含量约为5%~6%（以柠檬酸为主），富含的柠檬酸还能促进铁、钙等矿物质的吸收。

柠檬的好处虽然这么多，但以下这几类人群不建议食用或慎用：

一、胃酸过多、胃溃疡患者

对于胃酸过多、胃溃疡患者来说，柠檬酸可能刺激胃黏膜加重胃痛反酸烧心等症状，所以应避免食用。

二、柑橘类过敏人群

部分柑橘类过敏者食用柠檬可能引发过敏症状，因此要慎用，如果想食用，建议从少量开始尝试。

三、正在服药人群

食用柠檬可能会影响部分药物代谢。服用降压药、降脂药或免疫抑制剂的患者，应咨询临床医生后再看能否食用，避免柠檬成分影响药效。

四、糖尿病患者

有些糖尿病患者认为喝柠檬水能“降血糖”，没想到血糖不降反升。后来发现，他们在泡柠檬水时加入糖或蜂蜜调味，导致糖分摄入超标。所以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食用柠檬时切勿额外加糖。

五、龋齿者或牙齿敏感人群

有些人喝了柠檬水，感觉牙齿不舒服，特别是一些患有龋齿、牙齿敏感、牙釉质受损等人群。这是因为柠檬里的柠檬酸会腐蚀牙齿表面的牙釉质，牙釉质受损后，牙齿会变得敏感，遇到冷、热、酸、甜的食物都会疼，严重的还会引发蛀牙。所以，龋齿者或牙齿敏感人群，喝柠檬水建议使用吸管，喝完后应及时漱口。

六、肾功能不全者

肾功能不全者，食柠檬需控制摄入量，避免高钾加重肾脏负担。

此外，即使是健康人群，每日摄入量也不建议超过200克，且应避免空腹食用。因为柠檬水中的酸性物质会直接刺激胃黏膜，促进胃酸大量分泌，空腹喝多了可能导致胃酸反流，如果本身肠胃就弱，还可能诱发胃炎、胃溃疡。最好在餐后1小时饮用，这样更温和。

泡柠檬水时，建议优先选用洗净的新鲜带皮柠檬。切薄片，用60度以下的温水冲泡，避免高温冲泡破坏维生素C，泡水5~10分钟最合适，这样既能充分释放营养，又能避免苦涩感和营养流失。

有人喜欢取新鲜柠檬切片，搭配少量蜂蜜或白糖调味，直接食用果肉，这种食用方法能最大程度保留维生素C等营养，但需注意柠檬酸度较高，不宜过量食用。

烹饪时也可加入少量柠檬汁，可用于海鲜（如虾、鱼）去腥提鲜，或用于沙拉、凉菜调味，增加清爽口感。

烘焙时加入柠檬汁，能提升糕点的风味（如柠檬蛋糕、柠檬曲奇），还可帮助蛋白更好地打发。

还有人喜欢将柠檬切片后与白糖、蜂蜜等混合腌制，制成柠檬果酱或蜜渍柠檬，可较长时间保存，日常搭配面包、酸奶等食用。

以上这些都是不错的食用方法，可根据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食用方式。只要摸清自身状况，遵循科学食用方法，就能让这颗酸酸甜甜的果子为我们的健康加分。

（作者：毕研霞，系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副主任营养师）

报复性熬夜，咋破

【健·妙招】

因为工作、学习忙碌了一天，到了深夜，眼皮直打架，却就是不想睡，反而刷手机到凌晨……这样的场景，对许多人来说很熟悉，甚至已成为一种生活习惯。这被人们称为——报复性熬夜。

不少人在熬夜后会愧疚、自责，并产生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明明想早睡，却控制不住，是我自制力太差吗？”其实，报复性熬夜和普通熬夜有着本质区别：普通熬夜多是目标导向，比如加班或聚会等，是为了实现特定目标而主动选择的行为；而报复性熬夜是习惯化行为，并非能轻易改变。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报复性熬夜的核心功能，是满足人们的自我照顾需求。白天的时间大多被工作等各种事务占据，没时间照顾自己的娱乐、放松、社交表达等需求，只能在深夜里为自己争取和保留一段专属的时间。

具体来看，又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满足压力与情绪的宣泄需求。这类熬夜多源于长期的压力累积，如果白天没有找到合适的情绪出口，熬夜就成为暂时脱离压力环境、放松身心的窗口。二是满足自我空间的需求。这类熬夜行为没有强烈的压力源，更多是因为，个人需要一段“不被打扰”的时光，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可以说，报复性熬夜现象的出现，提示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对压力的管理和对自身需求的照顾可能存在忽视。

的确，这种行为在短期内能有效缓解压力和情绪，若没有带来明显的身体不适，可以适当接纳。但从长远来看，形成这样的生活习惯，会导致睡眠不足、休息不够，反过来维持自我照顾不足和压力的累积，让这种的熬夜循环难以打破，从而进一步损害身心健康。而熬夜后的愧疚，又容易产生新的自我批判，也会加重心理负担。

那么，怎么改变报复性熬夜呢？以下三个步骤值得尝试：

第一步：认知调整，停止自我批判

首先要明确，“一刀切”地早睡很难解决问题，要逐步培养新的健康习惯。在改变之前，先与自己进行支持性的对话：“我之所以熬夜，是因为还没找到更好的方式照顾自己的需求，这不是我的错。在找到合适的策略前，我可以允许自己暂时这样做。”减少自责感，才能为后续改变打下基础。

同时，要给自己建立合理预期：习惯的形成需要时间，不要期待“今天下定决心，明天就能按时睡觉、规律作息”，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一蹴而就。

第二步：按需应对，根据需求找方法

要克服报复性熬夜，就要认清自己的深层次心理需求。

当熬夜成为压力与情绪的宣泄窗口时，应当主动管理压力源，如科学应对工作或学习压力，调整工作或学习的方法方式，并适当降低完美主义要求。同时，要增加情绪出口，多与家人、朋友交流压力，或参与如看电影、唱歌、散步等艺术表达活动，将不良情绪疏导出去。在平时工作或学习中，要对自己的心理状态保持觉察，一旦感觉到压力和情绪，可通过喝水、聊天、闭眼休息等方式，及时用5~10分钟放松，避免对自己的过度消耗。

当熬夜成为自我空间满足的方式时，应当给自己划定专属时间，例如，不必把每天放松自我的时间都放在深夜，在白天就可以为自己预留15~30分钟做喜欢的事，由此提前满足自我的心理需求。

第三步：好睡眠，需要做好“过渡仪式”

克服报复性熬夜，不能心急，可以逐步调整熬夜的“窗口时间”，比如每天比之前早睡5~10分钟，逐步递进到合理时间。

睡前要避免给大脑以兴奋感。可进行20~30分钟的长时间淋浴，或5分钟的腹式呼吸练习，下调皮质醇水平，让植物神经系统更加稳定，使身体更容易进入睡眠状态。也可进行5~10分钟的舒缓活动，如喝一杯热水、泡脚、慢走、听放松音乐。在入睡前，尽量不要在床上刷手机、看视频，避免将困倦感之外其他的情绪（如烦躁、焦虑、兴奋等）带到床上，导致床与睡眠之间的联结被打破。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经过7~14天的上述自我调整，熬夜现象依旧没有改善，且出现了以下几种情况，如内心痛苦、愧疚、焦虑情绪无法缓解，白天工作、学习效率显著下降，失眠、头痛、肠胃不适等持续存在，出现酒精、药物等依赖行为，建议到医院寻求医生的专业帮助。

还要强调一下，偶尔的熬夜放松从来不是问题，它能帮我们暂时释放压力。但我们要明白，真正的自我关怀，不是靠熬夜“透支”夜晚，而是学会在白天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用健康的方式应对压力、疏导情绪。

（作者：王鹏翀，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中级心理治疗师）

美国已站到了国际社会的对立面

美国日前在委内瑞拉的袭击已造成包括平民在内的100人死亡。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1月6日宣布为期7天的哀悼期，以纪念阵亡的军人。

美媒披露，美国正通过对委内瑞拉经济的实际控制作为杠杆，迫使该国新领导层按照特朗普政府的要求行事。美方官员评估认为，除非罗德里格斯与美国合作，否则委内瑞拉财政资金将在几周内耗尽。

白宫办公厅副主任斯蒂芬·米勒5日的表态，暴露出本届美国政府抱持的强盗逻辑：“这个现实世界是由实力主宰的，是由武力主宰的，是由权力主宰的。这是自古以来世界的铁律。”

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正对拉美地区乃至全球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挑战。

美国国内反对连连

美国的做法在其国内引发了广泛争议与反对声音。纽约、华盛顿等全美100多个城市3日爆发示威活动，抗议政府对委内瑞拉发动袭击。

更加不满的是美国国会的民主党议员，他们声称事先对美军行动毫不知情。5日，鲁比奥、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向一个跨党派的国会议员小组介绍针对委内瑞拉的行动。

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6日批评道，这次秘密通报“令人不安”，政府在对委派兵数量、要“接管”委内瑞拉多久以及成本等问题上“给不出答案”。

美国民主党人士警告，美国在没有明确法律授权的情况下，正在走向旷日持久的国际干预。

8日，国会参议院举行程序性投票，决定推进一项民主、共和两党议员共同提出的决议草案，以期限制特朗普在未经国会授权的情况下对委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据报道，有5名共和党籍参议员投下赞成票。预计参议院下周将对这项决议草案进行正式表决。

一些民主党人还试图通过决议案，阻止特朗普对包括古巴和格陵兰岛在内的其他潜在目标采取军事行动，还有人希望利用国会的年度支出法案来限制政府未来对委内瑞拉军事部署的资金。

《华盛顿邮报》报道，尽管不少共和党人并不反对此次针对委内瑞拉的行动，但针对特朗普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对丹麦等美国盟友不断升级的武力威胁，共和党内部的分歧正日益加剧。

拉美欧洲担忧尽显

更令拉美地区国家担忧的是，美国的军事威胁并没有停息。继对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后，美国对古巴、墨西哥、哥伦比亚等多个拉美国家也发出了直接的威胁。

对此，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墨西哥欢迎与美国在安全问题上开展合作，但任何形式的屈从和干涉都是不可接受的。

美国一系列肆意妄为的新殖民主义行为，在拉美国家引发强烈反弹，激化着地区大部分国家的反美情绪，也让地区格局更加碎片化。巴西、哥伦比亚等国政府一方面明确反对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干涉行径，另一方面也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谨慎态度。

有外媒评论指出，若美国真的对该地区其他国家采取军事行动，许多国家会团结起来。

特朗普政府的目标可能并不只局限于拉美地区，其对格陵兰岛的觊觎之心，令美国的欧洲盟友也难掩担忧。

白宫此前表示，正在研究夺取格陵兰岛的方案，并称“动用美国军方始终是一种选择”。对此，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西班牙和英国6日发表联合声明，强调格陵兰岛属于其人民，只有丹麦和格陵兰岛才能决定自身事务。

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7日表示，当前对国际法的漠视和对国际秩序的侵蚀已经十分严重，呼吁采取行动，阻止二战后世界秩序日益瓦解。“作为德国和欧洲最重要的伙伴，美国违背了自身的价值观。”施泰因迈尔表示，必须防止“世界沦为盗贼横行的巢穴”，不能“让最肆无忌惮的人为所欲为”，应该防止弱小国家完全失去保护。

法国总统马克龙8日发表了迄今为止对特朗普政府最为严厉的批评之一。马克龙警告，美国正在逐渐疏远部分盟友，脱离在贸易、安全等方面的相关国际规则。他说，当前国际形势面临失序风险，多边机制运行受阻。法国和欧洲既不应顺从强权逻辑，也不应仅仅进行道义谴责却无力行动，而要在世界乱局中不断增强自身实力和对外影响力，加强战略自主。

肆意违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侵犯别国主权安全，已让美国站到了国际社会的对立面。

（本报记者 杨逸夫）

中企承建的阿塞拜疆风电项目竣工仪式在巴库举行

图为8日拍摄的阿塞拜疆希济-阿普歇伦风电项目的风机。新华社发

图为8日，在阿塞拜疆的希济-阿普歇伦风电项目现场，技术人员在控制中心监控风机和相关设备运行情况。新华社发

由中国企业承建的阿塞拜疆希济-阿普歇伦风电项目竣工仪式1月8日在阿首都巴库举行。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高度评价该项目竣工投产对阿国家发展以及能源转型的重要意义。

“走读”冰城 共谋发展

【世界市长对话·哈尔滨】

夜幕下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色彩斑斓，灯火璀璨。欣赏了由各国顶尖冰雕艺术家创作的精巧作品，参加“世界市长对话·哈尔滨”活动的嘉宾们也拿起冰铲，亲身体验冰雕技艺，共同刻出本次对话活动的标识，为这场以冰雪为纽带的文明对话留下生动注脚。

1月6日至8日，来自加拿大、芬兰、德国、希腊等8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副市长及市长代表齐聚冰城哈尔滨，围绕冰雪经济发展、城市创新治理等议题展开对话。会场之外，与会嘉宾参访多处城市地标，在深度“走读”中领略哈尔滨开放多元、热情活力的城市气质。

“任何照片和视频都比不上亲眼所见！”走进童话般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精美绝伦的冰雕艺术和宏大的冰雪建筑不时引起嘉宾们阵阵赞叹。截然不同的自然景观，令泰国清迈市副市长威萨卡·帕尼亚猜感到震撼：“泰国没有冰雪，这是我的第一次冰雪体验，这里非常盛大，是世界级的冰雪乐园。”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与刚刚开幕的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已成为哈尔滨最具辨识度的城市IP名片，每年冬季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数以千万的游客，架起了一座融合文化、体育、科技、经贸的国际沟通桥梁。

“历史的传承、深厚的文化积淀、市民的热情托举以及媒体的传播，共同推动了哈尔滨冰雪旅游的良好发展状态。”哈尔滨市常务副市长李冕说，“希望哈尔滨这个城市，能让大家感觉到冰雪是温暖的。”

作为中国现代冰雪运动的发源地，哈尔滨有着浓厚的冬季运动氛围。在松花江冰雪嘉年华，零下20摄氏度的寒意挡不住市民游客的运动热情，滑冰、抽冰尜、雪地排球等冰雪娱乐项目热闹非凡。

看到本地冰上龙舟队正在训练，不少嘉宾跃跃欲试。在队员们的指导下，大家登上冰舟，跟随鼓手“咚咚咚”的节奏挥起冰镐，几次尝试后便成功掌握技巧。“呜呼——”当冰舟抵达终点，众人兴奋地发出欢呼声。

在冰壶体验区，土耳其埃尔祖鲁姆大都会市副市长扎费尔·艾纳勒展示了自己的娴熟身手，也赢得一片喝彩。身为埃尔祖鲁姆大都会市冰壶协会会长，他对哈尔滨冰壶运动的发展非常关心，在交流中得知哈尔滨冰壶队仅建队9年便夺得世界冠军，忍不住竖起大拇指。

“走读”活动中，嘉宾们还参观了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馆，近距离观摩航天科技成果，交流高等教育实践经验；漫步中西汇聚的中央大街，在肖克庭院聆听街道“面包石”的由来故事，感受城市兼收并蓄的历史文化底蕴。“哈尔滨是一座连接了历史、现在和未来的城市。”德国马格德堡市副市长索斯藤·克罗尔不禁感慨。

在与对话活动同期举办的2026哈尔滨国际冰雪经济博览会上，来自国际行业巨头和我国相关企业、科研机构的创新成果惊艳亮相，大型除冰造雪装备、高性能雪具、智能穿戴设备等硬核产品吸引参访的市长们频频驻足。

“我对哈尔滨正在开展的冰雪科技工作很感兴趣，在冰雪领域，我们需要更多的技术去成长。”尽管已是第6次到访哈尔滨，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步伐依然令芬兰罗瓦涅米市议会副议长海基·康蒂奥萨洛惊叹不已。在博览会现场，他格外关注冰雪科技产品，在他看来，哈尔滨十分善于将冰雪转化为驱动经济发展的创新引力。

变“冷资源”为“热动能”，哈尔滨以拥抱的姿态打破气候限制，向世界展示了寒地城市广阔的发展潜力。

“一些人可能将冬天视为必须忍耐的季节，但在哈尔滨和埃德蒙顿，我们欣然接受冬天，并且在冬天蓬勃生长，我们都看到了其中的巨大价值。”加拿大埃德蒙顿市市长安德鲁·纳克对此深有共鸣，“这次活动为我们提供了互学互鉴的宝贵机会，将帮助我们找到未来的合作发展之路。”

从松花江畔的欢声笑语，到中央大街的百年风情，再到科技创新的跃动脉搏，与会嘉宾透过哈尔滨这一窗口，见证了中国在冰雪文化与冰雪经济发展方面的丰富实践。大家一致认为，冰雪不仅是大自然的馈赠，也是经济发展的催化剂，更是促进国际城市间交往理解的重要纽带。

基于平等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活动期间，各国代表共同发布《“共享冰雪机遇，共促城市发展”世界市长对话哈尔滨倡议》，提出共建可持续发展的冰雪生态文明，共促冰雪产业创新与科技赋能发展，共塑城市交流合作与文明互鉴格局，共创城市治理现代化与包容性发展。各方将在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框架下，加强合作、增进互信，为促进全球城市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合作贡献力量。

（本报记者 张士英 赵家宁）

《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的诞生与展望

2025年12月15日，第80届联合国大会审议通过《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这一多边公约的诞生在全球贸易领域引发广泛关注。

作为联合国框架下首个聚焦各类跨境运输单证统一规则的国际文件，《公约》旨在统一并确认可转让货物单证在非海运运输中的法律功能与流转规则，回应长期存在的非海运运输单证难以承载货物控制权制度缺口，不仅填补了非海运运输单证物权凭证属性的国际规则空白，也完整呈现了中国从地方实践创新出发，逐步参与并推动国际规则制定的实践路径，彰显了多边主义治理体系的强大活力与中国的大国担当。

这一成就与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所强调的“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的战略部署高度契合，是新时代中国推动制度型开放、参与和引领国际规则制定的生动实践。

《公约》的广受瞩目，源于其在国际、国家、地方三个层面的深远意义。从国际层面而言，近年来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持续蔓延，全球贸易治理体系面临严峻挑战。《公约》的通过恰逢其时，既强化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主义全球治理体系的公信力，又为铁路、公路、多式联运等非海运跨境运输提供了统一的单证规则，破解了长期以来“海运提单独占物权功能、其他运输单证功能受限”的制度格局，有助于提升全球贸易往来的快捷性、安全性与便利性。从国家层面看，中国是《公约》的提案方和主要推动者，中国于2019年7月向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以下简称“联合国贸法会”）第52届会议提交了正式提案。这是中国成为该组织成员以来首次提出国际立法重大建议。在后续磋商与谈判中，中国全程深度参与，积极协调各方利益，主导核心制度构建，尤其在推动《公约》适用于包括海运在内的所有运输方式上发挥了关键作用，最终将源于中欧班列实践的“中国方案”升华为全球的“国际规则”，展现出负责任大国的智慧与担当。从地方层面来讲，《公约》更是地方实践成功转化为国际规则的典范。

在《公约》通过次日，中国常驻维也纳代表团与联合国贸法会便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共同举办“从重庆到阿克拉：一项新公约的诞生”主题招待会，联合国贸法会秘书长乔宾-布莱特与工作组主席泽万卡高度赞赏中国特别是重庆的引领作用，明确指出《公约》的构想始于重庆的前沿探索。中国常驻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李松大使也在招待会上致辞时强调：“重庆是中欧班列重要始发站，《公约》的构想始于中国重庆和四川企业在中欧贸易中创造性使用跨境铁路运单开展融资的探索和实践。”这充分凸显了重庆作为《公约》最初构想源头和实践策源地的关键价值。《公约》并非凭空产生，而是直接源于以重庆等西部省市为代表的中欧班列与陆海新通道前沿探索。因此，《公约》的诞生与推动，不仅是国际规则的创新，更是地方实践经验上升为国际公共产品的典范，是中国为全球治理提供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

2011年3月，首列“渝新欧”国际铁路班列从重庆出发，标志着中欧班列正式诞生，也让铁路运单无法作为物权凭证的行业痛点日益凸显。2017年12月，重庆自贸区企业成功开立全球首份凭铁路提单议付的跟单信用证，一举打破国际贸易领域仅海运提单具备物权凭证功能的传统格局。2019年7月，重庆相关部门与法院作为中国参会团唯一地方代表，随团参加联合国贸法会第52届会议，向国际社会直观展示了重庆的创新实践，为中国政府正式提出立法建议提供了重要实证。2020年6月，重庆两江新区人民法院（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宣判了全国首例铁路提单物权纠纷案，该案因铁路提单持有人凭单提货被拒引发，法院判决中明确认可了通过铁路提单流转实现货物流转的合法性，将其视为一种特殊的指示交付方式，为中欧班列的铁路提单实践提供了关键的司法支撑。该案首创并总结提炼的铁路提单裁判规则，为《公约》相关规则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司法实践依据，助力中国在国际规则制定中话语权的提升。

《公约》的诞生是中国地方实践赋能全球治理的生动写照。随着各方对《公约》的深入研究、国内法衔接的持续推进及配套机制的不断完善，《公约》必将为全球贸易便利化注入强劲动力。中国也将继续以实践创新为基础，以多边合作为纽带，为全球贸易治理体系的完善贡献更多智慧与力量。

（作者：张晓君、张 卯，分别系西南政法大学教授、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

2026，大美中国持续焕新！

【美丽中国大写意】

2026年不一般！“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美丽中国建设有不少新期待：

今年，我国首部关于国家公园的专门立法——国家公园法开始施行，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首部生态环境监测专门行政法规《生态环境监测条例》开始施行，覆盖全面、权责清晰、监管有力的制度框架更加完善。

今年，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提速，区域绿色发展协作、共保联治将不断加强。

今年，《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征求意见稿）》（修订GB 3095—2012）及其配套技术规范等3项国家生态环境标准正在公开征求社会意见，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可能更高了……

“呵护长江生态，我们织起了一张网”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联合研究中心主任 李海生

长江流域是一个“社会—经济—环境”多要素耦合的复杂巨系统，具有深度的复杂性、系统性和不确定性。

医治长江病，先要给复杂系统降维解耦。例如，要知道长江的磷从哪儿来，哪个行业的贡献大。为此，我们从空间结构、要素构成、污染源类别等多个维度把磷污染拆解到各个行业、各个地区，找到关键驱动因子，把复杂系统拆解为可操作的治理单元，然后实施精准化的靶向治理。

快速改善，光找到病因还不行，还必须协同防控，把过去单点治理转变为跨领域、多层次的协同治理网络。就像钓鱼一样，过去是拿鱼竿钓鱼，现在我们织起了一张网，用网捞鱼效果就自然显现了。在整个过程中，我们还需不断优化调整治理策略，进行迭代反馈，持续提升治理整体效能。最后，推动实现从“混沌黑箱”到“全域透视、精准调控”的治理范式跃迁。

我们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联合研究中心（以下简称长江中心），是2018年生态环境部依托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按照“1+X”模式组建的。长江中心汇聚全国305家优势科研单位、5000余名专家，开展多学科交叉、多部门融合的“大兵团”协同攻关。打破地域、组织与行业壁垒，深入沿线66个重点城市，开展“一市一策”驻点跟踪研究，把实验室搬到了治污前线，给地方“送科技、解难题、把脉问诊开药方”，指导地方精准施策，提供了89项关键技术、110项政策建议和86个指南规范。

长江中心通过“边研究、边产出、边应用、边反馈、边完善”模式，推动科研成果快速转化为治理实效。支撑沿江省市精品工程落地100余项，带动科研和工程投入超88亿元。

首次实现了全流域的水生态大体检。设置1000多个点位，涉及26项指标，开展多维多元源解析，识别重点区域、行业和来源，实现污染排放贡献的量化解析，绘制了88张图集，为长江水生态“画像”，分区、分类识别水生态退化问题30余个，形成了一套问题清单，为精准治理提供基础。

病因找到了，我们建立了以磷为核心的水质目标管理技术体系，构建“源—流—汇”全过程磷污染精准管控技术系统，把协同防控的网织起来，支撑整个流域磷污染防控“溯来源、提方案、送技术”。

近年来，我们针对各地方不同的病症，开出了1100余份差异化的解决方案，解决地方“有想法、没办法”的难题。2016年至2023年，长江流域总磷入海通量下降59%，削减总量达7.9万吨；驻点城市优良断面比例提升23.4%。

2026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协同治理将是我们工作的重点。我们将以协同治理为抓手，深度融入规划设计、科研攻关、区域实践的全过程、各方面，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同时，将推动生态环境科技范式变革——从过去“狭义”的环境科技向“广义”的环境科技转变，把科技对上嵌入到政府科学决策，对下嵌入到地方治理和行业发展的全过程。只有帮助企业从生产全过程减污降碳，才能真正催生新质生产力。

未来，我们还要打造美丽长江的数字化治理体系。建立可感可视的生态环境系统大数据基座和智慧决策支持系统，加强多目标、多任务、多部门政策和制度之间的协同，以生态环境管控单元为基础，整合要求、目标和指标，像串糖葫芦一样串起来，构建现代化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以科技之力更好支撑长江流域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拆‘盲盒’，又有哪个山里朋友来‘打卡’”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女子巡护队队员 徐春梅

刚过了小寒，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白雪皑皑，寒风凛冽。天还没撒亮，我和队友们就整装出发了。带上导航定位仪、巡护记录本、足迹测量尺，在大山深处巡护，爬山坡、钻树丛，给山林中的野生动物补饲点添粮加料、维护红外相机……这些都是我们的日常工作。

还记得第一次踏入这片茫茫林海时，我就犯了难。因为自己连野生动物的脚印都分不清。再加上与山林猛兽“打交道”产生的潜在风险，说实话，害怕是难免的，只能告诉自己不能后退。

上山巡护，要避开虎豹晨昏活动的时间。为掌握东北虎豹种群数量、结构、猎物丰富度等动态信息，我和队员要根据野生动物的习性以及频繁出没的地点，增设远红外检测相机。此外，我们还要掌握分析野生动物活动规律、救助野生动物、防范森林火灾等知识和技能。

我们巡护的朝阳沟林场占地约2.4万公顷，每次上山巡护少则徒步5公里，多则12公里。不管三九天还是三伏天，我和队友都要身背重物，夏天过河，冬天蹚雪。崴脚、摔伤、被草叶割伤、被猎套夹住……都是家常便饭。

不过，日复一日的巡护，让我们读懂了这片山林的“语言”——知道哪里生长着红松，哪里是斑羚的必经之路……

6年间，我和队友累计巡护行程超9000公里，清理猎套4300余个，救助野生动物50余只。如今，梅花鹿、狍子等野生动物种群稳步增长，“四豹同框”“三豹同框”等珍贵影像频频出现。

除了进山巡护，我们还经常到村屯、学校、社区开展生态保护宣讲，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让大家对保护动物、保护自然有了更深认识。

2026年，我们会继续守护这片山林，陪伴这些可爱的生灵。让我更期待的是，沿途拆“盲盒”：查看远红外相机，看看哪些动物来“打卡”……

现在巡护时，我会笑着跟新队员说：“别怕，这是山里的朋友在跟我们打招呼呢！”

（本报记者张士英采访整理）

“自然课堂，真精彩”

安徽省合肥市第七中学学生 焦榆宸

新年第一天，我们一家四口驱车来到位于巢湖北岸的十八联圩湿地公园。

车子刚一停下，阵阵清亮的鸣叫声飞入耳畔，我和妹妹飞跑上观测台。嚯，一片碧蓝水域交织着草木、各类水鸟往来畅游，困意一下就烟消云散了。正当我看得入神，一片雪白“嘎嘎”游来。

我牵着妹妹的手向里走去，想看清这些黑嘴白身的精灵。妹妹边走边小声数着，却怎么也数不清。它们有的静静站立，有的相互依偎。忽然，几只“精灵”助跑、踏水，而后腾空跃起，翅膀击打出一串亮晶晶的水珠。一位端着相机的叔叔兴奋地说：“这些小天鹅可是西伯利亚来的‘贵客’！去年只有几百只，今年这阵势，怕是有上千只呢！”还有白鹤、白鹭、红嘴鸥在芦苇丛中漫步，细心地观察着浅水处的睡莲与鱼虾，留下一串串脚印。

一阵“噗噗噗”的声音传来，原来是几只黑色的水鸟款款走来。妈妈也高兴起来：“变化真大啊，以前这里是个养鱼场。鱼腥味、腐臭味，我们都捂着鼻子，没想到，现在变得这么漂亮啦！”

爸爸接过话头，指着远处说：“你们看看，这里到底有多大？”不等我和妹妹估算出，爸爸就迫不及待地公布了答案：“差不多有4000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十八联圩现在是‘巢湖之肾’，全国首个生态湿地蓄洪区。洪水来时它能吞下巨量湖水，平时就用这些植物和微生物净化水质，给鸟儿安家……”

听这里的管护员叔叔说，湿地周边种植了上千亩水稻，秋天收割后特意留下些稻穗。这些散落的稻谷，就成了冬日候鸟们宝贵的“补给驿站”。

这趟“放松之旅”让我心情久久难以平静。我想把这次所见所闻，在班级里做个分享，让更多同学走进十八联圩这个自然课堂。或许，新的一年，我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下一次出行，我会和爸爸妈妈建议，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带好水杯、垃圾袋；就餐的时候不浪费……

希望绿色随处可见，在校园，在社区，在我们脚下的每一寸土地。

（本报记者常河采访整理）

“乡村越来越‘大’，惊喜越来越多”

浙江省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村党支部书记 汪玉成

我是土生土长的余村人，2019年6月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以来，一路见证了余村从卖石头到卖风景、卖文化的蝶变。

绿色发展的接力棒刚传递到我手里那会儿，我发现村里的业态、场景有限，特别是年轻人越来越少，发展如何破圈、出圈，让我“压力山大”。

2022年，一个新想法在绿水青山间探出头来——我们提出余村全球合伙人计划，邀请全球英才来乡村创业筑梦。

招引全球合伙人，不是简单打广告、给补助，而是真把年轻人当“自家人”，为他们提供全面支持。

在一场场与年轻人的“夜话”交流中，“大自然工位”“云村民”计划等新型办公模式逐渐成型，余村也因此成功打造了“余村夜话”工作品牌，新老村民的距离越来越近。

青年入乡不是简单的人口流动，而是要让年轻人真正扎根乡村、建设乡村。既然来到我们这里，我们就要尽最大努力，给他们创造足够的发展空间，让他们能大展拳脚、各展所长。

围绕“青年入乡”，我们制定了“4321”产业战略体系：服务好原乡人、新乡人、旅乡人、云乡人四类人群；发展好跨界新农业、体验新文旅、青年新经济三大产业；依托青年大社区和余村大景区两个平台，通过建立乡村集体资产资源量化入股机制，实现生态资源、资产向租金、薪金、股金的高效转化，形成共建共享共富的发展新格局……

就拿“青来集”来说吧，这是余村青年人才社区核心启动区，是集综合服务、企业办公、休闲配套等功能于一体的乡村创业孵化空间，提供1200余个办公工位、8处人才公寓，还有阳光草坪、青来广场、田野露营等公共服务空间。通过“参与式共创”的乡村共建机制，让青年在这里找到朋友、找到圈子、找到归属。

再来看“DN余村”，2023年6月运行以来，入住率平均保持在95％以上。创业分享、寻找合伙人，上午摘菜、下午开电话会……社区里强烈的链接感和余村的绿水青山吸引了不少年轻人从大城市中“出走”，目前已有700多名数字游民在此生活和工作过，他们的平均年龄仅有28岁……

放眼全县，我们建立青年集聚创业体系，为青年提供“来安有岗、就业有助、工作有伴、共有住房”的一站式暖心服务。近3年，安吉县已与110多所高校建立合作，落地900多个青创项目。

青年入乡不仅给我们余村带来新理念、新技术，他们的生活需求也有效激活了农村闲置资源，衍生出咖啡馆、骑行俱乐部等多元生活场景和消费业态。年轻人口中的“流量”“IP”“生态价值转化”等新想法、新思路如活水一般为乡村带来无限可能，青春动能转化为共富实效。

这两年，安吉县提出“大余村”概念，以余村为核心串联周边23个行政村组团发展。在日益变“大”的余村里，青年与乡村实现了双向奔赴、彼此成就。

2026年，我们要把“青年入乡”的大舞台搭建得更大。通过大余村和“共富联盟”平台，通过对绿水青山的守护，吸引年轻人到这里来发展，同时不断完善青年创业扶持政策，构建创业成长生态，打造品质文化生活圈，让青年工作有舞台、生活有期待，从而持续为美丽乡村发展注入强劲活力。

（本报记者陆健、刘习采访整理）

允常勾践居何处：越国古都寻踪

近几年来，随着关于先秦越国的考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春秋战国之交越国鼎盛时期绍兴都城的“前世今生”获得更多关注。越国在凭借绍兴都城勃然而兴、“四分天下而有之”（《墨子·非攻下》）之前，是不是还有更早的都城，以及绍兴都城的建筑是否受到其影响等问题，再次进入文化学术界和社会大众的视野。

越国绍兴都城前的都城诸说

先秦《左传》与《国语·吴语》及《越语》，两汉《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货殖列传》与《越绝书》《吴越春秋》，近年新出《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系年》与《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柒）·越公其事》（中西书局2011、2017年版），构成今人解读越国兴衰史的基本文献体系。

关于越国都城问题，以《越绝书》《吴越春秋》两部专题史的记载最为翔实。《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记载：

越王勾践臣吴至归越，勾践七年也。百姓拜之于道，……王曰：“寡人不慎天教，无德于民，今劳万姓拥于岐路，将何德化以报国人？”顾谓范蠡曰：“今十有二月，己巳之日，时加禺中，孤欲以此到国，何如？”……范蠡进曰：“异哉，大王之择日也！王当疾趋，车驰人走。”越王策马飞舆，遂复宫阙。……

越王谓范蠡曰：“……今欲定国立城，……为之奈何？”范蠡对曰：“唐虞卜地，夏殷封国，古公营城周雒，威折万里，德致八极，岂直欲破强敌收邻国乎？”……范蠡曰：“昔公刘去邰，而德彰于夏；亶父让地，而名发于岐。今大王欲国树都（宋末徐天祜注：“欲”下当有“立”字），并敌国之境，不处平易之都，据四达之地，将焉立霸王之业？”越王曰：“寡人之计未有决定。欲筑城立郭，分设里闾，欲委属于相国。”于是范蠡乃观天文，拟法于紫宫，筑作小城。……外郭筑城而缺西北，示服事吴也；不敢壅塞，内以取吴，故缺西北，而吴不知也。

这段文字提到的“勾践七年”即公元前490年。我们因此说，绍兴古城拥有2500多年建城史，越国建此都城时战略考量深远，不仅要服务于其时“破强敌收邻国”的军政需要，还期望其具有虞、夏、商、周建都一样的“威折万里，德致八极”长远效应。其建都规划思想极为先进，不仅选址科学，“处平易之都，据四达之地”，以便成为畅通四方的交通枢纽，而且“筑城立郭”，内而“小城”（即宫城，又称“勾践小城”），外而“外郭”（即郭城，又称“山阴大城”），外郭“分设里闾”，功能区完整、结构合理。以上文字同时说明，越王勾践在吴国做了三年俘虏归来，在“百姓拜之于道”的欢呼中暂作停留，认真挑选日期后才“策马飞舆，遂复宫阙”。这就是说，在越国新建绍兴都城之前，在勾践及其父允常与吴王阖闾、夫差父子进行持续战略较量期间，越国原来是存在“宫阙”的，也就是绍兴都城之前的越国都城。

越国兴衰以及越国都城的过往，曾引起一代代学者的关注。在前人文献和新的考古发现基础上，关于越国绍兴都城之前的都城（以下简称越国前都），学界曾有多种说法。按所说去绍兴都城的距离由近而远分类，有绍兴古城西南平水镇“平阳”说、平水镇“上下塘之间”说，有属现绍兴市行政区南部的诸暨市“勾乘”说、“埤中”说和“大部”说，有处于现绍兴市行政区之外的浙北“武康（德清）”说、“安吉”说，以及“皖南”说、闽北“武夷山”说，还有“汉江流域”说、“湖南”说等。以上说法中认为越国前都处于绍兴市行政区之外的说法，部分出于罗香林、童书业等早期历史学家的推测，部分出于张勄、林华东等当代考古学者的论证，还有部分出于地方文化爱好者对前人的发挥。如张勄主编《鸿山越墓发掘报告》曾梳理历史时期越国都城迁徙轨迹，以“商代至西周早期的典型越式青铜器在湘江流域时有出土”、皖南屯溪“弈棋村曾发掘过8座大型越国贵族墓”和“安吉的九龙山下发现越国的大型城址”，而得出“湘江流域可能为古越族的活动中心”“西周中晚期越国的都城大致在安徽的屯溪一带”“春秋中晚期越国的都城可能在浙江的安吉”等看法（文物出版社2007）。实际上，所谓的“典型越式青铜器”并不为先秦越国的主体民族“于越”所独有，“越国贵族墓”“越国的大型城址”也可能是越国都城之外的政治中心或军事要塞的标志。更重要的是，所有处于现绍兴市行政区域之外的越国前都诸说法，都与《越绝书》的一条记载存在逻辑上的矛盾。世传（即今本，《越绝书》现存最早版本是明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刊本；《吴越春秋》现存最早版本是元大德十年、公元1306年刊本）《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载：

昔者，越之先君无余，乃禹之世，别封于越，以守禹冢。……无余初封大越，都秦余望南。千有余岁，而至勾践，勾践徙治山北。

这段记载明言，在新筑位于会稽山北麓的绍兴都城之前，越国前都位于绍兴都城的南面，一千多年未变；越国绍兴都城是新筑，也是固有都城的迁徙。以当时吴越关系来看，越国被吴所败并臣属之际，越王勾践要将都城从浙北德清或安吉或皖南等其他地方迁到绍兴古城，距离太过遥远且极为劳师动众，在越国战败之际此举既缺乏人力、物力保障，又会引起吴国的警惕。

诸暨古都诸说的底蕴所在

诸暨境内的越国前都推测，有“句乘”说、“埤中”说、“大部”说以及笼统的“诸暨”说等。从文献资料来考察，南宋《嘉泰会稽志》卷九载：“句乘山，在（诸暨）县南五十里。《旧经》云：勾践所都也。”明《万历绍兴府志》卷四：“句乘山在（诸暨）县南五十里义乌界。……山南旧有句无亭，北十五里有千秋桥、万岁桥，相传勾践曾栖于此。”是为“句乘”说的由来。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渐江水》则云：“《吴越春秋》所谓越王都埤中，在诸暨北界，山阴康乐里有地名邑中者，是越事吴处。”南朝孔灵符《会稽记》也载：“诸暨东北一百七里有越古城，越之中叶，在此为都，离宫别馆，遗基尚在。”是为“埤中”说的根据。又如唐释道世《法苑珠林》所云：“诸暨东北一百七里大部乡有古越城，周围三里。《地记》云，越之中叶，在此为都。”是为“大部”说的出处。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诸暨县”条则概述：“界有暨浦、诸山，因以为名，越王允常所居。”《旧唐书·地理志》“诸暨县”条：“越王允常所都。”《嘉泰会稽志》卷十二：“诸暨县本越王允常所都。”由“允常所居”而“允常所都”，“诸暨”说由此产生。当代学者中，较早拈出《水经注·渐江水》记载的是陈桥驿先生《绍兴史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劳伯敏先生复撰文证明，“埤中”作为越王允常的都城，在今诸暨北境阮市至柁山坞一带、“浩渺的白塔湖”边（《句无·埤中和“勾践之航”》，《东南文化》1987年第1期）。有人进而提出，商周时越国建都的大部和埤中处在诸暨枫桥江流域，“大部是界于山湖之间的枫桥”（陈炳荣《枫桥史志》）。2010年，孟文镛重申越王允常都城在阮市至柁山坞一带的看法（《越国史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朱再康等更是合作推出一部大书，将诸暨古都诸说串珠成链，“越国先后在诸暨境内的埤中、大部、句乘三地建立过都城”，其中，夏末“无余受封于越定都埤中”，即今阮市至柁山坞一带；“大部建都的时间是越之中叶”“商末周初”，大部在今枫桥镇一带；方志诸暨县南五十里的“句乘是越王勾践在诸暨的都城所在”“在建都句乘期间，允常和勾践父子掀开了吴越战争的大幕”（《越国古都诸暨》，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

以上诸暨古都诸说的来源文献，最早者距离越王勾践时代也有约千年之久，况且古籍文献常存在夺文、衍文、错文现象，其记载可靠性理应审慎对待。历史地理学家邹逸麟曾撰文直言批评句乘山越国都城说，并疏检文献指出，很多说法都是从《水经注》“诸暨北界”云云演变而来，到了宋代，又从此引申出方志中《旧经》句乘山“勾践所都”文字，“这种引申全无早期史籍根据”（《勾践国都勾乘山献疑》，《义乌方志》2007年第2期）。任桂全也分析指出，“越王都埤中”说非《水经注》原文或原意；所谓“埤中”，“据说在地处会稽山之西的今诸暨境内店口、阮市一带”，如果成立，《越绝书》中“勾践应该是‘徙治山西〔东〕’，而不是‘徒治山北’了”（《绍兴城市史》〔先秦至北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朱再康等还对诸暨境内越国都城的先后和方位进行铺排，如若此说成立，越国千余年间的都城乃一路向南，最终离绍兴都城已隔崇山峻岭约一两百里。如此地形地貌之下，越王勾践从吴归来时，如何能够面对“万姓拥于岐路”以及“策马飞舆，遂复宫阙”？又如何能够在艰危万状的情况下，跨越一两百里崇山峻岭将都城“徙治山北”？

从考古发现来看，阮市柁山坞、枫桥以及诸暨、义乌交界处，至今未出土越国青铜器，亦未发现越国贵族墓群；论者侈言的少数印纹硬陶、原始瓷不足为据，那是集中出土于越国绍兴都城附近，亦广泛分布于中国南方之物。从地理上来看，诸暨境内浦阳江沿线历代水患频仍，被视为不适合建筑大城，直至明万历年间刘光复多年大力整治水利，才形成“浩渺的白塔湖”等安宁景象。“大部”指西南出绍兴古城约三十里的漓渚镇“大步”村，该村小步自然村螭山发现多座越国墓葬，形制和规模都接近印山越王陵（在其东面仅约十里）的倒骑垅越国贵族墓、猪肉岙越国贵族墓，并出土多件越国玉器和青铜器，包括带有王权象征意义的“戉王”玉石矛和青铜鸠杖。结合传世文献记载“漓渚又作蠡驻，为昔时范蠡常驻之地”（《螭阳志》等），推测“大步”村当为越国绍兴都城外的越王行宫所在。

平水“平阳”说和“上下塘之间”说

今本《越绝书》载勾践迁都绍兴前，“无余初封大越，都秦余望南，千有余岁。”《水经注·渐江水》又载：“秦望山，在州城正南。……山南有嶕岘，岘里有大城，越王无余之旧都也。”所以，有人认为，“秦余望”就是地处绍兴古城正南四十里、秦始皇登临以望东海因而得名的“秦望山”，那里有越王无余创建的越国最古都城，可称“嶕岘大城”。但《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正义又载：“《越绝记》云：‘无余都会稽山南，故越城是也。’”会稽山，方志都载“在府城东南十二里”，就是今绍兴古城东南郊外、大禹陵所在的狭义会稽山（广义会稽山指整个会稽山脉）。总之，越国绍兴都城之前的都城，不是在其正南四十里的秦望山南，就是在其东南十余里的会稽山南。因此，大家在绍兴古城之南搜寻，在方志所载“府城东南三十五里”平水一带（古平水关市，今平水镇），找到一南一北两个地方，形成越国前都的平水“平阳”说和“上下塘之间”说。

“平阳”说，指今平水镇南十多里、若耶溪上游附近的平阳村是越王无余都城所在。此说首见明末清初学者毛奇龄《西河集·重修平阳寺大殿募疏序》：“平阳即平原也，相传其地在平水之北，以水北曰阳，故名平阳。越王勾践尝都之。……清兴，弘觉大师者受世祖章皇帝之诏，卓锡平阳，构御书楼于上方，而恢大其基，名平阳寺。”尽管此文未交代“越王勾践尝都之”的根据，但此说仍被陈桥驿、林华东等所采信或引用。而娄如松先生援引晚清平步青的考辨指出，《重修平阳寺大殿募疏序》是“赝鼎”之作，不是毛奇龄的作品，文中说平阳在“平水之北”，显然也搞错了方向，“因为平阳在平水西南十多里的山中”（《绍兴市志娄校》，群言出版社2007）。实际上，平阳村一带一直无考古发现，地貌亦完全不合都城的规制。《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说越人，“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但平阳海拔71米，仅有落差大、水流小的两条涧溪曲折北下，通向若耶溪。《康熙会稽县志》卷三“平阳山”条，按从北往南、从下游往上游的视线载：“平阳距郡五十里而遥。舟进石岐山，溯若耶溪流，千回百折；又进三十里而进横山之下，则钓台见焉。刘青田所谓‘一尖昂锁不容针’，朱晦庵所谓‘石陇横起，形似双象交鼻者’是也。”可见，平阳不过是一高山缝隙中的钓台式孤悬之地。

平水“上下塘之间”说，由考古研究者葛国庆先生基于长期的实地踏勘提出，认为会稽山以南，今平水镇政府以北，若耶溪以东，北“上塘”、南“下塘”两地名之间的盆地，是越王无余的“嶕岘大城”所在。归纳其文，证据有四：其一，地貌完全吻合。在会稽山南的山麓冲积扇小平原中，西邻若耶溪，南北长约3公里排列有19个大小不等的小山包，形成一“小而高”“岭上平”的狭长山岭；山岭南端紧偎大山，北端临若耶溪处有一约200米长的缺口，由此缺口向东，是一个十分开阔、地势坦荡的山湾盆地，十分贴近《水经注》“山南有嶕岘，岘里有大城”描述。塘者，堤也，上塘、下塘两地名所在残存城郭外围的防御工事痕迹。其二，地理环境理想。盆地近水路，大舟小船经若耶溪可直航出入海域，十分方便；这里傍山，地高海拔8米左右，潮汐未能至，“嶕岘岭”门一守，亦无外患；内有平原、坡谷与山岙，欲居、欲植、欲猎尽可随心。总之，是古人建城立廓的理想之地。其三，当地越国遗存遗迹众多。一是上塘、下塘本区及附近曾出土大量商、周时期文物，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越国的印纹硬陶、原始瓷等。二是这一带发现了大量越国墓葬特别是王侯级墓葬。其四，地名和文献记载表明，这里是越国国工冶铸集中地，与之后建成的山阴大城一线，是当时人口稠密，工、农、商繁荣的热土。《越绝书》所言“姑中山者，越铜官之山也”“赤堇之山，破而出锡，若耶之溪，涸而出铜”，见于文献、保存至今的“铸铺岙”“上灶”“中灶”“下灶”等地名，均在这一线。《康熙会稽县志·会稽山图》亦“在大禹陵所在的会稽山主峰正南位置，清楚标有‘越王旧城’四字”（《越国故都嶕岘大城今地考》，《2002绍兴越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越国故都新探》，《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我们认为，这是关于越国早期都城位置的较为合理、审慎的考辨。

“若耶古都”说的提出

这一带近年又发现更多越国贵族墓。2013年公布的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绍兴越国贵族墓群”11座越国贵族墓，10座都分布在这一带，包括：位于下塘以北1.5公里左右的宋家山越国贵族墓、庙前山越国贵族墓，位于下塘以北约5公里的将台山越国贵族墓（绍兴市柯桥区文物保护管理所档案资料《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绍兴越国贵族墓群”基本状况描述》）。不久，在下塘以北3～4公里、若耶溪两岸，又发现陆家岙越国贵族墓、大龙山越国贵族墓等6座越国贵族墓，出土玉璜、玉玦、玉剑、玉戈和大量印纹硬陶、原始瓷等（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绍兴越墓》，文物出版社2016）。2018至2019年又在嶕岘岭南端、平水镇东桃村杨滩自然村小岙山坡，发现21座越国贵族墓，其中，编号为M88者等级极高，四边是青膏泥，围绕主墓有7座陪葬墓及陪葬坑。

更广范围内更多考古发现，提醒我们应该对会稽山南的地形地貌和文化积淀进行更开阔、更深入的考察。

上塘、下塘所在，今平水镇五星村和桃园村，基本是一个南边底约1.6公里、北边底约2.7公里、高约1公里的梯形盆地。北边底是山地、平原和河谷交错的半开放地带，由此往北，今平水镇剑灶村、下灶村、四丰村、会稽村和西湖桥村范围，是一个更大的长方形盆地，面积约为上述盆地的三倍半。这个大盆地的东部靠山，从南向北有“上灶”“中灶”“下灶”等地名（20世纪曾在这里设置上灶镇、上灶乡、下灶乡）。葛国庆先生承方志与欧冶子相关的记载（如《万历绍兴府志》卷八载，“世传欧冶子铸剑，更此三灶而后成”），把“三灶”看作越国冶铸宝剑和农工具集中地，目前看是有问题的。下塘北2公里若耶溪对岸有“铸铺岙”村，文献和出土文物证明确是越国大型冶铸作坊所在。越国无必要也不可能在铸铺岙大型冶铸作坊以外又在“三灶”这一大片范围内设置另一个冶铸基地。欧冶子仅是一个春秋战国之交传说人物，相关记载广泛见于江、浙、闽等多省方志，均不能作为有效实证。上灶、中灶、下灶并非实在炉冶之灶。晋崔豹《古今注》卷上载：“汉制，兵吏五人一户灶，置一伯，故户伯，亦曰火伯，以为一灶之主也。汉诸公行，则户伯率其伍以导引也。”唐苏鹗《苏氏演义》卷上、五代马缟《中华古今注》卷上所载同。明代史学名家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六十三所载略异：“汉制，兵吏五人一户一灶，每灶四，直（置）一伯，故曰户伯，又曰大伯。”可见，汉代都城有“灶”这样的军伍管理单位，其头领是“一灶之主”，管理、指挥的兵吏有五人或二十人，职能是导引、拱卫诸王公的出行。汉代都城既有“灶”军伍管理单位，因此我们可以推断“上灶”“中灶”“下灶”亦很可能是早期越国都城的类似军政建制。再看这个大盆地北半部，从下灶往北首先是一座大山，叫“花马山”；花马山向东北延伸至盆地东北角，有座大山叫“将台山”；从将台山往北，是长而平直的盆地北缘，外有一长列大山，东部旗峰村北面大山叫“旗峰山”，西部接近若耶溪处大山叫“狮子山”，又叫“外王山”，山麓还有“外王溇”地名。这些地名大多有浓厚的军事意味，民间也有主帅于此点将练兵的世代相传说法。由这里往北，还有“樵风泾”与“浪港”古地名。《嘉泰会稽志》卷十引《旧经》交代，东汉名臣郑弘少时常经若耶溪往会稽山南采樵，曾向神人许愿，“常患若耶溪载薪为难，愿朝南风，暮北风”，神人感其勤劳允之，“后果然，世号樵风”。同卷又载：“浪港，在县东南二十里樵风泾之北，天无风亦常有浪。”根据古地理学的研究，越国时期海平面比现代高约1.5米。因此，此二地名背后的实质内涵是：越国时期，若耶溪出会稽山前下游水面比现代高不少，也较之现代离杭州湾更近，无风也有大浪，故有“浪港”之名；若耶溪上游来水较多、汇潴难泄时，常与海潮直接相连，海潮早涨晚退固定起伏，对于生活在这一带的民众来说等同于早北风、晚南风，正好与他们的乘溪北出樵薪等生活需求相抵触，于是才有了朝南暮北的期盼。

将两盆地的大小、位置加以比较，并统观上塘、下塘等“二塘”，上灶、中灶、下灶等“三灶”，以及花马山、将台山、旗峰山、狮子山等“四山”和“樵风泾”“浪港”等地名，对民间传说细加甄别，我们认为：上塘、下塘所在的较小盆地，是越国前都的内城（宫城）；上灶、中灶、下灶直至外王村、外王溇所在的大盆地，是其外郭。大盆地的南半部，上灶、中灶、下灶所在位置又居于内城的外北侧和外郭的内南侧，正好可以承担扈从王公、拱卫内城和弹压外郭的职责；其北半部东面，花马山、将台山下有面积不小的平原，当是外郭驻守军伍的训练地；北半部正北旗峰山、狮子山，是这个外郭的天然城墙；“外王山”“外王溇”之“外王”，按至今犹存越语地名构词法，应是“出此即为王城之外”的意思。内城和外郭合在一起，可称为“若耶古都”，这也是“嶕岘大城”之“大”的真正所在。

若耶古都外有若耶溪，内城有寒溪、樵坞溪，外郭有上灶江、下灶溪、石旗湖，水源丰富；大部分地方是开阔的平原和缓坡旱地，耕地面积约在14～20平方千米，粮源充沛；这里北可经若耶溪至会稽山南沿海沼泽台地甚至海上，南可接纳诸暨和金华、衢州之民从若耶溪上游而来（明代依然如此），交通位置优越。若耶古都拥有独特的资源和地理优势，这是它能成为一千多年间越国前都的关键。

若推测成立，则若耶古都在越国都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一，越国后来建筑绍兴都城，采取勾践小城和山阴大城相结合的模式，当是继承了若耶古都的历史经验。若耶古都是内城、外郭相连南北向，绍兴都城呈西东向，但都凭山而建。若耶古都内外均有贵族墓地，绍兴都城亦部分继承（从最新考古发现来看，不仅越国内城所依靠的山顶有文种墓，山北也有贵族墓）。归根到底，越国将都城从会稽山南迁到会稽山北建设绍兴都城，是走出若耶溪上游的低海拔山间盆地，跨向若耶溪下游海拔相对更高更开阔的滨海台地。其二，越国灭吴之后移都姑苏，为称霸中原又北上迁都琅琊，但近年的研究揭示，越国在公元前473年后的约百年鼎盛时期内实为绍兴、姑苏、琅琊、若耶四都并存格局，若耶古都并未废弃。若耶古都作为越国最古老的都城、重要的粮食基地，对建都绍兴以后的越国，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由巫到德：周公代祷新探

《尚书·金縢》讲述了武王病重时周公祈愿以身相代，藏祝册于金縢匮中，后来成王听信流言猜忌周公，及至天现异象、开匣得见祷书方才悔悟的故事。周公代祷是整个故事的枢轴，故清华简同篇直接以《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为名。周公表示自己愿意代替武王罹疾升天，从而延续周家“敷佑四方”的大业。他将祝册藏到金属封缄的匮匣里，再嘱咐参与者切勿泄漏此事。整个过程主要涉及三大要素：疾病转移、族群义务和缄默禁戒。学界对其应归于巫术还是道德各执一词，但仔细辨析可知代祷植根于巫觋文化与鬼神崇拜，也包含一定内在伦理价值。只不过后者被儒者不断放大，与此同时，周公的形象亦完成了从巫术权威到道德圣贤的演化。

周公代祷以疾病转移为核心本质，最初秉持着生死可代的原始巫术观念。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的著作《金枝》里有将灾祸转嫁给他人的记录：当特拉凡哥尔地区的邦主将死时，某个神圣的婆罗门会做好为其罪责献身祭坛的准备，表示自己愿意代之承担病痛，从而祈愿邦主长寿并统治下去，周公的行为与此异曲同工。《史记》所载的《金縢》异文甚至增加了揃爪沉河祝神的细节，更是高度符合巫术的接触律法则。其祷辞为“王未有识，是旦执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亦和波斯历史上某人暂行王职以转移国王灾祸的做法相仿。周公用巫师身份施行的代祷，可谓典型的转移巫术做法。

先秦巫祝群体谨循职事传统，亦深信死疾能移。春秋末期周大史曾建议楚昭王行禜，把当害王身的灾祸转给臣子。此事在《史记》中被放到昭王患病的背景下，并补充了将相“请自以身祷于神”的描写，可视作周公代祷的复刻。据《吕氏春秋》，司星子韦也曾提议转移天罚到臣民身上，以避免宋景公命尽死亡的悲剧。不过此时巫史文化已逐渐脱离原始宗教思维，代祷弥漫着一种德巫之间的内在张力。故景公称：“民死，寡人将谁为君乎？宁独死。”《吕氏春秋》称其为“至德之言”，美德福报取代了巫术疗愈的效果。《左传》更是借昭王之口提出“不有大过，天其夭诸。有罪受罚，又焉移之”，并引用“孔子曰”称赞其“知大道”，从根本上否认转移巫术的可行性。

汉唐经学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回避代祷的有效性，并通过价值重构赋予周公代祷以深厚的伦理正当性。郑玄认为“命有定分，非可代死，周公为此者，自申臣子之心，非谓死实可代”，用理性的内涵为巫术祛魅，使关注焦点从最初的愈疾目的转向非功利的道德表达，从追求手段的有效性转向行动本身的价值意义。孔颖达继续申述伪孔传之意：“死生有命，不可请代，今请代者，圣人叙臣子之心，以垂世教耳，非谓可代得也”，亦转而标举臣子心志与道德榜样，力斥代死巫术之虚妄。至吕祖谦仍坚持天命寿夭皆有定数，表示代祷是“莫之为而为，周公之圣，诚意不已”（《增修东莱书说》），周公的德性形象愈发丰满。

此后尽管生死可代之说偶得重倡，但皇天飨德的人文机制悄然替换了转移巫术背后鬼神无常的预设。《书集传》道：“周公忠诚切至，欲代其死以输危急，其精神感动，故卒得命于三王”，周公之德被视作代祷成功的关键。所谓“一念诚孝，感格鬼神”，正体现了周文化所推崇的嘉德助祀说，当“其德足以昭其馨香”时就可以“登闻于天”，于是鬼神“观其政德而均布福”（《周语·国语》）。阎若璩读《金縢》感慨“人死可以请代免，则益信周家得祈天永命之道”，而“其德之用，祈天永命”亦正是敬德思想的重要内容。

周公代祷是为了维护族群利益，其动机则来自早期巫术习俗的强制义务。殷人从鬼神崇拜中滋生出以身代死的巫术，选择亲臣履行转移君主灾病的责任。而西周初期殷商遗风犹存，周公代祷自可与此相参。

该惯例形成的直接原因在于远古社会观念中，神圣帝王的生死和健康关系到族群的兴亡，所以臣民为了集体的生存必须对他予以保卫。既然君王是集体福祉的超自然保证，拥有给民众创造丰硕收成、战争胜利和绵长生命的能力，那么为王分疾就成了族亲臣属们重要的义务。周公代祷时一方面说自己“多材多艺，能事鬼神”，宣称其死足以代神性君主之死；另一方面强调武王凝聚着“敷佑四方，定尔子孙”的王朝核心利益，便是这种习俗性责任的彰显。

也就是说，周公代祷很可能源自家族共同体基于利益计算的路径依赖，意在依照受神性权能支配的巫术古俗，以同宗母弟充当国王替身来护佑周邦。后来随着社会评价体系的更改，“王愆于厥身，诸侯莫不并走其望，以祈王身”的下属义务逐渐变形，成为“子之于父，臣之于君，有疾而祷，礼之常也”的伦理制度，而拱卫王家、藩屏封建的宗法要求又旨在合众人以成道德团体。《金縢》结尾处补记成王因发现代祷而愧悔，紧接着宣称周公有勤劳王家的美德，这种关联书写使得代祷从此也浸润在德性的光辉之中。

在周文化德观念的濡染下，外在的规约义务早已被涵化为内在的道德自觉。比如郑玄就阐明周公代祷是由于“君父疾病方困，忠臣孝子不忍默尔。视其歔欷，归其命于天，中心恻然，欲为之请命”，君父病时臣子的道德情感油然而生，因不忍之心而主动选择牺牲。他通过渲染周公的内在德性，竭力论证代祷出于纯粹的道德驱动。强调周公主动奉献的意愿，把行为动机擢升到忠孝精神的层面。周公作为道德理想的积极践行者，内心深处的价值认同与情感力量突破了以往被动的巫术基调，将西周社会重塑成坚实的道德共同体。

周公代祷以缄默禁戒为操作要领，同样蕴含着禁忌隐秘的神圣巫术属性。封缄代祷祝册并佐以噤声命令来确保祝祷代死的成功，与“愿望讲出来就不灵了”之类的避忌禁讳如出一辙。“古者敬神，凡卜筮之物皆不敢亵，既毕则藏之”，故而有金縢匣中缄闭的秘书。沉默亦是敬畏鬼神的注脚，祭祖时得做到“奏假无言,时靡有争”，方能实现“绥我眉寿，黄耇无疆”（《商颂·烈祖》）。唯有保持庄敬肃穆的缄默，才可获得上天与祖先赐予的长寿福祉。

马塞尔·莫斯曾强调巫术固有的隐秘特性，行为和行动者都在神秘中藏匿。周公“纳册于金縢之匮”，并“诫守者勿敢言”，代祷的相关仪式就在对外缄默中秘密举行。正如古希腊的厄琉息斯秘仪“是任何人都不可违背的庄严秘仪，任何人亦不能询问与泄露，因为众神可畏的威严禁止我们言传”（《荷马赞歌：致得墨忒耳》）。涂尔干主张巫术禁忌可呈现为以缄默仪轨等形式隔绝凡俗世界，通过约束节制最终获得神圣效果。而周公实施代祷这一转移巫术过程中设置双重禁戒，即在规箴官吏的同时，又维系着人神之别的神圣秩序。

周公代祷的鬼神色彩褪去后，其巫术固有的隐秘性也在历代诠释中慢慢消失。孔颖达首倡“周公使我勿道此事者，公以臣子之情忠心欲代王死，非是规求名誉，不用使人知之”，推测周公命守者保持缄默是忠德使然，即“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易·系辞》）。朱熹则从接受者的角度立论，说臣子为君父的疾病行祷“非病者之所与闻也”（《论语或问》），原因是患者若知情便会被迫落入谄媚鬼神、苟且偷生的恶劣境地。吴嘉宾和钱穆等亦持此说，按照忠恕的理路来解释《金縢》中周公代祷时命祝史勿敢言的行为。吕祖谦更是直接提出“公命勿敢言，见周公诚意感人之深”。廖名春则指明“勿敢言”体现了周公谦逊低调的品格，从封建意义上的忠孝扩展至更具普遍性的个人美德。至此，周公代祷的巫术特质已彻底退却，以德性为内核的圣人形象完成了其经典形态的建构。

综上，《尚书·金縢》诞生于商周革鼎之际的特殊历史阶段，周公代祷可追溯至古代的自然宗教观念。西周以降崇德文化盛行，周公代祷获得了全新的解读。视命不可代而天精诚可感，宗教牺牲的义务内化为忠孝伦理的自觉，宗教禁忌的缄默规训变成谦逊默言的高尚品德。这些伦理价值最终成功遮蔽了代祷的原始巫术属性，周公道德模范的形象自此矗立。

（作者：梁 涛、杨清瑞,分别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古文字与中国古典文明研究中心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生）

《中庸》“率性”说的意义

《中庸》开篇即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三句构成儒家心性论的核心纲领，而“率性”作为连接“性”与“道”的关键环节，其内涵绝非简单的“顺应天性”。结合《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中“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的论述，以及《中庸》整体的中庸智慧，“率性”实为儒家修养论与实践论的枢纽，既揭示了人性的本源特质，又指明了成人成道的根本路径，其意义深刻而悠远。

“率性”的本义辨析

要理解“率性”的意义，首先需厘清其核心语义与思想脉络。《说文》释“率”为“捕鸟毕也”，本义含“引领、统御”之意，而非单纯的“遵循”。若将“率性”仅解为顺应天性，则会纵容人性中的动物本能，违背儒家修身之道。这与《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的人性观形成深刻呼应——楚简言“凡人虽有性，心无定志”，点明人性本身具有可塑性，其发用需“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定”，绝非一成不变的本能冲动。

“率性”的前提是对“性”的本源认知。《中庸》与楚简共同确认“性自命出，命自天降”的宇宙论基础，“天命”并非神秘的意志下达，而是天地自然赋予万物的本质规定，正如《中庸》郑玄注所言：“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这种“性”兼具善端与潜能，楚简谓“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好恶，性也”，说明人性包含情感与欲求的自然特质，既有向善的可能，亦有趋恶的风险。因此，“率性”的核心要义，是对这种复杂人性的引导与调和——如同大禹治水，既不压抑人性的自然情感，也不放任欲求的无度泛滥，而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使人性中的理性与感性、社会性与自然性各安其位、各尽其用。

这种引导性正是“率性”与“随性”的本质区别。《中庸》强调“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率性”所成之“道”，是符合中庸原则的正道，而非个人私欲的任意伸张。楚简进一步补充“善不善，性也；所善所不善，势也”，说明人性本身包含善恶两端的可能性，而最终呈现为善或恶，取决于后天的引导与环境的影响。“率性”的关键，便在于以“道”为准则，引导人性中的善端生长，约束可能趋恶的倾向，最终实现“性”与“道”的统一。

“率性”的中介

《郭店楚简・性自命出》提出“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始者近情，终者近义”，这一论述为理解《中庸》“率性”说提供了关键线索——“率性”的过程，本质是“情”的合理发用与“义”的价值归依相统一的过程。《中庸》言“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是性的本然状态，“和”是情的合理表达，而“率性”正是从“中”到“和”的实现路径，其核心在于使情感的抒发符合“义”的规范，达成“情”与“义”的辩证平衡。

“率性”并非压抑情感，而是让情感“发而皆中节”。楚简明言“情生于性”，情感是人性的自然流露，是“道”的起点，《中庸》亦不否定情感的合理性，而是反对情感的泛滥无度。儒家认为：过度的哀伤，是哀莫大于心死；过度的欢喜，也可能乐极生悲。因此，“率性”要求以“礼”为节，使情感的表达既不失本真，又不违背社会伦理与道德规范。这种“中节”的情感，正是“率性”的具体体现——它既尊重了“性”的自然特质，又通过“礼”的引导实现了“情”向“义”的升华，最终达成“致中和”的境界。

“始者近情，终者近义”揭示了“率性”的价值指向。楚简强调“知情者能出之，知义者能入之”，“率性”并非停留在情感的自然流露，而是要通过修养达到“义”的境界。《中庸》将“义”纳入“天下之达道”，与“仁”“礼”相辅相成，认为“义者宜也”，即符合事物本然之理与社会当然之则。“率性”的过程，便是从情感的自然发用出发，通过“修道之谓教”的学习与修养，逐渐理解“义”的内涵，使行为既顺乎人性，又合乎道义。这种从“情”到“义”的提升，正是“率性”作为成道路径的核心意义——它使人性摆脱了纯粹的自然本能，升华为具有道德自觉的人文品格。

“率性”的实践

《郭店楚简・性自命出》言“凡人虽有性，心无定志”，明确指出“率性”并非先天自发的过程，而是需要后天的学习与教化。《中庸》承接这一思想，提出“修道之谓教”，将“教”视为“率性”的必要保障，构建了“性—道—教”三位一体的修养体系，其实践路径体现为“慎独”“择善固执”与“致中和”的统一。

“慎独”是“率性”的内在功夫。《中庸》强调“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这一要求与楚简“心无定志”的人性观相呼应——正因为人心易受外物影响，“待物而后作”，所以“率性”需要在独处之时依然坚守本心，不因无人监督而放纵私欲。这种内在的敬畏与自觉，是引导人性向善的关键：在无人察觉的细微之处约束自己，才能在情感发用之时自然“中节”，避免因“物取之也”而偏离正道。正如《晏子春秋》所言“君子独立不惭于影，独寝不惭于魂”，“慎独”使“率性”成为一种内在的道德自觉，而非外在的行为规范。

“择善固执”是“率性”的具体方法。《中庸》言“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楚简亦强调“所善所不善，势也”，说明“率性”并非盲目遵循天性，而是要通过学习辨别善恶，坚守正确的价值取向。儒家主张吸取前人的经验，不断习得，修养自身，这正是“教”的核心内涵。“率性”的过程，是在后天的学习中认识“善”的标准，在实践中坚守“善”的原则，如同颜回“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这种“择善”与“固执”的统一，使“率性”摆脱了主观随意性，成为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的修养实践。

“致中和”是“率性”的终极目标。《中庸》言“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一境界的实现，正是“率性”的圆满成果。通过“慎独”的内在修养与“择善固执”的外在实践，“率性”使人性中的情感、欲求与理性、道义达到平衡，个体实现身心和谐；推而广之，人与人之间“发而皆中节”，则社会达成秩序与和谐；最终实现“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宇宙和谐。楚简“道始于情……终者近义”的论述，恰是这一过程的浓缩：“率性”从人性的自然情感出发，经由修养与教化，最终达到“义”的境界，实现个人、社会与宇宙的三重和谐。

总之，《中庸》“率性”说，植根于“性自命出，命自天降”的宇宙论基础，以“引导人性、调和情感、追求和谐”为核心内涵，通过“慎独”“择善固执”的实践路径，最终实现“致中和”的终极目标。它既回应了《郭店楚简・性自命出》对人性可塑性的认知，又构建了儒家“性—道—教”的完整修养体系，揭示了人性从自然本能到道德自觉的提升路径。

（作者：杨传召，系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仁包四德”还是“智藏四德”

“四德论”为理学研究的要点。所谓“四德”，在宋儒这里既是《周易》中的乾之四德“元亨利贞”，同时也对应着《孟子》中的人之四德“仁义礼智”。在这四德之中，仁、智作为四德的首尾、始终，最为重要。朱熹为理学思想的代表人物，从其论说的重心来看，由于他承继并深入了程颐“专言之仁、仁包四德”的说法，挖掘出仁更为统摄性、普遍性的意义，朱熹的“四德论”常被收摄在“仁包四德”的框架之中，“偏言”“专言”似乎也成为独属于“仁”的概念，用来区分作为“四德目之一”的仁，和专门性的“统贯四德整体”的仁。四德中的“智”好像尚未得到与“仁”同等的重视，也没有“专言”的意义。然而，朱熹晚年不仅屡次表达过“智藏”的思想，也明确在“专言”的意义上，提出过“贞包四德”的说法，这就是朱熹的“智藏四德”论。朱熹的智之“藏”义可以总结为“收藏”与“包藏”，分别对应智之“偏言”与“专言”，这两者可以统一于“乾智”之中，而“专言”的智与仁也可在朱熹理论的整体中同时安放。

“仁包四德”的理论背景

理学家建立起乾之“元亨利贞”与人之“仁义礼智”的贯通联系。程颐尤其提出“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在元、仁上阐发了“偏言”“专言”的概念。所谓“偏言”，在元亨利贞这里可以理解为，元亨利贞分别描绘生物过程中生、长、收、藏的不同环节，在仁义礼智这里可以理解为，仁义礼智分别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种自然流露的情感之根底。那么元、仁作为四者其中一事，是循环无端、生生不息的四环节之一，也是独属于恻隐之心的根本之处，这是“偏言则一事”。所谓“专言”，即元、仁“专言则包四者”。如朱熹说“万物生理皆始于此，众善百行皆统于此”，“元无不统……而春生之气无所不通……仁无不包……恻隐之心无所不贯”。元作为生意最彰明处，是生物之先、众善之长，通贯周流于四德之中，同样地，仁也包四德，羞恶、辞让、是非都是恻隐在不同阶段的表达，为仁之生生的转化。而专言与偏言之仁并不是两个仁，本质上都是生意、恻隐的体现。

专言之仁展现的仁包四德说，自程朱以来便占据着四德说的主流，这是有其理论背景的。第一、专言之仁的统贯强调的是生生流行的通贯，侧重以“生”言仁。如陈来在《仁学本体论》中讲到：“自《易传》提出‘天地之大德曰生’以来，在儒家哲学中生与仁建立了不可分的同一性联系，宇宙的生生不息即是仁，这种哲学理解至少宋代以来是根深蒂固的。”第二、向世陵曾言“有别于程颐的只重乾元，朱熹关联乾元、坤元去阐释生生”（《仁的“偏言”与“专言”——程朱仁说的专门话题》），这恰好说明无论单独在乾元还是在乾元、坤元上同时理解生生，都不妨碍立足于“元、仁”来阐释专言的意义，以仁论四德具有普遍性，阐释上也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但是此处的程朱之异也提醒我们，朱熹可能会更加关注乾坤两者的共同作用。

“智藏四德”的根源——乾智

仁包四德最为常见也极为重大，然而可以补充的是，在乾之贞与智的对应下，智在朱熹也有“专言”的意义。朱熹的“专言之智”源自“乾智”。其实就乾坤两卦的卦辞来看，会发现乾有“元亨利贞”，坤有“元亨，利牝马之贞”，乾坤都有元、亨、利，但坤之贞加了限定语，所以乾的特殊性相比于坤，在于贞而不在元，可见以贞、智为乾的本位之德，有经典的依据。朱熹在解释《周易·系辞传》“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一段时，以知为智，就指出“天地之道，知仁而已”，依据清浊将“智”而不是“仁”归属于乾与天，这与今本《系辞传》以及马王堆汉墓帛书《系辞传》中“乐天知命”“安土（地）敦仁”中天与知、地与仁的对应相一致。朱熹在解释“乾以易知、坤以简能”“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等处也都阐发出乾智的至高意义：乾之至健、清明保证其智性瞬时的灵觉通透与截然的是非明判，这使得乾作为生生的创生主导者，保障着天的无心成化而生物无迹、行若无知而无所用智。此时“乾智坤仁”的对应，可以清楚看出两者的分工与合力：乾在始物中直遂破发，坤在成物中开通无阻。这里的坤之仁更多在“作成物”的显露上讲，而不只在生意的“贯通流行”上讲，突出坤作为乾之辅佐顺承者的意义，乾之智则代表着造化之迹尚未显露之时，智之“藏”义即在其中。

也有学者将“智藏说”的起源追溯到“坤卦”之藏，并以成物的坤之阴静与智对应。虽然在“仁礼义智”与“乾坤”的对应结构中，也可以将“仁礼”对应乾，“义智”对应坤，那么智、坤都有敛藏意味，由此引出坤智之藏不无理由。但是智只有在乾之“始物”而不是坤之“成物”的意义上，才可以挖掘出根源于天德的至高意义，这种至高意义下的专言之智，才有统摄四德的可能。

“智藏四德”的提出——“贞包四德”

在以上“乾智”的根基下理解“专言之智”，才可以把握朱熹的“智藏四德”说。吴震、黄莹暖、钟彩钧、江俊亿、藤井伦明、冈田武彦等学者都对朱熹的“智藏说”有过深入阐发，并总结出“分别是非、终始、贞固、敛藏、包藏、无作用形迹”等智藏说内涵，而这些意义可以整合在“包藏、收藏”这两种“专言、偏言”的概念下理解。“智藏四德”一词中的藏为“包藏”，与“仁包四德”的“包”意义相近，这个意思朱熹晚年在“智本来是藏仁义礼……如元亨利贞，贞是智，贞却藏元亨利意思在里面”等多处都已说明。而且，朱熹晚年明确在“专言”意义上，提出过“贞包四德”，此即“智藏四德”说：

“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此段只于《易》“元者善之长”与《论语》言仁处看。若“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则贞又包四者……

“元者善之长”这句话来自《周易·文言传》，各代注家重视阐发元与善仁的关联以及重要性，很大程度上与这句话有关。至于《论语》言仁处，朱熹晚年总结“孔子只言仁，以其专言者言之也”。以上这些是“仁包四德”言说的论域。但“贞包四德”亦有经典的支撑，《系辞传》中讲“吉凶者，贞胜者也；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日月之道，贞明者也；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朱熹训“贞”为“常”，同时强调贞的“正固”义：吉凶有常胜，天地有常示，日月有常明，天下之动虽不齐，其中却有一定不易的正固一理。由于贞“正而能固”，“知正之所在”的同时“固守而不去”，所以能赋予事物骨干，同样地，专言之智不仅“知是非之正”，同时“紧固确守不可移易”，将“是非之正”扩充贯彻到“天下之动”中。这里“贞夫一”讲的是智贞定“天下之动”的意义，这是在“动中之静”角度言说。但静中也有动，《答陈器之·问〈玉山讲义〉》说“盖四端之未发也，虽寂然不动，而其中自有条理、自有间架，不是儱侗都无一物，所以外边才感，中间便应……所以四端之发各有面貌之不同……使知浑然全体之中而粲然有条若此”，这里讲寂然未发的浑然全体中藏有粲然条理，这是感应得以灵敏即时，以及已发之后四端面貌不同的原因，更侧重静中有知觉、藏众理的“动”来讲。而藏有众理的“条脉”，根本还是在于藏有众理的“是非”，所谓“条脉”即是众理“是非之是”的一面，对“是”的判定越笃定，众理之界分便越明晰。“静中之动”与“动中之静”不仅简单分属未发已发，前者是后者的深层原因：寂然不动中藏有万理是非、四端条脉，这是感得以应的条件，也是已发运行有条不紊，不断从是非两面鉴别出一面的“是”，进而行出去的保障，所以别是非之智是贯穿动静、未发已发的明觉，不仅贞定万化之静，也贞定万化之动，为万化的生发运行提供支持。

所以，智藏四德可以表达为：专言之智藏有四德之“是非”，所以未动之先四德条脉分明，接物之时当即判断，分判过后交付给四德各自理路使其呈露，进而在万化运作中疏通条脉、宰制万物，保障着万化的稳固运行。如此，智藏的“分别是非、贞固”的意义，都可以收摄在“包藏”下来理解。

而偏言之智处于四德中的“收藏”阶段，是天运流行敛藏阶段的彰显，有着敛藏无痕迹的特性，所以和“敛藏、无作用形迹”的意义相关。但偏言智不可轻看，它于仁智交际的机轴处，清楚透显出万化翕聚而发散的凝结点，这对于理解“终始”义有重大作用。“收藏”与“包藏”，是同一个清明乾智的应有之意，智正是以潜藏、收敛于四德之内的方式来包四德的。

“智藏”与“仁包”可以共存

“智藏四德”不会冲击“仁包四德”的传统框架，“智藏”与“仁包”在意义上可以并存。不同于仁在生生根源上统领四德，智在骨干处贞定四德，只是分别是非进而疏通交付，是四德运行不息的底色。乾智始万物并不是说智本身提供了任何“动力”，四德之中智的力量最为微弱，但是若没有智的分判疏通，那么生意流行、四德显露都将不可能。专言之仁与智有着“滋养”万物与“疏通”万物的不同作用，并不相冲突。

“智藏”与“仁包”必须统一起来，才更能理解生生之完整过程，《周易·系辞传》讲“显诸仁，藏诸用”，即是典型的同时说专言之智仁的文本。朱熹认为“显诸仁”是造化功成处，是自内而外、由隐至显的可见之迹，是德之发用的显现，这其实与生意彰显流行的专言之仁并不违背；“藏诸用”则指潜藏不见所为、神妙不测的一面，是发用背后的根据。并且，二者“本只是一事”，那么在内外显藏的循环中，智是藏其所显的，仁是显其所藏的，于是仁智被统一到一个贯通的生生过程中：生生的内在脉络为智，即为“藏”；生生的显现迹象为仁，即为“显”。如此，“智藏”与“仁包”同时共存于生生之中。而当直接以仁智对说时，藏而显、显而藏的过程，就是智而仁、仁而智的生生不息的过程。可见“终始”之义在专言之智仁处也可看出。

（作者：毕 冉，系郑州大学哲学学院讲师、洛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丝路与绿洲共生

人们常把丝绸之路比作沟通东西方文明的桥梁。那么，散落在西域丛山荒漠间的一个个绿洲，无疑是这道桥梁的重要支点。绿洲经济的发展与丝绸之路的运转相辅相成。一方面，这些绿洲为丝绸之路的畅通提供了给养保障；另一方面，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对这些绿洲的经济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于前者，学界已有诸多讨论，例如，北朝隋唐时期粟特人曾以这些绿洲为据点，建立了覆盖亚洲东部的广泛贸易网络（参看荣新江《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对于后者，学界既往研究较少关注。近日，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裴成国新著《银币东来：五至七世纪吐鲁番绿洲经济与丝绸之路》（以下简称《银币东来》）的出版，可谓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

该书以吐鲁番绿洲为典型案例，全面考察了中古前期丝路贸易对该绿洲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通读全书，笔者认为其在两个方面对前人研究大有推进：一是对4—7世纪吐鲁番货币史的系统阐述；二是深入剖析5—7世纪，即高昌国至唐西州前期吐鲁番地区经济的形态以及时代变化。

从“毯”到“银”

西域处于东方铸制货币体系与西方打制货币体系的交叠位置，因此当地历史上币制、币种呈现出多样化的形态。从出土文物提供的信息来看，汉五铢、唐开元通宝乃至宋朝钱币，均曾在西域通行；贵霜铜币、萨珊银币和罗马金币，也都曾出现在诸绿洲市场。这些来自东西方的钱币对当地的货币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西域南道的于阗就曾仿照贵霜钱币，发行了打制体系的汉佉二体钱；北道的龟兹则仿照五铢钱，发行了铸制体系的汉龟二体钱。

关于吐鲁番盆地古代货币的情况，前人做过不少有益探索。2013年，汪海岚（Helen Wang）、韩森（Valerie Hansen）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主持刊出“丝绸之路上作为货币的织物”特辑，其中《高昌居民如何把织物当作货币（公元3—8世纪）》一文，就对中古时期棉布、绢帛等织物在吐鲁番绿洲用作货币的情况展开了详细讨论。《银币东来》一书，不仅对该文着墨较少、曾作为货币流行于吐鲁番盆地的“毛毯”进行了深入研究，还重点考察了高昌地区行用银钱的历史。大体而言，吐鲁番盆地的主要流通货币经历了从4—5世纪的毛毯到6—7世纪的银钱两个阶段。作者指出，这种阶段性变化既与当地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也和当时欧亚大陆东部的国际局势息息相关。

出土文书显示，在4—5世纪的高昌郡和高昌国早期，毛毯是一种主要货币。作者认为，可将这一时期称为高昌货币史上的“毯本位时代”。在“毯本位时代”，毯作为一般等价物，发挥交换、支付、价值尺度等功能。然而，高昌的畜牧业和毛纺织业并不发达，且当时高昌境内还存在粮食、绢帛等实物货币类型，毛毯是如何从多种实物货币中脱颖而出的？这一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找不到明确答案。对此，作者给出了合理的推测，认为“毯本位”体现的是同处吐鲁番盆地的高昌与车师前国之间的经济依存关系。高昌以绿洲农业为主，车师前国则以畜牧业为主，双方经济互补性很强，存在长期稳定的经济交流，毛毯因此能够源源不断从车师输入高昌，成为当地贸易中的主要支付手段。

5世纪中叶，随着车师前国的覆亡，毛毯作为吐鲁番盆地主要货币的政治、经济基础不复存在。在经历过棉布和绢帛的短暂过渡后，银钱成为6—7世纪高昌新的主要货币。《银币东来》对吐鲁番近两百年的银钱行用历史进行了多角度辨析，揭示了银钱在高昌国和唐西州前期两个时期的阶段性特征及变化。

在书中，作者在多个问题上提出了颇有见地和启发性的看法。例如，关于高昌市面上银钱的来源，作者结合出土钱币实物和文书记载，判断它们应是萨珊银币而非本地造币。关于吐鲁番古墓随葬的萨珊钱币，作者敏锐地指出它们大多是退出流通市场的残币，而市面上流通的都是高纯度的完整银币。这一观点是合理的，也是利用墓葬钱币研究经济史时特别需要留意的地方。

关于高昌和唐西州银钱的货币单位，作者根据文书提供的线索，总结出“文”“半文”“分”“厘”等四种，并厘清了它们各自的使用场景，其中“文”是银钱的基准单位，另三种是虚拟单位，在日常交易中作为小额价值尺度使用，具体通过相应份额的粮食来表现。这里牵涉出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在使用银钱的时代，高昌还同时存在使用粮食作为辅助货币的情况。萨珊银币因币值较高，在高昌经济生活中使用时会碰到诸多不便。粮食作为辅助性货币，不仅可以任意分割，适应各种数额较小的贸易，而且不必担心损毁和贬值。银钱与粮食的并行，构成了这一时期高昌社会经济的二元货币体系。

在数字支付时代到来之前，一个良性的货币体系往往表现为二元货币体系，即同时存在高值货币与低值货币。在日常经济生活中，大宗商品的交易需要高值货币来应对，如果使用低值货币，那么一次交易会涉及大量低值货币，不仅携带不便，而且会使低值货币聚集，难以在市面流通，进而引起钱荒；低价商品的交易需要低值货币来应对，如果支付高值货币则难以找零。在高昌国的二元货币体系中，萨珊银币是高值货币，粮食是低值货币，二者配套使用，共同应对市面上的各种交易行为。

梳理史实，我们可知，在金银大量流入中国之前，古代中原王朝通常以丝织品充当高值货币的角色。例如唐代中原货币经济中“钱帛兼行”现象，就是二元货币体系的表现，其中铜钱对应的是低值货币，绢帛则作为高值货币。在南北朝至唐前期的“钱谷布帛兼行”现象中，粮食也被用作低值货币，弥补铜钱之匮乏。在唐西州前期，吐鲁番地区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在当时的西州市场上，绢帛、银钱和粮食配合使用，共同作为支付手段，大量涌入的内地绢帛和日益减少的波斯银钱一起充当高值货币，粮食则继续发挥低值货币的功能。

丝绸要枢

高昌是古代西域地方政权，为何要对高昌经济尤其是货币使用体系进行系统研究？汉代经营西域之后，推动了西域经济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吐鲁番盆地经济发展迅速。目前学界认为，农产品贸易无疑刺激了西域绿洲农业商品性的发展，但当时商业对绿洲国总体经济发展起多大作用，没有直接材料说明。作者则提出，因为研究尚存不足，丝绸之路商贸对高昌绿洲经济的影响力被低估了。如果只研究农业，无法解释高昌国一度富庶的原因，更难以说明其大量以银钱、黄金形式体现的财富从何而来。

作者认为，吐鲁番地区的货币史，还充分反映了高昌作为绿洲经济体积极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圈的态度。《银币东来》一书揭示了这种姿态在吐鲁番经济其他方面的表现：5—7世纪的高昌在经过短暂的摸索后，选择将葡萄酒贸易和客使接待作为重点产业，从而使商业化、外向性成为这一时期高昌经济的显著特点。这种经济战略不仅令当地普通百姓受惠，也使高昌的国库日益充盈，以至于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高昌王麴文泰能够馈赠玄奘路费，计有黄金百两、银钱三万、绫绢五百匹之巨。

在书中，作者总结，从总体上来说，魏晋南北朝高昌经济的崛起正是拜丝绸之路贸易所赐，无论是早期以蚕桑丝织业为主导，还是后来将客使接待当作国家事业，都使得高昌的农牧业经济具有了突出的外向型特征。高昌的外向型经济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而且高昌的商品经济面向的不是地方市场，而是由丝绸之路贯通的国际市场。高昌地当丝路枢纽，以接待商旅客使为经济战略，足以支撑绿洲经济的崛起。魏晋南北朝时期以高昌为典型的西域绿洲，构成了中国中古经济版图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不应该被忽视。

中亚绿洲经济的基本支撑点是农业还是丝绸之路商业，日本学界对此有过长期的争论，即所谓的“丝绸之路史观”论战。本书作者通过对吐鲁番绿洲经济的深入解析，积极参与这一国际学术对话中，谈了自己的见解。

最后，还应提及本书的另两个特点。其一是对学界既有研究的全面掌握，这体现在每一章节通常都有细致的研究史梳理。其二是开阔的学术视野。例如，在讨论吐鲁番货币史时，作者不仅在纵向上关注到了史前洋海墓葬中的货贝，而且在横向上逐一梳理了萨珊本土、北巴克特里亚及粟特地区的银币发行情况。再如，在探讨高昌的葡萄酒生产与销售时，作者选取了3—4世纪佉卢文文书所载鄯善王国的葡萄酒产业作为参照。可见，本书对5—7世纪吐鲁番绿洲经济的研究不是孤立的，而是将其置于广阔的时空背景下予以考量。这样的研究方法，无疑为本书的观点增添了说服力。

（作者：罗 帅，系浙江大学历史学院长聘副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

旧典重光

1912年，旅居日本的王国维写下《简牍检署考》，经由铃木虎雄翻译后连载发表于《艺文》杂志，中文版则于1914年收入罗振玉所辑的《云窗丛刻》，亦在日本刊行，成为简牍学这门20世纪新生学问的奠基之作。2025年5月，胡平生、马月华校注的《简牍检署考校注（增订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借此机会重读经典，收获颇多。

王国维初治学时，以“哲学专攻者”自居，然数年间尽弃前学，毅然转向经史研究，其中固然有他自身学术理路的转变，亦多受罗振玉及海外学人的影响。作为王氏专研史学的早期著作，《简牍检署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该作不仅充分彰显了王国维贯通经史的文献功力与缜密深邃的思辨风格，更为近百年来简牍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通过细密入微的概念辨析，《简牍检署考》确立了简牍的基本分类标准。王氏广泛蒐集传世经史中有关册（策）、简、方、版、牍、牒、札，验证了唐朝经学家贾公彦“简据一片而言，策是连编之称”之说，并提出以简策与版牍为主体的分类方式，这已成为当代简牍学界的基础共识。此外，该作结合简牍形制与内容分门别类加以排布，实开简牍分类整理与研究之先。

以传世史料为核心，《简牍检署考》提出并讨论了简册制度的主要问题。王国维依据分散琐碎的文献，创造性地提出“简之长短皆二十四之分数，牍皆五之倍数”的观点。尽管此说未能得到考古资料的支持，但文中提出的“以策之大小为书之尊卑”的思考方向，至今仍有启示意义。王氏还考察了简牍书写行数问题，认为“一简行数，则或两行，或一行”，“然以一行为常”；方版宽者称牍，可容字五行；狭者称奏，仅容两行。因为先有了牍为汉制的观念，他将编联的两行书写载体误归为牍。当下学界已明了汉人亦用简册，所谓两行之奏，其实更近于两行简。今天，单行简（札）、两行简与木牍的形态、功能及其组合关系等，成为简牍学领域备受关注的重要课题。究其源头，同样离不开王国维的开创之功。

《简牍检署考》将文献资料与实物证据结合，考察了简牍的形态特征。王国维对简牍外在形制的关注，集中体现于他对检署制度的研究。王氏认为，检的本义为书署，也可指代所书署之物；检虽形制各异，但都“刻线以通绳，刻印齿以容泥”，用作书函之盖。秦汉时代检上仅题“所予之人与所遣之物”，至东晋时方兼题姓名，盖因封印之制渐废不用。今日考古发现，自能修正乃至改写王国维所勾勒的检署之制的发展线索。但是，该作传世文献与出土实物相互印证的方法，无疑为二重证据法的提出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对于简牍学这门学科来说，王国维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他将检署研究的重心从封泥文字内容考释转向对其完整形态和使用方式的还原，在传统金石学范畴之外开辟了研究的新领域。这与后来学者倡导古文书学研究，重视考察简牍物质形态和考古属性的取向不谋而合。

余嘉锡谈及近世书册制度研究时盛赞：“有叶德辉《书林清话》中书之称册、书之称卷、书之称本、书之称叶数篇，及日本人岛田翰《书册装潢考》，法人沙畹《纸未发明前之中国书》诸篇，皆不免时有舛误。至近世王静安先生作《简牍检署考》，而后简策之制大明。”对比诸说同异，或有助于认识《简牍检署考》之价值。

1903年日本书志学家岛田翰以汉字写下《书册装潢考》，细致考述五十余种中、日、韩古籍珍本，被认为开版本目录学之先。叶德辉的《书林清话》印行于1920年，受此书影响很大。岛田氏与叶氏的关注重心均在宋元以降刻钞本，对于简册制度研究有限。但岛田翰在文首曾以《仪礼疏》所引郑《论语序》为中心略述简牍源流，亦可见其敏锐。

1905年，法国汉学家沙畹发表《纸未发明前之中国书》一文，堪称简帛学研究的开山之作。沙畹的写作直接受到斯坦因及斯文·赫定在西北地区所获简牍的影响，分帛书、木简、竹简、书契、书刀、笔六节，全面勾勒简牍时代的中国典籍。其主要贡献有二：其一，以发展的眼光考证简牍之制。沙畹借助秦汉文献证据反推先秦简册制度，认为汉代经书礼制法律等书，形制一如郑玄注引《钩命决》所载二尺四寸、一尺二寸、八寸，当是沿用周秦之制；天子诏策未经旧制所限，则定为二尺、尺二、尺一，以“崇其制”。其二，在论述书契制度时，注意到“立单简之契约，尚有用刻木方法者”，结合文献所见“契券”，指出简牍“刻画之齿”的存在，此亦为后来考古发现证实。

以后见之明而论，沙畹有关帛书和毛笔起源的认识，王国维对草书、斗检封的讨论，都各自存在疏漏。但若据此否认其学术价值，亦有不妥之处。沙畹关于刻齿的发现、王国维对于检署的探索，都具有开创性的贡献。以各擅其美论之，或许更为公允。在简牍形制这一核心议题上，沙畹未能准确区分简牍含义，所论止于史料编次排列，难免令人遗憾。王国维则不仅提出简牍的分类方式，还尝试探讨尺寸背后的规律，研究深度似更进一步。校注者曾评价，《简牍检署考》证明，中国学者虽然没能在简牍发掘上着先鞭，但在研究方面却是最为杰出的。此语饱含充沛情感，却也不失理性。

《简牍检署考》言简意赅、征引甚博，阅读难度很大。2004年，胡平生、马月华曾推出《简牍检署考校注》，为后学提供帮助。本次增订再版，不仅在格式上大有改进，还新增了近二十年来简牍学领域的重要发现。

《简牍检署考校注（增订本）》除细致校释考订原文外，精华之处还体现在导言及再版补充之中。导言是一篇精彩的学术论文，校注者并未满足于对王国维研究进行评述，而是更进一步，在其基础上展开“简册制度再研究”，将讨论范围扩展到战国至三国时代多种简牍文献，论证王国维“以策之大小为书之尊卑”一说的合理因素。

不过，校注者所论亦有可商榷处。以文书简为例：导言认为简牍文书遵循“以事之轻重为策之大小”规律，并列举了四十余种战国秦汉文书简为证，其中短者约合汉尺六寸，长者约合一尺五寸。但是，《二年律令》及《功令》中均见关于“二尺牒”的规定；西北地区出土实物中，二尺简同样不在少数。是否这些二尺文书都比尺余的简册更加重要？恐怕不宜作此理解。王国维“以策之大小为书之尊卑”的结论自有其价值，“以事之轻重为策之大小”或也确是文书简乃至各种简牍的一般规律，却不宜视作放之四海皆准的定则。在今后研究中，如何看待和处理形制尺寸、内容性质、年代地域各不相同的简牍，是值得重视和思考的问题。

此外还有一些问题或值得注意。其一，再版前言中整理了近年全国各地出土简牍情况，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可惜存在不少疏漏。仅以楚墓论，就缺失了近十种，出土时间、出土地等表述亦未统一。其二，注释部分稍显冗长，诚如两位作者在再版后记中所言，较之初稿删减有限。以数倍篇幅校注一篇万余字的文章，或足备周全却难免烦琐。且本书的读者主要是历史学和简牍学专业学者，个别常识性注文重复出现，似无必要。其三，个别文字不够准确。书中引用书名、作者及引文时有疏漏，如《导言》将罗振玉所辑《云窗丛刻》误作《云窗丛刊》，注引陈奇猷撰《韩非子新校注》写作陈其猷，等等。此外，还有配图质量不佳、繁简转换错误等本该避免的问题，有待将来改正。

百余年前王国维写作《简牍检署考》时，所见无外乎斯坦因及橘瑞超在西北地区所得残篇断简，数量极其有限。在地不爱宝的今天，我们的所见所闻，已经远非其当年能够想象了。如何以前人未见之材料，发前人未有之论说，是当代学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借由《简牍检署考校注（增订本）》一书，深刻理解王国维的治学路径，或亦有助于今日学者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作者：朱 磊、张忠炜，分别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博士、教授）

“发明”中国诗

作家谭夏阳在其新著《发明中国诗：中国古诗在西方的翻译与传播》（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发明中国诗》）的开篇，借用英国诗人艾略特之语“庞德是为当代发明了中国诗的人”，点明了书名的来由及主题。此处的“发明”，并非技术创造之意，而是融合了发现、翻译、创新与再创作等多重意味。它指向一个动态过程：中国古诗在西方语境中被重新发现、翻译、阐释乃至重塑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赋予了中国古诗新的价值，也影响了西方现代诗歌的发展轨迹。

诗人庞德与中国古诗在西方的译介，向来是诗歌学界关注的热点。面对同样的题材，该书作者独辟蹊径，在汲取丰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基于自身对语言与诗歌的感受与体悟，展开了一次中国诗歌与文化在异域传播的叙事性探索。

《发明中国诗》敏锐地抓住了传播中的“误读”与“发明”这一核心理论命题，具有现代阐释学色彩。它通过一系列引人入胜的“谜案”和故事——如马勒《大地之歌》的唐诗溯源、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读的究竟是哪首中国诗等——展现中国古诗在域外的漫游。与诸多前作一样，书中同样涵盖了意象派等西方诗歌运动，但这本著作更注重个案的精微解读和传播链路的梳理。整体而言，该书堪称一本兼顾学理探讨与文化普及的读物。

何为“中国诗”

在近代之前的语境中，“中国诗”尚未构成一个概念和命题。古代所谓“中国诗”，通常是指汉字之诗。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诗”成为一个需要重新思考的命题。《发明中国诗》通过对近两百年中国古诗海外传播个案的梳理，揭示“中国诗”在西方视野中并非固定不变的实体，而是在“他者”目光下不断被重构的群体。西方诗人如庞德、斯奈德、金斯堡等，并非被动接受一个完整的中国诗传统，而是基于自身文化需要，从中择取与其浪漫主义传统形成差异的审美特质——意象的凝练、情感的含蓄、物我的交融等。

书中指出：“意象派推崇中国诗‘只描写具体的对象，而不去探寻事物之间的本质联系与阐发的社会意义’，这正是他们反抗维多利亚诗风的策略。”扎加耶夫斯基在黄昏的雾霾中读一首中国诗获得了内心的平静，但他读到的并非诗的原意，而是自身处境与诗中“雨的低语”共鸣产生的一个“纯粹世界”。中国诗由此成为一面镜子，西方诗人在差异中发现了自己，也重新发明了“中国诗”。

何为译诗

翻译，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与对话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对翻译的认知却众说纷纭。一般来说，语义的对等或信息的对称被视为翻译的基础。不过，一百多年前，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中提出了一个极具启发性的思路。他认为，所有人类语言都分享着一个更高级、更完整的“纯语言”。这种纯语言不是一种实际的、可说的语言，而是一种理想的、和谐的意义总体。翻译的任务，就是通过不同语言碎片的互补，趋近那个完整的“纯语言”。

《发明中国诗》通过对翻译史进行梳理，证明了译诗绝非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一个多种文化共生的发生学场域。书中详细记录了英国翻译家翟理斯与阿瑟·韦利关于中国古典诗歌应如何翻译的论战。最终，韦利等人倡导的自由诗体翻译逐渐成为主流。笔者以为，这并非单纯的技巧胜利，而意味着诗歌翻译的重心从外在格律的模仿，转向了对内在诗意和感知方式的传递，即以“直译”与“重读”等方式重构了英语诗歌的审美表达。

在这个场域中，译诗俨然成了“第三种诗歌”。它既不同于原文本，也不同于目标语言中的原创诗歌，而是一个独立的文学实体。如作者所言，庞德在翻译中国诗歌时尽可能还原汉诗的结构，刻意省略谓语动词等英文文法，使得译文有着与中文诗相似的“短语节奏”。从这个意义上，艾略特说庞德“发明”（invent）了“英语中的中国诗歌”（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

永恒价值

诗人戴望舒在《诗论零札》中写道：“真正的诗在任何语言的翻译中都永远保持着它的价值。”这样的表达，印证了译诗作为“纯语言”尝试触及诗歌本质的可能。谭夏阳所讲述的，正是这些译者如何在这个创造性场域中，充当了两种文化之间的“介质”，催生了新的诗歌。

在书中，作者多次提及西方学者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发现的审美的现代性、人的情感共鸣等。书中给笔者印象最深的，是《白驹集》的编译者英国汉学家罗伯特·白英的观点：中国古诗的精神和秘密，正在于发现并赞美最为简单和朴素的事物，这种精神是永恒的，如夜空中的星辰。在笔者看来，这些西方诗人在中国诗中，不仅看到了与其相通的感受和情思，还看到了使诗成为诗的能量、一切诗歌最本质的诗意——欲达而未达的悬念。正如詹姆斯·赖特从李白诗歌中汲取命运中的孤独与生命的释然，查尔斯·赖特意欲从中国古诗中探寻人类与自然的普遍联系。这些事例无不提示我们，中国古诗蕴含着与他人、与世界相连通的价值。

当汉语诗歌通过翻译进入另一种语系时，“自然而然地与之发生了反应，最终成为其文学传统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诗在翻译中被重新“发明”，恰恰是世界诗歌生成的动力机制。它不是一种声音，而是无数诗人在各自的文化语境中，通过与他者对话，不断丰富和拓展诗歌疆域的过程。

总之，《发明中国诗》以丰富的案例和清晰的脉络，让我们看到中国古诗如同璀璨的星辰，带给西方诗坛别样的感受。但它的价值，不仅在于陈述一段光辉历史，而是在于引发我们关于何为中国诗、何为译诗以及中国古诗永恒价值的思考。这部著作提醒我们，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交流与互动。

（作者：王广生，系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诗歌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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